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的文献结构——重读张文江《钱锺书传》

《管锥编》的文献结构——重读张文江《钱锺书传》

张治 艺文志eons

在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相关领域，想完全绕过钱锺书，在今天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钱锺书被誉为“文化昆仑”，其著作贯通中西，横跨创作和理论；创作兼及诗文，理论兼及文史哲，以中文论中国，西文论西方，每一方面都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张文江先生所著的《钱锺书传》按时间顺序，将钱锺书的一生划分为早年生活和求学、意园神楼、沧浪之水、槎通碧汉、群峰之颠五个阶段，将经历与著作交织考索，做出解读。尤其从结构系统的角度分析《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钱氏著作，别具只眼。书末附《钱锺书著作的分期和系统》和《钱锺书简易年表》，对钱氏一生的行事与著述有清晰梳理，有助于理解钱锺书的思想发展。

今天分享的是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张治关于本书的评论，原文刊于三联书店（香港）《读书杂志》2024年4月号。

《管锥编》的文献结构

——重读张文江《钱锺书传》

在今天，不仅是那个“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也是这个期刊网、资料库和考据处处显能的今天，一本篇幅不大而又丰富并具有真知灼见的小书——并非论文拼合，而是具有一定系统主题和逻辑结构的著作，同时，还因为思想的闪光而显出文学价值——已经成为越来越难得的学术追求。任何问题都能因不断细化而发掘出说不尽的细节，牵扯到的人事关系也可以复杂到用多少页论述和多少个注脚都不嫌多的程度。当我在钱钟书研究这个领域深入探索的时候，面对至今仍不断涌现出的新材料（包括同代人的日记回忆录等文字以及钱钟书自己的手稿）以及原本就广阔深邃的钱锺书学术世界，时常会期待一种通脱透彻的观照视野。这种与当下学术风气并不合拍的愿望，一方面缘于钱锺书本人所言，“求尽则尽无止境，责实则实无定指”（《史传通说》序）；另一方面，则是爱慕前贤师长的垂范之作，包括范旭仑先生的近作《钱锺书的性格》，也包括张文江老师的《钱锺书传》。这部初刊于30年前的书，乃是张文江老师“钱锺书著作论”计划的改增。范旭仑先生《评论钱锺书一甲子》，已指出这部学人传记着眼就在于学人的著作，并说作者“学识都不坏，警见奇谈时不时跳出来，多看看准不吃亏”。王水照先生近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也收入了一篇他读《钱锺书传》的感想短文，指出此书重在阐述“传主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及其人格精神”，“力图在钱先生多种著作中寻找一种贯串起来的东西”。

1994年1月22日《文汇读书周报》

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就学，有幸听过张老师的“《庄子》选读”课。那时我刚读过这本《钱锺书传》以及新出版不久的《管锥编读解》，正对钱锺书充满兴趣，并发愿按照《管锥编》十部“枢纽”书的次序把相关书全部认真读一遍，因此不时向老师请教相关问题。张老师当时宣称已不再研究钱钟书了，如同他在“自序”里说的，“随着我对文学关心的减弱，我对钱锺书著作的热忱也减弱了”。但也许是照顾我们的热情，他在那学期最后几次课里专门讲了一次《管锥编》的文献结构，即这本《钱锺书传》第四章的主要内容，窃以为这可能也是此书最有价值之处。按照《钱锺书传》的最新版本，其中的主旨见于这段表述：

本书理解《管锥编》的文献结构，即从理解这十部书组成的文献结构入手，进而以外编《感觉・观念・思想》为鉴，理解《管锥编》内含的西方著作的文献结构，进而分析《管锥编》内含的佛教著作的文献结构和道教著作的文献结构。以四种文献结构，见出《管锥编》所内含的整体文化批评之意。（第138页）

按，此处说的“这十部书”，指的是《管锥编》用以贯串各篇札记的十部枢纽典籍，包括《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老师认为它们分别对应了传统图书分类的经史子集四部，且占据各部实际上的首脑地位。其中言“《老子》实质上是子部之首”，是因为《四库总目提要》中子部排在前面的是儒家，本来排第一的书是《孔子家语》，而今天我们当然认可的还是《老子》。抓住首脑，当然就是抓住根本，因此可看出“《管锥编》对中国文化整体内容”的“提纲挈领”。此下还有很多分析，包括由传统学术沿承和现代学科划分的思路，又可在这四部内部进行纵向联系，如《易》、《诗》、《左传》同归经部但又分别偏重于文史哲，《易》与《易林》是“易学史”系统，《易》与《老》、《列》是“道教史”系统，《左传》、《史记》是史学传统，《诗》、《楚辞》、《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文学史系统，等等。张老师进而谈到了《管锥编》“续辑”的未完成稿计划，我们今天知道里面要谈及《礼记》、《庄子》、《全唐文》诸书，以及四种别集即杜甫、韩愈、李商隐和陈与义的诗集。张老师认为，这样一来，“已用独特的方式贯通了六经”，子部也“得魏晋玄学之要，也是《管锥编》认识道家文化的基本角度”，集部更是沿承前面从总集入手往下扩展的努力，又从唐代以来的重要别集来“分观各家”，杜、韩是此后的诗文之祖；玉溪和简斋被视为钱钟书自家取法的重要代表。

《钱锺书传》的这些分析，对我后来去理解和研究钱锺书著作的思路一直影响很大。近些年各种新材料不断被公布，尤其是《钱锺书手稿集》的问世，使我对于张老师从前关注的这个问题也有了更为深入的体会。杨绛在《钱锺书手稿集》总序里回忆：“他曾对我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集部的那几种书，其实都是钱锺书的长久计划，甚至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就开始准备了。《中文笔记》和《容安馆札记》里有大量相关的笔记和论札，显然就是未完成部份的草稿。

2015年出版的《苏渊雷往来信札》里，有一封吴忠匡在1973年7月30日写给苏渊雷的信，提到钱锺书的消息：“来书谓正集旧所读《易》、《诗》、《左氏》、《史记》、《老》、《庄》、《墨》以下二十一种书笔记为《志林》，而将以西文属草评泊西方典籍之作为外篇别子云。”这段信息非常重要：除了显示起初的书稿摹仿《东坡志林》而立题，表明仅考虑为对一些重要书籍的批注汇总外，更在于使我们得知钱钟书最初的计划竟然多达“二十一种书”，其中还包括了《庄子》和《墨子》两书。由此看来，《庄子》的计划甚至可能要比《列子》还要早着手！由此才解决了我心里的一个困惑，即读《管锥编》“《列子张湛注》”第一篇总起部份时，总感觉前面有一大段内容显得跑题：所叙为《庄子》文辞的早期评价史，谓此书是逐渐提升而超拔诸子，终与司马迁、屈原并列，接下来才说后人对《列子》的评价史也是如此。并且又说“余观张之注《列》，似胜王弼之注《老》，仅次郭象之注《庄》”。这和《钱锺书手稿集》最先影印出版的《容安馆札记》第759则（即《管锥编》“《列子张湛注》”草稿）所言“张处度注文尚在向、郭注《庄》之下”看法是一致的。同时，我们又在《钱锺书手稿集》的《中文笔记》里，看到大约在1963年上半年，钱锺书曾经详读《庄子集释》一书，密密麻麻达90页，其中颇注意摘录郭象的注，就与他原本著作的计划是大有关系的了。换句话说，假如存在更为理想的《管锥编》成书形态，《列子张湛注》的位置很可能就是《庄子郭象注》。在《庄子集释》笔记的页眉，钱锺书抄录王尔德为翟理思的《庄子》英译本所做一段书评，谓庄子身上集中了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所有欧洲形而上学或神秘宗思想，并结合了卢梭式的激情雄辩与斯宾塞式的科学推理。若由此着眼，已足可想见钱锺书可能会展开的很多中西比较与会通的讨论。

还可以在钱锺书作于1965年的读书笔记里，看到谭戒甫《墨辩发微》夹在朱谦之《老子校释》、杨伯峻《列子集释》的笔记之间，此后还有孙诒让《墨子闲诂》笔记，其中《墨经》四篇空缺，钱锺书标识“见《摩诃止观》册”，就是指《墨辩发微》笔记。《容安馆札记》里说“重温《墨子》书中《上、下经》、《大、小取》”，但钱锺书晚年心力衰退，在思辨问题上不似从前活跃，最终论《庄》、《墨》部份未能成书，也就可以理解了。

1964-1965年前后，钱锺书还有《礼记》的完整读书笔记，篇幅也接近90页。先用的是元人陈澔《礼记集说》本，自《曲礼》至《郊特牲》篇；后读《礼记正义》，自《内则》至《丧服》。而其实主要关注的就是从白文到郑玄注、孔颖达疏，摘录极详。颇值得由此进一步理解张老师所谓钱锺书用独特方式贯通六经的看法，不仅注意文句修辞上的特别趣味（如言“自《礼记》以还，『枣』、“早”双关之例最多”），也有习俗礼仪中的审美文化和生活情感（如言“吾国《礼记》中《曲礼》《檀弓》《孔子闲居》《乐记》诸篇于情感之『盈而反』实早发厥绪，特仅道乐之与哀，而未推及七情五欲耳”），并以西方典籍和中土戏曲小说加以参照。《管锥编》里征引文献提及，“正史载远夷遣使所求，野语称游子随身所挟”的，都有《礼记》一书，正是看重这部儒家经籍深入影响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意义。《管锥编》引《礼记》多达八十余处，远不同于《谈艺录》的偶一提及。这也足以看出钱锺书前后思想上的变化，很有可能，最终他未将《礼记》作为后续计划的枢纽之书，便是因为其中的思考素材都已融入已刊的书稿了。

张文江老师在书中还提到了“以外编《感觉・观念・思想》为鉴”，来探索钱锺书讨论“西方著作的文献结构”。“《管锥》外编”的书名，见于钱锺书为《中国文学家辞典》所写的本人词条，其中作为“待整理”的“英文著作”，说是要“评论但丁、蒙田、莎士比亚等十个西洋作家及其作品”。张老师依照当时他对西学里“大经大典”的理解，顺势推测了这部“西学《管锥编》”的文献结构，猜想其中可能会专门讨论荷马史诗、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集和《圣经》等书。今天我们看到了《钱锺书手稿集》，可以看出钱锺书对于古希腊罗马典籍虽有广泛涉猎但是并不够深入，古典学的门限很可能使他不会在此范围内设立专书。其中张老师提及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九章集》倒是确有可能成立，因为在《谈艺录》时期就已经非常关注西方的“神秘宗”了。文艺复兴以来诸大家的论列非常合理，我则想在此基础上再增补阿里奥斯托《奥兰陀的疯狂》和十七世纪的意大利巴罗克诗人马里诺。我也非常赞成张老师对《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重视，吉本此书在《手稿集》里也有极为详尽的读书笔记。

还有两种《管锥编》内含的文献结构，分别是佛、道二藏。张老师各有详尽论说，恐怕和钱锺书的阅读世界存在了或多或少的距离。我后来不避浅陋，写过一篇有关钱锺书佛典笔记的论文，考察了他读《大正藏》及其他版本佛经典籍的基本情况。感觉钱锺书读佛经依然着眼于修辞的表达技艺，这虽然也能体现出一些思想，但与张老师依托天台宗“五时判教”说所见的佛学整体不是一回事。至于道教典籍，钱锺书则读得很少。

而张文江老师在放下钱锺书研究之后笔耕不辍，为潘雨廷先生整理《道藏书目提要》、《读易提要》和《易学史发微》、《道教史发微》，出版自己的专著如《〈庄子〉内七篇析义》等书，这些不同性质的工作成果，以及论文《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等，显然都是在钱锺书未及着力之处进行了很深的探索，思考的视野也早已跨过“钱学”。他的《〈学记〉讲记》，正好涉及《礼记》的具体内容，收入文集《古典学术讲要》中。

1981年10月24日钱锺书致张文江信

结合《钱锺书传》思考的四种文献结构，当可以看出上述这些著述前后的关联。钱锺书当年给当时还是学生的张老师回信，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勉励。读书时，张老师也经常提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无可依傍之处。那时候我愚顽不堪，以为“第一楼头”就是北京大学那块读书圣地。考到北大读博后，张老师在重病期间，写信问我：

君已在庐山中，真面目如何？

本文作者张治，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异域与新学：晚清海外旅行写作研究》《文学的异与同》；主要译作有三卷本《西方古典学术史》。

《奥涅金》翻译之争

 文︱杨   靖

1966年，文学声望如日中天的纳博科夫接受《巴黎评论》名记赫伯特·戈尔德（Herbert Gold）专访。后者提问“哪本书能使您留名后世?”不出意料，答案是《洛丽塔》——以及“《叶甫盖尼·奥涅金》评注”。

《奥涅金》英译本皇皇四巨册出版于1964年，其中诗作部分仅占第一册约四分之三篇幅，其余为洋洋洒洒近千页的评注。1940年初，纳博科夫和好友埃德蒙·威尔逊联手完成普希金诗剧《莫扎特和萨列里》英译后，曾计划翻译更多俄国文学作品，可惜未能如愿。1948年8月，纳博科夫再度提议二人合作翻译《奥涅金》，未获首肯，只得单枪匹马奋战，前后耗时约十四年。译文出版后，面对到访的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一书作者），纳博科夫不无自豪地展示他的劳动成果：“它们就在那里：三个十六英寸长的匣子，里面装着大约五千张带注释的索引卡”——可见大作家用力之勤。值得一提的是，威尔逊婉拒纳博科夫合译的提议后，又苦口婆心地开导他不必在这一项目上花费太多时间，而应当“专注于小说创作”。

这不是两位文学友人第一次产生分歧。事实上，从弗洛伊德到列宁，从《包法利夫人》到《日瓦戈医生》，他们在思想观念和文学趣味方面差异显著，有时几乎陷于剑拔弩张的对立状态，然而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奠定二人友谊的定海神针，正是俄国文豪普希金。

普希金是威尔逊最喜爱的俄罗斯作家，威尔逊学习俄语据说主要是为了阅读普希金的作品。早在1936年，威尔逊便在《新共和》（New Republic）发表评论文章《向普希金致敬》，其中有《奥涅金》翻译片段（纳博科夫拜读文章后，赞叹威尔逊是“首位不采用抑扬格韵体翻译奥涅金诗节的英译者”）。鉴于当时美国读者对俄罗斯作家（包括普希金、果戈理这样的大作家）知之甚少，威尔逊致信《新共和》文学编辑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宣告普希金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与济慈和但丁并列，高于其他所有人（例如，他比简·奥斯丁“更具活力”）。与此同时，威尔逊指出，普希金的作品之所以在俄罗斯范围以外迄今未受广泛赞赏，乃是因为它“特别难以翻译”。

对市面流通的译本进行一番研读后，纳博科夫也得出类似结论。“这几部译作的质量堪忧……它们有几分普希金的影子，但仅此而已：真正的普希金还在别处。”其中最令纳博科夫反感的是同为流亡作家的沃尔特·阿恩特（Walter Arndt）的版本。1963年，阿恩特捷足先登，推出《奥涅金》韵体译本，在学界颇受赞誉。纳博科夫随后在创刊不久的《纽约书评》上发表“锐评”，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位刚刚获得博林根翻译奖（Bollingen Prize）的“冷酷无情且不负责任的意译者”，抨击其“荒谬的韵律、滑稽的押韵、蹩脚的陈词滥调和差强人意的英语”。文章气势如虹——之前被众人追捧的阿恩特译本（“出神入化”），此时已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但这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纳博科夫必须拿出一部重量级的“压卷之作”，才能完胜对手而不被啪啪打脸。

尽管纳博科夫自信满满，然而《奥涅金》评注本的差评却不期而至，且多来自他所熟悉的斯拉夫文学圈。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断言，纳博科夫的版本“与其说是一个英语译本（translation），不如说是一个‘纳博科夫语’的转写本（transposition）”。相比而言，著名文学评论家爱德华·布朗（Edward J. Brown）在《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中的评论更毫不留情：“《奥涅金》的这个译本出自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一个文人之手，但品质低劣……（他）全盘摒除了诗意，而这样做的根据，只不过是一条浅薄又蹩脚的翻译‘理论’。”哈佛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对译文优劣之处进行全面评判后得出结论：“被纳博科夫如此轻易且不屑地牺牲的优雅、清晰和悦耳，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普希金的。……我十分痛心，纳博科夫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为了追求独特性无所不用其极，却很不幸地被一系列因素弄得面目全非：他不惜一切代价贴近原文的强烈愿望、让人费解的理论体系、永远不可能履行的承诺、恶意的掉书袋行为、不受约束的情感，以及，最后一条，他毫无节制的自我中心。”

不难看出，尽管语气轻重不同，但各家评论的焦点却高度一致，即纳博科夫臭名昭著的“直译”论。纳博科夫本人曾坦言，他“在直译的圣坛上，甘愿献祭一切”——包括但不限于“文字之典雅、音韵之和谐、表意之清晰、品味之高尚”，当然，与此同时，他仍须“兼顾现代惯用的语法及文法”。正如他日后在访谈中所言，他“故意把普希金字字珠玑的诗行译成索然无味的译本，觉得若是学生们把他的译本当成蹩脚的对照译本的话，那真是他最大的回报”。很显然，如果说文笔不畅是水平问题（毕竟英语并非他的母语），刻意为之就显得颇有些无厘头了。如此一来，连纳博科夫的好友拥趸也被迫临阵倒戈。日后纳博科夫文学档案整理者、传记作家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直言《奥涅金》译文“不仅缺乏韵律之美，而且平淡无味，生硬尴尬”，难免有唐突普希金之嫌。另一位好友、文学史家格列布·斯特鲁夫（Gleb Struve）也责怪纳博科夫“使用了罕见、生僻又怪异的、非普希金（unPushkinian）风格的词汇”——正如翻译家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后来所说：纳博科夫“让普希金听上去像一个拼字游戏爱好者（Scrabble buff）”。总之，无论纳博科夫如何自辩，评论家一致认为他的离“金”叛道，结果不仅毁了大文豪普希金，也毁了他自己的文学声誉。用著名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的话说，纯粹是一种“恶搞（spoof）”。

普希金基于十四行诗创制的“奥涅金诗节”极富节奏感和音乐性，一唱三叹，往复回环，令人叹为观止，带给读者极大的精神愉悦，但它同时也令模仿者望而却步，更令翻译家大伤脑筋。然而对于纳博科夫这样的文学“魔术师”而言，这确乎也算不上什么难题。1938年，纳博科夫在俄语小说《天资》末尾引用了一段“被视为完美的奥涅金诗行”。1963年，纳博科夫又亲手将这部小说翻译为英文，以合辙押韵、同样“完美的奥涅金诗行”作结。评论家对他英语能力不足的推断，实际上并不成立——他在康奈尔以一口标准的伦敦腔（他本科毕业于剑桥）讲授欧洲名家小说（从奥斯丁到卡夫卡），口若悬河，倾倒众生；他的康奈尔同事M.H.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盛赞他是一位“魅力难以抵挡的演讲家”；威尔逊曾评价他的非母语文学创作世间“罕觅其匹”（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同为贵族出身的流亡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纳博科夫在收入《俄罗斯文学讲稿》的“翻译的艺术”一文中也颇为自矜：“我的英语比起我的俄语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其区别就好比一幢半独立式的别墅之于一所世袭的庄园”——可见，气韵流动的英语格律诗文于他而言，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理由很简单，在纳博科夫看来，普希金的韵律太过高明，可遇而不可求，因此“用韵律翻译奥涅金绝无可能”——在他看来，之前数位《奥涅金》译者不惜一切代价试图保留韵脚，反而扭曲了原文。1955年，他在发表于《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文章“翻译问题：英文版奥涅金”（“Problems of Translation: Onegin in English”）中断言，市面上那些朗朗上口的、“可读性强”的译文都是垃圾，它们“与其说是对古代杰作的嘲讽，不如说是对商业诗化的嘲讽”。究其原因，是上述译者的翻译方法存在根本缺陷。纳博科夫本人倡导的翻译方法包括三类：（一）意译：基于原作的自由发挥，因为形式上的需要、读者的习惯和译者的知识水平而有所删减和增补；（二）词法（或句法）翻译：翻译词语的基本含义（及其顺序）；（三）直译：在另一种语言联想和句法允许的范围内，准确再现原文的语境含义——纳博科夫对最后一种青睐有加，“只有直译，”纳博科夫坚称，“才是真正的翻译”。在这一策略指导下，纳博科夫声称要将《奥涅金》翻译成“绝对的字面意义，没有阉割，没有填充”，并且“要有大量脚注，脚注像摩天大楼一样延伸到这一页或那一页的顶部”——日后在论战中，威尔逊将这种直译法斥为纳博科夫的“教条主义倾向”。

四面楚歌之际，纳博科夫向威尔逊求援（虽然明知《洛丽塔》爆红后，这位昔日的文学导师对他“不无嫉妒”），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威尔逊对译本全盘否定，其杀伤力远超上述反对派之和。一段持续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文学情谊，由此也戛然而止。

威尔逊对《奥涅金》译本第一印象不佳。正如他对《纽约书评》编辑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所说：“仅仅随意翻看一下，我就能预料到，沃洛佳（纳博科夫昵称）的译文，和阿恩特的译文一样会招致反对。他的语言平淡无味，句式稀奇古怪，甚至词不达意。而且他对俄语的认识也存在偏差。”在仔细阅读全书后，威尔逊进一步证实他的直觉无误。于是，他决定在《纽约书评》刊发长篇书评，就翻译策略和文艺美学等问题，与纳博科夫进行商榷。

与之前的评论家聚焦于译文的语言风格不同，威尔逊尽管也指出诗文部分翻译不够准确之处（并存在少数英文词汇“误用”的现象），但他的矛头却直指纳博科夫最自鸣得意的“评注”部分，认为这部规模宏大、略带戏仿（parodic）色彩的评注有些“过火”，说明译者本人“对（普希金）写作的质感和韵律以及语言技巧的敏感度把握不足”。众所周知，普希金文风以简洁明快著称，而纳博科夫无处不在的评注却“截断”了流畅的叙事——比如原作中提及“浪漫主义”和“决斗”，译著则在评注中不遗余力讲解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以来欧洲大陆文学风尚的变迁，并以历史学家锱铢必较的严谨笔触还原普希金本人的决斗场面。普希金以“许许多多的日子”（奥涅金和塔吉雅娜相识）已经逝去为全诗作结，纳博科夫则在评注中精确地考证出日子总长“三千零七十一天（1823年5月9日-1831年10月5日）”。其最极端的事例，是长篇累牍地展开“总状绿绒蒿（racemosa）的疯狂教程”（在威尔逊看来，该词在原著中不过是一个凑韵的名词），“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纳博科夫，”威尔逊不无激愤地写道，“令人厌烦的纳博科夫，其过度堆砌（overaccumulation）造成阅读疲劳。”

威尔逊将《奥涅金》定义为“拜伦唐璜式诗体小说”，并坚信“就叙述的速度、重点和简洁而言，没有任何诗人能够超越普希金，甚至包括但丁”，因此力主“按照原来的格律和韵律方案”来翻译——换言之，即参照英语十四行诗的韵步进行处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威尔逊承认，如果跳过冗长的部分，纳博科夫译本“读起来非常惬意，也能从中看出译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若干文学点评“不乏洞见”，但这位当红小说家把文学杰作视为“一种类似于法贝热（Fabergé）复活节彩蛋或其他精致的小玩意”轻率地加以处理，其态度极不端正。在评论的末尾，威尔逊再次对纳博科夫脱胎换骨式（déraciné）的翻译风格提出质疑：“一方面，他写的东西并不总是真正的英语。另一方面，他有时也暴露出……对俄语不太熟悉。”或许正是最后的“定评”，让心高气傲的纳博科夫怒不可遏——他立即致信《纽约书评》编辑，要求对方预留版面，他将要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威尔逊发起反击。

对于创刊不足两年，且致力于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等老牌强势媒体一争高下的《纽约书评》编辑团队而言，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喜讯。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展开了“二十世纪美国文坛最著名的一场论战”——英国的《旁观者》杂志也煽风点火，宣称“这是自F.R.利维斯给予C.P.斯诺致命的打击之后最为血腥的文学争论”——吸引眼球无数，而作为主战场的《纽约书评》也借此一战成名，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文学圈的地位和声望。

两位文学友人争论的首个焦点问题是：普希金是否掌握英文？根据威尔逊的考证，普希金笔记本中摘引了若干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拜伦等人的诗文段落；普希金关于《奥赛罗》的部分论述直接源自柯勒律治《燕谈录》（Table Talk）；《奥涅金》全篇包括题记和脚注在内，提及拜伦其人其作凡十余处；再加上普希金对《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不着痕迹的“化用”，因此，完全有理由论断这位俄国大诗人能够熟练阅读和理解英文。与之相反，纳博科夫秉持一贯的教条主义原则，坚称普希金不懂英语，只“阅读过拜伦诗作法语译本”，并辩称“普希金的图书馆里的确有许多英文书籍，但他实际上看不懂”。紧接着，纳博科夫调转枪口，对威尔逊的历史研究法提出质疑：“俄国的学究们认为普希金是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社会和历史现象的典型代表，唉，这种将个别天才的独特构想泛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在美国也有追随者”——此处暗讽威尔逊早年对托洛茨基盲目崇拜。

直译法是双方争论的第二个焦点。纳博科夫引用普希金著名论述为自家张目：“普希金曾将译者比作在文明驿站换乘的快马。而我所能想到的最大嘉奖，就是学生们能把我的作品当作一匹马驹。”——即通过直译的译本将读者“引向原著本身（而非译者）”。此外，纳博科夫还援引普希金对夏多布里昂《失乐园》法译本的评价：“这位最重要的法国作家，逐字逐句翻译弥尔顿，并宣称，逐行对译可能是他的艺术巅峰。”对于纳博科夫的引证和辩解，同样精通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的威尔逊以更为确凿的例证给予反驳：1830年，普希金着手翻译英国诗人巴里·康沃尔（Barry Cornwall）的抒情诗。为达成自己“再创作”的目的，这位大文豪对翻译材料进行了“深度”加工处理（原作仿佛只是一幅草图，而他的译作才是成品）——其目的并非忠实原作，而是追求艺术效果。可见，或许仅是口头宣称，然而事实上，普希金并不赞成直译。

再次，至于为何选择“评注”这一散文化的形式传达普希金的诗意，纳博科夫认为这是出于天才的“创意”——他借用普希金未竟之作《叶泽尔斯基》（Ezerskii，1832）中的诗句，“为什么年轻的苔丝德梦娜/深深地爱着她那个黑人，/犹如明月爱夜晚的幽冥？/只因为不管风儿、鹰鹫/或少女的心都无规律可循。/自豪吧；诗人，你也是这样，/你写诗并不按什么规定/”（冯春译），强调天才的表达方式不受任何拘束。对此威尔逊驳斥，纳博科夫宣称他的翻译原则是“迎合原作”（“servile path”），而他恰恰选择了描写无拘无束诗歌天才的诗节，足以说明“他的灵感无法与普希金相匹配”，这本身未尝不是一种绝妙的讽刺。不仅于此，以威尔逊对其人德行的了解，惯于恶作剧的纳博科夫极有可能以这样一种另类的方式“为未来的评论家挖坑”——他曾编排出一位子虚乌有的十九世纪小说家的生平，戏弄哈佛同事哈里·莱文（Harry Levin）教授——而威尔逊本人也不止一次落入他设置的陷阱。

数个回合交锋之后，论战由学术争论升级为相互抖露隐私的人身攻击，尽管吃瓜群众一片喝彩——连威尔逊的第三任妻子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也饶有兴致（她从笔战中了解到若干威尔逊从未向她坦白的糗事），鼓励丈夫“继续作战”，但明眼人深知，这场愈演愈烈的论战已沦为一场闹剧。最终，经过双方共同的友人以赛亚·伯林（以及诗人奥登）出面调停，论战告一段落，但二人的友谊显然再也无法回到过去。

半个多世纪后回顾这一场翻译论争，撇开其背后关涉的意识形态之争及家庭琐屑引发的私人恩怨，有两点似乎为当事人及围观者所忽略。一是口口声声痛恨苏俄政权的纳博科夫（其父遭政治暗杀）对故土和母语的眷念之情。根据纳博科夫的乡先贤、俄罗斯著名文学评论家巴蒂乌什科夫（F. D. Batiushkov，1857-1920）的翻译理论，翻译家选择何种翻译方式，以及翻译是否忠实原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语言文化和源语言文化的优劣程度。换言之，处于优势地位的文化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改编“劣势”文化的文本，而“劣势”文化则会盲目地尽可能多地复制“优势”源文化文本的特征。尽管纳博科夫一向宣称“热爱美国”（与身为纽约知识分子领袖的“恨国党”威尔逊恰成鲜明对比），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俄罗斯主义（Russianism）情结依然浓厚。照他的看法，俄语是一种私人化的象征性语言，是非同寻常的“传递性情感语言”（zaum），将这样一种富含情感传递的诗性语言翻译成日常用语无疑是“背叛之举”，结果难免“堕入虚假与庸俗之境”。纳博科夫固执地认为，俄罗斯语言及文化高人一等，因此，处于低位的英语应当尽力向其靠拢，而非相反。此后无论饱受何种抨击，纳博科夫也不改初衷，正说明他坚守的是一种纯粹的文化自信。

此外，双方辩论中充斥语言学甚至植物学细枝末节的深入探讨，但博学多闻的威尔逊似乎从未意识到纳博科夫所从事的并非他所声称的文学翻译（篇幅不及全书十分之一），而是地地道道的学术翻译（scholarly translation）。例如，作为蝴蝶专家的纳博科夫注意到，在《奥涅金》第三章中，“事件的剧烈流动构成了一个结构最为和谐的实体，（与蝴蝶一样）具有流线型（streamlined）的身体和对称的（symmetrical）翅膀”。如同纳博科夫日后在《固执己见》（Strong Opinions，1973）一书中坦承的那样，他将所有本应应用于翻译的语言艺术都倾注在他对这部诗体小说的学术评论中，而自己的翻译之所以显得“拙劣、笨重且盲目地忠实原文”，是因为他预期的是康奈尔大学英文系师生这样的读者，而非文学门外汉。因此，无论是书中触处皆在的双关语和各式文字游戏，还是精思附会、丝丝入扣的学术考据，他自信总不难觅得知音。一般来说，学术翻译着重关注源语言文本的思想和文化价值，其服务对象并非普通读者，而是专业人士或具有专业素养的读者——换言之，其翻译目的并不在于普及，而在于研究。纳博科夫巨著定价一百五十美元，本身也说明了其品位和趣旨。或许，正如曾尝试翻译《奥涅金》的英国小说家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所说，纳博科夫“这四卷本代表了学术的完美……本身就接近于伟大的艺术”。纳博科夫早年在“翻译的艺术”一文中以谦逊的态度声称：“我一向对于自己的译本并不满意，但是我的研究得出的几项规则也许能让其他作者受益。”可惜，这类袒露作者心声的肺腑之言并未引起威尔逊的属意。

平心而论，当这场论战发动之时，评论家威尔逊与小说家纳博科夫均已步入迟暮之年，因此难免患上李尔王式的“老年症”，变得愈发偏执与暴躁。一如汉娜·阿伦特对玛丽·麦卡锡所言，威尔逊一生争强好胜，无时无刻不想“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威尔逊本人在名作《爱国者之血》（Patriotic Gore）中将这种下意识“伤害他人的冲动”归结为“知识分子的傲慢和潜意识的优越感”，但实际上却“是脆弱的自尊心在作祟”。同样，成名以后的纳博科夫也逐渐忘却当年威尔逊对他的提携之恩，颐指气使，睚眦必报，由此背负薄情寡义之恶名。1974年5月，当威尔逊遗孀收集整理双方往来书信时（中译本定名《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1940-1971》），纳博科夫回首往昔，为这一场意气之争深感痛心疾首。他在临终前写道：“重温属于我们那个光辉岁月的信件往来，我的痛楚不言而喻。”诗不云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