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用途与滥用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用途与滥用

文｜章永乐

这则笔记的初衷是向学生推荐一两本寒假读物，一不小心就写长了。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究竟怎么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本文只是提供一种可能的理解，可能更多地强调如何克服教条主义，但并没有充分论述如何克服相对主义。读者完全可以有侧重点相反的读法，也应该有这样的读法，毕竟，人生需要在不同力量之间的平衡。

“历史”一词既指向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指向我们对这些事情的记忆与书写。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更早时期的中文译本译名为“历史对于人生的利与弊”，更接近德语标题字面含义）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实际上是关于记忆与遗忘的“大书”（great book）。它并不教导技艺，但富含对人类事务的洞察力。

在本书开头，尼采首先将我们的眼光引向草地上吃草的牲口，它们缺乏记忆的能力，经历过的事情很快就忘记掉了，因而能够无历史地活着。但是，人与兽类相反，其记忆力过于发达，经历不断转化成记忆，经常导致人生不堪重负。只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种种负面情绪乃至精神疾病的来源，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尼采的这个对比。我们恢复积极健康心态的关键方法，就是尼采所说的“积极的遗忘”，比如说把贬损自己的人“拉黑”；删掉那些过于写实的自拍照，留下那些比平时的自己更英俊漂亮的照片；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以便覆盖掉对旧感情的回忆。尤其对于那些遭遇了巨大的心理创伤的人来说，所有的安慰都不如“积极的遗忘”管用。

每个人既然有“积极遗忘”的需要，也就有人试图将这种需要变成一种法律权利。我们的时代拥有一个比人的头脑更可怕的记忆工具，那就是互联网，一个人过去有一点丑闻——比如十年前，一位香港的陈老师拍了一些和女明星的非典型合影，就被互联网牢牢记住，即便他想告别过去，社会对他的刻板印象，仍会使其不堪重负。欧洲法院2014年判过一个案子，要求国际网络搜索引擎巨头谷歌按照当事人要求删除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这可以说是公权力保护的“积极的遗忘”，如果这一权利得到推广，对于重新出发的陈老师们是一个福音。

这一记忆和遗忘的原理引出了“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这一话题。尼采指出，有三种历史——实为三种记忆的方式：纪念碑式（monumentalistische）的历史、好古的（antiquarische）历史与批判（kritische）的历史。每一种记忆的方式都与特定的人生需求关联在一起。一个在行动与战斗之中的人在过去寻找他的行动的榜样，以纪念碑式的历史为自己提供激励和行动的借鉴；一个热爱传统与可敬的事物的人需要好古的历史，通过对过去事物以及历史连续性的玩味，获得某种恒久的感觉；一个处于过去的重压之下，寻求自我解救的人需要批判的历史，他无情地审问过去，“并最终给它定罪”，以便激发朝向未来的行动力。每种记忆的方式都服务于一种人生的需要。但如果人生的需要与记忆的方式之间发生了错误的配置，那么就会出现“历史的滥用”，其结果是让记忆者变得更衰弱而非强大。

究竟该如何理解尼采笔下这三种不同的历史？我们也许可以在中国的语境之中，考察这三种历史的运用方式。当我们到达天安门广场，瞻仰正中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就遭遇到了第一种历史。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竖立起这个纪念碑，其基座上的汉白玉浮雕呈现了150多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通过奋斗和牺牲探索道路的历史。建国者们是从血与火中走来的行动者，他们在纪念碑上呈现一个奋斗与牺牲的叙事，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不是为了呈现文明的延续与个体的渺小，而是为了给自己与后世的行动者留下长久的榜样和精神激励。人民英雄纪念碑承载的历史叙事，与八二宪法前言中的历史叙事相互呼应，共同记载了一种起源性的力量。这样，人们可以经常通过“回到开端”，召唤这种力量，制约现实世界中出现的败坏。

而当我们进入到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的时候，扑面而来的就是强烈的“好古的历史”。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对中国五千年不断延续的文明的实物呈现，你可以徜徉其中，玩味一件西周的青铜器，一件唐朝的书法作品，或者一个元代的青花瓷碗，感受着自己的渺小与文明的伟大，内心中充满崇高的平静。但这不只是满足于我们个人的某种爱好。博物馆是一种具有政治功能的机构，它通过对历史连续性的建构和呈现，服务于集体政治认同的建构与维持。“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的认同，都有赖于这样的“好古的历史”的空间与实物呈现。各国的国家博物馆，都发挥着这种“好古的历史”的功能。

但国家博物馆又有自己的演变史。它曾经叫做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它对中国历史的呈现方式，曾经带有很强的源于近代革命的“批判的历史”色彩。在一个世纪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孔子之教被贬为“孔家店”，家族制度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旧物，甚至不少人主张废除汉字。“好古者”会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斥责为“数典忘祖”。但尼采会告诉我们，这些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批判的历史”。新文化运动的批判者们朝向未来，对过去进行了审判，他们在进行一种“积极的遗忘”，抛弃祖先的虚文，由文返质，试图创造新的方式与制度。

事实上，1919年的中国是一片涌动着生命力的土地。帝制已经失败了，军阀主导的假共和声名狼藉，中国的青年们在寻找新的政治可能性；同时，由于欧洲列强在一战中的自相残杀削弱了其对于地球的联合宰制，中国获得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可以同时推进国内与国际秩序的变革，这一可能性带来了巨大的想象与行动的空间。1921年，鲁迅在《故乡》中写下了一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一句很有尼采味道的话，仿佛是对接下来的革命的某种预言。在没有祖先与其他国家提供现成道路的时候，行动者需要从荒芜之中，趟出一条道路来。

在一个剧烈变革的年代，历史意识的主轴从“纪念碑式的历史+好古的历史”逐渐走向“纪念碑式的历史+批判的历史”。一个处于生存焦虑之中的人没有多少心思去赞美祖先，因为祖先给他提供的现成的东西已经不足以让他强大，他想的是“变则通，通则久”，而要“变”，就需要克服守旧者的阻力。他一开始会“托古改制”，通过重新解释祖先的精神，来为革新积累权威；但当形势变得更加恶劣的时候，他放弃祖先精神的名义，用当下和未来审判过去，重估一切价值，对守旧的力量发动攻击。

作为行动者，变革者也需要行动的榜样，而中国历史中充满着各种类型的榜样，探索者提炼出一条新的线索，赋予那些改革者与革命者以崇高的地位，于是商鞅、秦始皇、王安石、张居正等等就被树立成了伟大的典范。革命者没有试图、也不可能全盘抛弃古代传统，更准确的说法是“古为今用”——因为其行动正当性首先依赖于朝向未来理想社会的奋斗，并不依赖于祖宗成法的认可，而这使其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性，对古代的资源进行灵活的组合。一些遗产被送进了博物馆，但有更多的遗产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熟读《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古典历史遗产的灵活运用者，他通过布置读古代史书来向他人传递一些关键的信息，比如要罗瑞卿与许世友读《吕蒙传》，让林彪读《郭嘉传》、《范晔传》，让周恩来读《史记》中的《汲郑列传》，等等。这都是“纪念碑式的历史”的生动范例。

然而，当时代的主题转向经济发展之后，中国在一个全球风云激荡的年代曾拥有的作为革命典范的自信，就无法持续下去。在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我们看到了一种新起的“批判的历史”，它既激烈批判二十世纪的革命，也激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传统”，并认为革命也无非是“封建传统”的延续。而解救之道，是按照当下西方的面貌，全面改造中国。当年风靡一时的《河殇》，不过是这种“批判的历史”的极端版。这种“批判的历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官方对前一个时代的告别与向西方的更大开放，但它基于一个超出官方预期的未来理想社会图景，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步调，因而遭到某种限制。事实上，在世纪转折之后，当上一个时代的“批判的历史”以新的方式回归，同样也遭到限制。原因在于，“摸着石头过河”是问题导向的，侧重在于解决当下紧迫的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任何想从一个确定的理想社会图景推出政治改造方案并加以实施的做法，都可能影响其步调。

“渡河者”需要一种认同，但又不可能对河流对岸的理想社会图景做出清晰的描绘，于是过去就变成了一种日益重要的正当性来源。重建与前革命时代的连续性，就成为一个新的努力方向。如果说上一个时代是用本时代的“经”，来灵活运用古代的“史”，当下的时代在“经”的问题上模糊不清，于是趋近古代的“经”。这种努力很快遭遇到古代的“经”与革命时代的“经”之间的张力，由此也产生了一种新版本的“批判的历史”，以古典传统的名义，批判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整条中国道路“误入歧途”，而要求回归前革命的传统。不出意料，这种“批判的历史”因为有可能影响“摸着石头过河”的步调，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限制。事实上，无论是哪个版本的“批判的历史”，在我们的时代都很难做到酣畅淋漓。

更能获得主流接纳的，是一种在同时重述两个传统的基础上加以调和的“好古的历史”：一方面是将古典的传统精神进一步抽象化，以容纳剧烈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将二十世纪革命传统手段化——革命是中国复兴的必由之路。但这种工具化必然会过滤掉许多东西，如革命者脑海中的理想社会图景，他们对劳动者在生产过程（而不仅仅是消费领域）中的地位的关注，以及他们的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抱负。在“复兴”叙事之下，历史上相互之间激烈冲突的祖先，都可以成为“好古”式尊敬的对象。一所进士的大宅子是古董文物，一座红军走过的小桥，也是古董文物，红军可能砸过这所大宅子，但在新的“好古”视角看来，这又有什么重要呢？他们都是祖先，都是创造文物的人，相逢一笑泯恩仇，携手共进先贤祠。

这种历史叙事的不断重构，是历史的长河中屡见不鲜的现象。我们如果把眼光投向欧洲，就可以看到，在近代早期，不知道有多少思想家批判天主教会，批判封建特权，同时将羡慕的眼光投向中国，将中国视为富饶和理性统治的理想国度，魁奈、伏尔泰、狄德罗、沃尔夫，这些启蒙运动时代响亮的名字，都与对中国的推崇关联在一起。但是，当欧洲逐渐探索出一条自己的道路，“重修家谱”的工作也就不断展开，充满断裂的欧洲历史，可以被整理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伟大胜利”的连续性叙事，而原先被启蒙哲人们猛烈攻击过的那些“黑暗”传统，也被论证为新文明的摇篮。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逐渐褪色，从一个理性和富饶国度的形象，逐渐变成一个贫穷、野蛮、停滞的老大帝国形象。这并不是因为中国自身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是欧洲自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它在新道路的探索中，建立起了新的主体性，从而重塑了自己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在今天，随着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欧洲的文明自信正在经受考验，欧洲的文明叙事面临着转折，它的未来走向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尼采的视角，有助于将我们从各种现成与静态的“中国”、“东方”或者“西方”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而追问这些观念是究竟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文明、每一个国家之中，都存在着多样的、异质的力量，存在着不同组合的可能性。这些力量在相互碰撞之中，形成了某种秩序，其中一种力量或若干种力量的联盟，获得了代言整体的地位，从而将自身的原则，论证成为整体的原则。但是，这种秩序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秩序的再生产过程中，也会不断出现差异，而量的积累，逐渐就会引起质变。

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想怎么编就怎么编，这一推论将构成对《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滥用。知识与真理是政治权威的基础之一。试图在人群之中建立持久政治权威的力量，如果在“何年何月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基础数据层面出现明显的编造和扭曲，受众关于这些基础数据的考据与辩驳，就会直接冲击掌权者的地位。这也是求真的历史学科的政治意义所在，它力图超越党派性，从而经常能够在对立的党派冲突发生之时，起到一种仲裁的作用。比如说，某地两个宗族争夺一个古坟，双方都认为里面埋的是自己的祖先，都快到了大规模械斗的地步了，地方官员请权威的考古专家进行专门研究，判定这个古坟跟两个家族都没有任何关系，于是械斗即被消弭于无形。这就是科学的权威，明智的掌权者不能拒绝与之结盟。如果这样的学问受到压抑，许多冲突也就失去了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无法期待历史学发挥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的作用。尼采所说的记忆方式的分歧，关键点并不在于“何年何月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基础数据，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究竟如何与其他的事实相互关联，具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都承认一个木桶里的一千颗珍珠的存在，但考虑到我们头脑中的意义结构需要一些历史线索，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些珍珠来进行串联，最为关键的分歧发生在如何区分重要与不重要的珍珠，以及如何将那些重要的珍珠串联在一起，这一工作与史家自己的身份认同与价值排序密切相关。而当一群人指控另外一群人的历史叙事“不真实”时的时候，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意思不是对方伪造或扭曲了基础数据，而是对方串联珍珠的方式，严重抵触了他们的历史经验感与身份认同。在历史的战场上，史家们经常短兵相接，是否有一种更高的科学来对他们之间的斗争做出“一锤定音”的判决呢？

因此，试图在人群之中建立持久政治权威，但又缺乏改造社会境况力量的人，也就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不“求同存异”，加强那些有一定共识基础的内容，对那些有可能激烈冲突的内容作粗线条的勾勒或者干脆保持沉默，努力打造出一种至少不抵触多数人历史经验感与身份认同的历史叙事。举例来说，当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政府着手编写新的官方历史教科书的时候，就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这个国度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力量，一种认同斯拉夫民族与东正教传统，一种认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传统，第三种认同西方的个人主义与自由民主。与中国的局面不同的是，在俄罗斯，这三种力量都拥有能够动员群众的组织建制，于是普京不得不像阎锡山一样，“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鸡蛋也不能踩破”。官方历史叙事的基调来自第一种传统，而苏联被处理成了俄罗斯的一个时期，卫国战争被解释为斯大林领导俄罗斯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也强调当下的民主相对于帝俄时期和苏联时期是一种进步。面对前两个传统的激烈冲突，普京不得不经常出来论证二者的亲和性，比如强调前苏联对列宁遗体的处理方式事实上符合东正教的传统，但这种“和稀泥”的方式也引起了这两个传统的一些反弹。什么时候普京才能以更为清晰明快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呢？普京的历史叙事是俄罗斯当下社会力量对比格局的文化后果，只有当社会力量对比格局发生改变，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浮现的时候，才能够支撑一种对历史的更为清晰明快的叙事。但这就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实践过程了。

正因为社会存在多样性与内在张力，我们可以从尼采的谱系学眼光出发展现“正义”、“公平”、“自由”、“法治”这些 “大词”在意义上的游移不定，但如果主张彻底抛弃这些“大词”，那就又会构成对《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滥用。“大词”的缺点在于“空洞”，但它的优点也在于“空洞”，它的“空洞”带来一种开放性，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群体可以征用它，对它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因为人们使用的是同样的符号，符号层面的统一，为社会团结提供了基础。每个文明社会都会有一套“核心价值观”，构成它的是若干“空洞”而美好的大词，它们相互之间可能相互抵触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解释，是对解释权的争夺。围绕着一些意义并不确定、但被赋予美好价值的符号，一个社会成为一个解释的共同体；团结，本身就存在于斗争之中。

从这一眼光来看，当代中国价值系统的紊乱，关键症结不在于那些被寄托了美好价值的“大词”是否获得了确定的意义，而在于我们面临着古今中西各个传统留给我们的过多的“大词”，但难以筛选出具有核心意义的“大词”并且确定它们的排序，从而围绕这些“大词”形成一个“解释的共同体”。被选为核心的“大词”不能太多，如果超出人的记忆能力，这种筛选就缺乏实质意义；这些选出的“大词”必须能够满足一个社会的正当化与批判的双重需要，它们能够对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进行正当化，但同时也能为改革的实践提供批判空间。这样，当一个社会遇到挑战的时候，人们能够用本社会的理想来批判本社会的实践，而不是用另一个社会的理想来批判本社会的实践，从而导致社会不得不围绕另外一些“大词”来进行重构，而这往往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动荡。  

对于以学习司法技艺为主业的法科学生来说，以上的大多数探讨或许与立法相关。但我们也许可以探讨一下《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对于我们理解司法技艺的用途。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司法是处理历史经验和历史叙事的技艺。汉语词汇“历史”对应的是希腊语词汇ἱστορία（historia），该词的构成即透露出司法与历史的根源性关联。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记录的听取两造陈述、解决纠纷的仲裁者，被称为ἱστορ (histor)；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像一个仲裁者一样研究东西方的冲突，留下的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做ἱστορία（historia）。一份判决书，在希罗多德的意义上，也完全可以被称为ἱστορία。 

在诉讼与仲裁中，法律人在程序的约束之下去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以明辨是非。从尼采的视角出发，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当事人是如何将原始的经验事实裁剪为不同版本的“法律事实”，从而带来对己方有利的法律适用结果，在这里，记忆和遗忘都具有高度的策略性与选择性；而法官需要面对当事人给出的不同叙事，形成一个整合的叙事，最后给出自己的判决。但法官并不仅仅是当事人“投喂”的历史叙事的“反刍”者，他需要考虑判决结果是否符合当今社会的“人之常情”，因此经常需要模拟普通民众的叙事角度，他的社会经验越丰富，他的模拟就可能更加准确；他需要思考是否有法律空间达到能够带来最佳社会效果的判决，他需要研究法律规则的解释史，确定自己的解释策略。有时候他会成为一个实质上的革新者，但他的制度角色使他很难高举创新的旗帜，而必须以法律解释的方式，保持“好古”的外观。

不过，现实的司法制度能够实现的正义总是有限的，寻求实质正义的人们往往不得不诉诸一些“兜底”的精神补偿方案，比如神的审判。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们往往把更大的正义的实现寄托在历史法庭的审判。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没有得到现实法庭审判的乱臣贼子，是在《春秋》中得到审判的。在此，史家被想象为一个主审法官，用他的历史叙事带来更大的正义。但史家并不像法官一样受到严格程序的限制，他可以不必恪守所谓的“法律事实”，能够作更为积极主动和全面的调查分析，他的判决也可以体现更为复杂而丰富的实质正义标准。他的审判如果出现偏见与错误，也可以得到以后的史家的纠正。

关于法官与历史学家的同与异，意大利微观史家Carlo Ginzburg在《法官与历史学家》（The Judge and the Historian）一书展开过非常精彩的分析。Carlo Ginzburg为其蒙冤的朋友Adriano Sofri抱不平，以审判记录和判决书为线索，对整个案件进行了历史的重审。这或许就是“历史法庭的审判”，它通过历史的书写者来展开，这种审判不会一次完结，因为执行者可能的偏见，仍然有待于之后的执行者来纠正。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数冤案没有经过史家的重审就被一个社会“积极遗忘”掉了，但这种重审的可能性，仍然给对现实司法制度失望的人带来某种微茫的希望。我将这本给了我很大启发的著作推荐给读者，作为对《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一个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