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
"杨绛先生所说的与他们过从甚密的林藜光夫妇，如今的学术界大概都不知道是谁了。尤其是林藜光，这位曾经让旅居中国的爱沙尼亚籍梵文大家钢和泰男爵大加赞赏，让其导师——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非常器重的中国学者，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网上读到王启龙先生《佛学家林藜光学术与生平杂考》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话："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谈到钱锺书先生一家在巴黎的留学生活时写道：'巴黎的 中国学生真不少……与我们经常来往的是林藜光、李玮夫妇。李玮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作诗填词，墨笔字写得很老练。林藜光专攻梵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 国家博士。'"王启龙先生继续写到："杨绛先生所说的与他们过从甚密的林藜光夫妇，如今的学术界大概都不知道是谁了。尤其是林藜光，这位曾经让旅居中国的 爱沙尼亚籍梵文大家钢和泰男爵（Staёl-Holstein）大加赞赏，让其导师——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Demiéville）非常器重的中国 学者，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父亲林藜光福建厦门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哲学系，民国十五年 （1926）毕业留校任助教，并致力于康德、黑格尔哲学之研究，前后数年颇有成果。在厦门大学期间，适逢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受聘任教于厦大。父亲当时才 22岁，由于其醉心学术、好学深思，戴密微颇为喜欢，悉心授以梵文及佛殿哲学，师徒俩结下不解之缘。父亲尔后倾心于佛学。
民国十八年 （1929），父亲应爱沙尼亚籍梵文大师钢和泰教授之邀约，到北京哈佛燕京研究所担任他的助手。钢和泰精通梵文，父亲于研究所研究历史语言之余，师从钢氏 研习梵文，且有相当之造诣；他还为《大宝积经迦叶品》（Ka□yapaparivarta）编纂了一部汉梵索引，索引的内容非常详细，文本的中文版内容被 逐条逐句依次地整理出来，并附对应的梵文（有时是藏文），条目总数超过10000条。然而此书没有出版过，它可能还在北京大学或哈佛大学的某个地方沉睡 呢……
父亲向往着去法国研读佛学。机会终于来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他受法国巴黎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校（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之聘，前往该校任中文教员，并师从法国学者莱维（Sylvain Lévi）研习梵文及巴利文。
莱维于1922年从尼泊尔获得名为《诸法集要经》（Dharma-samuccaya）的一部卷帙浩繁的梵文 佛经手抄本，其中的疏漏错误之处不计其数。扉页上的版本记录标明这些经文摘自《正法念处经》（Saddharma-sm□tyupasthāna- sūtra）。莱维确认《正法念处经》系小乘佛教的一部巨著，但其梵文原本已失传；现存的只有一部藏译本及两种汉译本；然而，莱维本人，即使借助藏译本或 汉译本也未能从这些译本中找出《诸法集要经》的经文；原因在于上述梵文手抄本的编纂者——一位名叫观狮(Avalokitasi□ha）的名不见经传的僧 人——曾荒唐地将《正法念处经》的经文按其自定的章节重新编组，从而彻底打乱了原本中的顺序。校勘此手抄本以恢复其原貌是一项浩大而又十分繁琐的工程；莱 维当时年事已高无法承担此重任，父亲便受其嘱托投入此项工作。
民国二十五年（1936），导师莱维与世长辞了。父亲精通英文，法、德、日三国 文字亦能运用自如；梵文、巴利文、藏文也均有相当的造诣。他一生以复兴佛学为己任，故对梵文经典的研究孜孜不倦。如校勘《诸法集要经》时，他先到巴黎的国 家图书馆抄录藏文译本的《正法念处经》，再从汉译大藏经中抄录《正法念处经》，然后与梵文手抄本《诸法集要经》三者对照，以补充此经文现存藏文译本之残阙 及中译本之错漏。此项工程至为艰巨。父亲终于从《正法念处经》的中文译本中找出与《诸法集要经》梵文手抄本对应的一两首颂文，而后又发掘出若干颂文系列， 最后使全文得以恢复原貌。父亲还对该手抄本的二千五百四十九首颂文逐首逐句予以校订；但工作未能终了,因为尚需要进一步加工才能最后定稿，而这是需要再花 很长时间的。
校勘稿既完成，译注亦初具眉目后，即着手写"绪论"：这是全部四卷著述"绪论"。父亲生前曾打算将此卷作为他的法国国家级博士论 文之"正论文"。初意为研究《诸法集要经》在佛教历史语言上的推演变迁；一经探讨，各种问题牵涉颇繁，故将《诸法集要经》与《正法念处经》加以合并研究， 发而为文，遂成巨帙，最终撰写成L'aide-memoire de la vraieloi（《正法念处经研考》）。该书以三百五十余页的篇幅，分五大章论及此经文与小乘佛教之关系，并进一步扩展成涉及小乘佛教历史演变若干阶段 的全面研考。父亲同时还对《正法念处经》的藏译本和汉译本进行对比，提出很多很细的研究意见。
第二、三、四卷以朴学方法对《诸法集要经》二千 五百四十九首颂文作一详细之研考及诠释，并配列中、法、梵、藏四种文字对照；法文译本是父亲翻译的。父亲于研究《正法念处经》之余，曾博览并多次研读中文 大藏经中《大毗婆沙论》（Mahā-vibhā□ā）的二百卷佛经。此等研究结果，具载于其论文中所附之诸经摘要及评注。戴密微教授认为，此研究成果精细 而且不乏特识。
由于这些佛家经典卷帙浩繁，父亲从事研究达十年之久！而其中的六年都是在"二战"期间度过的；听母亲说过，1940年夏，当德 军逼近时，巴黎市民纷纷踏上逃难之路；父亲担心东方语言学校会南迁，故决定全家南下。当时公共交通已基本瘫痪，大部分时间只能步行；父亲推着破旧的儿童 车，上面堆放着他的手稿；因当时我才三岁，父母不得不轮流抱着我；关于那段经历，我只记得一件事：有一次为躲避敌机，我们曾在停在铁轨上的一列闷子车下藏 身。就这样，时走时停，直到抵达法国西南部，距巴黎400多公里的昂古莱姆市（Angoulême）远郊区才在一住户家里暂时安顿下来。半个多世纪后，在 整理母亲遗物时，才发现她在一个纸片上记述的对艰辛的逃难经历的感想："力竭知儿重，途长厌稿多。"后来随难民潮回到巴黎时，食品店里的东西早被抢购一空 了，白糖、罐头、食油、大米等等，什么都买不到啦！在德国占领军铁蹄下的巴黎度日如年，更加艰难的岁月还在后头呢！当时，父亲每月微薄的工资除扣掉一家三 口最低生活费和留下买几包次烟的钱外，余下部分全用来购买他的研究工作所需的工具书及相关资料。境况窘迫竟使这位大学者在街上捡过烟头！
父亲虽然朝夕埋首书城，但有时也会稍事消停一下；比如，应母亲的要求，他会抄起木匠的家伙修起家具来，但交换条件是母亲得给他买一包烟回来。
又如，1944年6月初，父亲应邀带着我去诺曼底他的一位学生家里短暂逗留。其间，正赶上盟军登陆；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房前的花园里有个临时挖出 来的，比较浅的防空壕，上面盖着木板。有一天，乘着战事暂时平静一些，父亲为我和那位朋友的儿子（同龄小朋友）从树上摘果子吃；每摘一个，父亲就问："这 一个给谁？"那位小朋友每次都说："给我！"我第一次分到果子后，当父亲再次问同样的问题时，我回答说："给爸爸！"当时父亲高兴地笑了，笑得很开怀。这 是我小时候开始记事时，对父亲的音容笑貌所留下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回忆。
母亲还告诉我，父亲生前曾用法语说过："Il ne faut pas faire semblant de travailler（工作不能弄虚作假）。"这句话是先父严谨的治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对我来说也是受用终生的教诲。
在法十二年，父亲十分勤勉，日间授课，晚间经常校勘经典至深夜，操劳过度，营养又失调，加上战争期间对祖国和家乡亲人的命运深感忧虑，终于积劳成疾，以 致于1944年卧病，曾一度住院疗养；稍有好转，因费用高昂，不能久住而出院。1945年旧病复发，曾接受人工气胸治疗；退烧后，在体力尚难以支撑的情况 下，父亲不得不于1945年1月12日乘火车前往法国东南部圣伊莱尔（St-Hilaire-du-Touvet）的结核病疗养院。当时战争尚未结束，车 厢里没有暖气，中途还得在冷如冰窟的小火车站等候换车；经过28小时的路程，终于抵达格勒诺布尔市（Grenoble）时，已是深夜；天寒地冻，气温低至 零下15度；父亲已筋疲力尽，提着行李步行去寻找位于近郊的拉特龙什（LaTronche）诊所（疗养院的分部）。当他终于到达诊所门口时，已是凌晨1点 了；此时，父亲只剩下一口气了。鉴于他的病情非常严重，诊所先把他留下观察治疗；这一留就是三周！之后才将其转运到那座位于光秃秃的山峦中的疗养院。此 时，父亲的身体已越发衰竭，连提笔写字的气力都没有了……他于1945年4月29日凌晨孤独地病逝于该院，得年才四十三岁。英年早逝，惜哉！
因病危通知发出时间太迟，当母亲赶到医院时，已是当日下午了。那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能见度不到十米。父亲的遗体用雪撬拖往临时安葬地。父亲就这样，在这个偏远的山谷与世长辞了……翌年（1946），母亲在巴黎拉雪兹公墓买下一块永久所有权墓地，让先父永远安息此处。
戴密微教授于1977年致我母亲的信中写到："今天11月1日是诸神瞻礼节（相当于你们的清明），和每年一样，我去了拉雪兹公墓，将一束欧石楠放在我永 远怀念的朋友的坟上；这种很朴实的花朵在户外最经久。墓仍保存完好，按照您的书法雕刻在墓碑上的'林藜光先生之墓'七个大字也清晰可见；坟墓上还摆着两三 把花，不知是谁放的……"
父亲曾打算将其校勘的《诸法集要经》之第一册（即全部四册之第二册）作为其法国国家级博士论文的附加论文，不幸的是此书尚未问世，他已经去世了。
父亲在法国去世时，我才八岁。父子彼此之间尚不熟悉，他就已经永远离开我们母子二人了。父亲短暂的人生历程，我是成年后又过了一些岁月才听母亲慢慢道来的。
父亲的家乡厦门于1938年被日寇占领后，他和家人便长期失去联系了。但使他最为忧虑的不是家乡和亲人的境况，而是投身生死战斗的祖国的命运；当时，他 曾表示：万一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权或是他们的什么代理人企图胁迫他表示效忠的话，他宁愿被关进集中营也绝不会屈服。家里放着的一只装有几件换洗衣服的小皮 箱表明他是做了这方面准备的。
母亲还告诉我，"二战"后期的1944年，已经重病缠身的父亲还亲自下到住处的存煤地窖里，为他的一位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学生藏匿过一部电台。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他既是家庭的一大支柱又是孩子心目中模仿的榜样。我深切地意识到，幼年丧父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都是个极大的悲剧。
追寻孩提时支离破碎的回忆，有一件事至今仍记得相当清楚：大约是1944年初夏，巴黎解放前不久，德国占领军还在法国首都困兽犹斗。每天夜幕低垂时，由 于灯火管制，家家都紧闭门窗并拉上深色窗帘。还记得有一天夜里，不远处的一门火炮有节奏的射击声使我无法入眠。父亲不为窗外的战事所动，一直在灯下香烟缭 绕中埋头工作，孜孜不倦地撰写他的佛学博士论文。
不久后，巴黎解放了！那一天，母亲和我是在防空洞里获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的；还记得当时，母亲高兴得跳了起来。然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当时并不在我们身边……许久以后才知道，那时他已经卧病了。
"磨砚曾闻金可镂，移山那惜鬓成丝。"
Qui donc regrettera qu'aux tempes ses cheveux se raréfientcomme fils de soie,
S'il parvient,panier par panier,àdéplacer la terre de la montagne tout entière?
C'estàforce de frotter la pierre de l'encrier
Que l'on peut réussir,dit-on,àciseler son oeuvre.
（翻译引自戴密微为林藜光著作所撰序文）
父亲用毛笔书写的这幅对联，是他人生历程的最好写照。他一生以复兴佛学为己任，呕心沥血，将全部精力献给了此事业，终于积劳成疾，以身殉学，不愧是我一生一世的崇高楷模。
父亲病逝后，其师戴密微整理其遗著，陆续付梓出版；皇皇巨著共四卷，其中《诸法集要经》之第一册（即全书之第二册）一至五章之定稿，相当完整，故此册出 版在先，1946年即问世；全书之第一册《诸法集要经绪论》,则印行于1949年。在战后艰难的条件下，该著作由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及吉梅博物馆（Musée Guimet）出资印行，并由巴黎新屋书店（Librairie Adrien Maisonneuve）承印和发行；书店的负责人梅松新（Adrien Maisonneuve）先生为使该著作得以出版，克服了战后因百废待举而遇到的种种困难，其贡献亦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和第四册的校订工作是在父亲遗留的手稿基础上进行的。由戴密微联手两位杰出佛学家巴罗（A.Bareau）和狄庸（J.W.de Jong）完成，并由后者编写该两册的附录。该两册分别于1969和1973年问世，此时，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王启龙先生在《佛学家林藜光学术与生平杂考》一文中写道："无论国内国外，学生为老师整理遗著者比比皆是，也很正常，而老师为学生整理遗著者，绝对少之 又少，尤其在西方。林藜光早逝后，其师戴密微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主持其遗稿的整理工作；最后一册则由继承父业的让·梅松新 （Jean Maisonneuve）先生承担出版工作。"
父亲的巨著以朴学之深厚功力兼佛学之比较研考，对于此后中国的佛学研究，自当助益不小。戴密微教授对林藜光的著述至为赞许，在序中谓应与玄奘法师之译事同垂不朽并称其为"不剃圣僧"。
新屋书店的继承人梅松新先生 （Jean Maisonneuve）于1979年11月21日来信中写道："我对你父亲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并将其视为当代的大学者之一。"
徐文堪先生于2012年6月17日在《东方早报》撰文对先父的著作做出如下评价："此书被誉为20世纪对后期小乘佛学研究最重要之贡献，至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父亲病逝后不久，有一位法国梵文学者曾登门拜访，希望母亲能出让先父遗留的一些已经绝版的学术书籍；此访客还表示，愿以美金高价支付；但母亲予以婉拒，因为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先父所有的学术书籍都捐赠给祖国。
1952年11月10日，母亲和我由海路启程归国，随行托运了装满父亲书籍的两大木箱。抵京后不日，母亲便风尘仆仆带着我赴天津海关，费尽周折才终于提出那两箱书。
这些学术书籍共100册，运抵北京后，即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那一天是1953年2月20日：母亲终于了结了她的这桩心愿。
2015年4月29日于北京（作者退休前供职于中央编译局，从事法语译述工作）
"杨绛先生所说的与他们过从甚密的林藜光夫妇，如今的学术界大概都不知道是谁了。尤其是林藜光，这位曾经让旅居中国的爱沙尼亚籍梵文大家钢和泰男爵大加赞赏，让其导师——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非常器重的中国学者，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网上读到王启龙先生《佛学家林藜光学术与生平杂考》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话："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谈到钱锺书先生一家在巴黎的留学生活时写道：'巴黎的 中国学生真不少……与我们经常来往的是林藜光、李玮夫妇。李玮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作诗填词，墨笔字写得很老练。林藜光专攻梵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 国家博士。'"王启龙先生继续写到："杨绛先生所说的与他们过从甚密的林藜光夫妇，如今的学术界大概都不知道是谁了。尤其是林藜光，这位曾经让旅居中国的 爱沙尼亚籍梵文大家钢和泰男爵（Staёl-Holstein）大加赞赏，让其导师——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P.Demiéville）非常器重的中国 学者，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父亲林藜光福建厦门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哲学系，民国十五年 （1926）毕业留校任助教，并致力于康德、黑格尔哲学之研究，前后数年颇有成果。在厦门大学期间，适逢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受聘任教于厦大。父亲当时才 22岁，由于其醉心学术、好学深思，戴密微颇为喜欢，悉心授以梵文及佛殿哲学，师徒俩结下不解之缘。父亲尔后倾心于佛学。
民国十八年 （1929），父亲应爱沙尼亚籍梵文大师钢和泰教授之邀约，到北京哈佛燕京研究所担任他的助手。钢和泰精通梵文，父亲于研究所研究历史语言之余，师从钢氏 研习梵文，且有相当之造诣；他还为《大宝积经迦叶品》（Ka□yapaparivarta）编纂了一部汉梵索引，索引的内容非常详细，文本的中文版内容被 逐条逐句依次地整理出来，并附对应的梵文（有时是藏文），条目总数超过10000条。然而此书没有出版过，它可能还在北京大学或哈佛大学的某个地方沉睡 呢……
父亲向往着去法国研读佛学。机会终于来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他受法国巴黎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校（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之聘，前往该校任中文教员，并师从法国学者莱维（Sylvain Lévi）研习梵文及巴利文。
莱维于1922年从尼泊尔获得名为《诸法集要经》（Dharma-samuccaya）的一部卷帙浩繁的梵文 佛经手抄本，其中的疏漏错误之处不计其数。扉页上的版本记录标明这些经文摘自《正法念处经》（Saddharma-sm□tyupasthāna- sūtra）。莱维确认《正法念处经》系小乘佛教的一部巨著，但其梵文原本已失传；现存的只有一部藏译本及两种汉译本；然而，莱维本人，即使借助藏译本或 汉译本也未能从这些译本中找出《诸法集要经》的经文；原因在于上述梵文手抄本的编纂者——一位名叫观狮(Avalokitasi□ha）的名不见经传的僧 人——曾荒唐地将《正法念处经》的经文按其自定的章节重新编组，从而彻底打乱了原本中的顺序。校勘此手抄本以恢复其原貌是一项浩大而又十分繁琐的工程；莱 维当时年事已高无法承担此重任，父亲便受其嘱托投入此项工作。
民国二十五年（1936），导师莱维与世长辞了。父亲精通英文，法、德、日三国 文字亦能运用自如；梵文、巴利文、藏文也均有相当的造诣。他一生以复兴佛学为己任，故对梵文经典的研究孜孜不倦。如校勘《诸法集要经》时，他先到巴黎的国 家图书馆抄录藏文译本的《正法念处经》，再从汉译大藏经中抄录《正法念处经》，然后与梵文手抄本《诸法集要经》三者对照，以补充此经文现存藏文译本之残阙 及中译本之错漏。此项工程至为艰巨。父亲终于从《正法念处经》的中文译本中找出与《诸法集要经》梵文手抄本对应的一两首颂文，而后又发掘出若干颂文系列， 最后使全文得以恢复原貌。父亲还对该手抄本的二千五百四十九首颂文逐首逐句予以校订；但工作未能终了,因为尚需要进一步加工才能最后定稿，而这是需要再花 很长时间的。
校勘稿既完成，译注亦初具眉目后，即着手写"绪论"：这是全部四卷著述"绪论"。父亲生前曾打算将此卷作为他的法国国家级博士论 文之"正论文"。初意为研究《诸法集要经》在佛教历史语言上的推演变迁；一经探讨，各种问题牵涉颇繁，故将《诸法集要经》与《正法念处经》加以合并研究， 发而为文，遂成巨帙，最终撰写成L'aide-memoire de la vraieloi（《正法念处经研考》）。该书以三百五十余页的篇幅，分五大章论及此经文与小乘佛教之关系，并进一步扩展成涉及小乘佛教历史演变若干阶段 的全面研考。父亲同时还对《正法念处经》的藏译本和汉译本进行对比，提出很多很细的研究意见。
第二、三、四卷以朴学方法对《诸法集要经》二千 五百四十九首颂文作一详细之研考及诠释，并配列中、法、梵、藏四种文字对照；法文译本是父亲翻译的。父亲于研究《正法念处经》之余，曾博览并多次研读中文 大藏经中《大毗婆沙论》（Mahā-vibhā□ā）的二百卷佛经。此等研究结果，具载于其论文中所附之诸经摘要及评注。戴密微教授认为，此研究成果精细 而且不乏特识。
由于这些佛家经典卷帙浩繁，父亲从事研究达十年之久！而其中的六年都是在"二战"期间度过的；听母亲说过，1940年夏，当德 军逼近时，巴黎市民纷纷踏上逃难之路；父亲担心东方语言学校会南迁，故决定全家南下。当时公共交通已基本瘫痪，大部分时间只能步行；父亲推着破旧的儿童 车，上面堆放着他的手稿；因当时我才三岁，父母不得不轮流抱着我；关于那段经历，我只记得一件事：有一次为躲避敌机，我们曾在停在铁轨上的一列闷子车下藏 身。就这样，时走时停，直到抵达法国西南部，距巴黎400多公里的昂古莱姆市（Angoulême）远郊区才在一住户家里暂时安顿下来。半个多世纪后，在 整理母亲遗物时，才发现她在一个纸片上记述的对艰辛的逃难经历的感想："力竭知儿重，途长厌稿多。"后来随难民潮回到巴黎时，食品店里的东西早被抢购一空 了，白糖、罐头、食油、大米等等，什么都买不到啦！在德国占领军铁蹄下的巴黎度日如年，更加艰难的岁月还在后头呢！当时，父亲每月微薄的工资除扣掉一家三 口最低生活费和留下买几包次烟的钱外，余下部分全用来购买他的研究工作所需的工具书及相关资料。境况窘迫竟使这位大学者在街上捡过烟头！
父亲虽然朝夕埋首书城，但有时也会稍事消停一下；比如，应母亲的要求，他会抄起木匠的家伙修起家具来，但交换条件是母亲得给他买一包烟回来。
又如，1944年6月初，父亲应邀带着我去诺曼底他的一位学生家里短暂逗留。其间，正赶上盟军登陆；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房前的花园里有个临时挖出 来的，比较浅的防空壕，上面盖着木板。有一天，乘着战事暂时平静一些，父亲为我和那位朋友的儿子（同龄小朋友）从树上摘果子吃；每摘一个，父亲就问："这 一个给谁？"那位小朋友每次都说："给我！"我第一次分到果子后，当父亲再次问同样的问题时，我回答说："给爸爸！"当时父亲高兴地笑了，笑得很开怀。这 是我小时候开始记事时，对父亲的音容笑貌所留下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回忆。
母亲还告诉我，父亲生前曾用法语说过："Il ne faut pas faire semblant de travailler（工作不能弄虚作假）。"这句话是先父严谨的治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对我来说也是受用终生的教诲。
在法十二年，父亲十分勤勉，日间授课，晚间经常校勘经典至深夜，操劳过度，营养又失调，加上战争期间对祖国和家乡亲人的命运深感忧虑，终于积劳成疾，以 致于1944年卧病，曾一度住院疗养；稍有好转，因费用高昂，不能久住而出院。1945年旧病复发，曾接受人工气胸治疗；退烧后，在体力尚难以支撑的情况 下，父亲不得不于1945年1月12日乘火车前往法国东南部圣伊莱尔（St-Hilaire-du-Touvet）的结核病疗养院。当时战争尚未结束，车 厢里没有暖气，中途还得在冷如冰窟的小火车站等候换车；经过28小时的路程，终于抵达格勒诺布尔市（Grenoble）时，已是深夜；天寒地冻，气温低至 零下15度；父亲已筋疲力尽，提着行李步行去寻找位于近郊的拉特龙什（LaTronche）诊所（疗养院的分部）。当他终于到达诊所门口时，已是凌晨1点 了；此时，父亲只剩下一口气了。鉴于他的病情非常严重，诊所先把他留下观察治疗；这一留就是三周！之后才将其转运到那座位于光秃秃的山峦中的疗养院。此 时，父亲的身体已越发衰竭，连提笔写字的气力都没有了……他于1945年4月29日凌晨孤独地病逝于该院，得年才四十三岁。英年早逝，惜哉！
因病危通知发出时间太迟，当母亲赶到医院时，已是当日下午了。那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能见度不到十米。父亲的遗体用雪撬拖往临时安葬地。父亲就这样，在这个偏远的山谷与世长辞了……翌年（1946），母亲在巴黎拉雪兹公墓买下一块永久所有权墓地，让先父永远安息此处。
戴密微教授于1977年致我母亲的信中写到："今天11月1日是诸神瞻礼节（相当于你们的清明），和每年一样，我去了拉雪兹公墓，将一束欧石楠放在我永 远怀念的朋友的坟上；这种很朴实的花朵在户外最经久。墓仍保存完好，按照您的书法雕刻在墓碑上的'林藜光先生之墓'七个大字也清晰可见；坟墓上还摆着两三 把花，不知是谁放的……"
父亲曾打算将其校勘的《诸法集要经》之第一册（即全部四册之第二册）作为其法国国家级博士论文的附加论文，不幸的是此书尚未问世，他已经去世了。
父亲在法国去世时，我才八岁。父子彼此之间尚不熟悉，他就已经永远离开我们母子二人了。父亲短暂的人生历程，我是成年后又过了一些岁月才听母亲慢慢道来的。
父亲的家乡厦门于1938年被日寇占领后，他和家人便长期失去联系了。但使他最为忧虑的不是家乡和亲人的境况，而是投身生死战斗的祖国的命运；当时，他 曾表示：万一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权或是他们的什么代理人企图胁迫他表示效忠的话，他宁愿被关进集中营也绝不会屈服。家里放着的一只装有几件换洗衣服的小皮 箱表明他是做了这方面准备的。
母亲还告诉我，"二战"后期的1944年，已经重病缠身的父亲还亲自下到住处的存煤地窖里，为他的一位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学生藏匿过一部电台。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他既是家庭的一大支柱又是孩子心目中模仿的榜样。我深切地意识到，幼年丧父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都是个极大的悲剧。
追寻孩提时支离破碎的回忆，有一件事至今仍记得相当清楚：大约是1944年初夏，巴黎解放前不久，德国占领军还在法国首都困兽犹斗。每天夜幕低垂时，由 于灯火管制，家家都紧闭门窗并拉上深色窗帘。还记得有一天夜里，不远处的一门火炮有节奏的射击声使我无法入眠。父亲不为窗外的战事所动，一直在灯下香烟缭 绕中埋头工作，孜孜不倦地撰写他的佛学博士论文。
不久后，巴黎解放了！那一天，母亲和我是在防空洞里获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的；还记得当时，母亲高兴得跳了起来。然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当时并不在我们身边……许久以后才知道，那时他已经卧病了。
"磨砚曾闻金可镂，移山那惜鬓成丝。"
Qui donc regrettera qu'aux tempes ses cheveux se raréfientcomme fils de soie,
S'il parvient,panier par panier,àdéplacer la terre de la montagne tout entière?
C'estàforce de frotter la pierre de l'encrier
Que l'on peut réussir,dit-on,àciseler son oeuvre.
（翻译引自戴密微为林藜光著作所撰序文）
父亲用毛笔书写的这幅对联，是他人生历程的最好写照。他一生以复兴佛学为己任，呕心沥血，将全部精力献给了此事业，终于积劳成疾，以身殉学，不愧是我一生一世的崇高楷模。
父亲病逝后，其师戴密微整理其遗著，陆续付梓出版；皇皇巨著共四卷，其中《诸法集要经》之第一册（即全书之第二册）一至五章之定稿，相当完整，故此册出 版在先，1946年即问世；全书之第一册《诸法集要经绪论》,则印行于1949年。在战后艰难的条件下，该著作由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及吉梅博物馆（Musée Guimet）出资印行，并由巴黎新屋书店（Librairie Adrien Maisonneuve）承印和发行；书店的负责人梅松新（Adrien Maisonneuve）先生为使该著作得以出版，克服了战后因百废待举而遇到的种种困难，其贡献亦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和第四册的校订工作是在父亲遗留的手稿基础上进行的。由戴密微联手两位杰出佛学家巴罗（A.Bareau）和狄庸（J.W.de Jong）完成，并由后者编写该两册的附录。该两册分别于1969和1973年问世，此时，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王启龙先生在《佛学家林藜光学术与生平杂考》一文中写道："无论国内国外，学生为老师整理遗著者比比皆是，也很正常，而老师为学生整理遗著者，绝对少之 又少，尤其在西方。林藜光早逝后，其师戴密微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主持其遗稿的整理工作；最后一册则由继承父业的让·梅松新 （Jean Maisonneuve）先生承担出版工作。"
父亲的巨著以朴学之深厚功力兼佛学之比较研考，对于此后中国的佛学研究，自当助益不小。戴密微教授对林藜光的著述至为赞许，在序中谓应与玄奘法师之译事同垂不朽并称其为"不剃圣僧"。
新屋书店的继承人梅松新先生 （Jean Maisonneuve）于1979年11月21日来信中写道："我对你父亲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并将其视为当代的大学者之一。"
徐文堪先生于2012年6月17日在《东方早报》撰文对先父的著作做出如下评价："此书被誉为20世纪对后期小乘佛学研究最重要之贡献，至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父亲病逝后不久，有一位法国梵文学者曾登门拜访，希望母亲能出让先父遗留的一些已经绝版的学术书籍；此访客还表示，愿以美金高价支付；但母亲予以婉拒，因为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先父所有的学术书籍都捐赠给祖国。
1952年11月10日，母亲和我由海路启程归国，随行托运了装满父亲书籍的两大木箱。抵京后不日，母亲便风尘仆仆带着我赴天津海关，费尽周折才终于提出那两箱书。
这些学术书籍共100册，运抵北京后，即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那一天是1953年2月20日：母亲终于了结了她的这桩心愿。
2015年4月29日于北京（作者退休前供职于中央编译局，从事法语译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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