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的文献结构——重读张文江《钱锺书传》
张治 艺文志eons
在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相关领域，想完全绕过钱锺书，在今天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钱锺书被誉为“文化昆仑”，其著作贯通中西，横跨创作和理论；创作兼及诗文，理论兼及文史哲，以中文论中国，西文论西方，每一方面都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张文江先生所著的《钱锺书传》按时间顺序，将钱锺书的一生划分为早年生活和求学、意园神楼、沧浪之水、槎通碧汉、群峰之颠五个阶段，将经历与著作交织考索，做出解读。尤其从结构系统的角度分析《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钱氏著作，别具只眼。书末附《钱锺书著作的分期和系统》和《钱锺书简易年表》，对钱氏一生的行事与著述有清晰梳理，有助于理解钱锺书的思想发展。
今天分享的是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张治关于本书的评论，原文刊于三联书店（香港）《读书杂志》2024年4月号。
《管锥编》的文献结构
——重读张文江《钱锺书传》
在今天，不仅是那个“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也是这个期刊网、资料库和考据处处显能的今天，一本篇幅不大而又丰富并具有真知灼见的小书——并非论文拼合，而是具有一定系统主题和逻辑结构的著作，同时，还因为思想的闪光而显出文学价值——已经成为越来越难得的学术追求。任何问题都能因不断细化而发掘出说不尽的细节，牵扯到的人事关系也可以复杂到用多少页论述和多少个注脚都不嫌多的程度。当我在钱钟书研究这个领域深入探索的时候，面对至今仍不断涌现出的新材料（包括同代人的日记回忆录等文字以及钱钟书自己的手稿）以及原本就广阔深邃的钱锺书学术世界，时常会期待一种通脱透彻的观照视野。这种与当下学术风气并不合拍的愿望，一方面缘于钱锺书本人所言，“求尽则尽无止境，责实则实无定指”（《史传通说》序）；另一方面，则是爱慕前贤师长的垂范之作，包括范旭仑先生的近作《钱锺书的性格》，也包括张文江老师的《钱锺书传》。这部初刊于30年前的书，乃是张文江老师“钱锺书著作论”计划的改增。范旭仑先生《评论钱锺书一甲子》，已指出这部学人传记着眼就在于学人的著作，并说作者“学识都不坏，警见奇谈时不时跳出来，多看看准不吃亏”。王水照先生近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也收入了一篇他读《钱锺书传》的感想短文，指出此书重在阐述“传主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及其人格精神”，“力图在钱先生多种著作中寻找一种贯串起来的东西”。
1994年1月22日《文汇读书周报》
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就学，有幸听过张老师的“《庄子》选读”课。那时我刚读过这本《钱锺书传》以及新出版不久的《管锥编读解》，正对钱锺书充满兴趣，并发愿按照《管锥编》十部“枢纽”书的次序把相关书全部认真读一遍，因此不时向老师请教相关问题。张老师当时宣称已不再研究钱钟书了，如同他在“自序”里说的，“随着我对文学关心的减弱，我对钱锺书著作的热忱也减弱了”。但也许是照顾我们的热情，他在那学期最后几次课里专门讲了一次《管锥编》的文献结构，即这本《钱锺书传》第四章的主要内容，窃以为这可能也是此书最有价值之处。按照《钱锺书传》的最新版本，其中的主旨见于这段表述：
本书理解《管锥编》的文献结构，即从理解这十部书组成的文献结构入手，进而以外编《感觉・观念・思想》为鉴，理解《管锥编》内含的西方著作的文献结构，进而分析《管锥编》内含的佛教著作的文献结构和道教著作的文献结构。以四种文献结构，见出《管锥编》所内含的整体文化批评之意。（第138页）
按，此处说的“这十部书”，指的是《管锥编》用以贯串各篇札记的十部枢纽典籍，包括《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老师认为它们分别对应了传统图书分类的经史子集四部，且占据各部实际上的首脑地位。其中言“《老子》实质上是子部之首”，是因为《四库总目提要》中子部排在前面的是儒家，本来排第一的书是《孔子家语》，而今天我们当然认可的还是《老子》。抓住首脑，当然就是抓住根本，因此可看出“《管锥编》对中国文化整体内容”的“提纲挈领”。此下还有很多分析，包括由传统学术沿承和现代学科划分的思路，又可在这四部内部进行纵向联系，如《易》、《诗》、《左传》同归经部但又分别偏重于文史哲，《易》与《易林》是“易学史”系统，《易》与《老》、《列》是“道教史”系统，《左传》、《史记》是史学传统，《诗》、《楚辞》、《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文学史系统，等等。张老师进而谈到了《管锥编》“续辑”的未完成稿计划，我们今天知道里面要谈及《礼记》、《庄子》、《全唐文》诸书，以及四种别集即杜甫、韩愈、李商隐和陈与义的诗集。张老师认为，这样一来，“已用独特的方式贯通了六经”，子部也“得魏晋玄学之要，也是《管锥编》认识道家文化的基本角度”，集部更是沿承前面从总集入手往下扩展的努力，又从唐代以来的重要别集来“分观各家”，杜、韩是此后的诗文之祖；玉溪和简斋被视为钱钟书自家取法的重要代表。
《钱锺书传》的这些分析，对我后来去理解和研究钱锺书著作的思路一直影响很大。近些年各种新材料不断被公布，尤其是《钱锺书手稿集》的问世，使我对于张老师从前关注的这个问题也有了更为深入的体会。杨绛在《钱锺书手稿集》总序里回忆：“他曾对我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集部的那几种书，其实都是钱锺书的长久计划，甚至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就开始准备了。《中文笔记》和《容安馆札记》里有大量相关的笔记和论札，显然就是未完成部份的草稿。
2015年出版的《苏渊雷往来信札》里，有一封吴忠匡在1973年7月30日写给苏渊雷的信，提到钱锺书的消息：“来书谓正集旧所读《易》、《诗》、《左氏》、《史记》、《老》、《庄》、《墨》以下二十一种书笔记为《志林》，而将以西文属草评泊西方典籍之作为外篇别子云。”这段信息非常重要：除了显示起初的书稿摹仿《东坡志林》而立题，表明仅考虑为对一些重要书籍的批注汇总外，更在于使我们得知钱钟书最初的计划竟然多达“二十一种书”，其中还包括了《庄子》和《墨子》两书。由此看来，《庄子》的计划甚至可能要比《列子》还要早着手！由此才解决了我心里的一个困惑，即读《管锥编》“《列子张湛注》”第一篇总起部份时，总感觉前面有一大段内容显得跑题：所叙为《庄子》文辞的早期评价史，谓此书是逐渐提升而超拔诸子，终与司马迁、屈原并列，接下来才说后人对《列子》的评价史也是如此。并且又说“余观张之注《列》，似胜王弼之注《老》，仅次郭象之注《庄》”。这和《钱锺书手稿集》最先影印出版的《容安馆札记》第759则（即《管锥编》“《列子张湛注》”草稿）所言“张处度注文尚在向、郭注《庄》之下”看法是一致的。同时，我们又在《钱锺书手稿集》的《中文笔记》里，看到大约在1963年上半年，钱锺书曾经详读《庄子集释》一书，密密麻麻达90页，其中颇注意摘录郭象的注，就与他原本著作的计划是大有关系的了。换句话说，假如存在更为理想的《管锥编》成书形态，《列子张湛注》的位置很可能就是《庄子郭象注》。在《庄子集释》笔记的页眉，钱锺书抄录王尔德为翟理思的《庄子》英译本所做一段书评，谓庄子身上集中了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所有欧洲形而上学或神秘宗思想，并结合了卢梭式的激情雄辩与斯宾塞式的科学推理。若由此着眼，已足可想见钱锺书可能会展开的很多中西比较与会通的讨论。
还可以在钱锺书作于1965年的读书笔记里，看到谭戒甫《墨辩发微》夹在朱谦之《老子校释》、杨伯峻《列子集释》的笔记之间，此后还有孙诒让《墨子闲诂》笔记，其中《墨经》四篇空缺，钱锺书标识“见《摩诃止观》册”，就是指《墨辩发微》笔记。《容安馆札记》里说“重温《墨子》书中《上、下经》、《大、小取》”，但钱锺书晚年心力衰退，在思辨问题上不似从前活跃，最终论《庄》、《墨》部份未能成书，也就可以理解了。
1964-1965年前后，钱锺书还有《礼记》的完整读书笔记，篇幅也接近90页。先用的是元人陈澔《礼记集说》本，自《曲礼》至《郊特牲》篇；后读《礼记正义》，自《内则》至《丧服》。而其实主要关注的就是从白文到郑玄注、孔颖达疏，摘录极详。颇值得由此进一步理解张老师所谓钱锺书用独特方式贯通六经的看法，不仅注意文句修辞上的特别趣味（如言“自《礼记》以还，『枣』、“早”双关之例最多”），也有习俗礼仪中的审美文化和生活情感（如言“吾国《礼记》中《曲礼》《檀弓》《孔子闲居》《乐记》诸篇于情感之『盈而反』实早发厥绪，特仅道乐之与哀，而未推及七情五欲耳”），并以西方典籍和中土戏曲小说加以参照。《管锥编》里征引文献提及，“正史载远夷遣使所求，野语称游子随身所挟”的，都有《礼记》一书，正是看重这部儒家经籍深入影响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意义。《管锥编》引《礼记》多达八十余处，远不同于《谈艺录》的偶一提及。这也足以看出钱锺书前后思想上的变化，很有可能，最终他未将《礼记》作为后续计划的枢纽之书，便是因为其中的思考素材都已融入已刊的书稿了。
张文江老师在书中还提到了“以外编《感觉・观念・思想》为鉴”，来探索钱锺书讨论“西方著作的文献结构”。“《管锥》外编”的书名，见于钱锺书为《中国文学家辞典》所写的本人词条，其中作为“待整理”的“英文著作”，说是要“评论但丁、蒙田、莎士比亚等十个西洋作家及其作品”。张老师依照当时他对西学里“大经大典”的理解，顺势推测了这部“西学《管锥编》”的文献结构，猜想其中可能会专门讨论荷马史诗、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集和《圣经》等书。今天我们看到了《钱锺书手稿集》，可以看出钱锺书对于古希腊罗马典籍虽有广泛涉猎但是并不够深入，古典学的门限很可能使他不会在此范围内设立专书。其中张老师提及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九章集》倒是确有可能成立，因为在《谈艺录》时期就已经非常关注西方的“神秘宗”了。文艺复兴以来诸大家的论列非常合理，我则想在此基础上再增补阿里奥斯托《奥兰陀的疯狂》和十七世纪的意大利巴罗克诗人马里诺。我也非常赞成张老师对《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重视，吉本此书在《手稿集》里也有极为详尽的读书笔记。
还有两种《管锥编》内含的文献结构，分别是佛、道二藏。张老师各有详尽论说，恐怕和钱锺书的阅读世界存在了或多或少的距离。我后来不避浅陋，写过一篇有关钱锺书佛典笔记的论文，考察了他读《大正藏》及其他版本佛经典籍的基本情况。感觉钱锺书读佛经依然着眼于修辞的表达技艺，这虽然也能体现出一些思想，但与张老师依托天台宗“五时判教”说所见的佛学整体不是一回事。至于道教典籍，钱锺书则读得很少。
而张文江老师在放下钱锺书研究之后笔耕不辍，为潘雨廷先生整理《道藏书目提要》、《读易提要》和《易学史发微》、《道教史发微》，出版自己的专著如《〈庄子〉内七篇析义》等书，这些不同性质的工作成果，以及论文《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等，显然都是在钱锺书未及着力之处进行了很深的探索，思考的视野也早已跨过“钱学”。他的《〈学记〉讲记》，正好涉及《礼记》的具体内容，收入文集《古典学术讲要》中。
1981年10月24日钱锺书致张文江信
结合《钱锺书传》思考的四种文献结构，当可以看出上述这些著述前后的关联。钱锺书当年给当时还是学生的张老师回信，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勉励。读书时，张老师也经常提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无可依傍之处。那时候我愚顽不堪，以为“第一楼头”就是北京大学那块读书圣地。考到北大读博后，张老师在重病期间，写信问我：
君已在庐山中，真面目如何？
本文作者张治，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异域与新学：晚清海外旅行写作研究》《文学的异与同》；主要译作有三卷本《西方古典学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