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pril 23, 2015

裴宜理:中国革命传统是对人的尊重

裴宜理:中国革命传统是对人的尊重

欧阳斌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5年04月22日

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索夫斯基讲席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一直以政治学者的眼光审视着中国历史。从1980年出版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到1993年的《上海罢工:中国工 人政治研究》(该书获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1997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再到2012年出版的最新力作《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 统》,以及其他诸多著作文章中,先生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关注点:通过梳理中国近现代历史,探寻中国革命,特别是社会运动背后的根源。

美国老一辈的汉学家中关注这一点的人并不少,但闻达于士林者,多是以史家角度入手。 裴宜理先生则以政治学者角度切入,这一点在当今的美国中国研究者中并不常见,更难能可贵。2011年夏天,我正为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而苦恼,一方面不愿意 皓首穷经地埋在故纸堆里做历史,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政治学界越来越数量化的方法心生抵触。彼时我正巧是裴先生的研究助理,协助她为《安源》一书收集整理资 料。当时裴先生发给我书稿,看过之后大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先生并没有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历史,而是将史实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材料或者对象。一段中国早期 革命史,经过仔细挖掘和重新解读,或是成为政治学话题的论据,或是以政治学理论检验之,这远比简单的编年史深刻很多。且史论结合,文脉一气呵成,读着又不 像那些充满术语和统计数字的政治学著作干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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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tesy of Elizabeth Perry

    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索夫斯基讲席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先生专注于中国革命和社会运动,一方面这确实是探究中国转型的关键,另一方面或也与 先生的人生经历有关。裴宜理的父亲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她于1948年出生于上海,但很快因中国的历史巨变而随着家人迁居日本。而在她青年时期,又正 好经历了美国60年代蓬勃兴盛的反战运动、校园抗议和左派思潮。将中国和革命与社会运动结合而作为研究重点,于她也可以说是某种必然。

先生治学极严,教学亦如此。有一次一篇课堂习作我晚交了几个小时,先生很客气也很坚 决地跟我说,按规矩还要另写一篇。等两篇发下来,先生都作了非常认真的修改和评语,顿然让我感觉反是占了便宜。先生开设有一门"政治学与中国"的课程 (Political Science and China)。此课将政治学几大话题分列出来,以中国为主,同时也找出另外一个非中国的样本进行比较研究。每周至少两本书。讨论时更是不能只局限在中国一 例。我和同学们都苦不堪言,但是结课之后,却感觉脑子里搭起了框架,先生发的教学大纲我更是时时按图索骥,甚至毕业几年之后想起某个话题,仍要找出这份大 纲来看看方向。

先生还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现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美国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会长。

裴宜理最近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办公室接受了我的访问,先生讨论了草根文化和传统价值如何催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在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共如何尝试将儒家文化等中国传统作用于当下中国社会。访谈用英文进行,访谈部分经过裴宜理本人审阅。

问:你的《安源》一书向我们非常细致地描述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 革命者是如何成功地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在安源工人当中传播共产主义。除了这些手段很聪明和巧妙外,是不是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什么东西与共产主义是同质 的,所以李立三、刘少奇等人才能那么成功地让工人们信奉共产主义?

答:我觉得至少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就是对教育的极端重视。马克思主 义在理论上就要求共产党对人民进行教育和组织,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更早的时候对教育也是极其重视。这是两者能够走到一起的关键点,即,它们都相信教育可以改 变人们的思想。但是除此之外,我不觉得两者还有其他什么相似的地方,因为中国文化特别多元,包括儒家(其内部也有很多不同的元素)、道家,还有后来从印度 引进了释家。在一些地方,民间文化也特别强势,比如民间文学的代表《水浒传》。中共也从这些民间文化吸取了资源,去吸引地方工人。再说到安源的秘密社会传 统,更多的是哥老会传统,当地叫红帮,他们在兄弟会和社区范围内帮穷救急。

所以我觉得中共党人成功,不是因为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具体内容之间有同质性, 更多地是因为他们运用了人们熟悉的文化手段来传播马列主义。比如李立三将马克思的雕像放到了一个轿子里面在大街上游行。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个 神,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但是你看到中共领导人们利用了这么一个当时中国人都熟悉的方式来向中国人介绍一个外来的思想。

问:但是比如说儒家也讲天下大同,这与共产主义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否则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答:我在我这本书里强调的一点是人的尊严,我觉得这一点是儒家文化的 核心,是秘密社会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们应该建立一个社会能够给每个人带来尊严。这一点应该是人们接受共产主义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坦率地 说,我并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安源的普通矿工真正接受马克思或者是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比如说你看他们对"革命"这个词的使用,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 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马克思是不一样的。但是从他们的角度,你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很关心公正、尊严以及一定意义上的平等。

问:如果人们不是特别清楚地理解一个理念,他们为什么能够为这个理念去牺牲呢?

答:我想很多人是为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区去牺牲。我觉得特别是在安源 地区被发动起来的那些矿工,他们更多地是在为一个新的社区在牺牲,这个社区可以给他们尊严、教育、并且许诺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活。当矿工是一个很糟糕的工 作,任何其他的选择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脱离矿区,参加红军,和他们的同乡们一同前行,并且认为自己是在建立一个新世界,这可能对他们来说 比清晰地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更为重要。

问:那么是否可以说,早期中共的动员更多地是从物质利益以及一些个人切身的需求出发,而特别宏大的意识形态本身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

答:我觉得至少对于中共领导层来说,他们相信社会革命是可以给普通人 带来更好的物质生活,他们也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是,你参加了革命,你觉得特别兴奋,而我们是好朋友,那么我也就更有可能 也会参加革命。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旦中共成功地说服几个有影响力的人参加之后,动员其他人就变得特别容易了,这些人成为了意见领袖。在安源也是这样的,一 开始中共的重点就是哥老会的领袖们,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来带动他们周边的人参加革命。我觉得这个模式后来也被复制了,比如说中共派遣一些农民到农村,去看谁 更有可能参加革命,并且通过他们来带动其他农民。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承诺,但是一旦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加入革命,其他人天然地会形成一种动力去 加入这么一个群体,去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你甚至不能说后来加入的人就是"跟随者",他们非常主动,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跟随"。对于很多社会和 政治运动、选举来说,对人们更重要的有的时候并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问:这好像也跟传统的集体心理学和集体行动理论不太一样?

答:是的。我觉得这并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是一个一群乌合之众盲从的过 程,这个过程很可能是非常积极主动,充满了思考的行为。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大多数人参加革命运动都是出于非常理性的原因,比如一群人希望通过革命运动来提升 物质生活,而其他人就是搭便车。你要知道,搭便车是无法在心理上满足一个人的。人们往往更加享受主动地参与到一个政治行为之中,与他们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 力去实现一个目标。

问:说到中共在早期动员民众的方法,你在书中提到两种,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但是为什么当时的国民政府坐拥更好的资源,反而没有中共做得好呢?

答: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并不知道答案,但是我觉得很可能跟社会背景 有关。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大多都是来自农村,他们不一定是特别贫穷,毛泽东和刘少奇家里是富农,李立三的父亲是秀才,但是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所以我猜想他们 可能对农村文化的了解会更好一些。国民党精英大多来自城市,所以尽管两边可能收入都差不多,教育也差不多,但是社会背景不同。这就导致中共能够更好地利用 民间文化来吸引农民,其次,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比如毛泽东、李立三、彭湃,他们碰巧在这个领域又都特别有创造力。也许国民党在1927年之后从一个革命党 变成执政党之后失去了创造力。总之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发明了这种独特的动员民众的方法,我想这也给这个党留下了遗产,使之可以依存其上很久。

问:你提到的这种利用文化等手段去动员民众是很微观层面的操作,你觉得这种理念和这种操作手法是不是到了后来,直至今天,依然被继承了下来呢?

答:在中共的历史上,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连续性的,有一些一时兴起, 有一些又迅速消亡,但总会因为不同的人记忆历史和对遗产运用的方式不同而发生改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我认为运用文化符号在非 常具体微观的层面去动员人,这种运作的方式和手段一直都是连续不断的,一直从20世纪20年代到今天,尽管其中有一些起起伏伏和成败。毕竟这个做法需要极 大的智商和敏锐度去把握住什么样的文化符号通过怎样的形式才能真正发挥效果。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习近平正在用儒家的东西进行试验。这个试验很可能会引发反作 用。比如我们还记得在几年前,天安门广场上树立了孔子的雕像,可就是几个月之后这个雕像被移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这个方法有效,有的时候并不是这 样。但是我想今天的中共仍然在这一点上非常非常努力,中宣部、文化部还有其他部门都在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都在试图找出一个确实有效的方法。所以你可以看 到,这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什么国民党没做好而共产党做好了,原因就在于中共从一开始对这个问题就极其重视,而且一直在努力。比如中共最早的领导人之一的瞿 秋白,对民间文化以及如何运用民间文化对普通人说话,就极为重视。

问:你的书副标题是"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可是这个革命传统是什么呢?它总是在变动的,比如说你提到在中国革命的早期,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是这个传统中特别重要的一点,但是到了文革,批林批孔,破"四旧",传统文化又被完全放弃了。再比如毛泽东在晚年将阶级斗争作为最重要的革命传统希望能够不断继续下去,但是改革开放基本上又抛弃了这个传统。所以能否告诉我,这个中国的"革命传统"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一直持续的?

就像你说的,组成成分一直都在变动。但是我觉得即 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林批孔的时候,人们虽然表面上是完全在切断传统文化,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仍然是传统文化的东西。但是我在这本书中想强调的仍然 是人的尊严。我觉得中共的革命传统曾经是这样一种理念:革命是给普通人,给没有受教育机会和没有社会经济优势的人一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机会。这也就意味着 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教育、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我并不是要将共产党早期在安源的所作所为浪漫化,但是我想说的是,正是这些东西发动了民众,即告诉 他们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革命是人们过上这样一种生活的工具。而且我觉得这个革命传统也跟中国以前的各种民间革命、民间文化,以及以兄弟情义、忠 诚、均富等理念为核心的秘密社会的价值是一脉相承的。当然,马列主义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因素是不是也像这一点一样重要,并对参加中 国革命的人起到了动员作用。这是我从研读中国这段革命历史中所总结出来的中国革命传统的核心——人的尊严。我觉得这一点与美国革命传统非常不一样,美国革 命传统是自由和民权。

当然不同的人对自己的革命传统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在我为这本书做研究的时候,有 一点却让我非常担心,就是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革命传统的解读就是一种非常负面的"阶级斗争"。我的担心是如果你从自己的革命传统中只能找到这种负面的东 西,那么你从这里将走到什么地方去呢?千百万中国人因为革命死掉了,除非你能够为这么多人的自我牺牲建构出一个正面的理由,否则中国的政治就会陷入僵局。 我们不要去篡改历史,但是人们也应该去询问"为什么","到底是什么激励了他们","这里面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吗"。从研究这段历史,我的结论是,中国革命 在最开初的时候看上去真的大有希望,特别是较之于1927和1928年在革命运动变得越来越军事化、暴力且血腥的时候。当然会有人说,革命变得更加暴力和 血腥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许是对的,但是中国现在较之于当时,已经站在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位置上,如果我是中国人,我就特别希望能够从我自己的历史中找 到一些正面的传统可以激励我继续前行。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的传统特别多元,但是我将副标题起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而不是"挖掘中国的传统",因为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革命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的尊严,就是当时在安源一句广为流传的革命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问:这个革命传统的核心价值是否在今天被延续下来了?

答:我觉得人的尊严这是一个早期革命的核心价值,而且在那个时候激励、吸引了很多人。但是我也同意在后期,共产党离这个核心价值越来越远。我想现在很多人感到愤怒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共并不尊重普通人的尊严,而变成了特权阶级和腐败分子的代言人。

尽管中共现在很少用"尊严"这个词,但是从胡锦涛、温家宝的社会政策中你能够看到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普通人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对党的认知之间不断增加的差距,他们努力去缩小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尽管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和谐"而不是"尊严"这个词。

问:那么民族主义呢?在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乃至到今天,中共领导层一直都在提民族主义,这个是不是也是中国革命传统的核心价值呢?

答:我同意这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也是利用这一 点动员了很多人。但是我觉得在安源时期,这个并不是最为核心的,应该是在抗战发生之后,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了。当民族主义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诉求中变得越 来越重要时,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态度与他们早期对待安源矿工的态度非常相似,即他们宣称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是应该拥有尊严的,而且中华民族并没 有被尊重,一直受到羞辱。所以中华民族应该站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对个人的尊严和对民族主义的强调背后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的。

我在书中也提到了,这种将革命传统与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的做法,在中国比在苏联更加 容易,因为在中国90%以上的人口是汉族。这使得中国的领导人更容易使用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的方法,从中国过往的文化中找出一些东西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身份,而在苏联,他们无法简单使用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来设定自己的 民族身份,因为他们还有很大的群体来自乌克兰、南斯拉夫等。

所以我觉得可以说民族主义在早期主要是用来动员中共的领导人的,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深感中国当时的处境。但是民族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之前,并不是用来进行大众动员的最重要理念。

问:如果我们把中国的革命传统归结为人的尊严,那么这个就不是中共独占的东西。甚至民族主义的东西,其他政党也可以用。那么纯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革命是否并不存在呢?

答:我觉得无论在什么阶段,都不存在一个完全由纯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驱动的中共存在。毛的头脑中一直都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着他,这些都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文革中的红卫兵还有很多其他人,他们头脑中也不仅仅只有意识 形态或者共产主义。但是在中国近代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确实一直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形态,缺少领土的主权。在毛的领导下,中共重塑了这些,并且赶 走了帝国主义。这些都使普通老百姓为这个革命感到荣耀。

问:你一开始提到了教育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中国学者朱学勤曾经在比较了英美革命传统与法国、俄罗斯乃至中国革命之后表示,这两大类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英美革命不改造人的思想,只是社会制度的改造,而从法国大革命到俄罗斯的革命再到中国的革命,都特别强调人的思想改造。

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其实这是源自于 孔子要求人们不断自省,"三思而后行"的教导。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对教育是如此的重视,它要求人们找出典范,然后内化,并笃行。这是中国儒家的教育理念, 也是革命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行为比思想更重要。如果你比较中西方的宗教思想,你会发现其实中国的宗教信仰并不是必然要求你信仰什么,只要 你的行为是正确的,比如对祖先有足够的崇拜,对佛祖有足够的尊重。而在西方的传统来说,人们更关注你的感受和你的信仰是什么,而不是你的行为。比如就算你 每天都去教堂,而且捐赠很多,如果你不从内心认同上帝的话,你也不会被看成是一个基督教徒。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可能更容易建立一个世俗的、从行为本身出发的对革命的理解。对毛 之后的很多中国人来说,问题不再是你是否信仰毛主席的教导,而是你是否遵从中共设定的各种规则,只要你遵从这些规则,党也不会在乎你干什么。这是邓小平设 定的一个原则,我想他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包括今天的习近平都是这样的,即比起人们心里想什么,他们更关心人们在做什么。在美国这一点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 为美国的宗教传统与革命传统并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很强的传统即非常关注人们在想什么,他们如何自我定位,他们是否忠诚,我想很多普通中国人并 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想有很多因素都在共同塑造我们的传统。

欧阳斌是专栏作家,现居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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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评“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

学者评"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

2015-04-22 09:53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李治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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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学术是时代精神的精致表达。任何一种学术,只有深深植根于它所处的时代,回应重大时代命题和关切,才会焕发勃勃生机,才 能产生广泛影响。问题在于,倘若学术研究者站错了立场,服务错了对象,即使回应了重大的时代命题和关切,其取得的成果再多,叫嚷的声音再大,也只能是噪音 杂音,也只能是历史的阻碍者而不是推动者。近些年兴起的"新清史",到底属于哪一种,中国社会科学报本期"争鸣"版推出的这篇文章,有助于诸君作出判断。

近年,在史学界流传关于清史的一种说法,名曰"新清史"。此非中国学者的发明,却是来自境外——美国史学界几位学者的共同制造!

持"新清史"说的美国学者,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以帝国主义的观点、帝国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历史,把"传统"中国看作"帝国",把清朝视为"清朝帝 国主义"。在他们的言论与论著中,充斥着一股帝国主义的霸气。为与20世纪的帝国主义史学相区别,故称为"新帝国主义史学"。"新清史"就是它的一个活标 本。

欲知"新帝国主义史学"的真面目,就必须揭破"新清史"的学术伪装。

一、"新清史"名不副实

"新清史"所谓"学术创新",名不副实。质言之,是虚假的冒牌货!没有学术创新,"新清史"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们表述的系列观点,实属陈词滥调,是19世纪以来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学者论调的翻版!

首先,有必要说明"新清史"的缘起。1996年,美籍学者罗友枝发表《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向何炳棣发起了挑战。她指责何氏满洲 "汉化"的观点,提出"大清王朝"不能与"中国"混同,应确立一种"满洲中心观",重新评价清史。以此为开端,又有柯娇燕、欧立德、米华健等继其后,发表 或出版了与罗友枝观点相类似的论著。最有代表性的是米华健、欧立德等人主编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所谓"新清帝国史",即简 称"新清史",成为这些学者的学术符号。于是,他们在美国、中国发表文章,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讨论会,接受记者采访,皆以"新清史"相标榜,并极力进行 鼓吹。

美国学者不遗余力兜售"新清史",国内也有个别学者帮忙推介,但清史学界并未给予多少关注,当然也更谈不上热情。有学者评为"冷漠",也是实情。以 近年而论,所谓"热议",也并未形成思潮。他们鼓吹"新清史",似乎其可以一举颠覆中国清史乃至中国历史,我们就有必要认真对待,看看"新清史"的本来面 目!

正如有的学者已质疑:"新清史"到底"新"在何处?学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又是学术生命力之所在,那么,"新清史"有哪些学术创新?

如果由我来说,我实在不知其"新"在哪里,还是由标榜"新清史"的学者自己来说明他们的"创新"吧。他们将"新清史"的"新"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全球化的视角",二是"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

这就是"新清史"的"创新"?其实,这些所谓的"创新"是中国学者早已做过的事,有的也是日本学者已做过的。怎么会成为美国学者炫耀的"创新"呢?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已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历史中加以考察。例如,把西周奴隶制与希腊、罗马奴隶制相比较;又如,将讨论明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纳入世界史的范畴,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进行比较,得出应有的结论。至清代,以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欧洲各国相比较,找出差异。在近代,中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 体系之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中国学术开始走向世界。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以"全球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 历史。如戴逸主编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就是其中一项重大的成就。中国在世界各国兴办"孔子学院",已达400余所,被历代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 "走出"了国门。事实说明,中国学者把视角投向世界,何须"新清史"来显示其"新"!所不同的是,昔称"世界史",今称"全球化",这又有什么本质差别!

所谓"满洲因素"的重要性,难道中国清史学者不重视"满洲因素"吗?改革开放30余年来,清史学界、民族史学界有关满洲及其文化的研究成果,遍地开 花!诸如满学会、满族研究等机构,在北方省区普遍建立,而民间组织如"满族联络会"遍布全国各省。我们何止把满洲看作是一个"因素",而是把其作为清代的 主体或统治民族,置于首要地位!我们重视"满洲因素"是毋庸置疑的。但"新清史"所强调的是,"满洲特殊的族群"独立于汉族之外,没有被"汉化"。一句 话,就是满洲对于清朝统治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清史"重视"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即便如此,何来"创新"?

所谓"强调使用满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也是学术"创新"吗?这在中国学界包括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 代,已有学者开始翻译满文。与此同时,日本学界有更多的学者从事《满文老档》的翻译,用作研究满洲史、清史的重要史料。以最近30年计,中国学者翻译并出 版了清代满文典籍,这是日本学界远远不及的!出版了满语词典、满汉对照辞典,表明中国对满语文字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 族大学)设置满语班,半个世纪以来,培养了大量满语人才!在北方的一些省份,如辽宁、吉林、黑龙江等,都开办长短期满语学习班,设置满学、满语研究所等。 至于其他少数民族,凡有关语言文字等,都在一些民族类高校设置民族语言专业。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如满语等这些已成"死文字"的文字,仅是用来阅读满文文献, 便于研究。这都是最简单的事实,何须多辩!大概是"新清史"受到中国学者的启发,所以才勉强把中国学者已做的事当作自己的"创新"。

满文文献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献很有限,若与汉文典籍、档案相比,不及其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即使把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所记载的文献都翻译出来,或 者说,通晓其语言,就能解决研究的全部需要吗?我国少数民族中,有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是不是就不能进行研究了?标榜"新清史"的学者把满语与其他少 数民族文字看作进行研究的全部,似乎不懂他们的语言文字,一切研究都不能进行!试问:"新清史"学者懂多少满语?还懂哪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按照他们的 逻辑,不懂这些民族的语言特别是满语,"新清史"又从何而来?进一步追问:"新清史"中有多少内容来自满语文字资料?如欧立德论满洲的演讲、文章中,有多 少满文资料?米华健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一书中,有满文资料吗?嘉峪关外为新疆之地,维吾尔族聚居之区。不知 米华健是否使用过维吾尔族的文字资料?明明不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还标榜为"创新",教训中国学者如何"重视"满语,云云。简言之,自己做不到,却指 斥别人没做到!这多少有一些帝国主义霸权的味道。

显而易见,"新清史"所谓"学术创新",名不副实。质言之,是虚假的冒牌货!没有学术创新,"新清史"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们表述的系列观点,实属陈词滥调,是19世纪以来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学者论调的翻版!

现在,就来看看所谓"新清史"到底说了些什么。

二、肆意歪曲清史 旨在分裂中国

"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篡改、污蔑中国历史,已经超出学术讨论的底线,不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旨在分裂中国,挑拨满洲与汉族的民族矛盾。"新清史"必将给中国造成严重伤害,并把中国史学引向歧途!

"新清史"是从清史而来,且看他们是怎样评说清史的。

这就需要从他们的著述中来检索其观点。的确,"新清史"学者们写了一些书,如柯娇燕的《半透明的镜子: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认同"》、米 华健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白瑞霞的《虚静帝国:清代中国的佛教艺术和政治权威》、濮德培的《中国西征:清朝 对中亚的征服,1600—1800》等,都是"新清史"的代表作。欧立德在《读书》(2014年第1期)发表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一文,也是对 "新清史"观点的典型阐发。

上引及未引的一些书目,尽管其题目与内容各异,但都贯彻了"新清史"的基本观点,把这些基本观点亮出来,稍加说明,"新清史"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

要而言之,"新清史"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基本点:

一曰"清帝国主义论"。如《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内中直书"清帝国主义"为标题,开宗明义宣称:"近代中国是一部帝国主义的重写本。"[1]欧立德进而论定:不只清朝,就是清以前的历朝历代,即"传统中国"也是"帝国"。

在清亡后百年,学者群中把清朝论为"帝国主义"者,唯萧一山一人而已!萧氏贯彻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争民族之独立自由",反满仇满,故将满洲视同侵略者,比同"列强之帝国主义"。这种极端之论,中国学界从未接受。

那么,"新清史"为何执意将清朝打入世界帝国主义之列?米华健甚至把清朝及以前的王朝论为"旧帝国主义",而把19世纪以后和20世纪初期的欧洲、美国和日本在海外建立的"经济帝国"称为"新帝国主义"。这就是说,清朝同欧洲、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统统是帝国主义!

"新清史"此论,是何居心,姑置不论,只要看看他们对"帝国"及"帝国主义"如何定义,便知其论是何等荒谬!米华健说:"清朝明显具有帝国概念的大 多数特征:巨大的领土、强大的中央集权、官僚管理机构、正规的普救制度、拥有一切权力的政治结构中所含有的多元文化和政治地域。"清朝这个"帝国……一定 是帝国主义的帝国!"[2]

欧立德在"帝国"的概念上兜圈子,征引东西方的一些说法,来证明清朝的"帝国"性质,除了重复米氏的定义,特别强调清朝"统治汉人及满洲人","这 就是帝国理论中",将"统治不同民族的政体"界定为帝国的"一个重要条件"。[3]无须赘引。按照他们的定义,举凡国家领土广大、中央集权、官僚机构、统 治多个民族,云云,统统是"帝国主义"吗?照此定义,世界上将有几个"帝国主义"?但如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也包括日本,其国家领土都不广大,又都 是单一民族,在19—20世纪时,却不能称为"帝国主义"!如按"新清史"学者的定义,美国也没资格充当帝国主义,唯有中国才是最够资格的"帝国主义"!

"新清史"掩盖了帝国——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是对外侵略、扩张、掠夺包括占领他国的领土。试看:从16世纪开始,首先是西班牙特别是英国开始 向外扩张,从欧洲到南北美洲,再到亚洲、非洲,到处掠夺,它们的舰船开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血与火!然后,占领那里的土地,奴役当地民族!还有法国、德 国、俄国,哪个没对外扩张、侵略?到19世纪,又有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尤为疯狂侵略,而美国打完内战,也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亚洲。试问:世界五大洲的哪个洲 没有遭到这些国家的侵略与奴役?这些国家哪个没有侵略过近代中国!200多年前,美国在哪里?完全是欧洲白人靠掠夺、屠杀、灭绝等手段,赶走印第安人,才 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立美国!它们才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

从鸦片战争开始,迄至1945年日本投降,百余年来,欧美列强及日本强盗都跑到中国来,野蛮屠杀中国各族人民,疯狂掠夺中国资源,如俄国、日本又掠 取中国大片疆土,各列强瓜分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这一切,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吗?近代中国受尽西方列强与日本强加给中华民族 的奇耻大辱,备受欺凌,清朝无力反抗,屈辱求和,怎么也成了"帝国主义"!清朝有腐败、有落后,也绝不可以与西方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绝不能 与其同日而语!

明明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制造的种种苦难,米华健竟然说:"近代中国是一部帝国主义的重写本"!多么霸道,多么狂妄,我们只能把这荒谬看成是美国学者的一种病态!

与此相反,"新清史"学者们却为欧美与日本帝国主义大加辩护,称"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美国和日本在海外建立的经济帝国"。仅仅是"经 济帝国"?这里,米氏连"侵略"、"掠夺"这样的词汇也不"舍得"用在欧美与日本诸国!"在海外建立",凭什么在他国"建立经济帝国"?显然,"新清史" 学者们一笔勾销了欧美与日本"在海外"的深重罪恶,除了经济,其他一切如他们界定"清帝国主义"的特征统统被取消了。由此也就暴露了"新清史"学者们的帝 国主义嘴脸!

二曰"清朝非中国论"。这又是一个极其荒诞、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欧立德放出狂言:"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 帝。"主张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能称呼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他疾呼反问:"难道我们不该将其 (清朝——引者注)视为是一'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4]如此胡说,已达登峰造极!

中国和清朝是什么关系,还需要解释吗?对于连中国历史最基本常识都不懂的"新清史"学者们,看来不作解释不行,也应让世人明白他们的荒谬。举世皆 知,清朝作为一代国家政权,合法而有效地统治辽阔广大的中国达268年,这是事实。西方帝国主义及美日等后起的帝国主义哪个不予承认!从最早签订的中俄 《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到近代与欧美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无不是清朝以中国的名义签字画押。在近300年中,清朝就是中国,反之,中国 就是清朝。清是国号,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如今日,中国为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号,两者合而为一。这还有什么疑义吗?

"新清史"学者们蛮横地将中国与清朝分开,如罗友枝反对将清朝与"中国""合而为一",企图用"满洲中心观"来评价"大清帝国"。不承认清朝是中国 的,清朝与中国无关,所以只能用满洲的历史来解释清史。照此逻辑,现今奥巴马政权与美国无关,应当用"印第安中心观"来评价奥巴马政权!

更为荒诞而狂妄者,如欧立德叫嚷:清朝不等于中国,应把它看成是"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这使我们想起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三省制造 出一个伪"满洲国",策动满蒙独立,从中国分裂出去,不再属于中国!欧立德之论,妄图用"满洲帝国"取代中国,彻底把中国"消灭"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 心如出一辙,但又比日本军国主义走得更远,更为荒诞不经!

这里,又涉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什么?按照欧立德的说法,"'中国'的概念只是一种设想"。自商周以来,迄至清代,"中国"从来就是一 个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及疆域为一体的共同体。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已经存续了四千多年,但到了欧立德的口中,中国却只是一种"概念"的"设 想"!其本意是,"中国"根本不存在!如此污损中国,蔑视中国,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在他的心目中,他把存续了四千多年的中国完全消灭了!真不愧为帝国主 义的本性!

何谓"中国"?古人最通俗的解释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5]这是说,居于天下或称全国之中心之 地,称"中国",居于中心之外的四方之地称"四夷",即今之边疆之谓。这就是"中国"与"四夷"的初始之义。商周时,其王城及周围遵奉其王族文化的,皆为 "中国人",不同属其文化圈的各夷、狄、戎等族为中国之附庸。伴随历史的发展,"中国"不断扩大,至秦始皇修建长城,始把"中国"地域扩大到长城脚下,遂 有"内中国外夷狄"之界定。内外实则内地与边疆之分,概以长城为界。如汉代人说:"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6]又说: "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7]汉代人说得很正确,即长城是"中国"与"三北"边疆地区的分界线,亦是华夷文化的分界线。长期以来,西方某些 学者歪曲说长城是中国国境分界线,不值一驳。事实是,清以前所说的中国,一是中央王朝的代称;二是指内地。每代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长城以内,黄河上下, 大江南北都是中国之地。直到清代为之一变,以康熙三十年(1691)圣祖废长城为标志,始成"中外一家"、"天下一视"的空前"大一统"的新格局。由此, "中国"的地理范围包括华夏文化已扩大到长城以外的"三北"广大地区。应当指出,清以前,长城以外的边疆地区同属中国管辖范围,只是实行朝贡体制,与内地 郡县制有所不同罢了。清朝不只是撤除了长城这道藩篱,更重要的是,在东北、西北及北部设置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最终把秦始皇创行的郡县制推行到边疆地区。 这些常识,就不必一一去说了。

清朝把郡县制全部推行到边疆地区,破除华夷即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域之限,形同一体,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大发展,为今日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遍视世界各国,有哪个国家的疆域不是经历种种历史变迁而最后形成固定的疆域与边界!可以说,"中国"历经三四千年,到清初才完全确定下来。"新清 史"学者们声称"中国"不过是"一种概念的设想",纯属对中国的污蔑!不仅如此,还蛮横地要把中国与清朝分开,篡改清朝为"满洲帝国",这不是白日做梦 吗?

"新清史"学者们执意将"大清国"与"中国"两者分开,其险恶用心,就是"去中国化"!用他们的语言说,称为"去中心化":"中原"并不是"他们 (指清)帝国……的核心,只是一个部分而已。"[8]这与欧立德所说"中国"只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是一个意思。中国被抹煞掉,不复存在!在《新清帝国 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中,清代统治中国的政治中心,明明是在北京,他们却篡改成在承德!即在承德而不是在北京"形成"了"亚洲帝国"!北京与承 德,哪个是"核心",还须解释吗?否定北京,实则是否定中国,以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如果不是"新清史"学者们的无知,只能说别有用心!

三曰"满洲外来论"。"新清史"为何起劲反对将清朝与中国"合而为一"?为何大肆鼓吹"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否定清朝、否认中国,强调"满洲" 的主体、主导地位,宣称满洲没有被"汉化",这一切,都是"去中心化",这里是指"去汉族中心化"。表面看,这是抬高满洲的历史地位,实则相反,他们是把 满洲定为"外来民族",从不属于中华民族,更不是"中国"本土的固有民族。所以,满洲与汉族、与中国都没有关系。如欧立德说:"满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 国","以强大军事力量征服明朝","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云云。[9]

"新清史"明白宣示:满洲为"异族",他们进关夺取政权,是对"中国主权"的"破坏",污蔑满洲为"外来"侵略者。这些论调,在欧美学者的著述中, 俯拾皆是。如英人阿谢德称:"满洲人是野蛮人",他们进军中原是"蛮族入侵"。此前,他们"在中国之外"建立的"尚未开化的'蛮族政权'",无疑"是外来 的政权"![10]等等。一句话,满洲不属于中国,其世代居住的东北地区自然也不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居于"中国之外",满洲"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他们 简直把清朝视同日本军国主义!

这是正确的吗?绝对错误!二十四史和其他典籍,明明白白记载:满洲是东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从其先世尧舜时代的肃慎,到17世纪30年代满洲的 形成,这个民族在东北地区生息繁衍已达四千多年。东北从来为历代王朝管辖,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基本史实,本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常识,可惜,"新清 史"学者们完全不懂,强行把满洲从中国"开除"出去,污为"中国之外"的"野蛮人"。这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霸占东北制造的口实一模一样!而今"新 清史"重复欧美日帝国主义腔调,实属别有用心。

"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篡改、污蔑中国历史,已经超出学术讨论的底线,不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旨在分裂中国,挑拨满洲与汉族的民族矛盾。"新清史"必将给中国造成严重伤害,并把中国史学引向歧途!

三、分裂边疆 阉割中国疆土

"新清史"无视历史事实,却站在准噶尔分裂势力的立场,把清朝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一,一概斥为"侵略"、"扩张",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其论点与结论都充分暴露出他们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国的立场!

清代边疆问题,是"新清史"的核心内容之一。"新清史"学者们自认为,他们对边疆的关注远远超过了中国学者。近30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清代边疆的成 果颇丰。重视与否,如果只是口头言说,也无关宏旨,无须争辩。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最后得出什么结论,我们与"新清史"存 在原则性分歧。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清史"顽固坚持"去中心化"的荒唐史观。如上已驳斥的所谓"独尊"满洲"为历史主体",去汉族之中心;虚拟"满洲帝国",删除中国之中心 等谬论。同样,他们在边疆问题上,去"中原"之中心,去北京之中心,妄图确立边疆及"中亚"非汉人的诸民族之中心,将清朝的中国皇帝篡改成"中亚诸民族的 大汗"!这还是"去中国化"。中国的边疆与内地或概称中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何者为中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如北京,历元、明至清,都曾是国 之都城,再向前追溯,金朝在此设立都城。北京是国之中心,这还有疑问吗?但欧立德等人偏偏把中国一代王朝改为"内陆亚洲帝国",而且是在承德形成的!这一 篡改,能改变历史事实吗?"新清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弱化北京、弱化中国、推重边疆,把边疆从中国分离出去!

其次,"新清史"认为边疆地区非属中国。这正是"去中国化"的"历史依据"。罗友枝的话,可以代表"新清史"学者们的基本观点。她写道:

"清朝除开继承了明朝的领土之外,还开拓了大片疆土,那些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基本上没有长期被汉族王朝统治过,他们也未曾接受过任何儒家的思想和文化。"[11]

罗友枝说得很明白:举凡边疆地区从来不属于中国!记载边疆地区受历代王朝统治的史实,详载于二十四史与各王朝的官私史书。这里,若一一摘引,远非本 文所能容纳!建议罗友枝等人认真读读这些书,无论读到哪里,都会找到与她的判断完全相反的证明!有关历朝历代管辖或统治这些地区的记载,俯拾皆是,寻找正 确答案十分容易。比如,汉唐对西域即今新疆地区的经营,《汉书》、新旧《唐书》载记甚明。在东北,早在舜禹之时,就属于幽州地,其后三四千年间,东北既被 汉族王朝统治,也曾为少数民族政权所控制。但无论"汉"与"非汉"统治,都是中央王朝管辖的一部分。如《史记》、《汉书》、《三国志》、《金史》、《辽 史》等,"新清史"学者们读后才有发言权。至于这些地区是否接受过儒家思想与文化,也无需多辩。

罗友枝可以到中国边疆走一走,比如去西南地区的云南,在"南天之末"的景东彝族自治县,在昭通地区——随便到哪个地方,所见所闻,一定会让罗友枝等 人大吃一惊:因为在险山恶水环抱的万里之外,居然还有唐时的文庙,对孔子的尊崇如神;至明代儒学的传播,遍布各地!在台湾、在海南岛,都会看到儒家文化的 遗迹。罗友枝既不读中国典籍,又不了解中国现实,不顾历史事实,妄指中国边疆地区都不是中国领土!米华健污蔑:"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都认为 新疆和西藏自古都是'中国的',这恰好就是意识形态和历史诡辩的两个例子。"[12]意识形态怎么可以跟领土归属混为一谈!"诡辩"怎能改变历史事实?这 是学术讨论吗?完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恶意攻击!

第三,清朝对边疆地区是统一,还是入侵?"新清史"学者们坚持后一种观点,把清朝对边疆的统一包括用兵,统统污为"侵略"、"征服"、"扩张"。事 实是,清朝不过承袭历代的国家统一,又是对历代疆土的继承,怎么成了"入侵者"、"侵略者"?蒙古、西藏、新疆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清朝对这些边疆地区的重 新统一,是自然之理,为何又成了"军事征服者"?无须驳斥,这种论调与"藏独"、"蒙独"、"台独"、"疆独"分子叫嚷"不属中国",鼓吹"独立"有什么 不同?"新清史"恰恰为那些分裂势力提供"历史根据"!"新清史"学者们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不是站在清朝的国家统一立场,而是"站在边疆(如从准噶尔人 的角度)来看中央"即清朝的。这就暴露"新清史"完全是站在准噶尔分裂势力的立场,来否定清朝的统一!质言之,亦即站在"疆独"、"藏独"分子的立场,来 否定我国对这些分裂势力的打击,否定我国对巩固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亦如清朝"是一场大规模的侵略"!

现在,再回到关于"大一统"问题的讨论。"新清史"污指持"大一统"观点的中国学者"与清朝政府的立场太接近了",竟然提出:"既然'大一统'的提 法代表的只是清朝中央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是否应该将这种提法放弃?"[13]试问:清朝坚持并扩大国家的统一,不应该赞同吗?只有按"新清史"的愿望,清 朝不能搞统一,应当放弃新疆,放弃西藏、蒙古,凡是边疆都放弃,让其各自独立,才是正确的政策吗?清朝坚持"大一统",并非只是"清朝中央的立场",恰恰 是中华民族的立场,是中国国家的立场!要我们放弃"大一统"的提法,就是承认分裂是合法的!

坦率地说,"新清史"根本就不懂何为"大一统"!"大一统"并非清朝的发明,它源起于孔子著《春秋》提出的政治理念,是孔子留给千秋万代的一份最珍 贵的政治遗产。他主张国家完全统一于一个政权、一个君主,反对分裂、割据。这一思想为历代政治家、历代王朝所奉行。"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生命 线。至清代,破除"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观,发展"大一统"为"天下一家"的"大一统",不论华夷,不分内外,皆为一统。康熙帝废长城,撤除了横亘在华夷 之间的万里分隔线,使清朝真正成"天下一家"。雍正帝对"大一统"做了精辟论述。他说:

"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14]

雍正帝也承认他和他的民族满洲都是"中国人",完全继承尧舜以来包括孔孟的中华文化传统,所论"大一统",表明了他的政治目标,是对历代历史的继承。他尤其强调:"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15]

雍正帝关于"大一统"的理论解读,阐明了清朝对国家与民族统一的原则立场,以"大一统"为其治国理念,贯彻于治国的政治实践中。从顺治朝开始,历康 熙、雍正、乾隆三朝,在各边疆地区推行秦始皇创制的郡县制,因地制宜、因民族而异,设置不同的行政管辖机构,形成一国多制、一地多制的多元一体的国家行政 管理体制,中国成为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大飞跃,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今日中国疆域之广大,国家规模之宏伟,多民族共同 体之格局,尽享清朝"大一统"的伟大成果!

"新清史"无视历史事实,却站在准噶尔分裂势力的立场,把清朝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一,一概斥为"侵略"、"扩张",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其论点与结论都充分暴露出他们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国的立场!

结束语

如同美国科技不断更新,其史学界也是每隔若干年后,总有人标新立异,向前人之说发出挑战,以显示其学术之"创新"。"新清史"大抵就是这样兴起的。他们在美国本土如何争论,我们不必评说,但他们把"新清史"引进中国,引发清史学术混乱,中国学者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纵观"新清史",实无创新可言。他们只在概念、名词解释上下功夫,诸如帝国、帝国主义、中国、中国人、汉化、涵化、去中国化(去中国、去汉人、去清 朝、去中原等,即去掉之意),都没有解释清楚。只在概念上大做文章,却无充分史料的实证。如果说"创新","新清史"比20世纪西方学者、日本帝国主义御 用学者更大胆,全面颠覆中国历史,全面否定清史。而其观点之荒谬,前所未闻,如中国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中国历代王朝统统是"帝国",清朝是"帝国主 义",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史"。清朝对新疆、蒙古、西藏,以及东北的统一是"武装侵略"、是帝国主义"扩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战争为例,自秦 朝至清朝,两千年间,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在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内进行的,属一国之内的战争,哪有什么扩张!历代王朝从未掠夺过邻国土地,有的是援 助,救亡济危,如对朝鲜、越南的援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的一页,值得中国人为之骄傲!"新清史"把"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历史,力图抹黑中国,不知意 欲何为!

"新清史"所谓的"研究方法"更见其学术之浅薄!他们用类比的方法,把中国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以及日耳曼、土耳其和俄国这些"帝 国"进行比对,进而把中国历代王朝至清朝统统打入"帝国主义"的行列!此即他们宣称的"全球化的眼光",把中国历代王朝打上"帝国主义"烙印,才是他们的 根本目的!应当指出,他们把中国与上述各帝国主义进行类比,但很奇怪,他们并没有将中国与美国、日本两个帝国主义进行比对!这又是何缘故?恐怕只有"新清 史"学者们才能回答!

"新清史"搞乱了中国历史,否定清史,"指示"中国学者要按他们的"新清史"来重新"书写"21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也奉劝美国"新清史"学者们,不要抱任何幻想,不要妄图混淆中国史学界的视听。

"新清史"在政治上的危害尤其不容忽视。近一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美国视中国崛起是一巨大"威胁",公开指责中国对外"扩张",千方百计,联合 日本及南海诸国来"遏制"中国;明里暗里支持如"疆独"、"藏独"、"台独"及"港独"等分裂势力,妄图从内部搞垮中国。"新清史"恰恰是从历史上来论证 中国的"帝国主义"特征,挑明新疆等边疆地区不是中国领土,而是清朝通过 "扩张"和大规模的"侵略"将其纳入。所有这一切的论证,都与美国对华政策相一致,互为表里。同时也为当今之分裂势力提供历史论证,实际上助长了这些分裂 势力的气焰!

"新清史"学术上荒谬,政治上危害中国的统一,必然激起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学者的强烈反对。我们完全拒绝"新清史",而且要揭露它的伪学术面目,肃清它在中国学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作者单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注释

[1]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贾建飞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内部刊印),第19页。

[2]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第22页。

[3]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载《读书》2014年第1期。

[4]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载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1页。

[5]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0《中国论》,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

[6]《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92页。

[7]《汉书》卷96《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2页。

[8]卫周安:《新清史》,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9]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载《读书》2014年第1期。

[10]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唐博译,载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2、51页。

[11]转引自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载《历史学评论》,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12]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第16页。

[13]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载《历史学评论》,第1卷,第133页。

[14]《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696页。

[15]《大义觉迷录》卷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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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pril 20, 2015

最后的文学青年

最后的文学青年

时代风向已变,文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已微乎其微。

王琛 04/20

 

阿乙前年生了病,肺部有斑点,他怀疑自己是绝症,在手上写了四个字——"是又怎样"。没事时,他就盯着手背,神经质地反复看,并就此展开各种推测,像在列小说提纲。治病要吃激素,他因此胖了几圈,下巴由尖变圆。朋友调笑说,终于有点像巴尔扎克了。

看着照片里的胖脸,阿乙很惆怅:"被气筒打气,也不至于这样。很忧伤。它不是被什么别的摧毁成这样的,就是被写作,被自己和别人的一些期待。"他自己仍说不清楚,多年过去,自己是焦虑而写作,还是写作而焦虑。

几年前还没成名,阿乙有次把小说手稿打到A4纸上,带到饭局,递给了文坛里的前辈。前辈见多了文青,接过手稿,就像接一根递过来的烟。阿乙忐忑地等着评价。可饭局终了,前辈起身走开,阿乙却发现,小说手稿被留在了座位上,但并非一无所用——至少刚刚垫了热屁股。

人生像个圈儿,历史总在打转。2015年春天,作家阿乙在单向街驻店写作,接待读者。这时也来了一个文学青年,表达了一番崇敬,打开书包,也掏出一叠A4纸,毕恭毕敬递了过去说,阿乙老师,我今天带了我的一篇小说,请您指点。

像接一根烟,阿乙也接过了手稿。他一边和周遭的人搭着话,一边翻着手上订得整齐的A4纸。隔了大半个小时,才告诉面前毕恭毕敬的文青:你不如去读读博尔赫斯,或许对你的写作有帮助。

这个回答聪明又妥帖。比起当年拿自己手稿垫屁股的前辈,阿乙令每个人都很体面——成名的作家对后辈的作品提出了具体建议,足见诚恳;亟需指路的文青得到了前辈的鼓励,言辞里自己的作品也和拉美文学大师有了一点关系,令人振奋。

每回遇到文青发作品给自己求评价,阿乙都想到过往的自己——求评价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绑架对方的表扬。有一回在网上,有个文青把诗歌发给他。阿乙客气地说,不错,你可以去诗歌圈儿混了。文青觉得阿乙的回答不符合期待,愤愤地还击。

阿乙叹一口气说,你看,文青是多么脆弱。

阿乙自己也脆弱,尤其是在三十多岁还没出过一本书时。那时他参加饭局,王小山介绍到阿乙,总加一句"我这个兄弟也是写小说的"。话一说完,阿乙就害臊得脸红了——因为一桌子人都是作家,他没出过书,觉得不好意思。

每有读者表达倾慕,阿乙总是习惯地摆摆手,看起来还是腼腆。当晚的读书沙龙,他几次站起来走动,把话筒交给嘉宾,自己不愿多说——"在中国太容易出名了,连我都出名了。"

当晚书店的沙龙主题是:"如何从县城经验出发,进行写作游戏的通关"。阿乙在江西小城瑞昌县生活了很多年,直到26岁才离开家乡。那时他并不知道,一度令他憋屈的生活会被称之为"县城经验"。在县城,他还不叫阿乙——那时他的名字是艾国柱。

 

高考是离开瑞昌县城的第一个通关机会。这带给了艾国柱陪伴终生的神经衰弱。1994年夏天,文科生艾国柱毕业于瑞昌二中高三二班,当年班里只有四个 人过了大专线,艾国柱是第三名。他自认那是半生最阳光的一段日子。去省城读公安专科学校,课程容易,只需混完三年,毕业后成为三级警司,分配回来,便会一 步踏入小城上流社会,一劳永逸。

但他只得意了一年。第二年,班上复读的同学纷纷考取重点大学,不乏名校。艾国柱失落了,他觉得自己是游得太快的精子,本不该做警察。

1997年,在警校外的游戏厅游荡了三年,艾国柱毕业了,分配回瑞昌公安局,迎接他的是更大的失落——在随笔里,他称之为放逐。坐着豪华大巴经过南 昌八一大桥,再换乘破旧中巴离开九江市西二路,放逐之旅愈发潮湿、灰暗,最后停在了县城瑞昌。他绕了一圈回来,但只呆了两个月,便被公安局分配到洪一派出 所。艾国柱第一次知道瑞昌还有这个地方。

公安局大院的车往县城西边出发,路过一个又一个油菜花地,在每一个小镇都不停留,后来翻过一座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两个半小时后,抵达洪一乡。

这是他眼中的流放之地——因为偏远,洪一乡被称作瑞昌的西藏。艾国柱下车,一眼看见了洪一乡的全景。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两排不足五十米的矮屋,一家理 发店、一个破损的台球桌和一间由民居改建的餐馆。自己将要工作的派出所,初创时就在这家餐馆二楼。在后来的小说和随笔里,他一再描摹这里的场景,仅仅对街 上的土路,他就在三篇文章里提到过三次——"没有一粒柏油"、"没有一颗柏油"、"没有一滴柏油"。

流放之地只有土街。夜晚,街上漆黑一团,艾国柱躺在床上听河水声,感到这是世界尽头。父亲要他忍着,告诉他虽然艰苦,但这在档案里是基层工作经验,利于以后仕途上的提拔。

但不可能有比村再往下的地方了,艾国柱要离开这儿。一天下午,他独自走向一座山峰,站在山顶看见远处是山,山后面还是山,天上只有鸟,地上只有吃草 的牛。要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吗?艾国柱发下毒誓,要离开这里,回县城,还要离开县城,去城市,去省会,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最后去纽约。他的 脑子全是摩天大楼上飞机的影子。

爱情总是苦闷青年最好的庇护所。艾国柱继续对一名女同学漫长的单恋。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些轰轰烈烈的国家大事与艾国柱无关,宇宙就是洪一乡派出 所那么大,艾国柱躲在里面,不停地往外写情书。他想,只要对方轻勾一下手指,他就听从召唤,愿意去任何地方。但那些信件好像被告席上挣扎的辩护,响亮却一 厢情愿,直到一次见面,对方彻底宣判爱情的死刑。

这场单恋此后仍在绵延,一直起伏八年。"天使的马车飞驰过一棵棵杨树,天使啊马车啊年龄啊都不见了,只有杨树立在那里。"他在书里总结。

1999年,艾国柱被调回到瑞昌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位在最小的房间,只有几平米,白天也要开日光灯。在这里他遇到当初一起分配的警校同学周琪源,一起写材料——大都是通知、简报、通讯和领导讲话。每天下班后他都觉得"像被刮过一遍,遍体鳞伤"。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流社会了吗?好像对艾国柱而言,又是一个无望的深渊。下班后,他常和工作结识的朋友抽烟喝酒,看着他们烂醉。有一次在夜宵摊上正喝着,一个朋友尖叫了一声,其他人凑过去看,发现此人刚刚完成射精——女友一直在桌下帮他手淫。

除了在外厮混,艾国柱还要陪领导打牌。他担心自己会老死在麻将桌上。在一篇随笔和两篇小说里,艾国柱三次写到同一次打麻将的经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 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自己作为科员坐在东面,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顺时针方向挪动了一次位置。于是二十多岁的艾国柱坐到三 十多岁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岁的主任座位,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坐到了五十多岁老同志的座位。艾国柱说,他一眼,看到了自己极度无 聊的永生,就在麻将桌上,牙齿掉落,一颗种子走进坟墓。

在公安局办公室呆了两年多,因为材料写得好,艾国柱被瑞昌市委组织部看中,借调过去。在瑞昌,这是一次令人眼红的升迁。在小说里,艾国柱这样形容自 己的感受:"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直到有一次,见多了年轻人的组织部老司机,带着算命 先生的笃定语气说:"你四十岁或许能升到副处级。"

艾国柱又想起了公安局办公室的麻将局,觉得人生寡淡,乏味到连一个司机也能推算他的命运。

哥哥艾国光的经历也刺激了他。艾国光本在县城矿产局上班,自己悄悄学了编程,在杭州找到了工作。艾国柱也想走,但觉得身无长物,小警察的身份出门"很搞笑",担心只能做保安。艾国光鼓励弟弟,想出去就快出去,等学了技能就老了。

靠着哥哥在杭州寄回的二手电脑,艾国柱接触了网络。正值2002年世界杯,艾国柱写了些球评发到论坛。当时正是体育杂志兴盛的年月,艾国柱的球评渐渐发到了体坛周报、足球报、东方体育日报,每个月能领到一两千块的稿费。组织部收发室的人看着汇款单,惊呆了。

艾国柱开始留意着网上招聘。因为自己长于写材料,也在网上写过球评,他理所当然地关注着媒体的信息。很快得到两次面试机会,一次是天津的《滨海时 报》,另一次是南昌的《信息日报》。在乌压成群的应试者里,艾国柱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愧,又被十几个面试官围起来审视,两次都落败而逃。他觉得,城市是个 傲慢高贵的姑娘,而自己,则是被审判的羞惭乡下佬。

这段急于出走而不得的经历如此难捱,以至于在后来的代表作《意外杀人事件》里, 艾国柱干脆就给主角之一取名艾国柱。文中的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被父亲耻笑,全家人恐惧于县城外的世界,睡觉时掖紧被窝——"像掖一个深渊"。小说的结 尾是悲剧。一个意外的精神病人流窜到了红乌县,像上帝一样,审判了县城秩序的反叛者,艾国柱死在他的刀下。

在艾国柱的小说里,上帝常常化身为一只鸟儿,盘桓在红乌县的天空,紧盯着地面上的苍生,随时处死每一个不甘庸常的人。

现实中的艾国柱却等来了转机。在西祠胡同论坛,《郑州晚报》发布了招聘体育编辑的帖子,艾国柱投了简历和几篇球评,隔了几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截了当告诉他,马上过去上班。

 

这是2002年,网络论坛方兴未艾。混BBS写评论的文字精英,不时被正在扩张的各地报业发现,随即招安,文字印成铅字,成为当时颇具荣光的传统媒体人。

艾国柱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但父母和奶奶阻止他。他向组织部请假三天,临行前喝了酒,看着暴怒的父亲和哭喊扑打的奶奶,跳上面的,钻进了火车站。

第二天到了郑州,面对高楼,他张开双臂,做了个电影般的仪式,他对自己说,郑州,啊,我来了。当晚,艾国柱住进报社安排的宿舍,对着窗流了一堆眼泪。他开始学做编辑。

离开瑞昌时是请假,保留着回去的余地,家人一直打电话催,要艾国柱回去上班。但郑州晚报又没立即签合同,艾国柱的命运就悬在了半空。每次接到家乡电 话,他都大醉一场。组织部不同意停薪留职,催得越来越紧,艾国柱没有勇气做了断,一直拖延着。审判又来了,有一天他得知,自己已被取消了编制,彻底离职。

后路断了,瑞昌县回不去了,"就像有什么东西掉进深渊"。此后艾国柱不敢回家,一直等到半年后在报社转正,这年底,他的工资由瑞昌的八百块变成了郑州的两千八。

郑州是省会城市,有瑞昌县城不能比拟的精神资源。一次在网上讨论读书,朋友要艾国柱把读过的书列出来。此前自认为博学的艾国柱,列了十一本之后,再难下笔,第十二本,他写的是"读者合订本"。

朋友讥笑他,读者合订本能算是书吗?

艾国柱脸红了,这年他26岁,此前的主要阅读是《参考消息》、《体坛周报》、《杂文选刊》、《故事会》等报刊杂志,完整读过的名著只有两本:《红与黑》和《茶花女》。这些阅读积累给了他养分,支撑着他早期的球评写作。

艾国柱开始了有计划的阅读。他扔掉了过去上瘾的东西——王小波、柏杨、李敖等。暂时不知道读什么,他找来大学生和文学编辑,搜罗别人喜欢的外国名 著。在郑州,每两个星期他去一次书店。通过这种笨拙的方式,艾国柱开始积累阅读。先从加缪和卡夫卡的书读起,渐渐读到威廉福克纳。

加缪的《局外人》给了他最初的文学震撼。"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个经典开头,让他回忆起自己对待爷爷的死亡。当时,因为哭不出来,他只能靠警校学到的办法,睁大眼球长久盯着一个物体,祈求眼泪因为眼睛酸胀而流下,佯作悲痛。

艾国柱进入了小说世界。起初的写作以模仿加缪等名家为主。仿佛回到了在洪一乡写情书的时候。在郑州的出租房里,一个晚上,他熬夜就能写几千字的小 说。这些练笔阶段的小说,起初放在博客上,后来被他贴在文学论坛里。网络论坛里已经形成了小圈子,党同伐异,想得到赞美,往往要付出夸奖糟糕作品的义务。 几次不愉快后,艾国柱因此对混圈子有些忌惮。

在郑州,工作出色的他始终没分到工位,要与其他人共享一个办公桌,常常在用着电脑时不得不起身让位,这令高度自尊的他羞愤。

无亲无友,艾国柱喜欢在郑州的黄昏里漫无目的地走,路过城中村,期待着想象中的艳遇。但什么都没有,他只能侧耳研究楼上出租屋里偷情的声音。"我一直听着那漫长而销魂的呻吟声,就像江南一场绵绵细雨。"

很快,他真去了江南——就在工位刚刚定下来时,他得到了《上海青年报》的机会,想到自己当初的规划:县城、省会、直辖市,艾国柱没有多少犹豫,跳槽去了上海,没呆半年,又受到正值鼎盛的《南方体育》吸引,南下广州。

这期间,一直写作的艾国柱积累了大量如何写烂故事的经验。传统媒体的编辑工作,也天然教会了他如何传递信息给读者,默默写了两年,他自认为渐渐处于"牛逼和不牛逼的人之间"。

2004年,朋友阿丁介绍他到了当时创刊不久的《新京报》。艾国柱完成了自己人生规划里的前面大半,他一级级通关,终于从洪一乡来到了首都。在随笔里,他提到《聊斋志异》里的贺生,面对色艺双全的瑞云时"紧张、急促、敏感、自卑"。北京正是瑞云,艾国柱始终是自卑的贺生。

在北京,艾国柱用上了警校时取的笔名"阿乙"。很快,阿乙这个名字,以饭局上旁若无人地看书而出名。王小山回忆说,阿乙腼腆,每次出来吃饭都带着 书,往座位上一坐,不怎么开口,酒量也不好,就只好闷头读书,听到饭桌上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突然冷不丁地插一句,往往是连珠的妙语。"典型的闷骚男。"

 "在人类的阴影下",阿乙不知所措地坐着,早早吃好又不便退席,看书看困了,伏在桌上就睡了。有时醒来会有口水,但并不感到狼狈。

饭局也带给他了成名的最早契机。一次,仍是王小山组局,阿乙去得晚,坐在圆桌最外围,和同样晚到的东北人罗永浩坐在一起,离桌子远,两个大男人紧挨 着,需要发生交谈,以打破尴尬。两人寒暄着,听说罗永浩在办牛博网,阿乙也想试试,老罗就把他的博客要了过去。交谈结束,阿乙拿出书本继续看书。

没想到过了几天,已经忘了这茬的阿乙突然接到罗永浩电话。老罗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兴奋,直夸阿乙写得好。

当时的老罗刚做牛博网不久,网罗了一批知名和不知名写作者。在首页,老罗以"史上最牛的非著名小说家"推荐阿乙,在最显眼处摆着他的作品。认识阿乙 的人更多了,大部分都是和他相似的文学青年,他们身处各地,共同特点是,愿意不知疲倦地写。原本属于媒体圈的阿乙,似乎更接近了文学圈。

3月20日,单向街书店。阿乙把头抵在树上,连说好累。

 

对阿乙这一代人来说,文学圈一直充满诱惑力。当初介绍阿乙进京的阿丁,也是个文学青年。因为名字相似,他们俩常被误认是同一人。阿丁来自河北保定,走着和阿乙相似的写作之路,他早先是个麻醉科医生,后来辞职,进入媒体工作,先去重庆,几次跳槽,最后来到北京。

阿丁正式写小说也是在进入媒体后。起初也以模仿博尔赫斯等大师为主。那几年,工作之外,他最投入的事情就是写小说,创作令他兴奋,写出满意东西后惬 意无比,"几乎超过了性快感"。写到2008年,他的不少作品已经在天涯、豆瓣等论坛流传,并被网友誉为"王小波之后不知名的故事高手"。

阿丁一直强调,讲好故事是写好小说的本分。他觉得严肃文学应该回归传统,"《聊斋志异》才是世界级的,好的文学家就是蒲松龄和荷马这种会讲故事的 人"。在阿丁看来,如今许多写作者背离了讲故事的传统。"短篇小说的话语权基本被主流文学杂志和学院派垄断了,那基本是个圈子,大家都是熟人,也知道什么 样的小说会发、会得奖。新人要不变成和他们一样,要不就没有出头的机会。"他觉得,更多来自民间的文学青年,拥有真正的创作热情,以及讲故事的天赋。

但"文学青年"四个字,随着时代变迁,早已偏离了原意,变得轻薄甚至是贬义。在八十年代,文学青年是一种光荣而又时髦的称谓,常有人回忆说,当时走 路,如果腋下有一本《人民文学》、《收获》之类,便可昂首挺胸。但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让"文学青年"逐渐边缘,像受潮的彩色电视机,渐渐丧失了瑰 丽。然后是互联网的兴起,似乎把一切都消解,但似乎又把一切都激活了——文学青年变成了文艺青年。

网络的兴起仿佛让"文学"变得唾手可得。谁都能成为作家,而且是畅销作家。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使得严肃文学越来越尴尬和艰难,尤其体现在了图书市场 上。2010年,媒体统计作家收入榜,王蒙、贾平凹、周国平、麦家四人的总版税,敌不过写了《明朝那些事儿》的网络作家当年明月。

尽管市场如此,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李敬泽却坚信,所谓网络文学冲击严肃文学,只是个浮躁的伪命题。他认为,相比有着悠久历史的严肃文学,网络 虽然带来了技术上的革新,但仍是个不确定概念,"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繁荣期,还是所谓的80年代,时代背景不同,都不能得到严肃文学复兴或者衰落 的结论。"

在中国,《人民文学》一直是严肃文学期刊的桥头堡。但时代变了,他们也开始寻求转变。2011年4月,《人民文学》开始试水零售市场,他们"要寻找的读者是作家、文学爱好者和想要获得文学力量的人,……看看皇帝的女儿有没有人要。"

不过,文学青年们仍试图在这个时代拥有自己的位置。2012年,阿丁出版了自己第一本长篇小说《无尾狗》。虽然颇受好评,但阿丁发现,即使梦想达成,成了作家,实现了出版,名动江湖,也并不能完全衣食无忧。

企图全职写作是奢侈的。从媒体离职后,阿丁开始思考文学青年的生存之道。他希望自己能有保障安心写作,也能帮助其他文学青年。

2012年,在移动新媒体蜂拥之时,阿丁却做了一本叫做"坚果"的小说杂志,但纸质杂志的成本太高,只出了一期,杂志就夭折了。阿丁并不甘心,又找 朋友牵线投资,次年将杂志改为纯电子版,并更名为"果仁小说"——取"不成功便成仁"之意。他的想法是,为纯文学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反哺文学梦。

《果仁小说》开出千字五百元的稿费,这是严肃小说杂志里罕见的高价。阿丁招来两个刚毕业的文学青年做编辑,没有办公室,只能在咖啡馆开会,一直坚持了一年。2014年夏天,杂志断了投资,阿丁拿出自己最后的积蓄,给两个编辑发了最后一个月工资,此后杂志断粮。

但他们并不罢休,一边筹钱支付拖欠的稿费,一边想着为果仁续命。2015年3月,原本厌恶抛头露面的阿丁豁了出去,录制视频,为《果仁小说》发起众 筹。短短一周,果仁众筹到30万,早早达到预期。这笔钱来得这么快,阿丁感到惊讶,这似乎印证了他一直坚持的想法。他始终认为,富足以后的中国人需要填补 心灵的空虚,移动网络让阅读和写作变得更为方便了。

"我很乐观。"阿丁说,"网络不会冲击严肃文学,反而是助力。"

 

2008年,在罗永浩的热心联络下,阿乙的短篇集《灰故事》得以出版,收录了他挑选的31则短篇小说。出书后,自然被更多人认识。这年冬天,回乡的他正走在山路上,突然接到陌生电话,标准的普通话像是电台里的广播。

广播声问,是阿乙吗?阿乙答,我是。电话那边说,你好,我是北岛。山上信号差,电话断断续续通了四十分钟。北岛叮嘱他珍惜才华,把时间用在读书上。

在北岛的推荐下,《灰故事》的几个短篇以专题方式,发表在文学杂志《今天》。李敬泽因此也读到了阿乙,他称阿乙的小说令自己激动,是近些年少有的 "闻到小说味道"的作品。随后《人民文学》刊登了《意外杀人事件》。小说里的文学青年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意外毙命,在现实里结束了流放,复活在文学期 刊里,登堂入室。

但李敬泽并不认为自己对阿乙有文学上的助力。他说,阿乙写博客获得市场认可,直到在期刊发表作品,都是文学公道的体现。"一个文学青年写得好,渐渐走到更大的圈子,从小县城来到北京,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说明时代没有变过。"

发表与出版变得更为顺利。2010年,磨铁图书出版了阿乙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在书的封底,北岛对阿乙不吝赞美:"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

此后荣誉不停。2010年,《意外杀人事件》获得《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次年,阿乙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2012年,阿乙当选《人民 文学》"未来大家TOP20",以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华文作家、《东方早报》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 周刊》青年领袖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这是一长串令文学青年们羡慕的奖项,对阿乙这一代作家来说,几乎意味着在文学圈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十多年前离开家乡时,阿乙还只是个小镇青年,如今他似乎成功了。但他却有点悲观——对大多数文学青年来说,他像个例外。

阿乙并不看好文学青年的命运。从洪一乡到北京,他见到了许多个和自己相似的文学青年倒下去,忘掉了普通话,乡音逐渐地道,再也不会去田野听蛙声寻找灵感。

在非虚构中篇作品《模范青年》里,阿乙回忆了同事周琪源。周是瑞昌的船厂子弟,与阿乙同年进入警校,分配至瑞昌后,在同一间办公室共事。在阿乙还厮 混于县城夜宵摊时,周琪源已经笔耕不辍,早早在期刊杂志发表论文,令阿乙羡慕而嫉妒。但因为早已成家,周没有勇气出走,只能挣扎在县城的泥潭里,虽像万事 俱备的勾践,却最终抑郁地死于鼻咽癌。

阿乙曾经拿电影《立春》里的王彩玲比喻周琪源——小镇上的王彩玲热爱美声,向往北京,不甘于平庸的教师生涯,穷尽办法出走县城,却始终碰壁。阿乙相 信,在中国的县城里,有许多看不见的王彩玲,在菜市场和超市,他们并不作声,回到家里才偷偷拉起窗帘拉小提琴,或者背诵伟大的诗歌。

但即便阿乙实现了王彩玲的梦想,他时不时也会焦虑。有段时间,他得了广场恐惧症,走到人多的地方就心慌,只能躲回屋里。之前经常熬夜,他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直到前年生了大病。

他不再热衷向旧交展示自己。起初从城市回到家乡,他们仍一起喝酒,唱《霸王别姬》、《世界第一等》、《红日》和《好汉歌》,在酒桌上听旧同事赞美他 出走的勇气,表达对城市的羡慕。但直到有一次,一个老同学喝多了,才吐了真话。他用瑞昌方言说,艾国柱你这个傻逼,放着机关里的皇帝日子不过,居然跑出去 做流寇。

他曾梦见自己落跑北京,回到了瑞昌,在县纪委谋得职位,亲朋们无不关切,赞许他的回归。阿乙在梦里落下泪来,醒来发现身在北京,才安下心来。

"无疑是噩梦。"他醒来写道。阿乙始终觉得,自己并无文学天分可言,"燃烧的文学激情来自持续焦虑带来的惩罚",离开瑞昌定居北京,依靠的是"傻逼式的勇气以及狗屎运气"。

但在王小山看来,阿乙有着充足的文学天分,他的焦虑和悲观,来自小镇青年无法摆脱的不自信。"我特别明白这种状态,我们这些小地方出来的人,到了四 十岁依然不自信,哪怕混得再好,不自信渐渐没了,自信的东西还是很少。"这是阿乙,也是所有小镇文学青年的羁绊,也许需要时间来解决。

自2004年来到北京,阿乙换了好几次工作。他在报纸做过体育编辑,在杂志担任过文学编辑,还去一家出版社干了不到一年。所有这些工作到最后似乎都 是为了写作而存在。然后他得了一场大病。2012年,他决定辞职,在家专事写作,每月靠着前几年的积蓄和几本书的版税过日子。"现在的收入与工作时相比, 好像也没怎么下降。"他说,"我愿意继续在家呆着。"

王小山曾担心名气会给阿乙带来压力。但他最后发现,"真正的作家是纯净的,而阿乙是纯之又纯的写作者。"

在2009年的一篇随笔中,阿乙描述了他生病之后某个无聊的一天。他拿到了一份体检报告,打算看场电影,闲逛之中到了一家书店。"写作是我修炼到今天几乎唯一的理想。"阿乙写道,"我曾以为我喜欢打仗、喜欢体育,喜欢新闻,最终发现还是喜欢写作。"

 

2015年,阿乙获得纽约书展的邀请,将于5月份第一次前往纽约。阿乙还上了艾国柱在洪一乡发过的愿:去纽约,去人类的首都。

离行程还有几个月,父亲艾宏松病了。这是父亲近年第二次重病,上次是五年前,艾宏松洗澡时中风,偏瘫在床。他握住矿泉水瓶,左手捉住右手腕,在胸前 旋转出圆圈,在锻炼中等待康复。病中有一天,他从身上取出一张纸,上面是自己用左手写的诗:"雨困郊原草木慌,东篱野菊独梳妆。何当借得秋风劲,洗净烦愁 一色黄。"

艾宏松羞惭地告诉儿子,自己想打印出来,寄到一家诗词杂志。作家阿乙这才想起父亲衣柜上画过的画,以及家里早年被老鼠咬坏的《诗刊》,他终于确信,父亲也曾是一名"强悍的文学青年"。

小学时,艾国柱给上海的《小主人报》投过一篇几百字的文摘稿,题为"汉字知多少"。这是写作带给他的第一次欢喜。第二次就是转眼八年后,艾国柱在洪一乡派出所做警员,给县报写了破案通讯,六七百个字,标题他至今仍记得清楚:"山庙老尼遭奇辱,民警神勇破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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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ms That Make Your Skin Bristle

Poems That Make Your Skin Bristle

April is Poetry Month—and a good time to celebrate one of our finest exponents of strict form, elegant diction and clear thought.

By 

Adam Kirsch

April 16, 2015 6:58 p.m. ET

Clive James has excelled at many trades during his long career—critic, memoirist, television presenter—but his first and longest-lasting love has been writing poetry. His poems enjoy a high reputation with readers who value strict form, elegant diction and clear thought, and his delightful exercise in spite, "The Book of My Enemy Has Been Remaindered," has a kind of cult status among writers. Now, as he nears the end of his career—he has spoken publicly about his recent diagnosis of leukemia and the prospect of death—Mr. James has condensed the wisdom earned over a lifetime of reading and writing poetry into "Poetry Notebook." These "reflections on the intensity of language" are not so much critical essays as free explorations in which Mr. James ranges through poems of many eras in pursuit of a central question: What makes a poem live?

This is the kind of mystery that only gets more mysterious the longer you ponder it. To read contemporary poetry in any quantity is to realize that most poets spend a lifetime turning out competent verse without ever achieving the sudden flight, the inevitability and rightness of language, that makes a genuine poem. "I wonder if there can be any successful poem," Mr. James writes, "which is not dependent on [the] ability to project you into a reality so drastically rearranged that it makes your hair fizz even when it looks exactly like itself." Here he echoes the critical test of A.E. Housman, who said that he knew a line of poetry was genuine if it came to mind while he was shaving and his skin bristled.

Even in the most canonical poets' work, Mr. James maintains, such moments come only occasionally. "Poetry Notebook" begins with an assessment of Hart Crane's 1926 sequence of love poems, "Voyages," in which Mr. James passes a critical Geiger counter over the six poems and listens for the telltale beep that shows when a line radiates power. Why does the obscure line "Adagios of islands, O my prodigal" have a "thrilling impact" while, in the same poem, "The chancel port and portion of our June" "rings dead"? Mr. James finds that the former is sonorous and "drunkenly confident" in tone, while the latter not only has the "exhausted word play of 'port and portion' " but comes after "we have met too many similar structures."

Poetry Notebook By Clive James Liveright, 238 pages, $24.95

This ability to tell which lines live and which only counterfeit life—call it, simply, taste—is Mr. James's great strength as a critic of poetry. His focus on the phrase and the line, rather than the large structure or the governing thought, feels like a poet's way of reading rather than a teacher's or critic's, and "Poetry Notebook" makes no grand arguments. Instead, Mr. James is interested in practical questions: in particular,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a brilliant line and the poem in which it resides and that between the single poem and a poet's whole body of work. He draws a pointed distinction between a poem, an achieved linguistic artifact, and mere "poetry," which is easy to churn out. "At a time when almost everyone writes poetry but scarcely anyone can write a poem," he writes, "it is hard not to wish for a return to some less accommodating era, when the status of 'poet' was not so easily aspired to, and the only hankering was to get something said in a memorable form."

Mr. James holds the unfashionable belief that it is easier to say something in a memorable form if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 itself—that is, to rhyme and meter and stanza, the old-fashioned building blocks of poetry. He dismisses the "dangerous half-truth" that holds that "too much technique will inhibit creativity"; on the contrary, Mr. James believes, "there can be no putting together without technical assurance." And as a reader of Mr. James's own verse would expect, he is an excellent analyst of metrical poetry, putting a microscope on verses from Samuel Daniel in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Australian Stephen Edgar in the 21st and showing exactly how they use meter and syntax to create poetic effects. He has particularly high praise for Mr. Edgar's "Man on the Moon," which scans the night sky in Hardy-esque fashion:
Hardly a star as yet. And then that frail

Sliver of moon like a thin peel of soap

Gouged by a nail, or the paring of a nail:

Slender enough repository of hope.

Throughout "Poetry Notebook," Mr. James displays an elegiac interest in minor or forgotten poets—those who may have been struck by lightning once or twice over their careers but who never caught fire for the length of a whole poem or book. Dunstan Thompson, for instance, "won big-time recognition" in England just after World War II, but looking through his collected poems now, Mr. James finds that "fragments of high quality were everywhere, but a completely integrated poem was hard to find." So too with Leonie Adams, erstwhile U.S. poet laureate, whose work he finds "polite but pale." Yet how many readers of poetry would even bother to explore such poets in the first place? Mr. James's generosity of attention, his willingness to trawl through pages of verse in search of the hair-raising line, is his most appealing quality as a critic. "I still make plans to live forever," he confesses at the end of the book; "there are too many critical questions still to be raised."

Mr. Kirsch's most recent book is "Rocket and Lightship: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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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Lear: The Syntax and Scansion of Insanity 《李尔王》的句法

King Lear: The Syntax and Scansion of Insanity

Maybe it's because I have this facial recognition problem that makes it tough for me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obert De Niro and Al Pacino, but I don't think fictional character is a question of faces. Or bodies. Or clothes. Or even actions, actually. Those things are important, but I've become pretty convinced that the hot beating heart of character is language. If you know how a character talks, you know how she thinks, and if you know how she thinks, you know how she acts.

This isn't my idea. It's the whole premise of theater. A play's script is a record of spoken language. The task of those producing the play is to translate that language into character and scene. Sometimes there are stage directions, but stage directions are secondary. You can imagine performing a play stripped of its stage directions, but cut out the dialogue and you've got nothing.

Nowhere is this more evident than in Shakespeare, who was sparing with his stage directions and brilliant with his language. We can take, as one of the innumerable examples, the case of King Lear. We can look at how this horrible, tragic figure is built up from a series of syllables set on the page, one after the other.

I want to take a look at a series of Lear's speeches, five of them, one from each act of the play. All involve Lear at a moment of extreme rage or sorrow, but his rage and sorrow change dramatically from the first act to the last. The character is the language, and what we se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lay, is the utter destruction of that character.

Let it be so, thy truth then be thy dower!
For, by the sacred radiance of the sun,
The mysteries of Hecate and the night,
By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orbs
From whom we do exist and cease to be,
Here I disclaim all my paternal care,
Propinquity, and property of blood,
And as a stranger to my heart and me
Hold thee from this forever. The barbarous Scythian,
Or he that makes his generation messes
To gorge his appetite, shall to my bosom
Be as well neighbored, pitied, and relieved,
As thou my sometime daughter.

I.1.109-121

Let's start with a speech from the first scene. Here, Lear is leveling his curse upon his youngest and most loyal daughter, Cordelia, who has failed to play along with the idiotic farce he's hit upon to divide his kingdom. This is, to put it broadly, royal speech. Lear's verse is weighed and measured. The pentameter never strays far from the iambic, and yet what kind of pentameter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It's not the blunt, sledge-hammer, monosyllabic pentameter we recognize from Tennyson's Ulysses, when he declares his final intention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fail." If Ulysses' line is one of blunt, military exhortation, Lear's language is the pentameter of legal kingship, strung as it is with polysyllabic Latinate gems like "operations" and "propinquity." His syntax, too, suggests a supple mind. The subject of that second sentence is buried five lines in, behind a prefatory wall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 that evokes both the rhetoric of ritual and the careful legalistic hedging we might expect from a courtroom. Lear's demands for praise from his daughters might be crazy, but his language here indicates a mind that is still fundamentally whole, unbroken.

You see me here, you gods, a poor old man,
As full of grief as age, wretched in both.
If it be you that stirs these daughters' hearts
Against their father, fool me not so much
To bear it tamely; touch me with noble anger,
And let not women's weapons, water drops,
Stain my man's cheeks.

II.4.272-277

Once again, Lear is angry, angry with his daughters Regan and Goneril this time—they're trying to whittle away his royal entourage—instead of Cordelia. And again, beneath that anger a deep emotional wound is festering, the sorrow of a father who feels (rightly or wrongly) that he has been betrayed by his children. But this speech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For starters, there's a change in idiom. The formal invocation of Hecate in Act I, that careful language calling upon the "sacred radiance of the sun"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orbs" has been ground down to simpler, more basic cry for help to "the gods." In fact, the entire lexicon is starting to shift away from the Latin and toward the Germanic. The sentences are short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uses clearer, as though he can't quite sustain the legalistic formulae of the opening act, as though he's starting to have difficulty keeping track of his ideas. On the flip side, the pentameter is even stronger, more bald, thrown up like a desperate bulkwark against his own incipient madness.

Is man no more than this? Consider him well. Thou ow'st the worm no silk, the beast no hide, the sheep no wool, the cat no perfume. Ha! Here's three on's are sophisticated. Thou art the thing itself; unaccomodated man is no more but such a poor, bare, forked animal as thou art.

III.4.103-108

Now we're out in the storm, wandering on the heath. Lear has just encountered Edgar, who is naked and filthy, cavorting about in the guise of Poor Tom. The king has abandoned verse, so we can't make much of the meter, although it's worth nothing that the passage is heavily iambic, at least as much as the one we just looked at from Act II. Those thudding iambs, however—the beast no hide, the sheep no wool—are a world away from the fluid handling of terms like "propinquity" in the first speech, and when Lear hits on a word like "unaccomodated" here, it jars, shattering the rhythm of what comes before. He's relying less on complex syntactical arrangements, too, leaning more eagerly on simple lists—a poor, bare, forked, animal—which comprise almost half of the passage. It's all made more pathetic by the fact that he's reaching for high-minded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a disquisition on the nature of man. Given this language, though, "reaching" isn't the right word. More like blindly groping.

When I do stare, see how the subject quakes.
I pardon that man's life. What was thy cause?
Adultery?
Thou shalt not die. Die for adultery? No.
The wren goes to't, and the small gilded fly
Does lecher in my sight.
Let copulation thrive; for Gloucester's bastard son
Was kinder to his father than my daughters
Got 'tween lawful sheets.
To't, luxury, pell-mell, for I lack soldiers.

IV.6.108-117

Lear is talking to the blinded Gloucester here, and by this point in the play, he's utterly busted. We're back in verse, but it's a mangled, monstrous verse. Some lines are perfectly iambic but way too short, others run to extra feet, while still others lack any metrical signature at all. If he was aiming for philosophy with his last speech, he's groping for the language of law here, casting himself as the magistrate, and yet this is a monstrous magistracy, veering between pseudo-proclamation—Let copulation thrive – and a sort of bizarre naturalist's focus on the sexual habits of birds and bugs, as though these could set precedent for human law. He's also starting to repeat himself, even within the same line: Thou shalt not die. Die for adultery? No. Really, you don't even need to understand this speech (and most of my students find themselves baffled by this entire scene) in order to hear the mental breakdown in the language.

And my poor fool is hanged: no, no, no life?
Why should a dog, a horse, a rat, have life,
And thou no breath at all? Thou'lt come no more,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Pray you undo this button. Thank you, sir.
Do you see this? Look on her! Look, her lips,
Look there, look there—

V.3.312-318

We've come, finally, to the King's heart-wrenching final words. What do we find? A fractured, interrupted syntax comprised of questions, exclamations, and fragments. Unlike those that come before, this speech isn't leaning on any rhetorical tradition: it's not trying to be regal, or philosophical, or legal. Lear is beyond rhetoric here, beyond any learned forms of language. The only shape we find is a return to the iambic rhythm of his early speeches—lines 313 and 314 are nearly perfect—but then look what happens. Those two rhythmically reassuring lines are only there to set us up for what has to be the most brutal ten syllable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It's a perfect inversion of the natural order, an unrelenting line of trochaic pentameter coupled with an abdication of any attempt at syntax. This line looks like it is comprised of words; it is not. The language breaks here, revealing something older, darker, mere sound, rage, pain, loss, brute confusion beyond the power of any words to h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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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Shakespeare Straight Up

Teaching Shakespeare Straight Up

No 'Shakespeare and Imperialism' or 'Shakespeare and Gender.' Students like the real thing just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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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Getty Images
By
Paula Marantz Cohen
April 17, 2015 6:40 p.m. ET

Of all the courses I have taught over my 30 years as an English professor, the one that I enjoy teaching most and that students seem to enjoy taking most is "Shakespeare."

That's the title. Not "Shakespeare and the Elizabethan World" or "Shakespeare and Stagecraft"; not "Shakespeare and Imperialism," "Shakespeare and Gender," or "Shakespeare and Postmodern Theory."

I don't even title the course, as I once did, "Introduction to Shakespeare," though it is open to all students and has no prerequisites. Appending "introduction to" would admittedly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Shakespeare is a vast and deep terrain, but it would also suggest that the course leads to "Advanced Shakespeare."

This is not the case. The Shakespeare course is not the first step in a graded ascent but an immersion in a world. I want it to be Shakespeare without addendum or dilution. My belief is that anyone at any level can derive benefit from this course, not because I teach it so well but because reading a certain number of Shakespeare's plays with close attention is an end as well as a beginning. It can yield rudimentary insights but it can also yield highly advanced and sophisticated ones.

Since all English courses at my university are capped at 25 or fewer students, discussion is central to the class. In the old days, I would assign secondary readings and show film clips of key scenes to help spark this discussion. I've largely stopped doing this. It is Shakespeare's writing that I want students to focus on.

The classroom seems to me the only place where rigorous, communal attention to the words on the page is possible. Reading this way prepares students to better appreciate a live production when the opportunity to see one arises, and it helps them appreciate Shakespeare's inimitable use of language—his poetry and his prose—in a rigorous, intimate way. It also prepares them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litics of family and society and to deal more intelligently with friendship, love and career. Only by studying the plays closely in a classroom setting, where many voices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can these ideas be fully probed.

A good example occurred in a class awhile ago in which we discussed Rosalind's disguise in "As You Like It." One of my students observed that Ganymede, the swaggery male persona assumed by the heroine during her exile in the Forest of Arden, reminded him of Superman, alter-ego to the mild-mannered Clark Kent. The student then quickly qualified the comparison: Superman is the real self, and Clark Kent is the disguise, he said, while Rosalind is the real self, and Ganymede the disguise.

But many in the class objected to this distinction: Rosalind is a character created by Shakespeare and originally played by a boy actor, they noted; the play's epilogue brings this to the fore. Where does the real self in such a case lie? As for the comic-book hero, which persona is more "real," the superhero or the regular guy he pretends to be? The class veered off into definition and self-interrogation. What was a "real" self anyway? What was theirs?

These questions led to the question of costume and identity. Is the petticoat of Rosalind less or more of a disguise than the doublet and hose of Ganymede? The discussion had grown complex but the class was fully engaged, despite having read nothing in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r gender theory.

Would they have arrived at the same place had I assigned essays on these subjects? Possibly. But I doubt that there would have been the same excitement as students explored these ideas on their own. The class's insights seemed more original, more accessible, and less doctrinaire by virtue of being theirs rather than imposed by others.

One of the great lessons I've learned as a teacher is how satisfying it is to leave good material alone—not to vamp it up with theory or aggressively coordinate it with other readings. I like discussing Shakespea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esent. I like discussing how his work dovetails with ideas about the self and society. But I like these discussions to emerge organically in the course of looking closely at the plays.

Keats referred to "negative capability" as a facet of the poetic process. He meant that not directing or imposing meaning, not trying too hard to make sense of things, can free the imagination to do its work. This applies to teaching as well as poetry.

Teachers tend not to trust our students as much as we should. Trusting doesn't mean capitulating to them or allowing them to dictate the curriculum. It means arming them with what Matthew Arnold called "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and trusting them to be able to discern what is profound and insightful, funny and moving, in that material. Shakespeare is a teacher's unfailing resource in this effort.

Ms. Cohen is an English professor and dean of Pennoni Honors College at Drexel University. Her novel "Beatrice Bunson's Guide to Romeo and Juliet" will be published by Paul Dry Books next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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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tch therefore I am: seven movies that teach us key philosophy lessons

I watch therefore I am: seven movies that teach us key philosophy lessons

The dilemma in chilling new drama Force Majeure raises philosophical quandaries, but it's not the first film to do so. Memento, Ida and It's A Wonderful Life all address the Big Questions

Tomas flunks his test … Force Majeure. Photograph: Allstar/Magnolia PicturesJ

, Christine Korsgaard, Ursula Coope, , Susan Haack, Kenneth Taylor and

Tuesday 14 April 2015 03.00 EDT Last modified on Thursday 16 April 2015 06.15 E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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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we do the right thing?
Force Majeure

If you had lived in Germany in 1939, would you have helped protect Jews or gone along with their systematic extermination? If you had been an MP 10 years ago, would you have milked your expenses for what they were worth? And if you and your family faced a threat, would you protect them or save yourself?

We all like to think that in such situations our basic decency would shine through, but we can never know. This is the central theme of Force Majeure, in which an avalanche suddenly threatens to engulf a Swedish family enjoying lunch on the terrace of a plush ski resort. The husband and father, Tomas, flunks his test. Instead of trying to shield his wife and children he runs away, not forgetting his precious smartphone.

In the aftermath, several characters try to excuse him. "In situations like these you're not always aware of what you do," says one. "You try to survive." Aristotle would not have been satisfied by this or the other excuses offered in Tomas's defence. He would have insisted that in those few seconds, Tomas revealed his character.

Aristotle's insight was that we rarely have the time or opportunity to sit down and think about what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before acting. Indeed, a good person does not have to do this. To become good you have to practise being good by cultivating the habits of goodness. Only then will you find yourself doing the right thing almost automatically. If you practise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want to be and doing what is necessary to become that person, when you are tested you will be able to do the right thing without thinking.

We can pretend that Tomas just had a moment of madness where his primal survival instinct took over, but his wife, Ebba, knows better, and so do we. He did what he did because he loves himself and his phone more than he loves his family. We can see this in the small details of daily life. For example, before the incident, Ebba asks him from the bathroom whether he is checking his phone and he lies and says no. This isn't a terrible crime in itself, but Aristotle would have said it was just one more small contribution to a pattern of behaviour that made him the cowardly narcissist he is. Every time he chooses to lie rather than admit to himself and others that he is too obsessed with his phone he becomes that little bit more self-centred.

Force Majeure tells us what Aristotle knew: unpredictable events happen, random "acts of God" for which no one is responsible. But how we respond to them is not random,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lies squarely on our own shoulders.

Julian Baggini's Freedom Regained, is published by Granta, £14.99. To order a copy for £11.99 with free UK p&p go to theguardian.com/bookshop or call 0330 333 6846

George Bailey achieves the wonderful life by sacrificing his ambitions for the sake of his family. Photograph: Ronald Grant Archive

What makes a life worth living?
It's a Wonderful Life

Many films explore the question, "What makes a human life good?" Frank Capra's It's a Wonderful Life, everybody's favourite schmaltzy Christmas classic, takes on the task directly, with both predictable and unexpected results. Start with the predictable ones: the old question whether a life that is morally good is also good in the sense that it makes you happy is answered in the affirmative. The James Stewart character, George Bailey, achieves the title's wonderful life by sacrificing his own plans and ambitions for the sake of his family and the poorer members of his community. According to the movie, what's good about the morally good life is the way it connects you to people.

But at a slightly deeper level, the movie raises the question whether Socrates' famous claim – that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 might be true. For what saves Bailey from suicide is the chance to examine his life, by the philosophical device of a thought experiment: "You've been given a great gift, George. A chance to see what the world would be like without you." The movie suggests that if he had not been given that chance, he might well have killed himself. But if he had done so, believing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if he had never been born, would we, the audience, still judge that he had a wonderful life? And if we would not, then does the movie show us that a human life cannot be good unless the person who lives it thinks about it and knows that it is good?

Christine Korsgaard is Arthur Kingsley Porter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Harvard University

Can there be an ultimate answer to Ida's question, 'and then?' ... Ida

Can anything really be justified?
Ida

"And then?" asks Ida. Her lover has asked her to come away with him. "Then," he says, "we'll buy a dog, get married, have children, get a house." But Ida's question, again, is, "And then?" To this, all he can say is: "The usual. Life."

Ida is a novice nun. Before taking her vows, she has been sent into the world to meet her aunt, her only surviving relative. During the film, she learns that she is Jewish and discovers how her parents were murdered during the war. The aunt is a worldly state prosecutor who urges Ida to abandon the convent and live life to the full, but who is herself burdened by her own past. When the aunt commits suicide, Ida tries out cigarettes, vodka, high-heels, jazz and finally sex with a young saxophonist she has befriended. But as the film ends, we see her back in her nun's habit, returning to the convent.

The saxophonist offers love, domesticity, contentment. With her repeated "and then?" Ida pushes to its limits the question: "what would make such a life worth living?"

Her lover is stymied. And indeed, it is unclear what answer can be given when the demand for justification is pushed this far. We see Ida reject a life of worldly engagement and choose instead a different kind of commitment. She does not explain this choice. Her lover's answer: "Life" is the last word in the film, followed only by the music of Bach, as Ida trudges back to the convent, against the traffic. We are left wondering whether any ultimate choice of this kind can be fully explained or justified. Can there be an ultimate answer to Ida's question, "and then?", and if so, what form could such an answer take?

Ursula Coope is professor of ancient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re is no gene for the human spirit ... Gattaca. Photograph: Moviestore Collection/Rex

Is there more to us than biology?
Gattaca

When Gattaca was released in 1997, Dolly, the most highly publicised sheep in history and the first mammal to be cloned from an adult cell, was one year old.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hailed as the biological equivalent of putting an astronaut on the moon, was progressing at an accelerating pace towards its goal of mapping and sequencing the entire human genome. These developments triggered widespread ethical debates about genetic determinism.

Would clones of a famous scientist or successful athlete be able to live up to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y would achieve as much as the person whose genetic material they had inherited, or would those very expectations be a crushing psychological burden? Would sequencing the human genome enable us to identify the genes that contribute to higher intelligence or other desirable traits and would that in turn lead t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ose who do not have them?

Into this highly-charged debate came a film that took its name from the initial letters of the four building blocks of DNA. Gattaca portrays a future in which parents can select from their genes to produce the child that has the best genes that any child of theirs could have. These offspring, known as "valids", get the best positions in society. The film's plot focuses on the attempt of Vincent, an ambitious "in-valid" conceived in the old-fashioned way, to escape his genetic destiny of being a cleaner and instead become an astronaut.

Vincent triumphs through sheer strength of will. In one scene he challenges his genetically superior brother Anton to see who can swim farther out into the ocean. Vincent wins, because he leaves nothing in reserve for the swim back. Presumably many of the audience come away assenting to the film's tagline that "there is no gene for the human spirit".

That tagline needs critical scrutiny. If "the human spirit" is a reference to the hero's guts and determination, then presumably there are genes for that, and if we knew enough about our genes, they would be part of one's genetic profile. If that isn't what is meant by "the human spirit" then what is it, and how do we come to have a characteristic that does not have a genetic basis?

Peter Singer is professor of bioethic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laure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His new book, Most Good You Can Do, is published by Yale UP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imaginary? Galaxy Quest. Photograph: Rex Features

Are the things we imagine real?
Galaxy Quest

After a clas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in which we looked at how Alison Lurie's novel Imaginary Friends plays on the contrasts, and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imaginary, a student presented me with a video of Galaxy Quest. This is a lightweight comedy, but it is as full of ontological twists and turns as Lurie's book, and just as funny.

For the first few minutes, we're watching a lame episode of a TV show of the Star Trek genre: the starship whooshing around the galaxy looks like something out of a cornflakes packet; its interior seems to be made of plywood and aluminium foil; the acting is terrible, and as for the dialogue ... This, we learn, is an excerpt from a long-cancelled series now being shown at a convention for science-fiction fans. But among all those human fans dressed as aliens is a band of real aliens, disguised as humans dressed as space-travellers. Mistaking the TV show for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y have come to Earth to beam up the courageous crew to their spaceship – a real, working version of the plywood-and-foil Protector – to help them fight off the evil Sarris.

And so a bunch of washed-up actors find themselves really in space, and really fighting aliens with, as the cover of the video puts it, "no script, no director, and no clue". In a marvellously Platonic moment, Captain Taggart tries to explain to the Thermian leader that the TV series wasn't a documentary, but entertainment: the crew members are actors, not astronauts, only pretending to be space travellers. The Thermians are nonplussed: they've heard of deception; is the captain telling him the TV show was lies? But somehow the TV "heroes" grow into their parts, save their alien friends from disaster and become real heroe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imaginary? Isn't that TV spaceship, after all, a real imagined spaceship, even though it's not a real spaceship? Is fiction really just lies or, despite its literal falsity, something different? Sometimes, now, I use this movie as a way of prompting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like these.

Susan Haack is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nd professor of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The film forces us to wear Lenny's shoes ... Memento. Photograph: Everett/Rex Shutterstock

What is the enduring self?
Memento

The film Memento is a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self, and the role of memory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dentity. Its protagonist, Lenny Shelby, spends every waking hour on an all-consuming quest to find and kill the man who murdered his wife. He has suffered a severe head injury that has left him unable to transform his fleeting short-term experiences into new long-term memories. He can remember nothing that has happened since the murder. At each moment, he is beset with questions – questions that strike him as ever new and ever urgent. What am I doing here? How did I get here? What am I trying to achieve?

Part of the brilliance of the movie is not just that i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memory and the self, but that it forces us to wear Lenny's shoes and to walk around in them for almost the entire movie. It weaves together two apparently separate, but eventually interlocking narratives – one moving backwards in time, the other moving forward. Like Lenny, we must somehow figure out, without the aid of memory, how we reached this puzzling present, what we are doing there, and why it matters.

It is only when the two narratives finally merge that we come to see the fuller "truth" about Lenny. It turns out that he actually tracked down his wife's killer and exacted his revenge some time ago – though, of course, he forgot it instantly. We realise that it was Lenny who set himself up, without being fully aware, to successfully hunt down and kill another man. Lenny's self-manipulation bespeaks a degree of autonomy that belies his brokenness. Though he is clearly not the sort of unbroken, autonomous, self-knowing being that we all naturally and easily assume our "selves" to be, he is clearly more than just a ruined and broken creature. The broken fragments of his identity are constantly seeking a kind of self-repair. Perhaps we should say that the enduring self is not, after all, a fixed and determined thing, achieved once and for all. Perhaps the self is alway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made, unmade and remade. If so, then perhaps Lenny differs from the rest of us not so much in kind, but merely in degree.

Kenneth Taylor is Henry Waldgrave Stuart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Stanford University

Why does the young man kill his love when she abandons him? Photograph: Everett/Rex

Is the quest for good a road to evil?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 and Spring

Kim Ki-duk's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 and Spring begins with a wise Buddhist monk and a small, innocent boy, his pupil. A few years later, a young woman arrives to be healed, and chaos is unleashed: the woman and the boy – now an adolescent – copulate, and the boy follows her to the city, abandoning the monk's lone dwelling on a raft that floats on a mountain lake. A few years later, the boy, now a man in his early 30s, returns, pursued by two detectives. He has killed the woman out of jealousy, thus realising the prophecy of the old monk, who had warned him that love for a woman leads to attachment, which ends in the murder of the object of attachment. The first thing to do here is to take the film's cycle more literally than it takes itself: why does the young man kill his love when she abandons him for another man? Why is his love so possessive? An average man in secular life would have accepted it, however painful it would have been for him.

So: what if it is his very Buddhist-monk upbringing that made him do it? What if a woman only appears as an object of lust and possession, which ultimately provokes a man to kill her, from the Buddhist position of detachment? So that the whole natural cycle that the film deploys, murder included, is internal to the Buddhist universe?

In hi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Hegel wrote that evil resides in the very gaze that perceives evil all around itself. Does Kim Ki-duk's film not provide a perfect case of this insight? Evil is not just man's possessive lust; evil is also the very detached gaze of the monk, which perceives possessive lust as evil. This is what, in philosophy, we call reflexivity: the standpoint from which we condemn a state of things can be itself part of this state of things.

Slavoj Žižek is inter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Birkbeck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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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17, 2015

“进步的”复辟——君特·格拉斯、布尔迪厄对谈(黄灿然译)

"进步的"复辟——君特·格拉斯、布尔迪厄对谈(黄灿然译)

2014-04-09 12:02:46
  德国小说家与法国社会学家就新自由主义把政治倒退成功地变成社会进步的标准,以及就启蒙运动在欧盟中这两大文化的命运交流意见。

   皮埃尔·布尔迪厄(1930-2002年)的逝世,使世界失去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使欧洲左派失去过去十年来最激情和权威的声音。终其一生,其著作的主题 都是不平等--他的作品可以被视为对不平等的各种形式以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次长期研究。在政治上,布尔迪厄总是站在左派一边。由于厌倦了密特朗执政 期间社会党政权的经验,他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愈见激进。1993年,他在《世界的贫困》中对法国社会主义所建立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给人类造成的后果做 出严重指控,这是态度转变的标志。他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干预组织"有理由行动"的始创者、"左派的左派"的鼓动者、主张形成一场欧洲社会运动的倡导者,他在 最后几年对法国传媒的腐败和法国知识界的墨守成规做出一连串猛烈的抨击,并招惹法国知识界的仇恨。

  当代联邦德国重要作家君特·格拉斯 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雕刻家和版画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主张改良。在 1970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时,曾积极投入支持勃兰特竞选的活动。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1959年问世的长篇 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除了《铁皮鼓》之外,格拉斯还以他儿时曾经生活过的波兰格但斯克为背景写出了《猫与狗》、《狗年月》以及《比目鱼》等小 说,以此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个首先被希特勒点燃二战战火的地方。格拉斯的作品语言之新颖,想象之丰富,手法之独特使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下面是布尔迪厄在1999年与格拉斯的对谈,这次对谈让我们对布尔迪厄在政治上的不妥协有所了解。在这个被认为已不可能再出现左拉和萨特的年代,他成为他们的传人。

   格拉斯: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作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这在德国很不寻常。在德国,哲学家坐在一个角落,社会学家坐在另一个角落,作家则在后房争吵。我们这 样的交流是少有的。然而,当我想到你那本《世界的贫困》,或我的近作《我的世纪》,我看到我们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从低处讲故事。我们不站在人们的 头上或从胜利者的立场讲话;我们在各自专业的里以站在失败者一边而闻名,站在那些被排斥者或社会边缘者的一边。

  在《世界的贫困》中, 你和你的合著者们压抑了你们自己的个性,把焦点集中于理解,而不是高人一等的知识这个概念--一种有关法国社会情况的观点,它肯定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作为 一个作家,我真想用你们的故事当原材料--例如,对于"长寿花街"的描写,在那条街,通常第三代的金属工人现在都失了业,被排斥在社会以外。在对工作场所 的描写中,社会问题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必诉诸口号。我非常喜欢。我真希望我国有像这样一本关于社会关系的书。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应有一本。也许应有一整 个图书馆,收藏各种对政治失败后果的详尽研究--如今政治已完全被经济取代了。我心中惟一的问题也许与一般的社会学训练有关:这类书籍里没有幽默。在我的 故事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失败的喜剧在这里没有--荒诞产生于某些对抗。为什么这样?

  布尔迪厄:从那些有亲身体会的人那里直接记录这些经验,本身已令人难以抑制,保持距离是不可想像的。例如,我们觉得有义务从书中略去若干记述,因为它们太惨了,充满悲伤或痛苦。

  格拉斯:当我说幽默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悲剧和喜剧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者的界线是流动的。

   布尔迪厄:我们想让读者在一种原始的、未加修饰的形式中看到这种荒诞。我们对自己提出一个指示--避免文学性。你也许会觉得震惊,但是面对这样一些戏剧 性的场面,总有一种想写得出色的诱惑。梗概尽可能写得无情地直接,以便回到这些故事本身那种极端的、几乎难以忍受的暴力。有两个理由:一个是科学的,另一 个我想是文学的,因为我们要的是非文学性,以便达到通过其他手段获得的文学性;还有一些政治上的理由:我们相信欧洲和拉美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 策所精心装饰起来的暴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你根本无法用纯粹的观念分析来了解它。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判,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简直没法相比。

   格拉斯:这反映在你们的书中--采访者常常被他得到的回答吓得目瞪口呆,以致老是重复自己或是思路被打断,因为对方正在讲述的事情,是以内心受苦的力量 表达出来的。采访者没有干涉,以突出他的权威,或强加他的意见,这很好。但是,也许我应再解释一下我先前提出的问题。我们两个--你作为社会学家,我作为 作家--都是启蒙运动的后代,这个传统在今天,至少在德国和法国,正被质疑,仿佛欧洲启蒙运动的进程已失败了或中止了,仿佛我们现在没有它也可以继续。我 不同意。我看到启蒙运动的进程中有缺陷,有不完整的发展--例如,把理性缩减至纯粹技术上可行的东西。它开始时出现的很多想象力的模式--这里我想到蒙田 --已丢失了数百年,其中包括幽默。例如在伏尔泰的《老实人》或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这两本书中,当时的环境也是可怖的,然而,却还保存着那种表现一 个滑稽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胜利人物的能力,即使是通过痛苦和失败。我相信,启蒙运动脱轨的迹象之一,是它忘记了如何笑,忘记了即使痛苦也能笑。在其 进程中,失败者的胜利笑声被丢失了。

  布尔迪厄:但是,在失去启蒙运动的传统这一感觉与新自由主义视野的全球性胜利之间,有着某种联 系。我把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保守革命,这个术语在德国的两场战争期间被使用过--这是一种奇怪的革命,它恢复过去,却把自己打扮成进步,把倒退本身改变成 进步的一种形式。它做得如此好,以致那些反对它的人反而被弄成倒退者。这是我们两个都在忍受的处境:我们随时要被当成过时者、"曾经"者、倒退者……

  格拉斯:恐龙……

  布尔迪厄:正是如此。这就是保守革命、"进步的"复辟的巨大力量。就连你今天说的一些话也受其影响--我们被告知,我们缺乏幽默。但是时代没趣极了!真的没有什么好笑的。

   格拉斯:我并不是说我们生活在快乐时代。文学引发的地狱般的笑,是抗议我们生活中的环境的另一种方式。你谈到保守革命,今天以新自由主义面目兜售的东 西,无非是重返19世纪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老方法,它相信历史是倒回的。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欧洲各地相对成功地尝试使资本主义变得开 化。如果我们假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机灵、任性的孩子,他们都可被视为对彼此实施一定的制约。就连资本主义也被迫接受和承担一些责任。在德 国,这被叫做社会市场经济,就连基督教民主党人之中,也存在一种谅解,即不能允许再出现魏玛共和国的情况。这种共识在80年代初期崩溃了。自共产主义统治 集团崩溃以来,资本主义--改装成新自由主义--感到它可以跟暴乱赛跑,仿佛失控似的,再也没有与之抗衡的东西。今天,就连剩下的少数负责任的资本家也举 起警告的手指,因为他们看着工具脱离他们的控制,看着新自由主义重复共产主义的错误--发表信仰文章,否认自由市场有任何改变,宣称绝无过失。天主教徒也 以他们的某些教条走这条路,就像中央委员会的官僚较早时做的那样。

  布尔迪厄:没错,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于这个事实,也即它是由那些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实施的,至少在欧洲是如此。施罗德、贝理雅、若斯潘全都乞灵于社会主义,以便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使得批判性的分析遇到极端的困难,因为所有辩论的术语都再次被掉转过来。

  格拉斯:已开始向经济屈服了。

   布尔迪厄:与此同时,也很难对各个社会民主党政府中的左派采取批判性的立场。在我看来,我们面对的其中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如何在国际范围创造一股反对力 量,反对各社会民主党政府中的左派,这样就有可能对他们施加真正的影响。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可以为这场运动贡献什么:这种运动绝对是根本性的,因为--与新 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反--从历史角度看,所有社会进展都来自积极斗争。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经常被称为"社会欧洲"的东西,我们就需要一场欧洲社会运 动。我相信知识分子有重大责任去帮助形成这样一场运动,因为处于支配地位的制度的力量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知识的--存在于信仰的王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必须敢说敢言:恢复对一种乌托邦可能性的意识,新自由主义的重要胜利之一就是扼杀这种意识,或使它看上去像过时的。

  格拉斯:或许也因 为各个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本身也部分地相信共产主义的消亡便意味着社会主义消失这一论点。他们已失去对欧洲工人运动的信仰,而事实上欧洲工人运动存在的时 间远比共产主义长。离开自己的传统是投降的一种形式,导致与诸如新自由主义这种自称符合自然规律的东西调和。

  与此同时,很多知识分子 吞下一切,但从中得到的只是愤慨。这就是为什么我怀疑不能只靠知识分子。在我看来,身为知识分子并不能担保质素。对法国的情况,我只能猜测,但是在德国, 有些人在1968年相信自己远比我左倾,而现在我甚至必须把我的头扭到右边来看他们--准确地说,我看到的是极右。

  布尔迪厄:《世界 的贫困》寻求给知识分子分配一项要比他们所习惯的职能温和得多但也有用得多的职能。就我在北美所见而言,公共作家是一个可以写作并把其技巧传授给别人的 人,表述他们比他更清楚的东西。社会学家的位置非常特别。他们跟其他知识分子不同,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普遍懂得如何倾听和解释别人对他们说的话,把它记录 成文字,再传播开来。这种工作预先假定一种在知识分子中间难得一见的能力,这就是去除他们常有的自我中心和自恋。

  格拉斯:不过,与此 同时,你又得向同情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发出呼吁。我注意到,在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这个范围内,有那么一两个人,他们要么由于他们的知识分子性格,要么 由于他们受过启蒙运动传统的训练,开始怀疑金钱在全球如此不受约束地流通,从新自由主义内部爆发出来的这种疯狂,是否应不加反对地任由继续下去:例如没有 理性或目标的合并潮,往往造成两三千或一万人失去职位;股市只反映利润的极大化。我们需要与这些怀疑者对话。

  布尔迪厄:不幸地,这个 问题不只是抗衡某种被精心打扮成人人认同的智慧的主导论述那么简单。要有效地打击它,我们必须有能力扩散和传播一种批判性的论述。例如,我们在电视上对 话,目的是要影响知识界以外的公众。我要在这面沉默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因为它不只是一道金钱之墙--但电视是一种非常模糊的东西:它既是使我们得以说 话的工具,又是使我们不能说话的工具。我们永远都被主导论述入侵和围攻。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常常不知不觉地充当这种论述的共谋;打破这种一致性是很困难 的。

  格拉斯:我对叙述型小说的理解,永远是--确切地说,从《铁皮鼓》起--从那些不创造历史、但历史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人的观点讲故 事,他们是受害者或凶手、机会主义者、旅伴、被追捕者。这源自德国文学传统。如果我们只依赖历史学家的文件,肯定对胜利者所知甚详;但是,失败者的故事如 果有,通常也写得很不足够。文学在这里担当了某种补缺作用,在必要的时候介入,使没有声音的人有机会说话。这也是你这本书的起点。

  但 你现在谈的是电视,电视像所有宏大的机构一样,已发展了它自己的迷信--收视率,收视率的命令必须服从。这就是为什么在重要频道上,像这样的谈话如果有, 也是很少的,一般会出现在ARTE(译注:一个法德文化频道)。就连这次谈话最初也是被北德意志电台拒绝,然后不来梅电台--狡猾地,就像弱者往往会做的 那样:这就是这类事情滑稽的一面--才溜进来,让我们一起坐在我工作室的桌边。

  我们两人都来自一个可追溯至中世纪的传统,这就是争辩 的传统。两个人,两种不同的意见,两种互相补充的经验。这样,如果我们真正做出努力,就可以谈出点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向电视这个摩洛神提出一个建议:请回 到就一个特殊主题展开批判性对话,像在争辩中那样,这是一种经实践证明的形式。

  布尔迪厄:我想,我同意你的目标。然而,不幸的是论述 的生产者--作家、艺术家、研究者--必须有一系列非常特别的环境,才可以再次占用他们的生产工具。我刻意使用这些有些过时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因为,具有 悖论意味的是,今天的作家和思想家已完全被剥夺了生产和传播的工具,对它们不再拥有任何控制权,必须在简短节目里,用一切花招和诡计证明他们的论点。

   格拉斯:不过,我们避免掉入抱怨的姿态。我们一直属于少数人,当你审视历史进程,令你震惊的是少数人可以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力。当然,必须想出某些战术, 尤其是计策,才可以使人听到。例如,我觉得自己作为公民,就是被迫去打破文学的一个基本法则:"别重复自己!"在政治上,你得不断重复,像一只鹦鹉,重复 你知道是正确的并证明是正确的想法,这真是令人疲倦--你不断听到自己的声音的回音,结果是连自己听起来也像鹦鹉。但这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你想在一 个充满不同声音的世界找到任何听众的话。

  布尔迪厄:在你的著作中--例如在《我的世纪》中--我所欣赏的是你寻找表达手段,以向一群 数量很大的读者传达一种批判性的、颠覆性的讯息。但是,今天的情况与启蒙时代的情况非常不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是一件武器,它调动新的沟通工具, 反对蒙昧主义。今天,我们必须与各种全新形式的蒙昧主义作斗争--

  格拉斯:但依然作为少数人。

  布尔迪厄:--这 些全新形式的蒙昧主义之强大,是进攻启蒙运动的蒙昧主义所无法比拟的。我们面对无比强大的跨国媒体公司,它们控制除少数领域之外的一切。哪怕是出版界,也 变得愈来愈难以出版高质素的书籍。这就是为什么我老在想,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由从事不同形式的研究的作家构成--不管是科学作家或文学作 家或任何其他类型的作家。

  格拉斯:是的,回旋的余地很有限。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使我很吃惊的事:我从未想到我有一天竟会要求国家扮演更 大的角色。在德国,我们总是太受国家约束,它站在一切制度之上。在更民主的控制下,发挥国家的影响力,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跑到另一个极 端去了。新自由主义采纳了无政府主义最深刻的愿望--当然外表上看不到丝毫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即完全把国家抛开。它的讯息是:去它的吧,我们将从这 里接管。在法国或在德国,如果要实施任何必要的改革--我说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措施--那么除非私有工业对低税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及除非得到经济同意,否 则什么也不会发生。

  布尔迪厄:这刚好是把我较早时说过的话倒过来说。我们被悖论地引向捍卫并非完全可捍卫的东西。但是仅仅要求回归"更国家"够吗?为了避免掉进保守革命设置的陷阱,我想我们必须发明另一种国家。

   格拉斯:我强调一下,以确保我们不会彼此误会:新自由主义理所当然只想摆脱国家那些影响经济的活动。国家应该召集警察,加强公共秩序--这些不是新自由 主义的事。但是如果国家被剥夺了管制社会阶层的权力,以及被剥夺了对那些被排斥在生产程序以外或尚未加入生产程序的人士--不仅是残疾者、儿童或老人-- 的责任,如果某种形式的经济扩张可以通过逃入全球化来躲避任何责任,那么社会就必须透过国家的干预来恢复福利和社会供应。不负责任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组织 原则。

  布尔迪厄:在《我的世纪》中,你描绘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其中有一些令我感动。我想到那个小男孩的故事,他到李卜克内西发表讲话 的集会上去,在他父亲的脖子上撒尿,这肯定是一种发现社会主义的极具独创性的途径……还有你对海德格尔的评论--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共通点,因为我曾撰文对 海德格尔的言论进行过批判性分析,他的言论在法国造成严重破坏,直到最近。

  格拉斯:法国知识分子对荣格和海德格尔的着迷,令我觉得好笑,因为它把法国和德国互相支持的陈腔滥调颠倒过来。这种曾在德国造成致命后果的糊涂思想,在法国竟会如此受推崇,实在荒诞。

  布尔迪厄:确实如此--就拿我自己来说,由于我毫不含糊地反对这种对海德格尔的新狂热,所以非常孤立。在一个一头撞进现代主义的蒙昧国家,做一个试图恪守启蒙运动信仰的法国人,真是毫无乐趣可言。在我眼中,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竟然为荣格涂脂抹粉,实在是可怖的事。

   举一个手边的例子。恩斯特·卡西雷尔是启蒙传统最伟大的继承者之一,但在法国知音很少,而他的重要对手海德格尔则无比成功。这种法德互换位置的情况,一 直使我不安:我们怎么可以肯定,法德两国不是把它们最没吸引力的方面综合起来了?我总是觉得,基于某种历史讽刺,法国人拿德国最糟糕的东西,德国人则拿法 国最糟糕的东西。

  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我描写一个教授,他在30年后的星期三讨论会上反省学生时代对1966至1968年间各 次事件的反应。那时,他出身于海德格尔那条路子的崇高哲学背景,最终他又回到这种哲学。但是,在这中间,他曾卷入激进主义浪潮,成为那些公开揭露和攻击阿 多诺的人士之一。这是对那个现在被简称为"1968"的时期的非常典型的描述。

  我当时夹在所有这些事件的中间。学生抗议是有理和必要 的,并且其取得的成果要比1968年那场假革命的代言者愿意承认的多。那场革命并没有发生,它没有基础,但社会确实转变了。我在《蜗牛日记》中写到,当我 说进步是一只蜗牛时,我怎样遭到嘲笑。口头上大跃进当然可以办到,但是你跃过的那个阶段,也即处在你下面的那个社会却不慌不忙,根本不想赶上去;你跃过社 会,接着,当社会的情况反击你的时候,你大吃一惊,把它称为反革命--用当时就已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爱用的一个词。人们对这点不了解。

布 尔迪厄:在1968年的运动中--就像在所有这类运动中一样--实际上有几种革命。有一种高度可见和火红的革命,其特点颇有象征性和艺术性,外表上很激 进,由后来变得非常保守的人领导。接着,在较低的层面上,有另一些人,他们的要求在当时被认为是改良主义的--以及可笑的,他们要求改变教育方法、增加接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有非常温和但实际的目标,并遭到如今成为保守派的那些人的鄙视。

  格拉斯:在1970年代期间的德国和北欧,渐 渐出现一种意识,认为如果允许经济按当时的样子继续开采自然资源,环境最终就会被摧毁,生态运动应运而生。但是各个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一如既往,仍然只集 中于传统的社会问题,完全绕过了生态问题,或把它看成有悖于它们的要求。左派工会主义者在其他方面都是进步的,唯独相信一旦提出生态问题,就有可能失去职 位--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今天。如果我们希望右派、新自由主义善用他们的才智,清醒过来,那么也应同样希望左派如此。必须明白,生态问题是不能与工作和就 业问题分割的,所有决定都必须有利于环境。

  布尔迪厄:对,但是你关于生态主义者的这番话,也同样适用于社会民主党人。社会自由主义、 贝里雅主义、第三条道路--这些假发明全都是诡计,旨在使被支配者把支配性权力的支配性观点内化成他们自己的观点。欧洲人在内心深处以他们的文明为耻,再 也不敢维护他们的传统。这个过程开始于经济层面,但逐渐扩展至文化领域。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耻,他们对捍卫自己的传统怀有一种罪孽感,这些传统被当作 是并被指责为过时的--在电影中,在文学中,在其他领域。

  就说文化问题吧:当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很高兴,不仅因为它授予一位非常好的作家,而且因为它授予一位敢说敢言、捍卫可能被其他人视为落伍的艺术取向的欧洲人。

   格拉斯:就诺贝尔文奖本身而言,没有它我也活得好好的,而我希望有了它我也可以活。有些人说"终于",另一些人说"太迟",但我很高兴它在我这么大把年 纪、已过了70岁的时候被授予我。假如一位较年轻的作家,譬如说在35岁左右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会是一种负担,因为这样一来期望会太高。如今我可以抱 着嘲弄的态度谈论它,然而又是快乐地对待它。

  我们应该提出一些不容易被忽略的建议。大电视台也对误导性的收视率崇拜无所适从。我们应 该提供一点帮助,使它们走上正确的方向。在德法关系上也理当如此,两国互相倾轧,几乎使对方流尽最后一滴血,世界大战和回溯至十九世纪的历次战争给它们留 下的伤口至今还可以看到,它们做出各种辞令上的努力,希望和解。你会突然明白,分隔我们的不只是语言障碍,而且是其他一些较少为人知的因素。我已经提到一 点,也即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到共享欧洲启蒙运动的进程。在民族国家占如此主导地位之前,事情是不同的。法国人注意德国发生的事,反之亦然;例如歌德翻译狄德 罗,两国的一些团体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沟通,两国的少数人都反抗各自的审查制度,力图传播启蒙思想。

  现在是重建这些联系的时候了。我们 必须把欧洲启蒙运动留给我们的--以及它后来未能发展的--思想传下去。除了以启蒙运动的方法来改革启蒙运动,做出证明是必要的修改,别无其他选择。虽然 我们公开谴责新自由主义的霸道及其不负责任的领域是正确的,但我们也应考虑我们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出了什么差错。就像我已经说过的,处于后期形式的资本主义 和处于初期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儿,不管怎样,他们需要再次坐到同一张桌边。

  布尔迪厄:我觉得你有点儿乐观。很不幸,我不 敢肯定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提出来,因为我认为目前使欧洲不胜负荷的各种经济政治力量是如此沉重,已把启蒙运动的遗产置于危险境地。如果我们要阻挠我们更普遍 地与"启蒙运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以及对这种进步的控制--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被摧毁,我们就必须克服这个障碍。我们需要发明一种新的乌托邦主义,根 植于当代各种社会力量,为此--冒着貌似鼓励回归老一套政治视野的风险--必须建立新型的运动。现存的工会是过时的组织形式,如果它们要实现目标,就必须 变革、改造、重新定义,必须国际化、全国化,建基于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

  格拉斯:你的建议是一种乌托邦。这等于是在根本上改革工会运动,而我们知道,要改变那个机器是何等困难。

   布尔迪厄:但这是一种我们可扮演一个角色的乌托邦。例如,法国的社会运动与数年前相比,影响力大减。传统上,我们的运动具有一种强烈的工人观点,对知识 分子怀有很大、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的敌意。如今,由于它陷入危机,社会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更加开放,更加愿意对批评做出回应,也变得更加深思熟虑。突然 间,它更加随时准备欢迎针对我们社会的各种新式批评,这其中也包括对它的批评。这些批判性的、有反省力的社会运动,在我看来就是出路。

   格拉斯:对此,我有所怀疑。我们两人都到了这种年纪,可以保证只要健康允许,我们将继续敢说敢言。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不知道法国的情况怎样-- 我猜好不了多少--但是在年轻一代的德国作家中,我几乎看不到有继续发扬敢说敢言、敢于承担的启蒙运动传统的倾向或兴趣。如果没人来接替我们,那么,完全 可以说,属于欧洲一个优秀传统的这一部分,将会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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