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历史学终于完全摆脱了其教化世道人心的"载道"功用，华美的修辞与激动人心的叙事彻底变成了文学的志业。
史学逐步科学化，众多古迹古物的发掘、语言比勘方法的成熟、大量文书档案的利用、专业杂志与学科的成形，使得它戴上了人文学科的冠冕。
这是历史学的世纪。不仅西方如此，清人考据学的义旨竟不可思议地与泰西现代科学精神不谋而合，东西辉映，交相成趣。
然而二十世纪风气大变，社会科学浸入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在西方，社会经济史抢下了政治史头上的王冠。二十四史成了帝王将相的家谱，民族国家再也不是不证自明的史学研究基本单元。从费弗尔、布洛克，布罗代尔到勒高夫、勒华拉杜里，三代年鉴学派史学大师与伟大的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史学彻底改变了历史学的基本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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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年鉴学派大师：吕西安·费弗尔、费尔南·布罗代尔、雅克· |
而学分四部，派执汉宋的中国传统学术，也亦步亦趋地开始了从食货之学到社会经济史的转型。陶希圣导其先路，傅衣凌、梁方仲、全汉昇鼎足而三，硕果累累。时下影响巨大的"华南"与"加州"学派承袭其法，另辟新境，已成显学之势。甚至曾经盛极一时的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关于明代东亚与南美白银贸易的"发现"，也几乎都是受到了全汉昇的启发而写就。
然而，博大、庞杂与琐碎的社会经济史门槛太高，久称难治。各种五花八门的图表、眼花缭乱的数据、包罗万象的研究对象和层出不穷的统计方法造就了一本又一本极为厚重的砖头，用来砸死人实在是比一页一页从头翻到尾容易得多。
▲令文科生感到头疼的图表。经济史的难点即在于，历史好的，一般数学不好；而数学好的，往往历史不好~
然而，博大、庞杂与琐碎的社会经济史门槛太高，久称难治。各种五花八门的图表、眼花缭乱的数据、包罗万象的研究对象和层出不穷的统计方法造就了一本又一本极为厚重的砖头，用来砸死人实在是比一页一页从头翻到尾容易得多。
伟大的美国历史学家亨宁说过，"历史从来不是科学，有时候，它是艺术，而它总是一门手艺。"
与投机取巧的后现代史学不同，或许形形色色的新文化史可以自我标榜他们的史学是如同吉本和蒙森一样的艺术，可是，所有艰深繁难的社会经济史都几乎和艺术丝毫搭不上边，全汉昇的史学，也从来都不是艺术。他一篇又一篇匠心独运，考证细密，新见叠出的专题论文为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如果没有极为深厚的功力，是很难读得懂的。
虽然他拥有太过于高超的技艺。全先生的研究，上迄秦汉，下至战前，纵横捭阖，几乎涵盖了中国全部历史时期，并几乎在每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都有创始性的重量作品。
所以，实在没有任何人比全汉昇更为了解整个中国历史社会经济制度与情状之嬗变，实在没有任何人比全汉昇更为适合带领我们走进中国社会经济史这座圣殿的大门，也实在没有任何人比全汉昇更有资格开设"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这门课程了。
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院时，北京各个高校学生尽皆蜂拥而至。为了聆听传说中的梵音天唱，甚至有不惜耗费数个小时，冒着被流氓抢匪打劫的风险者，只为一睹大师的仙风道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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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龙先生当年在新亚书院几乎同时记下了钱穆与全汉昇的授课笔记 |
叶龙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的数年间，完整记录了钱穆与全汉昇的授课内容，留下了这些极为宝贵课堂讲义，嘉惠学林。
这册薄薄的《中国社会经济通史》，集聚了全汉昇数年间授课的精华，叶龙先生带着我们穿越了半个世纪和半个大陆，带着我们回到了当年新亚书院的课堂上。而我们只需要一周的时间，就可以跟随叶龙先生的指引，上完全汉昇教授中国社会经济通史课程。
▲某网站满屏的公开课课程，和每个公开课几十个小时的时间。摸着摸着良心告诉我，刚上学的时候就准备全部看完的你，现在已经毕业了吧？看完了几个？哦，还没有毕业呀！加油~另，你拍着的是肚皮...
昔楚人已有买椟还珠之举，请勿使后人复讥后人也。
在全汉昇最重要的著述，台湾稻乡出版社《中国经济史研究》一书中，同为中研院院士、全氏的学生王业键先生挥挥洒洒，以一篇精彩绝伦的万字序言，全面、准确概述了全汉昇的足以名垂青史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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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业键：全汉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
全汉昇先生，广东顺德人，民国二十四年毕业於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潜心於中国经济史研究。民国三十八年以后，并先后於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讲授中国经济史。民国七十三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全先生治学，务实求真。半世纪以来专题著述甚多，上自魏晋以迄战前，绵廷壮阔，根基深厚。他的学术见解与成就，举世重视。本文拟将他在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贡献作一简略介绍，挂一漏万。读者如果希望作进一步了解。请参考后文附全先生著作目录。
一、唐宋帝国与运河
在中国经济史上，全先生对於唐宋时期的研究，贡献最著。《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尤为千古不刊之作。
在这本书里，他把运河的重要性，即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根据史实作生动的叙述与有条不紊的因果分析。
这一创作的学术价值，不仅在唐宋史研究上极为重要，即对於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亦有莫大贡献。中国自商周以来至秦汉，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广大地区多未开发。但是，从魏晋到随唐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南北二大区的相对生产力发生空前变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由於战乱频仍，胡人入侵，生产力大受破坏，汉人大规模南移。结果，北方经济衰退，南方不断开发。当中国再度统一（即隋唐时代），南方於是取代北方，一跃而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
其他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近代轮船兵舰发展以前，海洋实为天然屏障。中国边患，因此都在北方。历代都必须在北方沿边布重兵，以防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入侵。同时，为了便於了解边情，控制边郡守军，以收指臂之效，中央政府也仍设於北方之心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维持边境庞大驻军和首都的皇族及朝廷大小官员，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把南方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大量北运。然而，中国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沿海交通在轮船发展以前又多危险（风暴及海盗）而不可恃，於是有建设一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之必要。隋炀帝之开凿运河，主要原因在此。在这条运河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对於盛唐武功有无此贡献，以后这条运河能否畅顺，也和唐宋帝国国运息息相关。
唐初行府兵制，兵农合一，且中央政府机构还算简单，国都所在地的关中，粮食供需尚不致大相悬殊。可是到了七世纪后半的高宗时代，朝廷机构大为扩张，长安人口膨胀，同时府兵制又渐变为募兵制，军需民食大增，关中粮食供应便大成问题。原来隋炀帝修运河，自洛阳以达长江。从洛阳到长江一段，有三门险滩，尚末顾及。所以，唐初南方物资。可籍运河畅运洛阳，却难以大量输送至长安。高宗於是设洛阳为东都，此后直到玄宗前期，天子及从臣常於春夏之间东幸，甚或常驻洛阳，时人称玄宗为"逐粮天子"。玄宗后期，由於名臣裴耀卿和韦坚相继改善河道运输一一改直为分段运输、修陆路绕三门险滩、关中另开运河以达至长安一一成效大著。江准米粮及其他物资，可源源运至关中。最盛时年达四百万石。玄宗非但无须就食东都，而且可倾力向西北发展，大唐帝国声威远播，使开元、天宝年间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运河的浚修与维护大不如前，运河的交通又不时被地方兵将阻断，大大地失去了联系南方经济重心的作用，唐朝国势於是中衰。吐蕃、回纥相继侵凌。到末年各藩镇自擅兵赋，互相争夺，运河水道破坏，长安供应被切断，政府财政破产，李氏王朝便不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五代期间，没有一个帝王能控制运河沿线地区，他们的政权也无法长夕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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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的名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中关于京杭大运河的分 |
北宋建都开封，在黄河平原上，与辽及西夏对峙。就地理形势来说，无险可守。一旦有患，实防不胜防。然而，和长安或洛阳比较起来，开封有一大优点，对於宋太祖选择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从南方运到这里的粮食，每年多达六百万石。此外尚有其他货物，源源到达，支持北方军糈民食。北宋之能长多和北边及西北二大异族抗衡，运河一脉畅通，联系南方，贡献莫大。到了徽宗时侯，蔡京用事，政府用於购买粮食时的巨额准备消失，又改分段转运法为直运法，结果北运米粮减。钦宗时，汴京被金人围攻，运河上游又被盗贼破坏而溃决，河口浅阻，漕运不通，北宋军事上难以支持，终於崩溃。
此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宋金两国以准河为界，对立了一个世纪，以后分别为新兴的蒙古所灭。据全先生观察，宋金对峙，运河南北分属二个不同的政权，而且北段完全湮塞，失去了沟通南北经济大动脉的作用，使宋金二国国力变得分散而薄弱。另一方面，杭州居运河南端终点，和长江南岸的镇江相连。长江诸路财赋，可以经由镇江入运河而达杭州，源源供应。南宋所以恣偏安一隅，达一个世纪之久，运河的经济功能仍然是个重要因素。
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对於商业发展与都市化的研究。
首先，为探讨交通运输对都市发展的可能影响，他选择这个时期运河沿岸三个重要城市――扬州、开封、杭州一一做深入的观察。其中开封及杭州分别为北宋与南宋首都，由於政治及军事上的重要功能，加上运河交通便利，使他们很快地成为庞大的商业城市。这二个大都市有个共通的特点，即首都所在，有大量人口（官员、军人、学生、地主、游客……）能将首都以外的财力转移到这里，以供消费。因此，它们的购买力很大，能够吸收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货物到这里来销售。例如，开封所需粮食及工业品（丝织品、漆器、书籍、纸、笔、砚等），大都从东南的皖、苏、浙、闽、赣等地输入。药材和一部份丝织品，取给於四川。此外，木材取给於山西、陕西；盐来自山东、山西；铁器及陶器分别从河北，陕西输入；奢侈品如象牙、珍珠、香药之类来自海外；战马自西夏、于阗而来，这种消费性城市的扩张，促进国内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的便利，又加速都市的膨胀。
扬州的兴起，在经济史上更具重要性。唐宋以前，中国都市大都由於行政或军事功能而形成。从这个观点来看，开封和杭州在宋代的繁荣，仍不脱离传统，不过规模远较前代为大而已。扬州在唐代的繁荣及以后取代扬州而兴起的真州，却纯由其商业功能的发挥所致。在《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一文中，全先生阐述这个城市在唐代繁兴的重要原因，是由於它"位於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上，为南北交通要冲，实是全国货物最理想的集散地。"不但南方盐、茶、药材各货，即海外舶来品，也多集中於此，再经运河北运销售。商业发达，工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亦相应而生。除商业大都会的兴起外，他也发现宋代若干地方，或由於人口增加，由虚市演变为市镇。商业功能城镇的出现与增加，象徵著都市发展的新阶段。全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地起了带领作用。
其次，唐宋时代经济和往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方面的转变。中国在唐宋以前的国际贸易，多沿"丝绸之路"与中亚各国交易。唐宋以还，由於南方的开发，航海技术的改进，及阿刺伯商人在海上的活跃，中外贸易大都转移到东南沿海。唐宋时期，中国沿海国际贸易商阜相继勃兴。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在唐代和北宋，广州更居首位。全先生在《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一文中，对於了解当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广州在国内外贸易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番切实的考察。根据他的研究，宋代广州输入品多为珍珠、象牙、犀角、香药等奢侈品。这些货品大多来自南洋。输出品则多为工业制造品，如五金、布帛、瓷器、漆器。此外，铜钱输出很多，广泛流布海外，遍及日本、南洋、印度、非洲东岸，几成为国际货币。
宋代国际贸易的经营，阿刺伯商人最为活跃。但是，华商和中国官吏经营南洋贸易者也很多。无论外商或华商，他们也从事广州与国内各地间的贸易。例如，将进口外货及两广多余的米盐，运销各处。当时广州与国内交通路线，大致有二条：一条沿著现今粤汉铁路或附近北上，通长江西至四川，或经运河以达华北。另一条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城市。广州的繁荣是建立在转运贸易之上。这也是由於发挥商业功能而兴盛起来的城市。
二、货币经济
中国经济自先秦至两汉，金属货币的使用有逐渐推广的趋势。但是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期间，货币发展开倒车，实物货币盛行，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唐宋时代，金属货币再度流行，而且进入纸币阶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瑞典――还要早六个世纪。然而，自南宋末期经元代以至明初，由於政府对货币管理不善，发行漫无限制，自坏币信；明清两代又回复到金属货币阶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中国才完全废弃金属，采用纸币为通货。从早年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到现在，全先生一直对於货币与物价变动很感兴趣，他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实难企及。
民国30年底，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发表一篇长文《中古自然经济》。这篇论文，到现在仍然是研究魏晋以至唐朝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最重要著作。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三个问题，并从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经济何以在这个时期产生？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从汉末到隋初，前后有黄巾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侯景之乱……等，结果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交通困难。尤以北方为甚，严重影响商业的衰落。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币材—铜—的短缺。这又由於当时铜产大减及佛寺广铸铜像所致。铜的供给萎缩，铸币随之急遽减少。钱币缺乏，实物货币便自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实物货币的使用，普通到何种情度？他从交易、租税、地租、及工资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发现以实物（绢、帛、谷）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这种现象持续到何时才改观？据他的观察，一直到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前后，一方面由於商业的发展，一方面由於铸钱的增加，金属货币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的税制改革，将以徵收实物为主的租庸制度改为以徵收钱币为主的两税法，便是这种演变的明显标志。
他的《中古自然经济》的见解，在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何兹全便以为这个时期南北二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受战乱破坏，逆退到自然经济的境地。南方经济由於大量移民的迁入，反而逐渐开发与繁荣，货币经济乃居主导地位。彭信威认为，"这一个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是钱帛本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副。"这个时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战乱迭起，朝代更迭频仍，使用实物货币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无论南北，这个时期钱币缺少和紊乱，是明显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实物货币便相应出现。考察最近有关此一时期的一些著作，自然经济居优势之说，仍多为史家所接受。
中国货币的发展，宋代已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到元朝纸币成为唯一通货。然而，宋元时代实施纸币，最后都归失败。检查中国过去实行纸币失败的经验，全先生写了二篇重要论文――《宋末通货膨涨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及《元代的纸币》。据他的研究结果，不论南宋或元代，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过程，大致都经过了价值稳定、温和通货膨涨，及恶性通货膨涨三个阶段；而且纸币币值稳定与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辙。
两代初期发行纸币币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於发行数额有限，且有充分现准备。但是这种谨慎的发行政策，都因对外作战而无法维持。南宋在13世纪初屡与金人交战，金亡后又屡与蒙古为敌。军事支出庞大，税收不足，只好以通货膨涨手段来应付。元世祖统一中国后，仍不继征伐海外如日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资至巨，后来更加上诸王赏赐及佛事费用激增，财政匮乏，於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后尘，以通货膨胀政策弥补财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进逼，领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并起，加以天灾频仍，收入锐减，纸币现金准备完全耗费，发行额则急遽增加。结果，币值狂落，信用扫地，两代政权都在恶性通货膨胀狂潮中覆亡。经过这二次惨痛教训，中国币制在明清两代又退回到金属本位。
明代中叶以后及清代约四个世纪期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银铜复本位，即银两和铜钱兼充市场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银铜复本位的实施，必须以这种金属的充分供应为前提。全先生对明清两代货币之研究，就是著重探讨货币供给，以明了币制之发展。在这方面没有人做得比他多，也没有人的成就比他大。为探究白银和铜的来源，他接连发表了下面十二篇论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上贸易》、《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及《清代云南的铜矿工业》、《再论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这些著述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於明清币制形成的认识。
据全先生多年研究结果，明清时代银铜复本位之所以能相当顺利地运行，是由於银和铜这二种币材的供给大为增加的缘故。先就银的供给来说，国佞银矿产额对於货币用银的增加，自有贡献。其中最主要的银矿是云南银矿，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每年产量可能在三十余万至四十余万两。但是，当时银的主要来源是国外，而不是国内；美洲和日本的银产，尤为重要。自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和东方的新航路后，欧洲海上强权纷纷在美洲和亚洲掠夺殖民地。西班牙人首著先鞭，於十六世纪上半十六世纪上半征服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一带，又於1565年自墨西哥出发，占领了菲律宾，而成为一个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大帝国。他方面，从十三、四世纪开始，已有中国商船往来南洋各地，并有不少华人聚居菲岛。西班牙人占据菲岛后，中菲贸易大量展开。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也通过菲律宾而快速发展起来。当时菲岛生产落后，在那里统治的西人生活必需品（如粮食）以至军需用品，都要靠华侨商人供应。中国丝货更为菲岛及美洲西人所喜好。中国商品（特别是丝货）於是大量往菲岛输出，大部份丝货更以大帆船从菲岛输往美洲。为购买中国货物，西班牙人找不到适合的货物来交换。但是他们有一项产品，中国人都乐意於收受，那便是西属美洲出产的丰富白银。这样一来，随著中菲贸易的进展，每年都有大批白银从美洲经菲岛输入中国。据全先生观察，初时每年仅数十万银元，十六世纪末叶超越百万元，到了十九世纪增至二百万元以上，十八世纪每年更高达三、四百万元，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减至一百五十万元。他的估计从1517至1821年的二个半世纪期间，约有二万万银元自美洲经菲律宾流入中国。
其之，与西班牙人争雄海上的葡萄牙人於1557年占领澳门。葡人以澳门为据点，也积极开展中外贸易。他们向中国大量收购丝货、棉布、瓷器……等，分别往三个方向输出，以谋巨利。第一，往西运至葡人在印度的根据地果亚，一部份更转运至欧洲。第二，往北运至日本长崎。明末倭寇为患，中国政府禁止日本通商，葡人趁机充中日贸易媒介，以满足日人对中国货物的需求。第三，也往南运至菲律宾。结果，大量白银也不断地由这三个方向流入中国。十六、七世纪之交，日本为世界上仅次於美洲的盛产白银之地。据估计葡船当时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每年约值一百万两以上，稍后有时甚至高达二、三百万两。
十八世纪以至十九世纪早期，英、美、法、荷诸国也载运大量白银到中国，以购买丝、茶等产品。英西东印度公司输华白银数量更居魁首。十八世纪后半，广州一地每年输入白银达四、五百万银元之多。据摩尔斯估计，由1700至1830年期间，广州一地净输入白银约共四万万银元；再加上其他港口的输入，总数当在五万万元左右。
现在再看铜的供给情形。明代铜产不盛，铸钱远较前代为少（元朝除外）。十五世纪纸币停止流通后，用银多於铜钱。有清一代，不但白银日多，铜钱流通数量亦大为扩张。清初铸钱用铜，多从日本进口，称为洋铜。从十八世纪早期开始，清政府积极发展国内铜矿，云南铜矿产量扶摇直上。雍正朝前期，每年产量从一百万斤增至四百万斤。从乾隆五年到嘉庆十六年，年产大多维持在一千万斤以上。铜产丰富，足以满足全国铸钱的需要。十八世纪到十九世期早期，铜钱流通额持续大量增加，白银流通额并驾齐驱。银铜复本位制，可说已发展至成熟境地。
三、物价史研究
关於中国物价史的研究，全先生更属开路先锋。研究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物价，非常困难。首先是材料缺乏，无论是官书、地方志、或私人著述，记录零碎而又多不明确。原始材料如商店帐簿、土地买卖契劵、收租簿、官方报告，保存无多。其次，中国过去币制和度量衡不统一，斗的大小、秤的轻重、尺的长短、地亩的宽狭，因地因时而异。银两和铜钱的成色及重量，也各地互异，且有公铸私铸之别。因此，即使千辛万苦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然难以作时间上或地区间的比较。在重重困难之下，全先生多年来日以继夜地搜求整理，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今天我们对於民国以前约一千三百年间的物价变动，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不能不归功於他。
全先生对於清代物价研究，用力最勤。他对於这个时期物价史的贡献，我以为比他在唐宋物价研究上的贡献还大。他研究清代物价的著作包括后列数种：《清中叶的米粮市场与贸易》、《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清雍正年间的米价》、《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变动趋势》、《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的变动趋势》及《清康熙年间江南及附近地区米价》。他的粮价研究，对於增进清代经济之了解有二大贡献：第一，他发现从十七世纪末直到十八世纪终了，粮食和其他物价有长期上升的趋势，而且这种上升趋势和当时美洲白银的大量进口有莫大关系。如前所述，明清时代，白银已成为中国主要货币之一。但是，中国国内银产不丰富，白银的来源主要在国外，尤其是美洲。当时西方人到东方殖民贸易者日多，对中国丝、茶等产品需求很大，於是随著中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银流入中国。白银进口越多，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也愈多，结果造成长期物价上升的趋势。
有一点值得指出，即十八世纪的中国经济空前扩张。人口约从二亿上升至三亿左右，耕地从七亿五千万亩增加到十亿至十一亿亩。其次，国际贸易大社发展，国内各地区间贸易也显著增加。再次，若干专业的工商市镇纷纷出现。
生产与所得增加，市场交易数额扩大，对於货币的需求也必相应增大。在这种情形下，白银流通额增加，末必会造成物价的上涨。
不过，十八世纪在中国流通的货币不只白银一种。金属货币还有铜钱，而且铜钱铸造和流通额也大量膨涨。还有，到十八世纪后半，由於商业发展的需要，市场上私票（钱票及银票）流行。这些私票，系由银钱业或商号发行，大多无十足准备。一元现金准备发行数元私票额，是通常的事。这样一来，私票俨然而为货币一新部门，和白银、铜钱鼎足而立。它们不但大大增加货币流通量，而且促成流通速度的增加。所以，我以为十八世纪的物价长期上升，是这三种货币同时大量扩充所造成。
他在清代物价研究上第二个重大贡献，是他对於各地区间粮价水准的差异和各地间经济交流的考察。在十八世纪间，中国南方产米各省的粮价水准，以东南沿海的粤、闽、浙、苏等省为最昂，长江中上游及内地各省则比较低廉，这是由於前者人稠地狭、粮食不足，后者人口相对稀少，粮食有余，这种现象—各地区间粮价水准的差异—对於促进各地区间经济交流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米价从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地经长江水路运到下游及东南沿海销售；广西剩余米粮地也经由西江顺流而下，运到广东各地出卖。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粮食不足问题，主要是透过市场的运行而解决的。清政府的粮食政府运用，如常平仓积储、截留漕粮备脤等，其效果远不如市场机能。
其他方面，东南沿海人口过剩地区向内地输出二项主要东西：一为人力，一社为工业品。整个十八世纪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主要的方向是从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往江西、湖广、四川等地移动。大量移民的结果，内地农业资源得以开发，也解决了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危机。鸦片战争前长江下游出产工业品内销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运销内地的最明显例子，是江苏的棉纺织品。在这里生产的棉布，通过长江运销到内地各省。
四、中国近代工业化
受了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二次失败的教训之后，中国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产生了仿效西方练兵制器的洋务运动，这也是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开始。和近邻的日本，约略同时起步。然而，几十年后两国成绩相去霄壤。日本到二十世纪初已在东方称雄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跃而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中国到抗战前夕，却依然是个经济落后国家，全部国民生产中由现代部门所贡献者，不过占八分之一。中西近代工业化何以成绩这样令人失望？这个问题也是全先生多年来注意的一个重点。对於这个历史上的重要课题，他也成为研究的先驱。
对於这个问题的处理，他一方面就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展做一个广泛的考察，一方面对於一些关键企业、关键地区，和关键问题作深入的个案探讨。《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和《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二文便属於前一项。《清季的江南制造局》、《汉冶平公司史略》、《清季铁路的官督商办制度》、《清季的商办铁路》、《清季铁路建设的资本问题》、《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山西煤矿资源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等论著，都是后一类的研究成果。
他的许多关於近代中国工业的个案研究，主要在探求战前中国工业化不能起飞的原因。他这方面种种著作中可归纳而得的结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列因素：资本缺乏，人才缺乏，计划、组织和管理不当，社会政治环境不良。的确，江南制造局的机器设备不完善，商办铁路成绩低劣，汉冶萍公司债台高筑，终至为日人所控制，山西丰富的煤矿不能大量开发等等，资金筹措困难，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关於这一点，全先生更进一步探究，他认为国民所得低、储蓄微簿；信用机构健全；及屡次对外战争失败，赔款负担很重等三点，是造成资本贫乏的主要原因。
资本和人材的缺乏，是后进国家经济发展中普遍遭遇的障碍，但是，当时中国是否贫穷得几无余力投资，有待商榷。据最近美国一学者研究，战前中国国民生产净额除去大众基本消费之外，潜在剩余当不下国民生产的四分之一。然而，当时投资仅占国民生产的百分之五左右。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当时国民生产中一可观部份，耗用於非必要的消费上了。所以，我觉得战前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关键不在太穷，而在於不能将潜在的剩余导入投资途径。
要将潜在剩余导入投资，不外三个途径：一为投资人自筹资本，或组织公司，发行股票及债券。二为以银行为枢纽，吸收游资，然后以贷款或承购方式，将资金转移到生产途径。三为政府以课税或公债方式，减少不必要消费，而将潜民间的剩余资源徵集起来，用於直接投资（如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等），或辅助私人企业。依乔欣克隆的研究，依靠第一种筹款投资途径，只有在经济较发达、商业信用较建全的国家，才有可能；经济愈落后，信用愈不健全的国家，政府在筹措建设资金方面必须负担起越大的责任。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初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主要靠投资银行负起筹集资本的功能，俄国则主要靠政府的强制课程方式。日本则一方面改革税制，一方面鼓励银行的设立，双管齐下，以解决工业资本问题。但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迟缓，到1930年代还不及日本经济起飞前夕（1880年代）的水平。中国政府从清末至战前，又没有对税制作根本改革，掌握财源很有限，因此每每捉襟见肘，难有作为。
同样地，为了解决工业化人才问题，德国和日本政府在十九年世纪后半期，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制度，包括义务性的小学教育，以至训练专才的大学及研究所。结果，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但文盲几乎全部扫除，而且产生了大批的科学家及技术人才。然而中国的传统科举取士，到1905年才取消，此后三十年，政府对於教育之投资人，也没有积极进展。人才缺乏，企业界的计画、组织、及管理，自然难望健全。
至於二十世纪上半社会政治不安，战乱频仍，对於工业发展有极不良影响，更无庸讳言。全先生在他的《汉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国成立以来，内乱时发，汉阳铁厂每每炉毁敷停，萍乡煤矿常因战事停工，大冶铁矿屡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在这种情形下，营业如何能望兴旺？他又说："当日中国一般的工业，也像汉冶萍公司一样，饱受军阀或政府的摧残，以致凋零衰落，能够逃出这个不幸的命运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宁不令人扼腕兴叹!事实上，当日上海一地工业化之所以一枝独秀，除了它的地理位置优良，交通运输方便以外，外人租界所在，环境较为安定，以致内地资本与人口纷纷往上海流入，也是一大原因。上海和广大的内地互相对照，犹如沙漠中的孤岛，实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畸形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