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风趣？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风趣？
http://www.lrb.co.uk/v36/n23/rivka-galchen/what-kind-of-funny-is-he

里夫卡•盖尔成

《卡夫卡：领悟的年代》作者:雷纳•斯塔克  翻译：雪莉•弗里希


我的结论是：任何人，只要花上足够长的时间来思考过卡夫卡，总不可避免地会发展出几个自已独有的看法来，这些观点虽说有点点傻气，可别人倒是别想掺和。（这些想法要是画成图，可能是抛物线形的，处于最高点的是那些花时思考最多的，和几乎不花时间思考而形成的观点。欢迎法律人士置疑）。我本人也有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法兰兹•卡夫卡的一生读起来就象部真正伟大的喜剧。我这么说（这么所是自然而然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卡夫卡本人生活里、生活外发生的那些悲剧，我之所这么说是秉承了喜剧一贯的传统，就象是理查德•柯蒂斯和憨豆先生的《黑爵士》里最后一节，在经过一节又一节的你亲我爱，你失我败，和异装癖之后，到1917年随着我们并不算英雄的人物们爬出了壕沟，倒向敌人那边而结束了整部剧。

卡夫卡的生活，至少是那些经历了时间还未曾被磨灭的部分里面有什么？雷纳•斯塔克以时间发展为序，写成一部接近2000页的卡夫卡传记，德语版三卷已出，现在第二卷与第三卷已经由雪莉•弗里希翻译成英文。（第一卷描写的是卡夫卡的青年时期，最后也已写成，卡夫卡生前最好的朋友麦克斯•布洛德现在的房子里有一个神秘的箱子，里面装满了文献，这所房子现在据说是布洛德情人的女儿（已年届七旬）所有，斯塔克以此第一卷希望这些文件能走出房子，大白于天下，但这些文件的归属权现在还有法律上的争议。）斯塔克的卡夫卡传记之所以会具有如此的吸引力，部分是因为他虽说自已也形成了很多已经得到事实充分证明的观点，但大多数时候他并没有在传记里表露出来。作者不愿意扩散性的作揣测、判定、和诠释，相反地对自己描述的对象有充分详实记录的生活，斯塔克愿意很谨慎地来记录他的点点滴滴。卡夫卡除了写过三部长篇小说，数不清的短篇小说，未佚失部分，短文以外，还留有日记，给朋友及家人的信，为受伤士兵事故预防和筹措资金呼吁作的演讲稿。到了生命的最终，即使是在做"静默治疗"，他还是在小纸片上写下了基本的交流内容："你有时间吗？有的话，请把牡丹花浇点水吧。"另一张纸条是写给爱着他，正照顾他的女人多拉•迪阿曼特的："这样的日子你还能承受多久？你这样的承受，我看在眼里，我还能忍多久？"

反映真实情况的东西、真实的情况，与情感的，不可想象的、深刻的东西会在这部传记里齐头并进，次数多到经常可以与情感的诱发力互换。自传中讲到了卡夫卡这位年青的作家，保险公司的员工每天早上8：15会准时出现来上班；讲到他和最好的朋友布洛德一起住旅馆时，为了要不要关着窗户而把布洛德搞得不安生（卡夫卡胜了）；讲到了在一家裸体主义者休养所的卡夫卡，是如何对两位年青瑞典女性的身体充满赞叹的；讲到了年轻的卡夫卡请求辞职去当兵；讲到他鼓励自己的父亲把钱投到一家石棉厂，后来厂赔钱，破产时又不愿意帮父亲经营，结果让他非常失望；传记里提到了卡夫卡有写过一个在石棉厂工作的女工；写他非常讨厌自己的父母晚上打一种叫franzefuss的扑克牌到很晚；写出版商把他的小说《在流放地》说叫成《在流氓地》，因为"流氓"这个词一出，书更有卖相。传记里写到卡夫卡央求他的姐姐奥塔出去买上二十本杂志，因为上面有登自己的小说《火夫》的捷克语译文；写到卡夫卡写信给他的翻译，他追求人家，可人家已经结了婚；有写到他写了一封长达16页纸的信，希望能得到《劳工意外保险局》的升职；有写到他在慕尼黑和诗人里尔克一起读诗，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评他"表现得相当地差强人意"；卡夫卡迫不急待地要写小说，可是有了两个星期的假期，他倒又是用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的父亲（这封信并没有给他），说他父亲吃饭太响，吃相太差，说他身形太过大，以至还是小孩子的卡夫卡和他一起去市立游泳池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已又局促，又形愧；自传有写到他与人订婚，再解除婚约，再又订婚，后又解除婚约；写到他陷于了一个三角关系之中，这种事于他不是第一次了；写到了卡夫卡被诊断出患上了极其严重的肺结核，工作就没有了。我们在自传里看到卡夫卡收到了一封税务官的信，询问有关对布拉各第一石棉厂的出资情况，卡夫卡回信解释说工厂五年前就不复存在了，之后他又收到了一封信问他回信里并没有找到那个提到的原始信件，这么答复是什么意思，随后几个月后，卡夫卡收到了第三封信，威胁他说要是他坚持认为没有出资给布拉各第一石棉厂，那就会受到指控和罚款。自传里收有卡夫卡长达350页的对话用的希伯莱语的学习笔记；写有他临终前，和迪阿曼特晚上一起用手做皮影戏偶；有1924年临死前，这时的他虽已无法进食，还是最后一次校对了自己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

斯塔克清楚地表明，自己凭借真正"了解"卡夫卡的名义，做了这个传记工，里面肯定会产生相当的局限和不足。"把一个人的生活往回看，"他在序言中写到，"就象是个走到森林边缘的动物进了入视线，又会再次消失。"同时他也承认卡夫卡的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和谐给人的启迪性是很少很少的。卡夫卡经常花上半天的时间就这么躺着，做白日梦，斯塔克认为这些别人无法进入的部分正是最重要的地方。可尽管如此，到这个程度上斯塔克所追寻的要为大家所知的卡夫卡，事无巨细要呈现的这个人，倒是提醒了我《一把尘土》里结尾的某些时刻，那个在巴西丛林里的文盲（Mr Todd），他爱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爱到把书里的主人公托尼•拉斯特扣住不让走，要让他给自己读狄更斯一直读到死。有时候我在想要作个类比的话，斯塔克就是那个拉斯特，卡夫卡就是那个丛林里的文盲，有时候角色可能正相反：卡夫卡是那个丛林里的人，而斯塔克则是拉斯特。这部传记篇幅很长，所以我有时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之后不久有些观点自己也会推翻，或是没有当初那么的强烈。以此，你晚接触到斯塔克的作品确实会带来影响---会同时伴有晚接触到卡夫卡的作品，只不过是各自的方式不同而已。


卡夫卡的作品要记住的就是其中的风趣，这话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大家所知道的是卡夫卡把自己的作品大声读出来给朋友听的时候，自己会控制不住的笑，尽管在我理解这笑更多的象是一种焦虑而不是真有多高兴，但作品中风趣的地方还是历久弥新的。但卡夫卡是一种什么样的风趣呢：博尔赫斯说霍桑的小说《威克菲尔德》就是卡夫卡的前身，指出"主人公深入骨髓的浅薄琐碎与他超出常理的自我毁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里的观点有部分就是指不协调的比例问题---这是种喜剧天生就有的结构，一种与宇宙万物相关联的方式。这里我们可能不但会联想到《变形记》，还有《审判》里的那个请愿人，他花了一生的时间来等在"法门"外，这门就是为他而设的，可他永远都不得进。或我们可能会想到卡夫卡笔下的狗（或是他的猩猩，或是他的老鼠，或是四处凿穴的动物），那么慎重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就象个人似的真正地在解析自己的生活。

或是我们会想到真正严肃地对待生活的人，就像他们真也曾为过人似的。"很多的时候，我就怀疑自己是个人吗？"这时卡夫卡给自己的第一个求婚妻菲莉斯•布洛赫的纸条上写的，当时他正试图要解除婚约，但又不想自己先提出来，等着菲莉斯来提。"你要有足够的增重才可以结婚。"后来一个医生对患上肺结核的卡夫卡说，他怎么说总是不愿意结婚，或者是不想吃东西。如果我们观察的角度恰当的话，喜剧的尺度总是同时又是悲剧的尺度，正如卡夫卡在贺卡上写下的那些著名的话："外面的世界太小，太过泾渭分明，太过真实，是不够容纳一个人内心的空间的。"

卡夫卡传记产生喜剧效果的一个元素就是他的生活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他的作品一比都显得不那么重要。无论他是个有才华的作家，还是个尽心尽职的保险公司雇员，在布拉格一直住到了奥匈帝国走向末路，走进了20世纪20年代，卡夫卡是否符合你的想象，部分的原因要取决于你有多专注地紧跟校正性的文章、引言的每一节，另外还有你是否有这个能力能融入不同的声音，以及你对丰富的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

如果在经过了很多年，读了这么多的卡夫卡，公众还是把它看成是和巴特比同性质的一类人---如果最能左右我们的是他要写成小说的毅力，或是他总是在谈鬼神，谈对一切都无法承受---那看不到：尽管卡夫卡是巴特比是同类，他同时也是巴特比那个本意很好，忧心忡忡，困惑不安的老板这一点倒似乎是难了。卡夫卡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难搞的人。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总是以第三人称来写自己，有一条他是这样写的：

他本应当安身于监狱了事。就当个罪犯来了此生----这可以是生命的目标。只是这监狱是个加了栓子的笼子。外面世界的喧嚣透过栓子不由分说，肆无忌惮地传进，传出，就如同在家里一样，所谓犯人其实并不曾被囚禁，他可以参与一切的事情，笼子外的一切事情都没有避开他，本来就很简单他可以离开牢笼了事，虽说有栓子，但离得都有几尺远，他根本就没有被囚禁。

因要不要到Georgental旅行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决定，卡夫卡居然感到了极大的恐惧，后来在一封给布洛德的信中，卡夫卡这样解释说：

对行将死亡，他有种极强的恐惧感，因为他还未曾活过。这么说倒不是说还没有过妻子，孩子，田地，牛群这些活着的必备品。生活唯一要必备的东西是放弃自命不凡，搬进一所房子，而不是赞美它，在房子周围挂什么花栏装饰。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个宿命的问题，是不会交于人手控制的。可接下来为什么会有懊悔感呢？为什么这种懊悔感一直都在呢？是为了变得更精致，更美味？这也是要放弃的东西。但为什么这样的夜晚都是：我可以活着，我没有活着---以这样的论调结束的呢。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可能真正只有一个原因，我好象是现在没本事把他们分得清----是这样一个想法：我视如儿戏的东西它真的就会发生。我的创作并没有把我带出困境。一生虽是漫长我并未活过，将来我真的会死。我的生活曾过得比别人甜蜜，我的死将会比别人的更痛苦。

布洛德回了信，基本的大意是他并不能真切地理解卡夫卡为什么这么抱怨。可事实上布洛德是以最重要的方式极其真切地理解卡夫卡的，不仅是当朋友还当成作家：正是他在卡夫卡有生之年主要负责了卡夫卡作品的出版，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卡夫卡的作品几乎都是多亏有了他。卡夫卡既有独特的才华又有让人厌烦的地方，这两点是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的。

很多的时候他的个性会让人想到拉瑞•戴维和波蒂•沃斯特。很多卡夫卡定的计划，其方式都会引发计划最终的实现不成。五年的时间里，他和弗莉斯•鲍威尔谈恋爱，订婚，解除婚约，再订婚，但再解除婚约，俩人在一起的时间零零碎碎加起来不起过15天，就是这十五天也不总是开心的，（卡夫卡倒是写信追求弗莉斯的好朋友格莱特•布洛赫），卡夫卡在信里清楚地讲明，他是不能接受在婚姻里有性行为的。随后卡夫卡写了一封信给弗莉斯，约下次见面，到时有事要商量（因为弗里斯甚至还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放弃工作搬到布拉各来），卡夫卡称弗莉斯是他的"人类法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夫卡不断地请求自己工作上的上司，同意他离职去当兵；但正如他后来在日记里写的，他并没有真走到这么远，当兵上前线；他永远是成不了一名士兵的。下一个他答应要娶的女性，以及再下一个他答应要娶的，卡夫卡都没有真正娶人家。写给父亲的那封长信他也没有寄出（或是毁了）。还有尽管他做了很详尽的规划，学了希伯莱语，他也没搬去巴勒斯坦。有时卡夫卡让他人很受折磨，他的方式有点类似于那个有着无穷魅力的堂吉诃德的所为，是对一种对不符合现实的，但更高贵的世界观的坚持。

从卡夫卡的这种行为模式里呈现的感觉是：这不只是从来不作任何承诺的人物---喜剧人物要来作承诺那这个系列喜剧就走到头了---还有这个人是多么的强大，还有他自己对这种强大的力量心里是多么矛盾。不论是对男人还是女人，卡夫卡引发起他们的爱意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密伦娜•杰森卡来询问翻译他作品的事，卡夫卡写信给她说："你是我的。"尽管密伦娜开始是有些怀疑，便还是和别人一样很快对他有了回应。罗伯特•科洛普斯托克是卡夫卡在疗养院遇到的匈牙利医生，同样的也对卡夫卡有了爱幕之心，搬到了布拉各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是为了靠近卡夫卡，可随后看到卡夫卡那样的避世，他倒是失望了。招人爱恋这种事，卡夫卡似乎是本人并不会刻意避免，他随后会觉得这爱恋让他透不气来，会要逃离。爱尔丝•伯格曼和丈夫一起移民到了耶路撒冷，她询问卡夫卡打不打算也去，卡夫卡写信回复到："这趟行程要是和你一起前去，那必定会极大地增加这件事在精神上的罪恶性。不，我不能这样做，即使是我能这么做---我重复"所有的舱位都订滿"你来附和。"在这篇传记里卡夫卡并不是一个很性感的人物形象---事实上他也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但他明白只要有性掺与其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力量。就象他试图要一方面展现自己的魅力，另一方面又不想要这种魅力一样，他寻求的是那种貌似卑微的位置。

有时候他似乎是生活在一个情景喜剧里。到乡下去写作，他一开始觉得"景色很美，"可到了第二天又烦得写不下去了因为有小孩子在吹圆号，锯木场有叮噹叮当的声音，有快乐的孩童在外面玩耍，最后他忍不住大声叫到"你们怎么不去采蘑菇呀？"随后他发现这些孩子是邻居家的，这是个在当地磨坊里上班的工人，一直睡眠不好，工作又三班倒，回家打发七个孩子到外面玩，自己好睡一会儿。在治肺结核的疗养院里，卡夫卡和朋友科洛普斯托克对另一个住在这里的捷克高级军官开起了玩笑，这个人很爱众目睽睽之下吹笛子，到户外去写生画画什么的。军官搞了个自己的作品展。科洛普斯托克和卡夫卡俩人匿名对此写评论，一个以捷克语发表，一个以匈牙利语发表，受嘲弄的军官就跑到科洛普斯托克（因为发热呆在屋子里，卡夫卡在那儿陪他）那里还要他帮翻译那个匈牙利语的评论。经历了这次成功之后，卡夫卡又装神弄鬼发给他姐姐一个文章说什么爱因基坦的相对论为医治肺结核指明了方向。全家人都为这好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卡夫卡不得不告诉他们实情好及时醒悟。

这些卡夫卡生活里的闲情趣事---其中很多都是差不多的类型---会让人立即有种既滑稽又充满了死亡，既有启发性又有晦涩难懂的感觉。我们不妨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可以去读卡夫卡作品的时候，还要去读他的传记做什么呢？你能读卡夫卡的时侯还要去做早餐做什么呢？你能读卡夫卡的时候还要去看电视，或是修指甲做什么呢？

我曾说过斯塔克所用的方法—他就象是《法网》里的那个Joe Friday，除了暗示研究生活就象是调查犯罪一样这一点以外，其它的只能说大抵是事实。尽管这部传记很详尽---我们从中知道了密伦娜的寄宿学校，知道了她父母的婚姻状况---斯塔克还是不得不省略了很多的东西。就纵是三卷部头的传记也不能穷尽其详，这就把斯塔克纳入进自传里的东西置于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尽管他总是三缄其口，不说自己的评论，但还是在传记里留出篇幅一一反驳了其它作家对日记里出名的那篇"1914年8月12日：德国对俄罗斯宣战。下午游了泳。"的看法。对卡夫卡给弗莉斯的信件，有更出名的评论----这个文献很容易被人解读或是误读成完全无视所写对象的长篇独白---斯塔克在传记中也挑出一些进行了反驳。在卡夫卡的性取向问题上，斯塔克并没有直接去谈那些什么卡夫卡可能更喜欢男性的暗示性的东西，他选择的是着重提到卡夫卡在日记中有简短地谈到对姐姐有性欲的感觉，而不是原文引用。对卡夫卡对男性肉体的观察，对自己倾慕的女性刻意要保持肉体上的距离，对男性间友情的强烈斯塔克只是记录，但并不在此作过多停留。（索尔•弗里德兰德的作品《弗兰兹•卡夫卡：耻辱与愧疚的诗人》在讲到这些话题就很机智，他没有用什么自作精明，确定的解释来给这些话题加上虚假的法码）可能比其它的传记作家，斯塔克在写卡夫卡的性取向上用到的篇幅要少---尽管他并不回避这件事，更多地时候似乎是在试图建立起卡夫卡是个异性恋的可信度，他不只一次地提到卡夫卡去过妓院--部分的原因是，在书中如果写到性取向，特别是什么乱伦，或是招孩子们喜欢等等这样的话，哪怕是一行，俩行都会产生误导，带来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可能他只是想保护卡夫卡（这样一说我相信传记作家们日子要不好过了）。比方说传记才一开始，斯塔克就提及一部当代并不出名的波兰小说，竟然堂而皇之地想以一封卡夫卡的信来揣测他的内心，看得斯塔克把小说给撕了；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奇怪了，大多数传记作家，学者最多会把书撂一边吧。甚至还在序言里，斯塔克就开了一段，里面引用了一个18世纪德国讽刺作家乔治•克里斯托弗•李希腾贝尔格的一段比较晦涩的话，引用了只是为和他理论理论，还不是一处，二处的问题，序言之后在书中再也没提到李希腾贝尔格这个人。这些东西写到了传记里就显得相当的奇怪了，因为斯塔克，尽管书中还有用了很多不太出名的学术作品的，已经决定不去讨论沃尔特•本杰明有关卡夫卡的杂文，或是艾瑞克•塞特纳的那部让人敬重的作品了。要是以斯塔克为主角的话，那这部喜剧可就不好看了。大家来看看斯塔克对文人学者的那种Bernhardian式的简明扼要，他说这些人引用卡夫卡日记的有内容，"随意拆散，肢解，再重建，""完全是肆无忌惮，一般来说是以杂文的形式出现，以此作为自己在学术上进步的垫脚石。"这措辞可是有点过了，特别是因为有以研究卡夫卡混饭吃的人，他们以自己已有的作品为基础，再继续深入研究卡夫卡的作品再混饭吃，这么做也合情合理。斯塔克大多数的时候脾气还是温和的，只是到这种时候就没有了学者的相对理性，倒更象是一个非理性的父母似的。这就进一步给传记以一种悲怆的调子：随着书的一步步向前，斯塔克自己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好的人物。

这种简慢式的敏锐描述越来越盛。他三言两语就把"卡夫卡风格"说成是某些地方含有"一种特别形式的浮夸，以分析的精准来混淆实际情况"。卡夫卡并不懂游泳，可有一个未佚失部分到是谈到了奥林匹克游泳比赛，对这样一个大跨越斯塔克说"卡夫卡并不要寻求什么形象，他已有自己的形象，只是因偱而已，他是宁愿不要自己的主题也不愿失去这种形象的合理性的，这一点就是他早期的读者就已经注意到了。"斯塔克强调说罪恶感和惩罚这些主题在卡夫卡后来的作品里出现得不那么多了。在卡夫卡日记后来的那些段落里---这个时候的他回过头来以第一人称而不是第三人称写自己---斯塔克注意到"相比于最容易预见了的颠沛流离，和悲观失望时卡夫卡发出的那么多哀叹之声，这个时候的他语调几乎可以说是平和的。"（举例来说，不管我的体质会糟到何种程度…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力接受它，就我这样的状况，说什么这种病只有一种结束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死心---这只是空洞的诡辩）。在谈到《洞穴》---写于生命要结束时---斯塔克看到惊扰动物安静的那些神秘的声音：嘶嘶声，啼鸣声有规律的停着，这些动物们听到的声响是它们自己的生命之声，是它们的呼吸声；不住地惊扰天地万物之静默无声的是动物们自己，它们才是这份不安静的来源。"这样的观察很是细腻，但严格来说并非无懈可击，也不是特别的自传式的。可是这样的细腻，斯塔克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时候—对这份细腻的抑制对整部书产生的影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伟大的喜剧小说里，能产生喜剧的原素---往往都是社会规则，不论是这种规则是阶级的还是战争的---也是产生悲剧的原素，这话穆瑞尔•斯帕克在《人终有一死》，约瑟夫•希勒在《第22条军规》中都讲过。但在卡夫卡的生活里，这样的架构我们更要从与历史无关的角度来看，要放置到由卡夫尔自己经历世界的方式，他的个性造成的情形里来看。

很多喜剧小说中存在另一个喜剧原素，就是它们会拓展下来有一整套的小人物，这些人，无论他们的出场时间多么的短，凭借自身的风趣就会极深地抓住我们的情绪。斯塔克在传记里就是写活了很多精彩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正是他们这部传记才会结束得如此出色，如此悲伤—或更确切地说，正是通过他们我们才感到了结局的悲伤，因为我们当然是早就知道了结局是这个样子的。尽管斯塔克对卡夫卡的姐姐奥拉，对他的翻译，相知最深的密友密伦娜等等她们的描写也特别的生动和相当有价值，可我所指的不单是，或者不主要是指那些起"主要作用的"小人物，比方说卡夫卡未婚妻们或是家庭成员们。有些小人物只占一段的样子，或有的甚至只有一两行。想想那个《22条军规》里的卡尔•穆勒，他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叫《格雷格•萨姆萨的再次蜕变》的文章，文章说萨姆萨又活过来了，情况变得好转起来；可就在这文章发表之后不久，还很年青，很贫穷的穆勒就死于肺结核了。我们再来看作家奥斯卡•鲍姆，自打十一岁就眼瞎，为了支撑家庭教人钢琴课，卡夫卡的母亲写给他一封信，哀求他，作为一个卡夫卡圈子里一个已经结了婚的朋友帮卡夫卡"头脑清醒清醒"。从注脚里我们得知，鲍姆一生在出版商眼里不过只是个盲人专业文学编年史的记录者；他最应当被人记住，可并没有记住多长时间的作品是《通往不可实现之门》。我们看到一度曾受尊敬的作家约翰尼斯•施拉夫，已50岁，人已失常，还在讲毫无意义的什么宇宙，可他自己觉得高兴（在卡夫卡眼里是这样）呀。我们看到卡夫卡在劳工意外保险局的老板，他也会写诗，会很聪明地回绝员工要辞职入伍的请求，自己倒是最后死在前线。事实上劳工意外保险局的几个员工都会写诗，写小说。我们不是看到了在疗养院的那个乐呵呵的捷克人嘛，他想用一把镜子给卡夫卡看一下自己喉咙口的肿块，从来没有家人来看过他。年青的姑娘鲍尔，才只有18岁，从耶路撒冷出来旅行的途中路经布拉各，就当起了卡夫卡的希伯莱语老师。年轻，羞怯，懂礼的卡夫卡寄宿到了奥尔加•斯塔尔的旅店里，这们房东小姐把自己失败的订婚告诉了卡夫卡，卡夫卡则给了她看了自己手稿的长条校样。卡夫卡的姐夫一直运气不好，老是做生意失败。作家欧斯特•威斯非常讨厌卡夫卡，说他没有替自己的文章写简介。在植物园里一位可爱的还在上学的小女孩引起了卡夫卡的注意，因为她对着他叫着，卡夫卡微笑着，不断向他挥手，随后才意识到她说的是"犹太人"。

喜剧会让我们觉得安全，可能是因为其形式曾一度暗示着一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很难说《22 条军规》、《人总有一死》、或是《黑爵士》的结局就是皆大欢喜的。虽说事实证明我们一直读的都是鬼魂---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了，但喜剧还是让我们把这一点忘记到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再让我们去记得。三卷长的传记，斯塔克写了三张纸长的序言，快速地讲到很多与卡夫卡的命运有过交结的人的命运。卡夫卡还活在我们心里；其它人则都已烟消云散，这是这部传记里最让人感动的部分。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

專訪林毓生：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45週年（完整修訂正本）

2014年12月7日 21:34

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45週年：兼論法治與民主的基礎建設

──專訪林毓生

今年適逢殷海光先生逝世45週年，在兩岸三地推展民主的歷程均遇到了（不同的）險灘的今天，中華民族何去何從？殷海光的思想與精神遺產，當代意義何在？

亞 洲週刊就這兩個重大問題，訪問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著名學者、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榮譽教授林毓生。林先生在青年時代是殷海光、哈耶克、史華 慈 (Benjamin I. Schwartz)的親炙弟子。事實上，他是20世紀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在美國任教12年期間的最後一個學生。今年春季林毓生先生於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 中心擔任客座教授期間，應邀偕夫人蒞臨上海，於哈耶克教授誕辰115週年（2014年5月8日）在復旦大學卓越經濟學大講堂主講「哈耶克論自由的創造 力」。(「講座實錄」：《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2014.5.27.）

以下是林毓生教授的專訪摘要。

中華民族的唯一道路是憲政民主 ------兼論法治的精義

亞洲週刊：中華民族應該走怎樣的道路？

林 毓生：中華民族經歷了天翻地覆的各式革命以後，我們發現各式各樣的革命，雖然均將其美好的願景高唱入雲，但卻都未能帶給我們真正有效的，長治久安的政治制 度。原因當然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則只有一個：革命成功以後，無法對付革命領袖權力腐化（與濫用）的問題。艾克頓勛爵所說的名言：「權力傾向腐化；絕對的 權力，絕對地腐化」，的確是禁得起歷史考驗，顛撲不破的人間真理。

因此，中華民族未來應走的道路只有一條：建立落實法治的憲政民主制度。（此處"法治"二字指謂 the rule of law。法治是法律主治，與the rule by law「依法治國」，根本不同。）人類各個民族都有多采多姿的歷史，其中都有大家均能欣賞的美好成份。然而，只有歐美文明──雖然也發展出來不少可怕、可 鄙的成份──卻在啟蒙時代發展出來以「權力約束權力」的機制與深刻的政治思想。正如孟德斯鳩所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個經 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線的地方方才休止…..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論法的精神》，XI：4） 「以權力約束權力」指的是：權力不再統合於一人或極少數幾個人手中；政府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分立之，彼此不能逾越而能相互制衡。人類的歷史經驗告訴 我們：只有實現法治的憲政民主制度才有落實權力受到約束的希望。

另外，實現法治的國家能夠保障每個人在法律範圍之內的個人自由。在進一步討 論法治之前，需先對法律與指令(commands)做一嚴格的區分。指令是為了完成發佈指令的人（或組織）的特定目的而發佈的。必須接受指令的人，根本沒 有機會遵從他自己的傾向。專制國家的指令，則常以法律的形式呈現。（不過，在行之有年的憲政民主國家，臨時出現了緊急狀況時，政府有時也需要使用指令來解 決緊急問題。）法治中的法律，則有兩個要件：

（1）普遍性：它普遍地應用到社會上的每一個人，沒有人可以例外。（中國法家思想中也有所謂王 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平等」說法。然而，法家思想中的「法」，大多是這裡所說的「指令」，它基本上，是為君主的利益服務的，也與下面所要談的法治中的法律 不為任何人或團體的具體目的服務的抽象性要件不符，兩者（民主憲政中法律與法家中的「法」）根本不同，不可混淆。人間的法律，假若運作得平等，它增加了人 們的行為在這個範圍之內的信心、穩定性與靈活性。假若我守法的話，其他人也都守法的話，我在這個空間之內是相當自由的，我就不必太擔心，假若有一個人要跟 我搗亂，我怎麼辦？因為他要跟我搗亂的話，我知道法律就會對付他。

（2）抽象性：法治之下的法律不為任何人或任何團體（包括政黨）的具體目 的服務。當我們遵守那些（在制定時並不考慮對特定的人適用問題的）普遍且抽象的規則時，我們並不是在服從其他人的意志，因而我們是自由的。正是由於立法者 並不知道其制定的規則將適用於什麼特定的案件，也正是由於應用這些規則的法官，除了根據現行規則與受理案件的特定事實做出判決外，別無其他選擇，所以我們 可說這是法治而非人治。

尤有進者，必須加重語氣強調的是：不是任何經過法律程序通過的法案就是合乎法治的法律。為什麼呢？因為立法本身需要 遵守法治背後的基本原則，可稱之為法治的「後設原則」(meta-legal principles)。這些「後設原則」指的是支持法治的道德價值及受其影響的政治觀念：包括：人生而平等，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故其權力必須在制度上加 以限制）等等。假若立法機構合乎程序通過的法案違背了法治基本原則的話，大法官會議可判其違憲。

除了能夠防範政治權力的腐化與濫用以外，法 治的另一重大效益是能夠提供給社會裡的人們，在各自不同的工作中高效率的彼此良性互動的框架。人類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法治之下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生 活最能給予參與其中的每個個人免於強制（至最大程度的）個人自由的生活。每個人，在自己的自由空間之內，按照自己意思去做自己興趣所在之事的時候，通常需 要別人提供給他所需要的各項服務。客觀上，自然會與別人產生（不需中樞指導的）交換、協調、分工、合作。這種生活最能提供給人們需要的各項資訊和知識。一 個自由的社會，能夠利用的知識遠遠超過最聰明的統治者的想像力。所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法治之下的社会，使得人的潛力最易發揮出來，最能利用知识，最有生 机，最能解决问题。因此，也是最有力量的社会。

當然，這樣的生機盎然的自由社會需要道德資質的支持，包括責任感、履行諾言、守法精神，對別人的尊重、以及參與自己興趣所在的活動的積極性等。（以上對於自由的性質及其效益的說明與分析，主要根據 Friedr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有關章節。引用原文很多，不用引號，以免讀者感到過於累贅。譯文曾參考鄧正來以及楊玉生、馮興元等的中譯。關於這個主題的進一步說明，請參閱我在復旦的 「講座實錄」。

亞洲週刊：您特別強調法治在落實民主的重要性，而法治是西方，尤其是英美，發展出來的制度與文化。在中國的歷史環境中，要談法治，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 如何引進西方發展出來的法治制度與文化到中國的土地上來。目前中國大陸有些人，也許由於中國國力變得強大的緣故，懷抱著排斥外來東西的態度，他們認為西方 以法治為基礎的憲政民主是與中國水土不服的。而在亞洲，落實憲政民主比較有成績的國家是印度與日本，那都是英美帝國主義統治他們以後留給他們的東西。即使 香港的法治，也是英國殖民的遺留。您對這些看法，有何意見？

林毓生：那些自我封閉的看法，主要是狹隘的「本能民族主義」所反映的護本情結，或是政治力量所鼓動出來的態度。至於英美帝國主義，它有兩面性。一方面，它 的確強加給我們許多壓迫；但，另一方面，它卻也帶來不少現代化中正面的東西，如現代的醫藥（那是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來到中國的傳教士所引進的）、以及歐 洲啟蒙運動（包括蘇格蘭啟蒙運動）所主張的共和、民主與科學。

至於以法治為基礎的憲政民主，除非先被英美殖民、就先天地以為與中國水土不服，不可能在中國人的土地上生存與發展的看法，是與事實不符的──所以，不攻自 破。台灣是中國人生存的土地，雖然被日本佔領51年，但日本是以軍事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自1945年光復以來，尤其在蔣氏政權消失以後，那裡的華人在自 己的土地上，已經建立起來（初階的）符合以法治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制度。事實上，台灣已經獲得兩項破天荒的重大成就：（1）經由普選，政權和平轉移，不必流 血；（2）人民普遍獲得人權的保障（包括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國民教育受教權等等）。

台灣在法治與民主制度上的運作，確實是在初階階段，有不少相當不成熟的地方。然而，制度上的突破已不可逆轉。今後的問題，已經不是，在中國人的土地上，是 否可能建立憲政民主，而是如何改進已經建立的憲政民主的制度與文化。（下面我將對台灣現行的民主制度與文化提出若干相當嚴厲的批評；這些批評，都是站在關 懷台灣民主發展的立場，希望它能向前推進一步。）

台灣的經驗使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說：「是否可能在中國的泥土上引進西方文明發展出來的，以法治為基礎的憲政民主？」──是一個假問題。真問題是：「如何為建立中國的憲政民主而奮鬥？」

人權的觀念已在台灣民間普遍地生根。由於受到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中國人本來就是富於人情味的，現在台灣在法治保障下的平等的觀念，釋放出來超越身份，而 更為一視同仁的人情味（這與佛教與儒家思想在民間合流也有關係）。本地人，對於這個現象，習以為常；外地人到台灣以後，在舟車行旅等日常生活中，則明顯地 感受到這方面落實民主生活的現象。

殷海光的思想遺產

亞洲週刊：在您眼中，殷海光先生最大的思想遺產是什麼？對現在的中國人有什麼意義？

林毓生：先師殷海光先生的思想遺產主要是：凡是熱愛中華民族的人，必須堅持：實現以法治為基礎的憲政民主理想及其所蘊含的自由的價值與人權的觀念。如果這個理想能夠落實到相當程度，中華民族才能真正獲得長治久安的制度與文化。

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歷史演化的軌跡，基本上，是一個由中央的「普遍王權」統合社會與思想‧文化的體制，雖然不能不說其中有不少成分與西方憲政民主體制的一些成份有親和性。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要落實民主，必需從事憲政民主的基礎建設。

殷先生早在1957-58年，便已大聲疾呼：政府不應以「反攻大陸」為藉口來實施錮蔽人民的伎倆（以便「鞏固其領導中心」，使人民效忠最高領袖）。

殷 先生認為，政府大部份措施，與其為了可行性不高的「反攻大陸」而設計──為了那個渺茫的目的而投入大部份資源──不如從事長治久安的民主基礎建設工作。這 種「真正該做的事」，乃是從「具體的、積極的建設行動中求民主的實現。這樣才不致落空….必須全國人民以憲法為張本，善用民主方式….洗刷舊污的勢力…. 民主運動需要教育與文化為其基礎。」（斜重體為林毓生先生所加）（《全集》〔台北：桂冠，1990〕，XII，633）

台灣民主的成就與侷限

亞洲週刊：台灣在民主化以來，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您如何評價台灣的民主進程？

林 毓生：台灣的民主，雖然已經在制度上獲得了兩項，剛才談到的，前所未有的成就。不過，由於民主政治實際運作所需要的"遊戲規則"（除了選舉制度及其運作的 程序以外）並未穩定地、完整地建立起來，也未形成社會學家席爾斯 (Edward Shils)常說的"具有共識〔基礎〕的多元主義"(consensual pluralism)〔這與「台獨意識」的興起很有關係〕，以致國會中的在野黨可以利用杯葛 (blocking)（如佔領主席台等等），使得少數綁架多數；藍綠對決，浪費了不少政治能量。今天的台灣式民主之所以產生相當混亂的現象，主要的原因， 是在實行民主體制的學步階段──李登輝與陳水扁主政二十年期間，對真正的民主基礎建設工作則卻步不前。（因為他們真正的興趣，並不在此）。當然，社會也需 要參與，這種工作，不能只靠政治領袖來推動。然而，在中國（包括台灣）的生活世界中，政治的實際影響力是比較大的。解嚴以後，台灣式民主的混亂，是許多人 始料未及的。不過，根據理性的分析，一個從來未曾有過徹底的、完整的民主基礎建設的台灣，落到這步田地，是可以理解的。講到這裡，益發使我們感念殷海光先 生早在1950年代既已公開強調民主的基礎建設的深思與遠見。

任何一個社會，如要推展自由的民主，均必需極力進行民主的基礎建設，包括法治的確立與深化，公民文化和公民道德的培育，以及公民社會的養成。

殷海光的精神

亞洲週刊：作為殷海光先生的著名學生之一，您如何評價殷海光先生？

林 毓生：殷海光先生為了中華民族的福祉，投入了他的整個生命來為其實現憲政民主的理想而奮鬥的。他的堅持，只在表面上與「宇宙神話」 (cosmological myth) 籠罩下中國傳統以「三綱」為主軸的禮教社會中，義之所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相似。因為殷先生所堅持的言論，蘊涵著理性的力量，它具有政治遠見與歷 史解釋力；所以它可應用到現在、過去、與未來。這樣具有理性力量的政治判斷，蘊涵著超越性與公共性。所以，一方面，它不受現實考慮（殷先生自身之安危、蔣 氏政權能否接受等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它超越了個人之私、一家之私、一黨之私、一個族群之私、一個地域之私、一個民族之私、與一個國家之私。這種政治理 性的超越性，乃是宇宙中一項「真實」的力量。殷先生受到了它的召喚，因此非把他的判斷在當時的公共論壇《自由中國》上發表出來不可。

殷先生 在到台以後的歲月中，由於堅持理想所遭遇的政治迫害，與他面對這些嚴峻的迫害所展現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風骨，以及他對事理公正的態度與開放的心靈，對 知識的追求所顯示的真切，和對同胞與人類的愛和關懷，在在使我們感受到一位中國自由主義者於生活與理想之間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釋出的人格素質。什麼是人格素 質？用韋伯的話來說，那是來自一個人底「終極價值與其生命意義的內在關聯的堅定不渝。」（韋伯著錢永祥編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增訂再版（台 北：遠流，1991），頁308.）

殷先生偉大的精神，對於任何與它直接或間接接觸過的人，都可能產生「奇理斯瑪」(charismatic)的震撼。我們面對民族的苦難，自然要想到在思想企向與做人的態度上，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人的尊嚴！

2014年12月5日完整修訂定本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

W.H. Auden's Cheeky Tribute to Sigmund Freud

By W.H. Auden

W.H. Auden is famous for incorporating politics and world events into his poetry, but he was also deeply interested in and influenced by psychoanalysis. Freud's ideas about the subconscious, the Id, and repression surface throughout Auden's work, including in the famous "September 1, 1939," in which Auden refers to mankind as composed "of Eros and of dust." The British poet even wrote an elegy for Freud, who died the same month Hitler invaded Poland. In this essay, written thirteen years after the poem, Auden's admiration for the Austrian psychoanalyst continues to shine through: "Psychoanalysts and their patients may sometimes seem funny little people, but the fact that they exist is evidence that society is still partly human."

To mark its 100th anniversary, The New Republic is republishing a collection of its most memorable articles. This week's theme: Cultural crossovers.

This piece originally appeared at The New Republic on October 6, 1952.

Today, thanks to Freud, the man-in-the-street knows (to quote by an inaccurate memory from Punch) that, when he thinks a thing, the thing he thinks is not the thing he thinks he thinks, but only the thing he thinks he thinks he thinks. Fifty years ago, a girl who sprained her ankle on the eve of a long-looked-forward-to-ball, or a man who suffered from a shrewish wife, could be certain of the neighbors' sympathy; today the latter will probably decide that misfortune is their real pleasure. The letter of apology to the hostess whose dinner invitation you have forgotten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write than it used to be. If an Isolde worries all day lest her absent Tristan should be run over by a bus, the dumbest Brangaene could warn her that her love includes a hope that will never return. As for parents, not only the few who have read up on the Oedipus Complex and Erogenous Zones, but also the newspaper-reading mass, the poor things are today scared out of their wits that they will make some terrible mistake; the Victorian, even the Edwardian, paterfamilias who knew what was right is almost extinct, which is, perhaps, a pity. (However, if the bearded thunder god has turned into a clean-shaven pale, there is still the iron-toothed witch.)

It always comes as a shock to me to remember that, when Freud was born, The Origin of Species had not yet appeared, and that he was in his fortieth year before he published his first "freudian" papers. Freud's formative years, that is, were a time when the great intellectual battle was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sort of bourgeois idealist manicheeism of which, in 1875, Mrs. Eddy became Popess. The feeling that matter and the body are low or unreal and that the god and the real are spiritual or mental is always likely to become popular in a society where wealth and social prestige go to those who work with their heads; as long as the aristocracy thinks of itself as the warrior class, it is protected from this heresy because, while it may despise manual labor, athletic fitness is a badge of class: further, as long as their work is really manual, the market value of physical strength and manual skill prevents the working-classes from underestimating the body, but with the coming of the machine which can be minded perfectly well by an unskilled child, white-collar manicheeism infects them as well. The great dramatic interest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es in the fact that, at the very time when the scientific advances which were being made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like chemistry and biology seemed to suggest that all reality might ultimately be explicable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necessit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was making the notion of any relation of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to matter peculiarly repugnant. One cannot read either the scientists or the naturalistic novelists of the period without feeling, in the very passion with which they assert that man is only an animal, their selection for portrayal of the ugliest "nature" they can find, the same horror as was exhibited by their episcopal opponents; they see themselves as preaching the truth, but none of them thinks that the truth is good news. Freud is no exception; the very man who has done most to free us form a manicheean horror of sex quotes more than once, with an unmistakable shudder of distaste, the Church Father who pointed out that we are born inter urinas et faeces. Some wag once summed up the message of psychoanalysis as saying: "We are born mad; we grow sane and unhappy; then we die." There are photographs of Freud in which he almost looks as if he would agree.

In this battle between those who asserted that the egg is only a dream of the hen and those who asserted that the hen is only a dream of the egg, Freud certainly thought of himself as a dyed-in-the-wool-egg-fancier. He observes all the egg-fancier tabus; Beatrice, for instance, becomes the Love Object and the four-letter words always appear veiled in the decent obscurity of the Latin language. (The child-like faith of even the most anticlerical members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n the magical properties of the tongue is extremely comic and warrants psychoanalytic investigation.)

 

But Freud is a clear and beautiful example of a revolutionary thinker—it probably holds good for them all—who is much more revolutionary and in quite another way than he himself realizes.

Had one asked a doctor in the '80s and '90s to forecast the future of psychology, he would almost certainly have replied as follows:

"It seems probably that we shall soon be able to describe all mental events in terms of physical events in the brain, but even if we cannot, we may safely assume:

1. Like the human body, the human mind has a constant nature, typical for the species; individual variations are either pathological or insignificant.

2. The behavior of this mind can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stimulus and response. Similar stimuli will necessarily produce similar responses. Both are quantitatively measurable in terms of intensity and duration.

3. Mental development is like physical growth, i.e., the mind passes from a younger or earlier phrase into an older or later one. This process can be arrested or become morbid, but two phases cannot exist simultaneously any more than an oak can be an acorn at the same time.

4. The neuroses and psychoses must be typical diagnostic entities, identical in every patient. To discover a cure for one means to discover the procedure which is effective independently of the individual doctor or the individual patient.

 

One has only to read a few lines of Freud to realize that one is moving in a very different world, one in which there are decisive battles, defeats, victories, decisions, doubts, where things happen that need not have happened and even things which ought not to have happened, a world where novelties exist side by side with ancient monuments, a world of guilt and responsibility, a world, heaven help us, that has to be described with analogical metaphors. The Master may sometimes write as if he thought that saying a three-year-old child wishes to commit incest with his mother were the same kind of statement as saying he wishes to go to the bathroom, but we are not deceived. Whatever we may think of that famous trio Ego, Super-Ego, and Id, we can see that they are like Prince Tamino, Zorastro, and The Queen of the Night and not like mathematical equations. We may find the account of the Fall in Totem and Taboo more or less plausible than the account in Genesis (the Bible version which makes the psychological sin, and therefore the sense of guilt, prior to the moral crime seems to me the more "freudian"), but we shall not dream of applying the standards of "scientific" evidence employed in Chemistry or Biology to either.

In fact, if everyone of his theories should turn out to be false, Freud would still tower up as the genius who perceived that psychological events are not natural events but historical and that, therefore, psychology as distinct from neurology, must be based on the pre-suppositions and methodology, not of the biologist but of the historian. As a child of his age who was consciously in a polemic with the "idealists" he may officially subscribe to the "realist" dogma that human nature and animal nature are the same, but the moment he gets down to work, every thing he says denies it. In his theories of infantile sexuality, repression, etc., he pushes back the beginnings of free-will and responsibility earlier than even most theologians had previously dared; his therapeutic technique of making the patient relive his past and discover the truth for himself with a minimum of prompting and interference from the analyst (meanwhile, one might add, doing penance by paying till it hurt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ference to the outcome of the therapy, imply that every patient is a unique historical person and not a typical case.

Freud is not always aware of what he is doing and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he gets into arise from his trying to retain biological notions of development when he is actually thinking historically. For example, he sometimes talks as if civilization were a morbid growth caused by sexual inhibition; at other times he attacks conventional morality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conformists exhaust in repression the energies which should be available for cultural tasks: similarly, he sometimes speaks of dream symbolism as if it were pure allegory, whereas the actual descriptions he gives of the dreaming mind at work demonstrate that, in addition to its need to disguise truth, it has an even greater need to create truth, to make historical sense of its experience by discovering analogies, an activity in which it show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skill and humor. In a biological organism, everything was once something else which it now no longer is, and change is cyclical, soma-germasoma; a normal condition is one that regularly reoccurs in the cycle, a morbid one is an exception. But history is the realm of unique and novel events and of monuments—the historical past is present in the present and the norm of health or pathology cannot be based on regularity.

Freud certainly expected opposition and obloquy from the conventional moralists and the man-in-the-street for his theories about human sexuality; in actual fact, the general public took him to their bosoms rather less critically, perhaps, than they should have done, while the real opposition came and still comes from the behaviorists, the neurologists and all the schools of psychiatry that regard their subject as a natural science and are therefore outraged by the whole approach of the psychoanalysts, irrespective of any particular theory they may hold.

The opposition can certainly find plenty of ammunition in psychoanalytic literature; for, while it is possible to do important work (though not, I believe, the greatest)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without being a wise and great man, the most routine exercises in a field that involves the personal and historical demand wisdom, and a psychoanalyst who lacks it cannot write a five-minute paper without giving himself away as a vulgar nincompoop.

The same holds for the reader; a man may fail to understand a text-book of physics but he knows he has not understood it and that is the end of the matter; but he may read a psychoanalytical treatise and come out more of a damned fool at the end than he was before he began it. Or more of a crook—every defense lawyer in a seemingly hopeless criminal case knows how to instruct his client in his unloved childhood to embarrass Bench and Jury.

In the long run, however, the welcome given to psychoanalysis by the public is based on a sound intuition that stands for treating every one as a unique and morally responsible person, not as a keyboard—it speaks of the narcissism of the Ego, but it believes in the existence of that Ego and its capacity to recognize its own limitations—and that in these days is a great deal. The behaviorists are certainly right in one thing; the human mind does have a nature which can be tampered with: with a few drugs and a little regular torture every human mind can be reduced to a condition in which it is no longer a subject for psychology.

Psychoanalysts and their patients may sometimes seem funny little people, but the fact that they exist is evidence that society is still partly human.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

马塞尔·普鲁斯特："贵人迷"？

malingcat 2014-12-13 20:53:24

法国画家Jean Béraud画于1878年的"沙龙"。

大 陆最新出版的普鲁斯特传记是英国学者亚当·瓦特（Adam Watt）写的《普鲁斯特评传》，原作出版于去年，今年就有译著问世，够快。普鲁斯特迷们不难发现，今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企鹅传记丛书中由爱德蒙·怀特 （Edmund White）撰写的《马塞尔·普鲁斯特》，该书不无争议；上海译文再版了徐和瑾先生翻译、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的《普鲁斯特传》，此书通俗晓畅，传与评兼得，是老派风格。如果算上昔年出版的法国第一部研究普鲁斯特的专著、莱昂·皮埃尔-甘 （Léon Pierre-Quint）的《普鲁斯特传》、热内·培德的《追忆逝水年华之前：普鲁斯特之夏》、阿兰·德波顿的《拥抱逝水年华》、克洛德·莫里亚克的 《普鲁斯特》，在中文版普鲁斯特传记这个领域，也算是小有可观。

不过，以上这些还全都是"小书"，迄今为止，两部权威之作——乔治·品特 （George D. Painter）的首部英文传记和让-伊夫·塔迪埃（Jean-Yves Tadié）的最厚法文传记——尚未译介，新近威廉姆·卡特（William C. Carter）专注于私人生活的《恋爱中的普鲁斯特》也未见踪影，至于学术研究需要的普鲁斯特笔记和《通信集》更是遥遥无期。最后这部"大书"由菲利普· 科尔布（Philip Kolb）编辑，陆续出版于1970-1993年，对于还原普鲁斯特的生平与交游功莫大焉，只是，它长达21卷，科尔布本人为这个浩大工程手写了4万张卡 片，未待集子出全就在1992年辞世。法郎士有名言："生命太短，普鲁斯特太长"，从学术的角度，亦是一语中的。

科尔布编辑的普鲁斯特书信集系列

普 鲁斯特一生没有留下日记和自传，因此，通信是解他的重要材料。幸运的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信写得很勤，即便不像今人写电子邮件那么勤，也相差无多。而普鲁 斯特作为"社交迷"、法国书信"祖奶奶"塞维尼夫人的崇拜者，信写得尤其勤。信如其人，普鲁斯特的信，敏感、机智、经常是迷人的，有时是气人的——他不停 道歉、解释、为解释而道歉、为道歉而进一步解释，唯恐失了礼数，啰嗦冗长，没完没了。

一封有关归还手杖的信，简单事情却啰嗦了一大段

1922 年普鲁斯特去世后，他的弟弟罗贝尔不仅替他出版了《追忆逝水年华》的后3卷，还在1930年至1936年间整理出版了他的6卷信件。随后，与普鲁斯特有通 信关系的人们以各种方式陆续出版或刊出了一批信件。目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尔布-普鲁斯特数据库收录了1100封信，但这远远不是全部。仅在2010 年，法国巴黎书信与手稿博物馆举行的"普鲁斯特：从逝水年华到韶光重现"展览，就展出了几十份从未发表的书信，对于研究者，无疑是座令人眼红的富矿。

2010年韶光重现展现场

书 信的收集有偶然性，搬迁、破产、火灾、虫蛀、水淹、遗忘、家人销毁、乃至朋友绝交，都有可能影响到书信资料的完整。比如《在盖尔芒特家那边》出版后，谢维 涅（Chévigné）伯爵夫人认为影射了自己，怒不可遏地斩断了与普鲁斯特长达二十五年的友谊，还焚烧了普鲁斯特的许多信件。又比如普鲁斯特的"精神继 承人"让·科克托，有个秘书莫里斯·萨克斯（Maurice Sachs），也是一个小文人，他竟然瞒着科克托卖了普鲁斯特的书信换钱。目前，相对完整的往来通信包括普鲁斯特与施特劳斯夫人（Mme Straus）、达尼埃尔·阿莱维（Daniel Halévy）、雷纳尔多·哈恩（Reynaldo Hahn）、吕西安·都德（Lucien Daudet）、加斯东·伽利马尔（Gaston Gallimard）、雅克·里维埃尔（Jacques Rivière）。这其中，施特劳斯夫人是普鲁斯特进入巴黎社交界的重要"引路人"；阿莱维是他中学时代的好友、后来的历史学家；伽利马尔和里维埃尔都是 出版界人士；而雷纳尔多·哈恩和吕西安·都德，则是普鲁斯特一度徘徊其间、难以抉择的同性伴侣。这些素材作为一手资料，对于深入了解普鲁斯特其人其作自是 大有助益。除此之外，大量的零散书信也可以令人从方方面面对普鲁斯特的世界惊鸿一瞥：有些是令人意外的，有些是让人感慨的；有些是视野宏大的，有些是鸡零 狗碎的。

普鲁斯特给哈恩的一封信

15 岁时，普鲁斯特向外祖母汇报每日餐单："今天早上，我吃了：一个水煮蛋，两片牛排，五个土豆，一只冷鸡小腿，一只冷鸡大腿，三份烤苹果。"真是年轻人的惊 人食量。31岁时，他向母亲汇报一日饮食："两块菲力牛排，我吃得一点不剩；一整盘炸土豆；格鲁耶尔奶油干酪；两个羊角面包。"而他的晚年，为了写作靠咖 啡因和药物维持，除了一点羊角面包几乎不再进食，形销骨立到只有90斤重。虽然是两条细微的小材料，放到整个人生里看，亦能发人感慨。

17 岁时，普鲁斯特给祖父写信紧急索要13法郎。原因是，父亲想干预他的同性恋倾向，给了他10法郎，让他去妓院体验一下异性间的性爱。可惜普鲁斯特过于紧 张，打碎了妓院的一只价值3法郎的夜壶，既没有了激情,又白白花销了钱财，还欠了妓院3法郎的债。普鲁斯特希望祖父给他钱，还掉欠款，并把没有完成的事情 再做一遍，他不无幽默地写道："我可不敢这么快就向爸爸要钱，而且我期待您能够帮助我，如您所知道的，这件事不只是偶然的、也是唯一的，在一个人的一生 里，一个人太沮丧了以致于不能拧紧螺旋的事情，不可能发生第二遍。"如此尴尬事，解释得如此直白又幽默，不免让人对普鲁斯特性格的复杂性刮目相看。

"给我亲爱的小祖父"，那封有关妓院经历的信

38 岁时，普鲁斯特给自家厨娘塞琳娜·科坦写了一张感谢便签："塞琳娜，我向您致以诚挚的赞美，感谢您那道出色的红酒炖牛肉。在我今晚的工作中，我希望能取得 如您一般的成果。我希望我的文笔如您做的肉冻一样干净、坚定；我的思想如您做的胡萝卜一样美好，如您做的肉一样又营养又新鲜。在期待自己的工作能够成功的 同时，我祝贺您已经获得了您的成功。"普鲁斯特对底层成员一贯慷慨大方，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是言及他对他们的赞美和尊重，则是人们所不熟悉的。

43 岁，同性情人阿格斯蒂内利驾机在海上坠毁，普鲁斯特痛不欲生。特别是，阿格斯蒂内利死时怀揣大量现钞，是普鲁斯特给的，他在飞行学校登记时还隐去真名，组 合了普鲁斯特小说中两个人物的名字：马塞尔·斯万，这让普鲁斯特尤其难过，深悔是自己的经济支持让情人如此下场。一生中，普鲁斯特也算阅人无数，唯有与阿 格斯蒂内利一波三折，热恋、争吵、负气、出走、跟踪、追悔，一样不缺。数月后，在给哈恩的信里，普鲁斯特坦诚地说："我真正地爱过阿尔弗雷德。说我爱过他 还不够，我仰慕他。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过去时。我依然爱着他。" 在普鲁斯特的全部书信中，这封最为重要，从此专家们在《追忆逝水年华》里重要人物阿尔贝蒂娜身上，频频解读出阿格斯蒂内利这个原型。

最重要的一封，普鲁斯特向哈恩承认，他对阿尔斯蒂内利的一往情深

少见的阿格斯蒂内利照片

也 是那一年，普鲁斯特已经处在隐居著述状态，有一天，他在睡衣外罩上皮衣，于午夜时分来到街上，在巴黎圣母院圣安娜大门伫立整整两个小时，冒着感冒的风险只 为了落实小说中的细节。第二天早晨，他给毕生好友施特劳斯夫人写信说：在这座大门前，"八百年来聚集了一批魅力无穷的人类，远远超过我们与之交往的那群 人。"都说普鲁斯特是个"势利者"，恐怕要看到深处，才会体会他对他"与之交往的那群人"的挪揄和讽刺。

一般规律，造神只需很少的文字， 越少越有神秘性与权威性；造人则需很多的文字，越多越血肉丰满、骨肉停匀。洋洋大观的普鲁斯特书信虽然如他的小说一样，勾勒出事无巨细的细密画，但是从另 一方面来看，如实出版这些书信也是一桩风险颇大的事情，不仅是因为普鲁斯特从未想过自己的书信会公开出版，也是因为一般读者知道得越多、崇敬之心越弱。

1930 年，弟弟罗贝尔出版了普鲁斯特书信选集第一卷，不仅无助于营造他的不朽，反而使他的名声颇受损害，因为其中包含了他写给罗贝尔·德·孟德斯鸠 （Robert de Montesquiou，1855-1921）伯爵的信件，普鲁斯特在信中表现出来的"媚态"，令普鲁斯特迷们不解并且恼火。譬如1893年夏天，孟德斯 鸠将自己的诗集赠给普鲁斯特，普鲁斯特在致谢信中不无攀附地将孟德斯鸠比喻为"一片繁星的天空"，而他自己则是"一条地上的蚯蚓。"——可以想象，在后世 看来，这种表述无疑坐实了普鲁斯特"贵人迷"的恶评。

罗贝尔·德·孟德斯鸠伯爵

客 观而言，往来通信也只能说明部分史实，通信本身的语境、书信的上下文、写作者的心态与情绪、写信人与收信人的权力关系、是秉笔直书还是琵琶别抱，都需要全 盘考虑。从史料的意义看，仅靠通信是不够的，必然要辅以其他材料，才能完成相对圆满的解释。正是因此，塔迪埃的900页权威传记不仅包括信件资料，也有对 普鲁斯特友人的采访，比如让·科克托和保罗·莫朗，而数部回忆录——普鲁斯特的忠实女管家塞莱斯特·阿尔巴雷（Celeste Albaret）的《普鲁斯特先生》，朋友热内·培德的《普鲁斯特之夏》，画家友人布朗什（Jacques-Émile Blanche）的《我的模特》，甚至玛尔塔·比贝斯科（Marthe Bibesco）比较偏执的《普鲁斯特的奥里亚娜》——也都是绝佳的参考资料。从这个角度看，普鲁斯特对上流社会的逢迎，也当放置到更为宽广的语境中去还 原。

马塞尔·普鲁斯特："贵人迷"？（二）

malingcat 2014-12-14 10:52:52

法国画家Jean Béraud笔下的私人音乐会

按 照历史的走向，贵族阶级的没落是必然趋势，可是贵族阶级用门第、血统、品位、身体和其他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勉力维护自己的地位，构建出一整套社会差别 -歧视体系。相对于祖传的蓝血贵族，觊觎爵位的被贬为"贵人迷"；相对于富豪世家，新富们被称作"暴发户"；相对于名声卓著的文化人，新晋的小文人只好敬 陪末座；相对于时尚优雅的俊男靓女，病怏怏的人只能自惭形秽。总之，在上的贬抑在下的，在下的攀附在上的；假的试图伪装成真的，真的变换着法子防范假的。 被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同样嘲讽的势利者们，是孜孜以求的野心家、模仿者和僭越者，他们梦想着攀附上等阶级，分享那个阶级所固有的优越感和特权，而只要目的 达到，转眼就会傲视自己原属的阶级。或者，只有极少数人，如后半生的普鲁斯特，如梦方醒，意识到整套社会区隔机制中的虚假和恶意。

普鲁斯 特出身于医生家庭，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drien Proust, 1834-1903）是当时最富盛名的医学教授和执业医师之一，著作等身，曾任法国公共卫生总监，获得荣誉骑士勋章，与法国总统也有私交。从社会地位上 看，属于上升的资产阶级。而在传统势力依然顽固的巴黎社交界，蓝血老贵族和拿破仑时代制造出的"帝国贵族"皆看不起资产者和"职业人士"；普鲁斯特的母系 又是犹太人，主宰着财富命脉的犹太族裔在民间激起的是隐隐的排犹情绪，因此，普鲁斯特的出身多少有些"微妙"，不能算是"最上流"、只能算是"半上流"。 普鲁斯特研究专家塔迪埃认为，普鲁斯特在四个层面上属于少数群体：犹太人、同性恋、小文人、病人。每次他走进室内，都会引起人们的窃窃私语。从这个角度 看，普鲁斯特对上流社会的向往，既是对社会压力的一种反弹，也是对社会区隔的一种认可，表面上看是场喜剧，内核中是场悲剧。

蒂索画的赛马会俱乐部，一流精英，最右是俱乐部唯一的犹太人哈斯

权势世界，画中的大人物们

传 记作者爱德蒙·怀特指出，正如普鲁斯特的作品所表现的，他在年轻天真的时候，贵族的头衔对他而言就是与生活攸关的事情，是呼吸，是行走，是中世纪传奇的现 代翻版。法国文化传统，贵妇人的裙角向来是小野心家们要竭力攀附的，巴黎等级分明的沙龙既是名利场，也是青年的晋身之阶。在《追忆逝水年华》里，马塞尔对 世袭贵族"盖尔芒特家那边"的心驰神往，不放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殊难解释。普鲁斯特本人的无边勇气，不放在这样的具体语境中也无法理解。

Jean Béraud画笔下的巴黎舞会

一 生之中，除了家庭圈，普鲁斯特的社会交往按照成长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四组，一是他少年时代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花园里与之嬉戏的女孩子们。二是他的中学同学以及 同学们将他带入的社交圈，在这个圈子里，他发展了自己的好友、同性恋人、文学同人，也为自己的小说准备了诸多原型。三是他三十余岁后交往的一小群贵族，他 们的地位皆远高于他，但是史料较少，内情较不为人所知。四是他闭门写作直至辞世的岁月里所交往的下层社会人物，女管家、佣人、门房、侍者、男妓，还有以司 机、秘书等身份出现的同性恋人，包括他一生的最爱、阿尔弗雷德·阿格斯蒂内利（Alfred Agostinelli）。目前最热门的研究集中在第四个圈子，卡特等人对普鲁斯特的私生活津津乐道。而从理解《追忆逝水年华》的角度，还是第二个最为重 要。不仅如此，第二个圈子的史料也最详实，除了往来书信、他人的回忆录，还有普鲁斯特以笔名在《费加罗报》等报刊上撰写的社交专栏，以及他撰写的系列回忆 文章《巴黎的沙龙》。

中学时代，普鲁斯特就读的是名校孔多塞，同学中间不乏权贵人物的后代，依靠同学关系，他敲开了一些"半上流"沙龙的 大门。16岁左右，普鲁斯特开始钟情于同学雅克·比才（Jacques Bizet），雅克的父亲是著名作曲家、歌剧《卡门》的作者，已经逝世多年；雅克的母亲热奈维耶芙·阿莱维（Geneviève Halévy）是犹太裔音乐家的后代，爱好文艺。她居孀十年后，于1886年再嫁给律师埃米尔·施特劳斯（Emile Straus）。律师为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服务，自己也钱囊充实，还拥有丰富的艺术收藏，包括大量的莫奈画作。施特劳斯夫人有了财力支持，开办了颇 负盛名的文艺沙龙。《通信集》中保留下来的数封信件，说明普鲁斯特多次或宛转或直接地向雅克"示爱"，尽管雅克没有满足普鲁斯特的愿望，他还是把普鲁斯特 领回家、介绍给自己的母亲，也是因此，普鲁斯特得以踏入施特劳斯夫人新开不久的沙龙。

Jean Béraud画笔下的孔多塞中学

被严重美化的油画中的施特劳斯夫人

施特劳斯夫人本尊

当 此际，普鲁斯特16岁，施特劳斯夫人44岁。普鲁斯特按照自己对传统贵族社会的理解，扮演着古老骑士习俗里的"小侍从"，象征性地向施特劳斯夫人求爱、献 花、写信，言谈得体，进退如仪。当第三共和国的达官显贵来拜访施特劳斯夫人时，总会在夫人身边一只硕大的长毛绒软垫上发现这个宠物一般的"宠儿"。而施特 劳斯夫人也尽责地扮演着普鲁斯特文学上的缪斯和社交上的向导。在施特劳斯夫人的提携下，普鲁斯特结识了众多文艺人士和社会名流，比如大商人、著名丹第、顶 级赛马俱乐部里唯一的犹太人夏尔·阿斯（Charles Haas），该人便是《追忆逝水年华》里夏尔·斯万的原型之一。1908年，施特劳斯夫人送给普鲁斯特一份小礼物：五个小小的记事本，正是在这批本子上， 普鲁斯特开始写下一些片段，是为未来巨著的草稿。一生之中，普鲁斯特与施特劳斯夫人的通信最为持久，无论是艺术计划还是爱情生活，往往是和盘托出。

犹太富商哈斯，小说中斯万的原型

施 特劳斯夫人有个娘家侄子达尼埃尔·阿莱维（Daniel Halévy），自小与雅克·比才一起长大，同样就读于孔多塞中学，同样是普鲁斯特的同学。普鲁斯特不仅向雅克传达爱意，也向达尼埃尔发起了攻势，同样遭 到拒绝。达尼埃尔眼中的普鲁斯特，"一双大大的东方式眼睛，宽大的白色衣领和飞舞的领带，就像茫然慌乱又令人不安的天使长。"虽然屡遭同窗嘲笑，普鲁斯特 还是与他们合作，创办了一系列文学杂志，直到1892年大学时代还共同创办了《欢宴》。这批同学中的灵魂人物达尼埃尔，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 家，写有尼采和米什莱的传记；罗贝尔·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后来的历史学者，《费加罗报》撰稿人；罗贝尔·德·弗莱（Robert de Flers），后来的多产戏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费尔南·格雷格（Fernand Gregh），后来的诗人与评论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同学少年都不贱"，在等级社会中，精英的培养从少时开始，此时建立的人际圈子也维系终身。

中学合影

大 约在1889年夏天，普鲁斯特进入了阿尔芒·卡亚维（Madame Arman de Caillavet）夫人的沙龙。卡亚维夫人出身于富裕的犹太银行家家庭，会四种语言，美貌而机智。此前一年，她成为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 （Anatole France）的情人，并在私家联排庭院里开办了一个以法郎士为中心的文艺沙龙，在鼎盛时期，每周日的宴会上出席的客人多达百位，既有政治家和外交家，也 有诗人、画家和演员们。普鲁斯特对法郎士仰慕已久，见面后却大失所望，想象中的作家是一位"白发苍苍的温柔歌手"，真人却有"像蜗牛壳"的鼻子、黑色山羊 胡子、说话还有点口吃。可能是卡亚维夫人游说之功，法郎士为普鲁斯特1896年出版的处女文集《欢乐与时日》写了序；作为回报，普鲁斯特在小说中为法郎士 留了位子：作家贝戈特。

卡亚维夫人

法郎士在书房中

普鲁斯特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欢乐与时日》

普 鲁斯特与卡亚维夫人的独子加斯东·德·卡亚维（Gaston de Caillavet）更为亲密。加斯东比普鲁斯特年长一岁，对他呵护有加、情谊深长。1889-1890年，普鲁斯特服兵役时，每星期日来加斯东家度周 末，晚上回奥尔良军营时，加斯东都要亲自送到火车站，有时用马车直接送到奥尔良。兵役结束后，普鲁斯特一度喜欢与卡亚维一家在网球场相聚。由于身体虚弱， 他不能打球，只负责点心供应，是场外树荫下夫人小姐群中大受欢迎的人物。

加斯东·卡亚维

服役时的普鲁斯特

现 在流传下来的一张著名照片摄于1892年的网球场，普鲁斯特双膝跪地，以一只网球拍充当吉他，向凳子上站立的小姐"献唱情歌"。那位小姐是让娜·布盖 （Jeanne-Maurice Pouquet），普鲁斯特童年时代的玩伴之一。每天下午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花园里活跃的女孩儿们，合在一起就是《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吉尔贝特"。多年以 后，她们"变成"了拉齐维尔王妃、孔塔德伯爵夫人、克罗兹夫人和加斯东·德·卡亚维夫人——1893年4月，加斯东娶了让娜·布盖，婚礼上普鲁斯特充当伴 郎。普鲁斯特虽然是同性恋，却总是装作对贵妇很有兴趣的样子，他对让娜就是如此。这一段时间里，他总是索要让娜的照片，以致加斯东动了气、起了疑。

那张"浪漫"的网球场照片

依 靠施特劳斯夫人和卡亚维夫人的"台阶"，1892年，普鲁斯特得以结识玛蒂尔德公主（La Princesses Mathilde, 1820-1904），并进入更为高级的帝国沙龙。玛蒂尔德公主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女、拿破仑三世的堂妹，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主持的沙龙极富威望， 座上客曾经包括戈蒂耶、福楼拜、罗西尼、圣勃夫、梅里美、大小仲马、龚古尔兄弟等人，有"艺术圣母"之名。普鲁斯特觐见的这一年，大部分座上客都已仙逝， 公主也是个垂垂老矣的妇人，按照老派规矩，她送给普鲁斯特一块她裙子上的绸料，他可以去做成一条领带。就像在其他的沙龙一样，普鲁斯特迅速成为公主的宠 儿，有资格陪着公主定做衣服、访朋会友。公主念念不忘法国大革命，因为"帝国贵族"的统序正是靠此奠定，但是在世纪末，豪奢虽在——按照公主宴客的场景， 普鲁斯特写了盖尔芒特王妃和帕尔玛公主的晚会，内里的精神支柱却日渐贫乏，时过境迁了。

马蒂尔德公主的客厅，沙龙所在地

相 比之下，另一个不那么拘礼的、生机勃勃的沙龙更能吸引年轻的普鲁斯特，这就是女画家玛德莱娜·勒梅尔（Madeleine Lemaire, 1845-1928）的沙龙，她是小说中维尔迪兰夫人的原型之一。勒梅尔夫人拥有"丁香的庭院和玫瑰的画室"，她是花卉和风俗画家，尤以画玫瑰见长，被誉 为"玫瑰皇后"。她的沙龙就是她的画室，庭院里鲜花满布，画室内玫瑰绚烂，不仅玛蒂尔德公主会纡尊降贵前去拜访，威尔士王妃、德国大公、比利时王后和瑞典 国王来巴黎时，也会顺访一下，因此带给她空前的名气。勒梅尔夫人的沙龙以音乐和舞蹈见长，明星汇聚。每年五月，她组织的星期二晚会十分著名，邻近的四条街 道都为之雍塞，不断拥入的王子、公主、王妃、公爵夫人、伯爵夫人、男爵夫人、大使、将军、财阀们，使预备的椅子远远不够用，连楼梯上都坐满了人，古斯塔 夫·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在别的沙龙里都是前排就坐的，现在为了看一眼钢琴家哈恩的演奏，都必须要爬上一条板凳。正是在这里，普鲁斯特第一次听到圣桑的奏鸣 曲，也就是《追忆逝水年华》里"凡德伊奏鸣曲"的原型。自然，更为重要的是，1893年4月，普鲁斯特终于在这里结识了孟德斯鸠伯爵。

勒梅尔夫人

勒梅尔夫人的度假别墅，普鲁斯特和哈恩曾在这里小住

勒梅尔夫人的画作

勒梅尔夫人画笔下的沙龙场景

巴黎奥赛美术馆，前为孟德斯鸠雕像，后为普鲁斯特肖像 马塞尔·普鲁斯特："贵人迷"？（三） malingcat 2014-12-14 13:36:05 蒂索画笔下的沙龙音乐会场景 罗 贝尔·孟德斯鸠家世显赫，祖先是《三个火枪手》中达达尼昂的原型，他本人是巴黎社交界的"教皇"，也是秉承唯美主义、注重自身形象的丹第（dandy）一 族的"领袖"。他自命不凡、矫揉造作，声音像正在变嗓的少年，时常变得尖利；手势等身体语言也十分与众不同，比如为了掩饰他又黑又小的牙齿，他总是在大笑 时以手掩口、并以手指轻拍嘴唇。 画家博迪尼笔下的孟德斯鸠，1897年，穿着他酷爱的"灰色" 孟德斯鸠伯爵在拗造型 可 是，公正地说，孟德斯鸠品味出色，他不仅左右着时尚潮流，也深刻影响着文艺趣味。是他推广了加勒和拉利克（Galle and Lalique）的玻璃工艺美术，资助了加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Diaghilev's Ballets Russes），捧红了美国画家詹姆斯·惠斯勒（James Whistler），为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保罗-凯萨·埃勒（Paul-Cesar Helleu）等现代主义画家打通成功之路，若是没有他的捧场，后来大名鼎鼎的前卫俱乐部"屋顶上的牛"可能也不会那么牛气冲天。 为加吉列夫芭蕾舞团工作的，还有斯特拉文斯基、毕加索和夏奈尔。 在 1890年代，孟德斯鸠在巴黎社交圈呼风唤雨，他租下位于凡尔赛的宫殿式夏季别墅，时常举办路易十四风格的豪华派对。在他看来，派对的目的就是一群人反对 另一群人，所以请谁来不请谁来大有讲究，以恭维还是羞辱的态度对待哪些人尤其讲究，他自如而且残酷地组织着社交游戏，并在其中划分等级、实施社会区隔。偏 巧上流社会和准上流社会爱死了这种勾当，半个巴黎都对他的请柬趋之若鹜。 孟德斯鸠的沙龙内景 普 鲁斯特对孟德斯鸠极尽巴结、曲意奉承，他不仅把自己比为"蚯蚓"、把对方比作"天空"，还夸奖对方"您不仅是流逝事物的、更是永恒事物的主宰"，说对方的 灵魂"是座稀有精美的花园"，写信署名为"您寒微的、热情的、完全被迷住的马塞尔·普鲁斯特"。1894年，普鲁斯特难掩激动地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 章，描述了孟德斯鸠在凡尔赛举行的盛大"文艺聚会"，一一列举了到场的上百位嘉宾的姓名，非富即贵。普鲁斯特在姓名排序上严格尊重隐形规则，显赫程度为 重，与孟德斯鸠的关系亲疏为据，最重要的贵妇人要多花些笔墨描述衣装，文艺界人士则统统靠后，勒梅尔夫人也只能出现在名单最后的四分之一处。排在第一位的 是孟德斯鸠的表妹格雷菲勒伯爵夫人（Countess Greffulhe），她贵为"巴黎沙龙的女王"，仪态万方、风华绝代，普鲁斯特一见惊为天人。这一次，普鲁斯特详细报道："她的礼服由粉色丁香图案的丝 绸制成，装饰着兰花，覆以同样色调的丝绸薄纱；她的帽子也饰以兰花，并围绕以丁香颜色的网纱。" 格雷菲勒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未嫁时 友 人指出，"普鲁斯特长于奉承，就像寓言中的那只狐狸，而孟德斯鸠张开大嘴，掉出了嘴里的猎物。"孟德斯鸠的确帮助普鲁斯特获得更上流社会的邀请，格雷菲勒 伯爵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夫人的婚姻不算幸福，丈夫在外寻花问柳，她则永远在家吃晚饭（只有一次英国国王的宴会例外）。但是，她的晚宴是巴黎最顶级的社交场 合，冠盖云集，礼仪俨然，非常正统，不像勒梅尔夫人的沙龙那么"随便"。与孟德斯鸠一样，她也是现代风格的推行者，德彪西、瓦格纳、斯特拉文斯基人等都受 到她的扶植。1896年她在舞会上穿过的一条长裙迄今陈列在巴黎历史博物馆里，见证着她的优雅品味。于此，普鲁斯特终于找到了心目中的"盖尔芒特公爵夫 人"。 格雷菲勒伯爵夫人 1896年夫人在舞会上穿过的长裙，目前被巴黎历史博物馆收藏 孟 德斯鸠还向普鲁斯特介绍了另一个表妹、安娜·比贝斯科-布朗谷文（Anna Bibesco de Brancovan）公主，她的父亲是罗马尼亚亲王，母亲是希腊钢琴家。1897年，安娜嫁给诺阿耶公爵之子，成为安娜·德·诺阿耶（Anna de Noailles）伯爵夫人。安娜非常有文学才华，一生有大量诗集行世，是获得法国三级荣誉勋位的第一位妇女，也是比利时皇家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安娜结 识普鲁斯特时只有16岁，二人发展了终身友谊，她既是普鲁斯特组织的聚会的常客，也是普鲁斯特的坚定支持者。依靠在新闻出版界的广阔人脉，安娜在普鲁斯特 的出版事务上帮助颇多。附带一句，后来普鲁斯特的卧室全贴上软木也是安娜的建议。 安娜·诺阿耶伯爵夫人 贵 族的世界攀藤牵蔓，当普鲁斯特终于迈进这扇大门，迅即结识了一批上层社会人士，包括安娜的堂兄、罗曼尼亚亲王安托万·比贝斯科（Antoine de Bibesco）；格雷菲勒伯爵夫人的女婿阿尔芒·德·格拉蒙·吉什公爵（Armand de Gramont, duc de Guiche）；他们的朋友贝特朗·德·费纳隆（Betrand de Fenelon）子爵；路易·德·阿尔布非哈公爵（Louis d' Albufera）；加布里埃尔·德·拉罗什富科（Gabriel de La Rochefoucauld）伯爵。普鲁斯特与他们发展出一套暗语，分享一些秘密，也时而一起出门旅行，他们大约合成了小说中的青年贵族圣卢。 比贝斯科亲王及亲王夫人，普鲁斯特是他们孩子的教父 阿尔布非哈公爵 吉什公爵 费纳隆子爵 拉罗什富科伯爵 比贝斯科亲王的堂妹玛尔塔·比贝斯科，作家，写有普鲁斯特小传 苏佐公主，经常在利兹饭店宴请宾客，普鲁斯特晚年的朋友 社 会阶梯攀爬至此，普鲁斯特已经到了最高处。而从心态上说，他应该有自知之明，他只是这个顶层社会的"旁观者"，从一切方面不可能与那些青年贵族平起平坐。 据说，普鲁斯特在孟德斯鸠的庇护下初入社交界时，曾有一个小记事本，每当他在沙龙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人，便在这个本子上秘密地记录下他们的家世谱系和性格特 征。与此同调，在小说中，当主人公马塞尔终于成了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房客与沙龙宾客、从此跻身于最上流最高贵的小圈子后，他是不够踊跃的丹第、不太炫耀的 食利者、无足轻重而文质彬彬的沙龙人士。家境富裕使他免于生计之虑，健康和性情的缘故又使他对名利看得淡泊，正是因此，除了自己的爱情生活，他以旁观者身 份生活在与他人的纠葛里，其中的莫大乐趣就是对上层社会真实面目的"发现"。正是这种"反转"，使得普鲁斯特的小说发表后，引起不少朋友的反对，不过更多 人一言不发，以"印证"普鲁斯特所说的："书里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不存在绝对的原型人物。" 旁观者普鲁斯特 普 鲁斯特与孟德斯鸠的关系有其复杂性。瓦特等学者认为，1893至1894年间二人曾经"擦出火花"，但是因性情不合，数月后只发展了类似于师生之谊的部 分。当普鲁斯特与钢琴新秀莱昂·德拉福斯（Léon Delafosse）要好时，希望孟德斯鸠予以提携，孟德斯鸠做到了，德拉福斯的声望箭一般蹿升，不过随即孟德斯鸠要独占这位"天使"，普鲁斯特只好把感 情转向另一个作曲家、雷纳尔多·哈恩。普鲁斯特一方面继续吹捧孟德斯鸠，组织他的作品朗诵会，发表《美的教授》；另一方面，他也常在公众场合模仿孟德斯鸠 大笑、顿足、说话的样子，以博大家一笑，还声称要写一篇《论孟德斯鸠先生之简单》，时间久了，孟德斯鸠也有所耳闻，二人关系渐渐疏远。当《索多玛和蛾摩 拉》一卷出版后，众人都从书中辨识出孟德斯鸠就是书中夏吕斯男爵的原型，兼有丹第和同性恋的特征。孟德斯鸠聪明地拒不"对号入座"，他只向一位友人表示， 普鲁斯特的作品出版令他一蹶不振，卧病在床。他不无自嘲地询问另一位夫人，自己是否从此应该更名"孟德-鲁斯特"？ 萨金特画的德拉福斯，1897年。 雷纳尔多·哈恩 1910年，普鲁斯特在施特劳斯夫人的沙龙里结识了文坛新秀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科克托被视为孟德斯鸠和普鲁斯特的天然继承人，也与二人发展了交往。 青年时代的科克托 画家布朗什画的青年科克托 普 鲁斯特小说中的奥克塔夫有科克托的影子：聪明绝顶、不择手段、沽名钓誉、一心向上爬的年轻人。尽管在小说结尾普鲁斯特借助叙述者之口补充说，奥克塔夫后来 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给当代艺术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绝不亚于俄罗斯芭蕾舞团，但科克托还是对此耿耿于怀。私底下，科克托认为所有的人物原型都可以 轻松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辨认出自己。在一篇回忆文章里，科克托写道："普鲁斯特毫不犹豫地评价上流社会的人士，称他们很愚蠢。他认为他们愚蠢而自命优越， 这恰恰是自命风雅的定义。"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科克托说对了，也许在起步之时，普鲁斯特是一个"贵人迷"，但是抵达终点的时候，他成了那个社会最敏锐的观 察家和讽刺者。 沙龙时代已成传说 参考阅读： 亚当·瓦特：《普鲁斯特评传》，辛苒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 爱德蒙·怀特：《马塞尔·普鲁斯特》，魏柯玲译，三联书店2014年。 安德烈·莫洛亚：《普鲁斯特传》，徐和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莱昂·皮埃尔-甘：《普鲁斯特传》，蒋一民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 Jean-Yves Tadie, Marcel Proust: A Life. Penguin, 2001. William C. Carter, Proust in Lov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网上普鲁斯特书信数据库： http://www.library.illinois.edu/kolbp/proust/corr.html 本人整理的普鲁斯特亲友圈照片：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137668344/ 本文用的较多的法国画家Jean Beraud有关巴黎美好年代的画册：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149362164/ 这个豆列在此：http://www.douban.com/doulist/36387533/?sort=seq&start=0#item183268240 本文发表于2014年12月号书城，题目和内文略有不同，此版图片多得多，请勿转载。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