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丁
一
王太庆先生（1922-1999），哲学教授，专精西方古典哲学。他以翻译西方哲学知名，是近代继严复、林纾（康有为诗称“译才并世数严林”）、冯承钧（胡文辉诗称“汉学东传谁译笔，乾坤一手大挪移”）之后又一位造诣高深的翻译家，法、德、英、俄、古希腊、拉丁文著作均能胜任，译品众多，译笔以准确而晓畅著称。笔者曾在读书期间有幸认识王先生，得到熏陶教诲。今年是王先生诞辰满一百年，谨撰此小文以为纪念。
王先生是安徽铜陵人，中学时代离开故乡，前往上海，寄读于有外国教员任教的实业学校，得以较早受到西方文化浸染，课余博览群书：
我上初中接触了声光化电，可是最感兴趣的是希腊故事，再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念法文我偏喜欢看圣女贞德的抗英事迹，《马赛曲》也能背。进了高中，工厂实习成绩平平，假日却爱上四马路，到书店里站着看书，从尼采的《苏鲁支语录》看起，直看到杜兰的《哲学的故事》。看得似懂非懂，还想再读些别的；也正因为自己知道有许多东西不懂，想求助于别人写的文章，进一步把它弄懂，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不懂的地方别人也很少说。我自己意识到中国人到哪里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哲学问题，但是我听来的那点哲学还远不够用。（《王太庆自述》，方克立、王其水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第二卷《人物志》，华夏出版社，1995年，674页）
《苏鲁支语录》是尼采著作，徐梵澄译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今通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杜兰《哲学的故事》，是上世纪前半段的世界畅销哲学读物：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greater philosopher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26），当时此书有多种中译本，作者名译为“杜兰”、书名作《哲学的故事》的，可以确定是詹文浒所译（上海青年学会书局，1927年7月初版；见《民国总书目》1618号）。
总之，中学生王太庆读书生出更多疑问，开始了哲学思考，进而使得他立志去探索哲学。他大学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得到贺麟、陈康等名师指引，进入西洋哲学领域。1947年毕业后，在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政治生命被打入另册，出版与人合译的《狄德罗哲学选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初版）时署名“王复”，改名是不得已，但是取“复”字不是随意，当是向译界前辈严复的致敬，彼时彼境，如此化名明志，令人酸楚感动。后遭流放，在宁夏医学院工作。据说，当地医院曾经收到过外国药品，包装说明都是没有人看得懂的外文。这时，有人想起了北京下放来的会外语的他，“找老王给看看”。药名很多是拉丁文，王先生懂。有关在宁夏的十三年，他到底做了什么，与学界师友是否还保持联系，是否还能维持一定程度的读书、翻译工作状态，当年断断续续在组织翻译出版的内部参考外国资料，是否征召过他参与贡献（比如使用笔名或集体笔名），现在，先生已去，都无从知晓了。所知者，是在1979年“落实政策”之后，他以五十七岁之龄返回北大原来的工作岗位，任教、研究、翻译，身笔两健，成果源源不断，直至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二
王先生懂很多种外文，英、法、德、俄精熟，其中英、法两种有中学的童子功，德、俄有过硬的专业化训练，日文能读，拉丁、希腊也都曾适时用过相当的功夫。他除了教课，并不写论文，学术成果以翻译形式出现。按当时一般的说法，他是一个“搞翻译的”，甚至在升职称的时候成为一个障碍，他也嘿然默认，不作解释。他以翻译西方哲学著作闻名，是商务印书馆的顶梁柱译者。他的译品中，以德、法经典哲学家居多，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笛卡尔、拉·梅特里、狄德罗等人。这些选题有浓重的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思想文化时代特征，想来有些翻译是“工作安排”。翻译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是贺麟先生的主意，该书部头重，难度大，以一人之力不易完成。王先生是联大时期贺门弟子，自然要“黾勉从贺公”。全书得以译全，王先生出力很多，这一点也得到贺麟先生的正式肯定，译者贺、王两人联名。受业于陈康先生，古希腊哲学著作的翻译是王先生治西哲的一大重点，重中之重为柏拉图，成书的有《会饮篇》《卡尔弥德篇枚农篇》《裴洞篇》以及《柏拉图对话集》（译十二篇），为王先生毕生心力所萃。读王译柏拉图对话，我们听到的是苏格拉底与雅典人辩难讲理的口语，而不是形式上切分成对话、弄成排版形式的训道书。
改开方兴，商务印书馆于1983年出了一本内部发行书：《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内容涉及当代社会思潮，是接地气的哲学，在当时知识界影响很大，人人争读。此书从内容上看，学术性并不是很高，应该不属于王先生自主会去找来细读的书。这本不算厚的书由四人合译，王先生居其一，想来是比较急、要尽快推出的组译约稿。其他由王先生担任译校的书还有很多，其中俄文著作不少，多是五十年代出版。由此可以看出，王先生是一个有合作精神的翻译家，愿意、也有能力适应各种情势和需要。王先生博览、博学，他译阿拉伯人阿维森纳（即伊本・西那Ibn Sīnā）的《论灵魂》，当年列入出版规划中，固然应该是有取于作者“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和某些自发的辩证法因素”等进步意义，但阿维森纳是个百科全书型的人物，涉猎广，翻译难度是很大的；中世纪哲学，学界普遍视为畏途，涉足者寡。翻译此书，是王先生啃下的又一块硬骨头。
此外，王先生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加过一些现在称之为“团队项目”的翻译工作。五六十年代，北大哲学系承担西方哲学资料的翻译工作任务，由教研室主任洪谦先生组织制定分卷计划，陆续编译成《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以及《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总称《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洪先生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逻辑经验主义》两种现代哲学译文选，也请了王先生参加译校。应邀翻译多种现代哲学新流派、新人物的论文，显示了王先生具有很强的知识更新能力。这一大套资料书的体例是辑录、翻译外国现代大哲学家、大问题的“文选”，严选精译。是为中国现代哲学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意义深远。在这一套资料里，王先生承担的翻译、校勘工作量是最多的，有文后标注的译校者名氏为证，允称生力军或“劳模”。
也正是因为这样随着思想气候、工作任务的变化，在古代与近代、纯哲学与哲学史思想史、专著与选辑之间的轮转奔波，造成王太庆先生翻译作品选题有驳杂不纯之疵。这是时代情势使然，译才应征，竭能奉公，非个人所能左右，不唯王太庆先生一人运命如此。知人论世者，当能体察。直到退休后，王先生才有时间集中精力于他自己真正关心的哲学家及其作品。他最有心得的近代哲学家是笛卡尔，而《谈谈方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已经是在他去世一年以后。相当于“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级别的《柏拉图对话集》也是一部遗稿，出版过程相当波折，面世更晚，宜乎有学者称之为王先生的“天鹅之歌”。《柏拉图对话集》为中国留下古希腊最大哲学家根本经典的译本，厥功至伟，其意义不亚于真谛、玄奘等高僧译经。西哲著作不朽，优秀译作的译者同一不朽。设想未来，如果有志之士有心之人为现代翻译引进的外国优秀著作兴办“他山藏”，王译种种必在首选之列。然而，王太庆先生本来应该可以译出更多名作、力作、大书，让它们进入汉文智慧宝藏，启迪人心，经世济用，而天未尽其才，是神州文化的损失。
三
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大读哲学系本科的时候，二年级必修课有“欧洲哲学史”（一学年，每周两次，共四课时），由几位教师根据各自专长承担从古希腊到近代的讲授。平行的选修课有“西哲史名著选读”（一学年，两课时），也由上哲学史同时段的老师担任，李佩玖老师讲希腊罗马段，近代则由胡景钊师讲授。“名著选读”课所用材料就是北大主编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2年）。二年级生入门即“下水学游泳”，接触原著，起点不低。当年课程能有如此科学的设置，分量、教法符合基础课的要求。初学者开始接触《巴门尼德斯篇》《物性论》选段，一时觉得有点难，但教师以正经授人，门槛虽高，迈入不易，但路数纯正，往往就此把年轻学人引入雅典学园的殿堂，受用终身。讲堂哲学容易流入随意发挥，貌似洋洋洒洒有风格，实为夸夸其谈，云山雾罩，言不及义，才是误人子弟。
我开始认识王先生，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书的时候，本科毕业考上研究生，实现了家里大人下达的“争取深造”任务，得以名副其实地就近从此前自书本上获沐教泽的北庠先生们深造前修。那时候，外哲所是一个独立单位，但跟哲学系有工作关系，两边的研究生也可以跨系、所旁听课程，课余时间，大剌剌地到哪位老师府上敲门拜访请教，也不是一件不敢做的事。洪、王二先生在联大时期有师生之谊，年龄相差不多（十三岁），后来在北大，一直是同一个教研室的同事，直到1964年外哲所成立，洪先生调离哲学系，着手建所。但是，他们之间的工作联系一直保持密切。有时我奉导师洪谦先生之命，当通信员，往来于燕东园和王太庆先生在畅春园的住处，送取书稿和其他文件。还有几次骑车跑商务印书馆，把两位先生的书稿送交给高崧先生，顺便也认识了哲学编辑室的武维琴老师和徐奕春、程孟辉两位师兄。他们跟我说，“你先生和王先生的稿子都很完整，我们不看，直接就送印厂了，因为我们水平不够”。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先生是一个话少的人。听上过他的本科“西方哲学史”课程的同学说，他讲课不算精彩，曾经有少不经事的同学，不懂水深则波静、大学问家不事表演的道理，向系里要求更换“口才更好的教师”。到王先生府上，有时他跟我聊几句，并不多。有时，是几个同学一起去，场面多半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高谈阔论，王先生默默地听，只偶尔插话。
当时时兴各种“编委会”，大江南北的能人名人纷纷组织编辑出版国外人文社科丛书。北大外哲所在外界有“外语好”的名声，所以多有慕名而来约译稿件的事，也有好几位毕业的研究生以此崭露头角。有一次见王先生，可能是我引起了这个话题，说外文书翻译多多益善云云。王先生摇头，说：“翻译这个事，要水到渠成，翻译者要先读懂书，才好翻译。组织翻译，不一定好。”当时我有点意外，没想到对大家都很兴奋、能解决书荒、精神饥渴得以缓解的译书出书大潮，王先生会说泼冷水的话。无独有偶，大概也是在同一时期，就这些编委会译书的事，洪先生对我也做过叮嘱。我当然谨遵，没有分心他务。看来，洪、王两位先生在这方面都是严格主义者，对翻译、出书持宁缺毋滥的审慎态度，尤其不赞成正在修学中的年轻学生进行大工作量、有难度的翻译工作。
另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外哲所举办过德国现代哲学一本名作译稿的审读讨论会，到会先生五六位，来自社科院和本校。王先生谦虚地等到其他几位先生都讲了话，才最后一个发言，也讲得简短。他说：“我知道这位外国哲学家的语言有特点，曾经造过一些新词。那么，在中文里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原文里的一个怪词，你在汉文里也造一个怪词，描个红，结果也只是徒有其表，没有达意。我想，译文还是应该译义，让读者看得懂，才算达到目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温和，但意旨是鲜明尖锐的。王先生就翻译谈的意见，出自他平生的深思熟虑，外表朴素无华，但道及本质。王先生写过《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论翻译之为再创造》（均收入《柏拉图对话集》），是他的经验谈，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的西方哲学翻译的总结，其中涉及类似的话题，可以相互印证。
按王先生的意见，好的翻译，是对原作的正确逻辑再现和语言再现。逻辑结构，即译者要看明白原书，领会论证脉络。语言表述，则是译者要把原文再现出来，让读者看明白。他说，“汉语不通的人是不堪翻译重任的”，“我们对白话和文言，也像对于外语和汉语一样，还需要加强知己知彼的工夫”。至于王先生自己如何陶冶母语，有一个例子有助于窥见一二。有一次，我见他的客厅茶几上放着一摞中华绿皮本的《汉书》，就问：“您读《汉书》，为什么呢？”他答道，“古人文章有很多说法，非常好，要学习。”这段口说，让我印象深刻，常在耳侧，后来读书时每有触动。从事西学研究的学者，外语和专业能力固然是愈高愈佳，同时，母语方面的修养其实是背景后面的基础，这关系到思维的精确和表达的准确，而外语与母语是否两手硬，尤其是决定翻译一行能否进入高段位的试金石。至于中国古书，可读的历朝历代名作何止千百，王先生独选《汉书》，大概是因为它词句的典雅壮美，为古文楷模，它又是一部写英雄的书，古人称“可以下酒”，痛快淋漓的故事，在遭际坎坷、半生禁锢的王先生读来，想必也有会于心怀。
有一次，洪谦先生接到一家国外学术单位的访学邀请，他让我把函件送给王先生翻译，说：“邀请信然后要送给学校备案。因为信里面有一些美言，溢美之词，不应该是我本人来翻译。”等王先生译好，让我取回，因为没有封上，我就偷偷看了一眼，里面有“往返川资，由我方承担”这样一句。当时，我没有读过多少中国古书，“川资”是一个生词，所以对他把We shall cover your round-trip travel costs（“我们将承担您的往返旅行费用”）如此翻译大为惊叹。后来读书稍多，略微明白王先生的做法来自翻译需得体的原则，这个“体”，包括文体特点；函牍之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文雅、有分寸是一大特征。
学界对王译有一个定评，就是他的翻译是“原汁原味”。翻译要体味好原文，然后以合适的方式表达，使译文能与原文相当，意思熨帖，形神兼备。拉丁语有一句常语：Habent sua fata libelli，字面的意思是“书籍有它们的运数”。因为写作，我曾需译述一篇以此为题的外文文章，斟酌之下，拟为“书自有命”。这个译法得到研究西洋古典学的高峰枫教授的肯定，来函谬奖，惭愧之余，我心里明白，这一点意识是从王先生这样的师长学来的。搞西学，译书、作文必不可免，文字修养上要读中国古今的好书，现在回想，最早让我注意到这一点的，王先生读《汉书》这件事是一个触动。
四
王太庆先生译的多，写的少。他的写作有特点，谨举一例：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人，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一位在哲学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哲学家，历来人们对笛卡尔哲学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非常高，有的差一些，但是全都承认他是第一流的哲学家。（《笛卡尔》，《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五卷，113页）
这段破题，直道中外古今对论主的评价有意见之异，而归总于“一流哲学家”的一致定评。在表达上，要言不繁，朴素无华，引入的第一句有中国古典传记笔法的神韵，而句法上隐然有西方语言的结构感，省去了小句中的几个可有可无的系词，实际上是造了一个长句，有并列同位定语，也有关系复句，逻辑关系清楚，标点一逗到底，气息流畅，干净利落。
王先生是安徽人，安徽出文章高手，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一体论，他当是耳熟能详，是否早年在学校受过这方面的特别提点，遗憾现在已不能问他了。
有关王译笛卡尔，有读者议论以为语言太过平淡如大白话，缺乏“哲学味”。殊不知，思辨哲学那种纠绕文风只是一些欧陆古典哲学家及其现代流亚的思维、表达风格，不能视为哲学本身应该普遍具有的腔调，而明白如话，正是笛卡尔本人的文风。按严复“信达雅”三字经，王译笛卡尔符合“信”——忠实于原文，也是原汁原味。笛卡尔是数学家，依据逻辑、几何、代数，自订思维四规则，身体力行，开创“新科学”。理性头脑的人临文写作，必深思熟虑于前，形成定见于后，才下笔，庶几文章方能开门见山，清楚明白（请参钱锺书语：“法国人的头脑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王先生的法文好，笛卡尔的书他用功多。笛卡尔的著名命题Cogito ergo sum，通译“我思故我在”，王先生在深考西哲的核心范畴being之后，认为应改译为“我想，所以我是”，其理据是：在汉语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才可以用来辨别“真”和“假”。Ergo sum/Je suis/I am，表达的是“我是一个个体”。“我在”（我存在、活着）则是另一回事，并不是笛卡尔这个命题所表达的意思。这是学术上的一大发现，看似是在讨论一个具体的翻译问题，实则涉及义理，直接关系到笛卡尔本人视为“绝对可靠的真理与第一原理”的解释对错问题。孰谓王太庆只是“搞翻译的”？
曾经有个传闻说，王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到南开大学哲学系讲西方哲学史史料学，有人提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译本看不懂，他回答说：“看不懂，就是译错了。”这个掌故如果理解不当，恐怕会产生误会，需要看上下文。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晏成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一般读者看不懂，因为数理哲学有门槛，是正常的事，不说明译文不对。以我对王先生行事、言语的观察，他一般不会说出这么明快、痛快、有点简单化的话。王先生的话，大概是针对一般性的翻译“硬伤”而发。在此，我想起德国的一位老先生——蒙古学家Johann Dill博士（Paul Ratchnevsky的弟子）——闲谈中曾说过，“要是译文听上去怪里怪气的，那很可能就是有问题了”（Wenn die Übersetzung komisch klingt, dann stimmt da was nicht）。的确有一些哲学著作具有先天的费解性，原因或在逻辑结构，或在语言表达，总之在原文已是天书。如果这种书再译成另一种语言，要是能译得明白如话了，那必然是译者加以创造性的梳理、诠释、改述，不过这样一来便距原著已远，译者其实成了加工整理者乃至共同作者。翻译讨论中，常有“说人话”的批评，所言指的是为原作者代言，应做到达意，符合情理。原本就逻辑含糊、表达诘屈聱牙、不可以常理喻、无法用常言译的外国书，借用王先生的话说，就是“还不如不译”（参见汪子嵩《〈柏拉图对话集〉代译序》）。
五
值王太庆先生百岁诞辰，重温他的文字，深信下一个百年仍然会有出版社愿意出版重印他译的书，下几代的读者仍然会爱读他晓畅的译笔，热爱翻译肯下工夫动笔的学人仍然会秉承他的提示，翻译外国思想哲学名作，为改造完善现代汉语利器、以达精确表达逻辑思维而努力。作为一个曾有幸受过他指教的学生、接力从事教研工作的晚辈，我也深感应该集中思考、总结一下王译的义例，也许，《王太庆先生的翻译》就是一篇作业的好题目。不敏如我，此事谨记在心，愿实现或促成之。
现谨敬录先生语录，缅怀先生之德业，学习他的谦虚与坚韧，体会他为中国精神生活的现状与未来而殚精竭虑的心情，兼与“爱智慧”的读者朋友共勉：
我国习惯上以为“哲学家”是无条件的“哲人”或“智慧的人”（sophos），加以崇拜，便称之为“圣人”。“圣人”是偶像化了的，其作用只能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此我很不愿意做“哲学家”。当然我更不愿意做兜售“智慧”的即所谓“智者”（sophistes）。的确我不是那个意义的“哲学家”或“智者”。但是我追求真理、爱好“智慧”（sophia），很愿意做个“爱智者”（philosophos），用中国话说，就是“学哲学的”或“搞哲学的”。“哲学工作者”这个名字我也不敢当。我没有著书立说，虽然有些人认为翻译只是传声筒，低人一等，我觉得这个传声筒也很值得一做，可能比自己著书立说的用处还要大一些。我们中国学习西方哲学不够认真，因而常常捕风捉影。哲学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开扩眼界，增长见识，促进哲学研究，提高思想水平，以利于革命实践，即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点，我们本来是明白的。在解放之初，多数人都对哲学抱着极大的热情，付出无私的努力，也得到众所周知的效果。但是，曾几何时，情况变了，人们不重视哲学了，对它冷淡了，甚至厌恶了。那是由于有些人意在谋私，见到哲学的威望，以为可以利用，于是把它垄断起来，上下其手，拿来吓唬老百姓，把它变成争权夺利的工具。人们上了他们的当，吃了大亏，看透了他们手里的所谓“哲学”并不是什么真理，而是骗人的诡辩，甚至是害人的蒙汗药。但是人们哲学水平不高，分辨不了真中之假和假中之真，因而不加分别地把哲学笼统地加以否定。这否定是不幸的，但也是必然的，它会带来新的局面：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天年轻的中国人正在对哲学兴起新的热潮，长江后浪推前浪，正是历史的辩证法的明证。不用白话文，哲学翻译就只能依稀仿佛，精确不起来，不能满足科学的要求，至多做到严复那样的达旨。改用白话文，其实不只是不用文言文，而且包含着改造白话文。原来的口语长期以来不用于文字，用起来虚弱得很，粗率得很，语词不够，语法模糊，而且汉语方言众多，缺乏规范。这个改造汉语普通话的过程在解放前进行了三十来年，解放后又进行了三十来年，到今天才有这个样子，但还不是大功告成，而是仍须不断努力。在过去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只有在行将灭亡的时期才出现语文程度低落的现象。优秀的译文不但是科学的，同时也是道德的、优美的。
2022年11月11日于大北窑，时值北大哲学系一百一十周年系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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