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塔尼尔·阿玛：《在中国乐坛摸清和规避（自我）审查制度》（2020

 

纳塔尼尔·阿玛：《在中国乐坛摸清和规避（自我）审查制度》（2020）

原创 纳塔尼尔·阿玛 译窟 前天

摘要：虽然2018年1月中国嘻哈音乐的“审查”事件引发关注，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存在多种形式的音乐审查制度。本文从朋克摇滚群体内部的观察入手，概述审查制度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并探讨哪些机构在负责监督专辑、演唱会到音乐节中的音乐作品。本文讨论中国乐坛审查机制，包括自我审查，并强调如何规避审查制度，以及艺人与当局斡旋的可能性。

在中国乐坛摸清和规避（自我）审查制度

Navigating and Circumventing (Self)censorship in the Chinese Music Scene

作者：纳塔尼尔·阿玛（Nathanel Amar，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

译者：陈荣钢

引用：Amar, N.. “Navigating and circumventing (self)censorship in the Chinese music scene.” China perspectives 2020 (2020): 25-33. 译自原文前两节的部分内容

最近由中国官方和私人进行的审查与自我审查案例备受关注。争议歌曲不见。音乐审查可以有很多种，可以让歌曲、歌词不见，让签证失效，演唱会取消。私人公司或个人的自我审查则在保护自己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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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节目修改歌词（来源：yinyidushe）

音乐内容审查研究中，Sabine Trebinjac研究了“地区民间音乐集成办公室”，该机构负责收集和分类民间音乐。Jeroen de Kloet研究中国音乐社群，尤其是对“语言伪装”（linguistic camouflage）的研究，这个术语用来描述艺人不得不对争议歌词做伪装。

本文旨在确定负责音乐审查的官方机构，以及音乐界如何驾驭这些障碍、生产和传播音乐。哪些机构参与了这个过程？如何与当局斡旋？是否存在规避这些成文或不成文规则的空间？本文根据2011年以来在北京、武汉、深圳、长沙、天津等地对中国朋克摇滚乐坛进行的观察和采访，试图分析音乐审查制度如何执行和演变。这些观察有助于更好理解审查制度和自我审查制度在今天的中国是如何运作的，也将拓展过往对摇滚、90年代地下音乐及其他音乐流派的既有研究。

除了艺人为了发行唱片而不得不与官方机构打交道之外，他们在公开演出时还必须与一系列行为者打交道——警察、文化部门的公务员等等。首先，我将概述自1949年以来对音乐作品的审查是如何组织的，然后描述艺术家在发行唱片或组织音乐会时必须遵守的机制。然后我会说明一些近期案例如何揭示“自由裁量”的做法，并引起这种审查制度如何影响海外华语地区。

文化审查机构

高层很早就提出对文化形式的管控。毛泽东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过，但这个主题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就讨论过了。文化政策促成中国大众文化元素和共产主义艺术宣传形式的结合和推广，比如秧歌，与每年农活周期相关联，伴以歌曲和各种乐器。这些艺术作品被用于宣传目的，并在“冷战”时期被其他华语左翼群体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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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泽州秧歌”《开渠》插图，1962年

1949年起，与电影、广播和电视有关的文化生产被国有化。“中国音乐家协会”成立于1949年7月，旨在宣传符合党的要求的音乐，并培养新一代的社会主义音乐家。此前的“左翼音乐组织”成立于1932年，1936年解散。1949年5月，“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开始垄断音乐发行。

中国的民歌——包含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地区的民歌由国务院收集和编纂。机构“由至少一万名官员组成，负责收集民族音乐，并在审查和自我审查后，按照社会主义价值观制定汇编”。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制作的浪漫歌曲成为“黄色歌曲”而被禁止。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推行经济改革，相对放松了大众文化审查。音乐领域出现发展高峰。尽管邓丽君的情歌还很“妖艳”，但盗版磁带让邓丽君在大陆非常受欢迎，以至于70年代有句俗话：“白天听老邓，晚上看小邓。”

独立艺术家开始组织起来，出现了新的风格，比如“囚歌”，然后是80年代的“摇滚”。80年代末之后，摇滚乐受到控制。崔健、何勇的作品被“扫黄打非”。

90年代中期，在官方音乐之外，出现了港台艺人的盗版磁带（如Beyond）和许多城市黑市上卖的打口碟。这些在西方音乐产业中“剩下”的产品被送到中国回收，但从1993年开始，它们在中国城市街头被非法低价售卖。

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的音乐流派出现在中国各大城市——另类摇滚、朋克、嘻哈到金属。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规避了官方的审查制度，也避开了无法满足他们的音乐产业：

印刷出版物的出版权和复制权被少数国营出版社独占，而这些出版社的生产能力（无论从种类还是质量来看）都与公民对文化产品的巨大需求极不相称。

20世纪90年代的开放和未经批准的新风格的流行并未真正改善音乐内容审查政策。各部门职能交织在一起。根据播放方式的不同，音乐本身受到不同机构的管理。

审查程序和宣传监督最初由“电影事业管理局”负责，直到 1986 年才被“广播电影电视部”取代，1998 年成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另一个机构“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于1954年，也由国务院领导，负责出版和版权，在1998年并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之前曾与之竞争。

201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成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8年3月，该局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取代，新机构由“中宣部”直接领导。“中宣部”成立于1924年，主要负责新闻管制工作，这次主要目的是规范媒体，发放出版授权，监督文化作品的发行。另一方面，“文化和旅游部”和各地文化局负责监督音乐现场，因此艺人和经纪人需要和他们打交道。

与当局斡旋：发专辑，开演唱会

虽然各级行政部门都有负责管理文化领域的机构，但许多厂牌、媒体或文化内容的生产者并不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

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通过国务院授予的官方出版授权出版包括报纸、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在内的“出版物”，并将适应市场的作品出版任务委托给特定的民营公司，这些作品也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早期摇滚乐手崔健、何勇、窦唯以及唐朝等通过港台的“滚石唱片”、“魔岩唱片”发型作品。90年代末开始，首批独立厂牌为宣传新兴独立摇滚而成立。它们也需要与国有音乐机构斡旋以获得出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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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岩三杰”张楚、何勇、窦唯

“清醒”乐队主唱沈黎晖是关键人物。他之前是“中国唱片”的平面设计师，后来决定自己制作摇滚专辑，1997年创立独立厂牌“摩登天空”，同年发行了乐队第一张专辑，销量达到15万份，而非法拷贝卖出了30万份。

“摩登天空”还成立了另一个厂牌“Badhead Records”，并由“北京新声”运动中的团体制作了大部分唱片。有人指责“摩登天空”的商业化，说把中国摇滚乐过度程式化了，但另一些人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典型的后现代中国悖论”，因为代表中国音乐产业的“摩登天空”必须审慎地去做专辑。

1999年，从朋克酒吧“嚎叫俱乐部”的余烬中诞生了“嚎叫唱片”，并制作了首都朋克、金属和嘻哈圈的第一张专辑。艺人吕波和摇滚乐手王迪与“京文唱片”合作，制作了首张专辑《无聊军队》。其他厂牌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陆续成立，包括由美国人Michael Pettis创建的唱片“兵马司”，其在2005年左右出了很多独立乐队，这也要归功于北京D-22酒吧。

D-22于2012年关门，其继任者XP在邀请了被北京市政府列入黑名单的日本艺术家河端一（Makoto Kawabata）后也于2015年7月关门。“兵马司”在2018年被卖给大厂“太合音乐”，现在旗下的摇滚艺人参加电视选秀节目，将其商业化并要求乐队修改歌词。

虽然这些唱片公司不受国家直接控制，但它们仍然需要官方唱片公司的支持才能合法地发布音乐内容。一位“兵马司”的员工表示，一个常见的做法是购买国际标准音像制品编码（ISRC）号码：

我们不能自己发行专辑，而需要向官方厂牌购买ISRC号码。因为他们的数量太多，并且需要钱，所以他们可以把一部分卖给独立的唱片公司，这样就不会失去政府给予的ISRC号配额。在能够发行专辑之前，我们必须提交歌曲的歌词以便他们验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自己修改歌词后再提交。如果我们发行的CD不符合政府的要求，政府就会和卖给我们ISRC号码的唱片公司交恶，他们收到的号码就会减少，就会停止卖给我们。

这和出书一样。正如Sebastian Veg指出，出书也要书号，一些官方出版社将书号卖给愿意承担出版后被禁风险的小型的、相对独立的出版社。换句话说，在音乐专辑和书籍的情况下，国家出版商将审查的风险外包给独立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审查制度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作用。如果一个乐队想正式发行一张专辑，也就是说想通过授权的商业渠道或在互联网上销售，那么必须将其歌曲提交给唱片公司的管理部门，在那里进行初选。乐队和唱片公司经常会修改歌曲的歌词，以适应官方的规定。正如Jeroen de Kloet所言，除了与当局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外，一个好的出版商还知道在谈判规则时应该采什么样的正确策略。

因此，为了避免“宣扬色情”的指控，乐队和出版商都会更改一些不恰当的词语，甚至是英文词汇，比如《无聊军队》里“fuck”改成“funk”，《苍蝇》里“性”改成“心”。类似的自我审查做法也出现在其他语境，如民族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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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军队》

不仅是、歌词，声音也要符合国家机构的要求，但声音也可以用来掩盖有问题的文字。北京朋克乐队“地下婴儿”的《觉醒》MV中，“我要把我的热血和大便都通通抛在这旗帜上面”这句话对唱片公司来说是个大挑战，因此在制作短片时决定加入卡车的声音，以巧妙地掩盖掉这句话。

以官方的方式销售专辑意味着与当局的谈判，一些乐队根据其专辑的政治内容在官方和地下出版物之间游走。比如武汉朋克乐队“生命之饼”。2001年它们和“嚎叫唱片”合作出了第一张专辑，但2014年的《中国来信》就没有申请ISRC号。

现场演出需要文化部门审批，通过行政程序来实现。早在80年代，新兴的中国摇滚乐队就需要寻找特定演出场所。尽管他们开始在首都的几所大学里演出，但在不受当局控制的国际酒店和餐馆里北京的“摇滚圈”才真正蓬勃发展起来。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不倒翁乐队”李季的推动下，摇滚现场表演以“派队”形式出现，也就是在京城的酒吧里即兴表演而没有任何市政当局的授权。1992年，李季为这些演出开辟了一个叫“幸福俱乐部”的空间，但在政府压力下很快关闭了。

1995年，刘元开了家CD Café，接待京城摇滚和地下音乐圈的人，崔健也演过，尽管他在80年代末到2007年都被禁止在北京做官方演出。1990年崔健被允许组织一次短暂的巡演来宣传亚运会，但他也不得不面对一些省级部门干预，如1995年在太原的一次授权过的演出被突然取消，并且没有解释。这些也是90年代中期许多音乐团体常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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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在CD Café 表演

由于这个许可证很难获得，许多演出都没有这个许可证。北京的一位演唱会组织者介绍了如何最好地避免干预：

你有官方、半官方和地下的方式来组织音乐会。官方的演唱会（……），有一些国有公司或者全国性的舞台，他们有牌照和授权，通过艺人的歌词来提交申请，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一般来说，我们主要选择第二种方式，我们通过一些半官方的方式把艺人介绍给文化局，通知警方艺人的到来，虽然不在官方网络上，但我们可以卖票。第三种选择是在被禁止的地方举行音乐会，比如聚会，或者在地下室里，但你可能会遇到大问题。

结语

中国的音乐审查机制远非单一，而是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制度性的、实践性的和随意性的。在实践中，无论是音乐专辑的发行、网络曲目的上传，还是演唱会的组织，都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朋克摇滚圈的例子揭示了某些团体如何通过修改某些歌词来应付审查制度。私人利益相关者出版专辑也是被允许的，公司必须想办法自筹资金，即使这意味着将专辑发行权卖给独立厂牌，同时检查这些专辑的意识形态内容。

演唱会的组织也属于灰色地带，涉及到与地方政府的谈判和好处。但这并不妨碍当局直接干预音乐会和音乐节，对其进行静音或药检。近年对文化音乐领域的管控更加严格。在体制方面，原来由国务院控制的机构已由宣传部门直接监管。从实际情况看，由于新的税收政策，举办音乐会的难度加大了。此外还有可能会忽视但更令人担忧的自由裁量决定，比如网络平台的审查和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