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钱锺书1940年代因战乱滞留越南，被河内的印度支那大学聘为英文系系主任；假如他为越南本科生开设了一门西方文学入门课程，用英文讲授；假如抗战之后，他备课的英文讲稿以《西方文学研究导论》为标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那么，这本并不存在的书，其内容和意义就非常接近德国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的《罗曼语语文学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de philologie romane）。喜欢给大学者起绰号的人，常称钱锺书为“文化昆仑”。如果钱锺书是“昆仑”，那么奥尔巴赫就是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珠峰。
奥尔巴赫于1936年来到伊斯坦布尔大学，担任该校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教授罗曼语文学一系列课程。他在土耳其寄居了十一年，躲过了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残害，直到1947年他选择寄居美国。这部为土耳其学生用法文写成的讲义，写于1943年，先出了土耳其文译本，而法文版于1949年在德国出版。奥尔巴赫的前言写于1948年3月，其时，他已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了。《罗曼语语文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的中译本标题，加入“伊斯坦布尔讲稿”七字，凸显了这本书的缘起和意义。在这部讲稿中，一位德国犹太裔的世界级学者，在伊斯坦布尔用非母语向土耳其本科生简明扼要地讲授自己最擅长的专业。
埃里希·奥尔巴赫
不可亏负寄居的人
奥尔巴赫为何来到土耳其任教？详情可参考卡德尔·科努克（Kader Konuk）在2010年出版的《东西摹仿论：奥尔巴赫在土耳其》（East West Mimesis: Auerbach in Turkey）一书。这本书挖掘了很多一手材料，甚至包括德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档案。奥尔巴赫在去国之前，是马堡大学的罗曼语教授。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后面几个月，文学艺术界大批左翼人士和犹太知识分子迅速逃离德国，此事在《文学之冬》一书中有详细记述。奥尔巴赫参加过一战，是负过伤的退伍军人，所以认为政府不会无情无义。他虽然是犹太裔，但未被立即解聘，只是逐渐被禁止参与教学活动。但到了1935年10月，马堡大学校方正式发函告知：根据最新出台的《纽伦堡法案》，他被认定为“纯犹太人”；作为“非雅利安人”，纳粹政府有权将其驱逐、并剥夺一切权利。过去两年中，他一直希望能凭借退伍军人的身份逃过此劫，但至此已再无回旋余地。
已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担任系主任的列奥·施皮策（Leo Spitzer）一直关心奥尔巴赫的动向，加上他自己要转到美国任教，所以向校方极力推荐奥尔巴赫接替自己的职位。伊斯坦布尔大学经过与其他求职者的对比和考察，最终决定聘用。奥尔巴赫到1936年8月才接到学校的正式聘书。奥尔巴赫本人出身富庶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中学入柏林当地的法语学校。这所学校乃是十七世纪末逃离天主教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派移民创办，所以奥尔巴赫的法语是有童子功的。再加上他后来选择罗曼语文学作为专业，法国文学当然是重点学习对象。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在接到聘书之后，奥尔巴赫特意去了日内瓦，为的是打磨法语，尤其是口语。
奥尔巴赫抵达土耳其之时，恰逢土耳其现代化、世俗化运动兴起。凯末尔大力推动土耳其版的西化运动，在高等教育领域，将当时国内的顶尖学府改为伊斯坦布尔大学，解聘三分之二的本国教师，大力延聘欧洲学者，以促进本国文化的欧洲化和现代化。1933年之后，很多被驱逐的德国学者都在土耳其找到避难所，也是因为土耳其的教育改革急需欧洲学者的加盟。但土耳其方面也担心外国学者借机为本国作政治宣传，而德国犹太学者既代表了欧洲学术的顶尖水平，又因为被纳粹迫害，绝不会宣扬当时德国的主流价值观。所以这批流亡学者被迫害的身份，反而能解除土耳其政府对政治宣传的担忧。
奥尔巴赫申请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教职时，还有其他竞争者，他之所以能够最后胜出，一方面是因为施皮策的全力推荐，一方面也是因为其犹太身份自动使他与德国产生疏离。科努克找到了当时聘任委员会的报告，上面写道：“奥尔巴赫先生特别致力于研究法国和意大利文学史，他将文学史与更大的文明潮流（古典、基督教，现代世俗化）联系起来，能够从外部、以批评方式查看西方文明。”（《东西摹仿论》，38-39页引）这里强调的是他对古今文学史的通贯把握，但“外部”一词甚堪玩味。一位德国学者，如何能从“外部”查看西方文明？科努克在书中还引用土耳其驻德国大使的意见：聘请与德国切断联系的教授，对土耳其更加有利，因为他决不会自动成为纳粹德国的宣传工具。
这样看来，奥尔巴赫寄居在伊斯坦布尔，获得人身安全和安静的教学写作环境，才得以写出《摹仿论》这样的传世之作。而土耳其也急需并欢迎既博学、又不见容于纳粹德国的顶尖学者。聘用流放的学者，可以保证土耳其在西化过程中不必在政治上依附西方，有利于保持文化自主。因此，奥尔巴赫与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关系，乃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单向收容。
什么是罗曼语语文学？
罗曼语（Romance languages）既不是“罗曼司”，也不总是“罗曼蒂克”，而是与罗马相关。它指脱胎于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有亲密血缘联系的几种欧洲语言，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等。奥尔巴赫在《导论》中告诉学生，通俗拉丁语就是古代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拉丁语口语，与作为书面语存在的古典拉丁文相比，高度简化，也高度实用。我们可在古代作家的喜剧或者书信中瞥见这种语言的痕迹。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欧洲各地，此种通用、低俗的拉丁语形式叠加在罗马征服之前的方言土语之上，所以各地的罗曼语原型就具有地域差异。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崩解，各地之间的交流中断，造成各地语言在孤立状态下独立发展，于是罗曼语各支就越来越偏离通俗拉丁语的原型，而呈现出独特的样貌。可以这样理解，假如有神奇的技术手段，能从法、意、西、葡等语言中分离和剔除前罗马时代土语的因素，就能大体复原出罗马帝国消亡之前的通俗拉丁语模型。
所谓罗曼语语文学就是对使用罗曼语创作的各国文学的整体研究。奥尔巴赫将语文学定义为以古代文本为对象的研究，所以在这部讲稿中，他一出手便从版本、校勘这些最繁琐也是最基础的问题讲起。随后他讨论语言学的最新发展，指出现代语言学取代了传统的语法学，重要的标志便是注重口头语言和民众语言，反对古代语言学中蕴含的贵族倾向。第二部分具体讲解罗曼语的诞生，涉及罗马的殖民、通俗拉丁语的特征、基督教兴起带来的文化转向以及日耳曼人入侵等历史问题。之后是详细讨论罗曼语发展的整体趋势，覆盖了从语音、句法到词汇几乎所有方面。一切收拾停当，奥尔巴赫方进入中世纪、文艺复兴、近现代（十七至十九世纪）各国文学的概述。这就是奥尔巴赫所理解的罗曼语语文学研究的基本架构：版本校勘、语言学、历史、文学史。在这样的语文学框架中，版本校勘并不琐碎无用，语言学也不枯燥，历史没有萎缩成“时代背景”，文学史更是没有退化成“流派列表”。
书中讲罗曼语演变的一节，涉及大量有趣的语言学知识，需要耐下心来，才能领会。例如“二合元音化”（diphtongaison），是指单元音变为双元音的现象。比如拉丁文的petra（石头），第一个音节中的开元音e，在后来的罗曼语中往往被拉长，变成双元音，所以才会出现意大利语的pietra、法语的pierre和西班牙语的piedra，而只有葡萄牙语的pedra抵御住了变为双元音的潮流。但奥尔巴赫的过人之处，在于即使处理细小的语言学现象，也能看出其中蕴含的历史内涵。比如，他讨论了曲折系统的崩坏一事。拉丁语乃是屈折语（inflected language），主要通过词尾的变化来显示名词的性、数、格以及动词的人称和时态等等。以“人”（homo）这个词为例，单数形式有五种变格，hominis就是属格，多表示从属关系（属于这个人的），而homini则为与格，可表示“给某人”。但通俗拉丁语往往舍弃这些严格而繁琐的规则，多用介词外加指示代词，以更直观的方式完成表意功能。所以，我们会看到de illo homine表示从属关系（如同英文的of that man），而ad illum hominem表示给予（如同to that man）。这种曲折体系的崩坏，造成后来表示格的词尾逐渐脱落，开启了罗曼语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奥尔巴赫指出，使用指示代词（表示这个或那个），相当于用手指指向具体某人，这个语言学的细微变化显示口语表达中趋向具象化、甚至戏剧化的趋势。古典拉丁语是文化精英、政务管理者和组织者所使用的语言，更加注重纷乱的事物在一个庞大系统中的安排和分类，但民众的语言却注重呈现具体的物象，追求能直接看见并生动地感知事物（103-104页）。按照奥尔巴赫的分析，古典拉丁语单凭词尾的细微变化来规范和标志名词的格，而通俗拉丁语以及后来的罗曼语频繁使用指示代词以明确指点出具体的人或物，这背后蕴含两种感知世界的方式，甚至是两种对立的价值观。这就是《导论》中哪怕是技术流的讨论也会揭示思想观念的一例。
《导论》是超一流的德国学者用第一外语向土耳其本科生讲授如何研究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文学。因为讲授者和听众都使用外语，所以语言表达自然会简明易懂。因为是给本科生讲课，传授基本知识，所以不求学术上的突破和创新，而注重系统、明晰的讲授。这部讲稿正因为内容基础、语言平实，反而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知识虽然基础，但是由一位学术巨擘来讲授，就如同武林宗师传授入门功夫，一举手一投足都蕴含对本派武功的深刻理解。有心者如果反复观摩，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甚至觉得，因为内容必须基础，语言必须简明，这样的限制反而让奥尔巴赫更加松弛，反而可以逼出更直入人心的话来。
《摹仿论》的辅助阅读
谈奥尔巴赫，就必须谈《摹仿论》（Mimesis），因为这是一本再也不会有人能写出的书。《摹仿论》德文版1946年首次出版时，奥尔巴赫在版权页顶端写下“作于1942年5月到1945年4月”，明确了撰写这部书的特殊历史年代。英文版又在“作于”后面加上“伊斯坦布尔”，突出了成书的特殊地点。而《导论》的前言写明这是1943年为上课准备的讲义，可见两书作于同时。如果奥尔巴赫是匀速创作的话，那么他开始讲授《导论》时，《摹仿论》大约写到三分之一处。因此，两书的内容多有重合之处，最适合对读。《导论》的文学史部分，从中世纪一直写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而《摹仿论》全书二十章，分析了从荷马史诗、圣经、阿佩利乌斯、塔西陀一直到蒙田、塞万提斯、左拉、普鲁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除去讲古典文学的前三章，以及讲德国和英国作家的第十三、十七和二十章，其余十四章都与《导论》所覆盖的中世纪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文学相关。也就是说，《摹仿论》所分析的文本和作家，有三分之二都是《导论》以极简方式讨论过的。因此，《导论》可视为《摹仿论》的入门书。《导论》需要照顾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语言能力，所以对相关话题的处理更加简明而通贯，而在《摹仿论》中，奥尔巴赫则是心无旁骛、恣意挥洒自己的学问和智慧。下面举两例，以见两书的关联。
《导论》中有两页介绍了中世纪的“神秘剧”（159-160页），指出中世纪戏剧并不把崇高和悲剧与日常现实相分割。在表现圣经场景时，俗世生活会很自然地进入戏剧中，比如女性门徒为保存基督遗体而去买油膏，会和小商贩讨价还价。我们再去读《摹仿论》第七章对十二世纪古法语写成的神秘剧《亚当秘义》（Mystère d’Adam）的分析，就会发现奥尔巴赫更详尽地阐发了中世纪戏剧中崇高与凡俗相混溶的主题，而且《导论》中提到的圣经中描写日常生活的例子，也都出现在《摹仿论》中。先读《导论》这两页，可以为读懂《摹仿论》第七章做好铺垫。
《导论》中讲到法国十七世纪文学时，奥尔巴赫特别提到当时上流社会的风雅人士，他们的理想人格是儒雅、博通、有品味和分寸感的“君子”（honnêtes gens）。在社交场合，大家均以隐匿、忘却自己的职业专长为荣：“在社交圈中，一个人若是做不到忘记自己是法官、医生甚至是诗人，他可能就会变得可笑。”（277页）我觉得这是极有趣的心态，即认为自己的俗世工作和职业，乃是“风雅自我”或“理想自我”的尴尬和羁绊，是阻止自己成为文明人的障碍。放到现今，如果金融人士在饭局中大谈对冲基金，如果科学家在酒桌上讨论基因编辑，都将是致命的社交灾难，必定会被风雅社会冷酷地放逐。
这时，我们再读《摹仿论》第十二章和第十五章，就会发现同样的思想被丰富和扩展。在谈论蒙田的第十二章，奥尔巴赫谈到人文主义者的理念：要全面参与文化生活，就必须放弃对狭窄的专门领域的过度掌握。因此，良好的教养、优雅的举止、从容的意态、广博的古典知识乃是成为文人雅士的必要条件。而蒙田恰恰就是为这样的一批读者写作，因为他的专长不是任何一种特殊的领域或行业，而是那种闲适、絮叨、不可归类的自我探索。蒙田的专业只是他的自我。在分析莫里哀的部分（第十五章），奥尔巴赫几乎说了相同的话：“任何人若想在社交方面无可指摘，都不允许将自己生活的经济基础或者他的职业的专长太过显眼地暴露。否则，他会被看作迂腐、不合时宜、可笑。”《导论》中有关忘却自己专长的描述，正可以阐发法国十七世纪那种推崇优雅的爱好、鄙视狭隘的专精的文化风尚。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我们越熟悉《摹仿论》，就越能在《导论》中找到同样的思想、甚至类似的语句。《导论》中充满《摹仿论》的极简表述，可以当作理解《摹仿论》的补充和辅翼。
奥尔巴赫式的专注
我读《摹仿论》，最服膺奥尔巴赫的文本解读。全书几乎每一章都以一长段引文开始，然后奥尔巴赫针对这个文学切片的文体特征，展开穷尽的分析，然后从文体分析缓缓上升到思想史和历史哲学。开篇时所关注问题之细小微末，与最后所得出结论之宏远深邃，其间反差越大，就越让人感到惊异和不可思议。而最神奇的是，他从文本分析的基石跃升到高耸入云的思想，整个过程不仅丝滑、平稳、令人信服，而且不易觉察，丝毫不给读者被胁迫、被威逼的感觉。对语言细节的穷尽分析，思想拔高之巧妙和平缓，用“鬼斧神工”来形容，毫不为过。奥尔巴赫在《摹仿论》最后几页虽解释了自己选取材料的秘密，但并未谈及自己的文本解读绝技。但我认为《导论》中有一个时刻，奥尔巴赫好像无意中泄露了一点天机。
讲解语文学部分的最后一节讨论了“文本解读”（l'explication des textes）。这本是法国教学中提倡的文本细读方法，奥尔巴赫认为是培养学生解读能力的最有效手段。先选择长度有限的文本作微观分析，主要分析文本的语言和艺术形式以及内容上的主题。此时，我们应当使用所有语义学、句法学和心理学方法，“必须要撇开我们先前拥有或者自以为拥有的一切有关该文本和作者的知识”（38页）。这样的解读不仅仅盯着文本自身，更要“带着强烈而持久的专注（avec une attention intense, soutenue）来观察文本”。为了强调这一点，奥尔巴赫又对此种专注做了铺陈：“文本解释的全部价值即在于此：要带着新鲜、自发且持久的注意力（avec une attention fraîche, spontanée et soutenue）去阅读，并小心地避免过早归类。”（38页）
奥尔巴赫形容专注的四个形容词，值得再引申一下。“强烈”，就是猛烈、强力地逼视文本，倾巢而出，全力以赴。“持久”，就是长久的阅读和重读，就是悠游涵泳，不间断地尝试破解。“新鲜”，就是以新奇、刁钻的角度去思考，不因循旧说。而“自发”，就是在学术规矩之外，允许有灵感的参与。综合起来，这四个词强调的是阅读的烈度、耐力、创造力和适度的灵性。
奥尔巴赫认为，只有当文本在所有细节以及整体可以被完全重构之后，才能开始进行历史、传记和其他更宏观的研究。所谓重构，我认为就是通过复述和总结将文本切片彻底吃透、彻底掌握，要能准确辨认、细致描述文本在语义、句法、修辞方面所有的特异之处，并作初步的提炼和概括。这样的工作正是《摹仿论》几乎每一章最前面几页所做的工作。以《导论》透露的解读秘诀为放大镜，我们可以更好理解《摹仿论》各章的结构和奥尔巴赫的分析方法。
还是以《摹仿论》第七章为例，其核心文本是十二世纪的神秘剧《亚当秘义》。奥尔巴赫论证，剧中亚当和夏娃的对话，其语言如同十二世纪法国农民或市民与妻子的家常话，风格简单、平易，但是这部宗教剧涉及的却是基督教有关引诱、堕落、原罪这些重大话题。这部中世纪神秘剧将简单低俗的言辞与崇高庄严的主题混合在一处，这也是全书反复讨论的“文体混合”现象（stilmischung）。以《摹仿论》英译本的页码计算，这一章的结构安排如下：开篇引用该剧将近四十行的对话，之后是详尽的文本解读（五页），然后是对“文体混合”的理论概括（五页），再以此理论为基础重返文本，进行第二轮解读（三页）。之后，奥尔巴赫跳脱到半空，讨论了中世纪文学的日常经验与写实（三页），最后又引入圣方济各的事迹和相关记述，再次讨论凡俗与神圣相混合的现象（九页），最终以一首十三世纪的受难诗作结（两页）。所有这些复杂的讨论，基础就是那最初五页、暂不涉及历史和观念、集中于语言层面的分析（英译本，147-151页）。基础奠定之后，奥尔巴赫或者拓展分析范围，或者提升理论高度，或者引入同时代圣徒作为佐证。但所有这些拉伸和拔高，都牢牢根植于最基础、也是最见功力的l'explication des textes之上。
奥尔巴赫所说的“强烈和持久的关注”，究竟可以有多么强烈？《摹仿论》第八章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一章开篇即摘录《神曲·地狱篇》第十章共计五十七行诗，整章的结构和篇幅如下：对文本进行详尽的解读（七页半）；根据但丁的理论论述，讨论“文体混合”现象（四页）；对《神曲》全诗进行主题和文体方面的概括（两页）；重返《地狱篇》第十章的核心文本，提出矛盾之处（四页）；根据上面的分析，全面论述“预像写实主义”（figural realism，五页）；最后一次返回开篇引用的但丁核心文本（两页）。在第八章将近三十页的篇幅里，奥尔巴赫不断调整视角和机位，从不同高度和角度不断返回章首引用的文本。而他第一轮的“文本解读”，其细致程度令人咋舌。他分析但丁原文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行，自己用了二十七行文字。解释原文第二十八至二十九行，他自己写了十九行。为了分析表示转折的allor一个词，奥尔巴赫竟然奢侈地用了四十四行（英译本，180-181页）。分析原文第六十一行，自己用了二十四行（182页）。仅仅从奥尔巴赫分析原文一行或一字所花费的精力和使用的篇幅，我们可以大致体会他所说“强烈关注”的强度和烈度。奥尔巴赫在《导论》中向土耳其学生提示的分析方法，正是他自己在《摹仿论》大部分章节反复使用、屡试不爽、屡建奇功的“文本解读”。我们只能说1943年的土耳其学生有福了，但当时会有多少人能领会这位德国老师的意图，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研究奥尔巴赫的学者并不经常引用《导论》一书。我认为《导论》虽然是针对外国本科生的入门课本，但对于研究奥尔巴赫的思想和学术依然有极高的价值。这部书当然首先是一部讲义，不是《摹仿论》的摘要，但两书的写作年代重合，涵盖的主题重叠，所以作于1943年伊斯坦布尔的《导论》，差不多就是奥尔巴赫以学科手册的形式、针对零基础的外国学生、以更低的姿态和浅近的外语陈述了《摹仿论》的部分主题。我们不能说五百多页的《摹仿论》被压缩进《导论》中，但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导论》中遍布《摹仿论》的主题、线索和回声。只要我们去寻找，就可以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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