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30, 2021

荣新江:谈谈治史学的方法

 荣新江:谈谈治史学的方法


2021-09-29 14:58


我在开始做历史研究时,并没有认真仔细地思考过什么是史学方法,因为我是北大历史系78级本科中国史专业的学生,是“文革”后历史系第一个中国史专业的班,教我们的都是一流的好教师,所以我们都是一直跟着老师慢慢地做出来,受那一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影响较多。从上学时,我就得到过一些很好的教益,当时的系主任邓广铭先生是宋史专家,他强调治史学有四把钥匙:目录、职官、年代、地理。要是把这四个方面都熟悉了,做史学研究就可以触类旁通。我后来留校任教,在北大开了一门课,叫“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门课,本来是我和自己的研究生在周末的一个讨论,叫做“周末杂谈”。一个星期聊一个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怎么使用工具书;外文杂志的查阅应该从哪里入手,哪些是西方一流的刊物;研究某一问题时,到哪里去找相关的研究文献,某一研究课题的行家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什么刊物上;怎样追踪新的考古资料,怎样找寻古老的图片资料等等。可能这些东西是比较琐碎的,但是最后的实际效用却是比较明显的。


其实治史学的方法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有一些处理古籍、考古材料或者找寻这些材料的一些基本的、特殊的做法。
我觉得有两点应该强调:一是学术贵在创新,一是学术要守规范。这个大道理谁都明白,但是要做起来,特别是史学研究,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用邓广铭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史学没有神童”。要想有创新是要通过相当长的训练和积累,史学的训练不像搞科学的那样需要有天才和创新能力的人,是一般人通过一定的程序和艰苦的积累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境界。也就是说搞史学创新的前提是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这个积累的时间可能是十分漫长的,对于学史学的研究生,我们有的老先生是不提倡早发表论文的。从史学来讲,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达到创新的境地,做起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下面就我做学问期间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以及在史学创新过程中摸索的方法,来同大家交流讨论。
我们做敦煌学研究的人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他提到的“新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新材料,一个是新问题。我在敦煌学里做了二十年的工作,接触的海内海外学者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中国的学者一直在追求新资料,因为敦煌的资料是陆陆续续发表的,大概一直到20世纪的末期,由于一些中国的出版社的努力,才基本上把敦煌文献95%以上用很好的图版出版了。由于获得新资料越发困难,所以敦煌学者就愈加追求新资料,给他一篇文书就写一篇文章,看起来敦煌学的研究成果非常大,实际上我觉得水分也非常多。仔细斟酌就可以看出,有些选题不是很好,有一些过于琐碎,放着很多重要的问题不做,而去考究一个非常小的方面,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觉得在敦煌学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注意考虑新的问题。敦煌学实际是隋唐史和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个分支,当然它的面比较广,除了历史之外,还有宗教、艺术等方面。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好的方面,因为它杂、广,因此容易从中选题去研究,但是实际上,在敦煌学里可以产生新的课题的方面,搞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可能也不甚清楚和明了。比如说均田制,已经有五本相关的书出版,但还是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再研究也研究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了。


比如,东西方学术界现在有很多的论文和论著对“印刷术”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就是不仅仅停留在印刷史层面的研究,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如最近哈佛大学召开了一个关于印刷术的会议。我认为把印刷术和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就是要把印刷术放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的层面来研究印刷术,而不是研究印刷术本身的技术层面,是很有前景的研究。这在近年来的西方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主要是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对所有的文本都应该进行重新探讨,首先证明当时写作的正确性,然后才能看出历史正确与否。
后现代对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是有颠覆性的,他们认为我们研究所依据的材料是错的,所以整个研究都是错的,他们现在主要是在做清理性的工作,比如说男性书写者在写女性的时候就不可靠,要找那些专门给女性书写的印刷品来佐证。实际上,如果我们也积极回应后现代的思潮,也采用其合理的思考,同时也不否定正确的文献记载,则所有材料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所有问题也焕然一新。例如从敦煌写本看到的王昭君与正史里看到的王昭君是不同形象的,敦煌写本里有很多下层民众阅读和书写的材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映唐朝社会文化的横断面,有高中低之分。通常我们看到的关于唐朝的史料都是高层的东西,看到的都是长安文人、贵族的生活等,关于下层的社会、文化其实反映在敦煌写本里。可是我们搞敦煌文化研究的人过去在这方面做得很少,完全是以传统的逻辑思维去处理敦煌的材料。所以我觉得新材料是不能否认的,但要有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思路,新的问题。
在当今的中国,新材料在不断地出现。长江流域的简牍日新月异,马王堆还没整理完,其他像长沙走马楼一轮轮的不断地有新东西出现。现在城市都扩大到了墓葬区,像西安,整个城市都扩大到汉唐时期的墓葬区了,只要是一个居民区一动工,一大片文物就出来了,特别是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的尤为重要。我现在有一个课题就是做长安的研究,我发现过去墓志主要集中在洛阳附近,现在大量长安周边的墓志发表出来,对于我们理解长安城里的社会史、政治史非常非常有价值。
现在出版业也非常发达,把一些过去秘藏在图书馆里的珍本,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出版了,这里面都有一些非常珍贵的史料。你要是对版本目录很熟的话,就可以剥离出哪一本是新书,哪一本是过去已经发表过的,有很多书可能是我们没有看过的,只要仔细地翻一翻就有可能找到很多新东西,包括新影印的《永乐大典》,其中就有好几本是新的,在过去绝对是看不到的。
新的中文资料不断地涌现是我们做研究最能体现实力的方面,但是我们也应该吸收西方一些史学理论的观点。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当今许多最时髦的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的书已经有了中文版,国内有一个很大的翻译队伍以非常快的速度将当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翻译过来。当然我们要掌握一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对该理论本身的学术史应当有一个清理,回到原著去认真阅读,这比我们以前教条地运用某一两个理论来套自己的研究的状况要好得多了,我们现在可以借用非常多的理论综合起来运用到自己处理的一个问题中去。
从新史料和新问题的角度,我们做历史的有几个方法:一个是掌握目录,清理学术史。在中国特别是搞历史的一些老辈的先生比较注意原始资料。做隋唐史的不管什么人,我们历史系一贯的方法就是一部《通鉴》、一部《唐六典》,老师通常告诉学生要守住一部书。比如说你要研究制度,就必须通读《六典》,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交叉产生多种研究的路径,这是做史学的人应该掌握的一种看家本事。另一个就是政治史的脉络,老师们强调《通鉴》的重要性,原因正在于此。当然《通鉴》并不好读,因为是编年体的。荣新江在大英博物馆内部的旧图书馆
荣新江在大英博物馆内部的旧图书馆

我虽然没有留过学,但是通过对许多西方著名的研究中心和图书馆较长时期的利用经历和体会,我觉得西方学者比较注重学术的积累,他们的学术研究,一步一步的进步和积累是很清楚的。他们有着很好的而且是强有力的书评制度,对一本书的好坏要做出准确的评价,这样慢慢地养成一种重视学术史积累的习惯,一代一代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中国的学者比较强调对原始资料的研究,我觉得在这方面,一些老先生可以在对原始资料参读得比较透彻的情况下,处理一个问题时能准确地将这个观点说出来。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对于史料研究得不透,在不了解全面的学术史的情况下,仅仅是依靠几条原始资料为出发点,那么往往是在别人后面爬行,将别人已经取得的成果跟着写,甚至是别人用错了一条史料也同样跟着用错。
我要求学生一方面要继续研究原始史料,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要“倒着看”学术研究成果,即在看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后要再往前追溯以前的成果。如果这个新的研究成果很好的话,可能它就对学术史进行过清理,其实这就是帮助你知道了哪些文章值得看,哪些不值得看。特别是一些大家的书最值得重视,读书的时候应该先读陈寅恪、唐长孺等最好的老师的文章,站在他们研究的高度上,你再思考的问题就是他们之上的问题了。
在现在电脑如此发达的社会背景下,我个人认为研究方法要更新,即使一些史学研究的老先生认为电脑联机检索破坏了一种学习的方法,但我认为如果不介入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还是用老的研究方法,我们是无法超过老一辈的先生的。我觉得现在做历史研究应当对自己要研究的专题进行一个学术史的清理,做自己专题的目录,通过整理目录、翻阅各种论文杂志,就会慢慢地淘汰一些东西,从中选择出哪些是自己需要的,然后写一些专题的述评的文章,但不是写流水账。在可能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清理了学术史之后,自己要做什么,哪些地方值得做,就会凸显出来。有的是通过对那些大家文章的研读,从中了解我们有哪些东西值得做;有的时候是自己悟出来哪些地方是薄弱环节,是可以做研究的。
第二个方法就是史料的积累。在看学术史的同时,肯定也在读原始材料,也在读古书,就是要做史料的积累。过去搞历史的先生最强调的就是史料的积累,这种做法就像做《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要把跟这项研究有关系的史料,只要沾上一点边就都要收集起来,或者按编年的方法,或者按主题的方法,要把史料整个做一个系统的搜集。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是现在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学习的时间太短,在学习期间常常做不完这样的搜集性工作。
在以上两个前提之下,应该做一个研究的选题,这个选题说近了是对博士、硕士论文的选题,说远了是对于一个人整个学术研究取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史学家刘知几说:研究历史的人有三个素质,叫才、学、识。做历史的一般都强调刘知几的这种说法,“才”是指个人有不同的才能,要根据个人“才”的大小,天分的高低,来做一些偏理论或者是偏实证的东西。“学”是指后天的培养。这三条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识”,就是识见,实际上是一种选题,就是要能够看到这个选题有出路,有远识。比如我们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做敦煌研究,就是一个很有“识见”的课题。对于现在的研究生来说,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学识来为自己选题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深思熟虑的方面。
从历史学的发展或者是整个大的史学发展趋向来看,现在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中心和边缘问题的位置在互换。比如说北大历史系,过去的先生最主要研究的方面就是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不仅仅是本系研究最辉煌的一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最重要的一方面。当然由此牵带出有关于家族、氏族的研究,但都是附在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上面的,比如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当然要研究那些大的家族、氏族的问题,由此引带出一些地域的问题,但都是跟着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走的。最近这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非常快。一方面是理论的掺入比较快,有一些年轻人是专门以理论为号召的,我也十分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是怎么把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里?现在还是比较教条的,生搬硬套的多。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整体上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提供给我们做史学研究的新的思考方式和方法。
话还是回到中心与边缘问题上来,就是从整个史学的情况来看,过去我们认为是很边缘的课题现在开始中心化了,而一些中心的课题往往开始边缘了。过去做隋唐史的,随便找一个官职就能写一本书,或者在三省六部制度里研究一个方面,如监察制度,就能做一本博士论文。从现在情况来看,在计算机检索功能发展的前提下,这种题目的选择就显得太简单了,或者说不好玩了,我想逐渐会被淘汰。这就像敦煌卷子的定名一样,过去要比定一个残片是属于哪部佛经非常不易,现在一点《大正藏》电子文本,基本上可以马上确定,这样的工作已经是一般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事了。
从历史研究来讲,题目一定是要经过你脑子思考出来的东西,光靠文本的堆积就没有意义了。于是,很多需要人思考、需要人自己整合的一些社会史、性别史以及区域的研究,这些题目变得很重要了,这些题目不好用一次性的电子文本检索出来的东西。所以,北大在做“盛唐项目”时,我是非常鼓励对盛唐时期的妇女史、宗教史或者是地域社会史等方面的一些研究,当然也要保持传统的做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优势。我觉得在这些新的课题方面是有很多可以开拓的领域,这些领域往往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界的地方,像妇女史、宗教史等。我国过去做宗教史的人基本上是做义理方面的,主要是做思想史和哲学史层面的问题,并没有把佛教、道教作为一个历史来看待,不是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和空间。


我觉得在做选题和跨学科的研究的时候,不要受具体学科的限制。这里我讲我本人的一个研究例子: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我做了两块墓志,该墓志1980年发现于西安东郊西北国棉四厂职工子弟学校操场上,在发现后十几年时间里没有人做相关的研究,只是通过一个简报的形式通报过。通过对墓志的研究,我发现该墓志太重要了,墓志上反映出该墓葬的主人名叫李素,是波斯人,其父亲为广州别驾,也就是副市长级别的官职,那么可以想象为什么当时要一个波斯人来当广州市副市长呢?显然是因为广州是一个波斯人很多的地方。李素这个人是有特长的,他在大历年间被朝廷调到司天台任职,我通过对天文学史的对照,发现恰巧在大历十二年(777),来自印度的三代天文官员的最后一位瞿昙譔去世了,所以把李素这个具有波斯血统的天文学家调到司天台任职,他一直干了五十年,最后当了司天监。所以说这个墓志是一个很重要的天文学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材料,但就是因为用一个简单的简报的形式处理发表,导致一直没有人注意。我把李素在长安的五十年仔细地清理了一遍,发现该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在他任职期间唐朝译进了一本用于天文占卜的书,叫《都利聿斯经》,或者叫《聿斯四门经》。对于这本书,有两个学术系统的人在研究,一个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通过对书的作者的研究发现这很可能是波斯系统的占星术书籍。另一个系统就是搞科学史的,一个日本学者叫做矢野道雄,京都产业大学研究占星术的教授,他用英文写了一篇非常短的文章,叫《托勒密在中国》,他猜“都利聿斯”就是“托勒密司”(托勒密),《四门经》就是托勒密的占卜书Tetrabiblos。书名和人名都是如此的相对应,让人不得不相信。把上述材料串起来,可以看出实际上是李素在做司天监时,在原来印度学者翻译《九执历》的基础上,开始引进波斯系统所传的希腊占卜术,波斯和希腊混合的一种占卜术由此传到中国来。我们可以看到晚唐的社会上流传着一些用中国的占卜术无法解释的技法,比如杜牧《自撰墓志铭》所用的占卜术,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占卜术,其实就是波斯系统的或者是托勒密系统的占卜术。最近,有学者根据更多的《都利聿斯经》的文本来看杜牧的自撰墓志铭,把这篇原来在唐代文学里全都读不懂的文字,通过《都利聿斯经》而完全解释明白了。实际上,这反映出在杜牧所在的唐朝后期,波斯系统的占卜术已经传进来了,可能对天文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是对于天文星占术是有很大的贡献。这个系统一直影响到宋代,大概到明代的《星历大全》都有相关记载。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通过对来长安的波斯人的清理之后,我发现在李素来长安后不久,长安就建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我们通常看到的景教是以叙利亚为基地的,但是从碑文上的人名还原回去,发现大部分的人名不是叙利亚人而是波斯人,证明唐代长安景教僧的主体是波斯人。令人惊奇的是,碑文上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书写的一个人名“Luka(路加)/僧文贞”,和李素的字“文贞”完全相同,通过对该碑文的重新考证,发现李素是景教在长安的俗家信仰者。李素就是皇帝内廷的御用占卜者,当外廷占卜结果出来以后,需要李素再用波斯的方法进行占卜,把不同的占卜结果交给皇帝。我觉得这是一个从选题到研究可以给年轻学生做范本的典型例子。本文选自《三升斋续笔》(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版)。原文为荣新江于2005年4月15日在“技术史研讨会”上的讲演,后由会议主办方据记录整理而成,并经荣新江校订,载张柏春、李成智主编《技术史研究十二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Essay: The digital death of collecting

 

Essay: The digital death of collecting

kylechayka.substack.com · by Kyle Chayka
Hi everyone! This missive contains a recap of my columns on digital culture for The New Yorker and a B-side essay that helped me figure out my column on how social-media interfaces manipulate us. (That’s the official version; this is just if you want the lengthy behind-the-scenes.) The essay is also related to the themes of my upcoming book on algorithmic culture, Filterworld, and engages with one of its heroes, the 20th-century critic Walter Benjamin. Send me any thoughts!

New Yorker Columns

Mark Zuckerberg thinks Facebook is a “metaverse company.” What does he have in mind for this hypothetical virtual reality?
A.I.-generated imagery has become popular on Twitter, but the gap between the prompt text and the end result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When social media design changes, it’s usually a way to push users toward new behaviors they might not actually want to do.
Ivermectin, the Crate Challenge, and Runaway Memes: What do horse medicine as a COVID cure and falling from a pile of crates have in common? They’re both bad ideas that spread on social media.
Epic Games sued Apple when it wasn’t allowed to use its own payment systems in the app store. The lawsuit result means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be a little more open.

The Digital Death of the Collector

I am rearranging my music collection — looking at the album covers, hearing snippets of the songs in my head as I see each one and recall the memories attached to it. There are the albums I listen to all the time and then those I only pick up once in a while so as not to dull their effects. The overall list is something only I could have come up with, a compendium of the music that’s important to me personally.
Actually, it might be more correct to say that my record collection has been rearranged for me: I opened the Spotify app on my laptop a few weeks ago and found that everything I had saved was in disarray. The albums weren’t where I thought they were. I couldn’t flip through them with my usual clicks, the kind of subconscious muscle memory that builds up when you use a piece of software every day, like your thumb going directly to the Instagram app button on your phone screen. Spotify had updated its interface and suddenly I was lost. I couldn’t put on the jazz record by Yusef Lateef that I play every morning when I start writing and I couldn’t figure out where to find the songs I had saved by pressing the heart-shaped like button. The sudden lack of spatial logic was like a form of aphasia, as if someone had moved around all the furniture in my living room and I was still trying to navigate it as I always had. Spotify’s new “Your Library” tab, which implied everything I was looking for, opened up a window of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playlists that I didn’t recognize. The next tab over offered podcasts, which I never listened to on the app. Nothing made sense.
In the digital era, 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be a single click away, it’s easy to forget that we have long had physic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ieces of culture we consume. We store books on bookshelves, mount art on our living-room walls, and keep stacks of vinyl records. When we want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we seek it out, finding a book by its spine, pulling an album from its case, or opening an app. The way we interact with something — where we store it — also changes the way we consume it, as Spotify’s update made me realize. Where we store something can even outweigh the way we consume it.
In 1931, the German cultural critic Walter Benjamin wrote an essay called “Unpacking My Library,” describing these relationships with cultural objects. In the essay, Benjamin narrates removing his book collection from dusty crates, untouched for years. The volumes are splayed loose on the floor, “not yet touched by the mild boredom of order,” all set to be rearranged on shelves once more. For Benjamin, the very possession of these books formed his identity as a reader, writer, and human being — even if he hadn’t read all of them. They sat proudly on his shelves as symbols, representing the knowledge that he still aspired to gain or the cities he had traveled, where he encountered a book in a previously unknown shop. Collecting books was his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world, of building a worldview.
Benjamin’s library was a personal monument, the same kind that we all construct of things we like or identify with. Its importance was dependent on permanence — collections are made up of things that we own, that don’t go away unless we decide they should. “Ownership is the most intimate relationship that one can have to objects,” Benjamin wrote. “Not that they have come alive in him; it is he who lives in them.” In other words, we often discover ourselves in what we keep around us. But the progressive relationship, the codependence or co-evolution of collection and person, wouldn’t happen if the order of Benjamin’s shelves and the catalogue of his books kept changing every few months, entirely outside of his control. That’s what Spotify’s interface updates felt like to me: a total disruption of the pieces of art and culture that I identified with.
Even if the change in the interface was minor — requiring an extra click to get to my playlists or moving the link to my saved albums — it’s a reminder that I don’t actually own any of what I’m listening to. I’m just paying for access month by month with my subscription fee to the streaming service. My relationship to music is ultimately dictated by the Spotify platform, both what I can listen to and how I listen to it. Unlike Benjamin, I can’t pack up my collection and take it with me. My cultural aspirations are at the mercy of a corporation in Sweden: If Spotify clashes with a particular record label or decides a song format is unsuitable, I won’t be able to access it anymore through the channel I use most often, and I might very well just stop listening to it.
We don’t often think about bookshelves on their own, separate from what they contain, but they are great devices. They display books or albums and you can choose from among the displayed options in a relatively neutral way. The collector is the only one who decides how to arrange her possessions, ordering books by author, title, theme, or even (unfortunately) color of the cover — and they stay in the same places they’re put. That’s not true of our digital cultural interfaces, which follow the whims and priorities of the technology companies that own them. They shift constantly and are far from neutral: If Spotify suddenly gives the category of podcasts a prominent new placement, for example, it’s because the company has decided that podcasts are going to make up more of its revenue in the future. The interfaces follow the company’s incentives, pushing its own products first and foremost, or changing familiar patterns to manipulate users into trying a new feature.
The same thing has happened with Instagram, lately, too — the changing interface makes me feel like I’m suddenly operating unfamiliar machinery, piloting an ungainly tractor in a construction site. I can’t perform the same actions I used to, and so I can’t use the app in quite the same way. These changes leave no trace; unlike an outdated television or microwave, once the digital app updates itself the older version ceases to exist, smoothly replaced as if it were never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an erasure that lends a peculiar ephemerality to our memories of technology). The biggest change on Instagram circa 2020 was the replacement of the button at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screen. Instead of pressing that convenient spot to publish a new image on your account, it began loading Instagram’s relatively new Reels feature, a video-feed clone of the far more popular TikTok. The priority of the platform was no longer creation, building your own set of images, but consumption, passively watching videos.
I have never watched an Instagram Reel video on purpose because I have absolutely no desire to — I associate Instagram much more with photographs from friends’ lives than short, highly edited wannabe TV clips. But I have hit the button by accident many times and recoiled in shock when some dance routine set to loud pop music pops up. To actually post a photo, I now have to move my thumb to the top of the screen, hit a small plus sign, then choose which kind of format I’m trying to upload — Post, Story, Reels, or Live, which are all slightly different flavors of content. It feels like the app itself doesn’t know what it wants me to do, and thus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it. Should I still post mundane snapshots, or do I need to learn a meme dance? My personal Instagram archive, a decade-long account of my adult life in images, still exists on the platform, but that album of memories feels defunct, relic of an earlier era of the software. When I look back at it, I don’t feel nostalgic; I feel lost.
My lostness comes from the sense that our cultural collections are not wholly our own anymore. In the era of algorithmic feeds, it’s as if the bookshelves have started changing shape on their own in real time, shuffling some material to the front and downplaying the rest like a sleight-of-hand magician trying to make you pick a specific card — even as they let you believe it’s your own choice. And this lack of agency is undermining our connections to the culture that we love.
For Benjamin, the importance of collecting stemmed from its endurance and persistence, a longterm commitment that the collector makes to the collection. “A collector’s attitude toward his possessions stems from an owner’s feeling of responsibility toward his property,” he wrote in his library essay. Benjamin would have detested the era of algorithmic platforms not because they’re so all-encompassing and overwhelming — Benjamin had no problem with infinite copies — but because they’re so ephemeral. It’s very difficult to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we collect on the internet; we can’t be stewards of the culture we appreciate in the same way. We very literally don’t own it.
You can accrue a delicately curated digital library of music only to have it thrown into disarray when the app changes. Or your collections can be lost entirely when it shuts down. Just as each new digital interface erases its earlier versions, the disappearance of particular apps throws the meaning of content gathered on the app to the wind. It’s not like a bunch of eight-track tapes found in the trunk of an old car that can be played again with the proper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d, essentially, in full once more. Building a collection on the internet is like building a sandcastle on the beach: eventually the tide washes in and it’s as if it never existed in the first place. Such is the feeling I get when I look back at my accounts on platforms like Tumblr, where I once collected 408 pages of anime GIFs, fragments of poems, and evocative video game screenshots for the better part of a decade, or the photo albums I posted on Facebook around 2007, a feature that is more or less gone, at least from its original purpose of publishing actually impromptu photos of your friends.
The shifting sands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ve robbed these collections of their meaning;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originally existed can no longer be experienced and they only appear as nostalgic ruins, the remains of once-inhabited metropolises gone silent. Many of the images I once shared on Tumblr are now broken links. I could have downloaded these collections in their prime and made sure I could always access them, but that couldn’t capture the meaning of their flow and the social exchange that they once represented. What I see when I look at my Tumblr archive that’s still extant online is a glimpse of a slower, more intimate, linear, and coherent digital space than what now exists in the turbo-charged feeds of the algorithm era. It reminds me that things were once different, but also doesn’t give me much hope of recapturing that meditative pace.
Algorithmic feeds are by their nature impersonal, though they promis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s. The more automated a feed is, the less we users feel the need to gather a collection, to preserve what’s important to us. If we can always rely on Instagram’s Discover page or the TikTok For You feed to show us something that we’re interested in, then we have less impetus to decide for ourselves what to look for, follow, and s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llecting has been removed, but that means we offload it to the black box of the automatic recommendation system.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collecting of culture — like maintaining a personal library — has moved from being a necessity to a seemingly indulgent luxury.
It goes back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ookshelf: When we didn’t have access to automated feeds and streaming platforms, we had to decide for ourselves which culture to keep close by. As a teenager in the 2000s, my on-demand access to music was contained within one of those rubbery CD binders in which you slot albums into transparent cases, like pages in a book. I flipped through them aimlessly when deciding what to play on my portable discman, my range of choices limited to what I already owned but also deepened because I had a relationship to every disc in the binder. I still have nostalgic memories of that binder; I can feel the texture of the case and the sense of possibility that it held in my mind.
Yet that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bstract and indirect as the expan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our daily lives has accelerated. From CD binders I moved to audio players like iTunes, where I still maintained a collection of MP3s, scrolling through them to find a particular musician or album. Then came larger online platforms like YouTube and Pandora, where you could look up videos or songs whenever you wanted but also let the platform create a feed for you, a digital radio station curated by algorithm. Finally, in recent years, Spotify became the single international behemoth of mainstream music, an unavoidable iceberg of content. You can save or bookmark albums on Spotify and call up a musician to listen to, but the structure of the service drives you toward passive listening, following its recommendations without having to make decisions. As I’ve used Spotify longer and the interface has changed shape, I’ve found myself becoming a more passive user, saving fewer albums; thinking less about the specifics of the albums or artists I’m hearing; and losing track of my library. What’s worse for me as a collector and cultural consumer is ultimately better for the platform: I’ll keep subscribing to Spotify because it’s the only way I’ll have access to the music. There’s no CD binder I can take with me.
In the era of the algorithmic feed, these platforms have become the containers for our cultural artifacts as well as for our cultural experiences. While we have the advantage of freedom of choice, the endless array of options often instills a sense of meaninglessness: I could be listening to anything, so why should any one thing be important to me? The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 and culture goes in both directions. When we find something meaningful enough to save, to collect it, the action both etches it a little deeper into our hearts and it also creates a context around the artifact itself, whether song, image, or video — and context not just for ourselves but for other people, the shared context of culture at large. That’s what Benjamin described when he wrote, “The phenomenon of collecting loses its meaning as it loses its personal owner.” Just as collections require permanence, they also need individuals, whose voices and tastes they express. The mass of Spotify isn’t actually a collection; it’s an avalanche.
Benjamin thought that the figure of the collector was vanishing even in his own time, the 1930s: Public libraries existed, of course, but those couldn’t compare to the individual, slowly gathering volumes at home. “Only in extinction is the collector comprehended,” he wrote, prematurely mourning the loss of a lifestyle and an identity that he held dear for himself as much as anyone else. Yet even with all its excesses of content, our era of algorithmic feeds might herald the actual death of the collector, because the algorithm itself is the collector, curator, and arbiter of culture. Not only does that represent a loss of agency and control, it’s also a loss of feeling. Benjamin’s library called up in his mind and heart an array of scenes, the places and people that brought the books to him:
Memories of the cities in which I found so many things: Riga, Naples, Munich, Danzig, Moscow, Florence, Basel, Paris; memories of Rosenthal’s sumptuous rooms in Munich, of the Danzig Stockturm where the late Hans Rhaue was domiciled, of Siissengut’s musty book cellar in North Berlin; memories of the rooms where these books had been housed, of my student’s den in Munich, of my room in Bern, of the solitude of Iseltwald on the Lake of Brienz, and finally of my boyhood room, the former location of only four or five of the several thousand volumes that are piled up around me.
The placelessness and self-erasure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e enforced passivity of the algorithmic feed have removed these experiences. I don’t form the same kind of nostalgic memories using Spotify that I did with the binder of CDs that sat with me on the couch or in my car as a teenager, and in any case, after the stretch of time that nostalgia needs to develop, that version of Spotify’s software will be long gone, inaccessible even if I wanted to recapture it.
kylechayka.substack.com · by Kyle Chayka

Tuesday, September 21, 2021

列宁的形象

 


e-flux译选|列宁的形象

原创 鲍里斯·格罗伊斯 黑齿杂志 今天
收录于话题 #e-flux译选 12个


列宁的形象
编者按
这个月的专栏,我们和e-flux journal的九月新刊同期推出一篇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的新作。
今年恰逢中国庆祝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共产主义的历史、演变、现状,及其创始人们,都再一次成为世界各地众多历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者们的热议话题。
这篇文章探索了列宁长久以来对苏联的艺术和文化产生的影响,他为俄罗斯社会机制带来的变化,以及这些事件之于全球社群的意义。格罗伊斯沉思了列宁的形象、其形象所潜藏的意识形态及意涵、以政治和美学来理解的共产主义的特质、我们对“未来计划的怀旧”以及这样一种信念:可以期待“一个崭新的、普世的、政治性和艺术性项目”的出现。
被动接受者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主动创造者们的力量在四处游行;
“被动”倒下了,“主动”占据了舞台。
这些是“光明之地”的最高祭司,
而“世界的工人们”是他们的横幅旗帜。
——维利米尔·赫列布尼科夫,《光明之地》[1]
1. 列宁作为创造者
自欧洲浪漫主义时代以来,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应当根据其自身规律来评判一件艺术作品。这样的评判标准在艺术家和立法者、艺术创造和法律制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缘关系。诚然,建立国家和创造艺术品之间的确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这两种情形都事关创造某种形式并将其他形式置入其中的问题——不管是国家的公民、小说的读者、展览的参观者或戏剧的观众。不同的是,如果公民违反了其所在国家的法律,那就会受到惩罚。相反,读者和观众是自由的,他们依照自由意志去遵循艺术品的规则,可以随时合上书本或离开展览。国家和艺术品之间的这些相似与差异,定义了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的政治及文化想象。
最重要的是,这解释了艺术对革命者和立法者——那些国家和法律的破坏者和创造者——的迷恋。毫无疑问,作家和艺术家都钦羡这些人物。但是革命者和立法者的形象很少会重叠。大多数领导了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们都成为了它的受害者。政治家是拿破仑,他同时完成并葬送了革命。列宁是个例外。他是俄国革命的领袖之一,与此同时也是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这种双重角色确保了列宁在俄罗斯历史上整个苏联时期都始终获得认可,而且这种认可与日俱增。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历史扮演的角色是抹煞记忆,而非存储记忆。在斯大林的统治下,除了列宁以外,整整一代革命家们的回忆几乎都被消除了。随后,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也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消除了,而没过多久赫鲁晓夫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只有列宁没有被人们从记忆中消除掉。到了苏联末期,只有他的名字仍然能确保历史的继承性,因此一切可以用人名“受洗”的,都以列宁为名。结果,列宁的名字只有在苏维埃制度瓦解崩塌而国家复归到资本主义时才被抹煞了。
苏联艺术在其革命的早期,至少在两方面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密切关联。首先,布尔什维克主义将自己视为工人、无产阶级的运动,并且不同于扎根农村的传统的革命民粹主义运动。俄罗斯未来主义(Russian Futurism)紧紧跟随着意大利未来主义,理解并接受了工业革命,视其为对自然传统面貌的彻底破坏:火车、飞机和汽车取代了丘陵、山谷和云朵。
巨大怪诞的工厂楼房取代了传统建筑,憔悴、令人沮丧的城市居民看起来越来越不像现代维纳斯和阿波罗了。许多艺术家抗议工业革命,宣扬回归自然的公社般的生活,宣扬拥抱植物装饰主义以及程式化的古代典范。与此相反,俄罗斯未来主义和至上主义(Suprematism)热忱欢迎崭新的工业世界的到来,要求去除所有通过对过往艺术进行模仿而掩盖了其外观的事物。俄罗斯先锋派呼吁对艺术进行激进的减化,为工业化的形态清除掉所有表面的繁复、所有文化和艺术性的上层建筑。作为一种独立职业的艺术,必须被废除:工业、功利主义文化本身的形式将由此展露而出。整个19世纪都在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其口号是要从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的冲击中把文化的残余拯救出来——也就是说,要拯救“樱桃园”,让它免于被那些促进工业进步的举措所砍伐削减。
艺术先锋派把批评的矛头转向了相反的方向。资产阶级因为没能持久地砍伐樱桃园而受到批评。事实上,19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化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种封建贵族文化。奢侈品的概念仍然是贵族的,就像“真正的”艺术的概念也是由基于希腊-罗马模式的学院主义所塑造的那样。先锋派的目标是消除这种笼罩着技术世界的文化性的上层建筑,从而将其美学化。它不以艺术的名义去拒斥功利主义,而是把功利主义视为艺术,把机器看作一件艺术品。
这种想法和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有着显而易见的类同。首先,列宁支持技术和工业革命,他反对落后的农民俄罗斯。正如当时所说,列宁支持美国主义,但他支持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美国主义,这恰恰并且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成为新的主导阶级后,在生活方式上转向了传统上“高雅”的(即,贵族式的)旧有阶级的文化。这在俄罗斯尤其明显,因为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很软弱。俄国革命对革命前的社会和革命前的文化进行了彻底的降维。首先,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被拆除了:希腊的女神与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义一同被抛弃了。社会已经形塑为一台除了自我复制和持续运作之外没有“更高目标”的机器了:人们为了维生而工作,为了工作而维生。正是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社会自我器械化的计划,使列宁成了俄罗斯和国际艺术先锋派的荣誉会员。
建立这样一个新社会的先决条件是引入“不工作的人吃不上饭”的原则,从而废除了传统的阶级社会,即,上层阶级坐享下层阶级的劳动成果,从而摆脱了自己赚取每日口粮的紧迫顾虑,并且可以利用他们的闲散时间自娱自乐,还能沉思哲学真理和艺术。然而,在一个全体成员都参与生产的劳动社会中,阶级分化完全消失了。社会是同质的,所有人都变成了工作机器里环环相扣的齿轮。相应地,人们的空闲时间也消失了。每个人都必须效力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每个人都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列宁也不例外。据其同时代人的回忆,列宁总是在工作,总是积极活跃,总是非常忙碌。亚历山大·科扎夫(Alexandre Kojève)认为,“劳动暴君”的出现是历史终结的象征,可以被看作阶级斗争的历史。[2] 科扎夫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写作,他在提及“劳动暴君”时想到的是斯大林,但这一描述更适合列宁。列宁本人和所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是清苦而勤奋的人。他们对社会的统治并非阶级统治,而是发明家对其发明物、工程师对其设计的统治——是的,同样也是艺术家对其作品的统治。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统治意味着对作品或发明进行修改的权利。
正如维利米尔·赫列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所写,革命让“创造者”(makers,俄语Творяне)掌权,从而取代了“接受者”(takers,俄语Дворяне)。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和创造力的概念是核心。在现代,创造力不再被理解为无中生有的创造。正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写道,现代的技术与过去时代的技术不同,它已经不是由人或动物所驱动的了。在现代,人类发明并利用着非人类的能源:煤炭、石油、电力,甚至核能。[3] 在现代,人类的创造力掠夺并利用了那些混沌且极具破坏力的非人类能量。机器正是这种人类的、有序的、职能性的对这些非人类、宇宙能量加以运用的工具和符号,而如若这些能量失控,它们就能够消灭整个文明。
然而,非人类、超人类、宇宙的能量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关这些能量的知识是唯物主义的教训和智慧,而列宁就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确实,人类作为一群需要喂养和繁殖的肉体生存在宇宙之中,饥饿和性欲将人类的身体整合到了宇宙的新陈代谢中,使其依赖于宇宙的能量。马克思已经参悟到生产方式的进化目的是要满足人类肉身的需求,它本质上是一个非人类的、不受意识控制的过程。
19世纪晚期出现了不少认为宇宙能量对人类有支配权的理论学派,他们视人为一具身体、一种有机体:只需回溯一下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冲力”(élan vital)以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驱动力即可。但是,如果识别出了人类社会内部以及个体内部的运行能量,那么自然地就会产生一台能够控制这些能量并使它们具有生产力而非破坏力的机器。
这首先事关当时所说的“群众的革命能量”。这种能量无非是群众对养分和繁殖的需求。如果一个主导性的社会机制能够控制这种需求产生的压力,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那么一切安好。但如果压力太大,它就会从生产性的能量转化为革命性的能量,及至爆破整个系统。其机制和蒸汽锅炉或性冲动是一样的:正如弗洛伊德所示,只要它能得到满足,一切都会保持原样,但如果它被压制或受到挫败,就会产生毁灭性的神经症。
这种唯物主义、能量性的革命模式充分证明了革命不能用法律和伦理学来分析,就像电力或原子能也不能用这些术语来分析一样。只要社会的能量平衡保持稳定,法律和文化传统就会持续运作。但是,当群众的革命性能量觉醒之时,宇宙的力量就会开始发挥作用,因为人性会发现其内在的动物性,那是一个超越了文明的世界中那些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首先是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其次才是公民和政治主体。如其所说,你可能不是公民,但你无法避免身为一个动物。原因很简单:一个人只有活着才能政治性地思考和行动。或者,正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非常正确地指出的,“先吃饭,后伦理。”
你不能制作一场革命。你只能将之形式化,为其赋予政治性和美学性的设计。尼采非常精准地阐述过革命行动的原则:“给将倒之人助推一把。”旧政权已经濒临倾塌,但如果你推它一把,就会产生革命师出有名并且助推者正是其创作者的错觉。这种错觉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给了助推者一个机会,去建立一个新政权,使其与之前的政权相比能更有效地遏制和重新引导群众的革命性能量。因此,每一个革命后的政权都会比革命前更严苛更具约束性。
列宁有过名言,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范围的电气化。换言之,苏维埃政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巨大的发电厂,将群众们生物性、革命性的能量都转化为了电力。共产主义就像一个电力转换器,它确保了其电流的恒常,因为群众的能量并不改变。群众总是需要食物和繁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达到了传统阶级社会无法达到的能量平衡,后者在奢侈品、艺术、娱乐、追求真理和灵性追求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如果我们将群众的能量比作河中的水流,那么共产主义就是在释放这股水流的同时通过筑坝使水流更具效能。无论如何,共产主义都通过类似筑造喷泉和灌溉园地的方式防止了能源的损耗和水资源的流失。不是谁都能如此有效地利用革命性能量的,也不是谁都能同时释放并驯服它。但如我们所知,列宁做到了。
列宁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的焦点在于整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化。工业文明本身并不依靠具态的个体,而要让人类的生活遵从于工业文明的逻辑和动态,就意味着将他们无产阶级化。马克思就曾描述这种动态是受到了介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本质之间冲突的触发;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客观的”,即,不受人类的意志和欲望的影响。然而,个体可以通过加速或减慢来参与这些过程。如果个体被无产化,即,如果他们被纳入了工业生产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就会加速进程。如果他们通过低效的方式浪费自己的能量,就会对进程减速。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最初是进步的阶级,后来变成了阻碍工业化进程发展的反动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开始在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时间和能量。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政党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致力于将国家的人力资源全部都纳入生产过程。这种民众的全面无产阶级化,旨在最终导向经济不平等的锐减,以及阶级冲突的消除——也就是,导向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最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中将不再有竞争,因为竞争会导致能源的无谓浪费:失败者会从经济体系中被淘汰出去,而他们的力量则在生产过程中流失。团结应该取代竞争:将民众的全部力量都汇聚起来,尽一切努力去实现一个单一的、共同的计划。
因此,列宁是一个创造者,是像蒸汽机和电动涡轮机发明者一样的制造者、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个能量的转换者。但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们也自认是创造者。他们采用了相同的能量释放策略,而且使用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效。能源的解放是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即,通过减少和排除,从艺术中移除了它不需要的一切,就类似于把只吃但不工作的特权阶层从经济系统中投弃掉一样。众所周知,卡齐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用《黑色方块》(Black Square)终结了这个进程,那是绘画平面之纯粹形式、最低限度的定义,因而释放了艺术生产的能量。质量控制、对精湛技艺的需求以及再现表征的使命——所有这些阻碍艺术生产并导致时间和精力无谓浪费的事物——都被从艺术中消除掉了。与此同时,《黑色方块》已经成为艺术性想象之路上的一座大坝,从它对自然的仰慕和对“异世界”的向往转向了一个崭新的、全然人造世界的创造。
因此,当赫列布尼科夫写道要把“被动接受者”(дворян,“takers”,“nobles”,本意为“贵族”)换成“主动创造者”(творян,“makers”,这个特定词也可被翻译为“创意者”)时,他显然并不区分工程师、艺术家和新社会现实的创造者。“贵族”是那些至少在口头上遵守贵族荣誉准则的人。不过,“创造者”并不按照老旧的规约生活,也不受这些规约的裁定。他们处理的是自然能量:油的能量,人类的自然能量。但是能量不会遵循规约。能量的运行超越了善与恶的标准。创造者也是如此,他们不能依据过去的标准来评定,因为当创造者开始创造的时候,这些标准已经被放弃了,而社会陷于混沌,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罗斯那样。对列宁来说的过往并不是沙皇专制,而是沙皇政府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混乱。列宁的目标是动员混沌及其释放出来的革命能量,去建立新的秩序,创造一台崭新的、有效的国家机器。每一场革命的本质都是一场反革命:它不是一场洪流,而是阻断水流的大坝,相当于旧政权垮台后新政权的建立。不难看出,列宁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具有这重创意性的(革命及反革命的)复杂性。列宁激进化了革命进程,将它助推到极点,从而阻止了它。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十月革命时,列宁和其他党内领导人已经彻底研习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从旧政权的垮台到雅各宾专政恐怖再到波旁王朝复辟,所以他们提前就很清楚革命的轨迹。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在从一个革命发展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时并没有失去对国家的控制。“热月政变”导致了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及其他同伙在断头台上被处决,但列宁本人成功地从红色革命恐怖转向为热月政变——也就是所谓的NEP“新经济政策”。随后斯大林延续了这条从热月经过波旁的道路,并且几乎完全恢复了革命前的帝国权力制度,把创造者变成了贵族,从“主动创造者”变成了“被动接受者”。正是斯大林主义的文化最终将布尔什维克革命解释成一种在混沌国家里恢复秩序的行动。
但是,把创造者转变成贵族何以如此轻松?关键当然是两者都具有共同的反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贵族不为钱袋服务,而是为国家服务。创造者试图从整体上改变国家,而不是依靠他们的发明来赚钱。苏联恢复了旧政权的许多元素,但没有恢复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及相应的自由市场仍被禁止。创造者不为自己创造,而是为国家,他们的作品也不是“艺术主体性”的表达,而是一种社群服务,甚至是公民服务。乍看之下,这种服务与个人无关且具有匿名性的特点似乎削弱了个体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实际上,那些能够将超人的能量用于自己和国家的创造者变成了贵族,就如尼采所说,他们赢得了将自己的盛名遗赠给后代的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形象。
2. 列宁作为“自我造像”
列宁刚一离世,如何使其形象永垂不朽的问题便立即出现在苏维埃的文化中。艺术家们在列宁生前就画过他的肖像,这是当然的。在这些肖像中,他看起来是私下的状态,或者就像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这两者显然都不适合视列宁为一个超人、一个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最重要的是一个即便离世了却仍然活着的人。列宁死后,苏联艺术面临着的挑战是描绘一个“永远活着,永远在你身旁”的列宁。
在评价列宁的离世时,马列维奇颇为准确地描述了苏联艺术所处的新情势:“他的尸体是从哥尔克(类比:哥尔克[Gorki]-各各他[Golgotha],译注: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小村庄哥尔克去世,俄意为“丘山”。马列维奇发现了哥尔克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各各他山”有相似之处 )被带来的,伴着工厂汽笛哨声的响起,由门徒们下放进了地下墓室。《新约》重新响起。而教堂的钟声(《旧约》)则沉默无声。事实上,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了,因为新的仪式已经出现,一具新的哀悼工厂的尸体已经接管了宗教仪式。”[4]
在他之前的《上帝还没被推翻:艺术、教堂与工厂》(1920)中,马列维奇认为苏联的唯物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因为它的目的本质上是试图主宰自然并创造一个崭新的完美的人,也就是说,它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与传统宗教相一致的目标,但它的方式并不是把社会变成教堂,而是把它变成工厂。[5] 在列宁离世后,工厂最终成为了新的教堂。马列维奇继续他的类比,在列宁的降临中看到了基督的复临:“基督教导说,‘有人想要控告你,并要拿走你的裡衣,你就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还要‘爱人如己’,但拥有数十件衣服的他一件也没给过他那位身为无产者的友邻。于是,列宁被派去惩罚他们,他摧毁了教堂和银行,把一切都交到了无产阶级的手上。”[6] 马列维奇接着写道,基督的形象本质上是无形的。圣象中的基督能被大家辨识,并不是因为有人曾经见过他:他是因为那颗心被辨识而出的。马列维奇问道:“现在谁能完成[列宁]肖像的绘画?艺术家-诗人。但是哪颗心能够作为他的模型参照?”[7]
当然,这是核心问题。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完全放弃那颗心。这也是马列维奇在写到列宁时给出的答案:“他教我们要成为唯物主义者,既不相信宗教,也不相信艺术,他指出电影和科学这两个系统作为超越虚构的现实纪录。”[8]摄影机确实是客观的,它没有心,所以可以被相信。
亚历山大·罗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也赞同照片的客观性。罗琴科在《反对合成式肖像,为了快照》(1928)一文中反对肖像画优越于摄影的观点,因为它可以总结艺术家通过长期观察被刻画对象而积累下来的印象,但摄影只能捕捉对象一瞬间的状态。作为举例,罗琴科探讨了列宁的照片和肖像画,他写道:
这里有一个例子,是艺术与摄影、永恒与瞬间之间的第一次重大碰撞——而且,在这里,照片是随手拍摄的,而绘画以或厚重或轻盈的长枪短炮攻击着摄影——但是惨遭失败……我说的是列宁。偶然出现的摄影师随手拍了几张他的照片;有些在合适的地方所拍摄,有些则在并不合适的地方拍摄。那是革命期间,列宁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他没有时间拍照——而且他也不喜欢被人打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拥有大量列宁照片的档案。现在,在过去的十年里,各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都备受激发和鼓舞地为列宁创作艺术性描绘的作品,几乎遍布世界各地,不局限于苏联。从数量上看,它们远比照片要多得多,而且尽其所能地发挥着作用。那么请告诉我何时、何地的哪一件合成型绘画作品可以让人看过之后惊呼:这就是真的列宁。没有!也不可能有!为什么?并不是因为如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我们能力还不够,我们还没遇到天才,但至少有人做了不少事。”不,不会有的——正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列宁照片的档案,而这些快拍照片让人无法美化或伪造列宁的形象。人人都见过那些照片,所以理所当然的,永远都不会有人把艺术性的胡言乱语真的视作永恒的列宁形象。[9]
的确,在列宁离世后,他的绘画和雕塑形象的创作成了一个雨后春笋般的新兴产业。当然,这些图像与照片和新闻短片记录下来的列宁形象并无太大的不同。问题不言自明: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绘画和雕塑? 显然,世上并没有基督的照片,所以艺术家们不得不创造(或者说发明)他的形象。但为什么我们要用传统的媒介来描绘列宁呢? 这与想象或扭曲列宁的形象无关。拍摄一张照片来保留离世者的记忆,其所带来的真正的问题,在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文章《关于摄影》中得到了很好的论述。
克拉考尔看着一张他祖母的照片,却认不出她,因为他在这张照片中看到的一切都受到那个时代风尚的掌控:环境、他祖母穿的衣服、她的妆容等等。所有这些元素以虚空为中心聚集排布在一起:因为除了摄影师纪录下来的各种配饰以外,他的祖母没有显出独特的个性。[10] 后来,罗兰·巴特在《明室》中重复了这一分析,但祖母的照片被母亲的照片所取代了。唯物主义者自然会问:祖母和母亲去世后到底应该留下什么?她们的灵魂还是她们不朽的形象?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些事物都不存在因此也无法留存下来。最后只留下空虚——此外别无他物——因为一开始就什么也没有。但这一论点虽然颇为中肯,却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对死者的记忆并不存在于过去的语境中,而是存在于当下的语境。回忆不可避免地会从过去绑架死者,并把他们带到当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者仍然活在我们心中。他们似乎从过去移到了现在,从过去的语境移到了此时此地的生活。因此,正如克拉考尔所说,照片是一种“恶魔般”的让人遗忘的工具。这并不是说照片不能合成出一幅肖像,而是记忆被去除并重塑着其语境。绘画可以执行这些行动,而摄影不能。绘画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它臆造或总结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更激进地做出了减化,去除了任何随机的东西,任何与时间有着错综复杂关系的东西。因此,如果“列宁永远活着”,如果“列宁永远在你身旁”,那么一张照片不足以传达列宁的持续存在、列宁在其时代过后仍然活着的生存力。然而,俄罗斯艺术先锋就和共产主义政党一样相信他有这种能力。
左翼杂志《列夫》(Lef)的一期题为《列宁的语言》(1924),其中介绍了俄罗斯形式主义各支柱学派的贡献,包括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提亚诺夫(Tynyanov)和艾克恩堡(Eichenbaum),而且致力于将列宁作为崭新的政治演说语言的创造者,在这期杂志的社论序言中我们读到:“列宁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就活在我们中间。我们需要他活着,而不是死去。所以,要向列宁学习,但不要封他为圣人。不要崇拜一个一生都在与崇拜做斗争的人。不要出售崇拜。不要买卖列宁!”[11] 这本无神论立场的左翼杂志的编辑们全然没有注意到,他们宣称一个刚刚死去的人还“活着”,就意味着对他进行神化,并且正如马列维奇所说的,让他成为下一个死而复生的基督。
罗琴科的摄影拼贴《列宁的葬礼》(1924)也创作于列宁逝世之际,在其中,列宁的照片出现了四次:两张列宁在棺木中的照片,两张列宁生前的照片。其中一张列宁生前的照片被放置在拼贴作品的右上角,三条红线从那里散射而出——革命前俄罗斯人所说的神奇的光辉。由于葬礼的照片就放在拼贴的下半部分,看起来就好像列宁在观看自己的葬礼。很明显,罗琴科试图通过摄影拼贴的方式去解决上述提及的摄影的问题。他从档案里摘取了照片,从而对列宁的形象进行去语境化,然后再对其进行新语境的塑造,即,列宁的葬礼。如果这个操作出现在现实的三维空间,那就太荒谬了。但罗琴科是在一种“思索性”、“尚未存在”的摄影拼贴空间中实行的,它类似于圣象绘画的空间,在其中,所有的时间都重合了,而历史则是同步的。事实上,我们所面对的也是同样的“虚无的空间”,克拉考尔认为那包含了应该可以再现表征他祖母的视觉元素。在一张摄影拼贴中,这些元素都分崩离析了,虚无的空间展露了出来,而任何过去及现在的图像片段现在都可以被插入其中。所有这些元素都漂浮在这片空间之中,就像马列维奇“至上主义”绘画中的那些几何图形。

亚历山大·罗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列宁的葬礼》(1924),摄影拼贴
顺便一提,红场上的列宁墓,作为俄罗斯先锋艺术中无可争议的一件杰作,也基于同样的原则。
列宁墓经常被比作埃及金字塔或供奉着圣器的遗址。然而,很显然,它两者都不是。金字塔隐藏着法老的木乃伊,而圣器无法被凡人看到。在欧洲人劫掠了埃及古墓后,木乃伊就在欧洲的博物馆开始展出了。圣器开始被人们看到则是无神论革命的结果。相比之下,列宁的尸体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被公众观看。
换言之,列宁墓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了金字塔和博物馆的结合——是一个非神化的神圣之地。但最重要的是,木乃伊是尸体进行特殊处理后的结果,法老的木乃伊并不像他活着时的样子,但在列宁墓中的就是他本人的尸体。列宁的尸体好似直接取自鲜活的生活。它本质上就是一件现成品。
在这里,列宁的尸体不受任何艺术干预,也不受任何仪式上、宗教上的改变。因此,先锋派的主要诉求是严格遵守无艺术性,也无美学上的歪曲。
列宁墓中的尸体与传统雕塑的关系就像摄影之于传统绘画的关系一样。我们不禁回想起杜尚是在1917年展出了他的第一件现成品。当然,列宁墓也有自己的秘密。为了避免腐烂,埃及的木乃伊在被埋葬前经过一系列转化处理,但是列宁的尸体一直都需要备受呵护,有一整个科学机构监控尸体的完整性,保证其稳定、可展览的状态。可以说,列宁墓实现了马列维奇的希望,即,从科学和电影的角度,或更确切地说,从摄影的角度来处理列宁的形象。正是因为对尸体的科学唯物主义态度,列宁的形象才能以其物质性实体的形式被保存下来。但我们能说列宁墓展示了一个“永远活着”的列宁吗?相反,展示的是一个永远死去的列宁。
我们形而上的想象仍然受到前工业时代农业神话的控制。根据这些神话,只有埋在地下的谷物才能生根发芽。复活的关键是埋葬——或者至少要焚烧,如果我们还记得凤凰涅槃的话。但即使我们排除了复活的可能性,埋葬和焚烧也能让尸体回归自然。尸体的分解使它能重新融入自然的生命,融入整片宇宙大同。恰恰相反,列宁没有被埋葬,他那具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尸体,证明了列宁已死,而且再也不会复活。
无论是在列宁墓的建造过程中,还是过后,它经常被批评为偏离了唯物主义的原则并回归了古老的宗教实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列宁墓唯一可能的先例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所谓的“自我造像”(Auto-Icon)。[12] 边沁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是道德功利主义的创建者,他的功利主义崇尚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与列宁的类比是显而易见的。边沁在1832年去世前不久的遗嘱中概述了他“自我造像”的设计。根据这份遗嘱,他的遗体要制成木乃伊,穿戴他的日常衣着,并放置在他常坐的椅子上。“自我造像”所放置的房间应该是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们定期聚会的地方,正如边沁所写,“其目的是为了纪念这位追求道德与立法之最大利益系统的创建者。”为了以防自己突然死亡,边沁甚至随身携带一对玻璃眼珠。边沁所有的指示都得到了一一执行,而直至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坐在伦敦大学学院一个特殊箱子里的木乃伊边沁。然而,因为边沁的头部在干燥过程中受损,所以被单独存放在别处,而坐像木乃伊的头部则是蜡做的。
因此,“自我造像”的缘起是纯粹唯物主义的。然而,在陵墓中的列宁尸体却与边沁的木乃伊有所不同,因为尸体从各方面来看都不是木乃伊,因而它也不能独立于维持木乃伊化的技术设备而存在。列宁墓不仅从激进的无神论层面来说是一座独特的纪念碑,更是人的身体不可逆转地融入工业化进程的一座纪念碑。
3. 永远活着

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为苏黎世的俄罗斯展览所做的海报,1929》
然而,列宁墓就像罗琴科的摄影拼贴一样,将列宁的形象置于一个与日常生活空间分离的特殊空间中。这与列宁“永远活着”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为了将这一说法进行视觉化,列宁的形象必须在当下进行重新的语境化处理,而不是为他创造一个最终表征死亡的、单独且非历史性的空间。这种语境化的重新处理在苏联艺术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摄影拼贴是这个项目中最早的先驱。一个极佳的例子是古斯塔夫·克鲁蒂斯(Gustav Klutsis)1930年创作的摄影拼贴《在列宁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建设!》。拼贴作品的原型无疑是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著名的《为苏黎世的俄罗斯展览所做的海报,1929》,在其中,一位青年男性和一位青年女性用三只眼睛看着世界,女性的右眼和男性的左眼相互重叠。在克鲁蒂斯的拼贴作品中,列宁和斯大林取代了青年男女。斯大林的脸在列宁的脸后面,斯大林的右眼在列宁的左眼后面,显得很通透。这幅拼贴提出了两重解释:斯大林透过列宁的眼睛看世界,或者说列宁的视角从一开始就只是斯大林视角的延伸。但无论如何,显然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列宁还活着,是因为斯大林还活着。他们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两者形成了一具身体,用同样的眼睛看着世界,但也可以说,他们有着无形的身体,漂浮在同样超然的虚空中。

古斯塔夫·克鲁蒂斯(Gustav Klutsis),《在列宁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建设!》(1930年),摄影拼贴
在克鲁蒂斯的晚期拼贴作品《斯大林的斯塔哈诺夫英雄部落万岁!》(1936)中,能看到列宁标准形象的转变。作品经过精心编排,使其组成部分看起来都被放置在同一个三维的“生命”空间中,而不是在非客观性的空间中漂浮。但这只是第一印象。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拼贴的空间仍然是人造的、抽象的,不过第一印象总是很重要的。在拼贴作品的中心,可以看见在讲台上讲话的斯大林。他的身后是列宁的半身像。过往的公式再次重复:斯大林的头部及其眼神和列宁的半身像共同指向一个方向。

古斯塔夫·克鲁蒂斯(Gustav Klutsis),《斯大林的斯塔哈诺夫英雄部落万岁!》(1936),摄影拼贴
斯大林被描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列宁则是一具半身像。但正是因为列宁成了半身像、一件艺术品,他才能永远活着,因为他现在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经历语境的重新处理,与此同时继续扮演一个领先的、引导者的角色。确实,任何生活在苏联统治下的人都会立即认出克鲁蒂斯用的那尊列宁半身像,这个形象在整个苏联时期都非常经典。同样的半身像直到苏维埃政权结束,仍然充斥着党派里所有地区层级的办公室。如果这具半身像从传统意义来说是“艺术”、甚至“富有表现力”的,那么它就不能在克鲁蒂斯的摄影拼贴中扮演“列宁”的角色。正是列宁形象的非个人性及减化,使其在克鲁蒂斯的拼贴中发挥作用,可以再次表明列宁和斯大林在同一条战线上。
与此同时,很明显,列宁的半身像并非其“合成式肖像”,因为它是纯粹的反心理的。制作它的艺术家并没有对其进行“合成”,相反,全然地削减了列宁形象中所有的心理性特征,这是列宁那些知名照片中的一个显著缺陷。其目标是将列宁的形象减化到最低限度,只要能确保可识别性即可。观众应该能在此时此地而非从过往的某一特定情况中“认出”列宁。相应地,雕塑创作者避免采取任何以“主观”呈现列宁形象的“创意”手法。因此列宁的形象完全地脱离了语境、得到了减化并且成为匿名的了——比任何照片都更匿名。换言之,列宁的绘画和雕塑渲染了他的形象,使他的形象变得比照片更唯物。这就是为什么克鲁蒂斯用了列宁的半身像而不是他的照片。在苏联艺术中,包括有关苏联时期的电影中,使用列宁的肖像、半身像和纪念碑,比这些描述本身更能说明列宁的形象。
正是这些所谓“次级”的列宁形象的图像,表明列宁在整个苏联时期的各种空间中无处不在。在这里,苏联被描绘成一个至少可以在绘画或雕塑中遇见列宁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在克鲁蒂斯的摄影拼贴中,斯大林和列宁半身像的比例与社会主义写实主义艺术家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Alexander Gerasimov)经典的《斯大林在第十六届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b)》(1935年)所描绘的一样。在这里,斯大林投注向观众的目光,似乎是列宁(半身像的)目光的延伸。我们可以想象,与这些作品同时代的人会认为,斯大林的形象在摄影拼贴和绘画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事实上,他的目光是由身后那位“石像客人”列宁的目光所控制的。而斯大林实际上可以被任意取代,任何被列宁的目光所引导的历史人物都可以。诚然,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那样,苏联领导人不停地更换,但列宁的半身像却始终不变,这说明列宁的确“比活着的人更加鲜活”。毕竟,在苏联的现实生活中,列宁的半身像或雕像并不是为了纪念过去,而是一个政党的形象——是在此时此地控制、引导和转化群众能量的一台机器。无怪乎列宁的雕像需要树立在中央广场上,而列宁的半身像遍布政府的行政机构。这些地点都并非崇拜的圣地,而是行政管理和商业活动的中心。
当然,苏联的城市和乡镇有许多广场和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因此对列宁形象的需求量也很大。这些图像的生产成为了一个产业,按照成熟的、官方批准的样式进行大批量的制作。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艺术家按自己的想法给列宁的形象做出阐释。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代和30年代的一些苏联艺术家,如克里门特·瑞迪科(Kliment Redko,作品《起义》,1924-25年)和所罗门·尼克里廷(Solomon Nikritin,作品《列宁与雪人》,1930年代),以及不少西方艺术家,包括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作品《局部幻觉:六个出现在钢琴上的列宁幻影》,1931年)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作品《黑色的列宁和红色的列宁》,1987年)。但即便如此,当我们谈到列宁形象的时候,我们主要想到的仍然是苏联的空间中四处泛滥的那些标准的艺术产品。确实,这种产品是现代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尚未被完全的理论化和理解。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匿名艺术创作的回归,就像在前资本主义的时代一样。在中世纪,艺术家主要为教会工作:对艺术性的个人主义的崇拜并不存在,艺术家被视为工匠。在后来的世俗化赞助艺术的时代,上述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但艺术市场的出现引发了艺术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迫使每位艺术家都不断强调他们的个人风格。这种竞争导致了艺术世界中极端的经济不平等:只有少数艺术家会成功,而大多数艺术家只能勉强幸存下来。但最重要的是,在艺术上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不透明。
最终,艺术家有赖于资产阶级大众的品味。想要摆脱这种依赖的愿望,让许多人开始怀念艺术家保持匿名状态的时代。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在苏黎世(列宁后来也在此流亡居住)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在《未来的艺术品》 (Das Kunstwerk der Zukunft) 中写道:未来的“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的主题应该是代表人类赴死的英雄,在瓦格纳看来,英雄之死最终会将利己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3] 然而,对这种死亡的描绘必须是匿名的、集体的。个体艺术家放弃了自己的个性,并在象征性的层面上再现英雄之死。
可以说,苏联的空间是一个舞台,按照瓦格纳的话来说,在这个舞台上,列宁之死的场景被不断上演,而艺术家对自己个性的放弃则注定要成为一种互惠性的献祭。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圣象绘画的重生,这一传统在俄罗斯流传已久,直至革命之际。西方国家的宗教艺术是欧洲艺术通史的一部分,中世纪的宗教绘画经历了与世俗绘画经历相同的艺术演变的所有阶段,而俄罗斯的圣象仍然是非历史性的,实现着同一形象的永恒回归。相应地,圣象画保持着其匿名的、集体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列宁经典的反复出现的形象被排除在艺术史之外。但这个类比至少在两个方面有些不足。首先,所有的苏联艺术都是非历史性的,被艺术史所排除的。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就像社会主义时期的其他视觉表征一样,列宁的不少形象是完全世俗的、异教的:它们不被崇拜,也全然没有任何魔力。这些图像不是宗教传统的一部分,而是基于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文明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艺术大批量生产的问题,由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5)中所提出。本雅明认为,在现代,艺术作品已经失去了灵晕,所谓“灵晕”(aura),本雅明将其定义为让艺术作品诞生的历史性地点与时间。每件艺术品都有其自身的原初语境,但是复制时代使其失去了这层语境。作为一种复制品,艺术作品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进入与之异化的文化语境中,且这层语境与其原初语境相去甚远。当一件艺术品通过巡回展览呈现在各处或是最终进入了博物馆之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将一件艺术品放在其历史语境之外,无异于对其进行复制:作品会简单地被转化成一个失去了其原始文化灵晕的东西。不过,本雅明认为,这份灵晕会永远地消失在我们的文明之中。作为说明,本雅明以电影为例:电影并不依附于任何明确的地点,且旨在复制和大规模传播,即,电影从刚开始就被剥除了灵晕。本雅明认为,灵晕的失落会带来两种反应——法西斯式的反应和共产式的反应。前者试图重塑世界的灵晕,但在现代文明之下,唯一可能实现灵晕的事件就是将它彻底摧毁。因此,法西斯主义试图通过战争来恢复世界的灵晕。相比之下,共产主义接受了灵晕的失落,并且以复制的、标准的、批量生产的方式来实践艺术。面对失去世界还是失去灵晕的两难选择,共产主义选择了世界。
就像俄罗斯先锋派艺术家一样,本雅明无法想象如何对绘画和雕塑进行原初的去灵晕化,也因此他相信在共产主义之下,未来是属于电影的。在现实中,传统媒介比摄影和电影更具备去灵晕化的能力,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那样,相比绘画和雕塑,摄影和电影在拍摄时对时间和地点更为依赖,而传统媒介能够“删除那些随机特征”并且对图像进行几乎全盘的去语境化的处理。
去语境化/去灵晕化,也被成功地应用到列宁的形象上。然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成功的? 终极地来看,并不是。问题是,它仍然被限制在苏联的空间里。苏联时期的列宁标准像具有强大的苏联式的灵晕:它们被用来标记苏联社会中的时间与地点也并非偶然。历史对列宁的形象进行灵晕化,因为在苏联的统治结束后,这些形象最终获得了它们历史性的时间与地点。确实,列宁形象的灵晕化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毁灭发生在后苏联时代。顺带一提,这种对列宁形象的破坏在对斯大林形象进行破坏时再度出现了,这种破坏在赫鲁晓夫的时代被实行得更加的自上而下且有效。
然而,列宁形象的去灵晕化和重塑灵晕化之间的关系,已经在冷战时期得到了充分的确认和理论化。一个绝佳的例子是英国“艺术与语言”(Art & Language)小组的作品《以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风格描绘的列宁肖像》(1980)。小组中的理论家查尔斯·哈里森(Charles Harrison)曾这样详细地书写这件作品:“与现代主义绘画相关的个人风险的神话,和波洛克的风格相类比时最能凸显出一致性,而与阶级斗争相关的历史性风险的神话则是列宁之灵晕的一部分。”[14] 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与语言”小组选择了一幅“中立”的列宁肖像,由此将注意力从作品绘画性的手法转移到了作品刻画的主题上。与此同时,哈里森将先锋派艺术家作为同样愿意承担风险的个体重新与列宁进行了比较。

“艺术与语言”(Art & Language)小组,《戴帽子的列宁肖像,以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风格绘就 III》,1980年。图片版权:泰特,伦敦,2021年
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早已成为了历史事实,而列宁创造的苏联也是如此。但这是否意味着列宁式的共产主义是历史专属的领地? 未必如此。一个以集体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可以由此克服贫富之间的冲突,而这样的计划是由柏拉图制定并彻底实体化的。自柏拉图的时代以来,尽管规模有限,但这样的项目计划主要在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修道院里施行,不过后来也在宗教性和世俗化的社区中得到了多次施行。然而,列宁和他的政党首次在全国的范围内实施了这个计划。尽管许多人都认为他们的计划施行是失败的,但这种观点在历史上来看是很幼稚的。这种类型的第一次实验总是短命的。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民主制只持续了几年,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它永远不会再次复兴。而苏维埃政权持续的时间远比民主制度要长得多,毫无疑问,建立无阶级的、基于集体财产的社会的尝试也将会得到复兴。那些有着悠久的千年历史的思想绝不会无影无踪地消失。
这种说法现在来看只会更显正确,因为那些推动着这个项目并由柏拉图所描述的原因仍然没变。一个以私有财产和竞争为基础的社会会产生寡头统治。除了国家内部极端的经济不平等,国家和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不平等,大家都身处全球性的竞争之中,而这最终会导致军事性的对抗。当然了,大多数人喜欢竞争并且也接受社会的不平等,因为他们往往相信自己的能量,并且对自己取得胜利和成功抱有希望。对于那些只有通过获得独立和自由才有希望取得成功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情形也同样适用。而这尤其适用于那些长期被竞争排除在外因而对取得成功感到无望的人和国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都清楚,在任何竞争中,输家都远比赢家要多。
但这甚至不是重点。在一项广受当今世界人民喜爱的运动中,比赛要依据规则进行。但是在经济竞争中,和战争一样,并无规则可循。我们被命运所摆布:机遇和运气比智慧和天赋更重要。在过去,基督教的兴起是对命运之威权的抗争,希腊和罗马都认为命运有着至高无上的力量。而基督教则宣称“逻各斯”(Logos)具有神圣非凡的权威。因此,历史要有逻辑、意义和目标:抵达上帝的国度。正是这种历史性的权宜之计保证了艺术在基督教欧洲的蓬勃发展。问题是,艺术家用项目和计划来进行思考,而任何艺术都是面向未来的。因此,艺术家只有在对未来抱持信心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到自信——未必是他们自己的未来,而更关乎全世界的未来。基督教给未来以一种信心,但资本主义却将之夺走了。
但凡读过十九世纪文学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的到来给艺术界带来了多大的恐惧。未来已经消失了。从歌德的浮士德开始,唯一的希望就是与承诺在此时此地就能取得成功的魔鬼达成协议。艺术变异成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因此,作为一种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个人的列宁,为何会如此吸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艺术及知识界就不言自明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提出了一项集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项目,而艺术家们都可以参与其中。正如福山告诉我们的那样,共产主义的终结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未来再次消失。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习惯了只能预期未来带来的麻烦,比如经济危机和环境灾难。近来,人们经常谈论对苏联的怀旧,但这是对未来的怀旧、对未来计划的怀旧,而不是怀旧苏联的过去。
当然,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社会是无法实现的,这种说法经常被提及。不过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马克思和列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可以实现的,因为现代技术的影响日渐扩大,而他们希望其增长扩大可以匹配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计划,并从而让人类可以从自然的掌控中被解放出来。列宁在20世纪初寡头、帝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中,看到了这种针对技术增长的控制的先决条件。在中产阶级占据了几十年的优势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类似的进程:包括谷歌和脸书在内的几家为数不多的公司,牢牢地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握在手中。对那些在Instagram上竞争的政客和艺术家而言,这些公司在当下就扮演着“命运”的角色。但历史的经验表明,正是这种情形会为未来催生出一个崭新的、普世的、政治性和艺术性项目的先决条件。
*《列宁的形象》一文的英译版发表在e-flux journal第#120期,2021年9月:www.e-flux.com/journal/120/413533/。
文章的发表致谢鲍里斯·格罗伊斯以及.ART域名的创始人乌尔维·卡西莫夫(Ulvi Kasimov)。
原文为俄语,由Thomas H. Campbell从俄语翻译到英语;由Mikhalev Maxim (Михалев Максим Сергеевич) 和 Mikhalev Fedor (Михалев Федор Максимович) 从俄语翻译到中文。
译文编辑:翁笑雨、顾虔凡

注释
[1] 译者注:这首赫列布尼科夫于1920年所写诗歌的主要意思是,20世纪初,创造者(Творяне)代替了贵族(Дворяне),这两个词在俄语中只变化了一个字母。
[2] A. Kojève,《暴政与智慧》(Tyranny and Wisdom),收录于Leo Strauss的《关于暴政:修订及扩展版,包括Strauss与Kojève的通信》,编辑/ Victor Gourevitch and Michael S. Roth(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0-141页。
[3] Oswald Spengler,《人与技术:为生活哲学所做的贡献》,翻译/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Greenwood Press出版社,1976年),第42页。
[4] 马列维奇(1924),《列宁》,收录于马列维奇的《著作集,第2卷,1924-1930》,编辑/ G.L. Demosfenova and A.S. Shatskikh(莫斯科:Gileia出版,1998年),第27页。
[5] 马列维奇(1920),《上帝不会被推翻. 艺术、教堂、工厂》,收录于马列维奇的《著作集,第1卷,1913-1929》,编辑/ G.L. Demosfenova and A.S. Shatskikh(莫斯科:Gileia出版,1995年),第236-265页。
[6] 马列维奇,《列宁》,第28页。
[7] 同上,第29页。
[8] 同上,第26页。
[9] 罗琴科,《反对合成式肖像,为了快照》,收录于John E. Bowlt 编辑并翻译的《俄罗斯先锋派艺术:理论与批评,1902-1934》(纽约:Viking Press出版,1976年),第252页。由于篇幅原因,引语被重新调整格式为一个单独段落。
[10] Siegried Kracauer,《摄影》,收录在《大众装饰:魏玛文集》,编辑及翻译/ Thomas Y. Levin(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49页。
[11] Vladimir Mayakovsky ,《不要售卖列宁!》,收录在Sezgin Boynik编辑的《卷曲的语言弹簧:列宁的语言机制》,翻译/ Thomas Campbell and Mikko Viljanen (赫尔辛基:Rab-Rab Press出版,2018年),第147-148页。
[12]《自我造像》(Auto-Icon),出自《边沁项目》,伦敦大学学院官网,参见链接:https://www.ucl.ac.uk/bentham-project/who-was-jeremy-bentham/auto-icon。
[13] Richard Wagner,《未来的艺术作品》,收录于《理查德·瓦格纳的散文作品,第1卷:未来的艺术作品》,翻译/ William Ashton Ellis(伦敦: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出版,1892年),第94页。
[14] Charles Harrison,《关于作品<以杰克逊·波洛克风格描绘的列宁肖像>》,收录于Harrison的《“艺术与语言”小组的相关文论》(MIT Press出版,1991年),第135页。
关于作者
作者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是一位哲学家、作家、艺评家、媒介理论家,也是国际知名的苏联时期艺术和文学方面的专家,尤其是俄罗斯先锋艺术。他是纽约大学俄罗斯和斯拉夫研究专业的“全球杰出教授”、卡尔斯鲁厄国立大学的资深研究学者以及欧洲研究生院(EGS)的哲学教授。他的研究工作激进地涉及了从法国后结构主义到俄罗斯现代哲学的各种传统,但又坚定地身处美学与政治的交汇之处。从理论来看,格罗伊斯的著作深受不少现代及后现代哲学家和理论家们的影响,包括德里达、鲍德里亚、德勒兹及本雅明等。
关于译者
中文译者Mikhalev Maxim(Михалев Максим Сергеевич),理学博士,是一位俄罗斯的人类学家、作家和旅行家。他的研究兴趣包括跨越了中国和俄罗斯边境的地区以及中亚和西藏。他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目前任职于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
中文译者Mikhalev Fedor(Михалев Федор Максимович)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曾在俄罗斯汉语比赛中获得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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