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者
作者 | 路易吉·马莱巴
译者 | 沈萼梅
很多年以前，在瑞士苏黎世附近塔尔维尔湖畔的一家旅馆—诊所长期疗养期间，我开始了长短篇小说的翻译工作，从法语译成意大利语。从我所住房间的窗口可以看到湖面景色。诊所的有些旅客把这看作是一种特权享受，我却觉得难以忍受。为了不强迫自己老看着湖面，为了排遣那些月份里漫长的空闲时光，我全文翻译了左拉所著的长达五百页的《萌芽》。五百页。除了翻译，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能帮助你发现作品的秘密。在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句子是怎么构成的，而且你能发现句子背后的写作诀窍，它向你打开丰富的词库，你能从中习得构成形象的思维。特别是有些像《圣经》所说的 "太初有道"那样的词句。
不过，对我来说，最了不得的发现就是觉得自己仿佛与作家融为一体了。我发现自己在翻译过程中逐渐进入作家的头脑，与其视同己出。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译者都这样，而对于我来说，只需翻译一页，有时候只需寥寥几行，我就走出自我，移位到作家身上去 了。
这个事实赋予了我的人生一种新的航向。我一直想当个作家，不过自从我爱上了翻译工作，我明白自己是写不出东西的。是的，我发表过对我自己翻译过的几位作家的一些评论，我还得过一个评论奖，不过，我是当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的，我写不了一部长篇小说，连一篇短篇小说也写不了。我曾经尝试过，这可以理解，可是与昔日的大作家相比，我感到我的任何一篇作品都令人作呕，以致最终我把所写的一切都付之一炬了。我的确烧掉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二十多则短篇。如今我不再去想这事儿了，我就只搞翻译，我满足于当翻译。我说"我挺满足"，不过我应该说"我挺高兴"当翻译。这是实话。
我可以流畅地将法语或英语，尤其是将法语翻译成意大利语，如今我熟知法语词语的任何细微变化，甚至胜过法国人自己。我像是一位探索家，能发现首次看到的一个地区里的奥秘，比在那里土生土长的土著人看得更清楚。比如，我在翻译列那尔的《自然纪事》时，发现列那尔在观察动物和大自然时，只是像察看可选择的文学题材似的，像一个篇章的论题，抑或是一小篇自相矛盾的悖论（悖论可大可小），然而他内心深处却是既厌恶动物又厌恶大自然的。列那尔只喜欢文学。你们试着仔细地读一读他写的关于鸭子和火鸡的篇章，就会发现作家是多么厌恶这些动物。
我更想说的是，就这样一些我们称之为三流的读物，人们从中发现他也得到了回报，因为动物也鄙视他。我肯定，阿尔维尼亚地区希特里和肖蒙特饲养的鸭子和火鸡一定憎恶列那尔。译者对此类事情比他人更先明白，就是因为译者自己与其所译作家一样将作品视同己出。在翻译《自然纪事》时，我觉得自己就是列那尔，尽管我的看法似乎过分了，但我翻译完这本书之后，当出版商让我翻译《寄生虫》一书时，我拒绝了，因为我不喜欢感到自己就是列那尔。说实话，感到自己被最愚蠢的家禽所憎恶，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情。不过，话得说清楚，要让自己进入一位作家的角色，不必要了解他的生平，我只是再次体验他与其想象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重温他的表面的履历。如若要进入一位十八世纪作家的角色，我无需戴上假发，也不必穿上当时的服饰，尽管我得承认，我有过几次这样的奢望。
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重走作家创作作品时的历程。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砺，不过，我得在其中小心翼翼地行走，以免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为此，在我从事翻译的初期，我更喜欢翻译一些像皮埃尔·洛蒂那样的小作家，我选择了洛蒂，因为我喜欢异国情调，然而我很快又感到麻烦和困惑了，因为我发现他作品的背后有许多作假和诀窍。并非是我不喜欢文学上的诀窍，而是我发现自己比我所翻译的作家更有野心。
我对一些大作家却敬畏有加，因此，在短期内我真不敢着手翻译拉伯雷或者莫里哀。我得谨慎小心地一步一步慢慢地来，因为一旦我在进入角色时失败了，我也许就抹去了我为之活着的一个理由。因为我的生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者的生活，而是我逐渐进入的我所翻译的角色的生活，他们在法国或英国文学中多少占有重要地位。我翻译了亨利·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我觉得自己十分得心应手。较之翻译洛蒂的作品，那是一次飞 跃。
记得我在翻译司汤达的作品时心里特别地高兴。就在出版社责成我翻译《论爱情》时，我心醉神迷地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你们别听那些人把司汤达描绘成一个倒霉蛋，一个酒囊饭袋，抑或是一个沉湎于女色的变态者。这也许是他生平的一部分，但是当他写作的时候，他是个幸福的人，而我，当我翻译他的作品时，我就是司汤达，我是幸福的。我美滋滋地把自己关在乡下的房子里，径自翻译我的《帕尔马修道院》，即便没有出版商的合同也无所谓，仅仅是出于高兴把自己"当一回司汤达"。我把这部译稿放在抽屉里了，出版商愿不愿意出版它我不在乎，因为翻译过程中所得到的快乐，已经是对我的回报。
以往我的朋友们常常到我乡下的家里来找我，他们当中有些是作家。有时候，他们向我谈到了他们的作品，而我心里觉得好笑，他们令我好难过，可怜的作家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是司汤达"啊。我心里在说，你们写吧，你们尽可写你们的书，你们让我觉得好可笑。他们当然无法想象，他们是跟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说话，不过，后来我注意到他们一个个地不再来找我了，他们之中有人到处散布说我骄傲自大得令人难以忍受。我可是一直尽可能地显得很谦虚的，但看得出来，我无法完全掩饰自己那种压倒一切的优越感。
记得那段时间里有一种相当奇怪的现象：在翻译司汤达整个时期里，我不得不抱怨自己有一种局部的性冷漠，抑或是暂时的激情低下，一种体质上的弊病，正是那位作家曾有过的身体缺陷。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已经注意到我的一位同事，他曾长期患有气喘病，那个时期他正致力于翻译普鲁斯特的作品。
在尝试极其有风险的事业之前，我有过很多犹豫，这我承认，不过，那也是我生命中最有诱惑力的事业。经过许多次痛苦的犹豫不决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我开始翻译莫里哀的作品。莫里哀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法国作家，我一直特别欣赏他，敬畏他。我先从翻译《悭吝人》开始。这种选择的背后有我个人的小花招，因为我知道自己也有吝啬的本性，选择一部主人公与自己有某些相像的作品，我想翻译起来会比较容易成功地进入作者的世界。尽管吝啬对于我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弊病，还不如说是一种嘲讽，因为我实在太穷了，穷得都没法吝啬。
打从"我成了莫里哀"之后，我的生活就变了。我待在乡下的房子里翻译，从清早翻译到深夜，我逐字逐句地慢慢推敲。我的译作出版了，而且还在剧场里十分成功地上演了，这样，我也挣了不少钱。不久，我就富有了，那么，我终于可以允许自己吝啬一把了：既然我有了这个名声，就得真正地名副其实。我很高兴把自己当作莫里哀，也许比莫里哀本人还要高兴，因为我意识到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位大作家，而且我可以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框架里去看自己，评价自己，莫里哀却不能像我一样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然而，我没有像他那样在那个年代里遭受过审查机构的非难，而且我不像他那样，我不嫉妒我妻子，因为我没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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