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December 2, 2021

张彦远与他的《历代名画记》

 张彦远与他的《历代名画记》

邬慈人 中华书局1912 2021-12-01 17:03


公元815年的一天,素有“三相张氏”之称的张文规家一派喜气洋洋的样子。从仆从来来往往的繁忙程度看,似乎有什么喜事要来。仿佛是历史行进此处,自然而然要轧出一道特殊的印痕——在中国绘画史和中国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张彦远,就在这样张灯结彩的热闹气氛里诞生了。

在张彦远出生之前,张文规家就是朝野闻名的“阀阅”。张文规的曾祖张嘉贞,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举明经,任平乡县尉。但不久被受牵连被免官回乡。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时任河东采访使的张循宪向武则天上表,举荐张嘉贞。于是武则天专门召见,与之面谈。面谈结束后,张嘉贞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来一直做到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病逝于洛阳。


张文规的祖父张延赏,以父荫入仕,从太子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起家,于贞元三年(787年),就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不久即病逝于任上。张文规的父亲张弘靖,以门荫入仕,元和年间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门三代,均为宰相(按,唐代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即为宰相),张文规家之豪贵,可以想见。当然,也只有这样的家庭,日后才能培养出一位能在中国艺术史上留名的人物。

按照唐代取士的标准,凡为官者,其书法必须可观(《新唐书·选举志》中说:“凡择人之法……三曰书,楷法遒美”)。而出了三代宰相的张家,在书法上自然是甚为措意。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张嘉贞起,张家就注意搜罗先代的法书名画;二是自张嘉贞始,张家在书法创作上极其用心,至张弘靖甚至“书体三变,为时所称”。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张彦远之父张文规自然也非常看重这个新生儿将来在书法上所下的苦功。



据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的记载,他对于家中的法书名画是“自幼至长,习熟知见”。所谓“习熟知见”,即是指张彦远对家中所藏了如指掌。而要做到对家中所藏了如指掌,自然是在幼时便要开始接触、了解家中的书画。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张彦远祖父张弘靖曾向唐宪宗进献了一批书画。其中有钟繇、张芝、卫瓘、索靖书法各一卷,二王父子书法各五卷,魏晋宋齐梁陈隋历代杂迹各一卷,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画作合三十卷。而进献之外、佚散之余,家中还能存有二三轴。这二三轴的存余,正是张彦远后来日夜把玩的秘宝。套用《历代名画记》中的记载,便是“抱漆书而兴叹”。这足以证明张文规在培养儿子这件事上,下了一番功夫。


当然,除了张彦远自己的记述,这里还拟估算一下张彦远所见的家中法书名画的珍贵来说明张文规在培养儿子这件事上的用心程度。

唐人张怀瓘的《书估》曾给当时的法书做一番估价。他在《书估》中以王羲之的字为标准,言:“大王(指王羲之)草书直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并就此划分历代法书之价,一共五等。其中,最次者尚有王羲之草书价的四分之一,换言之,即直(通值)二十五钱。当时,一斗米价不过三到五钱,取其顶格算,一幅最次者尚能换五斗米。让一个孩子观看乃至摆弄价值五斗米的法书,即使是当下,仍为富奢之举。正是这样不计成本的培养,日后才能让张彦远在书画品鉴上有极大的造诣。


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时年32岁的张彦远就任祠部员外郎一职。据《唐六典》的记载,祠部郎中、祠部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道佛之事。”然而,祠部员外郎其实是较为清闲的一个职位。赖瑞和先生《唐代中层文官》对此有较为细致的分析,此处不赘。时值壮年,又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于是张彦远把数年以来搜罗的书画资料加以编纂,汇成了《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二书。



之于《法书要录》,张彦远收罗汇编了自东汉赵壹《非草书》始,搜罗了王羲之《论书》、卫夫人《笔阵图》、羊欣《采能书人名》、王僧虔《答太祖书》《论书》等书法理论文字以及法书目录等三十四种文献。这几乎囊括他当时所能见到的较为重要的书法史文献。之于《历代名画记》,张彦远则重在阐发其个人对于绘画史、绘画理论的见解。在详细著录绘画的押署、印记之余,张彦远还记载了唐代两京寺观壁画。这些无疑是他亲身调查才能获得的资料。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可贵的“第一手文献”。作为前人书论、画论的大总结,《法书要录》和《历代名画记》为后人了解前代的书画成就提供了极其方便的门径。

从历史角度看,作为技术,书画的诞生非常之早;作为艺术,书画的品鉴却产生较晚。现存的,甚至可以说就张彦远之时,所存的各类品鉴文字最早也只能追至汉代。然而,书画是在魏晋六朝时进入其第一个发展高潮的:各类极富个人审美意识的书画作品层出不穷,甚至与书手画手相关的轶事也会被视作趣味性极强的“新闻”而传于众口。这些丰富的材料积存到一定程度时,便自然而然的吸引后来人为之收罗、整理。可以说,张彦远在祠部员外郎任上编成《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二书,正是“冥冥之中”暗合了这样的“天意”。



生活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人们,即使不曾了解,也一定听过敦煌的大名。除了藏经洞里那些珍贵的唐代卷子,那些绘制于洞壁上的神佛图画,也是异常美丽。而要与这些壁画相互印证,《历代名画记》里对两京寺观壁画的记载正是首选。张彦远在少时对于两京寺观壁画的实地调查,居然在千年之后产生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得不说,这是历史给出的另一个“天意”。

在唐代,尽管书法、绘画艺术被视作是士人所应具备的技艺,但是,以书画出名的士人终究会被人看轻。因此,在正史中,对于这些人的生平记载都会从简乃至忽略。或许是对于绘画的感情超越他对书法的感情,十卷的《历代名画记》,张彦远花了七卷的篇幅去记叙历代的画家,其中还包括那些从天竺、西域而来的外国画手。这些记载,让千年之后的人们看到了唐代的开放与交流,无疑是非常珍贵的交通史料。

公元907年,张彦远去世。是年,唐亡于朱温之手。从张嘉贞入仕起算,张家一门五代,见证了大半个唐朝的风风雨雨。多年以后,当金戈铁马消声在风中,当荣华富贵弥散于尘里,所存下的、称得上是中国艺术史学“双璧”的《法书要录》和《历代名画记》,仍旧熠熠生辉,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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