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 靖
Thursday, May 2, 2024
《奥涅金》翻译之争
Thursday, April 11, 2024
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
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
文 / 宿白
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首先要了解城市发展史。要了解城市发展史,最重要、也是最实在的手段,是考古遗迹的辨认。我们有不少历史名城沿用了好多朝代,甚至一直到今天还不断更新建设。这里说的历史名城主要指隋唐以来的城市。隋以前,选地多以若干高地为中心的战国汉代城市,大多由于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的破坏一片狼藉了。隋唐一统后,不少残破的旧城市逐渐被废弃,另在平坦或较平坦的地点,兴建了新城。这类沿用到现代的隋唐以来的创建的城市要注意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近几十年的经验,我们认为首先要辨认这类城市在兴建以后范围有没有变化?城市的主要布局有没有改变,主要是指城门和主要街道的位置有没有变化?还有主要衙署和宗教建筑的位置有没有变动?城垣本身有没有增补?这几个问题基本弄清楚了,这座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包括对老城区进行有计划的妥善安排就心中有数了。现在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个人的认识过程和辨认遗迹的简况,请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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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唐长安城内街坊布局示意图
摘自《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图中粗断线范围为
唐皇城、宫城,细断线范围为唐街道
在现代城市中较系统的追查古代城市的范围和布局,是从1958年初,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中发表《唐长安城探测复原图》引起的。这幅图是把隋唐长安外城城基遗迹实测到现代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图上有比较清晰的明清西安城城垣(图一)。明清西安城的南垣、西垣很长一段,据文献记载是利用了元奉元城(西安,元时为奉元路治)的南垣、西垣,而元奉元城又是沿用了隋唐长安的皇城。以上记载已被近年考古工作一再证实。根据元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奉元城图》中所标出的地名(图二),我们知道今天西安南大街即图中的“旧安上街”,甜水井至桥梓口即“旧含光街”,东大街西段即“旧景风街”。上述这些地点,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石刻长安图上(图三),又知道都是唐皇城内主要街道;于是吕图所绘毗邻这几条旧街道的唐尚书省、将作监、少府监、太庙等重要衙署的位置与范围也可大体拟定。尤其是唐尚书省,尚书省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其内的正厅(都堂)和六部二十四司的分布,宋人还有清晰的记录。唐以后到解放前,此地一直是陕西地方官衙所在(尚书省的位置在今北大街南端以西,西大街东端以北,羊市至古京兆巷以南,北广济街以东。明建鼓楼大约在尚书省中心偏南的位置。尚书省中心线以东是吏、户、礼三部,为以后历代地方政府沿用,以西是兵、刑、工三部,以后为地方的军队、按察所沿用,今天还是西安市公安局驻地),其内部并未遭到大规模破坏,所以约在本世纪初这里(唐尚书省范围内)曾发现吕大防长安图石刻的残石,近年这里还发现金代京兆府地区所属的一批地方官印。因此很有考古发掘价值。唐皇城以外,再根据吕图和其他唐长安图纸,在陕西文管会的实测图上,还可拟出一些唐长安各坊市的大体方位,在拟定的图纸上,居然发现长安外城的一些街道,甚至有些坊内的街道(十字街)遗迹,还断断续续的分布在明清西安城外的耕地里(亦见图一)。以上这些情况,对照尚存地面上的少量唐代遗迹和近年考古发掘出的迹象,我们拟定的遗迹大部分都被证实了。之后,用同样的方法很快把唐东都洛阳城、北都太原城也作出了初步复原描绘。当然,这两个地点远没有达到复原长安城的水平,但也解决了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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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元奉元城图
采自《长安志图》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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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吕大防唐长安图石刻拓本摹绘图中的唐皇城及其附近部分
底图采自《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第94页后附图三
文化大革命后,城址考古工作开展了。历史时期地方城址的调查是从山西大同城开始的。文献记载大同明初所筑砖城是因辽、金、元三代的西京旧土城增筑的,而辽西京城又是沿用了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兴建的云州城。上述记载从近年拆除大同城垣,在多次贴筑的夯层内所含遗物得到证实(外侧明代夯土层出辽至元瓷片,内里则出汉唐陶片),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同城内的街道布局与隋唐长安洛阳里坊情况相同(图四),即方形城,每面各开一门,四门内街道相通,合组成一大十字街,大十字街四隅的每一隅,又都各设小十字街,保存较好的是大同大十字街东南隅那一组小十字街。这种小十字街范围内又以小小十字街划分,这种小小十字街的地名有些叫“××十字,反映坊里内原来即是以小小十字街为一个城市的较小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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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明清山西大同城平面图
底图采自《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地图3-16
山西大同城这个实例,给我们找唐代地方城址暗示出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方形城、每面各一门,内以大小十字街划分大小区域。我们参照这些现象,在中原北方找到了不少类似,甚至同样布局规格被沿用到现在的唐式城市,其实例有的是从唐代沿用下来的,也有的是后代按唐式兴建的。前者如安徽寿县城沿自唐寿州城,周长6.5公里;小一点的如山东掖县城,沿自唐莱州城,周长4.5公里;更小点的如北京市的属县顺义县城沿自唐顺州城,周长2公里,该城四门内十字街头原建有尊胜陀罗尼石经幢一座,十字路口立经幢也是唐长安某些坊里的作法。后者,即是唐以后按唐式兴建的,如北宋兴建的淄州城,即今山东聊城县旧城(周七里有奇);金建的通许县城,即今河南通许城旧城(周四里),元建的霍州城,即今山西霍县旧城(周九里十三步);明建的馆陶县城,即今山东临淄西南的馆陶县旧城(周四里)。以上这些唐城和唐式城,根据时代的发展,也不能没有改变,只是我们工作不够,目前还不能较有系统地说清楚。
晚唐五代辽宋金又是一个长期动乱分裂时期,但也是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时代。这个阶段出现的新城市的特点,因为调查工作少,现仅能举出几项容易识别的事例可供参考。(一)由于频繁的战争,一种新的带有防御意义的城市街道布局——丁字街流行开来,北宋初在旧太原城东北三交寨新建的并州城就布置了丁字街,略晚兴建的平遥城也采用南北大街不贯通的布局(图五),从元奉元城图看,南北门不对开(图二),此制最晚也当是沿袭宋金。(二)城防的设备加强了,从苏州平江图和桂林修建城池图二幅南宋石刻上可以看到起来的城门和城门外的瓮城、羊马城、马面等建制,逐渐出现和增多。(三)重要衙署、寺观的主要建筑流行了工字和王字平面,如《景定建康志》卷五所录《制司四幙官厅图》中正厅与后堂之间有穿堂相连的工字平面和《府廨之图》所绘前中后三堂以穿堂相连的王字平面;类似的建筑也见于山西繁峙岩山寺金大定间壁画。(四)一些坛庙在城内有了固定的方位,山西平遥和解县的文庙都是大定年间建于城的东南隅,前者大定三年(1163年)修建的大成殿还保存完好,山西蒲州城北垣上建有玄武殿,有碑记重修于正大六年(1229年),雁北一带有好几个县的北垣上原有明代兴建的北极阁,当是渊源于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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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明清山西平遥城平面图
采自《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地图3-14
大批被后来沿用的唐宋城市,在沿用期间的发展变化又如何?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寻?我们认为也有一些,但情况不一,大约有缩小、扩展和改造三种情况。
缩小,主要由于城市因为战乱被破坏废弃之后,压缩到保存尚好的范围,另建较小的新城。最明显的例子是唐末迁都洛阳后,在长安就皇城位置另建的新城。宋金京兆府、元奉元路沿用了它。还有后周、北宋恢复的扬州城,只保存了唐城的东南隅。
扩展,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人口流向城市。这种情况,唐宋以来南方最为突出。扩大的范围以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交通路线而有区别。长江中游的湖南长沙城西傍湘江,所以只能向北、东、南三方发展。江西的赣州城原选址在章水西岸和贡水东岸,即章贡两水合流处,所以它的发展只有向南一途。新扩展和沿用的部分,在里巷布局上,突破了坊里大小十字式街道的拘束,流行了便利交通运输的长巷。这一点,越是经济发展的城市,越反映突出,如晚唐以来兴盛起来的汴州和金时对沿用唐幽州城的辽南京的扩展;宋代繁华的苏杭更是佳例。因经济发展扩展的城市,在北方较少,但北方也有少数因为军事需要扩展的,如8世纪兴建的雄武城,即唐末的武州城,它的遗迹在今河北宣化城内东南隅周约4.5公里的方形地段,此后金、明两代为了北防,向北、向西扩展了唐代的武州城。武州城原来布局的大十字街,还继续被使用到现代。
缩小、扩展城市的范围,对旧城址改变都不太大。缩小了,旧街道还在,放弃的部分大多变为耕田,遗迹埋在地下,如隋唐长安外城。扩展一般不会大变动原来的街道布局。但另有一种旧城缩小被放弃在城外的部分,经过一段较长时期后,又扩展到城内的情况。这种再纳入城内的区域,有的因放弃时间较长,旧迹早已沦没,或被有意破坏:如明初西安府城北扩元奉元城,即把唐末放弃的宫城中部以南部分又扩入城内时,不可能恢复已被破坏的唐宫布局而另行区划街巷(亦见图一);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增筑外城,包括了金中都东半的大部分,其中金宫城中部以东和中都的东北隅,也都只能沿用金亡后,由集居在中都废墟的民众逐渐形成的不少不甚规整的新街巷。对城市原来规划变动或破坏最大的是改造旧城市某些面积较大的地区。历史上这种改造涉及城市较多的,是在明清两代。大规模的改造,明清各出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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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增筑外城后的北京城市布局
《三才图会》之《顺天京城图》
一次是明初分封王子。在封地的城市营建王城。这种王城有不少建在城市中心区域,如成都蜀王城,长沙潭王城,北方如青州的齐王城和后来的衡王城。兴建这类王城都是把原来布置在城市中部的衙署、市场和一部分民居拆了,大小街巷也改了;迁到城内别处的地方衙署,又要重新布置街道和附属机构。因此,这个城市布局,就有了较大的变化。王城也有建在城内一隅的,如大同代王城和西安秦王城,都是建在该城的东北隅。这些王城都是按一定的格式起盖的,如明初兴建的亲王城,都是内建周近2公里的宫城,宫城外再起王城,王城内东南隅建宗庙,西南隅建社稷、山川坛,王城前还要很大面积布置王国衙署和营卫。这一大片地区和它连接的街巷都要改变原貌。
另一次是清代在各重要城市建满洲城,驻防八旗军眷。满州城有的建在城外,如青州满城建在城北,银川满城建在城西。这一类与原城市关系不大,但建在城内的也要大拆大改,如成都满洲城建在城内西侧;西安满城是扩充了明秦王城,八旗校场就建在秦王宫城的位置上,满城的东、北两面即利用西安城垣东面北段和北面东段,西南两面增建在今北大街东侧和东大街南侧,这样西安东门就变成满城的专用东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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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成都的满城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四川全图》
明清这两次改建旧城市,较大规模地改变了原来相沿已久的布局和街道,这是考虑在现在城市范围内复原古城址必须注意的事项:既要注意明清遗迹下面的遗迹,也要注意明清迄现代沿续的街巷如何和以前原有的街巷相互衔接等问题。
在现代城市中研讨古代城市遗迹,是城市遗迹考古中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这类遗迹大面积揭露的条件很难具备;而它又是城市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在城市建设问题上,需要这方面的成果,作为妥善保护老城区的重要参考资料。因此,希望各级领导积极支持、督导考古工作者要更多更快地进行这项工作,如再迟缓,现代的城市正在快速建设时期,很可能有些今天尚存的古代重要文化遗产就被铲平毁废了。
Thursday, March 28, 2024
戎默|微波何地更通词:古诗文疑义谈片
戎默|微波何地更通词:古诗文疑义谈片
眼波与微波
水波常用来比拟美人的目光,盖由水波盈盈,澄澈明亮,正如美人之含情脉脉。这个比喻古诗词中多有,像屈原《招魂》之“嬉光眇视,目曾波些”、李煜《菩萨蛮》“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王观《卜算子》之“水是眼波横”之类皆是。以至于后世古诗词的解读者,在看到水波之类的表达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美人的眼波来。最近读到《元明清词鉴赏辞典》解读赵文哲《凄凉犯·芦花》一阕中“沧江望远,微波外,芙蓉落尽秋片”句,说:“‘微波’,此指微小的波浪,但该词又可指女子的眼波,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就有‘托微波而通辞’之句。”该词首句云“沧江望远”,微波双关为眼波,着一“望”字,倒也不错,只是所引《洛神赋》“托微波而通辞”的“微波”,印象中通常的理解应该就是“细微的波浪”。因该句是《洛神赋》主人公宓妃的仰慕者“余”在看见她的美貌后,想要向她表白,但苦于“无良媒以接欢”,于是只能“托微波而通辞”,即将自己的心事托付给洛浦的微波,希望能让女主人公知晓。此处的“微波”如何又指眼波呢?应该是解读者理解一时的失误吧?但查考之下,才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对“托微波而通辞”一句的解释,大部分《文选》及曹植赋的注本,都认为“微波”应该解释为“风波”“水波”一类实体的波,如文选五臣注:“既无良媒通接欢情,故假托风波以达言辞。”张启成、徐达注译的《文选译注》也明确注释“微波”为“细浪”。且古人用此典故,意义比较明晰的,也都理解为实体的水波,没有理解为眼波的。如张九龄《杂诗》“江上托微波”(托微波于江上,则乃见江水波涛而感),严复《再题惜别图》“微波何地更通辞”(意思即什么地方的微波可以通辞呢?似也以实体的水波解释更为合理)。但又有不少古典文学的注本,在涉及“微波”“波”之类的词,代表眼波时,都会引用《洛神赋》里的这句“托微波而通辞”,比如苏轼与谢绛集中互见的《菩萨蛮》词“微波先注人”句,邹同庆、王宗堂校注的《苏轼词编年校注》解云:“曹植《洛神赋》:‘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波,指目光。”又关汉卿散曲“秋水双波溜”,蓝立蓂《关汉卿集校注》亦引该句,云“波,目光”。甚至连《汉语大词典》“微波”词条第三个义项“指女子的眼波”所引书证,第一条也是“托微波而通辞”。“托微波而通辞”一句,用来证明微波为眼波的说法,似有些根据,并非一时误解那么简单。
再细查各种收录《洛神赋》的选本,发现将“微波”解释为眼波的权威注本也并非没有,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解释这句话说:“只好凭借水波传达言语。一说,波指目光,即《楚辞》‘忽独与余兮目成’之意。”瞿蜕园是文史大家,其引“一说”,且还简单陈述了理由,所言必然有据,想必是在他之前,有人提出过微波解释为目光这一说法。追究之下,可知这一说法其实出自祝文白(廉先)先生民国时发表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上的文章《文选六臣注订讹》,他在考订“托微波而通辞”这句五臣注时说:“(五臣之说)殊谬。按波谓目光,微波通辞,即以目示意,如楚辞‘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之意。”如此,“微波通辞”之“微波”解释为眼波或目光的渊源算是找到了。
但祝文白先生之说是否正确?诚然,“微波”在很多地方确实应解释为眼波,如将此句独立来看,将“托微波而通辞”解释为眉目传情也算怡然理顺。但结合《洛神赋》上下文的语境来看,“余”见到“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产生仰慕之情,自属远观不得相见的状态,因此才需要托洛浦之微波来表达心意,如竟能以眉目传情,何不向她直接表达?且“余”与自己仰慕的女神,又何敢含笑流眄地调情?类似的表达在同时代人的诗文里也能找到。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有“仰讯高云,俯托轻波”的说法,此处十分明显地指水波。托水波来传递心意,应是当时比较惯常的表达。如此,其实祝文白先生对“托微波而通辞”的“一说”是想当然而靠不住的。
中国文学作品因其语言的多义性,且修辞之比喻、通感之类绝多,在理解时往往会产生不少歧义,这些歧义往往要通过语境的理解来判断是非,有时语境的理解尚且不够,还要借助外界的“本事”,即作品产生的背景来判断。如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写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句,宋代时就流传有异说云“襟领为船”(见《冷斋夜话》),意思是李白见了天子也不正衣冠,不把领子拉好。此说则宋代程大昌《演繁露》中即引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云云批驳,认为说的正是李白喝醉酒不能登舟,皇帝令高力士扶的“本事”。后世注本如《杜诗详注》《杜诗镜铨》以至今人的《杜甫集校注》也都接受了范碑本事的说法,以高力士扶之登舟的说法为正解,几无异辞的。但有些词汇,即使“本事”也说得不清不楚,导致后世颇有怀疑,最终也无法说清其意思到底为何。如陆游诗《龟堂》“夭矫竹如意,鳞皴松养和”之“松养和”,出自《新唐书》卷六四《李泌传》:“(李)泌尝取松樛枝以隐背,名曰‘养和’,后得如龙形者,因以献帝,四方争效之。”“隐”有倚靠之意,故后世多将“养和”解释为靠背,如明代谢肇淛的《五杂组》说:“养和者,隐囊之属也……今吴中以枯木根作禅椅,盖本于此。”所谓隐囊,就是《南史·后妃传》中记录的一种软背靠垫。然而宋人诗中有“宴坐一枝松养和”(汪藻《寄呈寿基致政左司》),既然是靠背,如何言“一枝”?又宋人朱翌《睡起》诗云“假手爬搔松养和”,则似乎“松养和”又像是后世痒痒挠一类,因此,曹庭栋的《老老恒言》就说:“隐背,俗名搔背爬。唐李泌取松樛枝作隐背是也。”则又以为是搔背的工具。从“隐背”字面意思来说,靠背似乎更为得之,但从后世的一些用例来看,似乎痒痒挠也有道理,“松养和”究竟是何物,倒是也一时无法说清了。
东坡的胖瘦问题
有些难以索解的诗句倒并不在其本身的意义,而在于诗句的表面意思似有悖于我们了解的常理。像苏轼的这首《黄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江夏无双种奇茗,汝阴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雪汤生玑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列仙之儒”一联,乍看之下当是苏轼的自比,也正应了黄庭坚写给他的诗“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四句,把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比作天上仙人的话。但总觉其中有些矛盾,因苏轼在人们印象里应该是个胖子,他也常常以胖自居,像他的《宝山昼睡》诗云“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虽然是夸张之语,但他似应自认为是个高大的胖子无疑,这里因何又说自己“瘠不腴”呢?考察该诗的注解,像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等先生校注的《苏轼全集校注》,就说:“苏轼自言其瘦。”也许是他经历了乌台诗案、流落黄州等事件,人也憔悴清瘦了吧?但他高大的身影总觉得与“瘠不腴”那样的清瘦干瘪有些不惬。
细思之下,这句话尚有另一个矛盾。即“列仙之儒”的事典也出自司马相如。《汉书》相如传即云:“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臞即瘦,正所谓“瘠不腴”也。司马相如所说的列仙之儒正是“瘠不腴”的,如果苏轼自居是个瘦子,那后一句“只有病渴同相如”的“只有”又没有了着落,因为自己的瘦也和相如的“列仙之儒”是相似的,何来“只有”之说呢?如果相如传的原文是“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腴”,而苏轼反用,说我这个列仙之儒是“瘠不腴”的,只有病渴像他,倒反而说得通。那么难道是苏轼看到的典故版本与我们不同吗?
其实,苏轼在任翰林学士时期没有变得清瘦,他使用的典故与我们看到的版本应该也是一样的。对这句话的理解,倒是要拐一个弯:把“列仙之儒瘠不腴”句理解为假设之词,且句意有所省略,即:按司马相如所说,列仙之儒本该是“形容甚臞”瘦而不胖的,(但我胖而不瘦,)只有容易口渴喜爱喝茶这点还有点像司马相如。这句话与《史记·冯唐传》中文帝说“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有些相似,并不是说我得不到廉颇李牧为将,我就不忧匈奴了,反而是说我得不到廉颇李牧为将,(但我如果得到了他们,)我就不忧匈奴了(可参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十八《省略》之“语急省”)。只是苏轼诗省略的是自己的实际情况,文帝的话却省略了假设之词。如此,“列仙之儒瘠不腴”,其实是说,你黄山谷把我比作天上玉堂的神仙,但神仙都是瘦子,我却是个胖子。苏轼其实不是“自言其瘦”,反而是“自言其胖”了。
这让我不由想起了在寂潮先生绛帐之下聆教时他对我们的教导,他说中国的文学作品,很讲修辞,但少讲语法,尤其是诗词。比喻、象征等手法之外,还有押韵、平仄、对仗之类,但一句话中词语的语序是根据平仄调整的,可倒装、可顺叙;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并列、因果、转折、递进、假设等等,这一切都靠阅读者自己根据语境、所了解的背景、掌握的知识甚至是想象力去领会与悟入作者的意思。诗词的理解,难点并不在字词的疏通,更不在我们后来学习的所谓古代汉语语法的知识积累,而在于一颗能“悟入”作者的心,而“悟入”之心,有时在于有相同的创作体验,先生一直力主我们去学习写作旧体诗词,用心正在此处。
校勘的迷思
寂潮先生也曾向我提出过一个他的疑问。赵嘏的《忆钱唐》颈联“桂倚玉儿吟处雪,蓬遗苏丞舞时腰”,他说总疑其中错了几个字,考我错了哪几个?我说,下句平仄不协,苏丞的丞字似乎错了,按照前面的对仗,此处应是另一个美人,可能是“苏小”之讹。他说,对了。另外,飞蓬无形,如何似美人舞时之腰?我说,哦,蓬可能是莲之讹。他说,是。我疑遗字也有错。之后他又让我查查该诗的各个版本,但我查遍所有收录该诗的《又玄集》的版本,又查了今人辑录该诗的《全唐诗补编》《唐人选唐诗》等书,该句都作“蓬遗苏丞舞时腰”,没有异文的。我把这个结果告诉先生,先生说:“哎,如此按照古籍整理的规范,只能说是疑误,却不能遽定与遽改了。但此句应是传写讹误无疑。”先生虽是一位诗人,但同时又是古籍整理的专家,面对没有版本依据,也只能无奈了。
没有版本依据的“疑误”,自己在阅读中也常会遇到。一次一位朋友问我《雪庵清史》卷五《清福》“弄孙”条“含饴以弄……开伊山之笑颜”中“开伊山之笑颜”句出自何典?查考再三,才发现此典当出《伊川文集》卷八《家世旧事》:“家人未尝见笑,惟长孙始生,一老妪白曰:‘承旨新妇生男。’微开颜曰:‘善视之。’”这是程颐回忆自己祖父程羽的文字。但程羽并没有“伊山”的别名、字号,此想是作者将其径用作程颐之事,又把“伊川先生”之“伊川”讹成“伊山”之故了。《雪庵清史》版本不多,可据者亦仅此万历刻本,所幸典故较为明晰,此处径改倒也是无妨的。
但有些地方自己的“疑误”,在面对版本的铁证面前也只能无奈了。最近读到陈维崧的一首词《过涧歇·暨阳秋城晚眺》:“坏堞颓关暮烟积。悄乎无人,只闻江声千尺。混茫极。恍见水仙海妾,采月金鳌脊。吾长啸泉底,恐惊织绡客。春申遗垒在,古戍吹笳,乱洲伐荻。碎把阑干拍。沙草无情,不管兴亡,朝朝暮暮,西风只送巴船笛。”总疑“乱洲伐荻”的“乱”字当为“新”字之讹。因“新洲伐荻”用的是刘裕微时“伐荻新洲”,射杀大蛇,显露王者之气的典故。后世如顾炎武《江山》:“何处是新洲?日入秋砧响。闻有伐荻人,欣然愿偕往。”便用此典。从词中看,“春申遗垒在”之下,已是怀古书写,用新洲伐荻之典,也较为合适。“古戍吹笳”对“新洲伐荻”似也较工整。如用“乱洲”,虽亦可说用“伐荻”之典,但“乱”字总无着落。惟此处平仄,依照宋人《过涧歇》的常格,用仄声恰当;但陈维崧所填之《过涧歇》与宋人之格本就不同,字数、平仄皆大不一样。而他自己填的另两首《过涧歇》“春申遗垒”下三句处,一首云:“寺松三百本,雨溜苍皮,霜彫黛甲”;一首云“居民燃楚竹,散诞陶渔,岩栖涧食”。“霜”与“岩”倒都是平声字,如此说来,按照陈维崧的习惯,此处填平声的“新”,也是有可能的。
但版本的依据却使我的“疑误”落空无据。遍检迦陵词诸本,甚至像《词莂》这样的选本收录的该词,皆作“乱洲伐荻”,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南开大学藏的,被认为是陈维崧亲定甚至是亲抄的《先检讨公手书词稿》,其“土集”收录此词,该句亦正作“乱洲伐荻”。不过,我也尚不死心,即使是作者亲笔,也有可能抄错吧?亦或他曾经在构思此词时,用伐荻的典故,写的是“新州伐荻”,在修改时因平仄以及要突出荒凉的意境,改作“乱”字,反而失了照应,也是有可能的吧?但在版本的铁证面前,我的猜测只能算是无中生有的“瞎猜”了。
扶乩与托梦
在面对古诗文中难解或不解的疑义时,曾不止一次地想象,如能找来古人当面对质,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样的想象其实在古人的世界里也有,而他们也脑洞大开,更想到了几种对质的方法。其一是扶乩,扶乩即以人为灵媒,利用一些方法,将神明请来附身问卜。在学风大盛的清代,这一方法居然被学者用来请出已经作古的学者来问学术问题,但神明往往又答不上来,从此穿了帮。《阅微草堂笔记》记录了这么一件事:
吴云岩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奥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太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已词穷而遁矣。
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我们现在多认为是明人吴承恩,但也并未坐实,学界有不少人持怀疑的态度。在明清时更并不明确,很多人都认为该书就是元代长春真人丘处机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因此对《西游记》小说有疑问者便扶乩请出丘处机来问问。当问到他是不是《西游记》的作者时,长春真人笃定地说:“是。”然而问者显然有备而来,又追问说,那您写的时候是在元初,《西游记》里却有很多明代的制度,您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位长春真人的神明一时语塞,只能不答,假装已从灵媒身上离去了。
可见扶乩的办法并不很靠谱,比较靠谱的办法可能是托梦。苏轼《记子美八阵图诗》云:
仆尝梦见一人,云是杜子美,谓仆:“世多误解予诗。《八阵图》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谓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意,此为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犹不忘诗,区区自明其意者,此真书生习气也。
苏轼对《八阵图》一诗的解读,说来自杜甫的托梦,作者亲自将写作意图告知,如此他的说法必能板上钉钉了。但反过来想想,即使苏轼的梦不是他为了增加自己说解权威性的胡编乱造,按照现代科学对梦的解释,也只能说是苏轼“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诗想魔怔了,以至于诗人与诗解都进入了梦中。梦寐之间,犹不忘诗,他所谓的“真书生习气也”,正可移之自评。
扶乩与托梦自然是古人想出来的段子,做不得数的。看到“托微波而通辞”,我想到的办法也许更简单一些:如历史的长河中,有可以来去自如、可以通辞的微波,让我们把这些前代作者留下文本中的疑问一一问询,让他们一一作答,倒是一个办法。然而,“微波何地更通辞”,又有哪里的微波可以做到这点呢?面对前人留下的疑问与异说,除了勉力求之,也只能在说解中留下一个个“存疑俟考”或是“一说二说三说四说”了。
Friday, February 23, 2024
戴从容:翻译的灵感与技艺
Wednesday, February 21, 2024
艺术与学术(贡布里希)
艺术与学术
徐一维 译
贝诺佐·戈佐利在里卡尔迪宫画的壁画
吉兰达约,《教皇批准圣方济各会》,
佛罗伦萨圣三一教堂
[1] 1452年7月致尼克拉斯·冯·怀尔[Niklas von Wyle]的信,收于沃尔康[R. Wolkan]主编的《书信集》[Briefwechsel](维也纳,1918年)。
[2] 伦敦,1954年。
[3] 《年鉴丛刊》[Cahiers des Annales](巴黎,1949年)。
[4] 《历史:其目的和方法》(伦敦,1950年)。
[5] 《时代周刊》[The Times](1956年3月23日),自从这些文字段落刊出之后,大英博物馆开始安排晚间开放。
[6] 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S. Huxley]和赫登[A. C. Haddon],《我们欧洲人》[We Europeans](伦敦,1935年)。
[7] 《历史表现中的审美因素》[Het Aesthetische Bestanddeel Van Geschiedkundige Voorstellingen]收入《著作集》[Verzamelde Werken](哈勒姆,1949年),第7卷,特别是第24—25页;以及《17世纪的荷兰文明》[Nederland’s Beschaving in de zeventiende Eeuw],出处同上,第2卷,第415—416页。
[8]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纽约,1953年)第15页。
[9] 《寂静之声》(伦敦,1954年)。
[10] 《名人传》[Le Vite],米拉内西[Milanesi]编辑(佛罗伦萨,1878—1885年),第7卷,第657页。
[11] 文献同前,第7卷,第686页。
[12] 文献同前,第1卷,第243页。
[13] 参见我的论文《文艺复兴的艺术进步观及其影响》,载《1952年7月23—31日阿姆斯特丹第17届国际艺术史大会文件汇编》(海牙,1955年)第291—307页。
[14] 文献同前,第2卷,第93页。
[15] 文献同前,第2卷,第94页。
[16] 潘诺夫斯基《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收入《视觉艺术的意义》(纽约,1955年),第1—25页,尤其是第9页。
[17] 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伦敦,1957年)。
[18] 《交流理论与人类行为》[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Human Behaviour],收在《交流研究》[Studies in Communication],本杰明·埃文斯作序(伦敦,1955年)第45—67页。
[19] 尤利乌斯·冯·施洛塞尔[Julius von Schlosser],《视觉艺术的风格史与语言史》[Stilgeschichte und Sprachgeschichte der bildenden Kunst],载《巴伐利亚科学院论文集》[Sitzungsberichte der Bay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Hist](1935年),第3—39页以及奥托·库尔茨[O. Kurz]《尤利乌斯·冯·施洛塞尔;个性—方法—工作》[Julius von Schlosser;Personalità-Metodo-Lavoro],刊于《艺术评论》[Critica d’Arte d’Are],第11、第12期(1955年),第402—419年。
[20] 《语言:言语研究导论》(伦敦,1921年)第232页。
[21] 《爱斯基摩艺术家》(埃森纳赫,1953年)。
[22] 文献同前,第1卷,第241页。
[23] 埃德温·阿瑟·伯特[E. A. Burtt],《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伦敦,1925 年),第93页起。不过,也可参见卡尔·波普尔的文章《关于人类知识的三种观点》[Three Views concerning Human Knowledge],刊于《当代英国哲学》[Contemporary British Philosophy],刘易斯[H. D. Lewis]编,第357—388页。现重印于《猜想与反驳》(伦敦,1962年)。
[24] 文献同前,以及《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伦敦,1945年)。
[25] 《风格问题》[Stilfragen](维也纳,1893年)。
[26] 尤利乌斯·冯·施洛塞尔,《维也纳美术史学派》[Die Wiener Schule der Kunstgeschichte],载《奥地利历史研究所通报》[Mitteilun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Instituts für Geschichtsforschung],第13卷,第2册(1934年),尤其是第186—190页;迈耶·夏皮罗,《风格》,载《当代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克罗伯主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尤其是第302页以及我的文章《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载《艺术的亚特兰蒂斯书》[Das Atlantisbuch der Kunst],M. 许尔利曼[M. Hürlimann]主编(苏黎世,1952年),尤其是第658—661页。
[27] 约翰·赫伊津哈[J. Huizinga]编,《文艺复兴的问题》[Het Probleem der Renaissance],引证第4卷,第231页,以及《文艺复兴和现实主义》[Renaissance en Realisme],出处同上,第276页;福格森[W. K. Fergusson],《对文艺复兴的历史思考》[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48年)。
[28] 《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伦敦,1901年)第23页。
[29] 《历史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甘斯编辑(柏林,1840年),第493页。
[30] 《多梅尼科·吉兰达约在圣三一教堂》[Domenico Ghirlandajo in Santa Trinita]和《弗朗切斯卡·萨塞蒂的遗嘱决定》[Francesco Sassettis letztwillige Verfüg-ung],收于《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柏林,1932年),第95—158页。
[31] 《希腊象征符号的解释方法问题》,载《雅典娜神殿》[Athenaeum]第34卷,第3、第4分册(帕维亚,1956年),第239—248页。
[32] 《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则》,瓦尔堡研究丛书,第19卷(伦敦,1949年)。
[33] 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在上述所引的书中,第311页;克里斯,《艺术中的心理分析探索》(纽约,1952年)第21页。
[34] 《艺术与错觉》(纽约和伦敦,1960年)。
《奥涅金》翻译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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