英语的布莱希特

英语的布莱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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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戏剧评论系列。翻译文章，选自1981年7月16号版伦敦书评。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 Brecht），共产主义诗人和戏剧家，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纪念标志。对于这种情况，他也许会问，现在不是考虑吹捧他的时候吧？

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问题之一在于他的艰难的谈话方式，和不讲情面的话语，其中某些鲁莽的语言、一种朴实的率真不仅被大众广泛地接受，而且还归于他的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这些都是成就他最终成为布莱希特的原因（另一种说法是成就了布莱希特称为为一个基本上很流行的作家）。但是他写作中的困难内容也让我们经常回到他的创作前期，基本上在上个世纪二O年代和三O年代的时候；那时的“流行”，很显然的是来自左派的、没有问题的定义术语；此外,他的写作内容中还有一些来自法西斯的、艰难的、直接的谈话，所幸的是，两者都以它们无止境的资格和平衡性，超越了大众所接受到的知识共识。

事实上，即使如此，这也是最文明、最高的的文化水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自从能广泛传播和出版资本主义新闻发明以来，所有的立场，包括最正统和最受尊敬的，其内容和方式都至少模拟了一种流行话语，其中一些内容曾经处于中间地带；而在我们自己世界的今天，这样一种朴实的、通俗的、喧闹的和诽谤的版本在一些八卦小报中屡见不鲜，其中所有的内容都只是为权利、财富和现状服务。令人沮丧的是追踪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的一些声音和作品，对于众多的他的风格继承者来说，他是一位真正地激进和受欢迎的记者，放到现在会很非常显然地和骄傲地成为《伦敦》（the Great Wen）和《民生之本》（the Thing）的一部分。同样令人沮丧的还有，在当今的戏剧行话中，还存在着那么多“布莱希特式”对话的回音，它们既是粗暴的、令人反感的，同时又是愤世嫉俗的、愤怒的，只是让观众更加焦躁不安。其中的一些，还在少数激进的剧院中上演，因为它们与基本一致的趋势相关 —— “信仰垃圾” —— 是文化适应权力的一种形式。事实上，正如历史所示，上个世纪二O年代，这种风格在德国经历思想混乱之后，像法西斯主义一样非常容易地进入任何激进的事业。

风格，也就是我们在通常意义上说的形式主义版本，往往是历史的敌人，到现在，这就形成了关于布莱希特形象的问题。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英国契诃夫的说法，对此，我们愿意称呼他为一个英国的布莱希特。在英国戏剧舞台上，他的有关历史失败的嘲弄式的分析、以及他自己的阶层惯性，首先一举转变为一个迷人的狂想、和偏心的、时髦的、异想天开的、编年史，开始脱离这个从事分析研究和教学的剧作家的具体的知识和观点，然后才是艰难的谈话和开放的舞台剧。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版本甚至进一步减少了布莱希特的痕迹。

就这样，他的戏剧成为了最有说服力的英语拟案，虽然不确定，但是开始变得有趣起来。他成为了一个拥有一个全人类的心脏、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头脑的剧作家，他属于西方文化世界，同时（当代理论研究显示）拥有东方意识形态。在他的任何一个版本中，那些反抗情绪的谈话、概括性普遍意义上扩散的疑问、以及现代主义暴露的行动机制，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作为一个风格，同样也是可以接受的。即使在他的最简洁的版本中，他依旧是剧院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你还可以期待看到的是，它们其中包含的、古老的、混乱懵懂的神秘性、和凌乱的人类状态。

写到这里，我不禁会问，难道《勇气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中，不就是一只艰难的衰老的鸟类，不顾一切进行到战争中吗？在戏剧《伽里略传》（Leben des Galilei）中，伽里略不也是无论怎样喜爱地球、喜欢美味的肥鹅，、屈从于不可避免的压迫、无奈地称他的权利为谎言，但是实际上依然像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一样，继续着自己的探索研究吗？至于《三文钱的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中的恶棍们，和今天我们看到的、遍及我们周围的、所谓的坚实的公民的、大多数相比，他们不是看起来更重要、更人性化一些吗？难道他们引起的震动，不仅仅只是在剧院里吗？

按照通常的写作手法，在评论任何一位作家的时候，写作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截取这位作家的某些言论来加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写作有关布莱希特的评论时却是毫无益处的。英语的布莱希特，和其他的英国正统观念一样，不管是现场还是后场，都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产生这样的情况。他当然愿意自己的思考与众不同，但是他的心和他的胆量消除了他这种想法；他也很清楚，我们真正喜欢的是在谈话结束之后的内容：交易、迁就、娱乐；战争、肥鹅、生活的和时尚的犯罪和欺诈。当然，我们都想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都想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布莱希特一再地展示给我们的世界却是，生活中一切都是何等容易地陷入错误的境地，我们多么容易自欺欺人，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消极失望，毕竟人类的生活总是充满了突如其来的惊喜。

这个阅读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以精确的细节完美地对应了过去三十年来（原文中的时间，应该为文章写作时间1981年推算而成，与如今的时间推算自然有一些出入，不要混淆，以下同——译者注）的感觉上的主导结构。它是一种奥威尔的版本，但是又多一些习惯性和服从性，这也解释了，在英国戏剧领域中否则会令人困惑的事实，其中两大主要影响的戏剧家，其影响力在过去二十年中往往都是截然相反的——布莱希特和贝克特（Beckett）。贝克特的冰冷的清晰度没有给怀疑和疑问留下任何空间余地。人类的事业注定是慌乱地，注定会失败的；我们一边玩游戏一边等待世界的末日。当布莱希特阅读到《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时，他非常想创作出一部同样的戏剧回应贝克特：只是希望来得太迟，随后，一个不同的创作过程替代了所有的心愿和想法。

贝克特的观点实际上是相当绝望的，但是在戏剧舞台上，演员们凭借自己高超的演出技巧，巧妙地掩饰了绝望的部分，充分展示了它内在的娱乐活力。很显然，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可以轻易参与的游戏：黑色的绝望、整个完全的自欺欺人、在等待翅膀之潜藏的、不可避免的暴力：但是最终，依旧给予了观众一个时尚的、娱乐的戏剧夜晚。早在上个世纪二O年代，在德国戏剧创作领域，布莱希特就关注了这些内容，并且表示自己强烈的反对态度，因此相信他一定不会很惊讶，如今他的创作被完整地吸收到了新的主导结构中。他的中心意图依旧还是找出经常出错的原因，从而引导我们进行正确的思考，以防旧病复发，避免同样的老错误。现在让我们尝试着把这个中心意图稍稍转移一点，让它们开始涉及到我们的错误，让它们开始人性化和自我化的转变，总之一句话，让戏剧转向。当然我们都想拥有不同的生活，麻烦的是，我们不知道一种怎样的生活，以及怎样去发现这种不同的生活。错误可以避免，但是它们却不能够。结束游戏。

英语的契诃夫从来就没有任何异想天开的内容，它在高声播放某些音调的同时，将其他的调子调低；英语的布莱希特的情形和契诃夫非常相似。《伽里略传》中的最后一幕，演讲的手稿胜利地跨越到前沿，但是在一个封闭型的圈子，而那些被伽里略启蒙和指点的男孩子们还在继续谈论着女巫，只能被忽略，正如创作过程或者生产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戏剧倾向于完全不同的意义。

然而问题比这样的说法要更加深入。布莱希特寻找历史实例，作为一种能够给予我们教训的方法，其内容不仅只是关于历史的，而且是关于当代世界的。这种理论方法很快就吸引了我们，并被我们所接受，但是就伽里略传里的情况来讲，伽里略的现实问题是找出那些怀疑日心说的人，和那些认为日心说是对社会和道义的颠破的人；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在所有人眼里是一个智慧的英雄、和一个真正的、无所不能的、自由主义者。

布莱希特的基础论据当然更加复杂。他认为，伽里略的最高价值不是在于知识方面，甚至不是在有限意义上的真理。在布莱希特的版本中，中心问题是知识的使用和来源，而这正是伽里略的最深切的背叛，他削减甚至切断了知识与平民教育和福祉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这个背叛出发形成的漠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允许科学技术和研究向政客和军事首领提供原子弹。结论：在当时有关地球和太阳的争论中，伽里略被认定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他不仅展示出来自己是正确的，而且让我们认识了他。

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区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影响效果。英语的布莱希特更加明显的是两者的结合。辩证法已经被削减为一种公开分期的方式：他自己也说，“剧院可以进行任何事情，把它们戏剧化，演出它们”。话虽如此，但是他自己依旧面临着一个更困难的难题。在他众多的左派创作时期时，布莱希特相信流行的常识。即使如此，它还是陷入了错误孤立的境地，它与当时的理论现实格格不入，其中在正统的列宁主义信念中，知识分子有责任和义务向人民传达真理，并且反对和抵制所有的教堂和国家的一切权利。伽里略的事实似乎恰恰符合这种模式：他发现了真相，但是他没有抵制当局。同时，布莱希特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流行的常识：依然谈论巫术的力量。

困难存在于最初的修辞言论中。事实上，和布莱希特经常坚持的观点一样，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而那些被王子和主教先知们认为愚昧无知的劳动者们，对自己所处的所工作的物质世界有着自己的最基本的认识。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物质世界（不参与其工作，但是观察和处理方式学习知识），和政治和经济世界（组织和处理他们的劳动）之间存在着任何可以相互比较的足够的理解。这两种不同的世界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首先，科学和教育能够弥补人们对第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的差距——这是伽里略的模式，而在布莱希特版本中是伽里略失败的衡量标准；第二种差距明显地不同于第一种差距，它知识人们远离第二种知识，只能通过政治组织和教育来弥补（如列宁主义和更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布莱希特版本中的伽里略形象，其中这两种差距通过同一个组织相互连接在一起，真实和完全地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征，即自然科学被认为更普遍的启蒙和解放的前沿领袖。伽里略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历史版本，最接近历史记录和事实：停留在保持纪录；而伽里略作为失败的一般性的解放者，这个版本不是历史，而是后来思想的预测和幻想。

此时，螺丝已经松动。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非常残酷的非常古朽的政治哲学，也开始使用先进的技术，用强大的现代手段分散和模糊无知和魔鬼学（demonology）。与此同时，自然科学正在达到它自己可以视为胜利的高潮：学会控制绝大多数的最内在的事物秘密; 分裂原子核，发明原子能和原子弹的技术。那么，此时的流行的常识在哪里？它会是对抗这些新的破坏力的力量吗？如果不是，那么一定是背叛了，这里，伽里略以默认的创始人形象再次出现。

布莱希特戏剧创作最主要的意义之一是，他经常回顾历史，寻找那些可以作为当代教训的历史内容。在他自己的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右派经常转为确定文艺复兴和文艺改革导致了文化的衰落，以及现代野蛮主义的开始。他不支持这种理论说法，但是在《伽利略传》中，他截取了相同的历史时期的故事，绘制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对这些运动的一次深刻的检查，发现承载着它们发展的历史失败，给野蛮主义带来了新的机会。这是一个慷慨的回答，他的流行的关怀和同情从不曾被怀疑。但是其中投射要素过于明显，并且延迟了面临任何更难的问题的机会。

在某个方面，它产生出一种新的魔鬼学。在左派队伍中，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有了很深的转变：在一些宣传手段的影响下，其身份从解放的前沿领袖一举改变，从好的方面来说，是综合力量，从最糟糕的方面来说，它和核武器一样，是一个毁灭者。在观赏《伽里略传》的一次演出制作时，它的最后场景，是比基尼环礁和广岛的图像的投射，都是都是有史以来最恐怖最可怕的对观众的神经考验。这样的内容当然要比那个愚蠢的贪婪的老人的归化形象好得多，尽管如此众多的愚蠢的老旧的祭司们，只有他发现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

如果说一个非常容易的追溯激进主义的英雄，和甚至更加容易的追溯真理的自负，都是一系列简单的放纵行为的话，那么，布莱希特的戏剧内容从伽利略到广岛也是放纵的：这是一种无知和无知者，即使如果善意逃避困难和责任出于善意的目的。

如果我们学会去面对问题，去关注奥本海默（Oppenheim）和萨哈罗夫（Sakha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