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大事记

2014年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大事记

 

□ 金  雯

 

自从"世界文学"在2000年前后成为文学研究界热词之后，本已呈收缩之势的"比较文学"越发陷入明日黄花之忧，斯皮瓦克2005年发出"一个学科的死亡"的宏论，就是为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敲响丧钟，告诉我们以探讨欧洲文学的互相关联为主，希冀构建"普遍文学"以及通用文学发展法则的比较文学难免衰败。文学终将是世界的，以国别和语言的界限将文学分类，但这些边界随时处于变动之中，一边创造秩序，一边颠覆秩序。也正是对世界的重新想象使得21世纪的学者重新回到19世纪确立的概念，如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狄尔泰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世界文学概念的沿用。回归不是简单延续，在欧洲文学传统上叠加"边缘"小传统，而是在材料扩张重组的基础上彻底变革思考和书写文学史的方法。

　　不过，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番危机后，也学会了把重心从揭示普遍规律转移到分析文化对话和互译上来，尤其关注对话不通畅、力量不平衡的现象，对"比较"的内涵和方法不断反思。焕然一新的比较文学也因而能够反过来批评世界文学，认为世界文学还不能脱离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往往把欧洲建构为新文学潮流的发源地。目前来看，世界文学和经重新定义的比较文学都是强势显学，经常被学者交替使用，呈现出分庭抗礼的态势。

　　2013年美国出版的新书《反对世界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对世界文学的一次示威，[1]作者艾米丽·艾普特在2014年的美国语言协会年会上进行了签售，这本著作针对世界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建构文学"中心"与"边缘"的倾向——帕斯卡尔·卡萨诺娃的《世界文学共和国》[2]——提出了一些更为尊重弱势文学的研究模型。艾普特在翻译研究领域工作多年，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翻译和跨国研究"（Translation and Transnation）系列图书的编辑，深知好的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必须依托尊重差异的翻译方法，所以也参与编辑了《不可译概念汇编》。这本词典从一本法文辞源著作英译而来，历经11年的努力，2014年终于大功告成。[3]它词条翔实精细，追溯了欧洲重要的哲学概念从古希腊语进入德语、法语和英语的过程，着重指出流通中出现的异质不兼容的问题。《不可译概念汇编》和艾普特的专著一样，是近几年比较文学界在世界文学压力下反躬自问以捍卫自身领地的一个缩影。

　　而与这本词典遥相呼应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历经十余年艰辛最终完成的8卷本中文版《世界文学史》。这套丛书由俄语原文翻译过来，特别注重欧美之外的文学传统，与欧洲学者构筑的世界文学史相比更为广博开阔，对世界的想象更为多元、民主。世界文学领域内部有许多分歧和争议，有可以攻击的弱点，但如能组建一流团队缜密地开展集体项目，也能具备一般比较文学无法企及的宏观性。

不论是世界文学还是比较文学，都要面对语言不可穷尽的多样性，以及语言转换和文化交流中不可同化的差异性和话语权利的不平等。这些问题贯穿新近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各个层面，也给这个领域注入了绵延不断的活力，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在2014年继续保持学界焦点的地位。

 

比较的伦理：自我和他者

比较文学研究中经常谈论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异质语言和文化。有一种比较极端的看法认为不同文化在根本上具有趋同性。柏拉图《会饮篇》中的阿里斯托芬说人之初都是连体双生的形态，后来被宙斯分开才会怅然若失。这个理论搬到语言翻译中来就变成了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提出的观点：不同文字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先于并外在于一切历史关联"，不同语言的根本"指向"（intent）最终会显示出其前定的内在关联，而翻译就是将这些内在关联加以揭示的手段。将一个文本所有的翻译收集起来，不同语言之间的指向会逐渐显示出它们的同质性，就像同一个花瓶的碎片，还是可以重新拼接起来。但理想毕竟只是理想，不同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异质性是文学研究不可忽略的必然，探讨这种异质性也是比较文学研究最大的伦理贡献。早在2002年，斯皮瓦克就发表了《论泰戈尔、库切和一些教学场景中的伦理和政治问题》[4]，论证阅读文学，尤其是双语或者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具有斡旋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作用。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也出现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2013年5月号，以专题形式探讨"比较何为"。伦理研究在西方经久不衰，关乎个体与他者的关系以及主体意识的形成，也经常从文学中汲取论证素材。当代学者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努斯鲍姆在《爱的知识》中对詹姆斯《金碗》的细读，以及《诗性正义》中所分析的狄更斯对穷人的描写（《艰难时世》），文学对于努斯鲍姆提出的道德心理学和伦理学理论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研究中也专门产生了"伦理转向"这个说法，认为文学在伦理学中应该占有特殊的地位。"伦理研究"这个概念近几年在国内突然通行起来，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的特辑邀请近10位比较文学学者进行笔谈。德国学者托马斯·克拉维兹特意从伦理的角度来阐发"比较"的概念。[5]他特别指出了两个极端的思想。一个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的"终极"或"成果"(telos)的概念，即事物的终极目的及其根本动因。这个概念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天敌，文学史和整个人类史一样，没有终极目标，也没有统一标准，拿任何一个想象的终极尺度来衡量具体文学现象都是伦理大忌。相反的倾向则是列维纳斯在自己的伦理学中描绘的绝对不可知的他者，这个理念会阻止所有比较行为，让我们陷入无法迈出自我的境地。比较文学就是在两个极端中间穿梭的学问。

    也是在201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继2006年出版《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之后，又出版了丽塔·菲尔斯基等主编的《比较：理论、方法、用途》。[6]论文集汇集了比较文学界的主要学者，虽然是2013年面世，至今仍回响不断。

当然，伦理研究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往往会促成与历史脱节的"普适性"文学阐释法。比较文学不只是能促使我们厘清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更重要的也许是帮助我们理解文类或文学体裁的历史演变以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文类或文学体裁的历史演变

2014年的中外文类史研究都有进展。在《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四期中的"中国叙事学"特辑中，领衔学者傅修延在按语中特别指出叙事传统的成因要从多个方向和层面上进行"知识考古学"般的刨根问底。该特辑的文章分别考察了中国明清以来叙事传统的不同成因，包括建筑空间对中国章回小说结构的影响，辞赋传统、谶纬和史传传统在白话叙事文学的延伸。

　　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来考察中国汉语叙事传统的流变是浦安迪、杨义、王德威等学者一直尝试回答的一个问题。傅修延提出，要把中西叙事学比较放在"长时段"内进行考量，同时要修正认为中国"缺乏"西方现代叙事艺术中各种特征的传统观点。但作者对中外传统的交融也十分注重，提到了佛教文化对唐宋以来叙事形态的影响，以及从印度舶来的以物为线索的叙事模式等文学史片段。可以说，这个研究思路在一个具体的层面上参与了比较文学的伦理之辩。

　　与此呼应的是朗西埃2014年在美国批评杂志《小说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新作《小说的线索》，对"现代小说"的形成进行了重新解释。[7]2008年的《杀死包法利夫人》一文就已经显示了朗西埃对于叙事形式的准确把握。尽管这篇论文在思维上略有逊色，但对欧洲小说的"现代转向"却提出了更为恢宏的解读。朗西埃开篇即说"现代小说始于悲剧的阵亡"，指出小说情节的构造方式发生了转变。正如歌德对于古希腊尤里庇德斯的悲剧《死而复生的伊菲格尼》的改编后无来者一样，现代小说（大致从福楼拜算起）不再提供因果逻辑明显、指向性和道德诲谕性强的叙事作品。在普鲁斯特和沃尔夫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则是由感官细节编织起来的"明亮的光晕"（沃尔夫语），与人物在自己意愿指引下发生的行为成为并行的两条线索，或是完全取代后者。

　　朗西埃的观点类似2013年刚从法语翻译到英文里来的《小说史传》，作者是罗马尼亚出生，现任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的汤姆·帕维尔。[8]这本书2003年在法国以法语出版，2013年翻译成英文，对英语现代小说史及其古典和中世纪渊源做出了独到的梳理，尤其谈到了悲剧性叙事（比如1669年某意大利伯爵所著的《葡萄牙修女的书信》）和田园、宫廷爱情叙事在现代小说中有所传承也有所颠覆的现象。

朗西埃在《杀死包法利夫人》和《小说的线索》中都勾勒了一个悖论：现代小说对于文体和细节铺陈的重视，似乎对于"社会法则"不再理会，但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是对社会法则的全面渗透——也就是说法则和生活本身融为一体——而显得无法勾勒的一种无意识映照。朗西埃对小说与历史的理解无法超越最一流的文学批评家，但他的思路与他们是共通的，现代小说用自己非历史的视角和历史进行对话，这是评论现代小说的主要路径。与往年一样，2014年也不乏新历史主义的小说研究，2014年年初的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就有一个"新小说理论"的发言组，南希·阿姆斯特、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等著名小说史研究专家重新审视了现代小说兴起的历史，纷纷表示要注重文类演变成因的多样性，也就是所谓"历史背景"的多元性，这与中国学者傅修延在"中国叙事学"特辑中表示的观点形成了一种隔空回应。

世界小说史与世界历史

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比较何为"的特辑上还有一篇引人注目的翻译作品。这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学派奠基人维谢洛夫斯基（A.Veselovsky，1838—1906）1863年的一篇文章《国外研究报告》的节选英译。在这篇绝妙的文章里，维谢洛夫斯基做了一种笔记式探讨，询问为什么德国学界有世界历史和普遍语义学，却没有"世界文学"(俄文原文更准确地说是普遍文学，而"普遍文学"也是19世纪到现在欧洲一直沿用的概念，表示研究不同文学传统的意义在于揭示普遍的文学生成法则)。德国的国别文学已经非常发达，但世界文学却无法稳固地创立起来，维谢洛夫斯基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欧洲对于文学史的理解还局限于文本内容，比较狭隘。第二个原因是文学传统的冲突碰撞没有既定规律可循，也就是说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无法形成"科学"，或许永远无法取得科学的地位。

　　维谢洛夫斯基的论证说明他对"普遍文学"的理解不仅涵盖了西欧传统中对于普遍适用的文学法则的探索，同时也提出了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以研究交融和分裂为主的翻译研究方法。同时，这也说明普遍文学、比较文学还有世界文学，都有一种对"法则"的向往，这在上面谈到的形式研究中也有所体现，然而这种向往总是被历史本身的断裂和琐细所挫败。

　　维谢洛夫斯基对文学形式发展法则的理解与社会、政治和文化史紧密相连，也因此提出了一个广义文学史的概念，和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新历史主义——也就是把文学放在文化史的背景中来理解——十分吻合，正如他所说"文学的历史就是文化的历史"。比如，要理解中世纪普罗旺斯诗歌，就不能只单纯了解诗歌本身以及行吟诗人的生平，还需要明白骑士道德准则、古堡日常生活、中世纪女性困境，以及重要历史事件，例如十字军东征。同时，特定诗人的诗歌也必须和他创作的非诗歌文本相联系。维谢洛夫斯基同时也指出，19世纪上半叶欧洲最优秀的文学史作者,譬如兰克，都是以政治史研究著称的，这也就是说立志写好文学史的学者一定也要是文化史、日常经验史的专家。

　　维谢洛夫斯基的这番话，我们至今也并未超越，文学研究界比较通行的新历史主义就是把文学史当成文化史的一部分来研究，融合话语和社会机构及制度的历史。这个方法是文学研究诞生之初的光芒，恐怕也是很难"超越"的永恒归宿。新历史主义在西方文学的研究中传统深厚，除了常见的政治批评，还有从市场的角度、版权沿革的角度、阅读群体变迁的角度来谈重塑文学史的各类著作。

　　不过，在比较文学中运用文化史的视角还是相当困难的，鲜有先例。目前各大学术杂志上比较通行的比较研究的文章还是以形式特点和主题为链接纽带的。能找到的一个例子是亚力克山大·比克罗夫特2010年的著作《古希腊和中国早期的著作人观念和文化身份：谈文学流通的规律》[9]，作者比较的是古希腊荷马诗篇和先秦的《诗经》，着眼于它们如何跨越城邦和地域界限，成为"世界"文学的历史。他老话新说，提出了一个"潜在诗学"的概念，表明研究文学是以文学为楔子，关键是研究文学和世界的关系。

　　国内学界也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例子。北大张丽华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就把文类历史的研究和印刷文化以及教育制度变化结合起来，并同时追溯域外文类观念对清末和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和译者的影响，具备了比较文化史的雏形。同在北大的另一位学者郝田虎在他的新作《缪斯的花园》中也提到了以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为切入点。郝田虎在这本著作中探究的是17世纪书籍史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作者权利意识状况和早期现代"写作"的含义，一个是英国"文学经典"的形成；同时也在书中指出了未来与中国类书和札记笔记书比较的前景。

　　用历史主义的眼光进行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研究还产生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世界体系理论中汲取养分，在宏观的层面上构筑某一种文类或体裁的世界史。这里必须提一下莫莱蒂，他2014年不仅出版了新作《资产阶级：文学与历史之间》，又一举以论文集《远距离阅读》拿下美国国家批评人圈的批评作品奖。[10]他在2000年发表的《世界文学推论》一文具有开创性意义，提出要摸索"文学史法则"，推测某一种居于领先地位的小说体裁，大致可以保持多长时间。同时期开始用统计手段和图像技术来实现研究文学的"大数据"，揭示普遍法则的意向，并在2005年出版的《图表、地图、树形图》一书中展示了初步成果。2010年，莫莱蒂又创立了斯坦福文学实验室，奠定了自己作为"算法批评"（Computational Criticism）的鼻祖地位，2014年的获奖也说明文学研究的量化手段受到了普通知识界的肯定。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并驾齐驱，对文学研究者整体能力的考验是严峻的。如何书写不失之偏颇的比较文学史，并和印刷文化、文化机制和阅读群体流变等文化史问题结合起来，还有待于未来学者用研究实践来做出回答。但不论是钻研不可译的洞烛幽微，还是整合归总世界文学之功，都不是一人之力所能胜任，需要许多学者联手才有成功的可能。因此，人尽其才、协同互助恐怕是当代文学研究必须遵循的范式和最高伦理法则。最好的文学作品其意味是难以穷尽的，它们总是常读常新，也因此让人感到，在这个时代，身为文学研究者，何其幸运。

 

注释

[1]Epter, Emily.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bility. Verso, 2013.

[2]Casanova, Pascale, DeBevoise, M.B.Trans.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Emily Epter et al. ed. The Dictionary of Untranslatabl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Barbara Cassin dir. Vocabulaire européen des philosophies: Dictionnaire des intraduisibles. Le Seuil/Le Robert, 2004.

[4]Spivak, Gayatri."Ethics and Politics in Tagore, Coetzee, and Some Scenes of Teaching." Diacritics 32.3—4 (2002), 17—31.

[5]Thomas Claviez. "Done and Over With—Finally? Otherness, Metonymy, and the Ethics of Comparison."  PMLA 128.3 (2013), 608—614.

[6]Saussy, Haun,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Felski, Rita et al. ed. Comparison: Theories, Approaches, Us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7]Ranciere, Jacques, "The Thread of the Novel." Novel.47.2 (2014):196—209.

[8]Pavel, Thomas G. The Lives of the Novel: A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9]Beecroft, Alexander. Authorship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Early Greece and China: Patterns of Literary Circu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Moretti, Franco. The Bourgeois: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Verso, 2014; Distant Reading. Verso, 2013;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2007;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Literary Studies. Verso, 2007.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责任编辑陈琰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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