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包乐史驾帆航行｜奥德修斯一代的最后一人

文、图/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译/孙蕴琦

2025-12-22 13:3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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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奥尔卡德（1914-2017）

据说奥德修斯在多年漂泊之后，已无法再在伊萨卡岛上安定下来。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永远告别海洋世界，因为在那里他总能感受到怀着复仇之心的海神波塞冬在他耳项边喷出的炙热气息。他扛着一支桨，踏上了大陆的旅程，走了好几个星期，直到遇到一个人，那人问他肩上那根奇怪的木棍是做什么用的。那正是这位希腊英雄所等待的时刻——他已经离海那么远，以至于没有人再认得那是一支桨。于是，他终于可以在这里平静地度过余生。

当我读到2016年出版的《独自航行好望角及更远处》（Solo around Cape Horn and Beyond）一书的前言时，不由得想起了这个故事。该书的作者、著名的航海家爱德华·奥尔卡德（Edward Allcard），原来在他漫长的漂泊生涯之后，隐居在比利牛斯山中的袖珍国家安道尔的群山里！他是否也像那位希腊英雄一样，再也不愿与大海有任何瓜葛？事实恰恰相反。奥尔卡德虽居高山、远离海岸，却仍珍藏着对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段孤独航行的深切回忆，以至于在他93岁高龄时，经妻子克莱尔（Clare）的敦促，他再次动笔写作。正如克莱尔后来解释的那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的记忆已经开始衰退，而且，他手头也不再有原始的航海日志可供参考。在出售他的“海上漫游者”号（Sea Wanderer）时，他不慎把那些航海日志遗留在船上，尽管他以往的作品正是根据这些航海日志写成的。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是“我在海上的谈话方式”。 幸运的是，他手头还留有许多照片和笔记。当奥尔卡德在2017年因意外跌倒去世时, 享年103岁(!)，他留下了四本精彩的航海著作——每一本都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与他同船远航。从他那里，人们能学到太多东西：有关航海导航、途中修理船只的知识，如何面对海上的恶劣天气与彻底的疲惫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他在字里行间洋溢出的那份“航行的喜悦”。随着奥尔卡德的离世，那一代老派的环球航行水手——“奥德修斯一代”（这是著名航海记者兼作家约翰·鲁斯曼尼尔[John Rousmaniere]对他们的称呼）也随之永远消逝。正如约翰·克雷奇默（John Kretschmer）所说，他们是“真正的海上吉普赛人，寻找的并非热带海域中几场有趣的冒险。他们在寻求深刻的个人体验，并愿意为此冒着生命危险。”再没有比这更贴切的描述了。

最初的冒险

爱德华·奥尔卡德在伦敦上游的泰晤士河畔长大，很早就掌握了航海技巧。当他收到祖父赠送的一艘15英尺长的无篷小艇时，他当即驾船顺着河流直接驶向大海，此举当场震惊了所有人。几年后，他毕业于船舶工程专业，找到了一份船舶工程师的工作。1939年战争爆发时，他因戴眼镜而被海军拒收，这让他非常失望。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致力于为坠海飞行员设计和建造救援设备，从而发挥了作用。在伦敦大轰炸期间，他的一只手臂被飞溅的流弹碎片严重击伤。

1947年11月，他第一次驶向西班牙的航行并不顺利。他的船“康坦特”号（Content）是一艘重达20吨的大型单桅帆船，当舵杆从船体松脱时，船体开始漏水。他拼命抽水，才勉强返回彭赞斯（Penzance）。那次惊魂让他久久不能平静——他再也无法信任这艘舱底灌满海水的大船。次年春天，他在达特茅斯遇见了“坦普特雷斯”号（Temptress）。这是一艘建于1910年的双桅小帆船，船长34 英尺，船宽10英尺，吃水6英尺，配备一台7马力的煤油发动机，看起来更适合他打算进行的长途航行。1948年8月27日，时机到了：他再次驶向直布罗陀！！航行一天后，“坦普特雷斯”号被一群疾速航行的法国金枪鱼捕捞船追上。奥尔卡德收紧主帆，却惊讶地发现，随着风力加大，桅杆竟像芦苇一样弯曲。于是他决定，到达直布罗陀后，要先造一根新桅杆，再投入新的冒险之中。

奥尔卡德在自己的第一艘船上

在比斯开湾，“坦普特雷斯”号遭到一场猛烈的风暴的严重袭击，并伴随着当地特有的滔天巨浪，导致船体的接缝裂开，海水不断涌入。但由于爱德华·奥尔卡德安装了一台强力的舱底泵，他并未过分担心。十一天后，他抵达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港口。当这位船长筋疲力尽地将船系在码头上时，他已经连续掌舵整整36个小时。这时他才得知，在同一场风暴中，有四艘拖网捕鱼帆船连人带船全部葬身大海。

奥尔卡德为什么要连续掌舵那么久？因为当时风舵自动驾驶装置尚未发明，“坦普特雷斯”号无法自主操舵。当他实在撑不住时，就让船“顶风停驶”，以便稍作休息。就这样，他昼夜不停地航行。“约书亚·斯洛卡姆（Joshua Slocum）真是个幸运的人”，他略带嫉妒地写道：“他的‘喷雾’号能在各种风向下自行航行，使得船长在环游世界的旅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沉浸在书籍里。”

拉科鲁尼亚因犯罪率高而臭名昭著，果不其然，几天后奥尔卡德发现自己的钢笔、手表和所有的钱都不翼而飞。幸好警方成功抓住了小偷，追回了部分赃物。从这个“贼窝”出发，他绕过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穿过西班牙西北部著名的“里亚斯”（rias，海湾或河口峡湾），继续航行至里斯本。在特茹河入海口处，“坦普特雷斯”号遭遇了猛烈的近岸涌浪。随后，他绕过圣文森特角，一路直航至直布罗陀。1948年10月8日，他终于抵达了有着“巨岩”之称的直布罗陀。在直布罗陀港，奥尔卡德结识了许多在那里过冬或滞留的水手，相处得十分融洽。其中一位叫格里尔上尉（Commander Greer），他的双桅纵帆船名为“卡尔卡拉”号（Kalkara），是“一个喜欢高桅杆、大狗，但妻子娇小的男人”。整个冬天，他一边打磨新桅杆，一边跟着邻船推荐的一位“不拘小节”先生学习西班牙语——后来才发现此人真名叫路易斯·莫拉莱斯（Louis Morales）。事实证明，西班牙语知识对他后来的航行非常有用。

横渡

1949年5月21日，“坦普特雷斯”号在经过彻底修缮和重新油漆后，重新起航，暂定目的地是加那利群岛中的帕尔马岛（Palma）。奥尔卡德在直布罗陀时已经决定，要效仿阿兰·热博（Alain Gerbault），独自一人驾驶帆船经加那利群岛航行至纽约。26年前，那位法国人从地中海出发，不间断航行101天后抵达纽约。奥尔卡德认为，若不走热博当年从百慕大群岛北面航行的路线，而改从南面绕行，他可以在八十天内抵达。从直布罗陀到纽约的直线距离约为3000英里，但经加那利群岛的南线则要长得多，大约5000英里。他的计划是先南下至约北纬22度，然后向西北航行，穿过加勒比海与百慕大之间的海域。这样，他可以先利用有利的信风，然后再沿美国海岸顺势乘着向北流动的墨西哥湾流北上。

奥尔卡德在路上“诸事不顺”。预期的信风迟迟没有出现，而在马尾藻海（Sargasso Sea）中，他被困在臭名昭著的海藻中好几天，动弹不得。不过，这倒也让他有机会近距离欣赏色彩斑斓的鲯鳅，与一条连续几天陪伴他游动的鱼“聊天”，并仔细观察那些被称为“葡萄牙战舰”（Portuguese men-of-war）的水母，这种水母头上顶着一个小帆——据奥尔卡德观察，这种生物“并非顺风而行，而是迎风游动”。

“于是我独自坐在驾驶舱里，手里捧着一杯茶。不由得放声大笑——因为这广阔无瑕的海面实在太美了，四周尽是一片奇妙的色彩交织。帆的对称之美，海洋的魔力！与其去想克里姆林宫里又在发生什么事，我宁愿沉思于自己每天的消化状况……航行途中永远有干不完的修修补补……只有通过一次漫长的海上旅程，你才能让一艘船真正‘整洁如新、井然有序’。”此外，奥尔卡德还赞美了在海中央的船舱里削土豆，然后准备一顿简单的菜肴那种简单的快乐。这样的生活，也足以让一个航海者感到幸福。

在靠近美国海岸时，奥尔卡德必须做出选择：是沿着航运主航道直接驶向纽约，还是绕过蒙托克角（Montauk Point）进入长岛海湾（Long Island Sound）。后者虽然路程更远一些，但看起来更安全一些。

1949年8月9日，当奥尔卡德在纽约市的“城市岛”（City Island）对面的一个小海湾抛锚时，他确实在八十天内航行了大约4800英里。不久之后，他就被一群记者包围。整个美国似乎都想知道，他是如何完成这段艰苦的航程的。这促使这位英国人在当年秋天写下了《单人航行》（Single-handed Passage）一书，并为那些梦想远航的人增添了一篇附录，里面提供了各种建议，包括“理想的船只”、“深海意识（deep-sea sense）”等，换言之，即给未来航海者的忠告。他甚至幽默地给出了一个解决船员问题的妙招：“如果你想要船员，那就娶一个吧！”

直到1950年8月15日，奥尔卡德才再次解缆启航，此时正值飓风高发季节。他的书稿已交给一家出版社出版，而在此期间，他也抽空探索了周边地区。在一次短途航行中，就在哈德逊河畔，他发现了一艘极具吸引力但已严重失修的帆船，停泊在一座别墅前。这艘双桅纵帆船拥有优美的船型曲线，在各方面都符合他对远洋航行的要求。船主多年前已经去世，而他的遗孀一直不忍心卖掉先夫的梦想之船。尽管如此，奥尔卡德还是和这位老太太达成了协议，以250美元的价格买下该船，条件是他从英国航行归来后，要亲自前来取船并将其修复如初。

一次结局出人意料的艰苦航程

对于返回欧洲的航程，由于奥尔卡德在他的第二本书《“坦普特雷斯”号的返航》（Temptress Returns）已做了描述，我在此就不费太多笔墨。那是一次让人精疲力竭的冒险，用两百页“恶劣天气航行”的篇幅来总结也不为过。当你疯狂到（或者像奥尔卡德那样，别无选择）要在飓风高发的季节中启航，你还能期待什么“一帆风顺”呢？出发后不久，“坦普特雷斯”号就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飓风，随后又连续遭遇了六次猛烈的暴风。在海上漂泊八周之后，1950年10月19日星期四，船长似乎依稀看到亚速尔群岛中的弗洛雷斯岛（Flores）。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坦普特雷斯”号再次被卷入一场强烈的飓风。整艘船被打得完全侧翻，大桁被折断，后桅和部分舷墙被冲走。利用风眼里短暂平静的喘息之机，奥尔卡德迅速抽干舱内几乎没到船舱底板的海水，随后呼啸的狂风从相反方向再次袭来，重新将船卷入暴风的怒吼之中。“坦普特雷斯”号像玩具一样，被巨浪抛掷进一个又一个波谷。风势猛烈到让人无法分辨风与浪。船体剧烈震动，在无帆（under bare poles）的状态摇摆幅度高达 100 度。“在漆黑一片的夜里，我已完全精疲力尽，以至于大声喊道：‘够了！我受够了——好吧，不是现在，也许再过五分钟吧！’”五分钟过去，又五分钟过去，奥尔卡德喃喃自问：“那能带给我新力量的该死的黎明怎么还不来？只有黎明的曙光可以增加我的力量让我坚持下去！” 清晨时分，在舵位上坚持了十五小时后，他拖着淤青的肋骨和骨折的脚趾，终于爬回铺位休息。而这时，气压计竟然奇迹般地似乎开始微微上升了。

10月28日，奥尔卡德在霍塔（Horta）的小港口抛锚。由于汹涌的海浪甚至持续不断地涌入防波堤，他决定在一周后将千疮百孔的船只吊到岸上进行维修。让他宽慰的是，东方电报公司（Eastern Telegraph Company）一位友善的职员在自家的简易别墅为他提供了几周住宿，让他得以恢复体力与精神。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悠闲地倚坐在扶手椅中，手握一杯葡萄酒，眺望着雄伟的皮科火山，轻声喃喃出那句带有预言意味的话：“我是否能找到内心的平静，安乐知足地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那个避风港还要再等四十年才会到来。

船只的维修工作，包括所有金属配件的锻造，以及桅杆与舵柄等木件的修补（后桅、横桁与舵柄都像火柴棍一样折断了），耗时超过6个星期。当“坦普特雷斯”号终于重新下水时，奥尔卡德在一个下午邀请了几位朋友来进行试航。海关关长甚至带来了一位女伴，这位女士在当地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出发日期因为一场风暴而推迟，但一周后，当一股在那个季节罕见的西北风开始吹拂时，奥尔卡德立刻做出了决定：“绝不能浪费这么好的顺风。” 于是，他在深夜时分驾着船悄然驶出港口，只有一艘返航渔船的船员目送着他离去。

奥尔卡德满怀好心情地整夜掌舵，“坦普特雷斯”号完全值得他的信赖，以每小时五至六节的速度航行，显然也同样充满了活力，让他尽情享受驾船的乐趣。第二天清晨，就在他准备煮早餐粥的时候——毕竟传统的英国水手离不开他们的“早晨燕麦粥”——他惊讶地看到，一只手慢慢从船舱口探出来，紧接着是一张长着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的脸庞：一个女偷渡客！她就是那位年轻的女诗人！她在前一天的傍晚，趁奥尔卡德上岸告别时，由一位朋友偷偷划船送上船来，然后躲进了船艏舱内。

“她默默地坐到我身旁，神情有些害怕，并试图挤出一个微笑。” 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回答：“奥蒂莉娅·弗拉亚奥（Otilia Frayao）。” 等到奥尔卡德终于能正确地念出她那葡萄牙名字的时候，两人早已笑得前仰后合。

“你为什么上船？”

“我想去英国！”

“但我根本不去英国，我是要去直布罗陀！要不，我把你送到圣米格尔（一个附近的岛屿）吧？”

这个提议引发了奥蒂莉娅一连串愤怒的葡萄牙语抱怨。显然，那并不能满足她的愿望——她想要离开亚速尔群岛，奔向广阔的世界。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的交流变成了一种由西班牙语、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混杂而成的“拼凑语言”； 尽管奥蒂莉娅能听懂西班牙语，但爱德华却完全不懂葡萄牙语。至于途中在马德拉岛（Madeira）把她放下的提议，也同样被她坚决拒绝了。

偷渡者奥蒂莉娅在“坦普特雷斯”号上

最终，因为受风向影响，根本无法到达直布罗陀，奥蒂莉娅便随船航行到了卡萨布兰卡。在航行途中，她展现出自己是一位能干的水手。“这大概是葡萄牙人的天性吧”，爱德华打趣道。尽管偶尔会思乡，也时常有些文化上的冲突，两人却相处得十分融洽。后来，奥尔卡德有机会读到奥蒂莉娅的日记，并巧妙地将其内容融入了自己的航行记录之中。毫不意外地，当他们抵达卡萨布兰卡后，这位偷渡美女的故事成了世界新闻。容易被感动的英国人甚至为奥蒂莉娅提供了一张飞往伦敦的免费机票。就这样，这段奇特的冒险在机场落下帷幕，情绪激动的船长在那里挥手告别了他的偷渡者。

在返回英国家乡港口之前，奥尔卡德还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从与一位肚皮舞娘共度的疯狂夜晚，到拜访一座阿拉伯农庄，再到航行途中既有无风的平静海面，也有猛烈的暴风雨，甚至还几次险些与蒸汽船或鲸鱼相撞。仿佛这一切还不够，他还染上了黄疸病，抵达朴茨茅斯时极度虚弱。当时一名愚钝的记者竟一本正经地评论说，他在漫长的航海中“显然是晒黑了不少”。

没有什么比在圣日耳曼码头（St. Germans Quay）受到的欢迎更让我们的英雄感动。码头上站满了当地居民，还有一群从伦敦赶来的朋友，都在等待着迎接他。“我突然有点害羞，”他回忆说，“为了打破那一片无声的寂静，我喊了一句：‘能回来真是太好了！’”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有说话，只是齐声鼓掌。“我喉咙一紧，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不，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安静却坚持的掌声——正是它在圣日耳曼码头迎接我。”

新的冒险

1950年从美洲航行归来后，爱德华·奥尔卡德首先将全部的精力与积蓄投入到他与当时的妻子在康沃尔开设的一所儿童收容所中。尽管如此，这个永远不安分的男人仍旧魂牵梦萦着那艘在纽约以250美元“淘到”的、破败不堪的双桅小帆船。他在购船时曾暗示，自己终有一天要驾驶这艘船远航。这个承诺深得前任英国船主阿尔伯特·博恩（Albert Bone）的遗孀的心意，因为她的丈夫生前也曾梦想着驾驶这艘游艇环游世界。那艘船名为“漫游者”号（Wanderer），长36英尺，宽11英尺，吃水5.5英尺，建于1911年的吕贝克（Lübeck，当时阿尔伯特在此居住并工作），由著名的造船师哈里·伍斯特劳（Harry Wustrau，1878–1945）设计，这位造船师后来还设计了著名的训练船——三桅帆船“戈尔希·福克”号（Gorch Fock）。

三桅帆船“戈尔希·福克”号（ Gorch Fock）

哈里·伍斯特劳设计的“赫尔加”号（ Helga）

然而，在阿尔伯特能够启航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作为一名英国公民，他因此被关进德国的战俘营，在铁丝网后度过了整整四年。即便如此，他忠诚的德国航海伙伴希尔达（Hilda）仍会时不时偷偷前去探望他。在那几年里，她还安排一位老船友悉心维护“漫游者”号，使这艘船始终保持完好——并且无论战时还是平时，每天黎明和黄昏时刻，英国红船旗仍在德国土地上准时升起与降下！战争结束后，阿尔伯特放弃了最初的计划，与希尔达一起追寻“美国梦”。 1921年，这艘游艇被运往纽约，夫妇俩在船上居住了多年，直到最后才搬到岸上生活。

经验老到的修船匠

爱德华·奥尔卡德是个不可救药的“船痴”。 买下“漫游者”号后，他立刻在马萨诸塞州将这艘破败不堪的船拖上岸，准备进行一次彻底的“翻修”。他对那艘船简直爱到发狂。否则，他当初怎么会在明知自己还得回英国、还有一堆事务要处理的情况下，依然一头扎进去买下一个破破烂烂的船壳呢？不过，1953年终于到了行动的时候：奥尔卡德撇下了妻子和孩子，为了省钱，搭乘一艘船主被指控谋杀罪的帆船从英格兰前往美国。但在航行途中，他感到越来越不安——“和那个人单独航行。只有他和我，没有其他目击者。” 于是，当船抵达百慕大时，他果断下船，改乘飞机飞往纽约。

“漫游者”号的整修工作终于可以正式动手了。初步检查便发现，两根桅杆都已彻底腐烂，必须更换。这正好是改装成双桅纵帆装的好机会，这样帆面的分布也更加均衡。原有1911年的老式煤油机被换成了一台稍微现代一点的发动机（后来又被一台可靠的18马力利斯特柴油机取代——那可是厂家赠送的礼物！）。船一旦重新下水，奥尔卡德便经由美国内陆水道（Intracoastal Waterway）驶向迈阿密，然后穿越到巴哈马群岛进行进一步的修缮工作。他缩短了驾驶舱，并使其具备自排水功能，将腾出的空间巧妙地改造成一个舒适的“小舱室”（doghouse），里面安置了一张海图桌。至此，这艘船在他眼中才算真正具备远航资格。

“海上漫游者”号的线描图

尽管如此，在经历67天颇为艰苦的跨洋航行回到英国后，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甚至连船名也必须改。在埃里克和苏珊·希斯科克（Eric and Susan Hiscock）的劝说下——这对夫妇驾驶他们的“漫游者”号（Wanderer）进行了多次远航，并据此写出了几本畅销书——爱德华·奥尔卡德将自己的船改名为“海上漫游者”号（Sea Wanderer）。此外，他还更换了船体约四分之一的外壳，特别是吃水线附近的船板，显然多年以来因哈德逊河每年结冰融化而严重受损。

“海上漫游者”号

“我买下这艘船，”奥尔卡德写道，“并将它装备起来，是为了探索我们所生活的这颗星球。我没有固定的计划，但有几个（航行）区域是我特别想深入探索的，特别是南美洲，从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周围的地区开始。” 他接下来的多年探险之旅记录在他的著作《独自航行：一艘三十六英尺双桅帆船从英吉利海峡到加勒比海和拉普拉塔河的单人冒险巡航》（Voyage Alone, An Adventurous Cruise in a Thirty-Six-Foot Ketch, Sailed Single-Handed from the English Channel; to the Caribbean and the River Plate）。正如副标题所示，书中讲述了他1957年横渡大西洋前往加勒比海的航程，以及在向风群岛（Windward Islands）间多年的漂泊之后，又驶向蒙得维的亚的旅程，并于1962年抵达。四年后，奥尔卡德再次解缆起航，开始了《独自绕过合恩角及更远的地方》中所记述的旅程，即前往智利的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拜访远方的亲戚。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不紧不慢地经由塞舌尔群岛和好望角，又返回了安提瓜，从而完成了他的环球航行。

摩洛哥插曲

看起来，当奥尔卡德于1956年冬天启航时，他的婚姻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在他之后的书中再也没有提到妻子米歇尔（Michelle）和女儿多娜（Dona）。由于启航时身无分文，他决定先在当时仍属法国的摩洛哥靠包船挣钱。他与一位在直布罗陀认识的前突击队员阿什利（Ashley）合作，载着钓鱼爱好者从丹吉尔港（Tangier）出发到直布罗陀海峡一日游，这样的包船经营持续了将近一年。不过，丹吉尔的生活并不平静，因为停泊在“海上漂流者”号附近的两艘游艇在短时间内相继神秘爆炸。奥尔卡德见机行事，就这些爆炸事件为《每日邮报》（Daily Mail）撰写了一篇轰动性的报道，这为他赚到了整整50英镑，还附带了一幅漫画。事情随后变得更加不妙，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开始在岸上跟踪他——据说怀疑他参与毒品走私。这下乐趣全无，是时候离开了。于是他决定启程前往加那利群岛，而阿什利这时选择不与他同行。

在驶往加那利群岛中的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期间，奥尔卡德第一次试用了他新添置的“信风帆装”——也就是由法国航海家马兰-玛丽（Marin-Marie）和勒图梅兰(Le Toumelin)首创的“双前帆”配置。事实证明，这种帆装确实为航行带来了显著的方便。在顺风航行时，即使升着主帆，船也能自我操舵。于是，在稳定的信风航行时，他终于“从舵柄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一次挑战

在抵达拉斯帕尔马斯几天后，爱德华·奥尔卡德迎来了一位访客。一位从附近停泊的游艇上划船过来，后来成了奥尔卡德终身挚友的水手：彼得·唐瓦尔德（Peter Tangvald）。这位挪威航海家正在前往旧金山的途中，打算在那里出售他的纵帆双桅船“风花”号（Windflower）。奥尔卡德也一样，他在大洋横渡前还有一长串“待办事项”，而当时离圣诞节只剩四十天。由于两位船长都希望在圣诞节前抵达安提瓜，他们干脆决定：“我们何不来一场比赛？” 唐瓦尔德挑衅地提议。“好呀，我奉陪。”奥尔卡德答道。他们商定，抵达安提瓜的胜者将获得一美元的奖金。那张一美元钞票被装进一个信封里，邮寄给了安提瓜英吉利港（English Harbour）的“包船之王”尼科尔森上校（Commander Nicholson），以便他届时能将奖金颁发给获胜者。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场赌赛实际上开启了一项年度比赛，如今每年都有数十名（旅游）水手参赛。

爱德华·奥尔卡德（左）与彼得·唐瓦尔德（右）的合影

1957年11月20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半，皇家航海俱乐部（Real Club Nautico）的船长鸣响了发令枪。由于“风花”号比“海上漫游者”号长9英尺，从理论上讲速度会更快，因此看似胜负已定。然而，奥尔卡德拥有信风双前帆这一优势，而唐瓦尔德则没有自动舵装置。航程中的天气并不理想：原本期待的稳定信风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长时间的无风与猛烈的暴风雨交替。奥尔卡德的 《独自航行》中关于比赛的章节（以自己和唐瓦尔德的航海日志为基础）显示，两位船长选择了不同的航线，在四周航程中，日复一日地权衡着彼此的胜算。当“海上漫游者”号于圣诞前夜驶入安提瓜港时，尼科尔森上校手持酒瓶在码头等候他的英国朋友：“嗨，爱德华，我给你准备了一瓶朗姆酒，作为安慰奖。” 彼得·唐瓦尔德原来两天前就已经抵达了。至此，第一次跨大西洋单人帆船赛圆满结束。

奥尔卡德与彼得·唐瓦尔德之间的单人帆船比赛的航线图

在西印度群岛的包船岁月

“六月，还太早；

七月，要戒备；

八月，如非必要，别出海；

九月，切记提防；

十月，风暴已过。”

以安提瓜为基地，爱德华·奥尔卡德在三年多（1956-1961年）的时间里，带着包船的客人在加勒比海地区四处漫游。正如上面那段“顺口溜”指出的，飓风季节从六月持续到十月，这决定了向风群岛周围一带一年一度的航海季节：每年十二月至次年五月，是带旅客出航的好时节；而夏季则用于船只保养和维修。

西印度群岛的地图

当时，尼科尔森一家父子两代几乎垄断了安提瓜的包船业务，只出租漂亮、体型大的帆船。然而，他们对友好的“海上漫游者”号的船长却破例了。奥尔卡德生动地回忆了“美好的旧时光”， 每年包船季结束时，英吉利港仍充满欢乐的气氛，每个人都可以安静地修理自己的船只。对于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仍往返于向风群岛之间的漂亮双桅帆船，他还描述了它们的建造、下水和运货情况。此外，他还怀念一条名叫弗洛拉（Flora）的吸盘鱼，她吸在“海上漫游者”号船底好几个月，这主要是因为包船的客人喂她吃浸了橄榄油的沙丁鱼。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离开，让船长颇感惆怅。“我原本希望弗洛拉能一路陪着我游到拉普拉塔河，但她却突然消失了。她为什么离开我呢？…… 我的一个朋友对此评论道：‘你还想怎么样，爱德华？你让那些讲究的付费旅客在热带吃热粥，他们也不敢抱怨。你总不能指望一条鱼也这么礼貌吧。’”

罗新｜当代经验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古代城市生活？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2025-12-17 10:1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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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古代城市，尤其唐代之前的城市，极为困难。首都或仅次于首都的中心城市，可能有些材料，其他普通城市的材料是非常少的。从史学研究来说，这叫“能见度极低”。当然，能见度低也是不均匀的，在中心城市如首都，也是宫廷的材料稍多些，平民百姓的材料少或根本没有。出土材料实际上也是极端的不平衡。即使今天有幸发现罕见零散的出土材料，我们仍可能难以真切理解其内容。由于缺乏对那个时代的切身体会，即使一些当时人人会心的内容，我们现在理解起来却颇为困难，这便与能见度相关。

我常跟学生讲，不要说我们学了历史就会认识现实。学历史不见得有助于认识现实，但如果我们多体会一点现实，就会多认识一点历史。历史学家其实是很悲惨的，一生都在读书，很少有机会参与社会大事，了解社会很有限，等到对社会有点体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都到了我这个年纪，说不了什么了。我们并不了解真正的历史，我们熟悉的其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有时候你听一些没读过什么书的人评判某件事，你觉得他怎么那么深刻、那么犀利，我怎么想不到。这就是社会经验、生活经验的作用。不过，亡羊补牢也是好的，哪怕间接地了解一点现实，也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我今天就举这样一个例子。

罗新教授  李显杨摄

这学期我带学生读北朝造像记，读到著名的《刘根等造像碑》，这个造像碑在书法界很有知名度，研究历史的一般都知道它，不过大家不一定把它当回事儿。

刘根造像碑，北魏正光五年（524）刻，高39.5厘米，宽144厘米，厚16厘米，光绪间出土于洛阳偃师韩旗屯村，现存河南博物院。横长方形，扁体，石灰岩质。从四侧和背面皆为毛茬以及造像记中有“敬造三级砖浮图一区”等语看，此碑应系嵌在一座砖塔上的铭记。

这个碑是清末光绪年间出土的，现存河南博物院。尽管后人一直把它当成一个造像碑，其实它是一个造塔铭，就是造塔之后，立了这么一个碑。塔早就没有了，嵌在塔里的碑到光绪年间才出土。

造塔和造像一样，都是功德、供养，都是祈福。碑文分为三部分，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说法的线刻图，左边是正文，讲造塔供养是怎么回事儿，右边是供养者题名。

刘根造像碑分三部分，中为线刻释迦说法图，左右为“佛弟子刘根卌一人等造塔记”和题名

主尊释迦牟尼，前方左右各刻二身供养菩萨，菩萨的外侧和身后各刻六个弟子，后有山石树木。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在鹿野苑说法的场景。

左刻造像记19行，满行17字

中间只有关键的一句，说了谁做的。谁做的呢？“佛弟子刘根卌一人”，这里写的“卌一”，照说应该一字占一个格，但这个“一”字是插在格子中间的，我怀疑是本来写的是“卌人”，后来发现还多一个人，就补刻了一个“一”，或者也许是后人悄悄加进去的。最后说了时间，是正光五年五月三十日（公元524年7月16日）。

右刻造像主题名18行

最左边的题名，前面分成四行，是四个重要人物的题名。然后是其他人的题名。题名之后，这两个名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刻上去还是被挖掉了，四十一个人里面没有他们。这里还有一个人的名字董珍，出现在最边上，有点怪，可能是后来加的，不在原四十一人之列。四十一个人指的是董永与董珍之间的这四十三个人，有两个人出现过两个——刘根和张纂，他们既是唯那主，又是浮图主。所以四十一个人指的是这些人。供养人题名中最显要的右侧四个人，不在四十一个人之列，说明他们没有参与造塔之事，既没有出钱，也没有出力，甚至一开始未必知晓这个事。题名逐行书写，这四个人每人一行，但第一个重要人物的头衔多，一行写不下，只好把字写得小，尽力压缩空间，勉强写在一行之内。

读这个碑，我们会有疑问。前面这四个人，侯刚、乞伏宝、元衍、孟永，显然不在四十一个人之列，但他们却在题名的最前面，占最显要位置。

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卫将军御史中尉领领左右武阳县开国公侯刚

前将军武卫将军领细作令宁国伯乞伏宝

武卫将军景明寺都将元衍

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华林都将领右卫司马孟永

这四个人分别是什么人呢？侯刚在《魏书》中是个重要人物，我写《漫长的余生》时曾专门论述过他。

魏书

他堪称北魏历史上的首席御厨，为三代皇帝做过饭，长时间控制皇宫里的食物制作，靠这个得到皇帝信任，获得很高的官职。出身卑微的他，靠做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据说孝文帝去世前就是他负责饮膳诸事，后来宣武帝因此而格外信任他，宣武帝去世后胡太后继续信任他，因为他照顾过幼年的孝明帝。《魏书·侯刚传》记录，他有一次犯了错，司法官控他重罪，可是皇太后为他开脱，提出免去他众多职务中最无关紧要的一个职务，算是重罪轻罚。被解除的职务是尚食典御。尚食典御一职，负责为皇帝烹饪膳食。后来“尚”改为“尝”，意思是替皇帝先尝一下食物。这只是字面的意思，其实是皇宫饮食中心的总经理。

尚食典御是个小官，侯刚对这个小职务却极为看重。《魏书》说当这一职务被解除后，尽管他仍担任其他很多极为重要的职务，但他却很不高兴，很显然他极为珍视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职位。他三十多年间负责三代皇帝的饮膳，从平城到洛阳，掌管了平城宫与洛阳宫的厨房。失去尚食典御一职，他就失去了洛阳宫食物采买的权力。在他自己努力下，几年后再度回归，大约在正光三年至四年，重新担任了尚食典御这一职务。在刘根等造像碑上，这个职务却没有写上去。可能因为他的官职实在太多，只能捡大的写，一行空间又有限，“尚食典御”这四个字难以容纳其中。然而，对于刘根等辛辛苦苦造这座塔的人来说，尚食典御这个职务在此处却是关键。

第二个人是乞伏宝。《魏书》有乞伏保传，是同一个人。他也有墓志出土，造像碑和墓志都作“乞伏宝”。墓志和传记记他担任过前将军武卫将军，但都忽略了一个职务，就是造塔铭记里写的“领细作令”。武卫将军就是宫廷禁军里具体带兵的中上层军官。宫廷里这样的角色大概有三四个，都是具体带兵的军官。

乞伏宝墓志

乞伏宝所担任的细作令是什么职务呢？根据《隋书》和其他文献，细作令主要负责宫廷里奢侈品的制作和采买备办，管的是高价值物品，比如金银器、高档纺织品等精细物件。

另外两位，元衍、孟永，不见于史，但根据题名，他们都是禁军将领。

隋书百官志 中

隋书何稠传

元衍是武卫将军（和乞伏宝一样），孟永领右卫司马——右卫将军府的司马。右卫将军和左卫将军是仅次于领军将军的禁军最高将领，侯刚就是左卫将军，右卫司马是右卫将军的主要佐官。那么元衍、孟永二人出现在这个题名的显要位置，应该跟他们的兼职有关。他们兼了什么职务呢？原来，他们一个是景明寺都将，一个是华林都将。

洛阳伽蓝记 城南

《洛阳伽蓝记》记载，景明寺是宣武帝景明年间开始兴建的大寺，是永宁寺之前洛阳城规模最大的寺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景明寺都将即为景明寺建造工程的负责人，这一职位具有临时性质，通常工程结束即解除。华林园是位于皇宫北面的一座大型御花园，类似于清朝的颐和园和圆明园。华林都将就是这个大园区所有工程施工事务的总负责人。

魏书恩幸传郑俨传

《魏书·恩幸传》说郑俨也曾担任过华林都将一职。这些人本身拥有很高的官职，同时也兼任着这类不起眼的工程负责人职务。

可见，元衍、孟永是负责特定工程的，大型工程当然都和巨额经费有关。侯刚掌管洛阳宫饮食，每日膳食规模庞大，涉及巨额进货采买。乞伏宝则负责高价值奢侈品的制作和采办。这四位的共同点是负责宫廷出资的工程管理、物资采购及宫廷消费。他们都是禁军高级将领，不仅负责宫廷的安全事务，还掌管与宫廷财务和消费相关的事宜。

真正出资出力造塔的刘根、张纂等四十一个人，不是官员，没有名衔，要不是这个造塔铭，我们根本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他们造了佛塔，却要把与造塔无关的那四个人写在最前面呢？过去二三十年的现实生活经验，看新闻，听小道消息，知道了许许多多的腐败案例，见识了多种多样的贪腐手段，对困顿于书斋的我们来说，算是一种间接经验的积累与学习。根据这些经验，我可以粗略地理解刘根张纂这些人的苦心：这四十一个人很可能就是宫廷采买业务的客户，是工程承包商，是宫廷膳食的供货方，而侯刚、乞伏宝、元衍、孟永这四个人，正是他们所有生意的源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建造佛塔之后，要在显要位置写下这四个人的名字，表现出这四十一个人是为了给这四个人祈福，把功德算在他们头上。这是一种明面上的、不违法的贿赂，当然，一定还存在不在明面上的、不能说出来的贿赂。保持关系，维持业务，是造塔题名的最大动机。

在这个事例里面，当代经验告诉我们什么？

围绕宫廷的巨大需求，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空前繁荣的北魏洛阳城，其中心就是吸纳天下财富的皇宫。宫廷是千万臣民竭力供养的庞大寄生虫，是天下最富有消费力的空间和单位。在这个意义上，它为洛阳城及其周边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造成是朝廷养活了老百姓的荒谬假象。当然，这也为依附于、寄生于这一政治体系的那些人，即担负各种职务的官员，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权力寻租手段。刘根等造塔铭所反映的，就是洛阳城每日上演的万千寻租活剧中的一个片段。

这是当代经验帮助我们理解遥远时代城市生活的一个例子。在能见度极低的北魏洛阳城，在我们看不清看不见的历史迷雾之下，无数的刘根、张纂以及他们的同事们，不仅要努力做事，还要在侯刚、乞伏宝这些掌握宫廷要害职位的官员面前，乖巧地“做人”。

（本文系罗新教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2025大学问年度学术出版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文字稿经主讲人审定，经授权由澎湃新闻首发。本届论坛主题为“从宏大到日常：在城市中发现中国历史”，2025年12月6日在北京举行。）

 

傅杰｜十三经古注的意义

傅杰

2025-12-20 10: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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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上午在南京凤凰出版社举办了研经考文：“十三经古注”新书出版座谈会，参会的有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以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本文是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傅杰教授的发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一

南京师范大学的古典研究具有光荣的传统，仅以经学而论，我学生时代就复印过发表在《文史》创刊号上段熙仲先生的《礼经十论》，后又买过他的《春秋公羊学讲疏》；钱玄先生的《三礼名物通释》《三礼通论》以及《三礼辞典》更是见一本买一本。我精研礼学的老师沈文倬先生告诉我钱先生的《三礼名物通释》做得清楚，“比吴检斋的好，因其年轻，还有科学头脑”——这话不是我今天来参加南京师范大学和凤凰出版社合办的会才这么说的，而是两年前《中国经学》刊出的拙文《凤笙先生论学片言》白纸黑字记录的。而凤凰出版社也就是以前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同样具有光荣的历史，不说别的，以经学论，在早期还没有校点本的年代，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由徐复等先生作序的包括《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在内的高邮王氏四种，那真堪称风靡一时。如今在吴葆勤社长的敦促下，由王锷、苏芃教授主编的这套十三经古注校点本，是南京师范大学与凤凰出版社的新贡献。

段熙仲先生《春秋公羊学讲疏》手迹

经学是中国古典学术的基础，也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经学的主体是经书，经学通过对经书的阐释、发挥及应用在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社会史上产生影响发挥作用。而汉魏晋唐的古注，即收在这套丛书中的《周易》三国魏王弼东晋韩康伯注、《尚书》旧题西汉孔安国传、《诗经》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东汉郑玄注、《春秋经传》西晋杜预集解、《公羊传》东汉何休解诂、《穀梁传》东晋范宁集解、《论语》三国魏何晏集解、《孝经》唐李隆基注、《尔雅》东晋郭璞注以及《孟子》东汉赵岐注自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一来这些古注是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唐宋《十三经注疏》中注的部分，唐宋人的疏以及清人的所谓新疏都是建立在这些古注的基础之上的。后来的疏当然阐发或更详尽，考释或更精确，但这十三部古注中的绝大多数仍是十三经解读与研究无可撼动的根基与起点。后人之所以能读懂十三经，这些古注起了关键作用。比如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影响既深且广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如果没有郑玄的注，后人要理解其奥义不仅非常困难，甚至没有可能。元人敖继公晚年撰《仪礼集说》，也不愧为名著，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而其自序乃称：“此书旧有郑康成注，然其间疵多而醇少，学者不察”，于是他“辄删其不合于经者而存其不谬者”，例如《士冠礼》中“筮于庙门”，《集说》删去郑注“不于堂者，嫌蓍之灵由庙神”二句，而称“继公谓必于门者，明其求于外神也”。而晚清通儒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这里敖氏删去郑注，却“窃其意以为己说”，反问“然则郑注合耶不合耶，谬也不谬也？”另有敖氏以不误为误者，“如是而轻诋郑注，多见其不知量也。”至今人如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讨论儒家经典自以《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为对象，但在讨论正义时也时见讨论古注者，如论《诗经》六义，引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指出“刘氏不过依傍毛、郑，而强生隐显之别，以为弥缝”；论《左传》注杜预序借经文而揭示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恶而劝善”等所谓“五例”，指出“就史书之撰作而言，‘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载笔之体，而其五示载笔之用。就史学演进而言，‘五例’可征史家不徒纪事传人，又复垂戒致用；尚未能通观古今因革沿变之理，道一以贯，三阶已陟其二矣。”由此即可窥知这些古注的价值。

前面举了陈澧指控敖继公贬斥郑注却阴袭其论的恶例，这当然并不是说古注都是正确无误的，否则如《经义述闻》《经传释词》这类订讹纠谬之作都不必作了。经文所涉广大，最高水平如郑玄也不可能无误。注经书者太安分时或流于拘滞，不安分时或流于附会，所以经学史上才有众多补正类的著作。但某些著作之所以引来那么多的补那么多的正，不是因为它无价值，而正是因为它有价值。如自古及今对杜预《左传》注的补正者代不乏人，除了最典型如释庄公寤生为“寐寤而庄公已生”之类的误注，还有学者举例指控杜注袭用了量不在少的汉人陈说而未标明。从学术史的角度实事求是地给杜预的名著予以评估定位当然是有意义的工作。但即便这是事实，他哪怕是抄袭的内容对读者而言依然是宝贵的，何况杜预自己的见识自己的解经体系永远都有不可能被遮掩的光焰。清初眼高于顶的毛奇龄扬言自汉迄清，能通一经而称为儒，博通群经而称为大儒者仅七人，杜预乃是他开列的七人之一。而从某个观察角度来看古人即使是错误的学说，也可能在另外的侧面展现其价值。我以前在复旦讲授中国语言学史课，曾强调东汉刘熙认定语音与语义有必然的联系，因著《释名》要为汉语众多语词找出其命名的语音根据，这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无疑是荒唐的，所以他的这部以音训为主的著作在训诂上的价值既远逊于以义训为主的《尔雅》，也远逊于以形训为主的《说文》。但在他一系列貌似荒唐的解说中，不只保存了语音演变的蛛丝马迹，还留下了大量社会民俗的资料，更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汉人的部分思维结构与思维方式，这又是极为珍贵的。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先生称古说不能尽善，但“先人手泽，贻之子孙，虽朽蠹粗劣者，犹见宝贵”。十三经古注的价值亦然。

二

无庸讳言，从古到今真能通读卷帙浩繁的《十三经注疏》者固不在少，但就学人总体而言不会太多，阅读相对简明的注，查考后人更为详尽的疏，可能是多数学者的阅读路径。是以《十三经注疏》既出，而宋元以来仍多各种“十三经古注”的刊刻。今人也不乏类似的需要，除单种影印及整理本外，十多年前齐鲁书社影印过明崇祯年间金蟠、葛鼒编订的永怀堂刻本《十三经古注》，中华书局影印过四部备要本《十三经古注》。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主要由沪上青年学人整理的《十三经汉魏丛书》（他们的《孝经注》合刊了旧题孔安国传《古文孝经》、旧题郑玄注《孝经》及李隆基注《孝经》，所以这最后一种唐注在丛书名中被忽略不计了）。

古籍标校尤其是经书注疏的整理常遇到的问题很广，不易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十三经注疏》已有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及中华书局三部整理本，仍有学者继续在做。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礼记正义》由对《礼记》做过译注、著有《礼记讲读》《<礼记>研究四题》的吕友仁先生校点，而他八十岁那年出版的上下册论文集《经学识小录》中有一篇《校点本〈礼记正义〉诸多失误的自我批评》，占了全书七分之一——整整一百页。这一来可知一位实事求是的学者至老犹能自劾其失，在问学路上的永不停滞；二来他的论文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用这样的长文来纠正本社出版物的疏误，也可见出版社勇于对读者对学术负责的气度，就如中华书局出版的程俊英、蒋见元先生合著的《诗经注析》广受欢迎，但中华书局主办的名刊《文史》曾用三期连载中华书局编审王文锦先生数万字的札记，指谬纠讹多处；三来可知古籍尤其是经书的整理是繁难而复杂的，同一种整理本固然值得做精益求精的修订，重要的典籍也正不妨有不止一种整理本同时并行，以便读者比较参照，日益求善求真。所以王锷、苏芃教授主编的这套《十三经古注》虽然不是第一部整理本，却仍值得我们欢迎。

王锷教授是我的同辈中最杰出的礼学名家，除《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礼记成书考》《礼记版本研究》《礼记郑注汇校》等专著，还主持了多卷本《礼记注疏长编》，又与方向东教授一同校点了秦蕙田的巨著《五礼通考》。六年前我刚从复旦调到浙大马一浮书院，策划了一个经学面面观系列讲座，尽可能请我认为是最顶尖的名家来讲跟经学相关的问题，每人五讲，请北京大学陈苏镇教授讲政治与经学，请台湾大学叶国良教授讲民俗与经学，请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讲目录版本与经学，请当时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如今是我浙大马一浮书院同事的虞万里教授讲石刻与经学，请今天在座的复旦大学汪少华教授讲名物与经学、南京大学徐兴无教授讲谶纬与经学，等等。讲礼制与经学就是请的王锷教授。而他又有多年古籍整理与教学的经验，今由他和精研春秋经传文献的苏芃教授联合主持这套《十三经古注》的整理本，当然令人期待。

三

王锷教授的总序对丛书的缘起做了明晰的交代。他又为丛书亲定了各书整理者可以共同遵循的凡例，这些凡例为丛书提供了可循的标尺。他既是经学名家，也是教学名师，参加整理的学者中多位都曾受教于他；而他也显然也希望这套书能让读者更多地受益受教，因此凡例规定：选取本经研究代表作若干，著录作者、书名、卷数和版本，方便读者按图索骥。从读者的角度说，这是很值得欢迎的。例如我猜还未出版的《左传》杜注最出色当行的整理者应该就是丛书主编之一的苏芃教授，刘文淇等的名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在前年底和去年初几乎同时出版了两种整理本，我就很期待看他会向读者推荐哪个版本，就如我看杨新勋先生在《论语集解》后附的书目中《论语义疏》列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儒藏》中的整理本，而未列中华书局版的整理本，我想应该有他的道理。而从整理者的角度说，这恐怕是吃力而不讨好的事。自古及今相关经籍研究著作夥颐，整理者怎样既能立足于自己的研究，又顾及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需要来开列相关代表作，着实不是容易的事。例如杨先生的十七种《论语》书目中《论语注疏》有影印与校点本四种，但《四书章句集注》则仅一种，即中华书局1983年版收入《新编诸子集成》中的校点本。《新编诸子集成》固是高水准的丛书，但这个最早出的校点本颇有疏误，后来岳麓书社、齐鲁书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凤凰出版社诸整理本都有所改进，中华书局后来的印本也有订正，所以这个1983年本应该不算一个最合适的推荐本。又比如《论语》文献集成，台湾出过严灵峰先生编的收书143种的《无求备斋论语集成》，近年大陆也印了不止一种收书在两百余种的类似著作。但这个书目只列入了巴蜀书社影印的《论语文献集成·明代编》。曲阜师范大学编的《论语文献集成》确实是同类著作中收罗最广、部头最大的，明代即收了一百五十余种。但该书目前只出了明代编。而就《论语》研究史上的重要性言，明代恐怕上逊于宋，下逊于清，如今书目只列明代一编，就显得有些突兀。杨先生的《论语》书目主要列的是注译及专书辞典，故其他研究专著与论文集都摒弃了。谢秉洪先生的《孟子》书目略有不同，除了注译本外，还列入了董洪利先生的《孟子研究》以及董先生和方麟先生一起选编的《孟子二十讲》，还有王其俊先生的《亚圣智慧——孟子新论》，但类似黄俊杰先生在台湾、大陆都曾印行的《孟子》、在大陆印行的《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在台湾印行的三卷《孟学思想史论》都不见载，其间取舍可能会引来读者见仁见智的意见。又如《孟子正义》列入的是沈文倬师的校点本，曾有读者对其中的某些地方有所指正，不知道后来收在《儒藏》中的校点本是不是可能后出转精。杨逢彬先生的《孟子新注新译》列入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初版，而2023年同社出的第二版增订篇幅超过百分之五十，旧版有考证108则，新版则增加到了210则。瞿林江先生正在主持《尔雅注疏汇校》工作，他当然是校点《尔雅注》最合适的人选，但盖以深造有得，他的书目跟杨先生、谢先生呈现的风格颇不一样，上来就一口气列出了七种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汉魏晋古注，其后开列的《尔雅》古代研究著作超过了《论语》《孟子》两种书目的总和。而今人的著作，既未见周祖谟先生的《尔雅校笺》，也未见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管锡华、胡奇光与方环海、丁忱这四位大陆古汉语教授的三种译注本，而独列台湾商务印书馆庄雅州、黄静吟先生的《尔雅今注今译》，我想作为专家他肯定自有考虑，但从大陆读者按图索骥的角度说怕不太方便。这样的书目很难做得周到，从丛书的角度讲也很难做得整齐，所以我的建议是在这套十三经古注整理本中似乎不必有这个附录，倒是可以也值得在丛书出齐之后由诸位合编一本较各书序言更详细又配有进一步阅读书目的导读手册。 

 

王培军谈《光宣诗坛点将录》的笺证与传统注疏学的未来

澎湃新闻记者  黄晓峰

2025-12-21 09:44

来源：澎湃新闻

 ∙ 上海书评 ]]>

汪辟疆撰写的《光宣诗坛点将录》，按照《水浒传》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的顺序，将晚清光宣以来的一百九十二个著名诗人排了位次。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培军所撰的《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对书中所涉及的诗人，征引相关文献，逐一作了笺证，并对汪辟疆的安排也作了扼要的评述。本书2008年初版，2025年校订再版。《上海书评》对王培军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谈了此书笺注的过程以及e时代传统注疏之学的命运和未来。

今年6月，您的《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以下简称“《笺证》”）由中华书局再版了，这是《笺证》的第二版，距2008年的初版，时间已过去了十七年，您有什么感想，现在对这部《笺证》还满意吗？

王培军：是的，时间很快，转眼过去这么多年，感想自然是有的。《笺证》本是我的博士论文，当时下了功夫，答辩效果也很好，答辩委员会的诸位学者都予以了一致肯定，《笺证》出版之后，亦有不相识的前辈，予以了较高评价，如黄裳先生等。所以我自己也还比较满意。但从现在来说，我对《笺证》当然也不能那么满意了。我记得2017年《笺证》获得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时，我在获奖感言中说：“十年以来，我的阅历渐次加深，读书也比那时要多，知识思想不无增进，人也正式步入中年，不复是当初的轻率和无畏，回视当年的那个《笺证》，就没有那时那么地满意了。”那个话是真的。其实我认为人对自己是不容易满意的，至少我本人是这样，当然也有学者对自己是没有不满意的，那是我所羡慕的。

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是近代一部有名的“点将录”，也许可以说是最有名的“点将录”，其影响大大超过它所仿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也为后来的钱仲联所撰写的《顺康雍诗坛点将录》《道咸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等所不能比，但无论如何，学者一般都认为它是游戏之作，不能太当真，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将此种游戏之作选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的？您不在意受到同行学者的质疑吗？有没有受到一定的压力？

王培军：我作《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写博士论文，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所以题目不能太大，又因为是博士论文，字数有规定，一般要有多少万字，所以题目也不能太小，太小是写不够字数的。我当时在考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曾经拟想过好几个值得写的题目，如“清代家学考”等，但都觉得“兹事体大”，不易着手，尤其是想写皖桐的乡先贤明清之际的大学者方以智，当时动手搜了不少材料，但后来终于觉得时间来不及，工作量也大，我不想敷衍成篇，自欺欺人，所以最后决定退而求其次，只做个比较容易的，即以笺注《光宣诗坛点将录》为博士论文。

当然，我之所以做《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更深层的原因，是我那时因为受到陈衍《石遗室诗话》的影响，诗学方面的兴趣较多地转到了晚清的“同光体”。我对晚近的同光体诗人发生兴趣，最早可以追溯至大学时代，可能是1991年，我买到一本陈声聪的《兼于阁诗话》，读了之后，我对于晚近名家如陈散原、梁节庵、李墨巢、夏吷庵、陈病树等，饶有兴味。像李墨巢、陈病树等，也是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提过的。后来又读了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及钱仲联的《梦苕盦诗话》《梦苕盦论集》等。1996年，钱先生的《石语》出版了，我又买来读了，对于里面的关于易顺鼎、曾广钧、郑孝胥等苛刻而又有趣的批评，更是为之绝倒。当然我最主要还是因为读了陈衍的《石遗室诗话》，而对于晚近的同光体有些耽嗜了。那时我认为无人不读、无人不能背几首的唐诗宋词，是用不到再读了，而同光体诗人则是一般学者所不甚知晓的。我那时候比较年轻，对于读书之事，以比别人知道得多一些为乐事，子夏说的“日知其所无”，在我那时是差不多做到的，而一般意中所有的，我那时也就不那么用力了。

至于说《点将录》是“游戏之作”，确是有人的。不过，从本质上说，文学本身不就是“游戏”吗？至少西方学者是有这样主张的，这是念过《文学概论》的人都知晓的。但是“游戏之作”也可以不作“游戏”看，而作为“诗史”看的，它是什么没关系，问题只在你想怎么看，你看出了什么？《西游记》可以看作“证道书”，《三国演义》可以看作“兵书”，《红楼梦》可以看作“阶级斗争史”，“六经”也都可以看作“史”。《点校录》之堪作为“诗史”，是毋庸置疑的。汪辟疆在其晚岁所增订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亦确有“诗史”的用意。我在《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的“前言”中，特别提出“诗史”之分“嬗变诗史”和“分布诗史”的说法，以为《点将录》的本质，就是“人物位次录”，所以正好可以作为“分布诗史”。我的那个提法，自以为还是有新意的。我为《点将录》作笺证，就是视其为具体而微的近代诗史的。

您认为《光宣诗坛点将录》可作为近代诗史观，那么汪辟疆在《点将录》中的“点将”，都是公允切合的吗，您是否认为有不当处？

王培军：《光宣诗坛点将录》所拟大多是切的，如以王闿运为晁盖，以陈三立为宋江，以郑孝胥为卢俊义，都是至当不移的。以袁昶、范当世、樊增祥为五虎将，以晚清四大词人为水军头领，以宝廷为小旋风、李慈铭为扑天雕、曾广钧为浪子燕青、黄遵宪为武松、沈曾植为杨志、梁鼎芬为朱仝、康有为为戴宗等，也大体是得当的。但也有可议的。其中第一个可议的，是陈衍作“神机军师朱武”，朱武是地煞星的首座，在梁山位置固不低，但比起陈衍在晚清诗坛的地位，还是太不匹配了。钱锺书记《石语》中有一条，说见到汪辟疆，知陈衍以《点将录》中仅比之朱武，颇为不悦。钱先生加按语云：“余亦以为辟疆过也。”从钱的语气看是平允的，倒也不是因为与陈衍关系好，为作左右袒。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则以陈衍为“智多星吴用”，那是极切合的。钱仲联的《点将录》1983年初刊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后又有改本，1986年收入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则易为“入云龙公孙胜”，中华书局本《梦苕盦论集》所收《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同于《三百年》本，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所收的《点将录》，则据的是初刊本。但就是拟作公孙胜，也是远胜于拟作朱武的，毕竟天罡、地煞，还是有根本不同的。《世说新语·品藻》中有一条，说温峤是当时名士的第二流之高者，每当名辈共说人物，第一流将尽之际，温峤脸上就挂不住。从这可见名士是如何重视等第的。陈寅恪先生讲学者须“预流”，其“流”字实即暗本于魏晋人的第一流、第二流的“流”。将陈衍贬为“地煞星首座”，陈衍对此不高兴，可以理解。当然，陈衍如气度更好些，也可付之一笑。其他可议之处，如林旭之为五虎将，其实是不够格的。林旭为“戊戌六君子”，只有二十四岁，其诗早熟，学后山，平心论之是做得好的，但边幅稍窘，体量也不大，只寥寥一卷诗，加上补遗、外集，也不过二百首，实在难为大家。比林旭小三岁的陈曾寿，林旭视之亦有不及，就不必说才情声名一时无两的易顺鼎了，易顺鼎也只拟作黑旋风，而陈曾寿只是小李广，林旭怎堪作豹子头？又如张佩纶、俞明震、夏敬观为地煞的宣赞、孙立、魏定国，而丘逢甲、程颂藩、蒋智由，却作天罡的雷横、解珍和石秀，都是抑扬失当的。无论如何，俞明震、张佩纶、夏敬观的诗，比起丘逢甲、程颂藩和蒋智由来，是要好得多、不可同日语的。但汪《录》之拟，较之钱仲联的《点将录》，大体又要正确得多。钱《录》是以黄遵宪为宋江、丘逢甲为卢俊义，这就从根本上错掉了，其以金和为大刀关胜，以苏曼殊为行者武松，也是一见即知其谬悠的。至以郑孝胥、汪精卫、梁鸿志、黄秋岳为铁叫子乐和、鼓上蚤时迁、金毛犬段景住及白日鼠白胜，那也都是从为人着眼，而无关乎诗学。其实“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王世贞论严嵩语，见《弇州续稿》卷二《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妇行》），不一定人好诗就好，人坏诗就坏，且不说人的好与坏，有时有深刻的复杂性，正复难说。

《笺证》是您花三年时间完成的，后记中说翻阅的书近千种，还有大量近代的报刊杂志，这个具体的过程能谈谈吗？也就是说，当时您是如何找书、看书的？

王培军：我那时是用笨办法做的。我的第一步是把《光宣诗坛点将录》看熟了，《点将录》总共不过三万馀字，这个是容易事。第二步我就根据这个《点将录》，把《点将录》中所涉及的一百九十二位诗人，一一摘出来，然后据此名单，去看有关的目录书，主要是看三大册三千馀页的《清人别集总目》，——《总目》出版于2000年，定价三百八十元，我那时买不起，校图书馆也只有一部，只能在阅览室看，不能借——去把每一位诗人的诗集，从《总目》中钩摘出来，包括每种集子的藏地，也注于其下。《清人总集别目》著录经常不准，也有不少错误，它的编法，基本上是从目录到目录的，但它的体例不错，它不但著录别集的名字，也著录不同的版本及藏地。那时另外还有一种《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是柯愈春著的，也是三大本，也是可以参考的。就这样我自己编了一份近代诗人的诗集目录，我就根据这个目录，去图书馆一本一本调书出来看。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阅览室，那时还是纸质索书卡片，放在木制的抽屉中，排成一大排。在那之前，我曾把一百多个抽屉中的书目卡片，估计有数万张吧，连抽屉搬出来，放在桌上逐张翻看过。我所要看的一百九十二位《点将录》中诗人的集子，其十之五六，师大图书馆都是有藏的。我阅读起来颇为方便，只要从宿舍去图书馆，一本本填写索书卡，把要看的书调出来看就可以了。那时我几乎每天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起先我边读边做笔记，后来发现做笔记比较耗时间，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花了两千块钱，买了一个在当时可算先进的数码相机，把看到的要用的材料，用相机拍下来，晚上回到宿舍，再拷到电脑中，加以整理。这节省了我的很多时间。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同时亦深刻认识到，做学问必须花钱。我们小时候听惯的美国人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其实可以倒过来说：“金钱就是时间。”做学问是人世间最花费时间的一件事，但有时也可以用钱冲抵。我前后所拍的照片，大概有两万多张，那个相机在我的论文完成后不久，也就因为使用过于频繁而报废了。但是我还保存着那个坏掉的老相机，以为纪念。

看过华师大图书馆的部分，我就去看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书。在上海我主要看了这三个图书馆的藏书。看完了上海的，我就专程去北京，看国家图书馆的书，那大概是2005年的夏天。在北京我还看了科学院图书馆的书，那个图书馆的规定，非常过分，每次填单索一种书，都必须交手续费，几块钱我忘了。如果要拍照，以页论价另算，一页五块钱还是十块钱，我记不清了。国家图书馆拍照也要给钱，但便宜一些，可以勉强接受，但也不能拍得太多，只能尽量手抄。我在北京集中看了十多天，那个夏天相当的热，但我那时年轻，好像不觉得有什么。我是住在国家图书馆的本部边上，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去北海那边，看老馆的线装书。因为每天都有发现，所以并不以为苦，反而有一种乐趣。后来我还去了杭州的浙江图书馆，但浙图要看的少，大概也只有十馀种了。

看完了诗人的别集、文集，我又回到学校图书馆，在近代期刊部专门看晚清民国的报刊。那时我所看的刊物，如《青鹤》《庸言》《甲寅周刊》《甲寅杂志》《国粹学报》《同声》《学衡》《国风报》《国史馆馆刊》《学海》《学术世界》《国学商兑》《国学论衡》《国学专刊》《国专月刊》《国艺月刊》《民彝》《文字同盟》《古今》《逸经》《雅言》《制言》《华国》《中和月刊》等，除非期数有缺，一般都是从头翻到尾的，当然也是边看边拍的。《甲寅周刊》《甲寅杂志》都是章士钊主编的，《光宣诗坛点将录》最初是刊于1925年《甲寅周刊》第一卷五-九号的。1934年，《点将录》又再刊于陈灨一主编的《青鹤》第三卷二-七期。《青鹤》的名字来历很古，它是本于《拾遗记》的：“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之禽名青鹤。世语曰：‘青鹤鸣，时太平。’”陈灨一号甘簃，他的《甘簃诗文集》，收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我那时也是看过的，但没有徵引，未列于《笺证》后所附的参考文献。那时所经眼的文献，包括一百九十二位诗人之外的许多别集，有不少后来都没有用。《青鹤》所刊的东西很多，其作者亦多名流，那是《甲寅》所不能及的。《甲寅》和《青鹤》是我那时最先看的两种刊物。与《甲寅》齐名的《学衡》，所刊载的东西，也比《甲寅》要丰富，《笺证》采取的也更多。像《庸言》则是连载陈衍《石遗室诗话》的，《国学商兑》《国学论衡》《国学专刊》《国专月刊》等更是发表陈衍著述的阵地，那也都是较早去读的。因为《点校录》中有章太炎、刘师培和黄侃，那就不仅要看他们的著作集，也要去看章主编的《制言》《华国》和邓实等编的《国粹学报》。《雅言》是太炎弟子主编的，也多刊章、黄及刘师培的文字。钱仲联主编的《学海月刊》，多刊沈曾植、冒广生等人的著述，钱仲联本人注的《海日楼诗》，也是在此刊连载的。但华师大图书馆藏的《学海》，可惜是不全的。至于汪辟疆所参与的《国史馆馆刊》，则专门发表近人的传状和碑志，于我的《笺证》尤其有用，但此刊可惜仅出了五六期，后来就停刊了。我在黄稚荃的《杜邻存稿》中，还看到汪辟疆为编《馆刊》而与黄起争执的事。

我的《笺证》出版后，这些近代的刊物，有不少种都影印了，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甲寅杂志、甲寅周刊》《青鹤》，中华书局影印的《国风报》《庸言》，上海书店影印的《华国月刊》，广陵书社影印的《制言》《逸经》《古今》，凤凰出版社影印的《国专月刊》等等，可以方便地阅览。再到后来，这些期刊不但在国图网可以随时阅览，也有许多途径获得电本，那就更为方便了。但我那时条件没这么好。

笺证类的书，一般篇幅都较大，因为注释人物、事件、典章、典故等可无限深挖，您是如何确定注释的体例和边界的？

王培军：关于注书的体例，我已写于《笺证》前的凡例中了。当然还可以补充说一些。注《光宣诗坛点将录》，主要涉及的有三件事：一、诗人的生平；二、关于诗的批评；三、所涉及的本事。另外还有《点将录》中所用的典故，但这个不是重点，这与一般注诗是不同的。又因为是论诗的著作，所以基本不涉及典章制度。

关于诗人的生平，我所定的做法，是为每一位诗人写一个小传，简要叙述其生平、著作，并确定生卒年，有时也旁及交游。小传的写法，我自己定了条例，写哪些和不写哪些，都是经过仔细考虑，而绝非随意的。大概言之，小传内容要包括字号、籍贯、科第及仕途履历，这些都是客观性的，须字字有根据。在小传的最后，则必注明所据材料的出处，这是我尤为着意的。小传的撰写，我较多地用了钱仪吉辑的《碑传集》、缪荃孙辑的《续碑传集》、汪兆镛辑的《碑传集三编》、闵尔昌辑的《碑传集补》，及今人钱仲联的《广清碑传集》、卞孝萱编的《民国人物碑传集》《辛亥人物碑传集》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民国人物碑传集》等。这是使用碑传的情况。至于所用的史传，则主要用了《清史稿》《清史列传》和中华书局影印的十四大本的《清国史》。另外，还有许多近人所撰的年谱及文集中的碑传，年谱较多使用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和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其实，十之六七的诗人，尤其是名气大的诗人，是不缺材料的，而小部分的诗人，因为名气比较小，“名不见经传”，材料就很缺乏，小传的撰写，也就比较费力，必须多方去搜罗。对于这部分的小传，我除了要去翻查《清代硃卷集成》《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等，还搜览了大量的建国后修的县志，以及诗人所在县的《文史资料》。我的原则本不用白话文的传，但实在需要用时，只能破例。如陕西醴泉县（今作礼泉）的宋伯鲁，我本用了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及《清代人物传》中的《宋伯鲁传》，但是还不够，我还知道《礼泉文史资料》第七辑中有一篇《宋伯鲁生平大事年表》，但是那个《礼泉文史资料》，上海本地的图书馆没有藏本，后来只得请友人钟锦、李欣两位，在其回西安过年的时候，为我在西安的图书馆找到了，并复印了一本，花了四十多块钱。钟锦为此大吃一惊，觉得花这个钱复印这种书，实在冤枉不值。与宋伯鲁一起的还有陕西三原人陈涛、咸阳人李岳瑞，陈涛是吴宓的姑父，李岳瑞则是近代有名的人物，对于这两个人，我也用了建国后修的《三原县志》及《咸阳文史资料》。其实那都是没有办法的事。

关于诗的批评，是《点将录》中最主体的部分。《点校录》之诗学的主要价值，亦在于此。汪辟疆对于《点将录》中诗人的批评，有三种形式，即：一、人物赞，二、论诗诗，三、给每人下的评语。人物赞和论诗诗都是押韵的，不仅寓有批评、本事，还包含典故。典故的注我后面再说。关于批评和本事，则不仅要读诗人别集，而且尤其必须要读晚近的诗话及笔记。晚近人的诗话，幸亏此前已经读过了张寅彭教授编的《民国诗话丛编》，那是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的，共有六大册，收近人诗话三十余种。那也是我参加点校过的书。寅彭教授手上所有的近人诗话，没有收入《丛编》，后来收入其所编的《清诗话三编》的，我也都从他那里借阅了复印件，如袁祖光《绿天香雪簃诗话》、潘飞声《在山泉诗话》、李之鼎《宜秋馆诗话》等。特别要提的是，那时还有一种大著作，就是钱仲联编的《清诗纪事》，我也细读参考了。《清诗纪事》是所有的《纪事》中最大的一种，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初版共二十二册，一万六千四百零八页。我见到钱有一张“著作双等身”的照片，钱拄着手杖，一边就是这个大部头的《清诗纪事》。后来2004年凤凰出版社出了缩印本，四大册。我在做《笺证》的时候，《纪事》是友人吴念庵先生借给我的，那时吴先生已六十多岁，从他的桂林路家骑自行车到中山北路华师大我的博士宿舍，把《清诗纪事》中咸同光宣等朝的六册借我使用。我对他是很感谢的。大概到了2009年，我才在复旦大学附近一个旧书店买到了第二版的《清诗纪事》，花了一千元。两年前，吴先生要散他的书，又把我喊去他的寓所，把那部初版的二十二册《清诗纪事》，又送给了我。所以目前我手上有两部《清诗纪事》。《清诗纪事》的体例是很怪的，它所有引的书，都是不注卷数的。这实在大大降低了其参考价值。据说钱仲联是为了恨别人抄他，故意不注卷数（钱仲联主编《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所刊的《〈清诗纪事〉一勺》，所引之书，均注卷数，可知本有卷数，后被删去了），你如果从《清诗纪事》转引，就不得不提它了。有的学者确是喜走捷径从他人转引材料，而又跳过不提，我的《笺证》出版后，也有人转引我，而不提一字。我从近代报刊中也发现不少近人诗话，后来辑成为《校辑近代诗话九种》、《校辑民权素诗话廿一种》，那都是我当时读近代报刊的副产品。

一般说来，批评家对于诗人所下的批评，大抵无须加注，也无所施其注。亦即批评与学问其实是两件事，批评虽亦与学问有关，但用学问去对付批评，却不是一件易事。批评的本质是判断、悟性，而学问则是理性。谈诗有时颇类参禅，它不是义学，是不讲道理的，它首要的是心证。譬如说我们经常听见初学者问：“这个诗好在哪里？”其实就是个错误的提问。因为如此一问，明明就是没领略到诗的好，既然没领略到好，问好在何处便是无意义的了。所以好与不好，只在感觉与领略，它是一种判断，而无所用其注解。批评家的谈诗，只好比美食家的谈吃，全凭经验与判断，而不能加以推证。这就好比你绝不可能用语言分析的办法对一个没吃过或没觉得荔枝好吃的人证明荔枝是好吃的一样，而则天后说的那一句“食南海生荔枝，觉青李如嚼蜡也”，也只能是解者自解、不解者自不解了。不过，不是所有批评都是独立的、原创的，批评亦多有来历，批评家亦每受到有大力者的影响。这个是可以加注的。我的《笺证》中关于诗的批评，其用力之所在，就是注出其所本或所依傍之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的关于诗人的批评，多可以考其所本，而其所本最多的，则为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和《近代诗钞》。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论晚清诗人的部分也是如此。从这可见陈衍的诗学对后辈学人的深刻影响。此外，我的《笺证》还尽量辑录同时的不同意见的批评，以与汪辟疆的批评进行参照。钱锺书先生批评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说《集释》中“对付那些笺注家、批点家、评论家、考订家”，“往往只邀请了大家来出席，却不肯主持他们的会议”。我差不多也是如此，一般尽量节制，不去掺入我自己对诗人的批评，但还不至于“不主持会议”。大多时候，在每篇的后面，我会加一段总按语，以为简括之评议或小结。钱先生在《谈艺录》中补订任渊的山谷诗注，还说过：“略补数则，而评骘雌黄不以充数焉。”其言外之意，就是批评是当不得注的。这也是有的学者所不知晓的一个“义例”。

至于所涉及的本事，要想搞清来历，则不用说是多翻览近人的笔记，此外实无他法。例如梁鼎芬的那个赞：“其髯戟张，其言妩媚。梁格庄，小衙内。眼中事，心中泪。”梁鼎芬有一部大胡子，当时非常有名，号为“梁髯”，其事在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徐凌霄的《凌霄汉阁笔记》中都有记载，可引以为注。至于其梁格庄的事，倒是《清史稿》中就有的。而所谓的“眼中事，心中泪”，也与其妻龚夫人移情别恋文廷式并与之同居有关，梁鼎芬有自题其书室极有名的一联云：“零落雨中花，旧梦惊回栖凤宅；绸缪天下计，壮怀销尽食鱼斋。”“零落”句有感而发，即是指其夫人事。这是李肖聃的《星庐笔记》中提过的。举此一例，可以说明注本事是非读杂书笔记不为功。我当时读的近人笔记，最易得的较大规模的丛书是上海书店的《民国史料笔记丛刊》、山西古籍出版社的《民国笔记小说大观》，两种加起来，所收的已有四五十种，如重要的徐凌霄一士兄弟的《凌霄一士随笔》、黄秋岳的《花随人圣盦摭忆》等，都在其中了。上海书店本的《花随人圣盦摭忆》字非常之小（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本字较大，但那时已难得了），但当时也都通读了，山西古籍社的点校错误多，但因为比较易得，看的时候，就看他们的本子，徵引则有时不得不换成别的本子，如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的影印本。《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实在是一部大书，共有三编、数千册，里面有很多稀见的材料，极便学人，我翻此《丛刊》也翻得很熟，不仅史料笔记，有不少的近人别集，我用的也都是《丛刊》本。那时华师大图书馆有个阅览室，有一部《丛刊》，开架陈列，师生可以随手取阅。如复旦大学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也是放在阅览室，可以任意看。当然还有不收于丛书的较零散的笔记，那是通过姚佐绶等编的《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检得书名，再去图书馆调阅的。

您撰写此书时，数据库检索远不如现在发达普遍，当时遇到什么困难，怎么处理的？

王培军：在过去时代，一般注书实较著书为难。如钱澄之即云：“注书之难，难于著书。著书者，己为政；注书者，役焉而已。”（见《田间文集·重刻昌谷集注序》）钱锺书先生也说过：学人从事文字著述，最容易的是编大部头书，其次是论文，再其次是注释，最难的是翻译（见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26页）。著与注的关系，就有些像藏物与找物。我的家乡有句俗语：“一人藏物，十人难寻。”是有道理的。陈衍《石遗室诗话》中有一处，记其与沈曾植各把自己的诗给对方看，各有不知所用的典，就像唐代的王勃与张说，“以所作相示，各有不知出处”。沈曾植的诗，陈衍有读不懂处，似乎是可以理解的，陈衍作的诗，博学的沈曾植也有所不解，那就可见读诗的非易事了。注书当然也是如此，不一定你的学问好，就一定注得出来。今天有了数据库检索，情况又另当别论。

我在注《点将录》时，只有注典故是用了电子检索版的《四库全书》。《笺证》中典故的注，其实是相对容易的，而且也不是《笺证》的重点所在。因为我注《点将录》，主要的目的是将之视为近代诗史的，是要为汪辟疆的批评及所涉及的本事，考出其渊源，而非解释他的字句、词语，或者换言之，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而不是为读不懂文本的读者做普及工作。但有些典故确也是要注的。那时已经有了可检索的《四库全书》，乾隆以前的古书，大抵可以方便地检索而得。在没有可检索的《四库全书》之前，注典故免不了也要查书，那就是传统的工具书。在清代以前，就是类书，如《太平御览》《佩文韵府》《骈字类编》《潜确居类书》《渊鉴类函》及《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今图书集成》是大家都知晓的存世最大的类书，有一万卷、一亿四千四百多万字，是陈梦雷编的。在今天当然已经没什么人用它了，似乎已经过时，但在民国时期，学者都还是极重视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其家乡有人以低价售此书，他的母亲就借钱为他买到了。可见其为胡适所重视之程度。胡适非常重视工具书的使用，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大列工具书如《史姓韵编》《中国人名大辞典》等，而为吕思勉所笑。其实吕先生有些误会了。陈寅恪也使用类书，而且很熟，这只要看他的《柳如是别传》中引《佩文韵府》比勘程嘉燧诗的那一节，就可见一斑了。我还记得朱自清有一篇《论逼真与如画》，也是用了《佩文韵府》，转抄其材料，其《论雅俗共赏》的序中就老实供认了。我在做学生时，有次在一门古文字学课上，有位老师提起《佩文韵府》，说你们用不了《佩文韵府》，因为它是据韵部编成的，你们不熟平水韵！这位老师不知道上海书店影印本的《佩文韵府》，第四册就是索引，只要会四角号码，就能检用。我当时心里是有些吃惊的。后来我知道有许多学文献学专业的学者，连四角号码也不会，也就心下释然了。我还买过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的《锦绣万花谷》《海录碎事》，以及《喻林》《壹是纪始》《三才图会》等中小型的类书，当然也买过大部头的《太平御览》《渊鉴类函》。至于《古今图书集成》，我自己就为它编过一个索引，固然也并没有用过。我当然知道早就有英人翟理斯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索引》、日本泷泽俊亮编的《图书集成分类索引》，但索引是以自己编的为好，别人编的未必适我之用。这也是陈援庵的治学经验谈，我认为是可以效法的。

我在使用《四库全书》检索时，仍是借径了类书如《太平御览》《佩文韵府》等，即并不是输入一词，让它在《全书》中广搜，而是先搜《太平御览》等。前人诗文所使的普通典故，包括词语，其实均可在类书中找到。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以为说明。《点将录》曾广钧篇有一首论诗诗，其语云：“奥缓光莹称此词，涪翁原本玉溪诗。君家自有连城璧，后起应怜圣小儿。”此诗开头的“奥缓光莹”，是本于曾国藩诗的，其详见《笺证》下册第400页、重印本下册第406页，此处姑不讨论；其最后一句的“圣小儿”，我初以为就是指“圣童”，当时王闿运最称赏的两个后生，一为易顺鼎、一为曾广钧，并号之为“圣童”“仙童”。如王闿运《与易实甫》：“昨与子大言两‘仙童’之说，托其转达，想未能尽言也。今海内有如祥麟威凤，一见而令人钦慕者，非吾贤与重伯耶。”又《题环天室诗集》：“重伯圣童，多材多萟，交游三十馀年，但以为天才绝伦，非关学也。”可以注其本事。但后来读到易顺鼎的《病榻借樊山先生为余禳天诗韵、自述生平成长句一篇呈樊山先生、示由甫六弟兼谂亲友及海内知我者》：“五岁聪颖纯厚，能作韵语，人已呼为圣小儿。”也用了“圣小儿”三个字，才恍然此三字也有来历。于是便用《四库全书》中的《太平御览》一搜，果然，在《太平御览》卷六百十四“学部八”幼学类中就有，是祖莹的故事。元人编的《韵府群玉》中也有此条。据《太平御览》，可以再检《魏书》卷八二、《北史》卷四七《祖莹传》，此三字的出处就找到了。过去的人，没有检索版的《四库全书》，也是可以检得到此事的，因为1998年印本《辞源》下册2531页、《汉语大词典》第八册665页，也都收有此词。

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工具书，可供使用，如搜考近代的人物，也要用工具书。那时查得最多的是关于人物传记的索引，有些近代不太有名的人因名不见经传，考起来很不容易。如查近代的碑传文，有陈乃乾编的《清代碑传文通检》、王重民等编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周骏富编的《清代传记丛刊索引》；有的人物是有年谱的，则可以查杨殿珣编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谢巍编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来新夏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如果查室名别号，那就有杨廷福、杨同甫父子编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陈玉堂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人物的生卒年，则那时有江庆柏编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刚出版，正好用。等等。就是近代报刊的篇目，也早有人编过《国闻周报总目》、《东方杂志总目》、《申报索引》及上海图书馆编的多卷本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这且不说《越缦堂日记》，在民国时期，就有专在近代四大日记上下功夫的金梁编过三册《索引》。不过今人多不大留心，不知道使用罢了。

陈援庵论注书，以为有两种注法，一是“外进法”，一是“内进法”。所谓“外进法”，是不顾本书，但找外面相关材料按条列入，如黄汝成的《日知录集释》、吴士鉴的《晋书斠注》都是。所谓“内进法”，则是读本书不懂时即向外查考之，他所教的“史源学”就是。见《中国史学名著评论》89页、《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107页。援庵对于“外进”是不以为然的。援庵为学长于考证，他所教人的“史源学”，即是以检书为能事。援庵在为中华书局本《余嘉锡论学杂著》作的序中，有一段说得好：

凡读书博的人，常常不能深入；凡记忆力强的人，往往不肯勤查书。季豫先生读书博，而又能用功勤。看他每天在书斋中搬书查书，不厌其烦，因甲书而牵涉乙书，因一句话而检查大部头的书，他总是乐此不疲，持之以恒。

这固然是对余嘉锡的一个极佳写照，同时也完全可以视之为援庵本人的治学法。1956年3月，援庵的弟子柴德赓，在与援庵书札中，请其夜间勿进书库查书，援庵答其书云：“半夜提灯入书库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乐的事情，诚如来示所云，又是危险的事情。但是两相比较，遵守来示则会睡不着，不遵守来示则有危险。与其睡不着，无宁危险。”（见《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594页）正是一个绝佳说明。吕思勉中岁作《章句论》，其序中有云：“考证之事，贵于详密，必能遍读群书，搜集证据，乃可以无遗憾。此篇之作，仅凭记忆所及，翻检得之，其不能无挂漏错误，固不待言。”则可见吕先生虽读大书，无人可及，但却是不太喜翻检的，所以吕先生的考证，亦不能及陈、余二人之精。钱锺书先生博览群书，但亦不以考证为长，亦是为此。读书与为了考证目标明确的查书，并不是一回事。

我在注《点将录》时，如援庵所说的“外进法”“内进法”，其实是同时并用。我也不同意援庵轻视“外进法”，因为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就正用的是“外进法”。我的大范围去看书，以所得材料注《点将录》，也得到了汪说之所本，同时，其他的批评材料，即非汪说之所本，也足与汪说比观互印，这也是大有裨益的。当然，我也用了“内进法”，尤其是在注典故的时候，必须从本文出发，去向外搜检查考。总之此二法并不矛盾，可以互补。

两版《笺注》之间，有什么大的增删改动吗？

王培军：此次新订版，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因为兴趣的退减，只是有节制地补订了几十处，所增的页码，较初版只多了八页。其实，《笺证》在博士答辩时的定稿是六十万字，2007年寄给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方面嫌字太多，篇幅太大，要求缩减，不然成本太高，因为我并无经费资助，所以也只有删削一途，最后删为四十五万字。初版版权页的字数作六十五万字，其实所交稿的word本《笺证》正文是四十五万字，加上前言、附录，可能是五十万字。《光宣诗坛点将录》初本的《甲寅》本，是七千馀字，后来定本是三万馀字。

我在《笺证》出版后，其实就将其束之高阁，不去管它了。一方面是我对于晚清的同光体诗人，已经是太熟悉了，所以有些厌倦；一方面则是高校的工作多，有许多事要对付，可支配的时间少。我自己读书则多是无目的的“博览”，或者说就是“杂览”，正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所屡诫的“杂览”有害于八股文，“杂览”也有害于学术研究，尤其现代的学术研究，是以专家为第一义的。像我这样的读书漫无归宿，当然不能有成绩。不过，我有时读书，看见有关的或可以补订的材料，也去取出《笺证》，批注于书页边上。当年遍觅不获、还有印象的，有时想起也去用数据库网搜一下，当然也另有一些，是友人告知的。我这次所补订的，基本上出于此，并未作大规模的补订。可以举几个较有趣的例子说。如被拟为大刀关胜的袁昶，汪辟疆评云：“渐西村人诗，硬语盘空，遣词命意，不作犹人语。或有议其僻涩者，要非定论。句如‘大千人为物之盗，十二辰虫如是观’，知‘为’训母猴，则不嫌生造也。”这里所引的袁昶一联诗，是本于《近代诗钞》所附的《石遗室诗话》，这在当时是注出了的，但此联见于何诗，则当时曾将袁昶的《渐西村人诗初集》《安般簃集》等翻了几遍，也都没有找到，所以我在那条注中，就说“‘大千’句，今不见袁集”。因为当时确是翻了几遍，所以语气很肯定。后来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看到爪部“为”字下，有“为，母猴也”，我立刻想起我的《笺证》中是把“为，母猴也”四字注作了“见宋罗愿《尔雅翼》”的。我没有通读过《尔雅翼》，此注是从《四库全书》中检索来的，之所以没有检到《说文》，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四库全书》中的《说文解字》，把“正文”排作了小字夹注式的“注释文字”，所以无论搜“为、母猴”，还是“母猴”“猴”，都是搜不到的。这个错固亦事出有因，但也很令人惭愧。我因经此一刺激，觉得有必要去用“中国基本古籍库”搜“大千”一联，结果发现，此联赫然见于袁昶《安般簃集诗续》丁集《观蚕池口旧胡神祠中所藏鸟兽虫豸数百具、胡巫以药絮装渍、毛骨未腐、植立如生、亦异观也、戏缀以诗》八首之二，而且是我翻了半天书也找不到的，网搜只一秒。

不过，近代文献有大多是网上没有的，不能“网搜”。如《笺证》中胡翔冬篇，《点将录》附载整理者程千帆之父程康的《读胡翔冬自怡斋诗》，最后有几句云：“胡为辟疆谑，但恐翔冬骂。美女杀亲夫，忍俊君诗价。”千帆所加的小字注云：“余年弱冠，负笈白下。时彭泽汪先生说诗中央大学，和州胡先生说诗金陵大学。余既受业于胡先生，又以世谊从汪先生问，因亦师事焉。余之专力于诗始此。二师诗派虽异，交谊顾笃。六一翁所谓资谈笑、助谐谑者，往往于觞咏间遇之。胡先生尝入牛首，一事吟咏，月夜大醉，坠于崖腹，幸为树枝所格，得不死，然犹伤其胁。汪先生调之曰：‘此所谓“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也。’又尝云：‘翔冬诗又漂亮又狠，可方美女杀亲夫。’故先君诗中并及之。”这一段小注，备载当日掌故，读来妙有意思，但是汪辟疆调胡翔冬的“又漂亮又狠”，其实是胡翔冬本人的说诗语，见《斯文》第一卷八期佘贤勋《翔师谈诗述略》。而“美女杀亲夫”一句，尤语有所本，整理者既不之知，我当时也没能注出来。大概是2015年，我读裴景福的《河海昆仑录》，在卷一读到：“许仙屏中丞工书，深于柳诚悬。抚粤时，告予曰：‘曾文正尝言：“作书要似少妇谋杀亲夫。”人多不解，公曰：“既美且狠。”可谓形容尽致。’予曰：‘不独书法，诗文亦然。古今大家美且狠者，唯杜与韩。昔长安名优十三旦演《蝴蝶梦》，桂云演《双钉记》《杀皮》，均极美而狠之态。不见此等角色，安知文正措语之妙。’”兴奋得差点跳起来。汪辟疆的那个话，不就是从这里来的吗？我记得当时就写了篇札记，刊于《上海书评》。“又漂亮又狠”，就是“既美且狠”的翻译，“既美且狠”四字，则又是本于《左传》的。《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六年》：“大子痤美而很。”（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本，1196页）“很”即“狠”字。

《点将录》中的严复，是拟为“地满星玉幡竿孟康”的，其赞云：“锦□珠，美无度。”孟康是“监造大小战船”的头领，严复早年肄业于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后派赴英国入海军大学，学习海军战术，回国后又任马江船政学堂的教习，《点校录》所拟就是着眼于此。但另有一个合处，则当时注《点将录》时，未能得其证，即严复颜貌亦佳，后来读了吕碧城的姐姐吕美荪的《葂丽园随笔》，其中有一条：“几道喜以美玉饰冠，虽逾中岁，渥颜不衰，亦若其文章之美也。”而《水浒传》第四十四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解释孟康为何叫“玉幡竿”，亦有一段：“邓飞道：‘我这兄弟，姓孟名康，祖贯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只。（中略）因他长大白净，人都见他一身好肉体，起他一个绰号，叫他做“玉幡竿”孟康。’”这真是所谓斗榫合缝、非常之巧了。而那个六字赞，亦有所指，那就是《海藏楼诗集》卷六《几道见和留髭诗易韵答之》的：“窥君珠饰帽，绝叹美无度。”自注：“几道帽檐常缀以珠。”赞中的“锦□珠”，中间一字为方孔，想是整理者不能识，我本以为是“缀”字，后读《礼记·王制》，有“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见《礼记正义》，483页），以为必是本之。与严复相反的是吴士鉴，吴之被拟为“丑郡马宣赞”，则是缘于貌寝，郑逸梅《艺林散叶》中有一条：“吴士鉴书法甚腴美，王蘧常曾见吴于钱塘，谓貌奇丑，五官无一端正者。”可以为证。这都是当时没注出的。

以上是较大且亦较有趣的补订。其他如个别人物的生卒年，以前不知道的，这次也考出了一些，如陈宝琛的弟子黄懋谦（1877-1950），是从1987年《西南古籍研究》所刊的夏敬观《疑年录六续》获知的。又有些人物的生卒年，则当时写错了，如沈曾植生于1850年，初版误写为1851年，这是许全胜教授告知的。又如李拔可是沈瑜庆的弥甥，当时误为沈葆桢的弥甥，这是据陈祖壬《墨巢先生墓志铭》及《硕果亭诗》卷上《读涛园祖舅手书、语意深重、念及弱体、感赋呈寄》《哭涛园祖舅》订正的。所谓的“弥甥”，就是外甥之子亦即姊妹的孙子，与外孙为女儿之子有别。钱锺书先生以为是沈瑜庆的外孙，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32页按语云：“沈涛园名瑜庆，有《涛园诗集》，民国九年外曾孙李拔可为印行。此承钱默存先生见告。”《编年事辑》增订本又改作“外曾孙”。那也都是搞错了的。诸如此类，我也补订了若干处。但钱先生说过，“笺注家干的是细活儿”，首要的是细心。我自知细心不够，所以不敢保证此类错误都扫除尽净了。

如今数据库应用极为普遍，且互联网检索也非常方便、迅捷，是不是已可以取代笺注类的工作了？或者说，您当年手工笺注，与e考据的工作有什么差别？

王培军：我认为目前还不能取代，但无论如何，笺注的门槛已被大大降低了，这从近一二十年来所出版的古籍注本的数量、体量和质量，就可以看得出来。与八九十年代的学者相比，为古籍作注的学者，显然目前在数量上要多得多了，所出古籍注本的量也大得多，并且注本的体量也大，注本动辄十几册，在目前是常见的。以前像钱仲联注的八本《剑南诗稿校注》，都是吓人的大部头，但现在如从册数看，则显然是平平的了。在以前，作注的人第一是不多的，其次能作注的，也都是那时功力较深的学人，如余嘉锡、胡道静、王利器、杨明照、瞿蜕园、王蘧常、钱仲联、夏承焘、邓广铭、王仲闻等，一般的学者，是不大敢作注的。我当时要做《笺证》，古籍所也有个人反对，其理由就是：“我们念书的那个时候，只有刘永翔能注《清波杂志》，我们其他人都不敢。”我相信其所说的是实情，也很能理解其心情。有了数据库检索，现在情况自又大为不同了，甚至可说是情势逆转，有很多在以前根本没资格或不敢做笺注的人，也都可以做了，而且注出来的卷数，还可以轻松赶超钱仲联。其次，这些新出的注本，虽然使用了数据库检索，但其实问题依旧很多。网上有一位“温陵蘧庐”，读了很多书，而专跟今人过不去，专门挑今人注本的错，接二连三写成札记，发于其公众号，就其所指摘的误注看，大多是不太难的典故，有的是熟烂之典，在过去的老辈学人，是不大可能注错的，这也就说明，不少注者的水平，确实堪忧，虽然使用了数据库，装备很高级，也可以解决较难的典故，但容易的典故，反而要犯错。这就说明，使用高级装备的人，本身的能力是有问题的。好比你拿着一把冲锋枪，与射箭的古人对决，却被射箭的人一箭射穿了，这岂不是持枪的手太劣了？

我做的《笺证》，前面已经说过，所能用的也只有《四库全书》，而在时间上，《光宣诗坛点将录》在《四库全书》之后，所以《四库全书》不可能用来注《光宣诗坛点将录》。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专用数据库注古书，多少是有些杀风景的事。文史的学问，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不但要正确，也还要有趣、有兴致，要有博雅的气质。用数据库注古书，多少是无趣的，使人没兴致，更是对博雅的伤害。

在您看来，e考据能否取代传统的注疏之学？

王培军：我想是可以的，且毫无可疑，只是目前还需要些时间。一切都不过是时间的问题。e考据的本质是电子检索，电子检索是工具，如果它仅只是工具，那么它还不能取代“注疏之学”。因为“注疏”的任务是“阐释”，“阐释”的前提是“理解”，若没有理解力，“阐释”是无以进行的。但e考据本身在发展，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至一定阶段，它的性质也就会“跃迁”，那么取代“注疏之学”，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比方我们的手机，其初始不过是“移动的电话”，但不过一二十年，它就功能跃迁，“面目全非”，早已不仅仅只是“电话”了。可以说，手机不但像钢笔取代毛笔那样的取代了电话，也“越俎代庖式”的取代了别的许多东西，如一般的照相机、录音机、收音机，甚至电视机、电影院，目前其实也在取代着人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钱。e考据的未来，我想可以作如是观。

目前e考据不能取代“注疏之学”，另有一个问题，在这里也须一提，那就是“电子文本”的问题。一般而言，“电子文本”是不及纸质文本正确的，而电子检索的基础，又是“电子文本”，不是纸质文本，那么，电子检索之所得，就只能是从“电子文本”来了。“电子文本”是从纸本“转写”的，既经“转写”，必不能无校勘。但“电子文本”的校勘，质量又是较低的，这就像近代的石印本、铅印本，校勘之精总是及不上刻本，道理是一样的。凡是弄考据的人，在其徵文考献之际，必不能据石印、铅印本，这是大家所知晓的。而e考据之为“电子文本”所制约，不能无漏无误，不能发挥至于最佳，其文献上的“困境”，则是“先天的”问题。不妨举一个例子看。去年我写了篇《读陈援菴、柴青峰史学讲义二种札记》，其中有一条，是关于柴德赓《清代学术讲义》说的“《（十七史）商榷》中可能没有提到钱大昕”“钱大昕著作中不提王西庄，王西庄亦很少提竹汀”的。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我是从头细读过的，我记得提了钱大昕多次，绝非“不提”。而且王鸣盛也提了许多别的人，不止钱大昕一个。我就先据《商榷》数，是提了钱七次，我怕有漏掉的，于是又去检索“基本古籍库”。我知道王鸣盛的行文习惯，他于钱大昕是直呼名的，我所搜的为钱名“大昕”二字，结果只有六次，少了一次。改为钱的字号“晓徵”“辛楣”“竹汀”搜，一个也没有。那个搜不到的，是误作“钱大蝗”了，是“电子文本”的一个错字所造成的。其实在电子检索版的《四库全书》中，也多有漏脱的，我以前所发现的最大的一个，是没有杜牧的《樊川文集》！在纸本的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樊川文集》是在第1081册。

再举一个我常和学生讲的例子。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不能依赖“电子检索”，尤其是注解古诗，要多读书才好。王安石有一篇《寄蔡氏女子》的诗，就是写给那个嫁与蔡元度、不怎么念家的女儿的，其中有两句名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这两句讨论的人很多，据《西清诗话》说，东坡极为倾倒这两句，大赞道：“自屈、宋没世，旷千馀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王安石听了很得意，自己也说：“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与俗子道也。”陈衍《宋诗精华录》、黄秋岳《花随人圣盦摭忆》对这两句也都极称赏。今人程千帆《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见《古诗考索》，370-371页）借助物理学中的光学知识，对此也作过分析，解释为什么好。但于东坡说的“无复《离骚》句法”，都未理会，想来必是以为东坡那么说不过是指用了“兮”字，那就太皮相了。其实，所谓“《离骚》句法”，除了用“兮”字（“兮”字人人能用，此何足为奇？东坡通人，安石亦通人，安能如是共语），主要在“积李”“崇桃”。如检电子版《四库全书》，就会发现，“积李”“崇桃”在《佩文韵府》中，各有一条目，其所注出处，就是安石这首诗。换言之，“积李”“崇桃”二语，乃是安石所造的。但是宋人不同于以前的古人，宋人讲究的是“无一字无来历”，连轻视文字的理学家，也说“文才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处”（见《象山语录》卷下）。宋人任渊注《山谷诗》，在开卷第一篇的《古诗二首上苏子瞻》注中就引孙莘老云：“老杜诗无两字无来处。”所谓的“无两字无来处”，也就是“才上二字，便要有出处”。换言之，宋人所用的两个字的词，一般是不能“生造”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自铸伟辞”本身也是“自铸伟辞”，但又不是人人可以“自铸伟辞”的。所以宋人主要反对“生造”，而要求“有来历”。安石的“积李”“崇桃”，正是仿《楚辞》而“自铸伟辞”的。在安石之前，从没有人用过“积李”“崇桃”，但它又是“有来历”，而非无来历的“生造”。《楚辞·云中君》：“桂櫂兮兰枻，斫冰兮积雪。”《招魂》：“光风转蕙，氾崇兰些。”“积李”是仿“积雪”的，“崇桃”是仿“崇兰”的，这就是二语之所本。“积”字不须解释，“崇”字据王逸注：“崇，充也。言天雨霁日明，微风奋发，动摇草木，皆令有光，充实兰蕙，使之芬芳而益畅茂也。”（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楚辞章句》，210页）“崇桃”之“崇”，安石如此用法，有《楚辞》的这个来历，才不是“生造”的，而东坡的那个惊赞，也就可以理解了。我对安石诗下的这个注，是古人如李壁、沈钦韩等没有注的，也是今人补注荆公诗所未涉及的，我想也是e考据暂时所做不到的。网上的“百度词条”：“崇桃，谓桃树结实繁盛。”出处则以为是“见杨万里《诚斋集》卷五八《答贺吉水王县丞启》”。不知从哪本俗书抄来，那实是错得太离谱了的。

最后，想补充再多说一点，就是e考据将来取代了“传统的注疏之学”，或者说取代了“传统学问”，“注疏之学”或“传统学问”中，我认为还会有少许的部分，作为一种“负隅势力”，抵抗新技术，不会被全部“取代”。就好比钢笔取代了毛笔，从实用的角度说，如记账、写文章、做笔记等，今天当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使用毛笔了，但如果是讲究书法，爱好写字，则仍是非用毛笔不可，因为书法取决于毛笔，毛笔所有的那一种“精神”，是钢笔所不能有的，所以毛笔虽被“取代”了，却也并没有“消亡”。“注疏之学”乃至“传统的学问”，我想亦可以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