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朗诺著，陆文虎译
本书选译的有关文学和思想的随笔，其作者是当代中国文坛一位最知名的人——以这样的字眼形容钱锺书也许不甚妥当，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总是避之若浼，而且因为他曾在作品中花费很多精力讽刺那些沽名钓誉的人。
尽管作者极为自谦地把这部著作称为"管锥编"（钱锺书所认可的英文译名是：Limited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但因其文心的创辟和中西文学知识的广博，该书于1979-1980年初版后，迅即好评如潮（1）。这部煌煌四卷的巨著已再版多次，由此衍生的研究专著、索引和导读，不必提及单篇的文章，也已经盈箧满架（2）。此外，《管锥编》重振了钱锺书早年著作的影响。那些著作包括一部长篇小说、一些中短篇小说和其他博学的著作。因此，囊括了钱锺书作为学者、散文家和小说家等多方面成就的"钱学"，正如刊有国内外许多学者文章的学术丛刊《钱锺书研究》所说，已成为一门新的学问（3）。《管锥编》现已被公认为是钱锺书对中西传统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管锥编》的重要性在国内彰显之时，在海外却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胡志德（TheodoreHuters）研究钱锺书的精审专著（《钱锺书评传》，收入《退恩世界作家丛书》）杀青之际，《管锥编》刚刚出版。因此，虽然胡志德对钱锺书的其他著作都辟专章论述，却未及专门讨论本书。他只是在前言中提到，《管锥编》博大精深，仓促间无法论述。国外的翻译者们也都绕开《管锥编》。钱锺书的其他著作已被译成外文（例如长篇小说《围城》有英语、德语、日语和俄语版，一些早年的随笔有法语和英语版），但是《管锥编》却被略诸。毫无疑问，本书独特的文体和行文（下文还将论及），促成了这种忽略。实际上，甚至在中国学者中，《管锥编》也因其书证繁富和结构奇创而被视为天书。想来这些原因也阻挡了国外的专家进入其中去开掘宝藏。以迄于今，西方学术界唯一对《管锥编》进行了解释性研究的是德国人莫宜佳·莫芝（4）。
钱锺书1910年生于无锡一个世代诗书之家（5）。其父钱基博是一位著述淹博的国学大师，以对经史子集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著名于世。在钱锺书一周岁生日时，钱家根据当地习俗让他"抓周"。他伸手抓了一本书，家里人大喜，遂为他取名"锺书"。现在看来，这一抓真是不可思议。
幼年钱锺书对中国旧小说饶有兴趣。这个少年不同寻常的阅读爱好、其惊人记忆力、其顽皮的想象、其书本知识等等，颇受当时人们的好评，其中包括无锡同宗、著名学者钱穆。小男孩性情中的另一面，令其父颇不满意。在伯父的溺爱下，他常常"痴气"盎然地胡说乱道，口无遮拦。九岁时，为了改变心性，父亲为他取字"默存"。意思是叫他少说话，但是收效甚微。
小学毕业后，钱锺书和堂弟到美国圣公会在苏州、无锡办的中学读书。那里用中英文双语教学。钱锺书曾透露，他因读林纾的翻译而对英国文学名著大感兴趣。英语水平有所提高后，他开始阅读原版的英美文学著作。这是他对外国文学的最初爱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掌握了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与此同时，钱锺书的中文也日臻纯熟。十七岁时，文章已写得很有乃父的神韵（常代父亲写信或撰文，例如曾为钱穆《国学概论》作序，出版时署名钱基博）（6）。
1929年，钱锺书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他的中文和英文成绩极为跳出，以至虽然数学只得15分也被破格录取。当时清华的教授中不乏一流的知识分子，诸如朱自清、叶公超，以及外文系的外籍教授如I·A·理查德、R·D·詹姆逊等。钱锺书最尊敬的老师吴宓是美国哈佛大学欧文·白璧德教授的高足。后来，钱锺书对吴宓的总体欧洲文学史知识、强调文学的连续性、主张比较文学研究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等观点，大加称赞（7）。师友同窗回忆当年的钱锺书，印象最深的是，他博览群籍，外文造诣极深，考试时总是第一。但是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吴宓曾对学生感慨道："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8）
钱锺书清华毕业后到上海，一面在光华大学教外国文学，一面编辑英文《中国评论周报》。两年后，钱锺书获得庚款赴牛津大学留学。此前在清华时，钱锺书已与无锡同乡杨绛订婚。杨绛那时也正在学习外国文学，后来她凭自己的实力成为知名作家、剧作家和翻译家。他们于1935年结婚，随后同往英伦留学。钱锺书在牛津大学读了两年，对希腊和拉丁经典以及欧洲文学进一步深造。他完成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得B.Litt.学位。作为在牛津获此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钱锺书毕业时曾被提名担任高级讲师。为了陪同杨绛去巴黎，钱锺书谢绝了这个提名。第二年，两人在巴黎大学进修拉丁语系文学。
到钱锺书归国的1938年，中国已是满目疮痍。日本在1937年入侵中国北方，直到1940年代初，沦陷区不断扩大。国内的大学或者解散或者撤退到边远省份重建。大批作家和知识分子滞留在沦陷区。尽管钱锺书和大家一样艰苦备尝，战争年月还是他最高产的时期。回国之初钱锺书进入由母校清华大学等高校组成、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担任教授。一年后，他和父亲会合。这两父子同时在位于湖南西南部的蓝田师范学院任教。1941年，钱锺书回沪看望妻子和生病的岳父。因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淞沪地区被日寇占领，钱锺书只得羁留上海。整个战争时期，钱锺书和杨绛一直居住在法租界。钱锺书有时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书。杨绛则开始创作剧本，若干剧目在战时堪称繁荣的上海剧院上演。这些成功给她带来声誉，也使她有所收入能贴补家用。抗战胜利前，钱锺书一直在上海暨南大学担任外语教授。在此期间他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辑《书林季刊》。战后，钱锺书出版了写于战乱期间的《谈艺录》和《围城》，这两部书使他声名鹊起（三十年后，《管锥编》才出版）。当然，此前他已经发表过很多著作。最初的是学生时代发表在校刊和文学杂志上的中英文书评和短文。这些早期的批评涉及一大批中西传统的作家和观念，用中文讨论的有休谟的哲学、中国画与诗的关系、翻译理论、许多评论（例如对西惠儿《美的生理学》的评论）、对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所作批评，还有一些游戏、讽刺笔墨辑为《写在人生边上》等；用英文写成的有《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苏东坡诗》序言、《现代英语随笔选》序言、亨利·博纳德《皮尔·马修·瑞奇》评论等。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表明了钱锺书同时研究中西文学的兴趣，他的智慧和他对各种教条，尤其早期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偏见的不耐烦。那时，钱锺书身居僻域的时候居多，他与当时喜欢自由体新诗的诗人不同，发表了不少旧体诗。直到1995年这些诗作才得以结集出版（9）。
《谈艺录》是研究中国旧诗的随笔和札记，于1948年初版。书中主要评骘唐宋诗家作品之风格，后世重要的诗话、诗评著作均被征引或评述。《谈艺录》自身的风格成为多年来评论的题目。此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博大精深，并且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钱锺书通过引经据典来表达观点。他很少用自己的声音讲话，而是将不同书证捉至一处从而引发争议。此外，他的风格是突然改变论题，随兴之所至而头头是道。这部艰深著作对传统中国诗学微妙的洞识，胡志德在《钱锺书评传》中业已详论。
在钱锺书的全部著作中，《谈艺录》是最类似《管锥编》的。两者的区别有启示意义。后者论及的范围更加宽泛，该书英文书名的副标题"关于观念与文学的随笔"暗示，钱锺书已经远远超出中古以来的中国诗学，其范围涵盖了整个中国人文传统。钱锺书的美学考虑已经从文学扩展到了视觉艺术（书法和美术），他对建立文学和哲学、宗教间的联系更有兴趣。《管锥编》中用了大量比较。虽然钱锺书对西方文料的征引在《谈艺录》中已很突出，但他对西方传统文学和现代批评的了解在此期间又有明显增进，他对比较研究效用的信心更坚定了。然而，更不同的是，同样是随笔和札记体著作，《管锥编》却处处体现钱锺书独特的风格，表明作者寻到了表达自己心声的方式。《管锥编》使钱锺书比其在早期著作中自许的更像一位批评家和思想家。其技艺已然精熟，识见日臻高妙，更遑论其视界之宽广了。我们不必同意钱锺书后来只视《谈艺录》为"少日轻心"之作的看法，但是《管锥编》的确使我们见识了老成纵横的高格境界（10）。《谈艺录》问世，本身极具价值不必说，而且让钱锺书声名大噪，学界对这位年轻的作者充满着期望。三十年后他用同样体例完成的《管锥编》，可谓落实了这一期望。
战争年间，钱锺书在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的同时也写长篇小说。1944年，《谈艺录》完成后，或许受到夫人成功创作剧本的影响，钱锺书突然向杨绛宣布说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他每天写的很少。每写完一部分便让杨绛先读，但从不作修改；用两年时间完成。结果，讽刺小说《围城》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中国现代小说。夏志清在他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专著中指出："可以断言，由于《围城》对当时人风貌的有趣刻划，其喜剧氛围和悲剧洞察，后世的中国读者对它的喜爱将超过对民国时期的任何一本书。"（11）《围城》是关于留学归国者（如同钱锺书本人）上海精英小圈子的故事。钱锺书用强烈的讽刺和感伤语调，描写了这些高校毕业生（有的是假文凭）头脑的空虚、感情的纠葛和混乱，以及他们在内地旅途中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疏离。故事在中国现代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抗日战争前夕展开，书中人物除了个人安逸外，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从根本上说，该书揭示了人物面对职业、婚恋、认同之时，都有进入还是逃出的矛盾，而人们对解决这种矛盾都无能为力。书名对这种矛盾的暗示，来自法国一句关于被围困城堡的谚语（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围城》对前卫知识分子的讽刺，以及讽刺之外所表现的现代中国社会的某些人及其处境的严重问题，不同于任何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于1947年初版时并未广受好评。该书被指没有表现革命思想和抗日战争。1950年代，新政府根据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认定民国时期的小说包括《围城》都是有问题的，从此，该书被打入冷宫。钱锺书的小说完全不见容于新制度，以致唐弢所编的一部极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没有提到这部小说（12）。1980年，北京的政治气候宽松了，《围城》得以再版（新中国的第一次出版）。从来不知此书的许多年轻人，对突然出现的这部写于几十年前的、如此精致和有趣的书产生了强烈兴趣。1990年，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后倍受称赞。尽管不久前许多博学的中国人甚至没听说过《围城》，现在，不论他们是否知道这部小说，都看过电视剧了。
在人民共和国，钱锺书先是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不久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杨绛在该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这个调动终止了钱锺书的教书事业。此后他一直在文学所工作，躲开公众世界，1950年代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像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小说作家不可能继续创作一样，钱锺书的写作生涯也结束了。
他的作品在1950和1960年代急剧减少。在此期间他被派参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的汉译英工作。1958年，《宋诗选注》出版。这个选本使一向评价不高的宋诗受到学界重视，并且通过评论性介绍和学术性注解，为这一研究主题确立了新的标准。1960年代前期，钱锺书还发表了3篇长篇论文（《读〈拉奥孔〉》、《通感》和《林纾的翻译》），这些论文后来重新发表过多次。
"文革"期间，在文学研究所过着隐遁生活的钱锺书，也和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未能逃脱迫害。1966年8月，"文革"开始不久，有大字报"莫须有"地揭发钱锺书蔑视毛主席著作。朋友们听说这个罪名后说：钱锺书不可能说那种话，如果说，他会说得更俏皮些。钱锺书和杨绛草拟了一份反驳小字报，贴在原来的大字报旁边。这样做招来了更严重的批斗。最后，钱杨夫妇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关进"牛棚"，并在无数的批斗中遭受羞辱。把钱锺书打成"反动分子"的另一个罪名是《宋诗选注》里未收文天祥的爱国诗《正气歌》。夫妇俩都被停职，罚在各自的所里干原来勤杂工的活。钱锺书扫地，杨绛清洁厕所。吃饭和穿着都受到管制（例如，不许吃鱼、肉，不许穿皮鞋）。家被红卫兵抄了，许多东西被没收了，包括钱锺书的打字机和杨绛的《唐吉诃德》译稿（译稿后来被发回）。他们俩把最珍爱的书籍和笔记藏起来，其余的就偷偷销毁了。祸不单行，更惨的命运等着他们独生女儿的丈夫得一。他因为"右倾"受审查，于1970年6月自杀（13）。
1969年，钱锺书和成千上万的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被送到在农村的"干校"，通过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他在河南农村的几处地方呆了2年半。那时他是连里的专职通信员，每天走路取送信。不久，杨绛随单位到达，她被派看菜园。当然，夫妇不准住在一起。两人驻地不远，有时能互相看望，有时在半路相会。他们在此期间被强迫劳动的经历，详见杨绛的痛苦自述——《干校六记》（书中谈及其夫默存）（14）。
1972年，钱锺书和杨绛双双作为本单位的"老弱病残"被特赦提前回京。自家的房子已被人占去，他们不得已只好"临时"搬到文学所，在办公室里一住就是三年。
在这期间，钱锺书开始撰著《管锥编》（15）。在原先的家里找到了堆积如山的笔记本，这些本子上有钱锺书关于本书的最初构想和抄录的大量材料。钱锺书就从这些数十年间写下来的笔记和心得开始生发，料简完善并定稿。其间经常蒙受病痛的折磨，他说是在"与死亡赛跑"（16）。写作当中，钱锺书常需核对原书，所里敬重他的一些年轻同事总是应声而来，到文学所、北京大学图书馆或国家图书馆去借。1975年，《管锥编》完成初稿，钱锺书把手稿送交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老朋友周振甫阅。周振甫博学多识，30年前曾经担任过《谈艺录》的编辑。这次，他又对修订《管锥编》原稿和标立目次提出了建议，使本书能够早日完成。至1978年，《管锥编》写定。
《谈艺录》1942年写于硝烟弥漫的上海。钱锺书序开头即云："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后文又自叹身遭战乱，国破家亡，很担心文化传统的中断。写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管锥编》序，便没有这样直截了当，钱锺书只是含蓄地述及本书的写作和遗憾。有学者指出，《管锥编》考论酷吏屈打成招、秦始皇焚书、屈原《离骚》等条目，影射了文化革命（17）。当然，钱锺书在亲身经历国家遭受空前浩劫、文化遗产受到极度破坏的情况下，对二千五百年的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概貌和复杂性作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是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的。
1974年，钱锺书曾受到重病的折磨，昏迷了4天。国外传说他去世了。美国学者夏志清和日本学者荒井健都曾著文悼念。到毛时代之后的1978年，随着许多在文化革命中被批判的人获得新生，钱锺书令人吃惊地出现在意大利汉学会议上。这是他40年后的第一次出国。第二年，他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一个月中，先后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贝克莱加州大学。与世隔绝多年的钱锺书，时而中文、时而英语，有时还用其他语言，他的机智风趣、妙语连珠，给会见者留下深刻印象。钱锺书的到来，使美国学者对他有了全新的认识，此前多数美国学者只知道他是一位1940年代的作家。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钱锺书做访问学者，他以健康原因谢绝了。
《管锥编》出版后的整个1980年代，钱锺书一直很活跃，但是毕竟年事已高，加上身体有病，写作受到影响。1982年起，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上级单位）副院长。他私下里称自己是"挂名"的副院长。他的一些篇幅较长、有新版本的单篇谈艺文章收入《七缀集》出版。其中有几篇被汉学家郁白（Nicolas Chapuis）译成法文，取题为《诗学五篇》（Cinq essays de poetique）出版（18）。补订本《谈艺录》于1986年出版。《管锥编》每次出新版，钱锺书都要增订。但到目前为止，他尚未完成计划中的续编（含《全唐文》、《庄子》、《昌黎集》、《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等）（19）。
钱锺书年轻时即以超脱和孤傲闻名。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和《围城》无情地讽刺了文学名人。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人却越来越隐遁。他拒绝一切荣誉，谢绝外国景慕者采访，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露面。最近，由于健康原因，他更是很少见人。1997年笔者正在写作本文时，听说钱锺书在北京病重。
钱锺书的《管锥编》用古奥的文言写成，他这样做由其秉性、爱好所决定。这种秉性使他对一般的文学史或知识史建立的那种知识系统不感兴趣，而对具体的原创东西的价值给与肯定。由于这个见解对本书从书名到内文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特此提请注意。
钱锺书在大部头的《管锥编》中并未明说这样做的理由；但是，在写于1962年的论文《读〈拉奥孔〉》的开头，有一段简要的表述：
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不用说，《乐记》、《诗品》、《文心雕龙》、诗文话、画说、曲论以及无数挂出牌子来讨论文艺的书信、序跋等等是研究的对象。同时，一个老实人得坦白承认，大量这类文献的探讨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礼节性地表了个态。叶燮论诗文选本，曾慨叹说："名为'文选'，实则人选"（20）。
一般"名为"文艺评论史也"实则"是《历代文艺界名人发言纪要》，人物个个有名气，言论常常无实质。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21）
当然，作为批评家和散文作家，钱锺书并未回避对思想的归纳和条理化。实际上，他往往在讨论前人著作的章节时，表达自己对文学理论、美学和思想史中各种大题目的观点。然而，上述的看法左右了他的表达方式和体裁。
钱锺书对片断思想价值的肯定可以作为他选择这种文学形式的理由。从文本（经、史、集）中选取值得考论的条目，然后旁征博引，参稽古今四方，写成"笔记"或"札记"。钱锺书曾在《谈艺录》中第一次采用类似文体。《管锥编》中的条目都从所论古籍的一节引文起兴，因而更加规整。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学中古已有之，千百年来，被用来注释经典或者正式行文。它给作家以机会去记录自己尚不完整周遍、尚不精致严谨的想法和心得。清代学者最喜用"随笔"来记录他们训诂和考据的成果。领军人物有顾炎武、赵翼、钱大昕、王念孙等，都著有大量这类笔记，卷帙浩繁，学问精通。
到本世纪，"笔记"体已然式微。可能是因为笔记和感觉的不连贯使人不满意，也可能因其缺乏严格的现代学术规范，多数学者倾向于长篇论文甚或专著。这就是《管锥编》往往引起当代中国读者惊奇和好像复古的原因。《管锥编》一如《谈艺录》般使用文言。实际上，《管锥编》密集地引经据典，甚至大大超迈历代学者。钱锺书选用笔记体和文言，似乎是为了更让读者知道，《管锥编》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与以往所见是不同的。
前述"无意中三言两语"也可说明为何这些条目都如此独立于原著。《管锥编》考论了十部中国古籍，其顺序和条目统计如下：
第一册：《周易正义》，27个条目
《毛诗正义》，76个条目
《左传正义》，91个条目
《史记会注考证》，170个条目
第二册：《老子王弼注》，21个条目
《列子张湛注》，47个条目
《焦氏易林》，43个条目
《楚辞洪兴祖补注》，39个条目
《太平广记》，294个条目
第三、四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638个条目
但是，所给条目的真正主题通常是小的，因为钱锺书常常只选出一、两行古文来评论，而不是更大的题目，或更长的段落。
于是，从《毛诗·淇奥》所记"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论及诗文中景物不尽信而可征；有关《老子》"身"与"患"说的笔记，论及后世道家的三种方略和西方神秘宗对身体存在问题的处理；因南朝梁代一封涉及离别的不出名书信而细查中国历史上的惜别涕泣。
因为钱锺书方法的上述特性，即使是考论同一部古籍，在《管锥编》中各条目间很少有逻辑性或主题上的联系。确实，书中特定短论和其它短论在主题上比在距离上更易于产生共鸣。（考论《老子》部分是个特例，所有内容都集中在这部经典的主要思想上。）《管锥编》的这一特色使之得以按主题重编，该重编本在《管锥编》初版几年后印行，从其目录明显看出主要是来自《管锥编》的间接文献（22）。我本人选译《管锥编》时，也是按宽泛的主题和领域重新编排的，作为一部选编的著作，更没有按原书顺序的必要。
钱锺书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为十部古籍之一，其篇幅则占了《管锥编》的半数之多（第三册及第四册），反映了他独特的方法和断断续续的评价。当然，这也完全不是一部单独的古籍。这是至十九世纪时尚存的唐以前未入集的散文总集。这部庞大的书收录上古至初唐3400位作家所写的文章、传记和碑文。然而，钱锺书将其与其它古籍一样看待。即从这个大部头的开头出发，由前到后摭取他感兴趣的段落进行评论。可以肯定的是，钱锺书的这几百个条目论及的段落此前多数还从未被专门评论过。那是些一向受到忽视的内容。可是，总体上看，这些有特殊主题或领域的段落是对该领域中二流学者的著名论文或著作的重要拾遗补阙。例如，文学批评领域。钱锺书提醒要注意那些没有包容在诸如钟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之类"大著作"之内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如钱锺书所说，许多语句和微妙之处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但在主流的论著中都找不到。从此以后，任何完备的中国文学批评必须考虑这个材料。
钱锺书用《管锥编》这个书名，乃是出于对自己爱好的自谦。英文译名——有限的观察——无法表达原文丰富的含义。其古文原句是"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语出《庄子》等书，意在刻画有的人在领会真知、上叩一关时，只有一孔之见（23）。这种人目光如豆，永无大出息。《管锥编》字面上的意思是说书中所集不过是管窥锥指之所得，暗示他只是通过一个个小片断，即他在每个条目开头所引用的一小段话和其后所征引的大量书证，来揭示所选定的这些经典的一般意义和重要性。本书的英文译名不能够把钱锺书因小见大的宏伟成就传达出来。
我要在此提及另一问题。不必否认钱锺书上述见解的重要性和完整性，他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环境肯定影响着他的去取和方法；的确，他的见解的细节同当时对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形是吻合的（24）。按照这个说法，钱锺书显然对进一步发展系统的、不变的知识分子观点和研究形式（如他在1960年代开始写作的较长的论文）缺乏兴趣，因为在中国动荡的1960至1970年代，政治环境不允许知识分子忠于自己的观点。上文提到过的《管锥编》某些条目涉及了文化革命。钱锺书学术著述采用这种特定的形式和方法，还有一个原因，即正值文革期间和浩劫刚过，其时政治前景还很不确定。《管锥编》引经据典的行文风格和对引文的明显倚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用同样的客观压力和不确定来解释。政治因素对钱锺书论述的影响到底多大我们无法确定。当然，钱锺书对此未置一词。我们只能认为这是一种可能的影响。同时要特别注意到，钱锺书上述一以贯之、匠心独运的方法，在《管锥编》中运用到了极致。
对理论系统不感兴趣而酷爱特例只是钱锺书著作的两条原则之一。与此同等重要的另一条原则是，把不同学科或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而分别赋予新意。《管锥编》出版后，钱锺书曾用文学语言强调其方法的重要。他所用的是"打通"二字，意为打破或穿过对象间的壁障，建立相互联系。当从原来的文本中拈出的段落被捉置一处并且被"打"通时，这个做法有点强制的含义。读者会认同钱著含义是完全正确的，尽管有时阅读钱著会感到迷惑。钱锺书在致学者郑朝宗的信中曾阐释他的方法，有关的段落是：
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弟本作小说，结习难除，故《编》中如67-9，164-6，211-2，282-2，321，etc，etc，皆以白话小说阐释古诗文之语言或作法。他如阐发古诗文中透露之心理状态（181，270-1），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406），登高而悲之浪漫情绪（第三册论宋玉文），词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116）etc，etc，皆"打通"而拈出新意。（25）
这段话提出的几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是钱锺书用以"打通"的"片断"的范围。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征引的书证之多、他阅读之广简直可以说令人惊骇。仅引自西方的材料就有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引用原文，通常附有中文解释）的，著作数约有2000种（26）。所引中文著作的数量远大于此，总有数倍以上。对每本书都是多次引用，《管锥编》全书征引的材料非常多，少说也有十万条以上。质言之，终其一生读书、摘记而能如本书材料之丰富者，世所罕见。钱锺书不仅无所不窥，而且过目不忘（事实上，据说钱锺书的笔记本非常之多，这事被多次提到）。
即使是一位不经意的读者也会对钱锺书掌握了这么多的材料留下深刻印象。在西语作品中，能找到对第一流和第二流的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的征引。但钱锺书的阅读远不止此。例如，《恶影》条长达两页半，除引奥维德、维吉尔、薄迦丘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外，还引了高乃依 (《皇家地方》), 列奥巴尔迪的《感想杂志》、塔索的田园剧《亚明塔》、王尔德的小说《陶连·格雷的画像》和叶芝的信（27）。同样，《天上乐不如人间》条（本书已选译）引但丁和弥尔顿又附带引述了E·狄更生、M·米尔纳（《法国文学中的恶魔》）和法国小说家A·莫洛亚(《布兰波上校的沉默》)（28）。所引中文资料更加源远流长。
可是，钱锺书对引文的繁多出处作的仔细考辨，普通读者是不会赏识的。他思维敏捷,常对极简短和随便的话题做出反应。而且，那些文字常常见诸僻书（如罕见的明代诗选）或巨著里不起眼的地方（如黑格尔的哲学论文、仅见于《永乐大典》的某部佛经的注释）。钱锺书从原文摘取书证，以对所论主题有更宽广的理解。这些书证极不显眼且易被忽视，唯有不嫌麻烦追索引文出处的有心人，才理解到钱锺书如何别具手眼。确实，我们不厌其烦地追索钱锺书引用的原文时，才觉悟到钱锺书上文所说"诗、词、随笔、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并非空言。这项钱锺书自己筹划的大工程，多多少少消磨了他几十年的光阴。
实际上，钱锺书"打通"不同对象的方法比先前所说的要复杂得多。"打通"的最简单的意思是从通常不会一起出现或被讨论的不同文本中找到相通或相似的东西，建立意料之外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不同时代的，例如从汉代之前降至晚清时对"外国人"的看法。因此，中国古代学术不受朝代局限引起关注。这种关系也可以是不同学科的，例如诗、哲学、历史和本国小说。此时着重的是中国文学的一般文化关系。在这方面，钱锺书著作似乎预见了在今日美国学界十分流行的"科际研究"方法论。最后，这种关系还可以是中西不同语言间的，例如钱锺书揭示日耳曼文、拉丁系文和中文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共有说法和形象，至少指出了人类思想和语言的共同趋向。
可是，"打通"不仅是为了找出相似。钱锺书所作的任何"打通"都包含着对意义或用法的异的汇合。质言之，他所并列的两则书证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对立或矛盾的。例如，艺术中的"省略含蓄"和"不完全的意象"，它们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条目或原则，但被以前的批评家粗心地放在一起（见本书开头一则）。在此例中，"高论而非的论"、"意过于通"（29）。又，钱锺书提出成对的事物，强调异的重要性，并进而阐明各自的性质，曾举例明辨中国有鬼亦能死之说，而佛教（及基督教）未尝道此。
"打通"还有另外一种涵义，即介于上文所述两者之间。两个并列的实体可能相似，但决不相同。首先，它们是取自不同文本中的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些出处是其特性的基本的和不可分割的部分。短语摘出后，与原著关系不大，但亦非全无关联。"理一分殊"、"名同分异"、"相反相成"（30）。这些论述与他极为精通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声气相通，钱锺书提醒注意区别的共存和他所制造的这么多对中的一致（31）。他可能选择强调一个或另一个，最后，二者的价值都得被公认。因而，最初未被置疑的关系让位于对不同话题或类型的欣赏。
事实上，钱锺书提供的"连接" 和比较具有一种短暂的性质。每个现在都是对更大真实的瞬间一瞥，但是这个见解永远不会完成和持续下去成为钱锺书挑战全面描述的普遍原则。他们只在无数的特殊中存在，任何强加给它们的分组都是不能长久的。钱锺书本人在《管锥编》中频繁提到语言对于表达特定意义的不完备、比喻的不确定性和哲学家对其专用术语的不断定义（"譬如泻药，腹中物出，药亦泄尽"），对游词足以害意表示遗憾（32）。钱锺书谈到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学家传达思想必须借助于比拟（例如，关于自我是本我的"一种正面"），钱锺书为支持自己关于语言的观点引述道："描述心理，惟有出于拟比。然必须时时更易之，盖无一比拟堪经久也"（33）。同样的洞察力有助于说明钱锺书变化着的无数比较。
《管锥编》的这个方面被德国学者莫宜佳·莫芝所强调，她认为钱锺书的著作是中国文学研究第一次反映现代人的感受。她认为钱锺书对片断思想的评价和他一个接一个的比较，反映了对文字、意义的不稳定性的深信，代表了现代思想。叔本华借助于魔镜概念（"每次仅出现一个画面，而且每幅画都得很快消失，以让位给更多的画面"）作为对破碎、不安和随意的人类思想的比拟（34）。当然，普鲁斯特声称，多年前放在他卧室的同样的魔镜使他迷乱，不知何故，记忆中的完美移位和瞬间工作联系起来（35）。莫芝把整部《管锥编》比为"一座中国式的魔镜"（36）。为了详述这一点，她把叔本华对人类思想的观察和珀西·拉伯克对阅读行为的论述相联系："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一本书在我们面前固定不动，以便我们有时间去检验其形式和构思。当我们快速阅读时，它就在记忆中融化和变动……若它能如雕像般可以称重，或如图画般可以测量，就是对影子世界的支撑。"（37）《管锥编》犹如将此处所述精神上的不安定具体化。可是，在钱锺书的思想里，头脑总是跳跃或变动到作品的另外碎片上。而且，由于他阅读范围如此宽阔，从一本书跳到另一本书的时候可能显得突兀。
引用先前未注意到的段落或增加新的、有细微差别的论点，对著作作增订，与此处描写的思想和解释方式完全一致。在过去的十五年里，钱锺书对原文一改再改，以致《管锥编》每次再版都附有增订或增订的增订。现在，历次增订已合并为该书第五册。可是如果认真想想该书初版以来的情况，按钱锺书《管锥编》的写作方式，手边这本书的那些增订是不用多想的正常结果。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确定论述的意图和最后的结局，一连串的比较和各有特殊作用的例子便贯穿下来。
中西方来源并列是"打通"手法的特例，值得进一步评论。我们想起钱锺书说过《管锥编》的方法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或暗示着什么？作为西方文学的头牌批评家，中国人常把钱锺书看作"比较文学家"。正像"比较文学"是他经常批评、有时嘲笑的一种方法，这个头衔他从来不喜欢（他说过，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上小学时背诵过的："狗比猫大，牛比羊大"）（38）。《管锥编》出版后，钱锺书对20世纪初年的学者王国维附会叔本华哲学以阐释《红楼梦》提出了如下批评："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兼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厄。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要能舍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39）这个论断代表了钱锺书对常见的比较方法的保留态度。
有些学者试图通过说钱锺书的方法不是真正的"比较"而把《管锥编》与比较文学研究区别开来。他引用中西作品只是简单地"并置"或"排列"在一起而不去比较它们。要强调的一点是，钱锺书的每本书始终保持对原文的考辨，并且他从未在判断外国著作中发生过错误或者持不妥当的标准（40）。
此外，也可以说钱锺书所选择来并列的条目类型比正常的比较研究、至少比平常包括中西文学的范围要小。不管是整部长篇小说还是个人诗文全集，他都不作全书的分析，他的视点更加集中，仅局限于一种罕见的文学动机，一种比喻，一种特殊的词句。把诸如此类的片断，从深埋它们的书中摘出来，由他进行排列和思考。
一般而言，钱锺书"打通"中西文学的目的有一两个。首先是用西方作品或术语对中国古代思想或文学的某些方面提出新的看法。这类例子包括钱锺书使用"丫叉法"和"通感"来说明广泛运用在中国诗文中的语言表达，他按照现代心理学原理对中国文学描写的情感状态所作的解释，他阅读《老子》时用中世纪欧洲神秘主义作为参考材料。既然这样，假使这里的分析有什么"比较"的话，也是一种非常片面的比较。西方的引语有助于讨论，但它们不是注意的第一个目标。
如上文所述，《管锥编》可以列入由来已久并在清代登峰造极的学者读书笔记的传统中。钱锺书对传统的最显著突破是在讨论中国文学时引进西方的术语和观点。现代以前中国学术和批评给人的印象是，因苦于没有新方法和新观点，许多学术问题长期重复和踏步不前。懂多种外语的钱锺书发现西方文学和批评中有一种补救这种情况的办法，并有兴味地采用。钱锺书对清代训诂学者和古文家极为苛刻。他挑剔他们拘泥于字句的迂腐、他们对待历史与文学的疏失，并且暗示他们无力鉴赏文学的独立存在。钱锺书比清代学者更有优势处正在于他通晓西方批评的术语和原理。钱锺书的许多条目都从证实古代中国文学中某一问题或学术争议开头，然后跳出界外看西方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跳出界外"极为简略，可能只是提及西方短语或术语，但通常是用新眼光观照整个问题，探索新见解，然后回到原来的话题。
钱锺书"打通"中西著作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研究语言、美学原则或思想的共同倾向。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学会慎言"全人类"（如果提到这个话题没有使我们感到十分困窘的话）。然而，连接不同学科或无关国家的文学的特定思维模式暗示，这确实是《管锥编》的重要部分，也是其成为巨著的理由之一。如我们上文所见，对植根于完全不同的知识或美学传统的大量著作进行"强制"比较，钱锺书本人很慎重。然而，钱锺书完全是为了探索交叉的学科和语言的多种表现形式，在其随笔选中到处明白可见孤立的思想和主题。此外，钱锺书的探索可以对变种和重复同样强调，如他所阐明的一个题目的完全不同来源的多"边"。但是，还有些潜在的一致。钱锺书在多年前的一次演讲中说："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41）古今中外文学中，一切就是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主张。换句话说，让头脑跨越文化边界联想，可以知道人类意识创造的一个题目的观念或其变种的许多改变。钱锺书在《管锥编》中避免诸如此类的笼统陈述。但是全书有效地阐明了对这个观念的使用。
事实上，《管锥编》为了把人文主义的研究置于更"客观"、更"科学"的新状态，不承认历史、文化和学科的普通分界（42）。也和其他引用和评价原文的研究不同，即他总是把论点建筑在坚固不可摧的基础上。钱锺书在别处写道："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43）他评述说，很多当代的批评家因中国古代批评专注于具体细节、缺乏论证或理论而轻视它，认为"未免见树不见林"。钱锺书谈到，无独必有偶，另一个偏差是"见林而不见树"（44）。《管锥编》极为努力，并且重视潜在的来源，试图跨越时间和语言的障碍，以可能从未有过的方式重建批评风景中的"树"。钱锺书把从语言学、文学和思想史中摘来的材料排列起来作出评价，特别重视具体和详细，使本书具有与众不同的结构。
我选本书有小小的初衷：提供一部钱锺书博大精深的《管锥编》的简明读本，所选篇章翻译时尽量保持原作风格，以使专业和非专业的英语读者都感到极大兴趣。虽然这些条目只占中文原书的一小部分（若将全书译为英文，需几大本），但《管锥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已在其中。在为数巨大的中文原文中有一些内容有限的简短条目（例如，对古文意义的考订）。这些条目对专家很有价值，但若译成英语就不重要了。
这些篇章的标题，除了极少数外，都取自原著的目录表。如上所述，因为原书是对十部中国文学古籍的考论，所以本书几个部分的大标题是我自拟的（例如，第一部分：美学和批评概论）。当然，这个划分只是我个人对钱锺书跨学科论述的理解。我的划分也有很多同《管锥编》所列目录一致之处。例如，我第二部分的大标题是"比喻"，其内容被大家公认为是《管锥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钱锺书在该书中文原版中引用或自撰的英语，本书用斜体排印。他引用西方著作为原书加的脚注，本书作为尾注予以保留，我加标星号，以示区别。钱锺书所引中文著作的出处都标记在正文里，我则尝试列入注解，以使译文尽可能简洁易读。出于同样目的，我对钱锺书的一些插入性评论和与《管锥编》其它卷互见的条目，也重新做了注解。钱锺书的引文出处有许多章节（卷次）或页码的错误。钱锺书作这些笔记所持续时间之长，其保存和定稿条件之差，有多种外文的手稿在排印时亦难免有误，出这些错误并不值得惊奇。我对错处作了厘正，也对未注出处的引文加了注解。在校核引文时，只要可能而且版本清楚，我尽量使用与钱锺书所用相同的版本。可是我常常只能使用能找到的版本。
少量我认为确实篇幅过长有必要删节的段落都作了明显标记，大多是钱锺书一则条目中"嵌套"着另一则从而离题。另一种删节本书未作标记，是钱锺书用来确立引文意义的话。这些"注释"译为英语只在第一次出现时予以保留。翻译时我也偶尔有所增加，其中多数是对中文术语或名字的简要说明，也有当钱锺书突然改变话题时要插入的过渡性句子。这种过渡在英语里和在钱锺书简明的书面中文里是完全不同的。在尝试将钱锺书艰深的文章译为英语的时候，我允许自己做了少量修改。
注释：
1、钱锺书关于本书书名的英译，见陆文虎《〈围城〉内外：钱锺书的文学世界》第30页。
2、最重要的研究有：蔡田明《〈管锥编〉述说》、陈子谦《钱学论》、胡范铸《钱锺书学术思想研究》、郑朝宗编《〈管锥编〉研究论文集》，学术丛刊《钱锺书研究》所载文章。参见下文注3所列参考书目。
3、期刊则有《钱锺书研究》。关于钱锺书所有著作的最完整的学术参考目录，见陆文虎编《钱锺书研究采辑》，第408—461页；孔庆茂《钱锺书传》第2版，第294—334页。亦见三辑《钱锺书研究》的卷末。
4、莫宜佳·莫芝：《〈管锥编〉与杜甫新解》（1994）。
5、此处关于钱锺书生平的简介主要参考了孔庆茂《钱锺书传》和胡志德《钱锺书评传》第1—12页。
6、见孔庆茂《钱锺书传》第32页。
7、钱锺书（署名C.S. CH'IEN）：《通信》，《天下月刊》4卷4期，第427页（1937年4月）。
8、见朱仲蔚《学人说钱锺书》，《团结报》1988年10月8日，第3版（引自孔庆茂书，第42页，注7）。
9、钱锺书：《槐聚诗存》。
10、钱锺书后来对《谈艺录》的看法，见胡志德书，第37页。
1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版，第434页。
12、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见孔庆茂书，第129—130页。
13、本段内容来自孔庆茂书，第178—183页；杨绛：《干校六记》，霍华德·高尔布赖特英译本，第5—19页和90—94页。
14、杨绛：《干校六记》，霍华德·高尔布赖特英译本。
15、《管锥编》的写作时间，我是根据孔庆茂的说法，见《钱锺书传》第193—197页。其他材料说该书完成于1972年，该书序写于当年8月，例如，戎一生《钱锺书先生生平述略》，载陆文虎编《钱锺书研究采辑》，第396页。钱锺书不可能有时间更早完成本书。比较可信的是，他未完成全书时就写了序。张建术认为写作时间更晚，从1974年到1977年，见《魔镜里的钱锺书》，《传记文学》1991年第1期，第12页。
16、马蓉：《初读〈管锥编〉》，《读书》1980年第3期，总第12期，第39页。
17、例如，见郑朝宗《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收入郑朝宗编《〈管锥编〉研究论文集》，第27—29页。
18、钱锺书：《诗学五篇》，郁白译。
19、见钱锺书自白，被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引述，载《人民日报·副刊》，1987年3月16日，第8版。钱锺书在写于1978年的《管锥编·序》中已提及该书将论及《全唐文》，在正文中亦曾提及。
20、叶燮：《选家说》，《己畦集》卷三。
21、钱锺书：《读〈拉奥孔〉》，《七缀集》，第33—34页。
22、多卷重编本是舒展所编《钱锺书论学文选》，亦包括《谈艺录》和论文的材料。
23、《庄子》和《韩诗外传》。
24、感激一位不知名者对我手稿中这一点的评论，确实如他所说，钱锺书学者生涯里有这一段。
25、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第8页。
26、陆文虎编《〈管锥编〉〈谈艺录〉索引》按标题的字母顺序排列，检索便利。第677—742页。因该书常把几条参考资料系于一条（例如席勒著作），故统计起来并不完全。
27、《管锥编》，第2册第817—819页。
28、同上书，第647页。
29、同上书，第3册第1125页、第1册第20页、322页；参见蔡田明书，第50页。
30、同上书，第4册第1279页、第2册第659页。关于《管锥编》这一观念最近的评论，见徐国强《略论古汉语的"相反相成"：〈管锥编〉部分语言学论述阐发》，《钱锺书研究》第3辑，第124—135页；陈子谦书，第616—628页。
31、关于对钱锺书"打通"的概括，见蔡田明和周振甫，他们都对《管锥编》写过有见地的著作。见蔡《〈管锥编〉述说》，第49—51页；周序，同书，第8页。
32、《著名哲学家的生活》，9.76（第2册，第489—491页），R·D·希克译，转引自《管锥编》第1册第13页。
3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世俗分析问题》，《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标准版》，詹姆斯·斯特雷奇和安娜·弗洛伊德编译，第20册，第195页，转引自《管锥编》第5册第128页。
34、亚瑟·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2.15(第2册，第178页), E·F·J·佩恩英译本，第2册，第138页。
35、马赛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1：7—10；参见C·K·斯科特·蒙可利夫英译本，第1册，第6—8页。
36、莫妮卡（莫宜佳·莫芝）：《〈管锥编〉：一座中国式的魔镜》，《钱锺书研究》第2辑，第98—99页；莫宜佳·莫芝：《〈管锥编〉与杜甫新解》，第52—55页。
37、珀西·拉伯克：《小说的技艺》，第1页、第273—274页。
38、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杨绛作品集》第2卷，第141页。
39、钱锺书：《谈艺录》（增订本），第351—352页。语出《庄子》，《盗跖》篇记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40、莫妮卡（莫宜佳·莫芝）：《〈管锥编〉：一座中国式的魔镜》，《钱锺书研究》第2辑，第96—98页；莫宜佳·莫芝：《〈管锥编〉与杜甫新解》，第55—58页。
41、钱锺书：《诗可以怨》，《七缀集》，第133页。
42、这观点出自郑朝宗，见其《但开风气不为师》，《〈管锥编〉研究论文集》，第5页；《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前书，第11页。
43、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第7页。
44、同上书，第3页。
（《管锥编》英文选译本，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行，1998年）
附识：本文译竣，曾请艾朗诺教授校阅。他对译文作了若干订正。他同时表示：《导言》英文原作容有未完全达意处，遂在中文稿上作了相应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