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

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
文 / 刘擎

上篇·世界变局
序言：近身的世界
脆弱的新共识
中篇·欧美风云
弹劾与分裂
新的雄心与危险
下篇·思想前沿
面对全球气候紧急状态
优绩主义的陷阱及其教训
资本主义的未来

序言：近身的世界
告别2019年，一个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纪迈进第三个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与动荡经年已久，大变局中的人们或许不再惊慌，但却难以辨识，更无从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可谁还会在乎老黑格尔的陈旧概念？既然历史目的论早已被时尚思想抛弃，时间之矢也就无所谓确定的方向。
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德国在11月举办系列纪念活动。福山在柏林墙遗址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他对“历史终结论”毫无悔意，并坚信“推倒柏林墙的精神长存”。云集的欧洲政要们在谈论“冷战终结”的意义，而与此同时“新冷战”的言说已经甚嚣尘上。已经终结的历史斗争似乎正重新开启。
可是“End”一词不只是“终结”还有“目标”的涵义。福山自己说过，他也是在双重意义上将这个词写入他的书名，因此“历史终结论”也就是“历史目的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时间是一个矢量，世界历史有其方向，终将达成人类共同的目标。福山只是这个思想传统晚近的继承者，他认为在历史观的意义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声称这是中国人不太容易误解他的原因（可是他偷换了马克思确定的最终目标！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喜欢他）。现实进程中的历史“故事”远未终结。但福山的问题是，我们何以能就此断定世界历史（人类的故事）不会有共同的目标？
因为共同的目标依赖于汇聚或趋同的经验证据，福山曾坦言他受到上世纪中叶“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的影响。但当下的现实世界遍布着汇聚的反例：英国脱欧、美国退守、WTO上诉机制失灵，NATO成员争议四起，经济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勃兴、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汹涌、贸易争端的加剧，以及全球化的衰落。的确，在过去的一个年代，我们见证了历史方向的逆转，分裂与离散开始主导时代潮流。人们讲述着各自不同的“小故事”（历史），而“大写的历史”及其目标似乎已消失隐匿。
政治理论家沃尔夫（Alan Wolfe）在《新共和》发表书评，为福山的新书《身份认同》（Identity）而惋惜，断定这是昙花一现的著作。他赞叹三十年前的那部名著，称之为“大观念”之作，虽然论点错误，却石破惊天、足具份量。正如马克思哪怕错了，也不会是“次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沃尔夫哀叹当下缺乏大观念著作，期盼那种能在纷乱谜团中为人辨析引导性线索的作品。
但大观念之作再次出现了。著名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9月出版新著《唯有资本主义》（Capitalism, Alone），阐述当今世界已汇聚在同一经济体系中，它的语汇成为世界各地的通用语言。米兰诺维奇的论题像是打了半折的终结论，砍去了福山版本中的自由民主制，留下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世界体系的框架。他论证指出，目前最主要的冲突与竞争汇聚在这个体系内部，只是发生在其东西两种变体之间，“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以及“政治的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两种形态都有各自特点的缺陷，但处在同一体系之内，它们共同的演化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这个体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利润，但在社会平等和道德状况方面相当令人堪忧，这正在侵蚀健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政治理想。或许，目前的现状只是通向更好世界的道路中一段崎岖坎坷的阶段，正如十九世纪粗鄙资本主义的改良过程。但这种进步可能没有历史必然性。
姑且不论他使用的范畴是否恰当，米兰诺维奇在分裂与离散的潮流中提出了一种汇聚的论述，这与人们的现实感大相径庭。我们熟知的常识是“冲突导致分裂和离散”，“共通才会汇聚和融合”。这位经济学大师似乎缺乏常识。
然而，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林肯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二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
当下的冲突与离散趋势，恰恰因汇聚本身而起。全球化过于迅即、也过于紧密地将原本相距遥远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纳入同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体系，可称之为“近身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地球村”（麦克卢汉只说对了一半），而更像是“地球城”，汇聚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千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许多人偏爱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
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迂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从前完全无法想象，某个运动员的一条推文就足以激发抗议和反弹，掀起一场话语对抗的风暴）。于是，“脱钩”成为一个似乎现成的选项。
但我们很难离开这个近身的世界，或者付出的代价不可承受。正如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越来越深入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在米兰诺维奇看来，这是唯一仅存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离散并不是汇聚的反题，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因此，“受不了你，却离不开你”（Can’t live with you but can’t live without you）这句流俗的台词正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侧影，我们完全可能只是处在“冲突而汇聚”的曲折进程中。是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但并不直线前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这样说。
但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不会同意。他相信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大幻觉”（The Great Delusion），至多是短暂间奏，世界再次回归冲突的时代，这是政治的常态。这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声称，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每一次交战中，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获胜。他甚至提出了哲学论证：自由主义失败的缘由在于其个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但这是错误的哲学，因为人类“天生就是社群动物”（他邀请了亚里士多德来点赞），必定依赖于共同体而生活。
不过，按照这位理论大师的“政治哲学”，人类至今还会生活在宗族、部落至多是封建王国的政治社群之中。对于部落人而言，民族国家（更不用说欧盟）完全是妄想的乌托邦。如果人类可以突破部落，走向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那么为什么“想象”必定到此为止？为什么民族国家是政治共同体唯一和最终的形式。米尔斯海默对当下国际冲突的洞察并没有错，但这是依赖特定时代条件的历史政治学解释，本不必用半吊子的哲学伪装成一个“大观念”。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在经验意义上呈现出离散与汇聚的双重性，或许很难断言哪一种才是大趋势。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方向？说不定古人说的对，历史是循环的，而历史的线性进步只是启蒙哲学家的幻觉。但是，今天让人们汇聚的力量不只是美好事物的吸引。全球气候危机，极端主义势力对安全的威胁，高新技术发展的多种挑战，以及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有这些都不是民族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汇聚不必因为彼此喜欢，而是因为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这要求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那么，“新冷战”是无可避免的吗？有人相信甚至期待“注定一战”，因为《左传》早就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后来陆九渊又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的传统智慧是如此丰富，让离散与汇聚都会有据可循。但如果米兰诺维奇是对的，如果双方已经处在同一体系之中，那么“新冷战”将是一场（与旧冷战完全不同的）“世界内战”，这大概需要在哈贝马斯所说的“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k）的框架中才得以恰当理解以及应对。
未来会怎样呢？中国智慧也穷尽了不同的可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高明的见解。但罗贯中没有读过《人类简史》，看不清长久而缓慢的变量。在大尺度历史的研究考察中，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发现“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脆弱的新共识：美国对华战略的分歧
“你听到的撕裂声，是两个巨大经济体开始脱钩的声音。”名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感叹着。他曾期许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而今却惊讶于它日益醒目的折痕。《金融时报》将“脱钩”（decoupling）选作年度词汇，因为“美中关系的蜕变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变迁的节奏出乎意料的迅即。“新冷战”之说不久前还像是可疑的传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标题称之为“耸人听闻”），到了2019年已被许多论者当作既定的事实。
“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间，美国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恐惧骤然上升。曾经只是少数危言耸听者的立场，现在成为华盛顿的新正统。”他3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省自己“读了太多的基辛格”（作为基辛格“钦定”的传记作者），而忽视了老朋友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战”的前景。他相信，“虽然我们未必注定要打一场热战，但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
他12月在《 纽约时报 》 的文章正式宣布 ：“中美国”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在 2019年已经开始。 他认为，新冷战未必是坏事，肯定好过默许对方接管世界，而且还有可能缓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国能否再次赢得冷战，弗格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今天中国带来的挑战远非昔日的苏联能够相比。他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
面对剧变的节奏，聪明的弗格森凌乱得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则如少年般容光焕发。从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以来，他一直几乎孤独地呼喊着“狼来了”，十八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来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荣归时刻，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重新压倒充满幻觉的自由主义理论。七十二岁的米尔斯海默2019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巡演”布道：“自由国际秩序”（如其近著的书名所言）是“大幻觉”，只可能在一个自由国家主导的单极世界中短暂存活，而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单极格局，注定会导致新的竞争与冲突。
这里没有什么是非对错，而是国际政治“零和博弈”的冷酷逻辑使然，大国必定会伺机扩张，寻求区域霸权，进而引发大国间冲突。因此，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从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8月在澳洲“独立研究中”（CIS）举办的辩论中，当被问及“新冷战”是否会来临，他明确回答说“我们已经在新冷战之中了”。在著名学术刊物《国际安全》春季号发表的论文中，米尔斯海默意味深长地写下一行小标题：“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1990-2019”，以墓志铭的格式宣告了这个秩序的寿终正寝之年。
年底传出消息，中美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这个好消息既来得太迟、似乎也不足够好，安抚焦虑尚可却难以振奋人心。2020年伊始，《经济学人》推出了封面专题“两极分离”，告诫人们，“不要被贸易协定所迷惑”，因为“地球上最大的裂变”正在发生，“两个超级大国的分裂将会完全改变世界经济，而代价之高难以想象”。
无论以“新冷战”还是“脱钩”来判定当下的势态，都暗示着中国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乃至对抗将成定局。但是，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了太多论断，起初言之凿凿，转瞬过眼云烟。焦虑不安的时刻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脉络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误作深刻的洞见。
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转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吗？这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三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地占据主导地位。崩溃论者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亲西方的改变，但将赌注压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时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政治隐患，预言这种高速成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会走向崩溃。演变论者认为，中国在进入自由国际秩序之后，必定被这个秩序所约束和塑造，终将实现和平演化，虽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够与西方维持互补合作、良性竞争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胁论坚信，中国强劲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场都不可能改变，因此迟早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今在华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论和演变论虽然衰落却没有灭绝，若今后卷土重来也不会令人意外。
那么，弗格森所谓的“华盛顿的新正统”是什么呢？近两年来，一种“新共识”在西方政界与思想界流传：美国以往基于演变论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失败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现在应当放弃过去温和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为强硬的方式以“规制”中国，这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理论基础。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下美国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精英之间罕见的（甚至唯一）的共识，也是美国外交界、智库以及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共识。
然而，这种共识会是可靠的吗？老基辛格曾对共识问题有过评论。在二战之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对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最初都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共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然后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退出战略变成了主要的辩论议题”。他就此总结出一个原则性的教训，“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最后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是基辛格2011年在威尔逊中心一次演讲的开场白。八年之后，在中国贸易谈判僵持的时刻，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他这番洞见格外令人回味，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如果发起“新冷战”最终只是为了停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开始。
当前华盛顿的新共识很可能是短暂而脆弱的。至少，在2019年的大量相关讨论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首先，三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可以化约为单纯的接触战略？其次，这种政策是否真的完全失败？最后，也更重要的是，什么才是恰当的替代性选项？在笔者看来，一个未被明述却更为致命的反诘是：即便接触战略的失败是一个事实，这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其他选项（比如“围堵”战略）将获得成功，或者不会导致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失败。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性，塑造了当前各种对策提案的竞争性、尝试性和暂时性的基本特征。
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共识主要是消极性的，就是承认必须反省以往对华战略的失误，但并未达成关于“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积极共识。正如蓝普顿（David Lampton）所指出的那样，当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对于引导性政策的竞争。
在混乱的争议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强硬派”与“审慎派”的不同取向，他们在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强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坚定“对抗中国”，在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传统的鹰派人士，也有些是幻灭后的演变论者。最近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重启“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这是冷战年代旨在对抗苏联威胁的组织，在里根执政时期影响力达到顶峰，委员会中有几十名成员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职务。但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这一组织已经名存实亡，只是在2004年为防范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有过短暂的活跃期。2019年，在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Stephen Bannon）的策划和主导下，这一组织再度复活，目标是针对“中国的威胁”。
据《纽约时报》报道，班农、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前众议院院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出席了4月的开业典礼。当他们呼吁“警惕中国”时，全场起立鼓掌。班农宣告：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事件，百年之后，人们将因此记住我们”。文章指出，委员会认识到当今美中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这使得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同于苏联。但为应对这一威胁，华盛顿政府正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各种冷战手段。
有趣的是，威胁论也可以和崩溃论发生新的联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Larry Kudlow）在 7月 16日接受辛克莱广播公司（ Sinclair Broadcast Group）的一次访谈中比较了中国和苏联，表示在贸易战中一直有一种意图彻底终结威胁的“潜流”。但究竟如何处理当今中国与昔日苏联的差别呢？ 破解不了这个难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仍是游荡的幽灵，无法复活为围堵战略的升级版本。
实际上，强硬派推动的对策方案并不那么成功。很难说“当前危险委员会”在塑造对华政策中能发挥什么作用，正如一位被解雇的总统顾问还能有多少政策影响力一样可疑。班农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是“脱钩”战略的始作俑者和积极推手。但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注意到，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对此也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和声音。副总统彭斯在10月24日威尔逊中心的演讲中声称，“时而有人问及，特朗普行政当局是否在寻求与中国脱钩？答案是绝无此事！”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会是政策的选项。与他一年之前在哈德逊智库发表的所谓“新铁幕演讲”对比，彭斯似乎显露出相对温和的转变。而国务卿蓬佩奥10月30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表现出比彭斯一周前演讲更为强硬的基调，但在强调中美政治价值观冲突的同时，也指出双方存在着“共同之处”，容留了“有条件缓和”的回旋余地。
显然，华盛顿仍未确立清晰一致和稳定的对华战略。许多智库正跃跃欲试。“国家亚洲研究局”（NBR）11月发表的报告《部分脱离》（Partial Disengagement），试图为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提供新的全面战略。报告颇有新意的标题暗示着脱钩与接触的某种折中，但纵观其四个要点会发现，基本取向是脱离远远压倒接触。这同样会陷入脱钩战略的困境。主撰稿人之一在接受路透社的访谈中透露，他们着力传达的要点是，美国必须联合欧洲等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但当前外交政策却走向疏远和失去盟友的歧途。
NBR的报告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要求特朗普注重“统一战线”的呼吁早就不绝于耳，蓬佩奥本人也曾在布鲁塞尔的演讲中呼唤“高尚国家的联盟”。但强化欧美同盟的紧迫需求总是会受到“美国优先”的牵制。12月初纪念北约成立七十周年的峰会再次表明，特朗普难以达成兼顾两者的平衡。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者总统来说，国际统战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这也使他很难像强硬派期望的那样“坚定地应对中国”。
《纽约时报》的文章评论说，“对于美国能够或应该做些什么并没有什么共识。”美国领导人仍然在面对两难的选择：“继续接触的道路，会使美国容易受到经济和安全的威胁”，但走向脱离（disengagement）的道路则“可能削弱两国经济，甚至有一天可能会导致战争”。
强硬派的政策努力并不那么成功，但卓有成效地提升了威胁论的声音，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红色恐慌”。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强劲的民族主义与反美话语也传到美国。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发生明显变化。皮尤（Pew）研究中心8月13日发布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unfavorable）看法的比例从一年前的百分之四十七跃升为百分之六十，而表示好感（favorable）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二十六，这两项指标都创下了（自2005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新纪录。
面对这种趋势，许多审慎的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不满。《华盛顿邮报》7月3日刊登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由哈佛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和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等五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同时有九十五位来自学术界、外交政策界、军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签名联署，其中包括十多位最具声誉的中国研究学者。公开信表示“深为关切”美中关系的急剧恶化，认为这有损于美国和全球的利益。作者虽然对北京感到不安，但同时认为“美国的许多行动直接影响了两国关系的螺旋式下滑”。公开信提出七点陈述，旨在纠正现行对华政策的取向。
公开信指出，美国对于中国造成的严峻挑战需要予以“坚定和有效的回应”，但目前对待中国的方式根本上是事与愿违的（counterproductive）。作者认为，应当避免夸大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者的可能。中国并不是“经济敌手或生死攸关的安全威胁，需要在每个领域予以对抗”。许多中国精英人士相信“对西方采取温和、务实和真诚合作的方式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利益”，而华盛顿的敌对立场会削弱这种声音的影响，反而助长了民族主义。
美国无法有效地延缓中国的崛起而不损害自身，如果迫使盟国与中国为敌，最终会被孤立的是美国自己而不是中国。作者建议通过与盟友合作保持威慑，并与中国共同加强危机管控来处理安全风险。同时，敦促采取竞争与合作平衡的策略应对经济以及全球性的国际问题。最后作者指出，联署公开信的人数之多表明，“并不存在单一的华盛顿共识——支持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敌对立场。”
这封联署公开信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意味着反对强硬派的审慎观点正在集结并进入公共舆论。但这并不是一时兴起的立场宣示，而是来自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基于长期研究的见识与判断。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国际安全》秋季号发表研究论文《秩序世界中的中国》，通过对经济和安全等多个领域中的证据考察指出，那种判定“中国是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力量”的主流观点缺乏可靠的经验检测，而依据这种判断来制定对华政策是草率的。傅高义最近在与日本学者加藤嘉一的对话中指出，那些宣称接触战略失败的美国人对中国没有深入的理解。他们低估了市场开放和国际化对中国变迁的作用。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从不相信接触外部世界会让中国放弃自己的文化，但认为这会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造成深远的影响。
加州大学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多次指出“反华版本的红色恐慌”是有害的，将会破坏两国人民之间仅存的善意。她与夏伟（Orville Schell）教授共同主持完成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题为《路线矫正》（Course Correction），在2月发布。报告没有回避来自中国的挑战及其风险，也对中国一些相关政策提出了坦率的批评，但他们反对美国转向新的遏制政策，主张需要更新而不是放弃以往“基于原则立场与中国接触”的战略，建议适时调整对华政策中合作、威慑和施压的权重分布，以“巧妙的竞争”（smart competition）将中美关系带入更具合作性和稳定性的轨道。
同样，著名政论家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也主张，需要坚持“接触加威慑”的对华战略。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发表长文《新中国恐惧》，已经引起学术界和智库的热烈反响。作者指出，强硬对抗中国的所谓“新共识”源自对中国挑战的恐慌，但这种恐慌感是严重误判历史的结果。首先是对国际自由秩序真相的误判。这个秩序自始至终都存在例外的挑战和破坏力量（有些甚至来自美国自身），因此从不是完美的秩序（早已有人戏称其为“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它从未有过真正的“黄金时代”，但也没有传言中的那种衰退，因为其核心属性——和平与稳定——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就处在这个秩序中，并没有摧毁它的意图和能力。其次，“新共识”误判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历史。自尼克松时期以来，美国从来没有奉行过单纯的接触政策，始终与威慑并用。这个战略的宗旨也不是企图让中国演变为“西方式的自由国家”，而是约束中国的国际行为，就此目标而言，以几十年的历史尺度来评估，这个战略并没有失败。扎卡里亚批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中所构想的中国“意欲统治世界的秘密计划”。从中苏结盟到分裂、从“文革”到市场化改革至今，“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它已经历了一些奇异的扭曲和转向”，足以终结整个“秘密计划”。基于误判和恐慌的对华政策注定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行的或者代价高昂的。扎卡里亚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够保持冷静，耐心继续奉行接触加威慑政策，就有希望将中国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是更明智的政策选择。
联署公开信、谢淑丽等人的报告以及扎卡里亚的文章，都反映出审慎派构想另一种战略选项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以往接触战略的更新改造。这种选择试图克服强硬派的简单鲁莽与代价过高的冒险，但也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判断力和灵活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其可行性还取决于中美双方沟通互动的诚意与效果，因此具有较大的实践难度。强硬派与审慎派都意识到新的挑战，彼此的分歧与竞争在于何种战略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效性。
面对中国崛起的新趋势，在“恐慌的”强硬派与“不安的”审慎派之外，过去那种乐观而友好的“亲华派”（panda huggers）已经所剩无几。值得中国欣喜的是，毕竟还有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这样的老朋友在发声。新年前夕，雅克在《卫报》网站发表文章，题为《过去十年属于中国，下一个十年亦将如此》，宣告我们将会看到“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分崩离析，同时，中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影响力将与日俱增。这个过程将是不平坦的、不可预测的，有时是令人忧虑的，但最终是不可抗拒的”。自从2009年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以来，雅克先生始终站在“唱盛中国”的最前列。他的论述如此激昂与鼓舞人心，必将载入“讲好中国故事”的史册而被后世铭记。
无论如何，传说中既成事实的“新冷战”无法照搬旧冷战的剧本重演。
如果接触不再可靠、遏制无法适用，而脱钩代价过高，那么华盛顿的“新共识”注定是脆弱的。特朗普的矛盾在于，既不愿在经济方面脱离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又想在技术等领域构筑壁垒。两者都符合美国利益，但要两全其美则需要一个更杰出的剧本。在此之前，现成的只有“受不了你，也离不开你”的通俗剧台词。
美国也很难组建一个联合对抗中国的同盟。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最近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人（包括百分之七十四的德国人、百分之七十的瑞典人和百分之六十四的法国人）在中美冲突中宁愿保持中立。欧洲不可能割裂与美国长久的纽带关系，但也无法承受削弱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平均每天高达十亿欧元的贸易值）。很难想象在一个全面脱钩的对峙格局中欧洲会何去何从，这也需要一个非凡的剧本。
中美贸易谈判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预示着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段僵持与拉锯的时期。在新年之初，欧逸文（Evan Osnos）在《纽约客》发表长文《美中较量的未来》。他在两国各界进行大量采访后得出结论说，最可行的未来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存”，这种共存建立在双方都欲求“斗争而不毁灭”的关系基础上。这是一个平庸但可信的剧本。不过欧逸文做出了警告：“对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风险是盲目，源自无知、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双方都必须接受迄今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最后他指出，美国要迫使中国回到过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现在要做的是“与中国未来的道德愿景展开竞争”。
The Future of America’s Contest with China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2月中旬在中美贸易新一轮磋商之后，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媒都转发了一篇公号文章，其中写道“美方提出的一些结构性诉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细想想，很多何尝不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正要做的？”这是挑战引导变革、冲突促进汇聚的可能性之光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投影。
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最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
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美国：弹劾总统与政治分裂
预兆早已显露，美国政局会经历波澜汹涌的2019年。从年初创下“政府停摆”最久的历史记录（长达三十五天），到年底特朗普成为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伴随着政治裂痕的日益深化，两大政党之间的分裂尤为突出。
弹劾总统是一项基于宪法原则的行动，实际上与党派斗争的逻辑紧密交织。12月18日众议员对弹劾案的投票几乎完全由党派身份所决定，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不出意料地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那么，在提交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审理时，弹劾指控几乎没有可能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六十七张赞成票。然后，特朗普会宣告他从一场政治迫害中幸免遇难，或者粉碎了一次阴谋政变。
一场毫无悬念的弹劾行动为什么会开启？两党精英都诉诸宪政原则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也都指控对手在玩弄“党派政治”。对特朗普“滥用权力”与“阻碍国会”的两项指控都依据宪政语言。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弹劾后演讲抗辩说，这是美国现代历史上“一次最仓促、最不深入和最不公平的”弹劾。他诉诸“降低总统弹劾门槛的危险性”，这是一个正当的宪政理由，但指控民主党的弹劾企图“蓄谋已久”却显得荒诞，在逻辑上一项指控是否成立与指控者是否蓄谋完全无关。更为反讽的是，他在谴责众议院弹劾证据不足、仓促草率的同时，却拒绝在参议院审判中传唤证人出庭和文件调查，试图迅速完成一次更加仓促草率的判决。
那么，在党争如此激烈的背景下，还有希望践行法治要求的程序与证据原则吗？众议院的听证与辩论过程呈现出显著的“后真相效应”：在民主党议员看来“确凿的证据”，对共和党议员来说只是“传言”而已。然而，“后真相效应”也与证据的品质成反比。假如累积的证据接近尼克松“水门事件”的确凿程度，那就可能终结后真相的游戏。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暂缓将弹劾指控呈递参议院，以此要求参议院确立一个更充分和公正的审判程序，同时也在期待新的证据浮出水面。
《纽约时报》12月29日发表长篇报道，披露了特朗普不顾“有违国家利益”的告诫，坚持冻结对乌克兰军援长达八十四天的过程与内幕细节，以及在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之间造成的冲突与困扰，读来惊心动魄。这也许仍然算不上最确凿的证据，但正如《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这会对麦康奈尔“迅速而无痛的弹劾审判”计划造成巨大的压力。1月6日报道，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John Bolton）表示，如果被参议院传唤，他愿意出庭作证。
许多评论者相信，弹劾争斗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两党都试图以此争取中间选民。“FiveThirtyEight”网站发表一份综合多家民调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公众对弹劾的态度有所变化。在众议院启动弹劾程序之前，反对率始终高于支持率，从9月底之后支持率超过反对率并保持微弱优势（截至新年1月3日支持率为百分之四十九点四，反对率为百分之四十六点八）。与此同时，对总统的认可率几乎不受弹劾的影响（波动幅度在百分之二以内），截至新年1月3日认可率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五，不认可率为百分之五十三（与2019年7月31日的数据完全相同）。
党派立场不仅体现在对弹劾总统的态度，也是影响政治取向的首要因素。皮尤（Pew）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民调表明，在美国公众三十种政治价值的取向与分布中，党派分野是区分政治态度最主要的分界线，远远超过年龄、性别、种族与族裔、教育水平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12月数据）。而“党派反感”（Partisan Antipathy）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也更加个人化（10月数据）。
许多人对政治分裂深感忧虑，《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布鲁尼（Frank Bruni）9月25日发表文章，题为“为什么弹劾特朗普令人恐惧”。他认为弹劾行动虽然正当，但其政治后果却是可怕的。它将强化政治对抗和两党斗争，进一步激怒原本就易怒的特朗普，却不可能将他罢免，这会使美国陷入完全不可预测的疯狂状态。而弹劾即便能揭露特朗普被忽视的罪恶，也不可能改变选民立场，因为“特朗普的本色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在当今政治部落主义的格局中，有人相信“看见了一道反常的彩虹”，有人确信是在“凝视黑暗”。布鲁尼认为“正义之事与明智之事并不总是相同的”，暗示当下最迫切的目标是弥合而不是撕裂分歧。
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也认为“弹劾争斗要比你想象的更为可怕”，但做出了与布鲁尼不同的判断。他10月底在Politico杂志发表文章，引入“政体分裂”（regime cleavage）概念，其标志是“对于政治体制本身的基础发生冲突”，这远比其他政治分裂（政策分歧、左右之争或族群身份矛盾等）更加危险。“在面临政体分裂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公民和官员相信，规范、制度和法律可以被忽视、颠覆或取代”。他指出，美国已经显示出政体分裂的征兆：两党对弹劾问题相持不下，分歧已从政策领域转变为“政治合法性”问题，在政治话语中将对手贴上“非美国、不忠诚，甚至叛国”的标签。而将依据宪法秩序弹劾总统的行动等同于“政变”，对行政权的制约遭受质疑，立法机构职能的行使被视为非法，则是政体分裂最清晰的迹象。
佩平斯基认为，在美国政治尚未被政体分裂耗尽的情况下，更有必要认真对待这场弹劾的宪政意义。他期望经由弹劾案的考验与洗礼，让分裂的公众重新肯认共同的民主政体原则、捍卫法治和维护三权分立，最终恢复宪政秩序。否则，美国有可能陷入全面的政体分裂。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选举出一位能够‘结束华盛顿的混乱局面’的总统，因为分裂的双方都会将对方视为非法和非民主的。选民将会失去对民主本身尚存的信念。在最坏的情况下，总统及其支持者完全不对国会负责，而其反对者则彻底拒绝总统的合法性”。
这篇文章受到《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的关注援引，反映出对分裂危机的共同感受。几篇评论文章都提到一种令人畏惧的前景：假如特朗普在下届大选中失败，特别是双方得票率接近的情况下，他和支持者们会接受选举结果的正当性吗？不要忘记，甚至在2016年胜选的情况下，特朗普仍然拒不承认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更多的大众选票（popular votes），指控那是“作弊”的结果。那么，如果争取连任的竞选失败，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可能走得多远？
《新共和》11月6日发表文章，题为《民团总统》（The Vigilante President），描述了特朗普的“硬核支持者们”（hard-core supporters）已经准备以暴力对付敌手的可怕景象。特朗普自己多次含蓄地炫耀拥有这样一群支持者：“他们是执法人员、军人、建筑工人，为特朗普而骑行的摩托车手们……这些人都是硬汉（tough people）。”他说自己很希望他们保持和平的方式，但后来又说，“他们通常不会玩硬的，直到他们走到某个特定的地步，到那时情况就会非常糟、非常糟。”这是特朗普在2018年竞选活动和接受媒体采访中谈到的。他在暗示自己留着一张威胁性的底牌。
2020年的大选结果会怎样？如果特朗普默许或鼓励那些硬汉必须开始“玩硬的”了，那么情况会有多糟？会发生暴动最终导致宪政危机吗？这种前景让人不寒而栗，却并非不可想象。
在过去的一年间，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不断刷新人们对总统职位的想象。比如，他会在意加拿大电视台在播放老电影《小鬼当家2》时删去了他当年客串路人的七秒钟片段，并为此公开指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实际上这是电视台2014年开始常用的剪辑版本（为节省播出时间删去了几个无关情节的片段）。但这类“外交小事”又何足挂齿，只要想一想特朗普可以在知会五角大楼、国务院或白宫幕僚之前，直接在推特上发布重大的国家安全决定，更不用说他连绵不断炫耀自夸或侮辱谩骂的推文……“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今年，甚至都不是他被弹劾的原因”，《纽约客》资深作者格拉瑟（Susan B. Glasser）如是感叹。她因为每周撰写“特朗普的华盛顿”专栏而无法摆脱“难以言表的折磨”。一位德国朋友为她提供了一个新造的德文词来抒怀，竟然有三十三个字母之长，其简化版是“Trumpschmerz”（特朗普痛）。格拉瑟将此选作自己的年度词汇，写下岁末的专栏《特朗普痛之年》。
可是，何必计较这些细枝末节？许多支持特朗普的民众，会同时声称“虽然并不喜欢他这个人”。格拉瑟这样的“白左”知识人困于自己道德洁癖的执念，因此无法理解政治评价的要义所在：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政绩，而不是其个人道德操守或行事风格。
果真如此吗？圣诞节前一周，福音派旗舰杂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发表社论，呼吁罢免特朗普，引起轩然大波。社论将“道德”置于核心，指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不仅违宪，而且“几乎是一个在道德上迷失和困惑之人的最佳范例……对于许多不顾其污损的道德记录而继续支持特朗普先生的福音派人士，我们可以这样说：记住你是谁，以及你侍奉的是谁”。
苏利文（Andrew Sullivan）对此评论说，“终于，有福音派媒体以简洁的语言说出了真相。”他所指的真相是：“品格很要紧”（character matters）——不仅在道德的而且在政治的意义上是重要的。“这一直是保守派的原则，却在崇拜的骚动中被抛之不顾。”苏利文自诩为“欧克肖特式的保守主义者”，年轻时曾担任《新共和》主编。这位立场多变的知名评论家，12月在《纽约》杂志网站发表犀利的文章，笔锋直指政治家的品格议题。
在苏利文看来，正是巨大的品格缺陷，使一位出色的竞选者在胜选后错失良机，并成为猖獗独断的总统，最终走向被弹劾的命运。2016年竞选时期，当其他候选人还在继续“僵尸般的政治和经济”陈词滥调，特朗普却通达了“许多美国人的积怨和焦虑”，因此脱颖而出。想象一下，如果他能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总统议程，通过一项基础设施建设的法案，结合对中产和工薪阶层的税收减免，他会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并轻松获得连任。如果他能有一毫秒的谦逊，承认自己作为新手会犯错，或者能有一丁点的宽宏大量，奇迹就会发生。即使到今天，如果特朗普承认，现在意识到他与乌克兰总统的电话涉嫌“越界”，那么我们会身在一个不同的世界。
然而，所有想象中的“如果”都没有发生，苏利文就此总结出两个核心教训：第一，“特朗普主义在这个国家拥有真正的支持基础”，包含着一些必须回应的需求；第二，特朗普本人完全没有能力回应这些需求，“他是一个如此不稳定、恶毒、具有破坏性的自恋者，以至于威胁到整个政府体制”。因此，这场弹劾在根本上事关特朗普的品格：“他是如此深刻和独特地不适合他担任的职位，如此蔑视他曾宣誓要捍卫的宪政民主，他的核心品格是如此败坏，以至于他与法治之间的冲突会引发危机，只是简单的时间问题。”对于这样一个人置身于椭圆形办公室的事实，“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还尚存一丝生命，那么弹劾是不可避免的”。
特朗普不可能在参议院的弹劾审判中被罢免，而且他还有可能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再执政四年。民调显示，在登记的选民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投票给特朗普，同时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会无条件地投票支持他，还有百分之十七的选民将对比权衡民主党的候选人来决定自己的投票。这个比例结构在过去一年中几乎保持不变，甚至在几个“摇摆州”也是如此。多数专家预计，在2020年11月将会有一场旗鼓相当的激烈竞争。
共和党当中始终存在一个反对特朗普的少数派，他们曾在2016年呼吁“绝不要特朗普”（never Trump），现在发起了反对特朗普连任的“林肯计划”（the Lincoln Project）。12月18日，四名保守派精英联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我们是共和党人，我们决心击败特朗普”。他们声称自己仍然坚持“保守派（或古典自由派）”的立场，虽然与民主党人存在许多政策分歧，但“我们共享的对宪法的忠诚，要求一种共同努力”。他们发起林肯计划的目的，是要阻止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对法治、宪法和美国精神的伤害”。
很难估计林肯计划会有多少影响。共和党建制派对特朗普的疑虑与不满由来已久，但在2016年大选前，他们就决定接受一项“与魔鬼的交易”，因为这个闯入共和党的政治素人给出了难以拒绝的回报，不只是共和党内无人匹敌的选民支持率，而且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是对美国联邦法院系统转向保守派的决定性改造。
马库斯（Ruth Marcus）在其新著《最高的野心》中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中，很早就公布了一份保守派法官的名单，他预告在当选后将从中提名联邦法院的法官。对于保守派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承诺。而且特朗普兑现了这个承诺，执政三年多以来，在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支持下，他提名并通过任命了一百五十八名保守派的法官进入联邦各级法院，包括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四十四名联邦巡回法院法官，以及一百十二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相比之下，奥巴马两届任期内只任命了五十五名巡回法院法官。
因此，无论特朗普是否会被罢免或能否连任，他已经留下了史无前例的、将会影响美国政治几十年的政治遗产。


欧洲：新的雄心与危险
巴黎圣母院在大火中倾覆，这个四月成为欧洲“残忍的季节”，混合着“记忆与欲望”，交织为无数缅怀的诗文。
明星哲学家莱维（Bernard-Henri Lévy）适时地献上一篇颂词（Ode），他在旁征博引与词不达意之间费力寻思，写下这一象征性事件的启示：“燃烧中的巴黎圣母院提醒我们，我们历史和遗产的脆弱，我们建成的事物并不牢靠，以及千年欧洲作为艺术故乡的有限性。”至于如何面对未来，莱维引用雨果的名言作答——“时间是建筑师，但人民是工匠。”
这是告慰却不是回答，因为“时间”这位建筑师已经隐匿了那幅蓝图。曾经召唤人心的“欧洲精神”，曾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鼓舞了千万人“重返欧洲”的梦想，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如今都变得面目不清、前景不明。
彷徨的欧洲，在欧盟整体目标与成员国各种诉求之间左右摇摆，也在中美纷争的大变局中难以抉择：美国正在疏离的盟友，或者中国的潜在新伙伴，或是更具自主性的欧洲。这种格局深藏着悖谬的陷阱，它呼唤心怀使命感的政治家登场，引领欧洲开拓未来，但同时将会以过于严苛的考验摧毁他们。
默克尔深知这种考验的分量，她即将在2021年秋季卸任。马克龙显示出责无旁贷的雄心，他对欧洲的危机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吗？《经济学人》11月9日刊登封面报道《马克龙看世界》，并在网站上发表对他长篇访谈的全文。
马克龙坦言，英国脱欧的曲折过程、美国在战略上的背弃以及欧盟事业进展的举步维艰，“这在五年之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他深信，欧洲正处在“悬崖的边缘”：“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我们将会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消失，或者至少我们将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走向悬崖的命运始于1990年代，从那时开始，欧盟专注于市场的扩张与规制，却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政治目标。这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下，造成了一种永远稳定的幻觉。但随着美国从欧洲和中东的逐步撤退（始于特朗普就任之前），连同其新的保护主义，欧洲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他警告说，“当世界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转向由实力强权政治所决定的秩序，欧洲正面对近乎生死存亡的时刻。”在美国背弃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如果欧盟不能将自己理解为一种全球势力，那么将会消失”。
为应对这种危险，马克龙认为需要确立“欧洲主权”：这是欧洲战略性的集体能力，以捍卫欧洲的利益（包括安全、隐私、人工智能、数据、环境、工业和贸易等等）。困难是显著的：欧洲内部的分歧、英国脱欧造成的困境、德国联合政府的功能失调与经济疲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僵局……所有这些障碍以及他对时局的黯淡分析，似乎都未能动摇这位总统的信心，“一种神奇的而且无疑是过度的对自己可以有所作为之能力的信心”。
这种信心并非毫无基础。马克龙是具有宏大视野且精力充沛的外交家，上任以来对五十多个国家进行了一百零一次访问（包括两次出访中国），他能从容不迫地应对特朗普的威慑，并积极调整和促进与莫斯科以及北京的关系。毕竟，他领导的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是一个核武大国，其军事影响力从欧洲延伸到太平洋地区，而且法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相对平稳。就国内政治而言，马克龙及其政党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并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他的国内声望也开始恢复，支持率仍然不高（百分之三十四），但至少回到了“黄背心”抗议运动之前的水平。
马克龙正积极推动“欧洲干预倡议”（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这是多国（包括英国）组成的联盟计划，以便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他还提到了德国倡导的“欧盟防务合作协议”（pesco），以及用于资助军备研发的欧洲防务基金（金额高达一百三十亿欧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辅助北约而设计的”。他对北约“脑死亡”的批评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表明在集体安全问题上他与默克尔的观点相近：欧洲人“可以依靠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
马克龙的“欧洲主权”抱负可能实现吗？《经济学人》在导引文章中提出了诸多质疑。以防务为例，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很难一致同意去建立一个功能完备的武装力量。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对于疏远美国而寻求与俄罗斯缓和的想法心存警觉，而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正陷入自身的内部困境，无暇顾及一个宏伟的全球愿景。
的确，历史上很多次要让欧洲成为全球性势力的呼唤最终都落空了。马克龙的欧洲理想很容易受到批评，被视为哲学家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位四十一岁的年轻总统坚信，这一次必定有所不同。他实际上在恳请欧洲的政治同僚们想象：“如果坚固的美国同盟不复存在，欧洲如何能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繁荣兴盛？”马克龙值得一个严肃的回应。
英国在痛苦的思考后做出了选择：面对纷乱复杂的局面，决定抽身而出。“脱欧”并不是脱离欧洲，而是摆脱欧盟体制的束缚，以某种“光荣孤立”的姿态与欧洲大陆保持有弹性的距离。三年多以来反复推倒重来的方案，曲折多变的辩论、谈判和拖延，已经让英国人精疲力竭。不堪忍受的人们终于被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竞选口号击中：“搞定脱欧（Get Brexit Done）！”
12月12日的议会选举成为英国保守党新的高光时刻，以三百六十五个席位获得下议院的绝对多数，这是1987年以来保守党取得的最大胜利。工党作为第二大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六十个席位，遭受了1983年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脱欧淹没了其他许多政策议题，是工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本人“不可信任”的舆论形象也举足轻重，这也不只是右翼媒体对他“污名化”的结果。科尔宾在脱欧问题上犹疑不决，在党内未能有效整合激进左翼和中左立场的成员，在党外也难以凝聚已经多样化的亲和工党的选民。工党的竞选方案包含从环境到医保的众多议题，显得庞杂混乱而焦点不清。在根本上，布莱尔和布朗的“新工党”改革路线，在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一直未能真正复苏。近十年来，工党试图重新调整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但在构想左翼的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缺乏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突破，这是工党面临的更深层也更困难的挑战。
约翰逊在胜选演讲中宣告：脱欧是“英国人民做出的不可辩驳、不可抗拒、无可争议的决定”。虽然这位首相并没有兑现最初承诺（完成脱欧的期限从10月底被推迟到新年1月底），但无论如何他不再会陷入反复辩论的泥沼。约翰逊做出了新的承诺，在2020年底之前达成与欧盟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大部分专家和外交家都对此表示怀疑。
过去的难题并没有消失，约翰逊像特蕾莎·梅一样承诺了脱欧的三项目标：（1）英国所有地区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2）爱尔兰岛内，不设置爱尔兰共和国与（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之间的边境检查；（3）英国内部，不在北爱尔兰和其余地区之间（爱尔兰海两岸）设置贸易边界。但是，这三项目标在逻辑上无法同时达成，有学者称之为“脱欧三重悖论”（The Brexit Trilemma），也是让脱欧方案久拖不决的难点之一。
真正解决这个难题需要至少放弃其中的一个目标。如果坚持兑现脱离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承诺，就必须要么阻隔南北爱尔兰（在欧盟体系下）已经享受的自由通行，其代价是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反弹；要么在爱尔兰海设置边界，这将损害英国主权的完整性。
约翰逊并没有打破三重悖论的魔咒，他目前的方案是对北爱尔兰地区做出特殊的复杂安排：将关税同盟与单一市场分开处理，让北爱尔兰与英国共享关税区，但仍然与爱尔兰共和国留在单一市场，因此在爱尔兰海设置了海关检查。彭博社的新闻评论说，这是让北爱尔兰在两个体系中“各站一只脚”。
北爱尔兰在两个体系中“各站一只脚”
北爱尔兰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在宗教信仰上有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有坚持归属英国的联合派（Unionist），以及主张整个爱尔兰统一的民族主义派（Nationalist）。彼此间长期的冲突在欧盟体系中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但重新被脱欧议程激活。
议会选举之后，利物浦大学汤戈（Jon Tonge）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指出，约翰逊的权宜之计没有消除脱欧与爱尔兰和平难以兼容的忧虑。近年来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要求爱尔兰统一的呼声逐渐强劲，在当地民众中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高。最近一次独立民调显示，爱尔兰统一的支持与反对率几乎相同（百分之四十六对百分之四十五）。相反，联合派的民主统一党（DUP）开始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这次议会选举后，在北爱尔兰地区的当选议员中，联合派的议员史无前例地成为了少数。虽然要想实现爱尔兰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总体趋势有利于民族主义者。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也在苏格兰地区再度兴起。反对脱欧、要求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苏格兰地区五十九个席位中的四十八席。《纽约客》报道透露，该党领袖斯特金（Nicola Sturgeon）表示，她将致信约翰逊首相，要求再次举行脱离英格兰的公投，“给苏格兰一个选择，去寻求另一种未来”。她此前曾多次呼吁，苏格兰最好的未来就是成为“一个平等独立的欧洲民族”。
早在选举前一个多月，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就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批评约翰逊的政策会激发分离主义浪潮，并想象了一种黯淡的前景：“破裂的大不列颠将不再伟大，最终留下的只有英格兰。”这个图景或许过于悲观，而《经济学人》的一篇评论更值得重视，文章将脱欧的冲击概括为“三个D”：“分裂、损害与削弱（divide, damage and diminish）”。在2020年，随着英国失去其作为欧美之间桥梁的角色以及中国在世界增强的影响力，约翰逊首相谈论的“全球性英国”的愿景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远离美国的欧洲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危险，德国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这如何可能呢？二战后的欧洲和平已经持续了七十多年，野心勃勃而令人畏惧的德国早已脱胎换骨，被驯化为温良无害的新德国。思想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甚至说过，如今在德国四处可见的是“平庸之善”。但卡根（Robert Kagan）表达了怀疑：“果真如此吗？这是唯一可想象的德国吗？”他在《外交事务》（5/ 6月号）发表文章《新德国问题》指出，自由国际秩序的瓦解以及欧盟内部矛盾的加剧，将会改变德国及其在欧洲的作用，致使“德国问题”有可能旧病复发。作为著名的政治历史学家和战略顾问，卡根的博学与雄辩让人很难低估这种危险。
《新德国问题》
所谓“德国问题”是指它对欧洲和平带来的威胁。德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又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在1871年统一之后就具有足以打破欧洲均势格局的力量，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欧洲和平建设规划特别重视解决德国问题。外交家凯南曾提出，某种形式的欧洲一体化是“唯一可能的方案，来解决德国与其余欧洲国家的关系问题”，而这只有在美国的安全承诺保障下才可能实现。
欧洲一体化的方案成功了，德国告别了其曲折而耻辱的过往，转变为世界上最自由和平的民族。但卡根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和平的新德国也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支持才能够持续，正如旧德国的转变。他赞同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一个观点，善恶主要不是所谓“国民性”问题，而取决于外部事件：“并不存在两个德国，一善一恶。邪恶的德国只不过是善良的德国陷入了不幸与罪恶，因而是误入歧途并走向覆灭的善良德国。”因此，维护弃恶从善的新德国，依赖于有利的国际环境，这包括四个要素：美国的安全保障、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民主化浪潮，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压制。这些要素共同的作用，迫使和鼓励德国，从军国主义中解放出来，致力于经济和技术发展，并深刻肯认了自由与民主的价值，抑制了民族主义的倾向，获得了和平与繁荣，最终“埋葬了旧的德国问题”。
但是，形成这些良性要素的历史环境既非寻常也未必永久持续。2009年欧元区危机爆发，在欧盟内部造成了裂痕，开始了新的恶性循环。德国主张的紧缩政策遭到希腊和意大利等国的反弹，还出现了反德“共同阵线”的话题，而德国人对要“资助他人的挥霍享乐”而心生怨恨，萌发了受害者意识。这种局面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末欧洲内部冲突的“地缘经济版本”。
如果争端仅止于经济层面，并不值得特别担忧。然而近几年的变化则不再能让人保持信心：整个欧洲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兴起，部分地区民主政治开始衰退。特朗普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峙中选择支持后者，他抨击欧洲的中右派与中左派的国家领导人（包括默克尔、马克龙和特蕾莎·梅），而赞赏民粹主义、非自由派的右翼领袖（匈牙利的欧尔班、法国的勒庞、意大利的萨尔维尼和波兰的卡钦斯基）。美国还在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这是巩固欧洲和德国政治稳定的体制。此外，英国脱欧也会对欧洲均势造成负面影响。特朗普公开质疑以往美国承诺提供的安全保障，这将迫使德国和欧洲为防卫自主而发展军事力量。这些趋势意味着，遏制德国问题的战后秩序已经开始松动，所有四个有利要素如今都不再可靠。
也许危机感是多余的，也许德国战后的变化是如此深刻，再也无法逆转。但也有可能，“自由平和的德国人也难以抗拒那些塑造历史的巨大力量”。右翼民族主义的另类选择党（AfD）如今已经跃居联邦议会的第三大党，其领导者宣称已经厌烦了德国人“对内疚的崇拜”，并将移民问题归咎于被他们称为“二战获胜方的傀儡”的德国政要。如果某个政党能够以更主流、更温和的方式支持这种情绪，很有可能会找到自己的执政之路。在未来几年，德国可能将身处一个再度民族主义化的欧洲，形形色色崇尚“鲜血与土地”的政党可能掌权。在这种环境中，德国人能够抵御自身的民族主义回潮吗？实力政治曾主导欧洲大陆长达千年，如果其他欧洲国家最终走上这条道路，那么即便是最为自由的德国（哪怕仅仅出于自卫）也很难不加入其中。如果今天的德国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产物，那就必须思考在这个秩序瓦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面对全球气候紧急状态
森林在燃烧：从美国加州、巴西亚马逊，到澳大利亚甚至在北极圈，大面积的山火失控。触目惊心的图片和影像传达着气候危机的凶兆，而这只是最可见的部分。
一个真相，即便十分可怕，如果是老生常谈也会让人渐渐习以为常，变得无动于衷甚至心生厌烦，或者干脆怀疑和否认——直到震惊的时刻来临。个体健康状况往往如此，地球的安危也是如此。
现在这个时刻来了，绝非危言耸听：有极大的概率，我们无法达成控制气候变暖的预期目标。不是迟了，而是已经太迟了，就像狼群早已混入羊群，我们终于同意一起来“亡羊补牢”。
地球生态并不会毁灭，但将长期重病不愈（想象一下你将在医院渡过余生）。这甚至不是什么“代际间正义”问题，而是当下年轻一代（或者足够长寿的中年人）会遭遇的命运。可这么悲观的前景是不是最好秘而不宣？否则会让人过于绝望。也许如此，除非你不相信长期住院的病人大多会自暴自弃。
这些感想是因为阅读《纽约客》9月发表的长文，题为《如果我们不再假装会怎样？》，作者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核心论点令人沮丧，他相信“气候大灾难（apocalypse）即将来临。要为此做出准备，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无法防止这场灾难”。这很难让人接受。但在研读了十多篇相关文献之后，却没有发现有力的反驳论据。弗兰岑很可能是对的。
2019年在（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排名中位居第二，仅相差0.04度次于2016年（更反映趋势的数据是，这个排行榜上最热的前八名全都属于2010年代）。地球开始“发烫”，格陵兰冰盖融化了三千亿吨冰（净损失），明显高于近几年的年度平均值两千四百亿吨。9月22日，数百人聚集于阿尔卑斯山，为山上的冰川举办葬礼，宣读悼词。炎热的夏季，法国和德国的核电站因为冷却水的温度过高，曾被迫关闭核反应堆的运作。
《牛津词典》的2019年度词汇是“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其词典定义是“要求采取紧急行动来减少或阻止气候变化，避免由此造成的可能无法逆转的环境破坏”。此前，英国、爱尔兰和欧洲议会都相继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11月《生命科学》（BioScience）学刊发表一份声明，题为《世界科学家的气候紧急状态警告》，来自一百五十三个国家的一万多名科学家联署支持，他们“清晰而明确地宣告，地球正面临气候紧急状态。为确保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要求一些重大转变——转变我们全球社会的运作方式，以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方式”。随后这份声明在“世界科学家联盟”网站继续征集科学家联署。
实际上，科学家的危机警报早已拉响。早在1992年，由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德尔（Henry Kendall）领衔，发表《世界科学家致人类的警告》，大约1700名知名科学家签名。2017年11月，超过一万五千名科学家联署发表了同题警告的“第二份通知”，发起人是美国生态学教授里波（William J. Ripple），他也是今年这份声明的主要撰稿者之一。
气候危机意识也逐渐深入大众文化。半个多世纪前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当时就引起轰动，后来出现了许多观赏性更强的影视作品。2004年气候灾难电影《后天》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观众（虽然作为科幻片，其科学性屈从于虚构性受到几位科学家质疑）。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气候公共教育的能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在2006年主创的纪录片《恼人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受到广泛赞誉，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编撰的同名书籍曾连续数月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由于戈尔在促进公众环保意识方面的卓越成就，被授予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经年累月的教育以及不绝于耳的警告，的确更新了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生态环境意识，也带来了可观的行动实践。那么，为什么人类向“环境友善”生活方式的转变还是远远落后于环境恶化的速度？因为获得正确认知的过程过于缓慢，错过了有利的行动时机。在对危机严重性的认识逐渐达成广泛共识之后，问题已经积重难返而变得日益紧迫，这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提出难度极高的要求。
在气候危机的认知方面曾经存在三个主要问题：气候是否在持续变暖？“温室效应”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吗？以及在气候变化的成因中人为因素是否关键？对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真真假假的辩论。所谓真辩论，是指科学家之间正常发生的观点分歧。气候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在观测工具、分析模型和判断能力还不够成熟的时期，还很难对相关问题做出理据充分的确定判断，存在着一些合理分歧的空间。
这就让“假辩论”有了可乘之机，利益集团（尤其大型石油公司）选择性地慷慨资助对自身有利的研究，或者贿赂研究人员形成误导性的观点。更复杂的是，真假辩论有时相互交织，让人真假难辨。1992年发表的“海德堡呼吁书”，旨在反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CPP）关于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有四千名科学家联署签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1995年又有七十九名气候及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签名发表《莱比锡全球气候变化宣言》，否认“存在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共识”并反对“京都协议书”（后来发现，其中有几位签名者受到石油工业的资助）。这些事件与所谓气候变化“怀疑论”和“否认论”有若即若离的联系。
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困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得到澄清，大部分科学家对上述三个问题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2011年的研究发现，有百分之九十七的气候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到今天科学家共同体已经达成了完全而明确的共识。即便如此，怀疑论和否定论的影响并没有销声匿迹，当今美国总统本人就持怀疑论的立场。
在8月底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会议上，桑伯格（Greta Thunberg）大声疾呼“How dare you!”。这位十六岁的瑞典少女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无论是否喜欢她的愤怒言辞，她对事实的基本认知并不算偏激。
在11月的世界科学家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气候危机已经到来而且正在加速，超出了大多数科学家的预期。它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命运的威胁比预期的更为严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3月出版了七位作者合作的研究专著《有见识的专家们》，受到《科学美国人》《卫报》和《纽约时报》的关注评论。作者通过长期的研究调查发现，与怀疑论和否认论的指控相反，科学家不仅没有夸大反而会低估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威胁性。他们过于谨慎的主要原因是，宁愿克制“偏激”的研究发现来维持当时主流的保守共识，也不愿引发争议。因为这会让官员和公众无所适从，将有限的科学分歧混同于“完全没有可靠的知识”，会为“不作为的立场”提供借口。
气候危机的恶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前半段像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温度上升、森林燃烧和冰川融化等趋势只是逐渐加剧，但渐变过程会到达一个临界点，然后会爆发急剧而不可逆转的突变，这就是所谓“翻转点”（tipping point）。比如温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突然大幅度减缓，即便不太可能完全停滞。如果完全停滞，就会出现类似电影《后天》中的可怕景象（尽管许多观众不理解，明明是气候变暖怎么结果会让人“冻死”）。11月28日《自然》杂志发表伦顿（Timothy Lenton）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文章，题为《气候翻转点：风险太高，不可对赌》（Climate Tipping Point —— too risky to bet against）。在文章列出的全球九大气候翻转点中，有半数以上极为活跃，其中几个已经非常迫近。
在2019年，对于气候危机的真实性、严重性和人为成因，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连“怀疑派”这个含混的术语已被美联社、《卫报》等媒体废弃，剩下的只有极少数“否认派”（实际上是“抵赖派”）。科学家的预警基本正确，缺陷只在于以往太过温和了。
当认知的障碍完全清除之后，人类需要刻不容缓的行动，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有高低两个目标。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将全球平均温升在本世纪内控制在2℃以内，这对于签署协定的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一些岛屿国家的要求下，还追加了一个更理想些的目标，努力争取控制温升不超过1.5℃，但这个“努力争取”并没有约束力。
无论是哪一种标准，其中的温升幅度都不是与目前的水平相比，而是指“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那么现在是什么水平？12月3日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临时声明”告知：2019年（1-10月）的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时期高出大约1.1℃！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还剩下1℃左右的余额可用（即便平均温度在来年有可能出现极微小的下降）。
要实现2℃以内温升目标，全球人为的二氧化碳必须在2030年减排百分之二十，在2075年要达到“净零排放”。我们做得到吗？人类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reason），但有许多原因（causes）会严重阻碍所要求的行动。
回到《纽约客》的那篇文章，弗兰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满足三项条件。第一，主要污染国家都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关闭大部分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并彻底重组经济。而且必须齐心协力，“如果德克萨斯人还在开采石油并驾驶皮卡车，即便把纽约市变成绿色乌托邦也无济于事”。第二，这些国家采取的行动必须正确，政府的巨额资金不会浪费，也不被侵吞。最后，绝大多数人（包括痛恨政府的许多美国人）都要无所抗拒地接受高税收，并严格管束铺张的家庭生活方式。他们要对必要的极端措施抱有信心，不能将讨厌的新闻当作假新闻置之不理，还需要为其他遥远而受到威胁的国家以及后代人做出牺牲。“每天，他们都要思考死亡，而不是早餐。”
弗兰岑对达成这些条件的可能性非常悲观，因为不相信“人性不久后能发生根本改变”。他提到今年出版的新书《不宜居住的地球》，这本书的畅销表明许多人都有悲观的同感。但是，坦言悲观的前景并不是主张放弃努力，就像宗教承诺的永恒救赎即便不再可信，人们也不会就此停止行善。他主张应当坦率承认我们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这样才不会在希望落空后完全陷入绝望。力所能及的减排努力仍然有强有力的现实和道德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缓地球走上不归之路的时间。
的确，实现预期目标会要求十分艰难的改变。弗兰岑在文章中没有明述却暗含的一个论题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会遇到合作困境，因为气候是一项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对此已经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杜克大学罗森伯格（Alex Rosenberg）教授9月底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对此做了通俗的阐述。
公共品的消费（受益）有两个特征，非竞争性和不可排他性。路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使用路灯的照明丝毫不妨他人使用（非竞争性），但我同时也无法排除他人使用（不可排他性）。实现《巴黎协议》的目标也是如此，一国无法单独从中受益，除非也让别国同时受益。那么谁来为修建路灯支付成本呢？限制气候变化的努力会面临“囚徒悖论”：如果主要污染国联合起来控制排放，美国就不必努力也可以坐享其成。但如果别的国都不愿付诸行动，那么美国甚至连尝试都没有意义。所以，无论别国怎么做，从“理性”自利的角度计算，美国最优选择都是不限制自己的排放。但每个国家都会做同样的理性计算，结果就导致非理性的共同大灾难。克服囚徒悖论的常用办法，是依靠政府的法律强制。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前提下，需要世界各国自愿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严格而有效的监管和奖惩机制，确保共同遵守协定。但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有效的合作太难了。
罗森伯格对合作困境的描述并无新意，但他提出一个有趣的办法。想象一下你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富翁，发现周边的马路上没有路灯，没有任何人愿意花钱修建。假设当时的路灯极为昂贵，贵得你无法独自承担，而穷人们也无力分担。那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去找爱迪生！花钱资助他的发明，让他研发出既好用又便宜的路灯，便宜到你愿意独自支付而免于夜间行走的不便。罗森伯格说，这就是科学技术的用武之地，现在应该想尽办法去发明各种性价比极高的节能减排新技术和产品，其成本必须非常之低，以至于个别国家或公司愿意独自支付，因为这个成本仍然会低于它们摆脱恶劣环境所获得的收益。于是，“减缓气候变化的这项公共品，对于至少一个消费者（国家或公司）会变得如此有价值，以至于这个消费者愿意独自为自己购买，而其余的人可以免费搭便车。”
这有可能吗？罗森伯格并没有把握，因为科学的发现和突破要借助偶然的运气。但他主张“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增进科学使我们脱离困境的机会……去支持纯粹的研究，以不朽之名而不只是金钱，去自由地传播和回报科学研究”。
2019年，大自然和科学家都传达了“气候紧急状态”的讯号。我钦佩弗兰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付诸力所能及的努力，去面对可能失败的未来。同时怀着一丝希望，期盼我们时代的爱迪生，成千上万个爱迪生。


优绩主义的陷阱及其教训
美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在3月对50人提出指控，名演员、商业领袖以及其他富裕的父母涉嫌行贿（金额从五万到一百二十万美元不等），为子女“购买”耶鲁、斯坦福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美国两党政要也纷纷予以谴责。
公众的愤怒无需解释，因为这践踏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或“优绩制”（meritocracy）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s）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
挑战者出现了，他自己就是优绩制竞赛中的赢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他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的新书《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于9月出版，引起巨大反响。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都发表了报道、采访和书评。《纽约时报》刊登多篇评论，《新共和》和《高教纪事》还组织了专题讨论。作者的核心论旨是，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这本书力图阐明（如其副标题所言）“美国根本的神话如何滋养了不平等、瓦解了中产阶级并吞噬了精英阶层”。
马科维茨对优绩制提出了三重批判。
首先，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马科维茨论证，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想想电视剧《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和《小欢喜》中的情景，还有“小学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之类的广告），美国也不例外。
无数家庭卷入焦灼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马科维茨援引数据表明，在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大学等名校，来自收入水平前百分之一富裕家庭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后百分之六十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人数总和。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了19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19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曾明确主张，学校录取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来，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
第二，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等级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百分之十（而在英国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但今天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在1950年代，CEO的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而现在达到了三百六十倍。贫富差别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少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第三，优绩制的操作具有欺骗性。与传统的贵族精英不同，新精英阶层的兴起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他们宣称自己获得的优越地位全靠努力奋斗和聪明才智，因此这种地位完全是其“应得”（desert）。但马科维茨指出，这是一个操纵性的作弊体制（rigged system）。精英阶层不只用财富优势获得教育优势，而且他们故意提高了社会职业的技能门槛。金融投资、律师、医生和高新技术等高收入行业，都属于“超级技能工作”（super-skilled jobs），对受雇者要求的资质极高，主要接受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而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很难达到准入门槛。因此教育背景的优势也就转换为就业和晋升的优势。
如果用体育竞赛作比，马科维茨似乎是说，精英阶层在双重意义上作弊。首先是在入学竞争中，他们的子女接受了昂贵而优质的强化训练（这是中下阶层完全无力负担的培训），这相当于包揽了最优秀的教练和训练设置，因此获得了竞争优势。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就业竞争中改换了比赛项目，原来的比赛是（比如拔河之类）人人可以参加的项目，现在变成了（冰上芭蕾之类）未经特殊训练完全无法入场的项目。这些新设置的项目对获胜者的奖赏（收入）极高，但普通家庭的子女根本达不到准入门槛。马科维茨相信，这些高收入行业的出现，表面上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实是精英阶层有意为之——为了将普通人隔离在游戏之外，来确保他们的绝对优势，最终造成了无可战胜的坚固壁垒。因此优绩制的实际操作证明，所谓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是虚假的承诺，实际上是一个陷阱。
在揭露了优绩制的本质之后，马科维茨还阐述其有害的后果。他强调优绩制同时对穷人和富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危害。在这场游戏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中产阶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优绩竞争的失败者，很难获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级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些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因为罕见才成为“新闻”，正如彩票的中奖者。他们只能做简单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却无法为孩子负担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也就难以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命运。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债务使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繁荣之外。而这场竞争因为貌似“公平”，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只能归咎于自己，视为自己的“应得”。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产阶级也就失去了进取精神。他们工作得越来越少，是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种“被迫懒散”（enforced idleness）状态，感到自己是对社会无用的人。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导致了普遍的精神沮丧。美国从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虽然很难断定因果联系，但药物滥用和抑郁自杀的增加，以及预期寿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贫穷和中产阶级的社区。
马科维茨还呈现了一种格外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老派精英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更高的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显示，高收入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百分之九达到每周一百小时甚至更长。这是一个不断自动强化的循环：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着严重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e），损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代，从幼儿时代开始就被培养成有强烈进取心和竞争力的孩子，怀着与父母相似的野心和期望，也带着对失败的担忧和恐惧，精心筹划自己的未来。精英阶层生活在无止境的竞争命运中，必须付出极端的代价才能守护自己的特权地位。
于是，美国社会落入了优绩制的陷阱：一面是中产阶级“无劳可做”转向“被迫懒散”，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时间饥荒”。优绩制本身成功了，但这场竞争中的成败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很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论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处于“异化”状态。
在马科维茨看来，优绩制是一场骗局，实际上成为财富和特权世袭相传的机制，造就了新的“贵族阶层”，滋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目前的不平等状况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一代人之前都难以识别。的确，美国人崇尚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但这部著作提出一个警告：严重的结果不平等必定将破坏机会平等。作者相信，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特朗普的黑暗民粹主义提供推动力量。
那么，我们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马科维茨并没有给出强有力的对策。他承认转变优绩制的难度之高，相当于在大革命时代推翻贵族制度。他建议的改革方案十分有限，着眼于教育与就业两大领域。首先，通过建立更包容和开放的教育体制来促进机会平等。比如，让私立学校接受相当比例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否则无法享受捐赠的免税资格），以及政府通过公共补贴来鼓励学校扩大招生。其次，促进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和质量。比如，在医疗、法律和金融等服务系统中，许多工作其实并不需要高等学历就可以胜任。政府应当鼓励增加这类中等技能的工作职位。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是相互促进的，重建更平等的社会秩序会让所有人受益。精英阶层能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以收入和地位的下降，换取更多的的闲暇时间，而中产阶级则通过收入和地位的增长，得以重返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他构想的改革并不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去推翻优绩制的资本主义体系，只是采用了过去福利国家的政府干预路线。
《优绩制的陷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也出现一些批评。几位评论者指出，马科维茨将超高技能和高技能职位的增长，归因于精英阶层的蓄意操纵，这完全没有说服力，而且涉嫌阴谋论。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全球化和数字革命的产物，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复杂性，需要高技能的人才来运作，因此教育投入的回报也在增加。
马科维茨揭示了严重的不平等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令人信服。但追究优绩制导致不平等的责任是错置了嫌疑对象。优绩主义从未承诺结果的平等，促进机会平等和阶层流动在逻辑上无法提升结果平等。杜克大学荣休教授斯达顿（John Staddon）在Quillette网刊发表的评论指出，即便在一个极端理想的机会平等环境中，天赋才能（natural talents）的差异仍然会在竞争中产生等级差别，无论竞争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严格的机会平等必须矫正不平等的起点，可以通过补偿措施“拉直”扭曲的起跑线。但在每一次比赛的起步线之前，还存在更早的起步线，而补偿的要求总是可以正当地向更早的阶段延伸——从大学录取延伸到幼儿园入学，一直追溯到遗传天赋这类“道德任意”（morally arbitrary）的运气因素，这会走向类似“运气均等主义”的道路，主张“敏于抱负、钝于天赋”。但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抱负”和“努力”等品性也仍然与遗传有关，那么彻底的补偿措施只能走向（姑且称为）“基因平等主义”的绝境，否则严格的机会平等仍然无法实现。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五百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
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结果也只能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merit）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会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在我看来，马科维茨对于优绩制是否应当导致平等的问题缺乏融贯的立场，这使得他无从选择究竟是放弃优绩制还是改善它。他最初提出了新颖的挑战性论点——美国目前严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优绩制还不够完善，而恰恰是它成功运转造成的。但依据这个论点，只有彻底抛弃优绩制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但他建议的促进机会平等的对策，实际上选择了对优绩制的改善。马科维茨在一次访谈中坦言了自己的犹疑不决。他一方面深信优绩制的陷阱危害广泛，但同时又感到在许多领域（比如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完全抛弃优绩主义是否还能维系。而这种犹豫蕴含着深刻的启发，促使我们思考平等主义理想的独立维度——平等无法依赖优绩主义实现。
这部著作杰出的贡献在于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两个重要观点：让优绩制的竞争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原则，会导致社会的分裂，进而危及西方社会赖以生存的民主政治体系。此外，严重的结果不平等也将损害机会平等，反过来会侵蚀优绩制本身的原则。但马科维茨的核心主张带有含混的暗示，声称优绩制是资本主义困境的根源，好像若非如此，本来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优绩制得以大行其道，可能正是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所驱动。
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但西方社会不只崇尚单一的资本主义逻辑。马科维茨将我们带回政治理论家持久争论的难题：如何应对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寻求两者调和的努力实际上贯穿于整个现代历史。当今西方社会再次陷入平衡失调的困境，这个教训告诫人们：优绩主义无法单独应对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这两种核心的现代价值之间，我们无法二择其一。


资本主义的问题
今天西方思想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如何在当代条件下重新构想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传统左翼的大政府主导的福利国家政策有其明显的弊端，否则很难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兴起，及其里根-撒切尔的“黄金时代”。但在经过200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资本主义仍然在放任自由主义的延长线上滑行，贫富差距依然不断加剧，阶级裂痕仍在日益深化，正在危及西方国家根本的社会政治基础。
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往往激发左翼思想的回潮。英国《卫报》6月刊登著名记者贝克特（Andy Beckett）的长篇文章《新的左派经济学》，介绍了一个“跨大西洋的左翼经济学家运动，正在构建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性方案”。对现实的不满是普遍的，连英国保守党的财政大臣哈蒙德（Philip Hammond）也承认，市场经济如何运转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裂痕已经打开了，“有太多的人感到这个体系对他们不利”。许多左翼经济学家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出现了类似1930年代危机的前兆，开始了各种新的构想和规划，从主张社区财富自治的“社区所有制”，到追求更平等的经济权力的“民主经济”等等。其中一部分人属于（工党影子内阁财政大臣）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组织的网络，为工党的左翼经济政策提案出谋划策。还有许多人活跃在这个网络之外。
左翼经济思潮也在美国发生影响。皮尤中心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当中仍然有百分之五十五的比例对“社会主义”持有负面态度，但表达正面观点的人群比例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二（当然，美国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更接近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民主党候选人竞争下届美国总统的初选辩论中，如何应对不平等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出现的提案包括财富税（Wealth Tax），加大所得税区间的税率差，提高遗产税，以及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纽约客》10月发表报道披露，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财富税方案受到了皮凯蒂（Thomas Piketty）名著《21世纪资本论》的启发，而具体方案的设计者是三十四岁的法国经济学家祖克曼（Gabriel Zucman），他是皮凯蒂指导的博士与密切的合作者。
新一期《外交事务》（2020年1/2月号）发表专辑“资本主义的未来”，旨在清算它“正在面临的自身缺陷”。其中，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塔克（Todd Tucker）和祖克曼（Gabriel Zucman）合作发表文章，谴责富豪精英们利用体制保护自己的利益，揭示种种危机的征兆，但他们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大幅增税，坚持“资本主义的拯救取决于税收”。更为激进的英国左翼经济学家法恩布拉（Miatta Fahnbulleh）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其潜力，现在需要社会主义的方案才能适应当代世界的现实。
美国历史学家穆勒（Jerry Muller）则表达了对激进左翼方案的质疑。他批评“巴黎经济学派”（皮凯蒂和祖克曼等）支持的沃伦和桑德斯的财富税方案，称之为“新社会主义运动”（neosocialist movement），已经越过社会民主派的传统边界，断定这场激进运动将严重损害投资与企业创新的能力。他指出，从亚当·斯密开始，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捍卫者都承认有必要克服其弊端，以此维护政治安定与社会和谐。而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批评者，也总是敬佩其惊人的增长和创新能力，成功的进步运动从来都致力于“驯化市场”，而不是废除它们。然而，“新社会主义者们”的计划与此不同。他们厌恶不平等现象，但解决方案就是简单利索地“剔除顶端的离群值”。他们漠不关心企业是否能保持活力，以及能否将其收益用于公共投资。“他们不关心鹅的健康，因为他们的经济学家假设，金蛋的供应是无止境的。”穆勒将这场运动称为“妄想”。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竞争还在进行之中，财富税等平等主义提案的前景需要由选民来决定。在法国，马克龙总统已经在2017年的经济改革方案中取消了财富税，而在民众抗议运动之后仍然坚持不能恢复，理由是“鼓励投资和确保劳有所获”。英国议会选举中工党遭受重创有多重原因，但左翼的经济方案显然还需要对选民形成足够的感召力。
思想具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但左翼思想的历史实践记录并不令人乐观。贝克特在文章中回顾，在1930年代经济衰退到二战之后的时期，许多商界领袖认识到需要一种更加平等的经济，并与工党建立密切合作。但随着经济与社会逐渐稳定，撒切尔主张的右翼方案便显示出更强的吸引力，商界人士也随即改变了立场。那么，左派如何才能让人们抵御右翼政策的诱惑？追求的目标究竟是“终结”还是“转变”人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对此新的左翼经济学家们仍然存在分歧。
在贝克特的报道中，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线索。几位年轻的左翼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寻求一种“适应社会的经济”而不是“屈从经济的社会”。他们期待出现一种不同以往的“更为良性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观”。
让经济学回归社会也是皮凯蒂的努力。他不久前出版了新著《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法文版，英文版将于2020年出版）。米兰诺维奇在书评中谈到，皮凯蒂学术研究的特征体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回归”，就是重返经济学原初和关键的功能——“阐明利益并解释个人和社会各阶级在他们日常（物质）生活中的行为”。而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却是把所有人都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抽象行为者，“从经济学中清空了几乎所有社会内容，呈现了一种既抽象又错误的社会观”。
也许，缺乏社会内容的经济学，恰恰呼应着四十年来漠视社会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才是资本主义根本的病症。
在2019年的思想讨论中，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正在浮现。人们熟知的常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平等理想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平等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但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被忽视已久却重要的事实：在现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必须依赖最低限度的社会平等才可能维系，否则将无法存活，更遑论繁荣。原因并不复杂，资本主义需要社会的存在，而社会的整合依赖基本的平等。如果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终将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崩解，那么资本主义也将无处安身而瓦解。
严重的不平等会导致社会的崩解吗？西方社会的分裂和政治极化与近年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有关。对这些现象的成因，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解释。而皮凯蒂更强调其经济根源而不是文化（身份）原因。他在《欧洲与阶级分化》一文中指出，英国的低收入人群中有百分之七十支持脱欧，但他们并不比精英阶层更加排外。更简单的解释是，欧盟经济以区域间竞争为主，这有利于流动性最强的富裕阶层，如果不消除严重的不平等，民族主义的分裂社会的效应将会持续下去。民粹主义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前西方左翼政党推进的社会民主派议程相当成功，这使他们所代表的经济中下层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现了向上流动，成为教育良好和较为富裕的中产或中上阶层。但这改变了左翼政党内部的社会结构，成功向上流动的左派领袖们成为新的精英，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左派”，脱离了那些未能改变命运的下层群体，使后者沦为 “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这是滋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
“不被代表的”人群，恰恰代表了人口中相当比例的“被淘汰出局的人”“被迫懒惰的人”“被遗忘的人”和“失去尊严的人”，他们被排除在任何有意义的“自由竞争”游戏之外，身处同一国度，却感到自己是“祖国的陌生人”。被排斥的群体会通过民主政治所有可能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绝望、愤怒以及反抗，终将开启一场“新的阶级战争”——这是林德（Michael Lind）教授最新著作的书名（The New Class War）。
当前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出现这种危险的征兆，成为左派、中间派和保守派共同关切的问题。因此，即便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可以对（左派诉求的）平等的内在价值无动于衷，也无法忽视平等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完整性的工具性意义。“资本主义依赖平等”这个反常识的事实正逐渐迫近人们的视野，而平等的“最低限度”也必定高于半个世纪前的水平。
当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危及社会整合本身的时候，反思与约束资本主义的“无社会”甚至“反社会”倾向的努力正在兴起。2019年出现了多种在“资本主义”之前附加限定词的构想，探索具有约束性的（包括“人民的”“共同善的”“利益攸关者的”以及“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新模式呈现为一种趋势。
在《外交事务》的专辑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米兰诺维奇的文章《资本主义的冲突》，这也是他新著《唯有资本主义》的缩减版。对于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他做了三个历史阶段的类型划分：最初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古典资本主义，随后是从二战时期到1980年代初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social democratic capitalism），曾主导了西欧和北美的福利国家制度，最后的阶段是晚近四十年的“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他认为在优绩制资本主义中，社会要比古典资本主义时期更加平等，女性和少数族裔被赋予更大权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福利条款和社会转移支付也被用来促进平等，减缓了财富与特权集中所造成的最严重破坏。这些措施继承了其前任社会民主主义版本的做法。
但是，在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影响下，经济不平等开始增加。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一直在上升，这意味着资本和资本家正变得比劳动力和工人更重要。在美国，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人群拥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金融资产，而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0.35上升到今天的 0.45左右。上层阶级有优异的教育背景，收入也往往很高。他们相信自己赢得的地位是源自他们的“优绩”，但这掩盖了他们从体制和社会趋势中获得的优势。精英阶层通过金融资本的代际转移，以及对子女教育的巨大投资，导致了“统治阶级的再生产”。
这些观察与马科维茨的看法相似，但米兰诺维奇同时强调了全球化的影响，包括工会的削弱、制造业工作的流失以及工资的停滞。相当一部分大众感到几乎没有从全球化中获益，因此将全球贸易和移民涌入视为自己苦境的根源，这与少数精英的感受有极大的差异，结果是严重的社会对立。精英阶层变得更加隔离戒备，而社会其他阶层越发怨恨。
在米兰诺维奇看来，对于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危机在于“一个自我永续的上层阶级的出现，伴随着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是否能够进一步演化，进入一个“更先进的阶段”，米兰诺维奇称之为“人民的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在这个阶段中，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应当有更平衡的分配。这将要求“拓宽资本所有制”，远远超出目前百分之十的顶层人口。同时，需要让顶级学校和高薪工作变得更加开放，不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在应对不平等的问题上，人民的资本主义与早前的社会民主主义类型有相似之处，但主要着眼于寻求在金融资产和技能方面提升平等，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与后者不同，前者只需要温和的再分配政策，因为社会已经达成了更充分的基线平等（baseline of equality）。为实现更大的平等，仍然“应当发展税收的激励措施，来鼓励中产阶级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对非常富有的人群征收更高的遗产税，改善免费公共教育，并建立公共资助的选举竞争”。这些措施的累积效果将会使“资本和技能的所有权”在社会中更加分散。
左翼经济学家在倡导“人民的资本主义”，而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提出了“共同善的资本主义”（common-good capitalism），出自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他11月在一所大学的演讲中，抨击了自由放任主义那种“不加以引导的市场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观念，认为这种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它无法建立劳资双方在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虽然“老办法”可能会带来GDP和利润的增长，但它本身不会带来“有尊严的工作”。他批评当前的政府政策只追求经济增长，指出“这种增长常常只能让股东受益”，却牺牲了新的工作和更好的薪酬。卢比奥对当前政治的左右两派都表达了不满，因为右派只注重维护商界谋利和股东投资回报的权利，却忽视他们对于工人和国家应有的义务，同时也忽视了工人分享收益的权利；而左派热烈呼吁每个人获取收益的权利，也强调商人有义务分享他们的成功，却很少谈论工作的义务和商业界的权利。卢比奥所构想的“共同善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企业的体制”，其中劳资双方都享有权利也履行义务：“工人履行他们工作的义务，也享受他们工作的收益。与此同时，企业享有创造利润的权利，也要将足够的利润重新投资来为美国人创造有尊严的工作。”
卢比奥敏感于“缺乏有尊严的工作”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深远的文化与政治影响。目前的资本主义将造成人群的对立、社会的衰败和国家的破裂。因此，他声称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在左右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而首先是防止这个国家的瓦解。如果需要治理的国家将不复存在，那击败政治对手的竞争也毫无意义。致力于“共同善”和社会的融合，以及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等，都是社群主义思想的传统口号。卢比奥试图以社群主义的老办法来约束放任资本主义的努力未必奏效，但他明确地意识到当下的危机及其紧迫性。
施瓦布（Klaus Schwab）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和执行主席，12月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他选择的答案是“利益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这是他在1971年首次提出的概念。施瓦布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西方企业奉行的是“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模式，其根本目标是追求利润，在新兴市场兴盛的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特点是由国家制定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他所倡导的“利益攸关者资本主义”与前两种模式不同，是将“私营企业视为社会的受托人（trustees of society）”。文章批评了主流的“股东资本主义”追求短期和狭隘的利益，论证在当前新的社会与环境的挑战下，他主张的这种“更具社会意识”的经济模式是回应这些挑战的最佳方法。
施瓦布正在准备一份新的《达沃斯宣言》，包括三项指标。首先是确立包括“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要素在内的“共享价值的创造”，作为企业标准财务指标的补充。第二项指标是调整企业高管的薪资，依据的标准是决策能否促进长期的共享价值的创造，而不只是符合股东利益（这造成过去高管薪资的飞速增长）。最后要求大企业理解，它们自身就是“我们共同未来的主要利益攸关者”，必须发挥其核心能力、创业精神和专业技术，与其他利益攸关者携手合作，共同改善世界状况。
参加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杨安泽提出“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参加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杨安泽（Andrew Yang），在初选竞争中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Human-centered Capitalism）。他反对“重利轻人”的主流经济模式，认为“劳动力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收入中位数”以及“寿命预期”这些指标要比传统的失业率和GDP更准确地衡量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他的竞选策略中，最受人瞩目的是“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提案，承诺给每个十八至六十四岁的美国人发放月一千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这个方案听上去匪夷所思，但他以（被美国人迷信的）亚裔数学能力论证了其可行性。自由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向亚马逊、谷歌等科技巨头公司征收增值税。
在美国人的常识中，加税是传统左派的方案，但杨安泽的思路与此不同。他以阿拉斯加州政府给本州居民发放的津贴作对比，这项津贴来源于石油公司的部分利润。因为油矿本身是该州居民的共同财产，由此获得的利润理应分出一部分让共同财产的每一个所有者（无论贫富）共同受益，它的正当性依据完全不同于所谓“劫富济贫”的加税。以此类比，高科技公司使用了我们每个人的“数据”，由此获得的利润也理应由用户共享。值得注意的是，杨安泽在竞选中提出了“数据财产权”的概念，主张“数字数据应当被当作一种财产权（a property right）”。虽然杨安泽没有充分论述全民基本收入与数字财产权之间的关联，但在他竞选网站关于“数据作为财产权”的陈述中包括三项主张，其中之一就是主张“让人们分享由于他们的数据产生的经济价值”。这蕴含了一个新颖的理念：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时候，使用了网民们有形或无形的共同财产，由此获得的利润应当无差异地让所有相关者分享。这是一种基于共同所有权的普遍受益观念，不同于传统左派的思路。所以，杨安泽有理由宣称自己“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前进派”（Not Left, Not Right, Forward）。无论他是否成为民主党最终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提案将被人铭记。
波兰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出版的名著《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曾指出，经济原本嵌入社会之中，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从社会“脱嵌”出来，使市场成为脱离社会而自行运转的机制，经济也从其作为“社会生计策略”的实质性涵义，转变为“理性决策”的形式涵义，形成了危及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波兰尼的分析诊断有许多可疑之处，更不用说他构想的拯救方案了。
然而，在此后七十五年资本主义的演化进程中，他提出的问题总会有再次引人注目的时刻。或许，当下的西方社会正在面临一个“波兰尼时刻”。而最低限度的平等——让人们达到准入门槛，迈入有希望的公平竞争，并从中普遍受益的基本平等——成为维护社会融合的一项不容忽视的要求。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不断面对平等主义的挑战，也在这种挑战的压力下演化更新。西方主流思想将激进平等主义视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对其可能的灾难性后果始终抱有警觉。然而，注重机会平等的自由竞争，若完全无视相对的结果平等，也很可能造成另一种灾难。当今的资本主义再次面临平等主义的巨大压力，如何应对这场考验关乎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