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弗洛朗丝·布西 Florence Bouchy
程小牧 译
从《空衣橱》到《岁月》，安妮·埃尔诺的作品似乎始终萦绕着一种追问，涉及阐述经验所特有的文学方法。作家先是投入小说创作（自传小说），从《位置》(La Place)开始她放弃了小说。其实在《位置》中，重要的不再是阐述她自己的经验，而是她父亲的经验。她先前作品中所显现的关于父亲的那些有距离的、激烈的、反讽的话语对她来说将不再可能。在埃尔诺与媒体或学术刊物的大量访谈中，当她回顾如何放弃小说时，尤其强调自己在这一时刻所作的选择，她选择了“现实”。小说被有意识地抛弃了，因为它属于虚构。例如，在《小说20/50》学刊的一个访谈中，安妮·埃尔诺声称，《位置》所迈出的一步是“传承了一种形式。抛弃小说并不是转向宽泛的记叙文体，而是转向一种‘非小说’或昂格鲁-撒克逊人所说的‘非虚构小说’。从《位置》开始，在小说的构造之外去寻找现实，这一选择也导致了一种愿望：想要拥有一种几乎‘透明’的写作，让强有力的现实说话。”[1] 或者可以说，想要去传递对现实的经验，使之变得可感，这种经验往往与一种日常经验相混合。日常在伦理层面和审美层面使人意识到这样一种选择。安妮·埃尔诺认为，小说的缺陷其实是它倾向于再现它所谈及的东西。就像她在同一个访谈里说到她的第一部小说时所指出的：
这部小说再现了（它当然涉及摹仿）一个作为小姑娘的“我”的视野。原本她在自己出身的环境中感到很自在，随着她在私立学校发现了另外的规则、另一个世界，她学着同时在两个世界中生活。开始并不困难，而进入青春期后，她抛弃了第一个世界以及她的父母。
然而从《位置》开始，再现已经不够了。在埃尔诺看来，再现是一种面对人生某一截面的视角：它可以很好地表达对于这一经验所投射的目光，但它失去了这一经验的亲身经历者的特殊性。因此，《位置》要努力使“她父亲曾生活的那个世界的界限与色彩”[2]变得可感，那也曾是她生活过的世界。就像她在别处所强调的，《位置》如果不叫“位置”，本可以命名为《界限内的经验》，突出一个“只对形而上学和文学感兴趣”的作者苦涩的反讽。 让亲身经历的经验变得可感，这样的意愿也导致了《纯粹的激情》(Passion simple) 的形式选择：
我不是去写一部关于男女关系的记叙式作品，我不是去讲一个有具体时间线的故事（它已从我记忆中消失了一半）。这里，在对事实的列举和描写中，原本就没有反讽和嘲弄，因为反讽与嘲弄是在经历之后向别人或自己讲述事情的方式，而不是讲述那一刻正在经历的事情的方式。[3]（《纯粹的激情》）
但在《岁月》中我们看到，就在埃尔诺放弃小说的时刻，她心中仍萦绕着写一部“总体小说”的欲望。可是
刚一开始，她就在同样的问题上受挫：如何既再现历史时间的进程，事物、想法、风俗的变化，又同时再现这个女人的隐私，如何把四十五年的时代画卷和寻求外在于历史的自我这两者协调一致，这个自我是她二十岁时所写的《孤独》等诗中所呈现的那些断裂时刻的自我。（《岁月》）。
从“再现”的意义上说，这样的写作计划一经拟出就失败了，因为她所寻求的东西并不属于再现的范畴，而属于经验的范畴。直至二十多年后，这个计划才最终完成。如果我们遵照埃尔诺所陈述的虚构性的标准，《岁月》并不是一部小说。然而，它有着小说的广度和气息，可以发现其中有一种“总体小说”的意志。在作者定性为“无人称自传”的自传材料之外，我们可以在更形式化的层面上，视之为小说的变种，它将绕过再现的暗礁，以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对世界的经验来取代再现。
因此，本文建议回到经验这个概念，展开它所指涉和蕴涵的意义，以此去探究一种回忆经验的写作所提出的文学与伦理问题。 塑造了埃尔诺的写作的这种经验不是科学性经验，类似“实践经验”所包含的意思（尽管有时叙述者会提及这样约定俗成的含义，比如她在《外在生活》中所写的，在短短几分钟内，她“尝试看到所有与她擦肩而过的人”，然后她想到，如果她“跟随这样一种经验，她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观点将发生彻底的改变”。这种经验也不是随时间所积累的认知的同义语，类似“有了经验”所表达的那样。这种经验更符合“去经历某事”所包含的意思：关于流产、耻辱、控制、恋爱、时间等的经验。这种经验同时关系到身体与意识，实践与思想：这种经验像行动和感觉那样让我们与外部世界相联，并且像思想那样构成一种我们内心生活的关键要素。当埃尔诺在《外部日记》中讲出这些话时，所定义的就是这样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没有我们在生活中的等级。地点和物所激起的感觉和反思是独立于它们的文化价值的。”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经验可以反过来与思想及行动的主动性相对立，尽管“去经验某事”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施动性，但与显示了意志的行动和思想相反，经验表面上预设了一种被动的、接受的形式，比如，我们不会主动选择去经验痛苦或耻辱。《岁月》的写作计划所显示的就是经验的这一方面：抓住“她生活的而不是她要去记载的世界”，说出“这个世界打在她和她同代人身上的印记”。这种经验有点像蜡板那样起作用，生活的痕迹会印刻其上。因此，当《岁月》的叙述者回想起她和丈夫共同生活的经验时，她必须承认，即使“她几乎从不会想起”她的前夫，“她身上却一直带着他们共同生活的印记，他带给她的对巴赫和宗教音乐的品味、早餐必喝的橙汁等等”。同样，当她思考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父母和子女的亲缘关系时，仍然是经验这一概念被强调出来：
当看着、听着这些变为成年人的子女，我们会自问是什么将我们联结在一起，既不是血缘，也不是基因，只是历历在目的千百个共同度过的日子，话语、姿态和食物，驾车行驶的路线，大量难察其迹的共同经验。（《岁月》）
对世界的经验、对现实的经验就这样与日常经验相融合，如果我们认识到，日常关涉人类活动，关涉人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在与亲人的关系中永恒的需求，还关涉职业、起居、性爱，以及社会与历史的诉求。日常就是这样一种流动的表象，这样的地点、氛围，这样一种我们所有人始终身处其中的环境，它让我们相互关联。日常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我们共有这样的日常。[4]在《黑色工作室》[5]中，作家埃尔诺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将“日常”用大写字母当成重点标识了出来。
依据一种对时间的知觉，同时属于感觉和智力范畴的经验是某时某刻所经历的。它与生命的喷薄汹涌、瞬间即逝相关（这就是生命本身），但它仍包含着时间性，因为后者建构和改变着个体，并留下痕迹。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周遭环境的多样性、偶然性，也可以让经验成为极具特殊性的东西。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埃尔诺在她的日记中这样记录：“不写任何关于我自己的东西。不行的话就这样：这个记忆是我的，不是任何其他人的。这个图景是唯一的，它构成了我，在我身上形成了一种经验。我的自我由这些图景和时代的标记组成，而这些图景和标记属于所有人。”在文学中，我们如此经常地用“不可言喻”这样的说法来谈经验。如果个体经验无法言说，无疑是因为它处于存在中缺失的、被抽空的一边。所以必须将这种空缺、消极转变成充盈、坚实、能被命名的东西。然而，当经验是日常的、具有被分享的形式时，它就成为共同经验：日常是平凡的、共有的，因此也是公共性的。从特殊经验到集体经验的运动，最终还是以另一种形式回归个体，《耻辱》的结构就是如此。如同叙述者所写的，“耻辱体验中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我们相信只有自己在经历它”，然后她又写道：“那个夏天随后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都是为了确认我们的尊严：只有我们是这样的。”她从一种表面看来很个人的耻辱事件出发，在一种集体的日常经验的框架中用所谓“世上众声”——她在《岁月》中用这种和缓的方式为之命名——替换了它。“‘世上众声’毫不松懈、一刻不停地规范着我们所是和所应是，以及所思、所信、所惧、所望”。因为这种耻辱的个人经验，这种创伤、自我贬低，这种只因我们所不是和我们所没有而受缚于日常生活的屈辱，被还原为一种日常的集体经验，被还原为塑造了社会中人的社会统治结构，于是耻辱不再是关于个人尊严的感觉，而是一种共同分享的经验。尤其是，它因不同的社会秩序而异，但却不维系于感觉到耻辱的个体的身份。无法描述的关于缺失、虚无、尊严的个体经验，借助通往集体的路径，变成了一种既可描述，又充盈积极的经验。这种经验使人因与他人的关联而存在，而不是因缺失而存在。因此，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三日在《黑色工作室》中，埃尔诺确立了这一计划：“组织起个体回忆（我生活的各种“图景”）与历史性的集体回忆。重叙一切。我与世界、历史。从感性经验出发……”因为感性经验将成为共同分享的经验。
让日常经验变得可感的意愿，在她的日记中找到了一种形式上的表达。日常经验既与星星点点、喷薄汹涌、瞬间即逝的东西相关，又与难以察觉的积累效应相关——对事物的逐渐熟悉、缓慢变形的力量。经验的这两种相悖的关联对应于文本的碎片化形式和“集体日常生活的瞬间的汇聚”。我们记得《外在生活》的叙述者区分了两种对待现实事件的态度：“或者确切地加以详述，或者把它们放在一边等到以后（如有可能）再让它们‘服务’于叙事。”她在这本日记中所做的是以一种方式去转录“郊区地铁快线的场景、人自在的无目的姿态和语言”。我们清楚地知道小说或一般叙事体经常受到的指责就是从一个更大更封闭的整体去观察，其中的一切都被赋予一种功能、一种效用。如果小说是成就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再现，那么“对现实的照相式写作”或“人种学文本”就是力求让日常经验被感知到，就像它在形成的那一刻被经历到那样，没有目的性。《外部日记》的片段，就像《外在生活》的片段一样，场景被围绕日常生活组织起来，这些场景激起观察者的一种情感。几乎所有这些场景都依托于一个或多个物的在场，通常是这些物承载着情感作用。日常物其实是人们通过经常使用而拥有的，人们会用所有格形容词去指称这些物，表现出那种熟悉感。比如在《外在生活》中，我们会读到关于郊区地铁快线的说法：“我要去乘我的地铁了。”这是表达与经常使用之物的关系和熟悉感的一种方式。
我的郊区快线：A号线，带我去巴黎，再带我回来，把我送回永远的塞尔吉警察局站。我不假思索地登上它，不需要看站牌就能认出它所经过的每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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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妮·埃尔诺或自传问题——与菲利·普维兰的访谈》，载于《小说20/50》学刊，第24期，1997年12月，143至145页。——作者注
[2] 此处原文标注了引文在法文版本中的页码，因考虑到该标注对中文读者无甚关涉，故删除。下文引文页码的处理皆同此例，不再另注。
[3] 引文内的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强调。下文引文中的黑体字皆同此例，不再另注。
[4] 上述定义参考了米克尔·舍林海姆的研究，尤其是他的文章《日常的小说性》，收入吉尔·德克莱克、米歇尔·穆拉主编的《小说性》，巴黎：新索邦大学出版社，2004年，255至267页。——作者注
[5] 《黑色工作室》是埃尔诺于2022年初发表的日记，记录了她的写作构思、作品计划、日常思考与感悟等，类似工作日记。
通过这些提示，叙述者展现出对城市当下感知的特殊性：这种感知先是以经验之名去陈述，这里的经验关乎一种熟悉感，并非单调、无聊的熟悉感，而是一种使用、拥有和归属的感觉。正是因为城市的当下现实是通过都市生活体验的形式被思考的，而不是整体化的认知形式，所以对于这位穿梭于日常中的乘客来说，去再现它是不可能的。她说，“没有任何描写，也没有任何记叙”，只有“一种集体日常生活的瞬间的汇聚”。为了传达对日常事物的这种熟悉性究竟是怎样的，需要重新学习观看，在“所有那些因过于熟悉和普通而看似无足轻重、毫无意义的事物”的喷薄涌动、激起情感的能量中看到日常物。这些日常物与它们所引发的行为不可分离，总是令人想起使用着它们、经验着它们的身体。但这些物所包含的实践又是共同的，因此它们又成为朝向公共性、集体性的经验。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当经验是一种此刻的日常经验时，如何能够言说它并使之变得可感。瞬间性如同一种闪光，一种无目的的喷涌，它是日常经验的一种等价物。微型场景也能容纳熟悉之物引发的情感：通过避免主题性话语和强加的意义，它解构了突兀的批评话语，并形成了一种只与共同现实相关的共情，带着脆弱与不完美，记录着显而易见的当下。
但如何言说对经验的记忆？如何言说一种曾经有过、但不再清晰的前后相续的经验？埃尔诺的写作——她的笔记以及整合进作品的评述——显示出了与这种记忆类型相关的困难与问题。事实上，这并不是普鲁斯特意义上的“重现的时光”，也不是通过复现的记忆让过去突然显现（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都相信她所找寻的东西是一种她称为隐迹纸本[1]的经验）。于是她在《黑色工作室》中自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建构过去的现实？这不同于重现的时光。”这里是要“建构”过去的现实，而不是“重构”它。接下来，她还认定，仅仅“感觉（复现的记忆）并不能还原历史”（无论她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历史），“在历史中我们有着准确的时间”。这就好像只有经验的瞬间性存在于那里，而没有它与时间形式的悖论式的关联，后者难以察觉地改变着事物，或许会留下无意识的痕迹。那么，为什么要去“构建”对世界的经验的记忆呢？
我们可以再将思考投向物以及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物，由于它被我们使用和操作，是与身体相联系的，会在身体上留下它们的痕迹。这是惯习的组成元素，融入了规则，身体保持着习惯动作的痕迹，同时也有身体被允许或不允许去做某事时被规训的痕迹。言说这些动作、这些带着时代特征的姿势，就是维持身体的记忆，身体本身就保留着生活方式、阶级属性的姿态、日常现实经验的记忆。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写作《位置》这本书的原动力。在《岁月》的一开头，也有类似的召唤：
“走路、坐下的方式，在街上说话、笑、喊叫的方式，吃饭、拿东西的姿势”，它们“在法国和欧洲的乡村深处，从身体到身体地传递着过去的记忆。一种习惯的集合，农田上的童年、车间里的青春期所塑造的体态，它们逐渐被其他的童年所覆盖，直至遗忘。”
但这些都是经验留下的痕迹，并不是喷薄涌动的经验本身。因此，它只能成为埃尔诺在《黑色工作室》中所说的“文本主体”的雏形，完整的“前世”，“虚幻的记忆”的解决方案。
我们会想起叙述者在《岁月》中所写的在家庭聚餐中男人们对战争的讲述：
这是一种充满死亡、暴力、毁灭的讲述，带着一种兴高采烈的劲头，偶尔夹杂其间的某句庄严而郑重的话“永远也不该再看到这些”似乎又想否认这种兴奋。但他们只说他们所见过的，在吃喝的过程中这一切被重新经历。
只有经验过、生活过的记忆才是真正的记忆。
通过历数标志性的物，意图重建生活过的一个特定时代的日常经验，是一种诱人的尝试。在《耻辱》中，在记叙了最初的创伤性经历之后，她就拒绝再去记叙了，而是致力于列举过去的“物质痕迹”。一切都在流逝，叙述者对我们说，“就像时间只能以物的方式计数”。这就是为什么佩雷克的《我记得》[2]需要有参照物的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物也激起了读者同样的情感，似乎证明他们也复活了一种生活过、经验过的记忆。就像在《岁月》中埃尔诺所写下的，我们可以盘点所有促使我们去讲述的东西，“跟随佩雷克的脚步，我记得昂潘男爵[3]、皮格蕾特软糖、贝雷戈瓦的袜子[4]、德瓦盖[5]、马岛战争、班戈牌巧克力粉早餐”。但这些并不是“真正的记忆”，我们在继续“唤起另外一些东西——时代的标记”。我们可能会对最后这句话感到有些惊讶，它似乎包含着某种哀悼。在《岁月》中，当埃尔诺以清单的形式，从书的开头到结尾，唤起她想要“拯救”的记忆，或者当她根据一种累积的顺序提到时代的新事物、一些新品牌时，似乎确实采取了类似佩雷克的方法。当读者也认出这些事物时，会被感动。
维持并传递对一种经验的记忆，这一愿望会碰到另一个问题，无疑也是最强有力的问题，就像《耻辱》的叙述者所写到的：“1995年我所是的这个女人，无法替代1952年的那个姑娘，那个姑娘只认识她的小城、她的家庭和她的私立学校，只有一些匮乏的词语可以使用。真正的自身的记忆是不存在的。”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让曾经所是的经验变得可感？用什么样的形式才能表达日常的有意识的记忆（而不是一种无意识的惯习）？如何才能重新经历，并使之复活，就好像经验仍在眼前？如何才能从所记得的事物走向真正的记忆？
在埃尔诺那里，当然是通过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过渡来克服这些障碍的，但也是通过在同一部作品中让流畅的、几乎是流动的写作（流逝的、带走一切的时间的形象）和碎片化的写作（经验的喷涌和非连续的形象）联合来实现的。这种碎片化以两种方式实现：清单的方式（尤其是列举物体的清单）和通过描写照片而实现的停顿的方式。因此，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过渡所展现的仍是经验。在评论一张一九五五年摄于圣米歇尔寄宿学校花园的照片时，叙述者宣称：
尽管在现在的这位棕发女人身上，人们认不出海滩上那个编着发辫的小姑娘，因为小姑娘也有可能变成一个金发女人。但正是这个棕发女人，而不是金发女人，承载了这个身体的意识，带着她独一无二的记忆。此刻，通过这张照片里戴着眼镜的十四岁少女的知觉和感受，当下的写作找回了滑落在五十年代的某种东西，捕捉到了个体记忆的屏幕上所映出的倒影。
自传的所谓无人称性是徒然的，它仍是从叙述者的身体、知觉、意识出发。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本雅明关于“讲故事的人”的文章。[6]文中，本雅明区分了小说和叙事（由一个叙述者来完成），后者是以口语和身体为基础的，目的是传递一种经验，讲述者保证这是切身体验。这种叙述来自“实践意义”，它包含着某种不是信息性而是指示方向的东西。它不是要为一系列相互链接的事件提供明确的解释，而是提供一种使用说明。它处于小说的对立面（从小说的传统摹仿论来看），小说倾向于根据功能逻辑组织其材料，是解释性的。小说寻找并传输原因和理由，它重视意义，因此不能够传递日常经验。日常经验不是知识领域，而是实践领域。传递经验，复现经验，让经验复活（就像家庭聚餐中的男人们高声讲述他们所看到的战争那样），要求人的身体、情感、思想都调动起来。
因为这涉及到讲述的问题，涉及到让必要的、已然存在的经验变得可感的问题，就像埃尔诺很快就觉察到的，这是“生活与文学之间最小的差异”。为了传递一种经验，必须要能确保这是切身体验。如果集体记忆使人得以超越与个体记忆相关的障碍，那么求助于个人经验也为确立和传递集体经验提供了可能性。
在《岁月》中，特别打动我们的是谈及六八事件的方式。事实上，我们在此看到了一个原型般的范例。在集体记忆看似一下子就呈压倒之势时，个体记忆会任由自身被历史、被集体记忆的制度化形式所覆盖。然而当《岁月》谈及这一时期时，所有的意义就在于它诚实地讲述了叙述者的经验（当然是隐藏在无人称的“大家”这一代词之后的）。当时叙述者不在巴黎，并且像很多人一样，为家庭和职业的种种问题忧心，这些忧虑使她无法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有一个即时的估量：
后来，记者和历史学家们都争相忆起六八年五月事件的前几个月，皮埃尔·维安松-庞特在《世界报》上所说的一句话：法国感到厌倦了！人们很容易发现那时的自己的黯淡形象，充满无尽的苦闷。[……]并且可以肯定，这个凝固在统一的灰暗中的世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电视通过传播一成不变的图像、配上演员们匮乏的语言，建立起一个关于六八事件的不变的版本。它强加给人一种印象：就是那一年，所有人都处于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之间，人们用手帕蒙着脸，朝武装警察扔石块。在相机拍摄的图像的反复强调下，人们会压抑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五月的形象，那形象既不是众所周知的样子——那个周日的火车站广场空空如也，没有旅客，报亭也是空的；也没什么光荣而言，那时我们害怕现金短缺（人们争相去银行提款），害怕汽油特别是食品短缺，饥饿的记忆让我们把家乐福的购物车塞得满满的。
关于个体经历与制度化的集体记忆之间的差异，远在这段话之前，我们就读到过一个类似的评述：
她的生活与历史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历史的痕迹仍然被寒冷的感觉和三月的阴霾天气所固定下来——矿工罢工——带着五旬节周末的潮湿——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死……历史事件的时间也就是社会新闻的时间，那不是她自己的时间。
通过这些例子，《岁月》这部书显现出一种了不起的独创性。我们常把它作为集体记忆的叙述来阅读，但其实它更让我们去感觉共同经验能够多么深地在历史之外被我们所共有——这就是它的全部力量。如果这本书是对集体日常生活经验的记忆的书写，正是因为它不是一幅突兀的历史画卷，而是通过日常经验对集体的捕捉。
我们可以借助《岁月》的最后一句话来总结上述思考。当想起柏林墙倒塌后的一九九〇年代时，叙述者宣称：“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把我们带走了。经验空间失去了它熟悉的轮廓。”最好的说法就是，《岁月》的全部挑战是让经验空间的变化及其所有内涵变得可感。本文缓慢的论证过程重申了埃尔诺以一个简明的短语表明的东西：传递经验的记忆并使之可感，这就是“书写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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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Palimpseste，指可以反复书写的羊皮纸本，用化学方法可使原迹复现。
[2] 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1936—1982）于1973年出版了一部形式独特的作品《我记得》，其中列举了自己从10岁到25岁之间的480个记忆片段。
[3] 爱德华-让·昂潘（1937—2018），比利时商人、昂潘-施耐德电气公司总裁。
[4] 皮埃尔·贝雷戈瓦（1925—1993），密特朗任总统时的法国总理，因受贿丑闻自杀身亡。喜穿色彩极鲜艳的袜子。
[5] 阿兰·德瓦盖（1942—2018），法国化学家、参议员，曾提出1986年大学改革方案。
[6] 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科夫》（1936），收入《本雅明法语作品集》，巴黎：伽利玛口袋本系列，2003年，264至298页。——作者注
[7] 法国伽利玛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一部收入埃尔诺大部分作品的合集就以“书写生活”为书名，共10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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