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柏克

严复与柏克

莫利

自从查到国图的两册严复批注本后，老友高山杉经过多日搜寻，又找到四册签名本，其中一册《卢梭》有批注（John Morley, Rousseau , 2v., London : Macmillan and Co., 1900），第一卷前衬页二有：Yen fuh  July 4th  1902 Tientsin，扉页红印：大学堂译书局图章，上面有钢笔：Yen fuh。第一章"开端"一节里页边有22处钢笔批注和5处画线，都是概况段落大意一类。第4页天头有：22/9/02，最后在第7页有：Monday 22thSept. 1902   21/8/28 K.S（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都是读书日期。第二卷没有批注。《批评文集》三卷（Critical Miscellanies, v. 1-3, London ; New York : Macmillan and co., 1898），三卷每卷前衬页二都有钢笔： Yen fuh  July 1902  Tientsin，扉页红印：大学堂译书局图章。

我在《文学研究》（Studies in literature, London : Macmillan,1901）一书里面发现几处批注。扉页红印：大学堂译书局图章。封面内侧有书店红色标签：Beechinc & Sons 5 Upper Baker Street  London N.W.。此书目录为：Wordsworth -- Aphorisms-- Maine on popular government -- A few words on French models -- On the studyof literature -- Victor Hugo's Ninety-three -- On The ring and the book --Memorials of a man of letters [Macvey Napier] -- Valedictory. 华兹华斯那篇有铅笔画线和圆圈。p. 7有两行铅笔。p. 9， p. 12.，p. 20， p.31上有铅笔问号，Aphorisms那篇有不少阅读痕迹。在"梅因论受欢迎的政府"（Maine on Popular Goverment）那篇里：sycophancy 上有两个铅笔字：谗 谄（p. 132）。p .135：listlessness 无聊。p. 136书眉铅笔：anarchiste or Revolutionary。Feasts上有铅笔：奇行。p. 152书边铅笔：Remember this I so Notion in Feb.1886 for 25 years into china1861-86 。正文谈英国无疑是世界最文明的力量，在最近25年里没有功能呢或结构上的改变。p. 153: No share at all in any one case铅笔画线  旁边有批注。. Encyclical上注1，下面地脚注：1 Pope's letter insended for general circular among the bishops 4c. p. 155文章最后有：Feb. 11th 1902 Yen. 另外pp. 244-245未裁。严复在1902年3月给梁启超的信中说："今之所为，仅及斯密氏之本传，又为译例言数十条，发其旨趣。是编卒业，及一岁矣。所以迟迟未出者，缘译稿散在有人。遭乱觗滞，而既集校勘，又需时日。幸今以次就绪，四五月间，当以问世。其自任更译最后一书，此诚钦钦刻未去抱，苐先为友人约译《穆勒名学》，势当先了此书。乃克徐及。"（《严复全集》，福建教育2014年版，卷八第121页）其时已译成《穆勒名学》前半部。3月4日严复同意就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3月6日致张元济信说准备主持译局："所以近筹两种办法：一是住局译书，月领薪俸；一是随带自译，按书估价，以酬其劳。……都门人士，每相见时，辄索《原富》，不知此书近已毕校刷行否？"（《严复全集》，卷八第151页）此时严复等待《原富》译稿出版。

而《柏克》（Burke, London : Macmillan and Co.,1897），前衬页二钢笔： Yen fuh  July 1902 Tientsin，Commences on Sep. 5th 1902，有一篆字朱色圆印：严；一方朱印：又陵。扉页红印：大学堂印书局图章，国立北平图书馆英文印。第一章有铅笔批注，第1-114页都是铅笔字，第115页第一自然段下空白处有铅笔： 17/9/02  16/8/28。第115页起批注是钢笔字。第124页：18/9/02. 到137页结束。书里面不少页发脆断裂，而批注的边和字迹也有脱落，成了毛边。严复1902年9月9日致熊元锷："近又了得《群学肄言》一书，乃斯宾塞尔原著，而于近世新旧党人为对证之药。此书正在誊钞，八九月间当由菊生刷印行世。……昨任公谓，处今世而不通西文者，谓之不及人格，复绝叹以为知言，此其学问真实有得处也。"（《严复全集》，卷八第162-163页）读此书时，严复已译好《群学肄言》初稿。同年9月13日致熊元锷："复入都就译局之聘者六阅月矣。……至一切西学，则不求诸西而求于东。东人之子来者如鲫，而大抵皆滥竽高门，志在求食者也。吾不知张南皮辈率天下以从事于东文，究竟舍吴敬恒、孙揆钧等之骄嚣有何所得也？（指吴等在日本闹学潮）"（《严复全集》，卷八第164页）当时他一边读着柏克，一边对于当时轻视西学而注重东文而气愤不已，1903年1月31日致熊的信中更骂道："上海所卖新翻东文书，猥聚如粪壤。"（同上书，第165页）

《柏克》开篇谈柏克是最伟大的人物与最伟大的思想家，严复用1、2、3等数字序号标出作者列举的七点理由，然后页边注出"Burke"。第1页开篇，严复第一句英文批注就是概括第1到5页是为什么把柏克放在伟人行列：What place he is entitled among great men. P.1-5.，这句英文就是下一段的复述。很多段落都是如此，通过上下文就可以看到类似批注的语句，也是辨认他字迹的最好办法。这句的第一个理由："托利党人把他誉为欧洲的拯救者"，而第二个理由是辉格党讨厌他，因为他是自己党的毁灭者。严复随后都是把段落大意概况出来，写在页边，如柏克读书的年龄，启蒙老师是谁，与老师儿子成为终身挚友等等。很像以前英文书常用的页边小标题。严复谈自己的阅读习惯时说："吾阅西文多矣，诗词不论，乃至文笔，则斟酌验明，常至无所可疑而后止。"（《法意》案语）通过核对《柏克》此书，确实如此。这也符合以前古疏家读书的"题上事"，标题上文之事，读完一大段文字后，将此章大旨，概况地记下一两句，来总结前面内容。他第1页开篇批注就是"举下事"，将总结性的话记在一章的开端。这也是熟练旧事，提供阅读能力的好方法。西方很多老书也有这个页边小标题，起一样的作用。

第3页在下面句子画线说在下面这些人身上所获得的对抽象政治的爱：霍布斯的几近数学的严密与精确，洛克或密尔哲学式的冷静，甚至弥尔顿雄奇庄严的热情，都被柏克的漫无际涯的激情与修饰的风格所违抗。而严复英文页边注并出霍布斯、洛克、密尔、弥尔顿四人的名字列出，并画了总括弧。

前面都是对柏克的评价，而到第5页开头才开始交待柏克生平，严复在书内侧缝隙用中文竖着批道：康雍间生。而到第9页：作者提及Sallust与Tully，严复在名字右上角分别标出1和2，然后在天头注出：1 a Roman Historian  86-34B.C.，2  Cicero 106-43 B.C.，这一定是翻查了手边备用的英文大辞典，因为他在1903年1月31日致熊元锷信里说过："其要义犹在教学生之乃能用西文大字典，如Websters之类。学生能用西字典，后此当闭户自精，用古人不放一字过之法，便当日有进境。但用华字训译者，毕世无所长进也。"（《严复全集》，卷八第165页）这应该是经验之谈，因为与英式牛津词典不同，当时韦氏大辞典收有百科条目。不过自己特意翻查了韦氏大辞典（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being the authentic editionof 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comprising the issues of 1864, 1879, and1884, now thoroughly revised and enlarg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Noah Porter; with a volumnious appendex, Springfield, Mass. : G. & C. Merriam Co.,1897），其释义与严复所引英文并不相同，说明他用的是其他英文大词典。在该信中还说："上海别发有一种Standard Dictionary，系美国之作，甚佳，须价十余元也。"（同上书，第165页）这是指《英语标准词典》（A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 v. , upon original plansprepared by more than two hundred specialists and other scholars, under thesupervision of Isaac K. Funk ; eidtor-in-chief, Francis A. March ; consultingeditor, Daniel S. Gregory ; managing editor ; associated editors, Arthur E.Bostwick, John Denison Champlin, Rossiter Johnson. New York : Funk &Wagnalls Company, 1893-95）。该词典新版名为《Funk & Wagnalls新英语标准词典》（Funk & Wagnalls New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prepared by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andeighty specialists and other scholar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Isaac K. Funk ;editor-in-chief, Calvin Thomas ; consulting editor, Frank H. Vizetelly, NewYork : 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16）。因图书馆里1893年版词典破损，所以就用1916年新版来对照，发现其词条与严复批注大多吻合，差异的地方应该是新版修订所致，因而可以确认严复使用的就是初版《英语标准词典》。第12页在Flood下划线，紧邻第13页天头注明：Flood（Henry） 1732-1791 an Irish orator and politician. 同页上的sizar上标了1，左侧边上注：1 二等学生 无廪餼饩者司分粮，故名。这是直接把词条译过来了。第13页又在约翰逊《词典》出版的1755年画了线，旁边注1755，看来老先生对词典情有独钟。他在1903年12月19日-1904年1月16日间所写《〈袖珍英华字典〉序》里说："英国字典之盛，近百数十年事也，当乾隆中叶，约翰孙博士始荟萃群籍，依字母次第列八部之言，一一著其音切、义训、源流，书成，一时号渊博，为学界鸿宝。嗣而美之韦柏士特踵而修之，于前书加繁富，是为字书之大成。"（《严复全集》，卷七第133页）第14页在Piazza上写了一个1，然后天头批注：1 It was first calledthe "portico Ital.", but has long fort the name of Piazza, an open corridor or arcadedoccupying N and E sides of Corner gallery London. 直接把词条抄过来。第56页英文注出马基雅维利的生卒年，是意大利政治家。Guicciardini也是如此，并说二人都是意大利作者与史家。Arno注：Arnus，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河流（R of Tuscany in Italy）——其上有佛洛伦萨与佩夏（Pescia，a place upon it.  Val diArno.）而赖建诚认为严复的翻译："未去查明书内人名所代表的意义，他只音译出名字，而未说明此人的重要性。他用英语发音去发非英国的尤其是法国里的人名地名，粗通法文者看懂后哑然。"（《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三民书局2002年版，第65页）而通过翻阅该书，说明赖建诚的指责不实，严复曾说："今夫读历史固莫重于其人之氏姓也，言舆地又莫切于国土之专名也。其在本文，一举其形声，则章别源流，靡弗具焉，不独易为称而便记忆也。而于译则何如？一名之转写，辄聚佶屈钩磔雅俗互有之字以为之，少者一文，多至八九，羌无文义，而其音又终不相肖。虽有至敏强识之夫，尚犹苦之。"（《英文汉诂》巵言）他早已明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在读书和工作底本上已经做过这些工作，只是没有体现在译本上而已，而且他对人名地名的发音都是参照英文词典处理。

第21页这句画线：the world would fall into ruin, "if the practice of all moralduti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ociety, restedupon having their reasons made clear and demonstrative to every individual."旁边批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严复后来在1913年9月5、6日北京《平报》发表过专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严复全集》，卷七第458-460页）。尽管里面只引了《穆勒名学》、斯宾塞《第一原理》和西吉威克《政治学原理》，估计也有莫利此书的影响。

第二章第29页：1759年《年鉴》（Annual Register）创刊，说此年是七年战争的高潮，武器的叮当之声在全球各个角落都可以听到，东西方新大陆也被置于大英的统治之下。严复英文批注：1759 was the climax of Seven Years' War. India & America areBritish possession.（1759年是七年战争的高潮，印度与美洲成为英国殖民地。）

第41页在William Burke旁注：See p.14。翻查第14页说，William Burke并非柏克的亲戚，而是他的朋友。Lord Rockingham成为新首相，任命柏克为他的私人秘书。是因新内阁贸易董事会主席Wiliam Fitzherbert的推荐。而此人被记住，是他作为约翰逊博士的活生生例子：the truth of the observation, that a man will please more upon thewhole by negative qualities than by positive. 除此之外，柏克还要感谢另一位神秘人物William Burke的部分作用，他是同时任命的政务次官。William是耶稣会士，圣奥玛尔（Saint Omer）的间谍，真名叫O'Bourke。严复又在Saint Omer上注1，然后天头注出该地情况。第58页：天头英文注出John Wilkes的生平事迹。在1768年春那里左侧中文边注：乾隆三十三年。在回顾1764年那段开头用前括号，并在Wilkes前写了"初"，这是中国旧史传记的写法了。第67页在Junius上注1，天头英文解释这个笔名，是一个未知作者的笔名，写了一系列书信抨击乔治（三世）的内阁，1768年11月-1772年6月间出现（现在认为时间是1769年1月12 日到1772年1月12 日，签名出现于1768年11月21日）。信作者被认为是柏克、坦普尔（Temple），而最有可能是Philip Francis。第70页在下面页边英注：孟德斯鸠对柏克的影响（指1748年出版的《法意》）。而第72页在柏克《爱国者国王》下面句子画线："人民对混乱不感兴趣。而当他们犯错时，认为那是他们的过失，而不是犯罪。""革命在很多状况下发生并不是变革的结果，也不是大众的任性……对于大众来说，它从未来自于反叛所带来的攻击激情，而是来自难以忍受的苦难。"边注：It is suffering that makespeople rebel.（这是导致人民反叛的苦难）。伯克这段引文也见于《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美洲三书》，缪哲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6-217页）下文作者引述柏克源自孟德斯鸠的思想：研究人们关系中的政治现象的必要性，并不仅仅在政府与法律形式中，而是在与制定法律的社会各方面的整个集团以及使他们产生作用的管理精神的关系上。这段画线并用英文边注：孟德斯鸠的思想。

第73-74页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强硬有力与崇高理想，他视野宽广，性情柔顺，（页边英文批注：真正的政治家）可他很难有重要的影响。柏克认为，他在《论当前之不满情绪之根源》（Discontent）里把这个主要思想归因于持久的利益。不论原始动力如何，它都可以预料要用强力或规章，而二者的运作实际上不过是手段而已。柏克认为国家也以同样的方法和原理来管理，并由没有权威的个体来进行，他们可以经常管理那些平辈或长辈，需要借助关于其脾性的知识和对其脾性审慎的管理。（页边英文批注：如何治理）法律所及有限。不论你如何喜欢宪政政府，可以确定的是它绝大部分必须依靠权力的实施，这极大归因于政府内阁的谨慎与正直，甚至法律的所有运用与效力。（第74页中文批道：有治人 无治法。）没有它们，你们的联邦不过是纸上的方案，不过是没有生机活力和无效用的组织。

第75页：谈及柏克的保守主义，革命的政治，它们源泉之一是在理念上社会可以无限和直接的修正，而不参照使他们可以深及社会组织各角落运作的更根本的条件。页边英文批注："他保守主义的来源？"下面谈及柏克对政党的卓越辩护，页边英文注："对政党的卓越辩护"，下面又用中文批曰："论党之有益。" 严复后来写了《说党》一文，其中说："盖党之立也，必有其所以立之基。……其立也，无全公，无全私，往往操杂公私，以成其团体。近二百年，学者皆晓然于其为民政之同产。自拔尔克以后，著论深非之者寡矣，然亦未尝即以是为瑞物也。"（1913年3月6日-5月4日北京《平报》，《严复全集》，卷七第421-429页）

第77页：柏克认为：that on men could act with effect who did not act in concert; thatno men could act in concert （该页右下角边用中文批注：胜在和 和在信。）who did not act with confidence; and that no men could act withconfidence who were not bound together by common opinions, common affections,and common interests.（接着着在第78页左上角中文批注：信在同志）这是他对柏克该段论述政党作用的概括。

第四章，1773年柏克访问法国。柏克见到了皇太子妃安托涅特，评价说：decorating and cheering the elevated sphere she just began to movein, glittering like the morning star, full of life and splendor and joy. （p. 99）这段画线，英文边注抄写了下面段落的大意：在柏克访问一年之后，法国发生变革，老国王死了，太子妃成为命运多舛的法国王后，柏克从没有忘记那个场面，特别是在十六年之后唤起了他的想象，这时一切都已改变。

第102页在Écraser l'infâme边注：= "Crush the Wretch" 。第106页说柏克作为议会代表派驻布里斯托尔，他动身去那里用了44小时走了270多英里，严复页边列了算式：270/44= a little more than 6 miles per hour. 第115页第一自然段下空白处有铅笔： 17/9/02  16/8/28。这是1902年9月17日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应该是读到此处的时间。

第115页以面的英文批注都用黑色钢笔。下文都是关于美洲事件的。柏克因为美洲的文章，而成为半打家喻户晓的世界名人，与莎士比亚、密尔顿、培根齐名。严复用英文把这话大意抄写在边上。第122页在那段说事物有其自然运作，就由它们去，总之会回到正轨。严复用英文批注：" Laissez-faire" again.（又是自由放任）第124页全篇结束下面写了：18/9/02。这章第115-124页用了一天时间读完。

第五章"经济改革"，涉及1780年柏克的经济改革中的议会演讲等活动。这时柏克的影响和声望达到最高峰。而到了第137页所有批注、勾画等痕迹结束，最后两处边注是：He lose his seat.  His speechbefore the election. 就是抄了正文的话。选举前演讲是柏克所有演讲中最著名的。而柏克落选是地方自私的利益反对智慧与高贵的例子。然后柏克不久发现自己开始声名跌落。而就在前一天，他一个竞争对手已跌落而亡。柏克哀叹到："我们是怎样的阴影，我们追求的是怎样的阴影啊！"（第138页）下面就是柏克做官，以及他党派的衰落。可严复到此可能就没有往下去看了，或者没有再下笔继续批注。很可能是前者。

据王蔚所查，黄克武2011年发表的文章《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提过John Morley的Burke一书，而在2007年的文章《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里提到发现了严复手批《柏克》一书，正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王泛森编，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74页注释）。王宪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的基本特点及研究方法初探》一文里提到了严复手批柏克说："严复所留下的360多条批注中，有关于法国革命的，有关于传统的，有关于柏克的保守主义的。"（《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三期）注释里说他已另撰《严复、柏克、保守主义》一文对之专门介绍与探讨，可到现在未见此文发表。所以这里就简单把严复阅读莫利等书的情况介绍一下。

其他作品

而对照《卢梭》的阅读时间，第一卷是在1902年7月4日，第4页是9月22日，第7页也是此日。这篇序是9月22日读完。而读《柏克》最后署的时间是9月18日。那就有可能用了三四天时间把柏克读完，或者就放下不看，过几天去读《卢梭》序言了。《批评文集》三卷的阅读时间都在1902年7月，那说明和《卢梭》、《柏克》一起都是在7月拿到书，该月或下一个月主要用功读了《批评文集》，其中有些铅笔问号，都是针对里面一些话，可能是严复所留。而开始读批《柏克》是自9月5日起，到9月18日结束，然后9月22日又批读了《卢梭》序言。而《文学研究》批注最早是在1902年2月11日，其中有篇莫利的雨果《九三年》书评，对照严复1916年4月4日致熊纯如，里面引了莫利与雨果："夫任公不识中国之制与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谓枉读一世之中西书矣。……英人摩理有言：政治为物，常择与两过之间。见文集第五卷。法哲韦陀虎哥有言：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见所著书名《九十三年》者。任公理想中人，数以无过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灾已不可救矣！"（《严复全集》，卷八第311-312页）同年9月10日信里又说："庄生谓：蒯聩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法文豪虎哥Victor Hugo谓：革命风潮起时，人人爱走直线，当着立糜。"（同上书，第323页）这两次引雨果《九三年》此语，最早出自莫利的书评，原文为：In revolution, nothing soformidable as the straight line. 后面还有一句Cimourdain strode forward withfatality in his step. 估计被严复概括为"当着立靡"（"Victor Hugo's 'Ninety-three'",in John Morley, Studies in literature, London : Macmillan, 1901, p. 239）这段引文是说教士西穆尔登："他有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登一直往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西穆尔登相信，在社会的结构里，只有用极端的办法才能使社会巩固；这是那些以逻辑代替理性的人们特有的错误。"（译文见《九三年》，郑永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1页）严复早在1902年《与〈外交报〉主人》里就引过莫利："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别择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 （《严复全集》，卷八第202页）估计后来严复又购买了新版本的莫利文集，这段引文出自《论妥协》（John Morley, On Compromise,London : Macmillan and co., 1901），原来在1901年出的文集里没有分卷，该书在后来1903年版文集里明确为第五卷。严复把Compromise译为"得半"。

《歌德格言与沉思录》（The Maxims and Reflections of Goethe, 1893）有严复题字，译者前言第一节有题记：1902年10月5日，看来读完莫利，严复随后去读歌德了。1903年在严复在大学堂译书局还有继续读此书的记录。1903年1月12日他又读《培根文集》（Bacon's Essays includinghis Moral and Historical Works, 1885）。这样几乎可以把从1902年2月11日到1903年1月12日他近一年的阅读活动穿起来了。

而就在读《文学研究》时的1902年2月，他在5日致张菊生信里说，他与管学大臣张百熙会面，提出复办大学堂，先要撤换西文总教习丁韪良，张为难，众人推荐严复为总教习。3月6日致张菊生信里说准备以他主持译局，看来因撤换丁韪良未成，退而求其次以之主持译书局。当时张百熙上奏复办大学堂，仍设译书局是在2月13日，严复3月4日答应就任译书局总办。6月6日译书局正式开局，严复进京赴任，并不住局，因寓所在天津，因而每隔一段时间去趟局里处理事务。

西文藏书

严复1899年6月18日致张元济："昨地山有信来，索所寄藏洋书《天地球》等。此件阁寓中已久，经火散失，书仅余四十五本，《天地球》幸无恙。"（《严复全集》，卷八第134页）这是指1897年家中失火事。庚子之变时，1900年7月12日严复携全家离津赴沪，津寓为法兵所占，所有书籍信札俱未携带。1985年华师大图书馆员刘重焘写文披露：现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室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Vol. I-II,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James Edwin Thorold Rogers,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880），是严复翻译的工作底本。据第一卷扉页题记：此书是严复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时，于1892年4月14日所购（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原文写作18/3/28，应该有误，陈正国文章里更录成18/8/28）。1896年10月30日前在天津动笔翻译《原富》，到1901年1月30日在上海译完，期间因为庚子之变而耽误了翻译进度（陈正国，《严复的翻译笔记：藏在华东师范大学古籍室的〈原富〉之原文书》，载《思想史 1》，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420-424页）。1901年5月3日他由上海回天津，就任开平矿务局总办。估计回来时，手里的外文书并不多。莫利的《文学研究》、《柏克》和《卢梭》等书，很有可能是严复自己在上海所买的，然后把它卖给了译书局，因为译书局着手准备大批购买西文书是在此之后，等书运到就要更晚了。他一般在上海别发洋行（Kelly & Walsh）等处买书，如1898年致汪康年："至《天人会通论》卷秩綦繁，迻译之功更巨，公等即发此宏愿，弟谨开书名一单，到上海黄浦滩别发洋书坊随时可购也。"（《严复全集》，卷八第111页） 又1899年6月18日致张元济："近厦门英领事名嘉托玛者，新著一理财书，名《富国真理》，已译出，然欠佳。姑寄一部去。其原书名Simple Truth，发在黄埔滩别发书坊售卖，可购观之。"（《严复全集》，卷八第134页）1901年6月11日致张元济："《北乱原因》钞本，承已寄到，当拨冗尽译寄与宓君。此老年七十余，于中国绝爱护之。近著《中英交涉录》，（西名《English Men in China》别发有卖，烦嘱小儿买一部，交周传谦寄来，或自带来。）"（同上书，第142页） 这是指宓克（Alexander Michie）的The Englishman in China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 As Illustrated in the Career of Sir RutherfordAlcock, K.C.B., D.C.L., many years Consul and Minister in China and Japan（Edinburgh: W. Blackwood 1900）。严复对上海别发洋行是情有独钟，自己购买不算，还推荐朋友。而译书局购买的那几百册外文书或许也是通过别发从海外购买的。

1906年严复买了一套The Colonial Press出版的世界名著丛书（The World's Great Classics，1899-1901），共四十册（整套书加索引共六十一册），其中就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J. M. D. Meiklejohn英译本，1899），严复用铅笔写下很多中英文批注（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89页及附图，但没有交代这些藏书的下落）。另有卡莱尔《法国革命史》、孟德斯鸠《法意》（Thomas Nugent英译本，1900）、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泰纳《英国文学史》、基佐《欧洲文明史》等书。而黑格尔《历史哲学》（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 ThePhilosophy of History, with prefaces by Charles Hegel and the translator,J. Sibree, Colonial Press, 1900），除了《哲学全书》（Encyclopedia严译成《智环通解》）外，应该也是他写作《述黑格儿唯心论》（1906年7月）一文的参考书之一。严复1906年1月13日与曹典球："顾欲仆多择德人名著译之，以饷国民。第仆于法文已浅，于德语尤非所谙。间读汗德、黑格尔辈哲学及葛特论著、伯伦知理政治诸书，类皆英美译本，颇闻硕学者言，谓其书不逮原文甚远。大抵翻译之事，从其原文本书下手者，已隔一尘。若数转为译，则源远益分，未必不害，故不敢也。"（《严复全集》，卷八第190页）看来他还有过自英译本转译德文名著的打算。1917年6—12月间致熊纯如："德之学说治术，与英法绝殊，其学者如叔本华、尼采、特来斯基，皆原本性恶，而不以民主共和为然，与吾国之荀卿、商鞅、李斯最为相似，其异者，特以时世造化之不同。使李、商、始皇等生于今日，期将其所为与德无二致也。"估计如果年轻二十岁的话，严复会去学习德文，并翻译德国学术作品。

陈正国文章最后说："如果有心人继续寻访严复其它藏书的下落而能有所得，则严复研究，乃至于中国近代翻译史的研究必然会有另一番气象。"（《思想史 1》，第425页）现在发现的严复阅读和收藏过的莫利、卡莱尔、康德等书，如果细加研究，确实可以加深了解他的西文阅读与翻译情况。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

Why Write in English?

Why Write in English?

Tim Parks

Vladimir Nabokov; drawing by David Levine

Why not write in a foreign language? If people feel free to choose their profession, their religion, and even, these days, their sex, why not just decide which language you want to write in and go for it? Ever since Jhumpa Lahiri published In Other Words, her small memoir in Italian, people have been asking me, Why don't you write in Italian, Tim? You've been in the country thirty-five years, after all. What keeps you tied to English? Is it just a question of economic convenience? That the market for books in English is bigger? That the world in general gives more attention to books written in English?

Is that it? Certainly economics can be important. And politics too. Arguably, these were the factors that pushed Conrad and Nabokov to abandon their Polish and Russian mother tongues. If it is not possible to publish at home, or to publish there as one would wish to publish, then one is more or less obliged to go elsewhere if one wants to have a viable career as a writer. And if to publish elsewhere one has to change language, then some authors are willing to take that step.

Something of the same logic no doubt drives the many writers from Africa, Asia, and the sub-continent who have turned to writing in French and English in recent years. The opportunities are larger. There is also the fact that people in Europe and the West are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ies they grew up in. Just a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ovelists like Thomas Hardy or Giovanni Verga could "sell" their familiarity with peasant, provincial life to a middle-class metropolitan public, so post-colonial writers have fascinated us with stories that might seem unremarkable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where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very likely deals with different content and requires a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er and reader.

But beyond any understandable opportunism, there is often a genuine ide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decision to change language. If you have "a message" and if English is the language that offers maximum diffusion, then it would seem appropriate to use it. In the 1950s, the rebellious and free-spirited Dutch novelist Gerard van het Reve felt that the Dutch language and culture was simply not open enough and not big enough for an artist with important things to say. Van het Reve moved to England in 1953, dropped the exotic "van het" from his surname, and set about writing in his adopted language. "Let us no longer express ourselves in a local argot," he boldly declared. The revolutionary, the preacher, and the megalomaniac will always tend toward the medium that offers the widest possible readership.

For writers from countries that were once colonies, the switch to the language of the colonial power could also be seen as a kind of counterattack. The post-colonial writer appropriates the ex-overlord's language, subverts it, and adapts it to his or her own purposes, all this to the supposed chagrin of members of the once dominant culture. This is the depressing, confrontational, and, I suspect, flawed logic of Rushdie's 1982 article "The Empire Writes Back with a Vengeance" (it is interesting that references to this famous article tend to omit the last three words).

More simply—more probably—you could say that if a global culture really is developing, and if the lingua franca of that culture is English, then its energy will naturally draw in those from the peripheries, just as the excitement over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in a country like Ital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ompted many writers to switch from writing in the local idioms of Naples and Venice and Milan to address the whole nation in the standard Tuscan Italian that finally became the language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the schools.

All this makes sense, yet critics tend to pay attention only to those who have made a success of writing in a new language. In April 2014, a New York Times article about the phenomenon essentially compiled a list of young literary stars who had switched to writing in the main Western languages. The piece, titled "Using the Foreign to Grasp the Familiar," is full of enthusiasm and positivity. "All interesting literature is born in that moment when you are not sure if you are in one place with one culture," Yoko Tawada, a Japanese author who writes in German, is quoted as saying.

At this point, the native English speaker almost begins to feel at a disadvantage for having been born into the dominant culture. Should we perhaps head for Paris, like Beckett or Jonathan Littell, just to be between two worlds? Or look for something more exotic and have ourselves translated back into English afterward? Why not Korean, or Swahili? One reason is that changing languages doesn't always work. Van de Reve, notorious in Holland for his deeply pessimistic postwar novel De Avonden (The Evenings, 1947), was never able to secure a publisher in England, where his style and politics seemed incomprehensible. His talent wouldn't flower again until he returned to Holland and threw himself back into his country's national debate, in Dutch of course, with an incendiary mix of Catholicism, homosexuality, and obscenity. His genius needed his mother tongue, his home milieu, and an atmosphere of intense antagonism.

Kundera was already a huge international presence by the time he switched to writing in French in the 1990s, one of those authors who need never fear they might not find a publisher. Yet his work has lost power and intensity with the switch of language. In French, he just doesn't seem able to produce novels of the quality of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and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Both Reve's and Kundera's moves suggest a certain hubris; they supposed their individual talents were entirely separate from the culture and language in which they had developed. It's a hubris inherent, perhaps, in the Western obsession with freedom, and the consequent refusal to accept that we are conditioned and limited by circumstances of birth, family, and education.

In this light, Lahiri's quite unusual decision to move away from global English to write in Italian begins to make a little sense. Growing up in Rhode Island between Bengali and English, triumphing as an author in the latter, while feeling that she had betrayed the former and her parents' culture with it, one can well imagine the conflicted feelings towards both languages that she describes in one of the later chapters of In Other Words: "I was ashamed," she writes, "of speaking Bengali and at the same time I was ashamed of feeling ashamed. It was impossible to speak English without feeling detached from my parents…"

Yet these difficult emotions, transmuted into other people's stories, were recognizably the driving force of Lahiri's excellent early stories. To imagine they could simply be set aside by moving into a language for which she had a certain affection but no deep knowledge, was perhaps ingenuous. In the event, what Lahiri writes in Italian is little else than an account of her attempt to escape English. At no point does it draw energy from Italian culture, or even transmit a feeling that her life is now firmly based in the world of Italian. There are no Italian characters in the book, indeed, no characters at all aside from Lahiri, as if actually she were writing in a language that was all her own, and that just happened to coincide with the language 60 million Italians use. The decision to publish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book as a parallel text, Italian on the left and English on the right, gives the curious impression that, though written in Italian—indeed published first in Italian—the book is somehow not written for Italians; rather, the achievement of Italian becomes a trophy to show off to the American reader. We never believe that Lahiri will really spend her life in Italy, or go on writing in Italian. Reviewers have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 book just didn't work.

Writing in another language is successful when there is a genuine, long-term need to switch languages (often accompanied by serious trauma), and when the new linguistic and social context the author is moving in meshes positively with his or her ambitions and talents. At which point, let me make an admission. After only two years in Italy, long before I had published any fiction in English, I did write a novel in Italian: I nani di domani (literally "Tomorrow's Dwarves"). It was a comic "thriller" about a Veronese rockband, I nani di domani, who turn out to be a cover for a rather amateur terrorist organization. I had arrived in Verona in 1981, around the time of the Red Brigades' kidnapping (from an apartment block only a mile from where I was living) of General James Lee Dozier, deputy Chief of Staff at NATO's Southern European land forces. The novel satirized pretty much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I had come across in Verona, the main character being a female version of myself, teaching at a seedy private school run by the father of one of the terrorists.

Having written half the book, I sent it to Italy's only major literary agent at the time, the popular and immensely respected Erich Linder, an Austrian Jew whose family had brought him to Milan as a child in 1934 to escape persecution. To my amazement—since all my attempts to write in English were collecting regular rejections in London—he liked my Italian book and offered to take it on. But no sooner had I sent him the final pages than Linder died and my chances of becoming an Italian author with him. His successor at the agency, in the more usual Italian style, did not reply to my letters.

Years later, when I had published a number of novels in English, I nani di domani came up in conversation with an Italian publisher. I showed it to him and he offered to publish. But after rereading it, I decided against. Any charm it had was to do with my naïve fun with the language; it was superficial, and playful in a rather facile way and I decided I wouldn't feel comfortable promoting the book. My real subject matter still had to do with England and English and it was to my home culture that my books were addressed, something that put me in a tradition, I suppose, with any number of other ex-pats—Muriel Spark, James Joyce, D. H. Lawrence, Robert Browning, Lord Byron—who never dreamed of changing language. Not to mention W.G. Sebald, who always wrote in German despite thirty years in England, or the excellent Dubravka Ugrešić, who continues to write in Croatian despite having been forced to leave her homeland for the Netherlands in 1993.

The critic Karen Ryan, who has written a great deal on Russian émigré literature, remarks that "all transnational writers" have "a sense of play and inventiveness." I think this is true. An acquired language feels like a playground, at least at first. It is easy to have fun and break rules, because they are not internalized, they don't weigh so heavily in the psyche. In particular, it's easy to make puns, because the sound of the language still often dominates over the sense. Hence, changing language can benefit the author whose genius lies in that direction. But along with the playfulness comes a loss of pathos. The second language never seems to mean quite as much as the first. Or not for many years. In any event, after my early experiment, I never went back to writing in Italian. Rather I began to see how I could use a life, speaking and reading mainly in Italian, to develop an English that would be very much my own. Changing language is not the only way to bring energy to your writing.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

罗志田：怎样向名家学习治史方法

罗志田

2016-04-22 17:34

【编者按】本文系罗志田教授为《名家治史》一书撰写的序言，原题《史学方法的示范与临摹》，言辞恳切，值得细细揣摩。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予以转载。原文有注释，此处删略。

在大学教书的人，"方法"是常被学生问及的问题。在我们史学领域，我知道不少学生都想获得某种可以概括抽象出来的"方法"，以为学会了即可治史。尽管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但我非常理解学生们的愿望，尤其他们身处这样一个急功近利之风劲吹的时代。
要说史学方法的教与学，其实也不简单。不过我想和年轻人分享蒙思明先生的一句话：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神奇的东西、秘密的宝藏，而实际只是一些合乎逻辑、合乎常识，可以使人信赖的批判原则和工作程序"。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积极主动去寻求了。孟子说过：
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孟子·告子下》）
道不难知，方法和能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一是要先有求的态度，二是要注重求的方法。而最简单的求法，就是先看好的老师如何做，然后跟着做，再徐图超越。 
蒙文通先生明言："大学以上的学生，主要是学方法。在听课时，应跟着先生的逻辑思维的发展而发展，体会先生是怎样思考问题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如果我们听课时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能注意抓住老师讲述的逻辑思维，循其发展而跟进，就可以得到超过学"知识"的收获。
方法不仅可从听课领会，更要从读书中摸索。如蒙思明先生所说，中外历代"史家的成套著述和单篇论文内，到处都可发见一些史学方法"；甚至"自古以来有思想有聪明的人，不管他是否从事历史研究，也不管他对史学造诣的深浅如何，总或多或少的能利用一些史学方法，可以做我们的示范的"。青年学子贵在"从各种绣出的鸳鸯上，寻出一套刺绣的法度；有系统、有条理的归纳出一些原理原则、工作程序"，这就是"学习的捷径"。

所谓方法要靠学生自己去摸索，也是有原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通人不肯写入门书，这已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尤其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主旨，都是把学习的主动性放在求学者一面。其结果，不仅治学方法很少提出来专门教，就是好的启蒙之书，也非常少见。
陈澧曾说，"学问之事，莫难于入门。既入其门，则稍有智慧者必知其有味，而不肯遽舍"。因此，"精深浩博之书，反不如启蒙之书之为功较大"。但过去"多宏通之篇，寡易简之作；可资语上，难喻中人。故童蒙之子，次困之材，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而好的"启蒙之书，又非老师宿儒不能为。盖必其途至正，其说至明，约而不漏，详而不支"，才能导引入门。他自己就想写一本"事繁文省，旨晦词明"的书，使人"视而可识，说而皆解"。然而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他最后也没写出来。
中国传统本不甚注重抽象出来的"方法"，谦逊一点的说"文无定法"，自信更足者便说"文成法立"。在这样的语境下，学问和技艺仍能传承，即因从练武、学写字到作文、作诗、作画等，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在学得像样的基础上再思有所突破，亦即桐城文派所说的"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从既往的经验看，这几乎已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如何临摹，也是有讲究的。即使主张道不难知的孟子，也说过"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两千多年来，很多人都在琢磨孟子的意思。王夫之以为：
巧者，圣功也。博求之事物，以会通其得失；以有形象无形，而尽其条理；巧之道也。格物穷理而不期旦暮之效者遇之。
那意思，大匠不能使人巧，但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摸索努力，领会巧之道，从而能巧。与王夫之大约同时而年稍长的张自烈论作文说，从事古文者，"才虽过人，未有无所祖述而径造者。今人而欲为古人，初恐其不似古，久之又恐其似古"，那就成了依样画葫芦，所得不过古人糟粕。故"必酝酿古文之巧之法以归于己，使见者莫能名其为某家，莫能名其为某篇似韩苏、某篇似欧曾，庶几法变巧生，而文日进"。
这可能是对临摹法最好的总结，先要学得像，即"有所法而后能"；在将前人"巧之法"归于己后，又要不像，庶几"法变巧生"，于是"有所变而后大"。昔朱子注《论语》，曾提出"学之为言效也"。胡适发挥说，"学画的，学琴的，都要跟别人学起；学的纯熟了，个性才会出来，天才才会出来"。我们可能都听过"熟能生巧"一语，更要记住，"天才"也是在学习进程中展现的，必要自己的"个性出来了"，才算是"法变巧生"，也才能变而后大。
这样看来，学习治史方法，临摹或许是最简单易行的。过去不觉得需要写什么方法论、门径书，大概也是因为很多人以为这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求学之路。吕思勉先生进而提醒我们说：
研究学问有一点和做工不同。做工的工具，是独立有形之物，在未曾做工以前，可先练习使用。研究学问的手段则不然，他是无形之物，不能由教者具体的授与。对学者虽亦可以略为指点，但只是初步的初步，其余总是学者一面学，一面自己体会领悟而得的。
这仍是延续前引孟子关于"规矩"和"巧"的辨析，特别强调做学问的人与一般匠人不同，更要靠自己的体会和领悟，而且要一面学，一面体会。常听学生说：老师，现在我知道您说的是对的了。但何以在老师说的时候，就不知或不能领会呢？一个因素当然是老师讲得不容易使人领会，大概也与学生没有实践经验相关。所以临摹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干中学，学中干"。
若言临摹的对象，则一言以蔽之，取法乎上而已。
不过，前人作品成千上万，究竟看什么，对初学者是个很困难的选择。学生初入一个领域，常常觉得那些已经出版发表的论著，似乎每一篇、每一本都好（也有认为全都不好的）；到了可以区分出论著的好坏优劣时，就可以说是入门了。我们要临摹，当然应选择优秀的对象。而初入道者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尚难判断好坏优劣。这时可以寻求老师的指引，或者就是观摩那些几十年后还有人看的名家之作。
梁启超曾说，"真正做学问，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因为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终是人家的"；学生若自己学到"做学问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不过，在课堂上直接教方法，或有灌输意味，学生未必欣赏，也不易领会。而从前人研究"所得的结果"中，正可求到"做学问的方法"。
如吕思勉所说："研究的方法，必须试行之后，方能真知。抽象的理论，言者虽属谆谆，听者终属隔膜。无已，则看前人所制成的作品，反而觉得亲切。"盖道不难知，就看你是否找到求的途径。按吕先生的提示，选择一些优秀的名家作品，编成一书，或不失为一个帮助学生的好方式，且比直接讲方法更使人感觉亲切。

所谓名家，最好是与读者所处时代接近的。常听人说现在的人"眼高手低"（如上面提到那些认为既存论著全都不好的人便是），这当然不够好；但我的看法，眼不高则手也高不到哪里去。而且，有时学生的眼高手低，也是老师无意中培养出来的。吕思勉就曾指出："近人教人读史时，每使之先读《史通》、《文史通义》。此两书诚为名著，然其内容，均系评论前人作史的得失；于旧史全未寓目，读之知其作何语？讲亦何从讲起？"这话是吕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说的，今日有些学校的"中外史学名著导读"一类课程，要求读的仍是《资治通鉴》以前的中国书和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略同于我们的乾嘉时代）写的英文书。学生经此培训，要学会怎样写史学论文，恐怕是极大的挑战，不眼高手低也难。
可叹的是，类此目的虽好而手段不佳的做法，已经延续相当长时间了。章太炎早就说过，"不法后王而盛道久远之事"，是不利于"致用"的。编这类读本，与"名著导读"课程相类，目的正在于"致用"。故"取法乎上"之外，还可注意"法后王"这一原则。简言之，让学生学习怎样做研究的典范，不必是所谓永恒的经典，而应是他们可以临摹的范文。如若一编在手，既能感受学问大家的气度格局，也能学到怎样提出问题、运用史料，以及如何论证其所欲言，是不是会更受学生欢迎呢？
这是促使我们编辑这本《名家治史》的主要动因。
专门针对初学者的名家典范文集，目前似不多见。我们在选编时，特别考虑到对读者的针对面应尽可能广泛。书里这些老先生，每一位在全国学界都有其位置。所选的作品，每一篇都有全国性的影响，在相关领域的学术史上已确立其地位。四川大学的学子，读到本书或许更觉亲近；任何史学中人，即使不是初学，也必会开卷有益。而且，这里绝大部分是老先生们年轻时的作品，这样一则可以知道我们有着多么杰出的前辈，二是这些多少带有少年锐气的典范，或许更容易让年轻读者感觉亲切。我本来的意思，书名也可以亲切些，初拟用"名家说史"。但出版社方面以为"说"字太轻，所以改为今名。那意思，大概受到上级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影响，希望显得庄重严肃些。不论是亲切还是庄重，都是希望本书能引起读者的兴味，适合读者的需要。
本书的立意，即副标题所标出的"方法与示范"。
其中有三篇是直接讨论史学方法的，分别是李思纯的《史学原论·译者弁言》、蒙思明的《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和蒙文通的《治学杂语》。朗格诺瓦（Ch．V．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Seignobos）的《史学原论》一书写于19世纪末，在全世界影响甚大（近年其法文原版和英译本都还再版）。李先生在"五四"之后翻译《史学原论》，不啻空谷足音；中国后来各种史学方法著作，皆多所借鉴（有些未曾言明）。其前言不长，概述了中西史学方法的异同，最可提示我们什么叫做言简意赅。思明先生《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一文是他讲"史学方法"课的绪言，原题为《史学方法在史学上的地位》，应钱穆之邀到齐鲁大学（时在成都）国学研究所讲演，乃改今题发表。
我们也可从原题思路去阅读，感觉又会不同。文通先生的《治学杂语》是蒙默老师编成的，可谓体大思精，不仅学生可读，老师亦然，我自己便每读皆有收获。
其余的则是直接的研究论文，早的发表于1930年，晚的则到"改革开放"之后了。大体都是20世纪新史学背景下围绕具体问题（issues）的探讨。有些提出了新问题，有的提示了新思路，有的使用了新材料，但更多则看似"普通"，细读乃新见迭出，仿佛行走在山荫道上，"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它们不是指示性的空论，而是指引性的示范，可供读者直接揣摩。我想，初学者或可多注意这些老师是如何把握一个问题的全景，并将各式各样"碎片"式的材料嵌入其结构（往往是自然形成，未必是"构思"出来的）中，有些材料别人或以为"无关"，但融合在一起之后，就展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记得列维·施特劳斯曾说，他每次写书之前，会先读几十页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从经典写作中寻找表述的感觉。他是人类学大家，仍坚持从自己敬重、欣赏的作者那里寻找感觉。我们读此书时也不妨想想，如果是自己来写老先生当年所写的题目，我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会选择什么样的论证方式？甚至我会怎样开头、怎样铺陈、怎样结尾呢？通过这类有针对性的比拟，也许你会从中感觉到自己与史学大家的差距，那就找到了提高的方向；如果你和他们所见略同，那你可能就是适合这一行的人，这会鼓励你在史学道路上继续前行。

我的记忆中，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学风，是注重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基本功。在此基础上更注重学风的开放，老师不仅为一校一专业培养人，而是放开眼界为时代为社会为世界育人。川大历史系所教的，不仅是知识，更不仅是历史学的知识，而是学人当怎样治其所学，以及做什么都要做到尽可能好。这样的学风，就是在本书中这些老先生的影响下形成的。学生得到的鼓励是，既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眼高而手不低，故常能迅速进入不熟悉的领域。 
编这本书的立意，也是希望读书的学生能从"法而后能"到"变而后大"。而"法变巧生"的基础，还是要温故然后知新。现在上下提倡创新，有些人动辄喜欢引用冯友兰的话，不想"照着讲"，而要"接着讲"。冯先生在《新理学》中曾说，之所以自号为"新理学"，是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他在晚年将此提炼为"照着讲"和"接着讲"，强调哲学上的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问题的想法，而"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可知冯先生的意思，"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前提。
现在很多自诩"接着讲"的，其实未必能"照着讲"；但若"照着讲"尚且不能，又怎么"接着讲"？中国经学史上有所谓"传道"和"传经"之分。孔夫子指示我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则"传道"应在"传经"之上。但"弘道"非人人所能为，历史上很多时代，遍天下看不见足以"弘道"之人，不得不姑"传经"以守先待后，期日后能有"弘道"之人出。简言之，始终有人能"照着讲"，才是可以"接着讲"的基础。 

今日作学生的，当存"人皆可以为尧舜"之念，树立"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的气概。若有前贤导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自然事半功倍。真入门之后，感觉会大不同。董仲舒论读《春秋》说，"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春秋繁露·精华》）。盖学问如流水，不曾预流者，不论欢喜赞叹还是怨恨咨嗟，多半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不过望水兴叹而已。要走学问之路，必须进入学术之流。也只有得其法才能入门，入门才有预流的可能。未预流前，在学术世界里感觉一片茫然；预流之后，即左右逢源，好像处处都有熟人。我们的年轻同学，可曾有类似的感觉？

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古今的长流，正要前呼后拥（此用字面义），方可继往开来。不同的前言后语，可以"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失得，自听智者之别择"（《文史通义·言公》）。这就是章学诚特别强调的"言公"，其中"读者"起着关键的作用。不论是言出于己，还是转述于他人，"是非失得"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或可以说，学术研究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具体撰述总会停笔，但它已在阅读中延伸。阅读不止，意味着参与的持续，研究也就永远处于发展之中。故言之"公"不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存于天壤，也存于历史；有人参与即"公"，反之则"私"。从这个意义言，名家作品的阅读本身，就是学问的延续。

不过阅读只是参与的第一步，如梁启超所说，他人的研究所得，"未必都对"；学生得到"点石成金的指头"之后，就"可以自由探讨，并可以辩正师傅的是否"。陈寅恪先生有句名言："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自由探讨"是学术独立的前提，而批评态度主要是针对学生而言。梁启超名之曰"思想解放"，亦即"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窃以为学生与师傅相辩正是特别重要的。在章太炎看来，后人与前贤商榷，并非轻慢，而是尊敬。盖"欲弘道，固不以言殉人；尊之至，故以争为匡救"。师傅引领学生入门，只是学问的第一步；只有学生能通过自由探讨以"辩正师傅的是否"，学问才能发展和进步。这是我们编这本书希望达到的长远目标。
最后我要说，这是一本面向学生的书，序言应当尽可能简明清晰。不过也正因为是面向学生的书，不能不分外慎重。由于个人才疏学浅，不得不多引前贤之言，以壮声势。如果因为这些引文使这篇小序读起来不那么顺畅，在此向读者诚恳致歉！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

情色写作救了我

情色写作救了我

by Steph Auteri

我试用的第一个情趣玩具是Tantus Feeldoe。我从办公室的一堆情趣玩具中挑了这一个，当时我在波士顿一家小众周刊实习，为成人约会网站撰写情色内容，办公室抽屉那些树脂和橡胶的玩具色彩缤纷，又有点令人害怕。我选择了Feeldoe，因为它是亮闪闪的紫色，而紫色正好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我试着告诉自己，这只是一种装饰，就像是小时候我把卧室粉刷成紫罗兰色一样。

我刷了牙，脱下铅笔裙，换上舒适的短裤和黑色T恤，准备好体验这个新玩具。我盘腿坐在我的双人床上，低头看着这个硕大的紫色玩具和放在它旁边的润滑剂。

我感觉太阳穴在抽动。它好像在我的凝视下越变越大，像是恐怖片中镜头伸缩时的景象，不详的音乐在空气中飘扬。  

我咽了咽口水，觉得口干舌燥。

拿着它，我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用哪一头。我只与前男友发生过性关系，他十分情绪化，在性方面有虐待倾向。两年前他夺走了我的处女之身，当年我只有19岁，是真的"夺走"。想起他仍然会让我害怕得颤抖，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靠在枕头上，手里拿着它，心里却犹豫不决。但我毕竟要写一篇测评，我希望能写得艺术一点。带着这样的心情，我紧紧地握着它，倒上润滑油，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我心跳有点加快，然后告诉自己：它没那么大，而且已经做好了润滑，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我轻轻地把它放在我的身体上，然后往里推了推。  

再用点劲，我告诉自己，鼓励自己。再用一点点劲。

我又往里推了推，但我的身体在排斥它。我能感到自己僵硬的身体，这太紧张了。  

加油加油加油，我加大了手上的力度。  

然后我松开了手，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我做不到。这样的玩具生产出来是为了给人提供愉悦，但我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愉快的感受，相反，我怕它带给我的只会是疼痛。

* * *

两年前，我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我不是在波士顿写情趣玩具测评，而是在新泽西一家小报纸写有趣的咖啡馆和三明治餐厅。更重要的是，我那时正在恋爱。    

一开始，崔维斯（不是他的真名）对我很好，很照顾我，这让我非常幸福。两个月后，我们在沙发上亲热，灯没有开，我们在黑暗中相互摸索，这时他提出想要和我做爱。

我没准备好，我希望婚后才做爱，从小我就是这么被教导的。 

当他爬到我身上时，我屏住呼吸，害怕到几乎要昏厥过去。我用尽浑身的力气夹紧双腿，但他还是成功进入了我。

他走后，我大哭一场，感觉自己被背叛了，同时觉得恶心。但我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些情绪，我也不知道这些情绪从何而来。在那个痛苦的过程中，我却一直没有说出"不"或者"停下来"这样的词。

我觉得没什么好保留了，所以我放任他，做了一次一次又一次。

   

过于放任自流导致我失去了太多东西。在我们的关系中，他变得越来越残忍，不停贬低我的缺乏经验、我的身体、我在床上的沉默。

当他想尝试一些我根本没有准备好的事情时，他会一遍遍地求我，直到我屈服。

我离开他时，非常愤怒，因为他拒绝出席我祖母的葬礼，我也受够了他的毫不体贴。我害怕性行为；我对自己毫无自信；我担心自己的身体和所有表现；我拼命地在性爱中寻找愉悦感，只为了满足伴侣的需要。每当男生傻笑着对我说"来嘛"，我脑海中都会浮现起崔维斯的样子，他让我感觉恐惧。

* * *

我转学后，搬到了四小时车程外的城市。一年后，我得到了现在这份实习工作，开始撰写成人内容。我去面试的那天，以为这个职位是写音乐会和文学聚会。这份工作确实在我的舒适区之外，但也是一个机会，让我独立写作，而且，我还能署上自己的名字。

但是，第一次试用Feeldoe的经历不太美好，我很快发现，我可能不喜欢"插入"，除了这个，还有许多情趣玩具可以选择。

比如，主管曾开心地送过我一个Rabbit Habit的振动棒，它曾在《欲望都市》中出现，因此火了起来。它有着可振动的珠状设计，可以刺激阴道内壁；顶部则可以旋转，比真实的性爱体验还棒。它有一个兔子形状的凸起，可以刺激阴蒂。我了解到，阴道高潮并不是唯一的高潮。

之后我体验过Water Dancer的振动棒，它是红极一时的Pocket Rocket的防水版本，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当我把它带回家，装好一节AA电池，旋转底部打开它后，高潮吞没了我，那种感觉一直蔓延到盆骨，让我整个身体都颤抖不已。

有了这些体验，我意识到，这次实习很可能让我的性生活走向正轨。这是我可以接受的一次大冒险，说不定可以让我放下与崔维斯的不快经历。刚离开新泽西时，我仍然不敢与他人有任何亲密的接触。这份新工作至少可以让我掌握愉悦感，了解自己的身体，探索身体的各种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我了解到，并不是每个男人都和崔维斯一样，性也不必然是一件扭曲的事。

* * *

拿到本科学位后，我结束了实习工作，打包行李准备回新泽西。我有一大箱振动棒、情色电影、马鞭和安全套，但我仍然刻意与男性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自给自足的欢愉，我放弃了真实的亲密接触。有些男人听说我是从事情色写作的，总以为我是个有性瘾的小野猫，这时我总是不知道如何解释，也不愿让他们太过了解我的生活。我相信一旦他们了解了真相，就会感到失望，这只会让我蒙羞。然后，我遇到了迈克尔，他后来成为了我的丈夫。

在相遇仅仅一周后，我们就差点做爱。当时我们一直在亲热，直到他在我耳边低声说："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陷入麻烦的。"

我感觉到肌肉紧绷，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我问他，"我们又没有做爱。"

四年前，崔维斯践踏了我对于婚后性行为的想法。之后几年，我已经接受了性并不是神圣的献祭，它是我可以掌控的。不过，我还是等了两个月才正式和迈克尔上床，我这么做也并不只是为了自己。那时候，我已经很了解他了，知道他和我以前约会过的男人都不同。听起来也许很俗气，但他不在我身边的每时每刻，我都在想他。每当我注视着他，我看到他将会成为一名称职的父亲，我看到了我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他值得拥有我的身体。我们的身心都得到了统一，就像普通的情侣一样。

有一天，他翻身压住我，想要说服我尝试一些更新鲜的事情。"来嘛。"他笑着对我说道。

他的举动一下勾起了我的痛苦回忆，我控制不住地哭了出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到底怎么了？"

我向他道了歉，尴尬地解释道，他的举动让我想起了不堪回首的一段过往。

 

我拿纸巾擦了擦脸，告诉他性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难题。

 

迈克尔非常善解人意，但他有性需求，我却没有。因此我常常抱着内疚之情，怕自己的性冷淡会无法满足伴侣。我开始在性爱过程中感到尖锐揪心的痛苦，以至于每一次抽插都像是要将我撕裂。

我迫切地寻找方法，能提升性欲又能治愈伤痛——物理和情感的双重伤痛。因为我知道编辑们非常需要情色内容的作者，所以我又捡起了这份工作。

这导致我们出现在了一场性爱聚会上。我本来是去采访一位备受欢迎的性爱聚会的女主人，了解她对"下流文化"(raunch culture)的看法，结果她邀请我参加下一场在曼哈顿中城举办的聚会。听起来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开启我新的性爱生活。

迈克尔却很犹豫。"这不是换偶聚会吧？"他问，"参加聚会的人会交换伴侣吗？我可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不会的，"我解释道，"只有那些愿意换的人会这样做。"我还给他普及了性爱聚会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比如"提前和你的伴侣定好计划"，或者"在行动之前一定要征求对方的同意"，以及"可以对感到不适的事情说不"。迈克尔同意和我去试试。

在为聚会做准备的过程中，我既尴尬、焦虑，又有点激动。我很焦虑应该要穿什么，很担心看起来有点过火。同时，迈克尔穿着黑色内裤和黑色领结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特别像苍白瘦削的脱衣舞男（后来我否决了他的这身装束）。

接下来，我在包里装上了钱包、唇膏和一瓶廉价红酒，还顺手装了几个安全套、我最喜欢的振动棒和几副手铐。无论是否带齐我的所有情趣装扮，好像都会显得不大对劲。如果到场后发现所有人都在相互手淫怎么办？如果发现这实际是一场群交怎么办？如果我被要求参与愉虐的捆绑环节怎么办？我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到了指定地点，我们穿过大厅，拐了一次弯，才来到挂着珠帘的大门前。这里有为喜爱鞭打、捆绑、羞辱的人准备的SM室，也有备好羽毛、毛皮的房间。还有一处放着用来进行口交教学的大床，教学课程的名字叫做"吞剑入门"，晚些时候，这里就会充满彼此缠绕的肉体。

在鸡尾酒区，一位年轻男性穿着闪亮的皮裙和一件束身衣，正趴在一位女士的脚边表达他的仰慕之情；在房间角落的沙发上，另一位男性搂着一位穿着紧身胸衣的女性，摸着她的胸部；一位身形窈窕的女性穿着黑色的蕾丝内衣趴在那里，她的伴侣随着电子乐的节奏打她的屁股。

看了看四周，我特别希望自己也和他们一样放得开。就算只有我和迈克尔在床上，我也做不到如此开放。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这样喷薄而出的欲望，让我能够迷失在性、欲望和愉悦中，叹息、呻吟，说着耳边情话。我太容易被脑海中的想法左右了，这些想法就是崔维斯说过或做过的事残留下的痕迹。

也许是因为肉体和空气中费洛蒙的作用，没过多久，我的皮肤开始颤抖，神经也绷紧到了边缘。我的内脏就像失灵了，下体也出现了疼痛感，并且肿胀、湿润、饥渴起来。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过这种感受了。

 

我和迈克尔来到一个黑暗的空房间，正好在鸡尾酒区和群交区的中间。我们紧紧抱着彼此，倒在摆放着各种羽毛枕的沙发上，他的手伸进我的牛仔裤，我的手也伸进了他的内裤。

 

激情的过程中，我注意到门口站着一个人。他斜靠在门框上看着我们，发现我的眼神后，他微笑了一下。

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我已经被许久未体验过的欲望占据了。也有可能我是在乎的，这个陌生人的出现反而增强了这次体验。我不确定，但无论如何，在连续几个月拒绝了迈克尔、为自己的性冷淡感到内疚挫败、缺少激情的需求之后，这一幕给我带来的只有放松。

难道我有暴露癖？也许，但不管怎样，我希望那种感觉能够永远持续下去。

* * *

这次体验之后，我重拾起了情色写作，想要去追逐那种感觉，抓住它，保留它。这次聚会形成了我第一篇署名且有稿酬的文章，一位花花女郎周游世界参加性爱聚会的故事（聚会上那位口交教学的老师给了我编辑的联系方式）。可是我追求的，不仅仅是署名和稿酬。

迈克尔和我后来去过不少性爱聚会，但我们都没能复制第一次的体验。有一次，在参加完在一家小画廊举办的情色艺术画展开幕式之后，我们去曼哈顿下城的Pussycat Lounge参加了一场情色片的发布会，欣赏了滑稽舞者的表演，躲开了砸向观众的免费情色片DVD。我们还去参加过内衣发布会，让迈克尔给我买了一套我垂涎不已的内衣，我只穿过它一次。我们还去过一场拥抱聚会，发现我们俩都不喜欢这种形式——在临近结束时，所有人在房间正中抱成一团，我们趁机溜了出来。

我为不少情趣玩具写过测评，也写过一些和性有关的科普类文章；试用过可以随着iPod音乐节奏加热或震动的振动棒；我甚至体验过一种现在已经停产的"性爱练习球"。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不满足于这种体验式的情色写作了。问题是，我并不是在试着找回曾经拥有过的东西，而是在追求一件我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以为自己应该拥有的。

 

 后来，我读到了关于《Come As You Are》的书评，我终于意识到，我就是喜欢较少的性爱——这没有问题——我湿了眼眶。我丈夫就睡在我旁边，我紧紧抓着被子，任由眼泪在脸上流淌，我终于找到了情绪的出口。

书的作者Emily Nagoski是一位性教育家和研究者，这本书讲述了女性的性反应周期，以及所有阻碍女性欲望的事情。"如果你做爱是因为你必须做，或是你觉得应该做的话，" Nagoski写道，"你就不会有很多性生活，即使做爱时，你也很难从中获得享受。"

 

我已经花了十年时间提升我的性欲，去满足他人的需求。读过Nagoski的研究之后，我知道我再也没必要这样做了。

 

从那以后，我不再为了治愈自己而写作。我为那些同样心碎的人写作，不再是评测和科普文章，而是坦诚的个人经历和学术文章。在撰写自身经历和性学研究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像在一片寂静中大声呼喊，我希望这些呼喊可以帮助那些对性生活有困扰的女性，让她们意识到自己没有问题。

这一转变让我减轻了压在心头将近十五年的重担，尽管我的性需求仍然不如我丈夫那样强烈，但我也给自己留下了产生欲望的空间。去体会自己的需求。结果是，我在性生活中更能体会到愉悦感了。

现在这一切对我很重要，尤其是当我有了女儿之后。我不在乎情色写作有怎样的污名，也不管她长大后看到我的作品是否会感到尴尬，我只想为现今这种文化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希望这种开放和教育能够让她成长为一个更为自信和愉快的女性。

 

我希望她能做出最好的决定——那些我当年无法选择的。

Steph Auteri是一名自由撰稿人、编辑，关注女性性生活健康。她为Salon、Jezebel、Nerve、Brain、Child等出版物写过性方面的文章。常与性教育家、研究者、精神健康专家合作。

Esther Hong是一名插画师，关注有趣、好玩的事物。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