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解读昨日“政治不正确”的吉卜林？

如果一个作家曾经存在偏见，我们是否要永远尘封他的姓名？

20世纪40年代的一则威士忌广告中，马克·吐温和鲁德亚德·吉卜林二人于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纽约州埃尔迈拉县相见并畅饮波旁威士忌 图片来源：Alamy/ The New Republic

去年夏天，当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们来到他们新近翻修的学生会大楼，却发现那里的墙上写着一些送给他们的忠告:

如果在众人六神无主之时，

你镇定自若而不是人云亦云；

如果被众人猜忌怀疑时，

你能自信如常而不去枉加辩论；

如果你肯耐心等待不急不躁……

如果你有梦想，又能不迷失自我……

如果你有神思，又不致走火入魔……

如果你跟村夫交谈而不变谦恭之态……

在这首诗的结尾，作者惊叹道：“那么，你的修养就会如天地般博大，而你，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我的儿子！”

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这首诗《如果》（If-）长久以来一直是励志海报和毕业演讲的主题，前些年更是被投票评选为“英国最受欢迎的诗歌”。但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对待吉卜林的态度却很犹豫。他们认为，“作为种族主义诗歌《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的作者，写过大量试图使英国的帝国主义合法化……并使有色人种非人化的作品，”对于21世纪的多种族学生群体来说“极为不合适”。有脑袋灵光的学生仿照班克斯（英国涂鸦艺术家——译注）的风格，在吉卜林的诗歌上重新涂写上了马娅·安杰卢（Maya Angelou，美国黑人女作家、诗人、民权活动家——译注）的诗歌《我仍将奋起》（Still I Rise）。

墙壁上原为吉卜林的诗歌《如果——》（左），一名学生在这首诗之上涂写了马娅·安杰卢的诗歌《我仍将奋起》 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如果一个作家曾经存在偏见，我们是否要永远尘封他的姓名？而当他的笔触特别有洞察力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要试图理解他的作品？克里斯托弗·本菲（Christopher Benfey)）在他关于鲁德亚德·吉卜林的新书《如果：吉卜林的美国岁月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If: The Untold Story of Kipling's American Years）一开篇就提出了这些难以回避的问题。而本菲的回答既没有赞扬，也没有贬低，他没有对今日声名狼藉的吉卜林进行简单的批判，而是对吉卜林的生活和作品进行了深入探究。

作为一个高产的作家，吉卜林的作品涵盖诗歌、故事集和面向儿童和成年人的小说，他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受欢迎和商业上最成功的作家”，190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当时年仅41岁的他至今也仍是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尽管在今天看来，吉卜林可能已经成为了“经典的政治不正确作家”，但他的作品也对后来许多后殖民主义作家有着深刻的影响。

1865年，鲁德亚德·吉卜林出生于印度孟买，日后在拉合尔和阿拉哈巴德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吉卜林比任何其他英国作家都要更加了解印度，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认为他的作品是“不可否认的权威”。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把吉卜林的小说《吉姆》改编成了《英国病人》，并把吉卜林的作品比作“灵丹妙药”。马娅·安杰卢也表示她“欣赏且尊重吉卜林”。

本菲认为，在这本生动洞察了吉卜林美国岁月的书中，他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位大英帝国的吟游诗人。在长达10年在美国的旅行和生活中，吉卜林还努力成为“一个特殊的美国作家”——以这个大陆强国的力量，造就匹配其伟大之处的文学作品，甚至“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如果》是吉卜林第一首记述美国生活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他成功了。

吉卜林有句名诗曾写道：“西乃西时东乃东，两处（Twain）不相逢。” 但有趣的是，1889年，吉卜林横渡太平洋，从印度前往美国就是为了见马克·吐温（Twain）。吉卜林朝圣般地穿过旧金山唐人街、哥伦比亚河的鲑鱼罐头店、约塞米蒂间歇泉和芝加哥屠宰场，第一次来到了美国西部。在3000多英里的旅途后，吉卜林终于到了他的偶像在纽约州埃尔迈拉县的家门口。二人见面之后畅聊了两个多钟头，吉卜林对于面前这位“神话”般的偶像肃然起敬，而马克·吐温也对这位来自印度的博学年轻人深感奇特、印象深刻，后来马克·吐温的一个女儿还回忆说，她觉得吉卜林仿佛是神秘的“月球的来客”。

吉卜林通过美国文学爱上了美国本身，从马克·吐温到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其跳动韵律和叙事流派对吉卜林的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1889年的旅途中，吉卜林也曾短暂地爱上了一位美国女性——一位友人的妹妹，她当时在韦尔斯利大学读书。同年秋天，吉卜林抵达伦敦，很快与美国作家兼文学经纪人沃尔科特·巴莱斯蒂耶（Wolcott Balestier）成为了要好的朋友，同时也与他的妹妹卡罗琳·巴莱斯蒂耶（Carrie Balestier）变得相当亲密。吉卜林和巴莱斯蒂耶合作写了一本冒险小说，故事分别发生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和印度的拉贾斯坦邦，他们把两个大陆的知识融入了这本书中。可惜的是，1891年12月，巴莱斯蒂耶不幸死于伤寒，离他的30岁生日不远，并没有看到这本《娜拉卡：东西方民谣》（The Naulahka: A Story of East and West）出版。在巴莱斯蒂耶去世的六周后，吉卜林和卡罗琳·巴莱斯蒂耶在伦敦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将新娘交付给了吉卜林，之后这对新婚夫妇便坐船前往美国，开始了他们的蜜月之旅。

在美国佛蒙特州的布拉特尔伯勒小镇外，这对新婚夫妇买了一块能看到蒙纳德诺克山的土地——“这里的生活平静祥和、安宁治愈。”吉卜林如此写道。为了纪念这件事，他们还在空地上堆了一个佛像形状的雪人。1892年年底，吉卜林夫妇的女儿约瑟芬·吉卜林（Josephine Kipling）在佛蒙特州出生了。他们还新盖了一座房子，主要是由吉卜林设计的。这座房子长约90英尺，却只有一个房间的宽度，里面铺着光滑温暖的硬木地板，就像“诺亚方舟停泊在阿勒山上一样——一艘船停在山坡上”。吉卜林夫妇把这座房子命名为“娜拉卡”（Naulakha在乌尔都语中的意思是价值90万卢比，因此这个词也被用来形容珍贵的东西——译注）。

吉卜林夫妇的房子“娜拉卡”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古迹名录和国家历史地标，同时也被用作出租的度假公寓 图片来源：landmarktrustusa/ wikipedia

正是在“娜拉卡”里，吉卜林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吉卜林在这里构思小说，包括后来的《吉姆》，他还以英国格洛斯郡的捕鱼队为背景，写出了他所谓的“真正地道的美国故事”——《勇敢的船长》。为了女儿约瑟芬，吉卜林还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小动物的故事，这些故事后来被收录进了《原来如此的故事》。正如标题所写，这本故事集描述了不同的动物为什么“原来如此”——“为什么骆驼有驼峰”“为什么大象有长鼻子”——这些故事还有一个温馨的背景：吉卜林说给女儿听的床边故事，“约瑟芬每次都要求用同样的方式讲故事，因此就有了《原来如此的故事》。”吉卜林还在“娜拉卡”创作了《丛林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毛克利（Mowgli）的印度男孩的故事，毛克利是一个被善良的狼群抚养长大的“狼孩”。《丛林故事》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来自吉卜林在印度的见闻，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他对美国的一些看法：尽管美国很有教养，但依然是个狂野的地方。本菲认为，吉卜林深信“暴力是美国生活的核心”，而在佛蒙特州，“他生活在一个无法无天的丛林荒野中。”

吉卜林的《原来如此的故事》中的两幅插画，此书是他在佛蒙特州的那几年为年幼的女儿创作的故事集 图片来源：Culture Club/ Getty/ The New Republic

不过，美国悠闲的田园生活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895年初，吉卜林在华盛顿特区住了六周，并在此期间结识了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包括当时共和党的新星西奥多·罗斯福，吉卜林从“刚开始见面……就非常欣赏他”。同年晚些时候，吉卜林被英属圭亚那和美国支持的委内瑞拉之间的边境外交冲突激怒，因为他的新朋友威胁要把这场外交斗争推入战争。1896年，吉卜林与酗酒的小舅子贝蒂在家门口公开斗殴，并且尴尬地闹上了法庭。这些喧嚣的琐事破坏了吉卜林平和的生活。在法庭就此事举行听证会不久后，吉卜林决定收拾行囊前往英国。“一个人养大了孩子，筑起了一堵墙，挖了一口井，种下了一棵树，这太艰辛了，”吉卜林写道，“这是我做过最艰苦的事情。”

三年之后，吉卜林全家再次回到美国。但在这次远航中，吉卜林的孩子——他的二女儿埃尔西在1896年出生，第二年又生了小儿子约翰——都得了重感冒，不久后，吉卜林和他的女儿约瑟芬都得了肺炎。吉卜林本人挺了过来，但约瑟芬的病情突然恶化，不久之后便夭折在纽约，年仅6岁。吉卜林几乎无法承受这一悲痛。几个月后，他沉痛地写道:“我亲爱的女儿非常热爱（美国），她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事物的方式几乎完全是美国式的。我想我不太可能再回到美国了。”事实上，吉卜林也确实再也没踏上过美国的土地。

《如果：吉卜林的美国岁月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让人回忆起（或者说向人介绍了）吉卜林那惊人的文学天赋。“我相信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博学多识。”马克·吐温曾兴奋地如此评价，亨利·詹姆斯则惊叹于“他的早成和多才多艺”。 很少有英国作家能在散文和诗歌方面同时取得如此成就。T·S·艾略特就曾在介绍一本吉卜林的遗作集时建议，不要像托马斯·哈代那样，将吉卜林“作为诗人和散文小说作家分开来评判”，而要将其作为“把诗歌和散文交流编织在一起的开创者”。

吉卜林的作品充分展示了他对于节奏、韵律和个人风格的非凡掌控。本菲举了一个虽小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吉卜林的诗歌《镰仓大佛》（Buddha of Kamakura）中，他正确地把重音放在了“Kamakura”的第二个音节上，而不是像大多数说英语的人那样把重音放在第三个音节上。很大程度上，吉卜林作品的口语化，是他的儿童文学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他知道如何写作才更加适合大声朗读。不过，矛盾的是，吉卜林捕捉特定声音的技巧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一些作品在百年后不再能引起那么多的共鸣，因为人们说话习惯的变化往往比写作习惯的变化要快。尤为令人不快的是，吉卜林会用古英语中的“汝”（“thee” 和“thou”）来表示作品中讲印度斯坦语的印度人物使用的相似人称代词。

如果说歌谣是吉卜林成功驾驭诗歌韵律的题材，那么短篇小说则是他在散文中遣词造句的成就之处。虽然吉卜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说是动物故事，但他在小说中也广泛运用了唯灵论和超自然现象（有时是个人实践）。他在《世界上最好的故事》（The Finest Story in the World）中描绘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通过自己的往世生活来讲故事，叙述者们则疯狂地传抄这些故事，希望能证明转世是真实存在的。在《第四维度中的一个错误》（An Error In the Fourth Dimension）中，吉卜林尝试了另一种可能性——通过毒品和幻觉进入另一个领域——他自己偶尔也会吸食鸦片。吉卜林对这些神秘领域的前沿探索——在生命和来世之间，在肉体和精神之间——与他更广为人所知的东西方边界之间、荒蛮和文明之间的关注形成了特别有趣的映照。

《如果》

本菲以一种近似吟游诗人的感觉，漫步在吉卜林在美国的岁月中：于此处停留在一些特别的兴趣点上，然后又到别处再看一眼。这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些独特而难忘的见解。他把吉卜林的《吉姆》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指出这两本书的主角都是少年英雄，他们都在“生命之河”（吉姆的宏伟主干道与哈克的密西西比河）上航行，“不是以他们本来的面目……而是乔装打扮之后经过。” 本菲也指出了吉卜林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诺亚方舟的主题，从他小说里的设施外观到他的房子“娜拉卡”的设计，再到他在签名上经常用的密语——嵌套在大写字母“A”中的方舟：Ark + A，发音为“RK”（吉卜林本人就在《原来如此的故事》中优雅地展示了家族的艺术才能：他的父亲洛克伍德是孟买和拉合尔两所艺术学校里一位颇有成就的艺术家和教育家，他的两位姑母都嫁给了著名的艺术家）。

在一次参观华盛顿动物园的过程中，吉卜林和西奥多·罗斯福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讨论，罗斯福对灰熊的欣赏和吉卜林对海狸的钦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两位朋友的不同观点中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帝国主义色彩。”本菲观察到：吉卜林倾向于谦虚谨慎而不辞辛劳建设的大英帝国，而罗斯福则爱着富有魅力、咆哮如雷、身强力壮的美利坚帝国。

不过很多时候，本菲放弃了许多飘过脑海的奇思妙想，任由它们飘走。本菲有一点说得很对，虽然吉卜林“经常振振有词地提议，却几乎没有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法”。事实上，《如果》一诗本身就显得特别虎头蛇尾，前面气势满满的诗节，突然在最后一句泄了气 ：“而你，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我的儿子！” 本菲的书以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尾巴结束了越南战争期间对吉卜林诗歌的引用，这让人感觉既太少（就吉卜林而言）也太迟了（直接从20世纪10年代跳到了70年代）。

本菲写道：“吉卜林的美国岁月笼罩着一种懊悔的‘如果’感。”如果……他的意思似乎是，如果吉卜林的余生都在美国度过，那又会怎样？如果吉卜林留在美国，那么他的小儿子约翰就不会在1915年（美国参战前）去参加战争，也不会在第一次战斗中就不幸牺牲。约翰的死亡沉重打击了吉卜林，使他被负罪感深深地折磨着，健康状况也随之每况愈下。除了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吉卜林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学成就外，他晚年（他于1936年去世）最重要的作品是他为费边帝国战争治丧委员会（Imperial War Graves Commission）撰写的墓志铭：“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死，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的父辈说了谎。”

事实上，在离开美国后，吉卜林一家开始在南非过冬，在那里，吉卜林与支持英国侵略扩张主义的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和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成为了密友。吉卜林后来说，《如果》一诗改编自塞西尔·罗兹的追随者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在某种程度上，吉卜林形成了一种“尖锐而令人反感的”政治观点，他成为了坚定的保守派和白人帝国联盟的拥护者，同时也是爱尔兰和印度民族主义的劲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简洁地将其评判为“一个十足的帝国主义者……道德上麻木不仁，审美上令人作呕”。

《如果：吉卜林的美国岁月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清楚地表示，吉卜林的政治攻击性其实应该被理解为美利坚帝国和大英帝国影响下的产物。吉卜林在罗兹之前就认识罗斯福，在那时他就意识到，他能给美国朋友带来的是一种“恰当地表达帝国野心的言语”。这也是吉卜林为什么曾在那臭名昭著的《白人的负担》一诗中呼吁美国征服菲律宾。而反过来，美国日益高涨的野心对大英帝国来说可能意味着某种焦虑，这种焦虑在吉卜林的另一首诗《曲终人散》（Recessional）那近乎末日般的呼唤中显现出来：“远去了，我们的军舰消隐；/海隅和沙丘上的烟火低沉；/啊，我们昨天所有的烜赫/与尼尼微和推罗一同消尽！”

如此说来，在关于如何解读吉卜林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媒体对曼彻斯特大学涂鸦事件的报道显示，关于吉卜林帝国遗产的严肃讨论可能演变成“种族主义者”和“雪花一代”（snowflake，是英语国家近年来一种政治化的侮辱词汇，通常被政治右派用来侮辱政治左派，形容人脆弱敏感、容易被冒犯，类似于中文语境中的“玻璃心”——译注）之间的讽刺战争。从美国人把吉卜林写进他们的历史和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份帝国遗产的影响实际上要广泛而复杂得多。也许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们把《如果》一诗留在了它应该呆在的地方：马娅·安杰卢的诗歌之后，那模模糊糊隐约可见的白色阴影。

（翻译：张海宁）

来源：新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