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 | 也谈培根与陶渊明论读书及钱锺书的读书法 

钱先生读古今中外的“大经大典”，自都是“贯澈首尾”、从头通读的，这有其笔记作证；但是据他这里所说，我们又可揣而知之，他即于读“大经大典”之际，亦必时有“带草看法”，而不是像经师、注疏家那样，硁硁守章句，“一字不放过”的。

王培军

责任编辑 | 刘小磊

4月27日《南方周末》所刊胡文辉先生的《培根读书与陶渊明不同》，我是中午坐在自家阳台的帆布躺椅中读到的，那时我正在刷手机，就在手机上读了。文章写得很短，是商榷钱锺书先生《管锥编》中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好读书，不求甚解”的，缘起则是傅杰先生在朋友圈中，征引了《管锥编》的那一段。胡文辉认为钱先生引培根的《谈读书》来与陶渊明参证，无此必要，因为二者的内涵不同，培根重在所读之书，而渊明意在读书之人，故不必牵合。按照我的理解，胡文辉的意思，是嫌钱先生在此处“跑野马”了。我当然同意他的说法，并且“车边痒技”，在后面又加了个“跟帖”，“试为更进一解”：

培根读书，在于用书，即以书为己所用；陶渊明读书，在于玩书，即以书消遣自己是也。用书所以有益智、长才云云，玩书所以“欣然忘食”，如小儿玩游戏不肯吃饭也。要言之，培根读书如吃饭，首在取其营养，滋益身体，以期于壮大，陶渊明读书如饮酒，以适情忘世虑，而不惜身体坏也。

简言之，培根的是“成长式读书”，渊明的则是“消费式读书”。后来杨焄教授见到了，认为我的话亦有所本，那就是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论“诗文之界”的：

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诗文体制有异耳。……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噉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据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第一册479页）

我认为杨焄的“追本探源”是对的。不过，我在说那个话时，其实已经忘了吴乔，而意识中主要浮现的是《谈艺录》中引的《随园诗话》卷十三所云：

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206—207页。其语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本《随园诗话》，上册461页）

以及钱先生本人在《谈艺录》中挖苦张佩纶，说的“腹笥中有《唐书》两部，已撑肠成痞，探喉欲吐，无处安放”。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本）中，有一大段补订，考论“读书如吃饭”的比喻，尤为精彩：

子才谓“读书如吃饭”，为词章说法也。实则此乃道学家讲性理时常喻。《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或云：尝见人说，凡外面寻讨入来者都不是。曰：吃饭也是外面寻讨入来；若不是时，须是肚里做病，如何吃得安稳；读书亦然。”《阳明传习录》卷下：“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学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盖“长得肌肤”，必须饮食，而“肚里做病”，亦缘饮食。……黑格尔论人之学养，谓取见前事物为己有，犹吞嗜而消纳之，化无机体为有机体（";">Die Bildung in dieser Rücksicht besteht,von der Seite des Individuums aus betrachtet,dass es dies Vorhandne erwerbe,seine unorganische Natur in sich zehre und für sich in Besitz nehme—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Vorrede”,hrsg．J．Hoffmeister,27）。亦取譬于饮食消化。诺瓦利斯径云：“学问之道与生理剧相类，不佳者与无用者徒成身心中积滞。故学犹食也”（";">Kenntnis und Wissenschaft sind völlig dem Körper analog;ist er nicht schön oder brauchbar,so ist er eine Last．Daher hat Lernen soviel Ähnlichkeit mit Essen—Fragmente，hrsg．E．Kamnitzer,173,§392）。当世论师以唯心论与唯实论均常拟致知于饮食，遂嘲为“口腹哲学”（";">Normally every datum of sense is at once devoured by a hungry intellect and digested for the sake of its vital juices．Knowledge is not eating—G．Santayana,The Life of Reason,I,75,77;l’illusion commune au réalisme et à l’idéalisme,selon laquelle connaître,c’est manger．O philosophie alimentaire!—J．-P．Sartre,Situations,I,31）。（中华书局本，534—536页）

所谓的“当世论师”，一是钱先生年轻时曾戏译其名作“山潭野衲”的桑塔亚纳（Santayana），其说见《理性的生活》（The Life of Reason）；一是萨特（Sartre），其说见《处境》（Situations）。

不过，古之以饮食喻书，战国人已有之了。最有名的如《庄子·天道》轮扁语：“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中华书局本《庄子集释》，第二册490页）“糟魄”即糟粕。这当然是攻击读书的话。从正面说的，如《礼记·学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礼记正义》，中册1425页）《说苑·建本》：“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据中华书局本《说苑校证》，64页）都是。《说苑》引的孟子，不见于今本《孟子》。

更具体的以某食喻某书，则有钟繇的妙语，《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司隶锺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中华书局本《三国志》，第三册675页）太官是掌管宫廷膳食的官，此即指皇家御膳。这是无人不晓的典故。龚自珍《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六云：“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上海古籍出版社本《龚自珍全集》，441页）就是用此。

段成式也有句话，与钟繇取譬类似，流传也很广。《酉阳杂俎序》：“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鸮羞鳖，岂容下箸乎？”（中华书局本《酉阳杂俎》，1页）“折俎”也是肉，《左传》亦谓之“殽烝”，就是折断骨节而置于俎上的肉（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769页）。

古之以饮食为喻评诗论文，那是苏轼所最喜欢的，他的有名的《读孟郊诗二首》之一：“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𧑅，竟日持空螯。”（上海古籍出版社本《苏轼诗集合注》，第二册767页）就是说读孟郊的诗集，好比吃小鱼，小鱼刺多肉少，所以吃起来费劲，不划算；彭𧑅字不经见，我认为当是彭蜞，苏轼一时误写，彭蜞是一种小蟹，没什么肉，苏轼意中必有《世说新语》中的蔡谟食彭蜞而委顿的故事。苏轼很喜欢用吃来作比，另如他评黄庭坚的诗，说的：“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飱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本《苕溪渔隐丛话》前集，334页）这同样是非常妙的。蝤蛑是大蟹，据《酉阳杂俎》说，蝤蛑的两个大螯，能与虎斗。江珧柱是蚌类动物江珧的肉柱，苏轼以其味特佳，其《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有云：“似开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自注：“予尝谓荔支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苏轼诗集合注》，第五册2026页）“鳐”即“珧”字。

苏轼批评孟浩然的诗，又以酒为喻。陈师道《后山诗话》：“子瞻谓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尔。”（中华书局本《历代诗话》，上册308页）所谓“造内法酒手”，是指宫廷的造酒师，宫廷酒师的手段，不用说是好的。苏轼的意思是孟浩然的诗，手法固很高，但可惜没什么“料”，若借用张炎《词源》的话，那就是“清空”。我向来也认为作诗文须有“料”，“料”好，所作就不难好，没有“料”，那就是钱先生说的“巧妇能为无米炊”，虽也不失为一种本事，但总是不能使人十分满意的。苏轼称赞别人茶好，说“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自高时”（《试院煎茶》），虽是以书不及茶，可也流露所读书的多，所以他于孟浩然的短处，有那样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

与苏轼同时而为陈师道的姊夫的张芸叟舜民，批评本朝人的诗，亦以酒食为喻。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二“评本朝诸贤诗”条云：“芸叟尝评诗云：永叔之诗如春服乍成，酦醅乍熟，登山临水，竟日忘归。……郭功甫之诗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终日揖逊，求其适口者少矣。”（中华书局本，下册371页）其语颇谑，其发为此论，可与苏轼相视一笑。

至于陶渊明的读书，我认为与其饮酒精神是相一致的，他不是为了“吃”，而只是为了快意，所以“不求甚解”，也就是自然的事了。《南史》中那位好内也好打猎的曹景宗说的“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礔礰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麞，数肋射之，……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中华书局本，第五册1357页）。渊明的好读书，从读书获得快乐，与曹景宗的好猎，实在并无二致。欧阳修有一首比读书于打仗的《读书》诗，亦以读书为天下最大的乐事：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自从中年来，人事攻百箭。非惟职有忧，亦自老可叹。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时可喜事，闭眼不欲见。惟寻旧读书，简编多朽断。古人重温故，官事幸有间。乃知读书勤，其乐固无限。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中华书局本《欧阳修全集》，第一册139页）

欧阳修的老而好读，看起来亦颇似渊明，不是为了“成长”，而是意在“忘忧”。欧阳修这首诗很好，把渊明式的读书之乐，写得很尽致。此外，欧阳修读的书，可能也要比渊明读的高级，因为渊明好像并不喜学问，其所谓“不求甚解”，大概即是指不读“解诂及笺传”，而渊明的诗，又有十三首《读〈山海经〉》，可见其趣味是颇近于孩子气的。

关于读书之乐，有一位北魏的李谧，说得最简而隽，他说：“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见中华书局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孔璠《上书言李谧学行》，第四册3760页）“南面百城”即是为南面王。此语的修辞，当本《庄子·至乐》：“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中华书局本《庄子集释》，第三册619页）但此意在李谧之前，就有人说过，那是王充《论衡·佚文篇》：“玩杨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中华书局本《论衡校释》，第三册864页）桓君山是桓谭，杨子云就是扬雄，二人均是博学方闻之士。王充的意思，与李谧实无不同，不过言语较冗而已，所以不能使人印象深刻，一见不忘。

古希腊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有一句名言，与中国的可以并传，其语云：“探得一物之所以然，虽波斯王不与易也。”据弗里曼（Kathleen Freeman）英译本，此句作：“（I would）rather discover one cause than gain the kingdom of Persia.”（崇文书局影印本《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104页。按，此语古希腊原文，见Hermann Diels & Walther Kranz编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1959,S.166.）这也是用王侯作比，在造语上，有中西同工之妙，但从意思上讲，我觉得德谟克利特要来得更警策，因为波斯王是当时最大的王，而哲人窥得天地造化的秘奥，意义重大，一般的藏书读书，是不能与之同年语的。

对于见道的快乐，培根在《论真理》（Of truth）中，引罗马大诗人卢克莱修说：“站在岸上看船舶在海上簸荡是一件乐事；站在一座堡垒底窗前看下面的战争和它底种种经过是一件乐事；但是没有一件乐事能与站在真理底高峰（一座高出一切的山陵，在那里的空气永远是澄清而宁静的）目睹下面谷中的错误、漂泊、迷雾和风雨相比拟的。”（据水天同译本《培根论说文集》，6页。其原文为：It is a pleasure to stand upon the shore,and to see ships tossed upon the sea;a pleasure to stand in the window of a castle,and to see a battle and the adventures thereof below:but no pleasure is comparable to the standing upon the vantage ground of Truth,(a hill not to be commanded,and where the air is always clear and serene,)and to see the errors,and wanderings,and mists,and tempests,in the vale below. 据Spedding编订本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1968，VI. p.378.）此说最为透辟，与德谟克利特语，可谓各极其妙。卢克莱修语，见《物性论》（De Rerum Natura）第二卷序诗（《物性论》有以剪刀自杀的方书春的中译本）。

柏拉图《理想国》第九卷中讨论三种快乐，亦认为：“哲学家不以彼二者（按，指好名、好利者）之快乐为快乐，而徒以求学与得真理为快乐。彼以金钱与荣誉上所得之快乐，均无价值，惟其无价值，彼弃之如敝屣。”“除哲学家之快乐外，无正当之快乐，哲学家之快乐为真快乐，馀皆快乐之影像耳。”（据《万有文库》吴献书译本，第五册23页、27页。Benjamin Jowett英译本：“And,lastly,the philosopher,I said,what worth are we to suppose that he ascribes to other pleasur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leasure of knowing the truth or of continual learning,which is a pleasure of the same order? Would he not think them far indeed from true pleasure? Does he not call the other pleasures necessary,under the idea that if there were no necessity for them,he would rather not have them?”“a sage whispers in my ear that no pleasure except that of the wise is quite true and pure—all others are a shadow only.”广西师大出版社本《柏拉图著作集》，第3册314—315页、317页）

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第十卷中，也讨论了快乐问题，也有与其师相类的话：“德性活动的最大快乐也就是合于智慧的活动。所以，哲学以其纯洁和经久而具有惊人的快乐。……所说的自足，最主要须归于思辨活动。”（据《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译本，第八卷227页。David Ross英译本作：“but the activity of philosophic wisdom is admittedly the pleasantest of virtuous activities；at all events the pursuit of it is thought to offer pleasures marvellous for their purity and their enduringness.……And the self-sufficiency that is spoken of must belong most to the contemplative activity.”2022年崇文书局影印本，1177a.）这都是真确的话。其他如伊壁鸠鲁、西塞罗、塞涅卡、波爱修斯等，也都持同样的见解。假如不是这样，第欧根尼就不能住在木桶里，斯宾诺莎也就不能磨光学镜片，康德也就不能一生只住在哥尼斯堡，桑塔亚纳也就不能辞去大学教职，维特根斯坦也就不能做园艺工人了。

提起维特根斯坦，马尔康姆（Norman Malcolm）的《回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A Memoir）中也记他说过：“我的思想的快乐即我自己的独特生活的快乐。”（原文为：“In a manuscript of 1931 he wrote:‘Die Freude an meinem Gedanken ist die Freude an meinem eigenen seltsamen Leben.’”据2001年本，p.84.）

中国的古之哲人，与古希腊罗马的哲人一样，也早知晓见道理的快乐。如《孟子·告子上》：“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据中华书局本《孟子正义》，下册765页）《淮南子》中有两处，尤足与西方书同参。《淮南子·泰族训》：“夫以一世之寿，而观千岁之知，今古之论，虽未尝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谓有术乎。……又况知应无方而不穷哉。犯大难而不慑，见烦缪而不惑，晏然自得，其为乐也，岂直一说之快哉。”（据中华书局本《淮南鸿烈集解》，下册690页）这仿佛近乎卢克莱修的议论。《俶真训》又云：“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也。”（上册67页）这个“说”字，高诱注云“乐也”，晚近学人认为解作“脱”（见何宁《淮南子集释》141页），我认为据上下文，应与《泰族训》的“一说之快”的“说”同义，均指“知识、学说”。如果这是对的，那么这就与德谟克利特笙磬同音了。

至于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所说：“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也。”（中华书局本，上册161—162页）则是“读书的感动”，似乎也可包括进广义的“读书之乐”。“欣慨会心”，正语本陶渊明。陶的《时运》小序：“偶影独游，欣慨交心。”钱先生《谈艺录·引言》也用过：“诵‘卬须我友’之句，欣慨交心矣。”

最后要说的是，钱先生比较培根、陶渊明论读书的那一段，虽意在阐释渊明，但其实也逗露了他本人的“读书法”。《管锥编》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四六则云：

仇兆鳌选林云铭《挹奎楼稿》卷二《〈古文析义〉序》：“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所谓‘甚’者，以穿凿附会失其本旨耳。《南村》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若不求‘解’，则‘义’之‘析’也何为乎？”窃谓陶之“不求甚解”如杜甫《漫成》之“读书难字过”也；陶之“疑义与析”又如杜甫《春日怀李白》之“重与细论文”也。培根（";">Bacon）论读书（";">Of Studies）云：“书有祇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others to be swallowed,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swallowed）；即谓有不必求甚解者，有须细析者。语较周密，然亦只道着一半：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以词章论，常祇须带草看法，而为义理考据计，又必十目一行。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异宜焉。（中华书局本，第四册1229页）

“读书难字过”，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七缀集》86页）中也引过，那该是他从小不学就会的“读书法”。“带草看法”，是从董说《西游补》第四回学来的。“十目一行”，是清代朴学家的“读书法”，见阮元《题严厚民杰书福楼图》：“严子精校讐，馆我日最长。校经校文选，十目始一行。”自注：“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中华书局本《揅经室集》，下册1109页）此语在当时颇流传，如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五、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三、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四等都征引过。

钱先生认为培根所说的读书“有不必求甚解者，有须细析者”，“只道着一半”，而更复推阐其语，补充说：“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异。”——这其实也是学者经常以及不得不采取的实际的读书法。所以他本人读书，不用说，亦必是有时“一目十行”，有时又“十目一行”的。钱先生读古今中外的“大经大典”，自都是“贯澈首尾”、从头通读的，这有其中外文笔记作证；但是据他这里所说，我们又可揣而知之，他即于读“大经大典”之际，亦必时有“带草看法”，而不是像经师、注疏家那样，硁硁守章句，“一字不放过”的。

钱先生在《中文笔记》第一册175页，论及威廉·汉密尔顿（Sir William Hamilton）时，有一节话，也涉及学人的“读书法”：

阅";">John Veitch, Memoir of Sir William Hamilton毕。亦旧经眼者。";">Hamilton 虽博览强识，而才思实钝，且颇有近日美国作博士论文者习气：讲求目录学（";">bibliography in its nobler sense），一也（pp. 94-5）；一题入手，必遍览前人成说（";">this totalising of the literature of a subject—p.379），硁硁然不敢缺一，然后立论，二也（pp.378-9）；读书每不贯澈首尾，而先求之书末之索引、书前之序目，绝似";">Edward Copleston所引为嘲谑之技俩（";">Advice to a Young Reviewer,p.7：“";">In works of science & recondite learning,tables of contents & indexes are blessed helps,but,more than all,the preface”etc.），而美其名曰剔抉书之脏腑（";">tearing out the entrails of a book），三也（p.45）。

威廉·汉密尔顿是19世纪英国的哲学家，为爱丁堡大学教授，生前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但去世后不久，就被边缘化为次要人物了。托马斯·卡莱尔对他评价极高。其弟子坎贝尔·弗雷泽（A. C. Fraser），称之为“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博学的苏格兰人”（";">perhaps the most learned Scot that ever lived）。钱先生读的这本《追忆汉密尔顿爵士》的作者约翰·维奇，也是他的学生。钱先生认为汉密尔顿有“近日美国作博士论文者习气”，是极犀利的批评，同时也见出其不喜“美国博士作派”。钱先生所以不喜，自有其道理，这里姑不讨论。钱先生所特提的读书不“贯澈首尾”，与黄侃所诫人的“杀书头”（见1985年本《量守庐学记》43页、85页），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也就是都不从头通读。

其实，读书而“杀书头”“不能终卷”，在学者是颇难免的，有时甚至是常态，而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是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说：

我的痴心妄想，以为要尽通各种学问，只须把各种书籍都买了来，放在架上，随心翻览，久而久之自然会得明白通晓。……只为翻书太多了，所以各种书很少从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这样的读书，为老辈所最忌，他们以为这是短寿促命的征象。……我曾对友人说，“我是读不好书的了！拿到一部书想读下去时，不由得不牵引到第二部上去，以至于第三部、第四部。读第二、第三部书时，又要牵引到别的书上去了。试想这第一部书怎样可以读得完？”这种情形，在当时确是很惆怅的，但在现在看来也可以说由此得到了一点益处，因为这是读书时寻题目，从题目上更去寻材料，而不是读死书。

我是向来只知道翻书的，桌子上什么书都乱放。“汗漫掇拾，茫无所归”，这八个字是我的最确当的评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本，15—16页、23页）

这与黄侃、钱锺书正是一个对照。不过，钱锺书并不反对翻书，而且还可能认为乱翻书，也是可以翻成通人的。杨绛的《洗澡》中，就有一处写到男主许彦成在图书馆乱翻书，把学问翻通了的。与钱锺书同属博学睿智之典型的约翰生博士，在读书这件事上，也是倾向于顾颉刚的。鲍斯威尔《约翰生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中，记有人谈到一本新书，问约翰生是否读过，约翰生答说“翻阅过”，那人很吃惊：

“什么？你没有从头至尾仔细读过？”约翰生，对这样子的逼问很恼火，只好承认他看书只是草草浏览一遍，并且反唇相讥：“没有，先生，你看书都是从头至尾仔细阅读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蒲隆译本，第2册591页）

另有一次，有人教诫年轻人读书，无论读什么书，只要读了，就该把它读完。约翰生竭力反对说：

“这肯定是种奇怪的劝告，你倒是可以打定主意无论你碰巧认识了什么样的人，你都应当一辈子对他们不离不弃。一本书也许毫无价值，或者也许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值得了解；难道我们必须把它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不成？”（第3册1432页）

亦以此故，坊间流传约翰生有如是的名言：“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的，那是笨伯！”（据1989年三联书店译本《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作者Daniel Bell《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已有此语：“博学多才的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任何一个精神健全者都不会从头至尾读完一本书。”）那当然是不能作准的。约翰生也从头至尾读过书的，比如1783年，他已七十四岁，还连读了十二个晚上，把《埃涅阿斯纪》通读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