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读：本文《没有图像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Images）收录于多伦多大学历史研究学者凯文·科尔曼（Kevin Coleman）和丹尼尔·詹姆斯（Daniel James）的编著《资本主义与照相机》（Capitalism and the Camera）。这本书试图对于现/当代资本主义和图像（尤其是摄影及其图像）之间的关系作出一些揭示性的呈现，“批判我们的时代和结构所有生命的经济体系，同时摸索新的美学形式，以支持彻底重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极具理想化和建构的野心；同时所收录的文本的主题丰富而领域广泛，“每个作者都试图从一个不断新陈代谢的消费社会中夺回有特定导向的理想”，都以切近的方式深入到最赤裸的现实，很能为读者带来思维的启示。
这篇文章属于“批评”部分。克拉克以其精妙而极具说服力的文字将图像世界这个景观的简写切开一道裂缝，以开姆尼茨储蓄银行2012年发行的卡尔·马克思信用卡、2011年发生的伦敦骚乱，以及他在1992年所看到的香烟广告为主要案例，从内部肌理与毛细血管中窥见资本主义社会中图像世界的无情衰落、危机中反抗者的感觉所预示的“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和广告图像所展现的说服能力的来源——它是消费本身，即一种不满足感。
没有图像的资本主义
文 | T. J. 克拉克
译 | 罗玥沁
校 | 朱也
本文是一个阶段性写作。它在2012年秋于伦敦写就，并在芝加哥作为讲座发表；然后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将其修改，变更了它的重点，在爱尔兰、英国、希腊和巴西进行了演说。我称其为阶段性写作，当再次阅读它时，我感到它的作者半信半疑地认为真正的解体或许就在眼前——不可避免地，它的一些关注点，也许还有它的整体基调，可能看起来已经……嗯，变轻松了。即使在2012年，我们也无法猜测即将到来的恐怖和荒诞。
当下，“恐怖和荒诞”这些词正有属于一种修辞、一种政治的感觉，它只作为幽灵之舞而存在。尤其是，我们目前的消费（和名人）文化或因其承诺的浅薄和可笑而变得脆弱，因此它对讽刺性的“批评”敞开，这种想法似乎接近于一厢情愿。因为讽刺是敌人的武器，这点现已明确无误。我在2012年的文章已经转向了这一认识：我所呈现的广告的日常的错综复杂和双重诱惑，即那种让消费者不要相信所提供的幸福图像，而是把这种不相信（这种专业知识）作为消费主义的最高智慧来享受的邀请，可能是我最终怀疑的资本主义对其主体的控制的一个主要部分。尽管如此，或正因此，我按目前的形式、用一个资本主义的讽刺为案例开始这篇文章。
2012年，开姆尼茨储蓄银行发行了一张新的信用卡，上面卡尔·马克思的雕像占据了中心位置。这张卡富有魅力，并变得声名狼藉，但这种情况下讽刺的平衡或所属，却没有乍看之下那么简单。开姆尼茨（从1953年到1990年名为卡尔·马克思城）这个城市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实的一部分，它看起来已经毫无热情地并入了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的世界。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它失去了超过20%的居民。据报道，2006年其出生率为世界最低。从统计数据来看，开姆尼茨并不仅是、也不将自己视作一个后斯大林主义的废墟：卡尔·马克思雕像现在是一个重建城市中心的支点，而且该镇还为其新的轻工业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感到自豪。换句话说，很难确定开姆尼茨储蓄银行以马克思为崇拜对象时是为了应对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在2012年该银行也许有些遗憾于开姆尼茨面对统一之后的生活的犬儒主义、斯多葛主义或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说，储蓄银行是在要求它的客户完全地、甚至欢欣鼓舞地进入他们现在所属的图像世界的讽刺中，在那里，任何和所有的否定都可以被中和、都可以在消费游戏中被使用，只需通过成为一个图像？
卡尔·马克思信用卡是一个象征。它的意象——它特以讽刺的方式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信用”问题，它所提供的一个所有对立都可能成为虚拟的秩序，它将“卡尔·马克思”置于持卡人的拇指下的行为——我想，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我们所在世界的事情。
2012年的文章有两条主线。首先，尽管有刚才列出的疑虑和恐惧，但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当前社会的图像世界开始失效——无法说服或吸引人，也就是说无法引导欲望从而推动消费的车轮，那会是什么样子？我最终会更详细地谈论“图像世界”这个过于简单的术语的含义，但现在让它指向那些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公共的和私人化的视觉表征的饱和，即广告牌、电视、屏幕保护程序和人们掌上微电影的世界。称之为世界——这是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时刻——2006年，当萨达姆·侯赛因喊出最后一声“波斯人去死吧！”，然后绞索从他的脖子上划过时，在行刑室后面有一整排高举的手机摄像头，通过视频记录下布莱尔的胜利。或者是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在我们周围的街道上，人们都在低头看他们的电子简讯。几乎不用说，这种视觉和语言数据的轰炸前所未有且不可思议。它对我们的控制已经被强有力地理论化了。重复一遍，我的问题是：会不会有一个时刻，它的魔法——它对我们的力量，我们对它的沉迷，我们永不“失联”的愿望——开始消退？我们是否接近这样一个时刻的开始？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一个人对资本主义的缺陷感兴趣，他应该如何像在一场乏味的战役开始时那样冷静地思考利用弱点的征兆？
刚刚出现的“魔法”一词可能很恰当。因为如果图像世界的弱化和扩散发生的话，我认为就会与魔法领域的弱化和扩散相当类似，因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发生，并在现代开始时发生得更加突然；或者类似于艺术甚至宗教的弱化。也就是说，在这三种情况下，有关的社会实践——在世界中和在世界上的特定行动形式——显然没有终结。达达的口号“艺术已死”（Die Kunst ist Tod）从来没有在某一时刻最终成为事实。但尽管如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指出艺术、魔法或宗教对生活的全面控制的丧失是有意义的——它们不再能说服人，不再能支持和吸引人，不再像它们曾经那样发挥作用。我说“甚至宗教”，因为很明显，和宗教一样，在图像世界，对于以前无所不能的表征形式的这种削弱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实际发生，都会有争议。图像世界的危机，比如信仰的危机，或者只是图像惯例的无情衰落，可能会被一种新的激情、复兴和原教旨主义所接替。我确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会有大量的图像原教旨主义——套用一句无意中听到的奥巴马的想法，用户和黑客紧紧抓住他们的苹果手机，就像美国中产阶级紧紧抓住枪支和耶稣一样。同样，问题将是，原教旨主义是真正复兴的标志还是最后痛苦的标志。
第一个问题就到此为止：图像世界及其终结。这个问题是一般性的，更不用说是世界历史性的，有些读者可能会对它狂野的黑格尔式范围摇头。但这是我文章的第二条主线，它也许将总体性带回现实；对我来说，提出这个问题与它在2012年被一个经过漫长岁月后在最近回到陷入困境的欧洲的人提出过有关系。
这就造成了下文中的一种狭隘性，但也是一种代表性。因为欧洲，正是由于它相对美国而言处于次要地位，经常发现自己在整个消费社会中位于一个不可能前卫的位置。举例来说，众所周知，一旦最新的消费设备飞越了大西洋，英国就会比美国自身更彻底地爱上它们。个人电脑、苹果手机和电子阅读器（Kindles）等的人均拥有量的数据说明了一切。据我所知，英国是唯一一个发生过宜家暴乱的国家——久在黎明之前，伦敦轨道之外，沮丧的购物者对宜家新分店的延迟开业感到愤怒。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欧洲部分地区比消费的中心地带更急切地热衷于消费；正如大英帝国的外围地区比一直分裂的联合王国更受女王、国家和坚强不屈之精神的影响。也许这意味着欧洲部分地区将会、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前沿。
但当然，一听到“危机”这个词，警钟就会敲响。因为资本主义不是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而且从来没有最后的危机吗？不管是1917年、1930年还是2008年，资本主义总是被负面之物所击穿？难道现代性——我指的是资本主义在几个世纪以来成为一种深刻的“生活形式”时所采取的交错的社会和文化形式——不是永久性危机的生活形式吗？难道我们现在还没认识到资本主义依赖、繁荣于社会的过度扩张和对其自身生产力的大规模破坏的时刻吗？而现代性的一个主要功能不就是——还是那句话，指的是整套的社会的和代表性的装置，它们的工作就是无休止地重塑主体与风险、失范及崩溃的关系（对自由流动之社会的服从）——那些装置的任务不就是让危机变得可居吗？让它成为我们的自然栖息地？让危机成为个人的生活世界？
此外，如何理解像我现在所提到的一系列取自伦敦近期历史的图像？第一点：消费“危机”。当然，不管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件，我们所看到的已经是一种图像创作：它几乎是在事件发生后就被放到了网上。我最初认为，摄影师一定对贾斯汀·比伯的细节感到兴奋：他无疑预见到了这张照片在未来的媒体研究之冥思中的作用（正如此处）。然后我发现——记住，我们正在处理图像世界——他不只是对比伯的细节感到兴奋，他还把它PS了进去。没有这张海报的照片出现在了同一个摄影师的网站上。这有它的利益；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面对它时过度地进行图像怀疑。那只是在复制一个现代的传统主题。（“海湾战争从未发生过。”）如照片中的这类事件确实发生了，即使没有摄影师关于名人和青少年文化的公认观念，这些事件也清楚地表明了它们自己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图像世界中的绝望纠缠。此场景的第二个版本也很容易在网上找到，它非常接近摄影师的原片。地点位于佩克汉姆高街，日期是2011年8月。所展示的事件既危险又像比伯一样愚蠢。它们和宜家暴乱一样，导致了一波小规模的盗窃和破坏（并在未来适时导致杰弗里法官的报复）。当时英国的许多旧的调解机制——报刊、电视、下议院——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处理2011年8月的事件，除了把它们将就于过去长期的混乱的修辞——暴民的统治、底层阶级的复仇、社会的耻辱（仿佛我们生活在一个耻辱概念四处剩余的社会中）。甚至“无政府状态”这个词也出现在头条新闻里。
“贾斯汀，刚出来”（Justin, Just Out），拍摄者尼尔·霍尔（Neil Hall），发布于Photoshoplooter，这是一个迅速将2011年伦敦骚乱做成图文梗（memes）的Tumblr推荐。来源：photoshoplooter.tumblr.com.
遥相回望，《太阳报》（The Sun）和《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反应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报纸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欢快的心情抓住社会崩溃的古老宏大故事不放，似乎决心不把自己和读者暴露在当代形式中的“危机”的真正空洞和微不足道之处。（我猜空洞并不能吸引广告商。）我应该补充一点，这里的“微不足道”一词并不意味着对2011年任何特定行动背后可能存在的剥夺的深度的判断，更不是对受害者或肇事者为该行动所应付出的代价的判断——（在一张照片中）他们跳下燃烧的建筑物来逃命（以示对暴民统治的野性和邪恶的支持），或最终经历严重的低谷时期……不，在伦敦骚乱的案例中，“微不足道”应该被理解为演员们对自己的内部感觉——他们对沃尔沃思路上的“危机”的认识，以及为应对危机而向他们提供的条件（贾斯汀·比伯的条件）。骚乱者预见到了这个他们的行动会被调停的世界。他们很清楚，他们所做的事情已经是，或将成为，媒介连续体（media continuum）中的另一个项目。他们和警察，同样被包裹在闭路电视的回路中——都是福洛客（Foot Locker）世界里的生物。
CTV新闻的原始标题：“2011年8月12日星期五，西米德兰兹警方在英国伯明翰的牛环购物中心外展示涉嫌暴乱者的照片以呼吁公众。（美联社/ 鲁伊·维埃拉Rui Vieira）”
原始标题：“伦敦象堡的沃尔沃斯路，福洛客外的抢劫者和围观者。源自Flickr | hozinja”，于娜塔莉·沃尔克弗，“伦敦骚乱的科学”，现场科学
我从英国悲惨的起义开始，因为我相信它是对将来之物的一种尝试，而且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真正面对它所提出的前景的问题。我想提出这些问题的深度——深度、危险、微不足道。我对此的速写是不高兴的抢劫者，而我理应带来一个更令人沮丧的形象来代表我对八月的伦敦的感觉。这也是媒体所忽略的骚乱的一个层面。他们希望抢劫者对自己的非法消费行为感到兴奋。但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抢劫必胜客并不令人兴奋——事先已知这只会提供少量的不满。
不高兴的抢劫者（The Un-Elated Looter）。原始标题为“伦敦象堡的沃尔沃斯路，福洛客外的抢劫者和围观者。源自Flickr | hozinja”，于娜塔莉·沃尔克弗，“伦敦骚乱的科学”，现场科学
我接下来对2011年事件的描述，将不可避免地使一些读者感到不完整——印象性。而他们是对的。例如，我不会多谈骚乱的诱发原因。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没有这样的原因，或者它们不重要，或者它们后来消失了。引发伦敦和曼彻斯特骚乱的导火索，即警察在托特纳姆街头枪杀一名年轻的黑人男子，无疑是大都会警察对黑人下层社会的长期战争中的一个插曲。“拦截和搜查”过去是（现在也是）典型的、现已种族化的阶级斗争中的无耻武器。青年人的失业数字无需评论了。这个二十年前被詹姆斯·凯尔曼（James Kelman）在他的小说《太晚了，太晚》（How Late It Was, How Late）中所天才地描述的世界没有丝毫的改变——“乞讨者”和福利仙境中的幸存者的世界，他们对那些管理者告诉他们的故事笑得肺都疼了。托利党继续竭力使那个世界变得不适合居住。他们甚至可能会成功。
也就是说，所有的起义都有原因，有时症结很深。但暴乱本身也是——或者说它们变成了——物自体。它们是一个剧场，在几个小时或几个不眠夜里，作为法人社会的他者的生活经验被赋予了形式。简而言之，骚乱拥有情动。它们展示了一种感觉的方式，一种对生活世界的态度。而我想尽可能关注的正是2011年这种感觉方式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消费社会中，情动是经济所应产出的重要组成——这将是我后面的更明确论述的一部分。感觉——一种感觉的结构，首先是一种方向，一套形式，一种存在和欲望的一般风格——已经成为一种核心的社会粘合剂。毫无疑问，在某种意义上它一直都是；但在消费社会中，新的东西是把感觉作为商品来生产，或多或少地脱离了意义或信仰的范畴——作为一种彻底“世俗化”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可供自由销售的物品。因此，真正心怀不满的人对这种感觉的处理，即他们在社会崩溃的时刻公开生产这种感觉的方式，也许是一个线索，预示着整个图像社会将面临着什么。
原始标题（盖蒂图片社）：“伦敦各地的骚乱和抢劫仍在继续。英国伦敦-8月8日：2011年8月8日在英国伦敦，青年们在哈克尼抢劫一家卡哈特商店。今天晚上，伦敦各地继续发生小规模的骚乱和抢劫，这是由周日晚上最初的托特纳姆骚乱和布里克斯顿骚乱引起的。8月4日，29岁、同时也是四个孩子的父亲的马克·达根（Mark Duggan）在一次逮捕行动中被武装警察杀害后，周六深夜在托特纳姆及周边地区爆发了骚乱。”（图片源于彼得·麦克迪亚米德/盖蒂图片社）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称2011年人行道上的孩子们是“有缺陷和不合格的消费者”。鲍曼滔滔不绝地说：
我们现在都是消费者，首先是消费者，是有权利和义务的消费者……从摇篮到棺材，我们被培养和操练成把商店当作充满药物的药房，以治愈或至少减轻我们生活和生命中的所有疾病和痛苦。商店和购物因此获得了一个完全的、真正的末世论维度……对于有缺陷的消费者，那些当代的一无所有者，不购物（non-shopping）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不断恶化的生活的耻辱——以及[他们]自己的无足轻重和一无是处。
这令人印象深刻（也许有点印象过深），但它又让我觉得没有完全正确地理解暴乱。鲍曼似乎假定暴乱者相信购物的末世论，当他们高高举起平板显示器，或检查新的砂洗牛仔裤时，他们觉得自己变成了某个人——在一瞬间，他们将自己平常的一无是处抛在了脑后。我在记录中没有看到任何语言的或是视觉的佐证表明这是真的。抢劫者的虚无主义更深了。在社会崩溃的时刻，他们因为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而进行消费，并且完全知道这种活动的本质是凄凉的。抢劫是他们承担的一项任务。
（再次重申）在本文里我的问题是，像伦敦骚乱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告诉我们，晚期资本主义的图像世界将如何失控。但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简单说一下我使用“图像世界”这个基本概念意味和不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与之相关经常被用作简略表达的那个词——“景观”。这涉及我对老问题的讨论。但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必须的，因为无论人们多少次试图坚持认为景观或图像世界是对整个社会实践的描述，而不是一套视觉装置，这个信息似乎从未被妥善安置。这其中有景观本身的内部原因。但我仍然认为这个信息值得重复。
那么，正在于此。无论是什么生产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图像世界，它肯定不只是一个新技术的问题。当然，图像生产的节奏、普遍性和生动性都很重要。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们是根本不够的。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重要的不是节奏和普遍性，而是说服的力量——进入的力量，成为图像使用者的“生活形式”的力量。这使我们回到了最初提出景观概念时的洞察力：图像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力量，就是无力感的功能——不断制造和加强的无力感——那些其他生活形式、其他社会关系之结构的无力感的功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些生活形式和社会关系结构一直能够与图像对话，质疑权力的世界观。当然，利用大量的图像资源以巩固统治者的世界观，使之不可抗拒，这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家和图像总是形影不离。例如，我们现有的古埃及国家形成的最古老的纪念碑，即来自阿拜多斯的国王杰特的石碑，上面有三个标志：其中两个，蛇和猎鹰，是国王的名字和神性的图腾标签，但第三个，已经是他的形象-装置的图像——一个精心设计的、有图案的、巨大的宫殿正立面的再现。在最早期的埃及日历中，雕像的竖立对于国家的时间记录来说与年度尼罗河洪水的日期和高度同样重要。总之，景观社会的独特之处，不可能是国家或公司对其臣民的视觉轰炸的重视，甚至不可能是其图像机器的新的不可抗拒性。我敢说，在埃及农民所了解的世界中，宫殿、雕像和金字塔远比权力此后所构筑的任何东西更令人敬畏——远比普通事物更不连续，更绝对，更坚不可摧。那么，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按照最初的景观理论家的说法，新的或许是图像轰炸所置入的单薄化和标准化的社会结构。新的是被孤立和市场化的“个人”，他们对自由的戏仿使他或她越来越没有反语言——反图像——来与屏幕上的世界对话。总而言之，正是这个想法的第一批支持者所称的“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使景观成为一种社会的而非技术的现实。
这把我们带回了不高兴的抢劫者身上。他或她是被殖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吗？当然是，这令人心碎。人们如果想要一张“单薄化和标准化的社会结构”的图片，只需要在伦敦暴乱的镜头中，透过前景的动作，看看被意外捕捉到的街边景象。在这样的荒芜中，暴乱不出所料地以福洛客的形式呈现。2011年骚乱的“政治缺席”是其最令人心寒的方面之一。报刊和电视希望大火和激战叠加成无政府状态。但相反，所发生的事情往往是对市场良好秩序的戏仿——“创造性破坏”等等。市场是这些演员的生活世界。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会消失的问题）很难判断在八月进行的市场戏仿是希望还是绝望——鲍曼军队的单调虚无主义，消费主义温顺地自我吞噬的奇观。
几年前，我在一本名为《受苦的权力》（Afflicted Powers）的书中写道，
在景观的中心地带，图像世界开始变得稀薄和蒸发……这种景观仍然是当前环境下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社会认同和热情——但也是持续不稳定的来源。图像技术的激增意味着太多的日常生活的纹理被捕捉和传播，因此很容易在正常的权力循环之外发生变化。[媒体认为，2011年骚乱者使用苹果手机的技能让他们在第一个关键的夜晚就能控制街道。目前高层对“社交媒体的作用”更普遍的恐慌延续了这个故事。］ 景观是猖獗的，但在它的中心说服力越来越低……图像世界的幻灭（disenchantment）可能会伴随着整个世界的幻灭……其加速是幻想率下降的结果，正如整个资本主义一样。
这听起来近乎乐观。本文的其余部分试图更深入地探讨最后一句话背后的思想。
我记得柏林墙倒塌三年后，199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开车穿过东柏林的街道，深入到基本上仍未被收回的共产主义建筑结构中，感觉自己有些在商品的安全世界之外。然后我看到了这个。我下了车，拍了张照片。这是一个图像和一个时刻，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可以说，这是我对资本主义在新的领地中划定其生活世界的标志。
测试西方（Test the West，抽只威斯）！作者拍摄
“西方（West，威斯）”是一个香烟品牌。戴着棒球帽的年轻黑人男子——他在威斯的广告活动中多次出现——正在给一个雪人形象递烟，柏林街头的暮色使这个雪人看起来更像一个幽灵；但即使没有气氛，这个形象仍然是奇异的——愚蠢但如梦魇般，它的脸是一个悲剧性的白痴面具。（正如尼采在谈及现代文化的一个方面时所说的“天真—白痴的”。）
我们正在看一则广告，同样不应该对它的自我讽刺感到过度兴奋。消费主义不断将“自动批判”作为包装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一张被提供进入商品世界的图片，我发现这个广告牌仍然直击要害。首先，这个特别的广告看起来确实从威斯活动中的其他广告中脱颖而出。该公司的图像序列的基本理念精妙而不复杂。年轻人正在向老年人——或者任何仍被困于压抑和传统的过时世界中的人提供快乐，不管年轻还是年老。“测试西方（抽只威斯）”，进入自由王国。在一则广告中，一个时髦的年轻白人男子将一包香烟递给一个被捆绑起来的女调教师，后者继续抽一个老牌子香烟（可怜的家伙）。还有一个广告，戴棒球帽的人试图引起一个秃头的教授的兴趣，但似乎只是冒犯，他手里拿着一本皮面图书馆书籍。当然，就像所有优秀的公司一样，广告宣传活动大体上知道它的图像在说什么。人们可以感觉到每一个场景背后都有巧妙的脚本商讨会。但我们付出了代价才明白，图像有能力滑脱于它们的一阶意识形态框架。有时它们说的比制作者的意图更多：它们徘徊在真正的梦境的边缘。用雪人代替教授，然后别的东西——比新旧之争更大也更奇怪的东西——出现了。
香烟无疑是消费主义及其快乐的梦想图像。它是十九世纪末大规模生产和产品统一性的胜利：准时可得的快乐，或至少缓解了焦虑和失范；提供了一种几乎不干扰工作纪律的持续流动之兴奋；以及商品面前平等的完美标志，正如广告中的年轻男子所暗示的那样：不分性别、即时、一次性、伴随着致命。它是推动消费主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便利依赖性之大厦的拱顶石——茶和咖啡、蔗糖、黑色大西洋酒精、古柯及其衍生品、鸦片制剂，以及最终的大药厂仙境。
让我在东柏林的街道上停顿一会儿，现在要特别考虑到“图像世界”的概念。重复一遍：我们正在看一个广告。但这个词是虚假透明的。一个广告——一个“商业广告”——显然不仅仅是“宣传”某样商品的具体细节或纯粹存在，以及它所承诺的效果。广告是我们所属社会的图像生活的一种主要形式；回顾证据，甚至有可能看到这种形式的生成。日常生活的结构开始越来越多地由可购买物品的巨幅图片组成——我想说，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拍摄的照片中，这种结构开始作为一种全新的习惯被记录下来——这看起来确实是一个转折点。
盖蒂图片社的标题：“在百老汇和第44街的骆驼香烟广告牌上，张嘴的飞行员吹出了真正的烟圈。1944年1月1日。”盖蒂图片社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则切斯特菲尔德广告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十年里，这种图像-生活确立了自己与商品共存的地位——商品必要的第二自我。它成为商品的为我们而存在。但这里是“测试西方”要告诉我们的关于这种新的认识论的内容。我们所说的广告是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创造性地，对商品承诺的讽刺。这种讽刺首先也简单地体现在放大上。一个广告牌的大小是它最重要的地方。确切地说，广告牌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说服消费者：上面的图像从来都不是普通人应该被允许进入的生活。“测试”是他们能对它做的最后一件事。广告牌上的生命是非生命的——雪人的鬼魅，或切斯特菲尔德广告中吸烟者的地狱之门的笑容，都代表了这一点——一种奇妙的、一种非生命的、一种消极的、一种无法达到或甚至无法想象的场域。一种崇高。一种因被讽刺而更加迷人的崇高。我们要理解——我认为这就是批评理论家们的错误之处：他们总是假设广告牌图像前的女人可能会认真对待提供的快乐，这肯定无法令人信服——我们要理解所承诺的满足感或安全感或光泽之完美的荒谬性。
“测试西方”明确了这一点。“测试”是个输入德语的英语词汇，嵌入了市场调研、焦点小组和科学权威的所有假设。这个口号的半谐音极其炫酷，就像那个戴棒球帽的人。当然，广告牌并不期望它的观众相信这个测试是真实的；更不用说相信其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记住在东柏林街头的那一刻。它并不要求我们相信西方会通过测试。在图像面前，游戏之名过去常被称为其对主体的缝合，现在是进入荒诞、进入讽刺性的承诺之宏大。而在这背后并超出其外——此处最终是讽刺总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重要的是怪熟的时刻，熟悉与未知混合的时刻；雪人幽灵的超确定；以及仍从图像中闪现出来的对幸福的承诺。
那么，测试西方就不是产品——不是尼古丁输送系统将提供的真正的小“高潮”。它是图像：图像物质化的情动；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要成为现代人，它提出的讽刺是必要的。（我试图回到1992年的柏林，对那些极度非讽刺、然而并不意味着非幻想的残破的共产主义公民，重建广告的实际地址……我尝试了，但思维混乱。）
毫无疑问，“西方”是一支香烟（cigarette），这很完美。因为香烟是消费主义的缩影——被卷起并过滤成四分钟的精华。理查德·克莱恩（Richard Klein）关于这个问题的伟大著作使许多事情变得清晰。他说，雪茄尾部的“ette”是诱人的：这种新产品女性化，小巧，简单，可靠，“方便”。不再有男性对烟斗清洁器和雪茄剪的纠结。再也不会出现无法点燃或无法抽出的情况。这种东西可以在街上或在生产线上抽。而且，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国家的真正朋友，是最终的应税商品，一种习惯的奢侈品，即使是最穷的人（尤其是最穷的人）也会确保自己买得起。
香烟是消费之讽刺的结晶。在其中，标准化和可用性遇到了黑暗、无偿性、小邪恶的快乐。这里的快乐是公然的、诱人的——自我消费，浪费时间，徒劳无益，看着瞬间变成灰烬。克莱恩告诉我们，这就是拉弗格和马拉美对于香烟最推崇的地方。深度拖拽首先是撤回到自我中去，撤回到不可侵犯的、炫耀的、表演的、完全口头的“个性”中去——而且这种拖拽一刻也无需干扰日常对机器的顺从。
香烟在我们世界的核心，因为它微不足道：“无关紧要和不重要的”，克莱恩说，“无足轻重和被贬低的”。（我们又回到了鲍曼所说的“有缺陷和不合格的消费者”的世界。） 也许消费始终是有缺陷和不合格的——隐约可耻的。在美国，体面的上层社会已经反对香烟，而对酒精和抗抑郁药的强烈兴趣却丝毫不减，这只是消费主义内部必要的循环的一部分——从依赖到成瘾，从快乐到滥用，从风险到自残——这似乎内在于生命形式本身。
“无足轻重和被贬低的”西方。“无数的、多重的、增殖的”，继克莱恩之后，它部分的魔力在于每独立的四分钟致癌物的微不足道——轻微但足够的不满足感。总是一支烟导致更多支……总是快乐烟消云散……而这种不满足感就是消费。被测试的西方——东柏林人将要尝试并发现想要，并因此不断需要的高度资本主义生活的实际经验——就是这种不满。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体验是由一个年轻黑人男子的形象提供——完美的时髦，完美的无足轻重和被贬低，商品的主人和奴隶。经销商、骗子、清白的瘾君子、穿越符号之林的土著向导……而他的伙伴是雪人、无名之辈、不祥的幽灵。
显然，“测试西方”是一个伪报喜（以及一个假的圣安东尼的诱惑）。你可以感觉到设计者对该图像的艺术历史常识狡猾的自豪感。[我努力寻找一个真正足够糟糕的天使报喜以恰此处。我选择的这幅画是丹麦人卡尔·布洛赫（Carl Bloch）画的，他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朋友。]但在东柏林的迭代广告中，谁是圣母，谁是大天使，都必须结构性地不确定，用行话来说，就是不可判定。谁拥有、谁实际上受孕于愚蠢小管中的大抽象？答案是，我们并不打算知道。重要的是问题的讽刺性——图像的出场。
我认为，消费社会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要更奇怪。也许“消费”一直是商品化成瘾的委婉说法，而“现代性”则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讽刺。但我最终需要从这样的困惑中回到2011年的伦敦；回到《受苦的权力》中的想法，尽管是一厢情愿和夸大其词，“在景观的中心地带，图像世界开始变得稀薄和蒸发……图像世界的幻灭可能会伴随着整个世界的幻灭”。
最后两个论点是有必要的。
首先，我想说的是，东柏林街头的广告是隔离墙倒塌及其后果的一个完整而恰当的图像。确实是“西方”——那个冷战的虚构——将在这一管尼古丁中得到检验。正如广告牌所直观显示的那样，它是进入整个幽灵般的、非实体化的图像-生活的手段。而这正是随着我们当前危机的持续将再次接受考验的核心伪社会关系。
谈及严酷的商业经济学，资本主义的图像-生活是为了保持主体和商品可能提供的东西之间的差距——欲望和满足的差距。这种差距、这种缺乏，必须不断地再现；否则，物品本身的不重要和标准化的特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满足感的实际普通性质，将自我显现，而消费的速度、整个机制将会放缓。低于一定的速度，“消费社会”就会恢复到“商品经济”。消费者变成了单纯的购买者，因此获得的东西比维持商品经济所需要的还要少。这种情况发生的迹象、预兆，显而易见。不高兴的抢劫者可能是其中之一。他们承担了可以说是朝九晚五的消费工作，并清楚地知道他们会从被破坏的超市中空手而归。
我以前说过，像许多左翼评论家一样，八月的事件缺乏政治性。是的；但之前的许多起义也是如此。“漫无目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等等字眼似乎或多或少必然地与任何集体拒绝的姿态相联系——任何没有领袖和“代言人”的运动，任何没有被专家预见的否定行为。然而，伦敦骚乱的独特之处——在这里，与1965年的沃茨暴动（Watts insurrection）或1992年的罗德尼·金暴动（Rodney King uprising）相比似乎很有说服力——在于摄影记录中如此明显的在破坏中喜悦的缺乏；更不用说任何可见的梦想动力的缺席，在这种动力促发下，随着骚乱的发展，越发深入地进入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进入一个具有自身特定疯狂崇高性的世界。伦敦的起义丝毫没有“狂欢”。它的演员们似乎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时季已经是大斋节了。当时有人声称，沃茨暴动是有预兆的（甚至是有希望的），因为在暴动中，随着超市的燃烧，街上的事件越来越具有狂欢的性质，把权力和欲望抛到九霄云外；在这个意义上，暴动也服从了消费的逻辑——他们对其放大并模仿：他们把商品刑罚殖民地的机器运转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分崩离析。2011年的伦敦在这种反转的逻辑之外。它的袭击队已经抛弃了对伪商品天堂的最后一丝信念。他们以同样的精神、以同样的幻灭的责任感拿走了塑料商品，烧毁了有毒的商店内部，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在5点钟的哨声响起之前把扳手或豆子罐塞进裤腿一样。
如我所言，最能概括“八月伦敦”所产生的图像和幽灵存在模式的术语是“景观社会”。而我相信，正在发生的危机将继续考验这种社会性模式——也许到了它的极限。因此，第二个论点随之而来。我们已经熟悉了这样一个概念，即资本主义对持续“增长”的依赖可能已经触及到了地球所能提供或承受的极限。有人说，这里涉及的经济问题可以被解决，他们或许是对的；但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又是生活世界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制造的奇怪的社会性。换句话说，低增长或无增长经济的想法可能是可持续的，也可能是不可持续的；但无增长景象的想法——一个资源匮乏、冻结和退化，并处于永久不流行状态的图像-世界、一个不得不正视自己的非讽刺性的现代性——肯定是不可能的事。这几乎是一个矛盾的说法。
这是第二个论点的重述。我们仍然不知道，在普通的、持续的经济衰退条件下，景观社会将如何变异。不是灾难的条件，也就是说——确切地说不是灾难，经验表明，灾难为魅力、黑色讽刺、末日式的刻奇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回到它，“测试西方”的广告牌非常清楚它周围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真正“私有化”的自由落体式社会；而且它不期望它的观众哪怕是片刻地忘记这个事实：这就是图像的自鸣得意的笑话的一部分。）但相反，我和分析家们一起提醒你们，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停滞和削减已经成为，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成为“新常态”——将会发生的是一种缓慢的滴漏，即封闭的选择、拆除的权宜之计、无计划的淘汰过时、没有通常伪装的千篇一律。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消费主义中的基本精神交易是否会继续看似可持续，雪人幽灵是否会继续伸向致癌烟棍，还有待观察。而在什么时候对图像的使用者来说，图像本身会出现成为作品中的恶棍——应受责备的东西，本质上的骗子，新的偶像破坏的对象——只有时间和反乌托邦才能告诉我们。
文章
Kevin Coleman & Daniel James ed., Capitalism and the Camera: Essays on Photography and Extraction,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21.
作者
以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闻名于当代美术界的T.J.克拉克（Timothy J.Clark, 1943- ）早年就学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30岁在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研究院获得美术史博士学位，同年出版《人民的形象：库尔贝与1848年革命》与《绝对的资产阶级：1848至1851年间的法国艺术家与政治》，立刻被认为是英语国家“新艺术史”的杰作，一举奠定了他作为一位国际型学者的地位。在英国多所大学担任教职后，年仅37岁的他就成为了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史教授。现为伯克莱加州大学现代艺术校级教授。除上述两部成名作，尚有《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从而合成其著名的“新艺术史”三部曲。另著有《告别观念》（2001）及《瞥见死神》（2008）等。
译者
罗玥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聚焦于摄影理论、摄影史、媒介批评与视觉文化研究，关注当代摄影中的机会与自动、游牧与流动，以及历史性图像的叙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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