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
一
10世纪初，在藩镇割据和黄巢起义的双重打击下，大唐帝国终于土崩瓦解，中国历史随后进入了以“五代十国”标名的分裂 动乱的时代。所谓“五代”，指的是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出现的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较强大的王朝。“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小说家施耐庵在《水浒传》一开篇引用这首据说出自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诗句，说 的就是这 5 个朝代。从 907 年到 960 年，前后仅仅 54 年，在中原却轮替了5个朝代，走马灯似的更换了15个皇帝，平均每个皇帝在位时间不到4 年，扰攘不休。后唐和后周的统治者，都曾以养子嗣位，如果考虑到五代时期这种独特的养子现象，那么，五代十五帝其实还不止五姓，而是八姓。怎一个乱字了得！
与五代几乎同时存在的，还有10个相对较小的地方性割据政权，史称十国（902—979）。其中9个在南方，即吴、南唐、 吴越、楚、前蜀、 后蜀、南汉、南平（ 荆南 ）、闽，只有1个在北方，那就是北汉。相对于五代而言，十国地盘较小，势力较弱，国势较强时，往往称王称帝，割据一方，有自己的国号和年号，一旦国力衰退，则夹起尾巴做人，尊奉北方朝廷的年号，而 停用自家的王号和年号。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正史中，关于五代 十国这一段的正史有《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两种。《新五代史》将五代诸君主列入本纪，而将十国诸君主列入世家；《旧五代史》亦将五代诸君主列入本纪，而将十国诸君主列入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总而言之，十国与五代相比，有如小巫见大巫， 等而下之。十国之间固然亦有相安无事乃至联姻结援的时候，如闽国和南汉之间就有政治联姻，但也不时发生利益冲突，彼此相争、远交近攻的例子并不罕见。另一方面，五代十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王位继承权的抢夺，上下相斫，厮杀不断，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政治残酷、人性堕落以及历史线索纷乱。史家面对这一段历史，常常产生治丝益棼的无力之感。因此，研究五代十国的学者，相对于研究唐代的学者要少得多；五代十国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也远不及唐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容易理解的。
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研究，就为此提供了生动而现成的例证。薛爱华一生出版了七部有关唐代的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珠崖》《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步虚：唐代对星空的探讨》《唐代的茅山 》《时间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诗歌 》。他对大唐帝国的研究，涉及唐帝国的对外关系、唐帝国的南部边疆、唐代的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唐人对于星空宇宙的认识等等，体现了他对唐朝历史文化的痴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薛爱华对大唐帝国瓦解之后的五代十国，尤其十国这一段历史，同样也充满了兴趣。在十国中，他对南汉和闽国尤其情有独钟。他完成于194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南汉研究为题的。在《朱雀》 一书中，他也经常提到奢侈富庶的南汉帝国。而他初版于1954年的《闽国》（The Empire of Min: 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 ），可以说与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一脉相承，延续了前一研究中重视唐帝国遗产与聚焦唐帝国边疆的研究思路。 尽管如此，南汉研究（未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和《闽国》，相对于另外七部唐研究专著而言，明显是少数。但是，从时间序列来看，南汉研究和闽国研究却是薛爱华在汉学研究上最初取得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堪称薛爱华极富个人特色的汉学研究的先声。而在这两本书中，唯有《闽国》是公开出版的，更方便我们了解其中详情。
《闽国》一书以10世纪中国南方的王国为主题。顾名思义， 薛爱华特别看重闽国在时间（“10 世纪 ”）和空间（“南方 ”）两个方面的属性。关于10世纪这个时间点，薛爱华开门见山，在 书中第一页就强调指出：“在中国历史上，10 世纪是最被忽视的时代之一。尤其是传统史学称为‘五代’的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重视不够的情形。”“之所以忽视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因为研究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对于学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文文献资料相对匮乏。”“天命世代传递的正统观念，使得对北方五代的研究显得比较彻底，而相对而言，对中国中部与南方十国的研 究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十国所宣称的正统性，并没有得到其后的帝国官方史学家承认。”正如《闽国》一书“绪言”中所综述的，在薛爱华开始此项研究的20 世纪50年代初，已有的闽国研究的成果，无论中文文献还是西文文献，都寥若晨星。对于很多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甚至晚到20世纪80年代，闽国还是异常生疏的。
在西方语言中，虽然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等汉学名家开展了对十国的研究，但他们的 研究并非专门针对闽国，在现代中文文献中，只有魏应麒《五代 闽史稿之一》令人眼为之明，最值得重视。可惜的是，魏应麒只完成了这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未竟其业。在宋代人手里编纂而成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不仅由于偏重政治史而失于肤浅，而且由于宋朝对十国怀有与生俱来的政治偏见 和居高临下的“正统”歧视，对相关历史事实常做筛选过滤，致使诸多历史叙述变形，对于闽国的历史叙述，既稀少单薄，又未尽可信。几百年后，当清人吴任臣编纂《十国春秋》时，尽管有意摆脱“正统”的纠缠，补缺纠偏，但事实上，由于文献不足，他已经力不从心了。“ 因为他是在事件发生6个世纪之后才记述这一事件。因此，纵然《十国春秋》被近来许多作者作为一种主 要而权威的文献来源而频繁引用，但我仍对使用其中的材料持 谨慎态度，不管这些材料多有吸引力，除非能够查证出处，否则 我不会使用。”薛爱华对包括《十国春秋》《资治通鉴》等书在内 的前代历史叙述，抱着审慎的、批判的态度。所以，《闽国》的 “绪言”部分，从常规视角来看，固然是套路式的文献综述和学 术史回顾，从具体目的来看，它也阐释了此书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方法。
《闽国》第一章“自然景观”着重对闽国的自然地理环境进行描述，旨在为后续的历史叙述提供自然环境的背景。本章所涉及的自然，包括山川河流、鸟兽草木、城池建造，乃至水陆交通。从这个角度来看，薛爱华仿佛是一个“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孔门诗教的信徒。实际上，薛爱华是一个大自然的热爱者，他热爱自然界中的各种物产，也热爱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尤其痴迷观察各种花草鸟兽，临终前一个月，他还在伯利兹观察珍稀鸟类和哺乳动物。《闽国》第一章的视角，已经体现了薛爱华这一独特兴趣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在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生涯中，这一方面的影响持续扩展，由此产生了《撒马尔罕的金桃 》《朱雀》等著作。如果说，对物的兴趣贯穿了他的一生，那么，对名物的兴趣就是他的汉学研究的突出特点。而在这一方面，《闽国》第一章可以说是《撒马尔罕的金桃》和《朱雀》等书的先声。
除了“绪言 ”《闽国》一书共有六章：“自然景观 ”“朝堂”“历史”“经济”“艺术”“信仰”。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作者关注的不仅是闽国的政治史，而且涉及地理、经济、艺术和宗教各方面。“朝堂”一章介绍的是“闽国的著名人物，他们的命 运左右着这个自中华帝国形成以来福建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的兴 起、维持和衰亡”。这些著名人物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号称“王氏三龙”的王潮、王审邽和王审知兄弟，其次就是王审知的继承者，包括其长子王延翰、次子皇帝王延钧、少子王延羲，以及建 州刺史王延政、王延钧长子王继鹏等，另外就是一些对闽国政局起到举足轻重影响的朝臣、近侍和禁军将领，如薛文杰、朱文进、连重遇、李仁达、许文稹、杨思恭，还有一些广为传闻的后妃，如金凤和春燕。作者设立“朝堂”一章，与其说旨在介绍人物，不如说意在正式叙述这段历史之前，先渲染一下闽国朝廷的氛围，或者说，是以宫廷为中心，展示影响闽国政局的诸种内外因素。
第三章“历史”所叙述的内容，实际上也是“闽国的著名人物 ”，只不过他将这些人物按照其政治身份，分为刺史、藩王、帝王、暴君、投机分子、军阀等若干种。第三章的叙述对象貌似与第二章有些重叠，但实际上两者的角度明显不同，重点更是迥然不同。第二章重在渲染宫廷氛围，第三章重在介绍这些人物不同的政治角色或者身份。从刺史到藩王到帝王，一方面标志着固始王氏在五代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转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一地方势力逐步崛起、闽地割据格局最终形成的历史脉络。至于暴君、投机分子和军阀，则显示了闽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从另一 个角度也可以说，第三章相当于闽国的一个编年史，只不过这个编年史是以其最高统治者为线索贯穿起来的。
王审知兄弟所占据的闽地，从北到南，依次分为五州：建 州、汀州、福州、泉州、漳州。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福州和建州。王审知去世之后，福州和建州分别由他的两个儿子掌管，甚至形成以福州为中心的闽国和以建州为中心的殷国的对峙割据，在福州先后掌权的王延翰、王延钧和王延羲，与在建州掌权的王延禀和王延政之间，经常爆发内战。双方甚至分别引入外援，于是，不仅北方的五代介入闽国的官号和正朔，而且淮南吴国、吴越和南唐更直接派兵派人介入闽地的内战。在闽国末年，闽地五州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建州和汀州落入南唐之手，福州属于 吴越的势力范围，只有漳州还受军阀留从效的节制。朝秦暮楚， 朝三暮四，在闽国政治中屡见不鲜。
纵观薛爱华一生的汉学研究，他所重点关注的并不是政治史，而是广义的社会文化史。从他的十部专著可以看出，他对中古中国的最大兴趣所在，是边 疆 开 发、经济交流（物质文化）、文学艺术以及宗教信仰等。这种兴趣倾向，早在《闽国》一书中就有鲜明的体现。政治史也不是《闽国》一书的首要关注点， 尽管相对而言，头两章中较多有关政治史的叙述，但也经常穿插可读性较强的社会史的描述。从第四章开始，《闽国》的焦点转移到了闽国的经济、艺术和宗教。关于经济，作者关注的是物产 与贡品、朝廷支出与赋税、货币、对外贸易和人口变化等，比较 偏重物质文化和社会经济生活。艺术方面，作者关注的是建筑、其他各类艺术和文学创作。宗教方面，除了概述之外，作者还特别关注了佛教、道教、官方信仰、摩尼教、传说和民间信仰等。
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总体来看，有关闽国历史的文献资料存世甚少， 关于经济、艺术与宗教的材料更少。《闽国》的写作，无疑受限于文献的匮乏。薛爱华费心搜集材料，创建了 闽国历史的叙述框架，是难能可贵的。他对史事细节的强烈好奇心，对奇闻异事的痴迷，使得叙述轻松活泼，可读性很强。有意思的是，王审知兄弟三人，以“审”字标志辈分，其行事确实比较审慎。他们的子孙两代，分别以“延”“继”字标志辈分，可是，无论是福州的王延翰、王延钧和王延羲，还是在建州的王延禀和王延政，无论是福州的王继鹏还是建州的王继雄，其性格多 张狂刚愎，行事每暴戾恣睢，完全没有延续或继承王审知那一 辈的家风。薛爱华对他们的个性津津乐道，叙述娓娓动听。又如，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很多都喜欢玩弄名号的游戏，具体表现在王号、年号和姓名三个方面。最典型的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李仁达，他的政治经历，完美诠释了“朝秦暮楚”“反复无常” 这两个成语。有意思的是，他每改换一次投靠对象，就改一次名字，令人忍俊不禁。在诸如此类的叙述中，体现了薛爱华独特的写作趣味和行文风格，在他未来的汉学研究论著中，这种趣味和风格还将被进一步突显，更加引人注目。
二
2018 年春节假期，从内地蜂拥前来海南岛避冬的人群，使这 座海岛喧闹一时。假期结束，离岛的车辆排成数公里的长龙，挤 满了琼州海峡边的道路。不管是 1200 年前的唐代宰相韦执谊，还 是 900 年前的宋代文豪苏东坡，恐怕都无法想象，他们当年避之 唯恐不及的天涯海角，如今竟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旅游休闲热门 目的地。在这个新闻登上头条之时，我正坐在古城金陵城东书房 的南窗之下，翻译着薛爱华的《珠崖》。
《珠崖》以海南岛为主题。所论时段，是“从远古时期直到 北宋末年，亦即至大约 12 世纪 20 年代为止”。“但本书的重点是8世纪到11世纪，在这个时段内，有关海南的材料才开始变得丰富起来。”对于唐宋帝国来说，海南岛是比闽地更为荒远的边疆，是有罪官员的贬谪之所。在传统文献中，“珠崖”也可以写 作“珠涯 ”“珠厓 ”“朱崖 ”“崖州 ”，这些汉字给予中原士人的联想，是遥远的烟瘴蛮荒之地，令人望而生畏。出身士族的中 唐宰相韦执谊，连这个地方的地图都不敢瞄一眼，生怕沾上这挥之不去的梦魇。《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三“定数”收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韦执谊自相座贬太子宾客， 又贬崖州司马。 执谊前为 职方员外，所司呈诸州图，每至岭南州图，必速令将去，未尝省之。 及为相， 北壁有图经， 数日试往阅焉， 乃崖州图矣， 意甚恶之。 至是， 果贬崖州， 二年死于海上。（ 出《 感定录》）韦执谊早年担任职方员外郎，工作职责的关系，他需要接触各州郡的地图。但他小心翼翼，坚持不看崖州地图。然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他终究还是没能摆脱贬死崖州的命运。
《珠崖》一书初版于1969 年，较《闽国》晚15年。尽管相隔 15 年，薛爱华对大唐帝国边疆的兴趣依然不减当年。此前两 年，亦即 1967 年，薛爱华刚刚出版他的《朱雀》。很显然，在薛爱华各种专著中，《珠崖》与《朱雀》之间的关系最为直接而确 定。有一种古老而传统的解释，认为“珠崖”意即“朱雀之崖”， 如果采信这种说法，那么，两书书名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实质上，《珠崖》一书的命名风格、章节安排和行文套路，都与《朱雀》如出一辙，完全可以说是《朱雀》的余韵。用薛爱华本人在《珠崖·前言》中的言辞，《珠崖》是为《朱雀》所下的一个“充 实的注解”。换句话说，《朱雀》是原文，《珠崖》是注解，在作 者眼中，这两部书就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
在 1988 年建省之前，在漫长的历史中，海南岛在行政区 划和文化区域上一般都归属广东或者岭南。它孤悬海外，外形 “像一颗精美的绿宝石悬挂在中国南端的海岸，而其垂坠的位 置，使人想起红宝石之岛锡兰（Ceylon）”。另一方面，因为海南岛出产珍珠，所以有“珠崖”之称。从远古秦汉到六朝的海南岛开发史，至今仍然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只是囿于极其有限的文献记载，只能粗线条地描绘，“随着唐朝的开拓进取， 并在全岛确立了统治权，海南岛的真正形状也开始浮出水面”，相关的文献记载也多了起来。《珠崖》将描述重点放在8至11世纪，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个时期被贬海南岛的北方流人中，最为著名的是李德裕、卢多逊、丁谓和苏轼。他们的海南岛经历， 尤其是李德裕、苏轼以及陪同苏轼来到崖州的儿子苏过笔下的崖州记忆，成为薛爱华描述唐宋流人的海岛生活的重要依据。
海南岛的自然条件与北方大陆截然不同。这里湿热难当的气候，狂暴肆虐的台风，内陆的山岩，甘美的泉水，丰富的矿藏，各种与众不同的动植物，例如贵重的沉香木、稀罕的翡翠鸟等，无不光怪陆离，炫人眼目，充满了异域风情，令远道而来的中原迁客着迷，更令热爱自然观察的薛爱华着迷。在《珠崖》一 书中，“自然”一章所占篇幅最大，也最有原创性。薛爱华不仅细读传世历史文献和文学文本，而且结合近代以来对海南岛所做的人类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实地考察，对此岛自然史的不同切面，做了细密的观察，并与读者分享。从很早开始，海南岛就 以出产珍奇的“明月珠”而闻名，这让中唐诗人张籍艳羡不已。张籍在其《送海南客归旧岛》诗中说：“海上去应远，蛮家云岛 孤。竹船来桂浦，山市卖鱼须。入国自献宝，逢人多赠珠。却归 春洞口，斩象祭天吴。”但是，张籍毕竟身在中原，与海南岛悬隔万里，其诗中所述，不免掺杂了主观的浪漫想象，甚或异域的美化。相比之下，陪同苏轼在海南岛生活的苏过，其《冬夜怀诸兄弟》诗中对海南的描述，就真实可信得多：“我今处海南，日与渔樵伍。黄茅蔽涧谷，白雾昏庭宇。风高翔鸱枭，月黑号鼯 鼠。舟居杂蛮疍，卉服半夷虏。下床但药饵，遣瘴烦樽俎。何须鸢堕时，方念平生语。”像《冬夜怀诸兄弟》这类基于亲身见闻和 实地观察的诗文，特别受到薛爱华重视。薛爱华不仅善于搜集有 关早期海南岛的历史文献，还擅长利用当时人诗文作品中的零星 材料，挖掘其中的社会文化价值。总之，《珠崖》一书的风格与《朱雀》一样，既有质实的史料，又有鲜艳的色彩。作者的描述是细腻的，笔触是有感染力的。
薛爱华自始至终希望回答的问题是：12世纪以前的海南岛是什么样子的？他不仅关心海南岛的自然风貌，也关注那里的 历史和人文环境。所以，《珠崖》的前三章分别从“历史 ”“自然”“原住民”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这三章是全书的重点。前两章的视角，分别是海南岛的人文历史和自 然历史，第三章的焦点是海南岛的原住民。较之关注流人，关注原住民更有难度，也更为稀罕。“在早期中国人眼里，珠崖就是 一座神秘之岛，岛上的族群构成同样也是一个谜。”如果根据语言来划分，“当时整个南越地区只能划分成六个群体：一是羁縻州邕州的侬氏和黄氏部落，他们是最开化和最有势力的原住民家族，很可能是说泰语的；二是融州的猺人，他们是神犬槃瓠的后裔；三是广西深山里的獠人（取狭义）；四是与獠极其相似的蛮人（取狭义）；五是黎人，尤其是分布在海南的；六是疍人，他 们以船为家，以捕鱼为生，能入海采珠”。而在海南岛上，既有黎人、峒人，也有号称河洛人（福佬人）的北方移民的后代，还 有生活在水上的疍人。黎人之中，根据其开化程度的不同，又分 为生黎和熟黎两种，“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征徭者为生黎”。按照宋人周去非的观察，生黎质直犷悍，比较好管理， 而熟黎中则混杂有湖广福建移民中的奸顽之辈，较难以驾驭。黎人的风俗与汉人不同。按照古代文献的记载，当黎族女孩年方 及笄，就要在脸颊和脖颈用蓝色刺上精美的花纹和飞蛾图案，所以也称为“绣面”。越富裕的人家，文身越是讲究，反之，丫鬟婢女则无缘文身。对黎人来说，女子文身不仅具有审美功能，更 是社会身份的标志。
薛爱华还注意到唐宋时代海南岛上的跨文化通婚现象，此事 涉及岛上社会族群融合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有些生活在峡谷 中的黎人，对跨族群、跨文化婚姻的态度是开放的，他们允许汉人进入自己的家族圈。相反，汉人尤其是汉人中的政府官员，对这类通婚却比较拒斥。例如，“宋初有一小官吴蒙带兵深入高地，就遇上了这样一位慷慨大度的黎戎主人。吴蒙被俘获后，黎人待之甚厚，以女妻之，两人育有一子。要么他认为这种奇怪的人生 遭遇不适合体面的华人，要么他的上司这么认为，总之他最后是 被人用银瓶赎出来的”。这种观察视角，透露了薛爱华早年所受 学术训练中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背景。
第四章中的“交通”，不单指字面意义上的道路交通，也包 括海南岛的物质生产、经济贸易以及海外交通，也就是说，除了 海南岛与外界的人员往来之外，也包括海南岛与外界的物质交 流。于是，在“交通”的题目之下，海南岛的经济生产、向上进 贡以及海外贸易，都囊括其中。这是观察海南岛的一个别致角 度，也再次体现了薛爱华对物质文化的情有独钟。
古代中国人对海南岛的了解，很多是通过北方流人留下的各种记录。《珠崖》各章描述，几乎都离不开这些流人留下的文字 材料。这些材料当然是珍贵的。相对来说，专门描述流人的第五 章，是书中最不令人感到意外的一章。第五章写到的流人，主要 是唐宋两代的杨炎、李德裕、丁谓、苏轼四人，围绕苏轼的描述最为详细，主要是因为苏轼留下的文字记录最多。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岛很早就引起西方殖民者的兴趣，西方汉学界有关成果甚多。《珠崖》一书参考了西方学者郇和、梅辉立、莫古礼、萨维纳、芬次尔等人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在这 一方面，《珠崖》亦与《朱雀》相近，而与《闽国》相远。
如果割弃了五代十国这一段，大唐帝国的历史显然是不完整的。同样，《朱雀》一书如果缺少了《珠崖》这一尾声，也是不 完整的。追求完整圆满的冲动，曾经使薛爱华面对《珠崖》这一 选题欲罢不能，并终于完成了这本著作。喜欢《朱雀》的读者， 终究也会喜欢《珠崖》的，我相信。
三
闽地的开发和开化，与中原移民尤其是来自河南固始的移民有极大的关系。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淮南道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王审潮（又名王潮，下文统称其为王潮 ）、王审邽和王审知兄弟三人，亦加入义军，并于 885 年率军进入福建，随后在闽地建立了闽国。在五代十国中，这个僻居 东南一隅的小国既不强大，也不显眼，但是，在闽地开发和文化 发展史中，闽国历史却是非常重要、光耀夺目的一段。值得一提 的是，当年追随王审知兄弟入闽的将士，很多都是光州固始人。
而在闽地开发与开化的历史上，另一位做出巨大贡献并且被后人尊奉为“开漳圣王”的陈元光，也是光州固始人。陈元光是唐高宗、武后时人，其年代早于王审知约200 年。不知道当年从固始 出发的王审知兄弟们，在最终选择闽地为行军目的地时，是否冥冥之中受到 200 年前那位乡先贤的启示？
跟随王审知入闽的将士中，有一位是后来官至漳州刺史的 程赟。这个名不列正史传记的人物，对我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原闽王王审知故第、今福州闽王祠中，至今依然 树立着一块恩赐琅琊王德政碑。碑立于唐哀帝天祐三年（906） 十二月一日，上面刻有：“今节度都押衙程赟及军州将吏、百姓 耆老等，久怀化育，愿纪功庸，列状上闻，请议刊勒。”由此可 见，程赟不仅是王审知的亲信，而且是建立这块王审知功德碑 的首倡者。《闽国》第三章第七节写到暴君朱文进时，也提到他的名字。开运二年（945 年）二月，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联手门使连重遇，弑杀闽主王延羲而自立。朱文进随后任命了一批重要的政府官员，其中包括漳州刺史程文纬。在脚注中，薛爱 华特别标注：“《新五代史》作‘程赟 ’，我无法确定哪个是正确 的。”实际上，程赟就是程文纬。在闽侯程氏的族谱中，他被称为赟公，也就是入闽程氏的始祖。原来，闽国这段遥远的历史，与我家族的来历密切相关。2018年春天，我正在忙着翻译《闽国》的时候，收到老家闽侯县甘蔗镇寄来的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念册《瀛洲之光——纪念 甘蔗程氏宗祠重建20周年》。这本纪念册第71页至76页，即为《入闽始祖赟公传略及其史迹》，包括《入闽始祖赟公传略》、《闽 侯县文物保护单位程赟墓》和《闽王祠琅琊王德政碑记述赟公事 迹》。赟公死后，原葬于漳州，明代崇祯十七年（1644），迁至闽 侯竹岐榕岸龙兴山，与甘蔗镇隔闽江相望。这本纪念册第 25—29 页还有多幅祭扫祖墓的照片，所谓“祖墓”，就是指赟公此墓。
人世间的事，往往并非偶然。我与薛爱华之间，特别是与他 的《闽国》和《珠崖》之间，原来也有如此神奇的缘分。
（本文为《闽国：10世纪的中国南方王国》的序言。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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