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是我

我一直不是我

科尔姆·托宾/文

王立秋/译

作者：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爱尔兰著名作家，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曼彻斯特大学创意写作教授，利物浦大学校长。

译者：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内容简介：这是一篇书评，评的是：理查德·泽尼斯(Richard Zenith)：《佩索阿：实验的一生》(Pessoa: An Experimental Life), Allen Lane, 1088 pp. £40, July, 2021, 9780241534137.

1898年，十岁的佩索阿

随着年龄的增长，费尔南多·佩索阿变得越来不显眼，就好像他不可阻挡地被梦和影子摄走。根据法国译者和学者皮埃尔·乌尔卡德(Pierre Hourcade)的回忆，他1933年拜访里斯本时，曾和佩索阿一起离开咖啡馆，步行走过几个街区。理查德·泽尼斯写道，乌尔卡德有“这样一种难以解释的感觉：一走入闹市的街角，那个诗人就真的消失了，你追过去也看不到他。”

 

1934年，在去世一年前，佩索阿在一首诗的开头写道：“在这个我们忘记了在哪儿的世界，/我们是我们所是者的影子。”两个月后，他记录了一种认同缓慢而令人不安的崩解：

我身上有东西像雾一样

凝聚、虚无

一种对彻底的无的怀念，

对某种模糊之物的渴望。

在另一首诗中，他写到像“流血的残躯”一样的人。长期以来，他一直在玩弄这样一个概念，即，和其他人一样，抑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不全然实在。1914年，在受邀给一个朋友的签名簿写点什么的时候，他写道：“在我们人类的、被实现的生活中，我们所有人都只是在滑稽地摹仿我们的灵魂。我们总是少于我们所是的那个东西。我们总是我们希望成为的那个东西、我们内里真正地是的那个东西的怪诞翻译。”

那首关于人是“残躯”的诗也被收入了佩索阿在世时唯一一部以完整的书的形式出版的著作。1934年，他的朋友说服他出版《音讯》(Mensagem)以争取由萨拉查政府资助，给颂扬民族精神的作品颁发的奖。佩索阿的一个老朋友安东尼奥·费罗(António Ferro)是民族宣传书记处主任，他向一直囊中羞涩的佩索阿保证，他的书能得奖。

在《音讯》中，佩索阿探索了葡萄牙光荣的过去，召唤了它的航海英雄，包括航海家恩里克王子。关于恩里克的那首诗的末尾说：“主啊，我们还要把葡萄牙赢回来。”下一首诗说“无限的海是葡萄牙的。”但是，虽然语气爱国，佩索阿的书并没有得奖。因为他对名声的渴望比他对无名的渴望更脆弱，所以他的失望也让他暗暗地感到满足。推动他继续向前的，是渴望本身。在《时之逝》(“Time’s Passage”)中，他写道，

迟早，我总会成为，

我感觉亲近的东西，一块石头或一种渴望，

一朵花或一个抽象的理念，

一群人或一种理解神的方式。

而在《我躺进躺椅闭上眼睛》(“I Leaned Back in the Deck Chair and Closed My Eyes”)中他又写道：

啊，我的全部都在渴望

我生命中那个没有任何

重要性的时刻。

我的全部都在像渴望其他类似的时刻一样渴望那个时刻。

不过，说佩索阿写了这两首诗也不完全准确。我们必须把它们归到诗人和轮机工程师阿尔瓦罗·德·冈波斯(Álvaro de Campos)名下。冈波斯不是佩索阿的假名，而是其创造者所谓的“异名”。异名指这样的作家，其心智是佩索阿想象和创造出来的，但其声音和感受力却与其创造者不同。佩索阿一共有136个异名，其中的许多只在纸上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冈波斯比佩索阿小两岁，也比后者高一些。他可能是犹太人。他是个花花公子，喝苦艾酒，抽鸦片。在早期的一首诗中，他表达了“吃掉宇宙”的欲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更加忧郁（“不出生会更好，/因为无论每个时刻多么有趣，/生活总会不时带来伤痛、疲惫、伤口、淤青和磨损”）。

书名：我将宇宙随身携带：佩索阿诗集

作者: [葡]费尔南多·佩索阿
出版社: 雅众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译者: 程一身
出版年: 2021-6

在佩索阿受孕九个半小时前（根据他的一个星象图），诗人里卡多·雷耶斯(Ricardo Reis)在波尔图出生。他在南美洲生活，在学校里教拉丁语。他的作品深受贺拉斯诗歌的影响。根据泽尼斯，他的主题是“生命的短暂、财富和奋斗的虚无、简单快感的欢乐，动荡时代的耐心，和对极端的回避。”从某个方面来看，他活得比佩索阿长，因为小说家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在《里卡多·雷耶斯离世那年》(The Year of the Death of Ricardo Reis)中延续了他的生命，在小说中，雷耶斯在佩索阿死后回到了里斯本。

真实的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年出生于里斯本。他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三年后，他母亲改嫁一名船长，该船长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地纳塔尔首都德班的葡萄牙理事。除佩索阿外，她还有三个孩子。1896年初，佩索阿和他的母亲到德班旅行，并在1905年回里斯本上大学前一直在那里生活。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葡萄牙（他的异名贝尔纳多·苏亚雷斯[Bernardo Soares]在《不安之书》写道，“旅行是那些不能感觉的人才会干的事情”）。泽尼斯曾相信在德班，佩索阿是一个孤独、爱做梦的青少年。在依然由家人保管的档案中，他惊奇地发现，当时佩索阿和一大群不寻常的朋友的通信。他慢慢意识到，他们不寻常到了“他们甚至都不存在的程度”。那些朋友，那些书信，都是杜撰出来的。

在1935年一封真实的信中，佩索阿试图描述杜撰的冲动：“我一直倾向于在我周围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让未曾存在过的朋友和熟人包围我。（当然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未曾存在过，还是说，不存在的其实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任何一个问题上一样，我们不应教条。）”他努力寻找新的方式，来探索非-存在的矛盾，变成别人的诗学。“我在美学上作为别人而活”，他在《不安之书》中写道，“我像雕刻由外异于我的存在的材料做成的雕塑一样雕刻我的生活。以如此纯粹的艺术方式来驾驭我的自我意识，并变得如此彻底地外在于我自己。我有时都认不出自己了。在这非实在背后的我是谁？我不知道。我一定是某个人。”

1907年，19岁的佩索阿用英文写过一些简短的自传式的自白，其中之一探索了他的孤立：“我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我没有真正亲密的朋友，就算有世人所谓的那种密友，他也不符合我理解的那种亲密。我害羞，不愿别人知晓我的悲伤。没有性格与我相合。”他创造的世界和他所处的世界相近：这两个世界都对女人没多大兴趣。“狄更斯的女人”，佩索阿写道，“是包装他从梦的空间给我们寄来的男人的硬纸板和木屑。生命的欢乐与热情不包括女人，说到底，老希腊人是知道这点的，他们创造了作为社会欢乐制度的娈童鸡奸。”佩索阿杜撰的人都没有结婚。泽尼斯还挖掘出一则英文写的未刊笔记：“整个已婚的生活，对男人来说是什么？从妓院到婚床再回到妓院——不是在字面上，而是隐喻地，却又真正地，通过把妓院变成那个婚床来做到这点。”

里斯本不是一个年轻作家能找到读者或安定下来过舒适居家生活的城市。佩索阿所在的清一色都是男人的文学俱乐部的一些成员下场就很惨。他最亲近的朋友，诗人马里奥·德·萨-卡内罗(Mário de Sá-Carneiro)1916年在巴黎一家旅馆自杀。其他人则进了精神病院，其中一个“创作出很可能是他写过的最玄学、最难理解的散文”。另一个“失去了所有的分寸感”变成了“宗教的狂热分子”。当1935年，《奥尔菲》杂志(Orpheu，佩索阿曾参与过它的编辑工作)二十周年庆的时候，它的12个撰稿人中有6个已经死了，且他们中没有一个活到50岁。佩索阿本人也在几个月后去世，享年47岁。

他必然已经意识到，他的读者（如果他们真的成为现实的话）会知道，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人”，实际上，因为他是“他的自我增殖的无助奴隶”，所以，是需要有人来把他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这个事实说清楚的。他杜撰的人大多互相认识，且影响了彼此的作品。里卡多·雷耶斯在遇见没有羊的守羊人，25岁的阿尔伯特·卡埃罗(Alberto Caeiro)之前没写过诗。阿尔瓦多·德·冈波斯在1914年遇见卡埃罗前只写过几首诗。泽尼斯描述了他们的一次对话：“一天，在试图与阿尔伯特聊形而上学的时候，受挫的阿尔瓦多终于说，‘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吧。你对你自己来说是什么？’对此，那个准-守羊人说：‘我是我的感官之一。’”

可以说，佩索阿是在1914年3月第一次遇见卡埃罗的。佩索阿为卡埃罗的诗所倾倒，对他来说，卡埃罗的诗如同“预防聪明人之愚蠢的疫苗。”在佩索阿没有主见的事情上，卡埃罗有很多东西可说：

我关于物质的看法是什么？

我关于因果的意见是什么？

我关于上帝和灵魂以及

世界的创造的想法是什么？

我不知道。思考这些东西就像是闭上眼

不思考。就像是靠近我（没有窗帘的）

窗子的窗帘。

他提出哲学问题，以探索他对这些问题的冷漠。（“事物的神秘？什么神秘？”或“形而上学？树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他爱提深刻的问题，这样他才能把这些问题变浅。（“因为事物唯一隐藏的意义/是它们没有隐藏的意义。”）他不喜欢把任何东西变成它不是的东西；他看不到任何思辨的理由：“事物就是它们看起来是的东西/没有什么可理解的。”

佩索阿不只杜撰了卡埃罗，他还捏造了一个关于那个诗人怎样、何时诞生的故事。1914年3月8日，

我走近一个高橱柜，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开始站着写作，就像我一有机会就会做的那样。在一种没法描述的迷狂状态下，我一下子就写了三十多首诗。那是我生命的凯旋日，我再也不能有另一个像那样的日子了。我从《守羊人》这个题目开始。接着，我身上出现了一个人，我立刻就想到了他的名字，阿尔伯特·卡埃罗。请原谅这个说法的荒谬：我的主人在我身上出现了。

他的档案则讲述了另一个故事。最早署名卡埃罗的诗出现在1914年3月4日；还有3首是在3月7日写的。看起来，在三月中旬之前，佩索阿就已经写完《守羊人》(The Keeper of Sheep)中49首诗的一半了。佩索阿曾在一首诗的开头写到过“诗人是造假者”，他不会在乎被发现造假。也没有人能确定他不是为了被发现才造假的。

因为佩索阿最重要的散文作品《不安之书》(The Book of Disquiet)包含关于非-存在的性质、关于做梦和关于陌生性的沉思，因为佩索阿和他的异名写的很多诗谈论的是可见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的张力，也因为从来没有人对佩索阿产生过兴趣，所以，他的传记理应是简短的。那么，泽尼斯写这本一千多页长的书的理由是什么呢？

书名：不安之书

作者:  [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
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原作名: The Book of Disquiet
译者:  刘勇军
出版年: 2014-1-1

支撑这本书的巨大篇幅的理由是，泽尼斯把佩索阿放进了当时里斯本发生的事情的语境。书中描绘的佩索阿是一个孤独的人物，但他却激烈地参与文学批评和文学运动，策划、出版各种杂志。在泽尼斯笔下，佩索阿不再自我生成，他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葡萄牙生活的奇异产物。他没精打采是因为整个民族都无力施展抱负，他隐藏的能力则源于里斯本城市本身蕴含的某种隐秘而强大之物。这部传记也竭力强调佩索阿对政治的深刻参与。他在小册子、文章和评论中回应了当时的事件。我们也很难确定佩索阿作为政治思想家的立场。有时，他看起来是保守的、民族主义的，但接着，他又表现得像一个自由派。不过，他总在梦想葡萄牙及其繁荣、强大的命运。这个梦给了他一个破坏或再-创造的神话。

这个神话的问题部分在于，它始于中世纪葡萄牙的国王塞巴斯蒂昂。1578年，塞巴斯蒂昂战死，葡萄牙所谓的黄金年代也随之而走向终结。1580年，西班牙吞并了这个国家。而这个神话的终点，则是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的崛起，从1932年到1968年，葡萄牙一直处在他的统治下。1578年的国王之死引出了一种被称之为塞巴斯蒂昂主义的崇拜，这种崇拜坚持，事实上，国王并没有死，他将于不久后回归。但没有人会这样想萨拉查。

佩索阿的母亲和继父是保皇派。在他17岁返回里斯本的时候，他也是保皇派，但不久后，他就变成了共和派，并在之后对他所谓的第五帝国翘首以盼。根据泽尼斯，早在1906年，“他就开始用葡萄牙语写反政府的诗了……4月，他开始计划写作一个小册子……一部‘用简单语言表述’、‘免费分发’的‘反革命专论’。”但他只完成了为数不多的几首诗，也没有写那个小册子。相反，他用英语写了几首诗，并阅读了马拉美、魏尔伦、兰波和惠特曼。

在那之后不久的1912年，他写出了他最早的两首同性恋诗。他把其中一首称作《本不该写（但1912年2月11日写于巴西人咖啡馆）的十四行诗》(“Sonnet That Shouldn’t Have Been Written (but That Was Written in the Café A Brasileira on February 11, 1912)”)。泽尼斯写道，这首诗“带着愧疚的畏缩”：“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我厌恶/自己，而那厌恶伤害了我的爱。”泽尼斯不知道这些诗写的是谁，他指出，佩索阿曾在一首署名阿尔瓦多·德·冈波斯的诗中引用过圣奥古斯丁的评论“我还没恋爱，但我恋上了爱的理念”。他继续写道：“但我们从奥古斯丁那本著名的书中了解到，在成为虔诚的信仰者之前，他一直过着放荡的生活，而佩索阿，要是没有信仰，很可能到死都是个处男。”

另一方面，佩索阿创造的冈波斯则是双性恋，并且他“会毫不畏惧地用诗写出他被野蛮的海盗粗暴地对待和占有的幻想。原始的感觉——时而欣快、时而令人恐惧、时而暴力、时而温柔——从他身上涌出并在诗中成形，而这些诗，是佩索阿绝不会用自己的名字来写的。”在《海颂》(“Maritime Ode”)中，冈波斯力图胜过惠特曼：“每一个健儿的手臂都挤压着我突然女性的自我，/单是这个想法就让我晕在想象的肌肉中。”不久之后，他在关于自己的歌中翱翔：

我是一切苦行者，一切被驱逐者，一切被遗忘者，

和一切鸡奸者——绝对地是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个。

我灵魂深处地狱中的黑的、红的约会！

（弗雷迪，我叫你宝贝，因为你金发，白肤，我爱你，

对我来说多少个未来的女皇和被废黜的公主都不如你！）

在《向沃尔特·惠特曼致意》(“Salutation to Walt Whitman”)中，冈波斯甚至更过分：

哦！受虐狂的、喷血的生命之乐！

水手囚禁了我。

他们的手在黑暗中挤压我，

在我感觉到这个的时候我死去了片刻。

而后我的灵魂舔上了我私人监狱的地板。

佩索阿的确也在自己名下明确地写到过性，但他选择用英语而非葡萄牙语来写。1921年，当《喜诗》(“Epithalamium”)在《英语诗第三卷》(English Poems III)中刊行的时候，《阿伯丁日刊》(Aberdeen Daily Journal)写道，这首诗“格外淫荡，甚至邓恩在最性感的时候也比不上它”。马夫“感到撞锤胀大”，接着他的“毛腿和臀拱开/白腿，在其间快速移动”。在1930年的一封信中，佩索阿说《喜诗》“明目张胆而充满兽性”并惊叹自己为什么会写它。1917年，他写过一首题为《致感官之乐》(“To Sensual Pleasure”)的四行诗，这首诗的末尾是这样写的：“我的生命的欢乐与芬芳：我拒绝/沉迷于常规的情事。”他苦于他所谓的“狂野的性转”：

我停在我的精神中。但只要我停下来思考自己，我就觉得不安，因为我从来都不确定，现在也依然不确定，某天，我性格中的这个倾向会落实到身体。我不是说我会实践与那个冲动相应的性行为，但单是欲望，就足以让我感到羞耻了。历史上，特别是艺术史上，我们这类人很多。

1915年，佩索阿受雇为里斯本一家报纸《O期刊》(O Journal)写专栏。在他的第一篇意见文中，他警告说“只有肤浅的人才会有深信”，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现代知识分子“有这样的智力义务……他会在一天内多次改变意见”，“早上是共和派，傍晚是保皇派”。是年5月，里斯本爆发了一次试图废黜独裁者约阿基姆·皮门塔·代·卡斯特罗将军，还共和国于人民的起义。佩索阿支持贵族制“会把无产阶级无限贬低至奴隶状态”的想法。他相信“平民阶级应该是支配种姓即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并“通过一个民族神秘主义的共同体与之关联”。贵族的角色是教育国民怎样支配其他国家。这个勇敢的新葡萄牙将成为帝国。就像泽尼斯指出的那样，这种看法“甚至在1915年也是极端而咄咄逼人的”。

在犹太性问题上，佩索阿也不讳言，他在1934年的一篇未刊论说文中写道“在实践世界中随处可见的不是犹太人，而是犹太人群的渣滓。因为真正伟大的犹太人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犹太人，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拉特瑙家族和那一大群取德国和波兰名字的假犹太人，不过是其种族的渣滓及其宗教之耻。”在某些时候，他看起来厚颜无耻地、神经质地保守和仇外，近乎于疯狂，在未刊著作中尤其如此。在其他时候，他看起来又像是在倡导人道主义，就像在他反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时那样。他写道，“通过把其他人变成奴隶而把自己也变成奴隶，是所有帝国主义者的命运。”他进而说道，“我们所有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生活受到压迫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果不是阿比西尼亚人，还能是什么？”

有时他看起来又是自由派，言论自由的捍卫者。比如说，1923年，一群学生（其领袖后来成为萨拉查的驻美大使）发动了一场针对同性恋的运动，力图“使这些不男不女的家伙”与他们的“娘娘腔的行为”保持一致。结果，警察没收了佩索阿朋友新写的三本赞美同性爱的诗集。佩索阿让阿尔瓦多·德·冈波斯在一个宣言中回应说：“如果你喜欢女人，就去玩女人；如果你喜欢另一种方式，就用另一种方式找乐子。玩什么都没问题，因为这件事情只和作乐者的身体有关。”佩索阿本人后来也猛烈抨击了那些学生：“无论我的人生走朝哪边，我都会和现在一样自豪，因为在这场文化冒险中，我有[诗人之一]为伴，我们独立而不同，却都遭到了暴民的侮弄和嘲笑。”

1935年，萨拉查在一次演说中提出，葡萄牙作家应该守住“某些界限”，注意国家的“道德与爱国原则”界定的准则。他们应该“创造文明的、道德的能量”，而不应该“怀旧地梦想消沉和颓废”。最后，他建议，他们中的许多少写一些会比较好。在萨拉查统治初期，佩索阿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他的。佩索阿认为，在1926年政变后，担任财政部长的萨拉查“像个巫师”，但他缺乏人的温情：“对他来说国家不是生活其中的人民，而是那些人的数据”。在一篇用英文写的论说文中，佩索阿称相对于希特勒的“严格反自由主义的系统”，新政权是“自由主义的”。他也为萨拉查对出版的审查开脱，说这个审查“不算很严格”。

佩索阿一生负债累累，靠家人和朋友接济而活。在21岁继承了一小笔财产后，他决定买一家出版社。他计划在这家名叫Ibis的出版社出很多书，“从经典葡语文学著作到他自己的诗和散文，从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马查多·德·阿西斯的作品。因为葡萄牙人口百分之七十不识字，所以这个事业一直是一个挑战。佩索阿几乎不关心成本，“几乎从Ibis出版社开张那天起，他的债主就一直在敲门”。结果Ibis一本书也没出成。

佩索阿总有赚钱的计划，但梦想占了上风，或者说，诗拦了他的路。1911年的一天，佩索阿坐在一家咖啡馆，看到一个招聘译者的广告。他开始写信应征，但很快又被分心，写了一首抱怨“每日需求的斤斤计较”的十四行诗。他和他的朋友发明又放弃了许多文学运动，包括交叉主义(Intersectionalism)、感官主义(Sensationism)和沼泽主义(Swampism)。根据泽尼斯，不可否认，沼泽主义是一种“带有暗示、不确定性和神秘的加剧的象征主义，它把激烈的意象包裹在一个无时间或地理的影世界中。”这场运动受到了佩索阿1913年写的一首诗的启发，这首诗的开头是这么写的：“渴望的沼泽拂过我镀金的灵魂”。

书名：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

作者: [葡] 费尔南多·佩索阿
出版社: 雅众文化/中信出版集团
副标题: 佩索阿诗选
译者: 杨铁军

出版年: 2019-5

1914到1919年间，佩索阿至少搬了8次家。期间一直陪伴他的，是那只装手稿的木箱子。他在同母异父的妹妹及其家人租的公寓里一个没有窗子的小卧室里住了很久。他在夜里活动，也不爱整洁。“他禁止房子的女主人进入他的房间”，泽尼斯写道，“因为只要清理房间，她就会不可避免地打乱他散乱纸稿的神秘‘秩序’”。

佩索阿酒喝得很凶，但没人见他喝醉过。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西装革履的绅士。他每天早上都会去理发店刮胡子。星期天，理发师还会“上门为他的常客服务”。在工作日，他穿梭于办公室之间，用英语和法语写商务信件。（这是他糊口的工作。）途中，他也会去咖啡馆和朋友聊聊政治和诗。每天傍晚，他会去公寓附近的街角小店买一些面包、火腿和奶酪，一包烟和一品脱半的廉价白兰地。在去世几个月前，他用英语潦草地写下这样一个对句：“所有我们的思想和姿势沉/入这普世的饮料。”之后不久，他在一首题为《D.T.》(D.T., Delirium tremens，震颤性谵妄，戒酒引起的谵妄状态，酒精的戒断反应。——译注)的诗开头写道：

真的那天，

在墙上，我用鞋

杀死了一只根本

不在那里的蜈蚣。

那怎么可能？

很简单，你瞧——

不过是D.T.的开始。

佩索阿去世时旅行箱里保存的那三万张纸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其小说《不安之书》骨架的文稿。他的同母异父妹妹成了他的档案的保管者，1979年，葡萄牙政府买下这些档案，把它们移交国家图书馆，并在那里把它们数字化。在佩索阿去世五十年后的一次访谈中，他妹妹说“他没有悲惨的神态，事实上，他看起来是欢乐的，可一想到他独自一人度过的那些时光，那无数个时辰，我就感到悲伤。”

《不安之书》的最初表现之一，是用大字草草写在1913年1月一首诗旁的desassosego（“不安”）这个词。1914年，佩索阿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的心智状态强迫我违背自己意愿用功写《不安之书》。可它全是片段、片段、片段。”1914年写的那几页纸是维森特·格德斯(Vicent Guedes)的日记，但看起来，到1920年的时候，这个异名就已经消失了。在1930年佩索阿重启这个计划的时候，它的作者变成了贝尔纳多·苏亚雷斯。苏亚雷斯比佩索阿杜撰的任何一位诗人更接近作者本人。在生命最后几年里写的一封信中，佩索阿写道，苏亚雷斯“总在我瞌睡、困顿时出现，如此，我的抑制和逻辑推理的品质被悬置了；他的散文是无尽的遐想。他是半-异名因为他的个性虽不是、却不异于我自己的个性，它只是我的个性的残缺版。他就是没有理性主义、没有感情的我。”

佩索阿开始给《不安之书》的各个部分标注日期，但这不是说，他想按创作日期来安排这本书。泽尼斯写道，迟至1934年也就是他去世一年前的那个夏天，佩索阿“都还没有认真地思考怎样把[这本书的]迥然各异的材料组织起来，他隐约有重读更早的段落的计划。”于是，最后这本书“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了……它是如此地散乱以至于几乎五十年后，1982年，它才在作者身后第一次被出版出来。”

在为自己编排的《不安之书》写的按语中，泽尼斯写道，“在去世前，佩索阿把数百个文本收入一个贴有‘Livro do Desassossego（不安之书）’标签的大信封……但此外还有数百个文本被具体地标记为L. do D.，它们散布于作者的其他文稿中。”他补充说，佩索阿“计划‘严格’挑选他写下的所有文本。”但因为他一直没有这么做，所以，问题在于：现在，该按怎样的顺序，来出版这些文本呢？泽尼斯在想，“最好的办法”是不是把它印成“可以根据每个读者的想法或根据它们碰巧形成的顺序来排列的散页”。

泽尼斯的传记用大量的细节细致澄清了佩索阿的思考是多么地随机而任意。他的一些著作（如一些诗，特别是关于葡萄牙或性的那些）近乎于爆发。但《不安之书》不同于他的其他散文写作。无论按什么顺序来安排各个简短的部分，那本书都有着奇怪的连贯性。它以一个想法——没有什么是它看上去的那个样子，思非思，是非是（存在不是存在），梦非梦——为中心，并以一种半-逻辑的方式来追寻追求这一切的含义。它的语气是集中、介入的，成功地把赞成宿命论的忧郁和暗笑结合到一起。

乔治·斯坦纳曾写过，“无论你向何处挖掘，都有‘丰饶的时刻’和挑逗人的深度”，就好像《不安之书》是一系列小品文那样。但它的力量来自于它的累积效应，来自于这样一个想法：这个癫狂的簿记员会一直琢磨实在不意味着什么。苏亚雷斯会在每一次看似力竭时再次开始，就像一个人在城市里漫步，转弯，抬头看天，在椅子上坐下，撸猫，动身回家，然后接着更加深入地思考那些问题那样。在读完泽尼斯的传记后读《不安之书》使我们能够看到，在佩索阿生活的混乱和无精打采之下，有规训和严格的潜流。他不知道怎样谋生；他说得太多，喝得太多，也写得太多；他的政治观念经常是疯狂的；但《不安之书》始终在浮现，在平庸与滑稽之间维持着一个紧凑的空间。

《不安之书》的主题——看似在那里的东西，和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之间的差距——为什么会受到如此激烈的、强迫性的控制？原因显而易见。1930年到1935年间，在佩索阿写作这本书最主要的部分的时候，他是一个失败的诗人，一个穿梭于办公室间的怪人，一个在咖啡馆坐谈葡萄牙昔日的荣光和他自己的文学游戏的无能单身汉。佩索阿散文的雄心和在城市中穿行的形象之间的距离，是《不安之书》中的已知世界和苏亚雷斯破坏它的努力之间的距离。

《不安之书》几乎关乎哲学：它的语气经常漫不经心，而后又深思熟虑。佩索阿喜欢格言，并享受长时间的、松散的思索。他把天气写得很漂亮；看起来，天气持续地让他感到惊奇。他带着一种更加激烈的乡愁（因为他并没有失去故乡）思念里斯本这座城市。有时，他像小说家一样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写得真实可信，而在他说“我的传记没有事实，我的历史没有生活”的时候，他的声音也几乎是真实的。在“我的随想录”中，他没有做的一件事情，是放松他的控制。他可以像棋手或数学家一样精确、严谨、克制。但书中的思想却近乎于轻盈。有时，他会让苏亚雷斯听起来像奥斯卡·王尔德（“在我看来，人不过是自然最新的装饰画派之一”）；在其他时候，苏亚雷斯又和纪录片《阿伦岛》里的J.M.辛格一样，孤身一人在奇怪的天气下试图理解自己的孤单状况。和辛格一样，他也能写那种意思单纯的句子：“我爱初夏傍晚市区的宁静”。

情节的缺失意味着，《不安之书》可以有多个版本。就像泽尼斯指出的那样，这些版本顺序不同，却都有连贯的叙事。苏亚雷斯的不知疲倦、他持续的不-解释(un-explain)世界的冲动施放了一个咒语，就算把书倒过来读也一样。（佩索阿告诉我们，“永远不要把书读到底，甚至不要按顺序读，要跳着读”。）

《不安之书》中充满了里斯本的灵光：“我爱塔霍河因为它岸边的大城市。我喜欢天空因为我从市中心街上的四层楼看它。”电车的铿锵声给了他灵感。（“第一班电车的声音”就“像点亮灵魂黑暗的火柴”。）但那灵感并不持久：“一切都让我疲惫，包括不让我疲惫的东西。”不让他疲惫的，是否定的词的力量。他忙于“不认识自己/使自己变得未知”，并“在我不曾到过的地方”克服了“一切”。它“已看到我不曾看到的东西”。以及：“现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不是我。”又及：“我有时写作因为我没话说”。再及：“我是我是的和我不是的东西之间的间隙。”再及：“我想要我不想要的东西，我谴责我没有的东西。我不可能是无也不可能是一切；我是我没有的东西和我不想要的东西之间的桥梁”。或：“我从不让我的感觉知道我要让它们感觉什么。”又或：“我不思考，故我不存在”。再或：“我苦于不苦，苦于不知如何受苦。”在厌倦哀叹（“生命空洞，灵魂空洞，世界空洞”）的时候，苏亚雷斯写格言：“活着就是不思考。”或：“文学是最可取的无视生活的方式”。又或：“跨过海的人只跨过了自己的单调。”再或：“诗不是给孩子看的，给他们准备散文。”再或：“谎言就是灵魂理想的语言。”

苏亚雷斯是一个孤单、恐惧的造物。关于性，他没好话可说。他写道，自慰者是“唯一不造假、不愚弄自己的人”。他也不喜欢另一个身体的想法：“在我们抓住一个诱人身体的时候，我们拥抱的不是美，而是肥胖的、由细胞组成的肉体；我们的吻碰不到嘴的美，而只能触及衰朽、膜状的唇的湿肉”。但在罕见的时刻，他也能写出近乎于纯粹的抒情的东西：“革命？变革？我们真正全心全意想要的，是弛缓的云不再把天空涂灰。我想要的是看见蓝出现，蓝是清澈而确定的真理因为它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想要”。他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叫喊响亮而任性地可爱：

啊，谁来把我从存在中救出来？我想要的不是死也不是活：是那另一个在渴望的深处发光的东西，像下不去的矿井里的可能的钻石。是这真实而不可能的宇宙、这像未知军队的旗帜的天空、这些在虚构的空气中——现在，在那里，从距离和麻木中剪出的想象的新月，正在一片宁静、古怪的白中浮现——变得苍白的色彩的重量和悲伤。

 重要的是，叙事者说个不停，有时用简单的句子，有时用隐喻来描述他的困境，或他的非-困境，又或是困境与非-困境之间的空间：

我是不存在的城镇的郊区，是不曾写下的书冗长评注。我不是谁，谁也不是。我不知道怎样感觉，怎样思考，怎样想要。我是没写的小说的角色，不成形地在一个不知道怎样完成我的人的梦中随风飘散。

没有人知道怎样完成《不安之书》。泽尼斯在自己的译本末尾把二十世纪头十年的七十页文稿也收录了进去，而《不安之书》的另一位编者，则出于实用的目的，把它们排除在外。在附录中，泽尼斯还收入了佩索阿1914年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这封信上方有“B of D（即不安之书）”的标记，佩索阿似乎想把它当作书的一部分再次使用。

从现在起的十年后，甚或五年后，我会是什么？我的朋友说，我会是最伟大的当代诗人之一——他们这么说根据的是我已经写过的东西，而不是我还会写的东西……但就算他们说的是对的，我也不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那是怎样一种体验。也许，荣誉尝起来和死亡与徒劳一样，而胜利闻起来如同腐烂。

1991年，蛇尾(Serpent’s Tail)出版了一个由玛格丽特·朱尔·科斯塔(Margaret Jull Costa)翻译的《不安之书》的英译本，朱尔·科斯塔说，她的译本以1982年葡语本玛丽亚·何塞·德·兰卡斯特雷(Maria José de Lancastre)“按主题做的选择”为依据。她的版本的篇幅，是2001年，在初版十年后，由企鹅出版社列入企鹅经典丛书再版的泽尼斯版的一半。朱尔·科斯塔的版本在开头就把苏亚雷斯定位到里斯本，把他放进一间真实的办公室，给了他有名有姓的同事和老板。这可能有助于使读者感到舒适，但它缺乏这本书特有的本质上的古怪，当然，最终，任何版本都无法掩饰这种古怪，因为佩索阿在书中留下的关于办公室工作或簿记工作的痕迹少之又少。

按主题来给书排序的后果是书的一个部分会重复前一个部分已经说过的话，这就破坏了惊奇的可能性。我们跟随苏亚雷斯的心智，不是因为他做的关联，而是因为他看起来也不能预测自己的下一个想法。比如说，我不认为把1931年9月15日写的东西放到1931年6月18日写的东西之前在逻辑上有用。它们都在讨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略去其一可能更有道理。但把它们放在一起，暗示佩索阿的思考是系统的或连续的——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像是在为连贯性而过度安排，是编者在写书。如此，关于阅读法文旧作并发现一种奇怪的流畅的内容，也被放到了这个内容之前：苏亚雷斯偶然“碰到我十年甚或十五年前或更早前写的东西。它们中的许多在我看来是一个陌生人写的。”连续读到用不同形式写了两次的同一个想法怪烦人的，而泽尼斯则不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后者以编者自己对文本的感觉为依据。

2017年，蛇尾（美版由新方向[New Directions]出版）又出了一个英译本，这个版本的篇幅几乎是按主题安排的那个译本的两倍，并且这个版本的译者，也是朱尔·科斯塔。她在这个译本的导言中写道，这个版本“由佩索阿学者热罗尼姆·皮萨罗(Jerónnimo Pizarro)精心编辑而成，它提议我们按《不安之书》的演变来读它。”换言之，在这个版本中，书的各个部分是按能够确定的创作顺序来排布的。朱尔·科斯塔还意识到1914年到1920年间写的、署名格德斯的部分和1930年后写的、署名苏亚雷斯的部分之间的差异。皮萨罗也注意到了这点，他写道，“把时隔多年的文本合为一个，或从更小的文本中创造出更长的文本，又或削弱维森特·格德斯作为共同作者的重要性，以费尔南多·佩索阿之名强加某种作者的统一性，这样的行为蕴含某种不必要的暴力，因为在过去和将来，佩索阿这个名字都一直既是单数的，又是复数的。”

《佩索阿遇上卡瓦菲斯的那个夜晚》（2008年影片）

在我看来，把维森特·格德斯作为共同作者的重要性削弱到最低限度是必不可少的。《不安之书》的力量在于它混合了细致的观察、语气的变化和光彩夺目的描述，而格德斯是没有能力做到这点的。格德斯名下的一些东西是孱弱的，像是散文诗或练笔。比如说，他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荒谬世界的圣母，某种不可理解的混乱，在万物——觉察自己在消逝的花，长得太老以至于走不动路的野生动物，注定在过错和生命的错觉之间憔悴的灵魂——之上散播你的王国！”但在这里，也有一些美妙绝伦的东西：

在我收藏的日本杯具中的一个茶杯被打碎的时候，我梦见这不是因为佣人笨拙的手，而是因为住在杯侧曲面上的人物的希望；攫住他们的阴冷、自杀的决心一点儿也不让我感到惊慌。在我们可以用左轮手枪的地方，他们用佣人。

我会想把格德斯的部分或者说其中最好的片段收作附录。然后得意洋洋地以泽尼斯译本的第一个句子开启这本1930年的书，虽然就这个句子而言，朱尔·科斯塔的译文要好一些：“我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已经失去了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当年，他们的长辈也出于差不多的原因保持了自己的信仰——却不知道为什么。”

在朱尔·科斯塔按主题选译的版本中，这部分内容出现在第207页。那附近是讨论信仰与上帝问题的其他部分。在她的后一个译本中，这两个分别写于1931年9月和6月的关于人和动物的部分中间隔了三十页。在这两个部分之间，有一组微妙的、受里斯本与卡斯凯什之间一次火车旅行启发的关于旅行和想象的断想，一则对里斯本天气的记述，和一段关于买香蕉的可能性的离题的话。在下一个部分，苏亚雷斯在单调的想法上停留了一段时间。因此，按创作顺序，随着苏亚雷斯带着享受和痛苦，在不忘自己局限的情况下，从一句话或一个观察展开自己的思想，我们得到的是一系列多样的、令人惊奇的条目。他并没有失去这个希望：最终，在他想出一个赤裸的意象或粗暴的句子来终结这些愚蠢的梦之前，他自己的绝望会为某人提供安慰。

葡萄牙发行正面图案为佩索阿的纪念纸钞

END

本文译自：

Colm Tóibín, “I haven’t been I”,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43 No. 16, 12 Augus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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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王立秋老师翻译及授权海螺社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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