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旅行

秦汉时代的旅行

原创 2016-12-09 藤田胜久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藤田胜久

翻译：李菱叶

监译：李开元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地图是我们旅行时不可缺少的物品。不过，我们携地图作历史之旅时，常常遇到这样的难题：古代中国的地名很难懂。不仅因为它读法复杂，还因为我们难以从地名推断其具体位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同时标注了古代与现代的地名，极大地方便了我们了解古今的地理概略。中国的地形，大体以山川划分，著名的山脉有太行、秦岭、泰山等，著名的河川有黄河、淮水、长江等。从而，根据山川追溯《史记》的史迹，便于我们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的地名。

为了理解司马迁的旅行，除了历史地理外，还需要了解当时的交通情况、旅行手段、住宿条件等。由此去联想，汉代人究竟怎样来往于旅途，他们如何出行上路，如何饮食投宿。在本书中，笔者一直关注司马迁旅行的年代和社会背景，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验证他之所以能够顺利旅行的具体条件。

作者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本书时，能够在手边展开中国地图，如同随图旅行一般，从容地阅读本书。

1

地理书和地图——中国古代的地理知识

中国的北方有黄河，南方有长江，成了南北风土文化的象征。不过，实际划分南北中国的地理分界线是淮河——秦岭山脉。这条线以北的华北地区是干燥的旱作地带，现在主要生产小麦、玉米等，古代主要生产粟、黍等耐旱作物。这条线以南的江南地区是湿润的季风地带，以生产水稻为主。华北和江南，不仅用来划分气候与经济，也用来划分政治与文化。

早在《尚书》禹贡篇，就对中国地理做了地域划分。《禹贡》记载了传说中的尧、舜年代，洪水为害，鲧治水失败，其子大禹治水成功。大禹治水，整治各地的河川，分天下为九州，对于九州的领域，各地田租赋税的等级，贡品的种类，九州的名山、河川等都有记录。从这些记录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古代地理分野的概略。《禹贡》成书的年代，被认为是在战国中期或者是西汉初年，是当时重要的典籍，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以及《河渠书》中都有所引用。

《禹贡》的区域划分从冀州（山西、河北方面）开始，顺次为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最后记载了雍州（陕西、甘肃方面）。整体而言，记载黄河流域较多，以司马迁的祖先们居住过的雍州、冀州为主，提及长江流域的篇幅较少。除了甘肃方面外，基本都能够对应司马迁的旅行目的地。不过，司马迁的旅行也有超出《禹贡》范围的区域，比如黄河上游的鄂尔多斯地区以及云南的昆明、浙江的会稽山等地。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能看到古代的地理划分。《货殖列传》是传记，主要记载了以盐、铁、牧畜等各种产业致富的人们的经历，文中也广泛描述了各地的物产、风俗和地理。《货殖列传》的地理划分共为九个区域：关中、三河周边、燕到辽东、洛阳以东的齐鲁、梁宋、西楚、东楚、南楚、潁川南阳等。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的论赞中提到，他还看了如同《山海经》与《禹本纪》一类涉及地理的书籍，认为内容荒唐无稽而不值得采用。由此看来，《货殖列传》的地理划分，应当是司马迁经过比较取舍，符合当时的实情和观念的一种地理划分。

此外，《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西汉的十三州，既是一种行政的区划，也可以看作一种地理的划分。西汉初年，郡县制与王国制两套制度并行。郡县制，是从中央派遣郡太守、都尉、县令（长）尉等主要官吏，对郡和县实行直接统治的体系。王国制，是分封刘氏一族或功臣们为诸侯王，由他们自主统治各个王国的体系。后来，经过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前一五四年），王国的统治权被削减，大小被缩小为一郡以内，实质上就与郡县制区分不大了。武帝时期，将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定为三辅特别区，而将帝国的其他地区划分为十三个州。这种划分，最初的目的是便于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监察，逐渐演化成一种区域政区和地理划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末年的状况。

（基于《尚书·禹贡》、《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我制作了一张中国古代的地域划分表，对比之下可以看出，古代的地域划分大致局限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

这些古代的地理知识，除了以书籍形式流传而外，还有通过实地调查或者地图流传下来的。天水放马滩秦墓，属于战国时代的秦国，出土了七幅画于4张木板上的地图，绘制了从西安逆渭河而上的甘肃天水周边的地形与植被。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绘制于绢布上的帛书地图三幅。一幅是描画了现在的湖南、广东以及广西的山脉、河川、道路、村落等的"地形图（长沙国南部图）"；一幅是描画了县级的城郭、山川、道路、村落的"驻军图"；还有一张是城邑图。尽管这些地图只描绘了一部分地区，古代的先民们通过地图认识地理的事情，由此得到明确的例证。

天水放马滩战国地图6号图

马王堆帛书地形图

北魏时代，郦道元（？-五二七）著述《水经注》，对《水经》所载的河川流路添加了注释，他的这些注释，多标注了出处。同时，郦道元也在书中加入了自己的见闻以及遗存的古代史迹，多是他实地考察的结果。《水经注》这本书，也是我们解读《史记》，了解古代中国历史地理的贵重资料。

2

陆路与水路——车马与舟船

古人因循风土，通过陆路与水路往来。举实例而言，一九五七年在安徽省寿县（战国楚的首都之一的寿春）出土的鄂君启节，正是说明"南船北马"，即北方走陆路，南方走水路的极好物证。鄂君启节，是楚怀王七年（前三二二）赐给鄂君启的符节，用来免除运输途中的税金。该符节以青铜为材料，形状近似于将竹筒分割为五等分。符节分为车节与舟节两种，从中能看出从鄂（武汉附近）出发的陆路与水路的交通状况。

鄂君启节

车节上记录了从鄂出发前往郢（楚纪南城、今湖北荆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上蔡（今河南上蔡），下蔡（今安徽凤台）各个方向，呈放射状的陆上交通路线。沿着这些路线，通过最后的边关后，就进入外国领域。完全可以想象，将各个边关连接起来的线就是国境了。鄂君启节，禁止运送金、革、箭等可以用作武器的材料，限制一年的车流量为五十乘。

舟节规定了由长江往东、往西、往南的水路，具体分为四条线路：一，从鄂逆汉水而上；二，顺长江而下；三，逆湘水、沅水而上；四，逆长江而上经过木关前往首都郢。鄂君启节将三艘船称为一舿，限制一年的通行量为五十舿（即一百五十艘）。司马迁二十岁时的旅行，以及第七次旅行时，正是走了其中逆湘水、沅水而上的这条线路，经过了附近地区。

当时，长江周边的运输，陆路用车，水路则以小船为主。湖北江陵一带发掘了许多战国秦墓以及秦汉时代的墓葬，其中就有车马以及船的明器（陪葬品）出土。通过这些古墓的陪葬品，我们可以具体想象当时人们是如何往来，如何进行货物运输的。

另外，汉代各地的壁画以及墓室的画像石上，绘有官僚的车马出行图，以及描述战场的图案。这些图像，虽然是司马迁时代以后的东西，但也能够看到当时的车马以及船只的往来实况。

2

皇帝的巡行与离宫

《史记》当中最有名的旅行是皇帝的巡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设了皇帝专用的驰道，通向各地，又建设了连接北方边关的高速军用道路—直道，极大地便利了巡行各地的交通。

当时的道路，以首都咸阳城为中心，呈放射状辐射到各地，道路两旁还种植了树木。根据秦代的法律（《云梦秦简》和《龙岗秦简》），阻挡驰道顺利通行者将被处罚。驰道，既是秦始皇巡行时使用的道路（参考215页地图），紧急时，也是军队移动的道路。

秦始皇巡行的交通状况，可以通过出行时遭遇的事件看出部分实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前二一九）前往东方巡行时，车船并用，先去了山东的山岳海岸，然后前往长江流域，乘船前往湘山祭祀（湖南岳阳）途中，遭遇大风，几乎无法渡过长江。二十九年的巡行时，乘车在三川郡阳武县的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县附近）遭遇了狙击。据《史记·留侯世家》的记载，张良携力士向秦始皇乘坐的车马投掷铁椎行刺，误击中副车。秦始皇大怒，下命追查凶手，封锁道路十天之久。

三十七年（前二一零），秦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巡行天下。一行经过云梦（湖北），乘船走长江过丹阳，准备从钱塘（今杭州）渡过钱塘江到会稽山（今绍兴），由于大浪，不得不西行返回一百二十余里，方才得以渡江。《项羽本纪》中记载了项羽偶遇出行的秦始皇车马行列的故事，从时间上看，正是三十七年的第五次巡游，从空间上看，当是秦始皇在会稽山祭祀了大禹后，渡过浙江（富春江）抵达吴县时的事情。秦始皇在这次巡游中去世，使用可调节温度的辒凉车运送遗体。通过这些零散记载，可以看出秦始皇巡行时兼用水路陆路，车马和舟船并用的情况。

秦始皇巡行的车马行列，大致可以根据秦始皇园陵的出土文物作合理的推想。始皇陵西侧出土有两辆铜车马，东侧有马厩坑的遗迹，都是基于秦始皇使用过的实物制作的陪葬品。东侧守护陵墓的的兵马俑军阵，是以秦始皇的禁卫军为原型制作的陪葬品。如果我们让这些精美的车马和精锐的军团复活，护卫秦始皇走动起来，项羽所遭遇的秦始皇的巡游行列，就可以想象得到，同时，我们也就能够理解，秦始皇的巡行也是一种威慑性的军阵游行。

 

秦始皇的巡行，在华北地区的主要是用车马，也有徒步的时候，在山东省的沿海地区以及南方的长江流域，主要是用舟船。想来，巡行用的舟船，并非是载人小舟或者运输用的小型船，而是比较大型的船只。近年来，考古学者在广州发掘了建造大型船只的秦代造船厂遗迹。

这家造船厂建造于秦帝国统一岭南时，到了西汉文景时期，南越王赵佗称帝后被废弃。根据发掘报告，造船厂用的船坞有两条平行的滑道，两侧用木头支撑船体。船厂可建造大小不同的船只，建造大型的船只时，可以将两个船坞组合在一起。专家推测，制造的船只为内陆河川与沿海航行用的平底船。秦汉时代往来于江湖河海的船只情况，可以从这处造船厂遗址的情况看出大概来。

那么，皇帝巡行时住宿问题怎么解决呢？根据《龙岗秦简》记载，战国楚的安陆县（湖北云梦县）有禁苑（御苑），沙丘是秦始皇巡游途中去世的地方，也有禁苑。鹤间和幸先生在《秦的始皇帝》中说，战国时代各国修建的离宫，比如从今天的河北省秦皇岛到辽宁省的多处离宫遗迹，都是秦汉皇帝们巡游时住宿的地方。

汉武帝巡行于各地，继续使用秦始皇时代的驰道与离宫。司马迁跟随汉武帝巡行各地，也使用这些设施。驰道离宫以外的交通以及住宿、饮食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从《史记·封禅书》和《平准书》看出来。

元鼎四年（前一一三），武帝祭祀后土祠后，开始巡行郡国。根据《平准书》的记载，河东郡的太守没有预料到皇帝巡行的到来，因为准备不足被迫自杀。武帝西去翻越陇山，同样因为事出突然，陇西太守没能及时给天子的随从官们提供饮食，被迫自杀。武帝继续北上出萧关（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前往新秦中（鄂尔多斯南），因为边关的亭障要塞没有得到整备，下令诛杀了北地郡的太守及其相关官员。这些零星的记载，说明武帝初期，皇帝巡行的条件尚未得到充分的整备。

不过，武帝获得"宝鼎"，确立后土（地神）与太一（天帝）的祭祀，下令公卿们议论封禅大典之后，情况为之一变，"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这种改变，发生在元封元年（前一一零）前。

所以说，司马迁早年，在他仕为郎中随同武帝巡行各地时，帝国各地的旅行条件尚不周全，而在元封元年以后，各个郡县已经将巡行沿线的交通道路和住宿设施整备完好，司马迁作为巡行的随行人员，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当地周全的接待。

4

关所与宿舍

《史记》中还能看到使者与官僚、官吏们的旅行。比如秦始皇驾崩时，派遣使者给公子扶苏传送文书。汉代，官僚们出任地方长官到各地赴任，同时还有官吏的出差、公用物资的运输、政府文书的传递等，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1）军队的调动，包括中央为治理黄河大水而出动的部队等

  （2）中央的使者，被派遣到各地巡视。

  （3）官僚们前往郡县、王国赴任，以及被解任后的迁移。

  （4）郡国上计官吏出差到中央，汇报财务政务等。同时，还有郡、国之间兵卒以及财物的来往、因公出差等郡县内部的移动等。

那么，这些官吏们是怎样旅行的呢？引起我们关注的是通关时的身份证明书，以及住宿、饮食等具体问题的处置。

秦末之乱中，引发项羽与刘邦明争暗斗于鸿门宴的一大问题，是刘邦封锁函谷关。汉王朝建立以后，长安东面的函谷关，依然作为重要的关口存在。大体的情况，可以从《史记·酷吏列传》中宁成的故事中看出。

宁成是南阳郡穰县人，出任济南郡都尉时，藐视长官，吏治苛严。后升任为中尉，负责首都地区的警备治安。武帝即位后，成为京师长官之内史，后遭外戚诽谤免职入狱。服刑中逃回乡里，发财致富，任侠横行，威势凌驾于太守之上。宁成其人，可谓是体现了汉代郡县统治与乡里社会的双重象征人物。

史书记载，宁成从长安越狱逃回乡里时，曾经伪造了当时通关所需的证明"传"。他使用伪造的"传"所通过的边关，应当是函谷关或者是武关。

"传"是证明旅行者身份的文书，居延汉简中有不少实物出土。由这些实物可以看到，因公旅行者都由上属长官写明出行目的，以官令下达的形式传达给关（陆路）和津（水路）的官吏。因公旅行者，还可根据律令的规定，使用车驾和住宿设施。一般的人，首先由县下面的乡啬夫开具没有前科的证明，然后再获取得到县长官许可的"棨"，携带"棨"出行通关。

近年来，敦煌的悬泉置驿站遗址出土了汉简两万三千点以上。这批汉简，虽然只公布了其中的一部分，据悉都是从武帝期到西汉末、王莽时期、以及东汉时代的文书。这些文书记载了因公来往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人们，如何按规定整备车马，如何住宿于县的传舍、置、邮、亭，根据身份的差异提供不同的饮食。

秦汉旅行之住宿饮食的规定，见于《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的《传食律》。传舍根据旅行者身份的差异准备谷物、调味料（酱、盐）、菜羹等，马匹的饲料也由传舍配发。悬泉置还留存有宣帝元康五年（神爵元年、前六一），使者长罗侯一行人住宿于此时，传舍准备的牛羊肉、谷物、鱼、鸡、调味料（豉、酱）、酒等的"费用簿"。《悬泉置汉简》的年代虽然比司马迁的时代稍晚一些，是边境地区的资料，不过，从秦汉帝国统一的律令规定来推想的话，这样的旅行情况，应当与华北、江南的旅行情况有相当的类似之处。

司马迁的第三次旅行，也就是被派遣至西南夷的那一次，他或者是跟随军队，或者是随使团出行，都享受了因公出差的团体待遇。不过，他二十岁时的那次单独旅行，为何能够顺利地长期在外出行？他如何通关，如何住宿，如何饮食？为了深入地理解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调查。

5

秦代官吏的旅行记录——周家台秦墓《记事历谱》

在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周家台三十号秦墓的《历谱》中，我们发现了秦代官员巡游南郡各地的记录。该墓中还出土了秦二世元年（前二〇九）的历书以及二十八宿占、五时段占、五行占等统称为《日书》的文书。

《历谱》书写于长约29.3cm-29.6cm的竹简，文字分为六段，以十月为岁首，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的年历资料。

■十月（小）■十二月（小）■二月（小）■四月（小）■六月（小）■八月（小）

    ……

■十一月（大）■正月（大）■三月（大）■五月（大）■七月（大）■九月（大）

    ……

■后九月大

有意思的是，这份《历谱》的空白处记载了郡县政府的活动、墓主的旅行状况和出勤状况，类似于我们今天使用的日月记事本，我们不妨称其为《记事历谱》。周家台秦墓《记事历谱》的记事从十二月丙辰（二十日）郡守丞（副长官）赴任和史（郡府属吏）之任命开始，然后的记事是正月丙寅（一日）"嘉平。视事"。嘉平，十二月。想来，当是在新任之下工作开始之记事。随后是正月丁亥（二十二日），墓主开始因公出差于郡内各地。

 

他于正月二十二日，从南郡境内某地出发，二十九日住宿于竟陵县。二月一日再次住宿于竟陵县，三日住宿于郡治所的江陵县。在此工作十天后，十二日从江陵出发，经过竟陵县和某铁官后，二月二十日到三月一日期间又工作于竟陵县，简文称为"治竟陵"。

 

三月五日，住宿于江陵，"治后府"。据简文的注解，墓主或许在江陵后府工作了两周左右。三月十七日"赐"、十九日"奏上"、二十二日"后事，已"、二十三日"治竟陵"、三十日兼任"左曹"之官。随后六月丁未（十四日）辞去"左曹"，辛亥（十八日）"就建□陵"。

 

这些简文内容，究竟表示了何种工作移动，这些工作移动，究竟是通过陆路还是水路，还有许多不明之处。不过，类似工作移动，我们或许能从（同样出土于秦的南郡地区）《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秦律十八种》的"置吏律"来加以推测。据"置吏律"，秦内史所管辖的县、都官以及地方各郡，任免吏、佐和各官府属员，须从"十二月朔日"开始，"尽三月"，也就是到三月底完成。这份周家台秦墓《记事历谱》中， "守丞"和"史"于十二月赴任，墓主出差在正月到三月底期间。从时间上看，与"置吏律"的规定相同。由此推想，墓主的这次出差，或许与郡县内官吏的人事任命有关。

从墓中出土的文书来看，这位官吏不但在《记事历谱》中写下了出差记录，还随身携带《日书》，沿途做出行的占卜。

张家山汉简也出土了《记事历谱》，写在有长约23cm（汉代的一尺）的竹简上。年代从高帝五年（前二零二）到吕后二年（前一八六），以十月为岁首，记录每月朔日（一日）的干支。遗憾的是，简文只记载了高帝五年"新降为汉……"，惠帝元年"●六月病免"，没有有关旅行的内容。

山东省银雀山二号墓出土了武帝建元七年（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竹简长约69cm，简文为十三节，写有从十月大月到九月大月，以及闰月的后九月小月的干支。简文中除了少数关于季节的文字以外，没有涉及官吏行动的记录。这份《历谱》，正是武帝太初改历前，也就是司马谈时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日历）的实物。当时，司马谈身为太史令，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年初制定并提交这样的历谱。

6

汉代官吏的出差—尹湾汉墓《记事历谱》

司马迁以后的西汉晚期，也有官吏前往郡县出差的记录。尹湾汉墓，于一九九三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西发现，墓主师饶，是成帝期东海郡府属吏之功曹史。陪葬品除了写于木牍的"集簿"（郡上计用的统计册）、郡县官吏之各种名册、武库之统计册等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写于木牍的元延元年（前一二）和元延三年五月的历谱，以及写于竹简的元延二年的《记事历谱》。这份《记事历谱》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元延二年"历谱"的空白处记事，竹简长约23cm的，原有六十二支竹简，用绳子联缀成册。

这份尹湾汉墓《记事历谱》，比前述周家台秦墓《记事历谱》晚200年左右，比司马迁的旅行时期也要晚100年以上。不过，除了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之外，其形式与周家台秦墓《记事历谱》类似。

●正月大 三月大 五月大 七月大 九月大 十一月大

 ……   ……   ……   ……   ……   ……

●二月小 四月小 六月小 八月小 十月小 十二月小

          ……   ……   ……   ……   ……   ……

●元延二年

尹湾汉墓《记事历谱》分两部分编成，前半部分是大月，后半部分是小月，每月之日用干支标记，出差与工作记录写在当日之干支下。比如，正月辛未（九日）在东海郡的治所之郯县工作，住宿于郡府的官舍。辛巳（十九日）起前往楚国出差，投宿于楚国境内之武原县和彭城县所属的多个传舍，直到三十日才返回郯县。除此以外，墓主师饶还多次去楚国和琅琊郡出差，不断往返于东海郡内。累计下来，他离开东海郡的出差共有六次。

   一、楚国（正月十九日——三十日）

   二、楚国（二月七日——十三日）

   三、楚国（二月十五日——三月六日）

   四、楚国（三月二十五日——六月三日）

   五、琅琊郡（十一月二十六日——三十日？）

   六、琅琊郡（十二月九日——十五日）

与这些出差记录相应，墓中还出土了楚国国相和琅琊太守指派属吏写给墓主的名谒（相当于名片）。根据师饶墓的出土文物其他的出土文物（比如敦煌的悬泉置汉简），我们可以看出如同师饶这样的郡府官吏的工作方式，大致是在郡府上班和在外出差交替进行，其间有在家休息的日子。出差前后，住宿于府邸或者官舍，出差在外，住宿于各县的"传舍"和亭舍等处，从这些住宿地中，可以看到传舍、乡、亭、宅、邮、置、邸等不同名称。滨口重国先生曾考证说，"传舍"是车马往来的总接待站，负责因公旅行的食宿，提供传马、传车等，原则上是一个县设置一家传舍。师饶的这份日记也证实了这个说法，（悬泉置汉简上有将"传舍"与"郡邸"并列的记载，）是记录汉代官吏出勤与出差的具体事例。

当时东海郡的交通线路，如果以郯县为起点，往北是琅琊郡，往西是鲁国、楚国，往南是经过下邳县到淮水流域的线路。这条线路，相当于从淮水北上的线路。司马迁二十岁旅行时，可能就是走这条线路地抵达齐鲁之地的。

有意思的是，墓主师饶也同周家台秦墓的墓主一样，持有多种占卜的文书。《刑德行时》，根据日和时来占卜拜谒、旅行、疾病、生子等事情的吉凶。《行道吉凶》，则是直接卜算旅行的吉凶。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将这些占卜书与《记事历谱》对比的话，可以看出墓主们并不一定在吉日出发。想来，他们并没有把占卜的结果作为一种绝对的决定，如果卜算出的结果是凶的话，他们有可能就换种占卜法，直至求到吉为止。也许，这就是多种占卜书同时存在的原因。如果确是这样的话，说明汉代人在旅行时，贤明地使用占卜的方法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七，一般民众的旅行

《史记》当中还能看到一般民众的出行，分为因公和因私。

比较常见的因公出行，是起因于战争的军事行动。农民被征发作为兵士从军，随同军队通过交通路线前往各地。汉代初期，沿用秦国的制度，征兵年龄为十七岁，根据爵位等级而有种种差异。到了景帝与武帝时期，征兵的年龄为二十岁，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年），改为二十三岁。不过，因为史料的限制，汉代的征兵究竟如何进行，如何编制军队，至今仍然不很清楚。史书中不时见到的，是被派遣至边境的戍卒。

秦末，陈涉等人作为戍卒前往边境服兵役，因为不能按时抵达，担心受到惩罚而蜂起叛乱。他们的叛乱，虽说是非法的，但从移动出行的角度来看，也是一场普通民众的远距离移动。秦代，为修建直道、驰道，营造阿房宫、骊山陵，大量使用人力。这些人力，从帝国各地征用，都是长短距离不同的出行移动。具体的事例，就是亭长任上的刘邦，从故乡沛县千里迢迢来到咸阳，服役修建骊山陵。还有一些是强制性的移居，比如秦国将被攻灭的他国居民移居他乡，流放罪人等。后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得到吕不韦推举的嫪毒，发动政变失败，连坐者数千家人被流放到蜀郡。

秦代的这些情况，特别是征兵从军、戍卒之边、兵役徭役等涉及制度的事情，在汉代也能见到，因为汉代继承了秦代的各种制度。当然，这些并非因私的出行，由政府安排，按照规定支付必要的物资，提供出行的便利。

在《汉书》武帝纪中，记载了因黄河泛滥而出现的流民移动，以及前往边境的移民等事情。武帝元狩四年（前一一九），关东地区出现七十余万流民，大部份被迁往鄂尔多斯方向，移民至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一部分被迁往江南方向，被移民到会稽郡。这些移民的衣食由政府提供，不足部分另设专款额外征收。元鼎二年（前一一五）夏季，洪水泛滥，关东地区人民流离失所，数千人饿死。武帝九月下诏说，洪水泛滥江南，如今严冬将至，命令调集巴蜀的谷物运至江陵，派遣博士作为使者前往赈灾救民。元封四年（前一零七），关东流民达二百万人，武帝下令将其中没有户籍的四十万人口迁移至边境。可以想见，这些因为灾荒而出现的大量流民，都是大规模的民众移动，这些民众移动，并不是自由的旅行，都受到通关以及户籍的严格限制。

因私旅行，有商人们的商业活动以及各种交易、运输的往来。战国时代，吕不韦这样的国际大商人来往于诸国，地方的商人们也在各城市之间进进出出。战国末年，刘邦曾经多次从家乡楚国的沛县到魏国的外黄，去拜望游侠张耳，是史书中难得一见的个人旅行。此外，秦汉时代还有种种不同原因的亡命者、避仇的逃亡者。我们所熟知的项梁与项羽，就是为避仇而离开家乡下相，前往遥远的会稽郡避难的。

    从汉代的事例来看，还有个人寄食于王国以及官吏宿舍的情况。比如司马相如，景帝时期任职于长安，与偶然来朝的梁孝王的游说之士们相识，随之到梁国成为梁王的门客。当时梁国的诸生、游士当中，有来自齐国、淮阳国、吴国的士人。梁王去世后，司马相如返回蜀都成都，寄食于临邛县令属下的"都亭"，在此与卓文君相识。

总的来说，古代的旅行与我们现在的旅行差异极大。古代的旅行，大多与国家以及地方的行政运营相关，如同上述的皇帝、官僚、官吏、军队、戍卒、徭役、移民、流刑等，都可以看作是因公旅行。民众的私下旅行非常罕见，常见的是少数与商业相关的移动，受到通关与户籍等相当多的限制。至于逃亡和流民等，那就谈不上是出于自愿的旅行了。

大体说来，汉代的民众，只能在居住地做有限的地域移动，要想前往远方作长期旅行，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8

司马迁的旅行

那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司马迁的旅行又是怎样的呢，他的多次旅行，可以归属于哪些类型呢？

首先，是多次随行武帝巡行。毫无疑问，伴随皇帝的旅行，作为同行官吏的司马迁，享受的是官方接待皇帝一行的相关待遇。

其次，是作为使者前往西南夷的第三次旅行。此行的待遇，或者是随同军队的，或者是作为官吏因公旅行所当享有的。

剩下就是二十岁的那次旅行了。这次长时间的旅行，并不是随行皇帝或者因公出差。那么，我们自然会问道，司马迁是如何解决车马、船只等交通手段以及通关手续、住宿、餐饮等问题的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的这次旅行，是随同博士等官员出行的。据《汉书·武帝纪》：

元狩六年六月，派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别前往天下循行，慰问鳏寡残疾。

元鼎二年九月，派遣博士中等人分别循行江南，报告吏民救济灾民难民的情况。

由上述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武帝元狩六年开始派遣博士巡行各地。如果司马迁的生年是前一三五年的话，他此时十九岁，不排除作为使者随行的可能性。但是，这些使者的派遣方式，是把数名博士分别派送到不同的地方，如果司马迁跟随其中一位博士前往的话，如同他二十岁的那次大旅行一样，能够从长江流域走到黄河流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此外，司马迁在二十岁的旅行时，曾经在齐鲁学习仪礼。如果他是跟随博士前往，他将脱离使者，放弃任务长时间停留一地学习，怕也是解释不通的。

另外，也有这样的意见，说他二十岁的旅行是自由自在的青春漫游，或者是自费旅行。问题是，当时即便是因私旅行，也是需要携带通行证的"传"（或者棨）。此外，还有服兵役的事情。武帝时期，男子在二十岁时须要服兵役和徭役，二十岁的司马迁很难在这个时候作长时间的自由旅行。

一般而言，在秦汉时代的中国，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个人长时间大范围的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个人旅行的广泛展开，是在唐宋时期以后的事情。

所以说，司马迁二十岁的旅行，是有情况和条件的。这些情况和条件的，我们将在书中一一探寻。

跋语

  本文是藤田先生的著作『司馬遷の旅—「史記」の古跡をたどる』（中公新书2003年）的序言。文中，作者首次使用文献和出土资料，细致地描述了秦汉时代旅行的社会状况和物质状况。这些内容，不但是司马迁旅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也是今人理解中国古代旅行的基础知识。书中关于司马迁旅行的种种叙述，都是在这个平台上展开的，秦汉时代旅行的基本情况，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了解。（本文昨日在推送时相关信息不够准确、完全，特重新刊发）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

卜键：模棱首 ——由嘉庆帝申斥刘墉说起

新刊 | 卜键：模棱首 ——由嘉庆帝申斥刘墉说起
原创 2016-12-05 卜键 读书杂志
 编 者 按 
官员"模棱"者，历久弥新。
1796年，嘉庆皇帝颙琰有过一次选择性发飙，对象是大家熟悉的刘罗锅——当时的吏部尚书刘墉。少皇帝指斥其办事"模棱"。这与大众心中斗过和珅、戏过乾隆的清官形象可实在有点偏差。
至于刘墉是如何由不模棱到模棱，由模棱手到模棱首的，恐怕和父子两位皇帝也脱不了关系。





模棱首

由嘉庆帝申斥刘墉说起


文 | 卜键
（《读书》2016年12期新刊）


嘉庆元年十月初六，是颙琰登基后的第一个万寿节。次日午后，刚满三十六岁的嘉庆帝颙琰发布谕旨，一改通常的谦慎温煦，矛头直指吏部尚书刘墉。旨意峻厉，切责刘墉"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刘墉在史上享有清誉，他调侃戏弄权臣和珅的轶事亦传播甚广，竟被皇帝如此责斥，其间有冤枉乎？



清仁宗嘉庆皇帝朝服像（资料图） 


模棱，又作摸棱、模稜、模棱两可、模稜两端，做人圆滑，遇事不置可否之谓也。尚未在先秦经典中检索到该词，当是随着官场运作的繁复细密、居官智慧的日增月长，始应需而生。模棱，之意明显背离儒家倡导的担当精神，《明史·余珊传》曰："坚白异同，模棱两可，是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但在中国官场，模棱却长期为官员所信奉，历朝历代屡禁不止。







一、选择性发飙


事情起因于当日的召见。
 
清代任命官员，知府以上者一般要由皇帝亲自召见。新选浙江处州知府戴世仪，不知是紧张还是心虚，表现得手足无措，应对皇上垂询，更是驴唇不对马嘴。其时仍是太上皇帝弘历主政，但典仪祭祀、御门听政、中下级官员的任免等项已交给颙琰（时称"嗣皇帝"或"子皇帝"）。召见引见官员乃常朝之大项，经过十个月的历练，颙琰阅人甚多，已练就一双锐眼。在皇上跟前适度紧张，本不是什么大事，有时还显得忠厚老实，可这位戴兄在紧张中透着庸劣。再看其履历单，系捐纳出身，更让子皇帝心中厌嫌，认为不可担当一府之职责。戴世仪下去后，颙琰询问吏部尚书刘墉印象如何，刘墉答以"尚可"。子皇帝通常以谦谨宽缓示人，连老师朱珪进京受阻都忍了下来，这次听后却勃然而怒，实录里留下这样一段谕旨：
 
大学士缺出，久逾匝月。现在各尚书内，若以资格而论，则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俱较董诰为深。但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即如本日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人甚庸劣，断难胜方面之任，朕询之刘墉，对以"尚可"。是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愆，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俱不胜大学士之任。董诰在军机处行走有年，供职懋勤殿，亦属勤勉，着加恩补授大学士。至王杰因患腿疾，久未入直，现在军机处汉大臣止有董诰一人，着左都御史沈初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绩程材，无不权衡至当。刘墉、纪昀、彭元瑞皆当扪心内省，益加愧励！（《清仁宗实录》卷一〇，嘉庆元年十月己卯）
 
这番话信息量极大，涉及官员层级亦高：由一个从四品知府的选任，引出内阁大学士的补选；由对刘墉的不满，牵连到当朝好几位大臣；再由内阁补选扩展到军机处的人事变更，扩展到对另一位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杰的安排。太上皇在禅让前明确说过"大事还是我办"，这样的顶级人事调整当然是大事，不属于子皇帝决断的范围。
 

刘墉画像（资料图）


笔者两年前阅读及此，颇觉不太像颙琰的口气，也不太符合子皇帝的作风。再看《清史稿校注·董诰传》所记"高宗谓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愆，昀读书多而不明理"，倒也有几分信真。今人著作如《清史编年》等，皆将这些话列为上皇所说。可此处评说朝中大员，明确说出于谕旨，而非太上皇的敕旨；录入《清仁宗实录》和《嘉庆帝起居注》，而非《清高宗实录》和《乾隆帝起居注》。若指为上皇所说，也难以解释得通。
 
依照禅让前关于最高权力的运行原则，召见中层官员，应由子皇帝承担。《嘉庆帝起居注》收录有当日谕旨，记叙略详：
 
初七日己卯，内阁奉谕旨：本日召见新选处州知府戴世仪，本出捐纳，人甚庸劣，应对全不明晰，岂可胜方面之任？戴世仪着留部在员外上学习行走，以资造就（若好着该部奏请外用）。所有浙江处州府知府员缺，着王绩著补授。
 
此为稿本，括弧内文字为御笔所加，复行抹去，亦留下皇帝阅批时的思绪之痕。荣晋新职，赴京接受皇上召见，是一种荣耀、一个机遇，也会是一道致命关卡。如这位戴世仪，先是拿钱买官，再一步步巴结到这一层，白花花银子不知送出多少，眼见到手的一个肥肥的知府，说没就没了。颙琰还算宽厚，心知人家的官是用银子买的，另给了一个员外郎的差事。若换了乃父乃祖，没准还要严旨追查，讯问抄家，搞得戴兄鸡飞蛋打。
 
接下来的另外一道谕旨，才说到刘墉等三人，指斥刘墉一向不能实心任事，并以召见戴世仪为例：
 
即如本日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人甚庸劣，断难胜方面之任，朕询之刘墉，对以也（尚）可。是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愆，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人所不数上列者，尚觉不及刘墉），俱不胜大学士之任。……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绩程材，无不权衡至当。刘墉、纪昀、彭元瑞皆当扪心内省，益加愧励（莫谓朕不知人也）！
 
以上两处引文皆见稿本，括弧内为御笔改动文字，应当属实，出于子皇帝之口应无可怀疑。问题在于，这是颙琰的真实想法吗？
 
后来的史料证明，这只是子皇帝的一次选择性发飙。








二、苏模棱



遇事模棱的滑头官员，历史上岂可枚数，唯唐朝的宰相苏味道最称擅名，得号"苏模棱"，载入史册。《旧唐书》卷九四载："味道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然而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尝谓人曰：'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持两端可矣。'时人由是号为'苏摸棱'。"
 

苏味道画像（来源：澎湃历史）


前人著史，用笔煞是传神，简简数语，勾画出一个圆熟大吏形象。脂韦，本作如脂如韦，语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比喻阿谀或圆滑。厕身初唐文章四友之列的苏味道，一代才子，弱冠举进士，以一手漂亮文章洊升高位，也栽过几个不大不小的跟头，此一番为政妙语，应属数十年混官场的心得。味道被称为宰相，缘此被嘲戏为"模棱首"，即模棱官员的总舵把子也。实际上，那时所谓"居相位"，原也有种种差别。首相是相位，辅相也称相位，同列辅相的分量轻重又大不同。苏味道主要仕宦于武则天时代，年号变幻，台阁名称纷更，相权不稳且分散，"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云云，离决策核心远着呢。
 
当日武则天时代大兴告讦之风，来俊臣等酷吏当红，皇家枝叶尚且多被剪剔，狄仁杰尚且不得已诬服，宰相、大将军也逃不脱杀头命运，血雨腥风，官员终朝惴惴，苏模棱正是这种时代背景的产物。他的那段名言应是很私密的，或对子女，或对好友，却被公之于众，大险！所幸苏味道与则天大帝的面首走得较近，话语中找不出叛逆诅咒的意味，以故保位无恙。曾有人为老苏辩解，如明顾大韶《秉烛斋随笔》："世传苏味道模稜之说，盖古人处衰世，是非从违不敢太分明，所以避谤远害耳......"解释为谨慎远祸，自也不无道理。
 
可话又说回来，与苏味道同时在朝的魏元忠、娄师德、狄仁杰等，仍是持正直谏，身处危境而不改。比较之下，便见出品格德行的差异。"观其章疏之能，非无奥赡；验以弼谐之道，罔有贞纯。……摸稜之病，尤足可讥。"处于政治压力之下的含混模棱，反映的仍是节操和忠贞的缺失，可以理解，难以原谅。
 



"模棱"一词涵盖甚宽，虽贤达明练、奋发勇为之士，亦不免受讥。如明中期兵部尚书刘大夏，"弘治三君子"之一，公忠体国，一代名臣，因极谏裁抑监军宦官，深为尔辈嫉恨，正德初竟以七旬高龄被流放烟瘴之地。刘统勋对之仍多批评，《评鉴阐要》卷十一：
 
刘大夏不肯进揭帖，且言用人行政与大臣面议，而行久之天下自治。帝因袖金以赐，属勿廷谢。
 
弘治帝将刘大夏视为"特达之知"，悉心采纳，并嘱其有事可进呈揭帖（颇类后来雍正朝的密折）。而刘大夏建议皇上与大臣面议国事，堂堂正正，故弘治帝深以为然，袖金与之。此事通常被作为一段君臣佳话，该书却大加指责："孝宗之于刘大夏倾心倚任，延纳方殷，正宜剀切敷陈，以副咨访；即令具揭帖以进，如果灼见事要，有益国家，又何嫌之可避？"说理也很透彻。统勋认为刘大夏回避现实弊政，推脱应尽之责，转而去说一些无谓的漂亮话，"复以天下自治为言，尤为模棱无实"。细味刘大夏之言，还真的有些回避矛盾和含糊其辞，统勋虽求之过苛，但也是一语中的。
 
刘统勋为乾隆中期的内阁大学士，"罢而复入"，"决疑定计"，弘历"许为有古大臣之风"。他办事结实，作风明快，厌恶含混模棱，怎知卒后二十余年，被皇上责以模棱的，正是他的长子刘墉。








三、盛世的众官相


乾隆帝登基之初，降诏求言，左都御史孙嘉淦上《三习一弊疏》，先盛赞新帝"仁孝诚敬，明恕精一"，接下来对君臣关系，以及帝王的积渐成习、由明入蔽，做了极为深透的论述。所言"三习"，皆从皇帝的耳目所见、内心感受谈起，节录如下：
 
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注意，这里所说不是昏君暴君，而是明君令主。在一片颂扬敬畏中，皇帝由英明聪察、爱惜人才，到喜欢阿谀柔顺，厌恶刚直与违拗，皆于耳濡目染间渐渐生成，鲜有例外。嘉淦说"三习既成，乃生一弊"，此一弊，即用才而不用德，喜小人而厌君子。
 

孙嘉淦


德与才，向来是选拔官员的标准；进君子而退小人，亦为多数主政者的意愿。为何常会出现小人横滋的局面？嘉淦认为在于用才不用德：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
 
这是一道名疏，青年皇帝弘历当时倾心接纳，后来的几朝皇帝也曾奉之为座右铭，至于真正产生了多大作用，则难以检验。中年之后，乾隆帝已是"三习"俱全，其快速提拔和倚重和珅，更是"一弊"的显证。他多次在朝堂夸赞和珅之才，也为"用才不用德"做了注脚。



《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中的和珅像


文中的君子、小人之辨，追求极致，不免有些绝对化。弘历暮年的内阁和军机处，和珅诚一机巧小人，其他如阿桂、嵇璜、王杰、董诰等都堪称正人君子。从数量上仍是众正盈朝，小人进用，而君子未退，上皇对阿桂等人的信重也未有大的改变。仕宦之途的每一个层级，都意味着严酷淘汰。能成为枢阁重臣，阿桂诸人自有过人之才具，有守有为，能写能讲，皆非木讷笨拙之辈。阅读史料，可知和珅在很长时间内备受冷落，处处受制，过得并不舒服。
 
君子、小人之分，边界常也不是那么清晰。皇权之下，所有的臣子都是奴才，卑躬屈膝所必然也。晚年的弘历，自矜为十全老人，的确是"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明知已然盛世不在，秕政丛杂，颂圣的人群中，不光有和珅之流，阿桂、王杰等始终在前列。
 
这就是刘墉受责的大背景，就是弘历禅让时期的众官相。不管是内阁还是军机处，都在看上皇脸色行事；不管是将军督抚、翰林科道，都深忌违拗之言。满朝望去，说话办事模棱的，自然不止一个刘墉；且模棱也能传递出不太赞同之意，似比应声附和略胜一筹。








 
四、刘墉的入阁


责斥刘墉模棱的关键，在于内阁大学士的补选。非补选，便不会逐个议及几位大臣；亦可知被依次点名批评的刘墉、纪昀、彭元瑞，都在上皇考虑斟量之列。
 
这是弘历禅让后的一件痛事，一件难事。该年五月，他的第一爱将福康安卒于苗疆军中，年仅四十二岁；一个半月后的六月下旬，备受信重的老臣孙士毅卒于四川军中。两人皆以内阁大学士兼任总督，接连故去，令太上皇帝极为震悼。内阁连出两缺，将身边大臣扒拉来扒拉去，也觉难有合适人选。颙琰谕旨中说到三人的各自缺陷，应也不无依据，又有一些过分：刘墉经历宦途沉浮，清操挺然，遇事有些滑头，也是格于时势，一生大节无亏；纪昀和彭元瑞都是文学巨匠，才华过人，做事也严谨认真。所有这些品题评价，必出自上皇之口。三人都是弘历多年选用和器重的人才，纪、彭以文笔才思深得眷注，其性格和为人做事方面的缺陷，也难逃圣主法眼。在议论阁僚人选时，静听父皇纵论朝中精英，颙琰自是频频点头，谨记在心。此时见刘墉的确是模棱推搪，不觉怒从心头起，一通训斥便尔涌出，由刘而纪而彭，虽以自己的话语道出，大体仍是父皇的原版。实录将二事捏合为一，起居注则甚明了，这是两道谕旨，第一道将处州知府改换他人，第二道才是内阁的补选。当日颙琰与父皇同在圆明园，颁发谕旨前必先得到俞允，是为禅让时期的一项政治规矩。
 
上皇对刘墉三人的看法，背后隐约可见和珅的影子，几句评语也有点儿和珅特色。内阁和军机处虽然以阿桂为首，和珅则是双料老二：次辅与次枢。阿桂老矣，两耳重听，时常不能到值，主事者实际为和珅。在朝中布局是上皇的事，子皇帝一切遵奉，和珅却总是想方设法夹带点私货。福康安和孙士毅与他走得较近，尤其是孙，关系更不一般，已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奉命入阁办事，因苗变暂留四川，未想到染病而逝。刘、纪、彭三人习性风格不同，却都不买和珅的账，加上还有一个公开与之叫板的王杰，所以不能不予以阻击，又不便表现得太明显。在上皇（也包括皇上）那里传递些闲话，上点儿眼药，和珅最是擅长，效果绝佳。
 

《御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中的王杰像


同日发出的另一份谕旨，即关乎王杰的使用。"直道一身立廊庙"的王杰律己极严，无可指责之处，但年过七十，"自六月内染患腿疾，即赐医予假，令其加意调摄，乃至今将及四月，步履尚艰，骤难望其平复"（《嘉庆帝起居注》）。王杰奏请解去军机大臣等职，谕旨予以照准，将其在军机处、南书房及管理礼部事务的职务一并解除。
 
"治乱之机，千古一辙。"这个事件很有点代表性，深与"三习一弊"契合。太上皇帝以睿智英察自视，大权独揽，却已患上严重的和珅依赖症，"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和珅"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深谙高层运作之道，处心积虑地打击异己，安插亲信。虽有一个已正大位的嘉庆帝，则仍属于"学习行走"，每日听上皇训政，亦步亦趋，在观点、语言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对和珅也是处处推崇谦让，温煦亲切。
 
子皇帝的位置，决定了颙琰沉稳持重的风格。这次直斥朝中大员，既是为召见现场情形所激发，又是深思熟虑后的精准表述，也包含着很深的机心。至高无上的皇帝本不需要有什么机心，喜怒皆可形于色，但子皇帝不同，不管上皇在不在跟前都不行。嘉庆帝的恼怒看似偶然，看似缘事所激，实则是一种选择性发飙，借发怒发飙以做政治表态，贯彻父皇有关人事安排的最高指示。上皇决定入阁的为户部尚书董诰，久为文学侍从，充任军机大臣已十七年，清正渊雅，虽亦为和珅不喜，却也不便再加阻挠。
 
朝廷的人事运作历来是微妙的。嘉庆帝对刘墉的指斥，本是父皇评价的翻版，可一经言出，上皇翻觉不算什么大事。模棱，也可以解释为缺少野心、不争权夺利。模棱两可的态度，常虽会激怒帝王，却并非最不能容忍的罪过。以乾隆皇帝为例，对刘墉的模棱圆滑知之已久，斥责应有多次，但均很快原谅，念及其种种优长，仍是一路带病提拔。至于和珅，由此察知新帝对刘墉的厌弃，警觉之心大为减弱，无意多加阻击；且刘墉如果入阁，吏部尚书的位子必须让出，于管理吏部的和珅也有许多便利。
 
嘉庆二年二月，董诰丁母忧回乡，内阁中再次空出位置。上皇决定补选刘墉为大学士，子皇帝即发布谕旨：
 
大学士缺出已届匝月，现在各尚书内刘墉资格较深，着补授大学士。但伊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兹以无人，擢升此任。朕既加恩，务当知过，倍加感激，勿自满足，勉除积习，以副恩眷。（《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二，嘉庆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补选内阁大员的谕旨，照例要夸奖几句，似这样严加指责、列出一大堆不是者，应属甚少。行走颇懒，指的是刘墉作为上书房总师傅，经常不到场履职，被处罚后也无大的改变。整出这么多缺点，仍能升任阁老，一则上皇念乃父刘统勋之品性劳绩，二则对刘墉见其廉正大节，三则朝中没有看到更合适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刘墉并未进入军机处，也未宣布其管理哪个部，倒是他的吏部尚书一职，立马就有人接替了。
 
谕旨中虽已厉责，官场上无处不在的"模棱"，岂能一朝消除。作为从政技巧的模棱，早已跨越君子、小人之界，与"智慧""练达"携手登场，呈现出巨大潜能和实惠。和珅此人，嚣张贪纵有余，而心机不深，全不知子皇帝对刘墉实是深有好感。升至相位的刘墉，似乎未改模棱作风，备位伴食，对朝纲吏治皆未见有何建言，奉钦差到地方也是含糊无为。然嘉庆帝亲政后，刘墉即一反常态：皇上拟将和珅凌迟处死，刘墉是谏阻者之一。其行为可解释为以德报怨，说到底还是为了皇帝的名声。这是刘墉的一次清晰表态，也是对嘉庆帝忠诚的体现。再后来刘墉做了内阁首辅，很快认清颙琰刚愎拒谏的本性，重又捡起模棱的法宝。先前的"模棱手"，也就成为真正的"模棱首"了。


* 图片来自网络


c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转载请联系后台






·其他精彩文章·


◦ 卜键：一场全军覆没的大考


◦ 商伟： 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家—— "白话文"的历史误会及其意义（下）

◦ 河西：沙和尚与炼丹术

◦ 朱浒：历史真实与异域想象——汉代胡人图像札记


◦ 孔勇：末代衍圣公的历史命运

◦ 杨早：物质技术如何改变中国文学生活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新刊
















阅读原文
阅读 1564
14
投诉

精选留言
写留言
• 1 
野马

• 
读书是本好杂志 

4小时前 

以上留言由公众号筛选后显示
了解留言功能详情

We went in search of the world’s hardest language

We went in search of the world's hardest language
English is pretty simple. Learning to speak Ubykh or !Xóõ presents more of a challenge


A certain genre of books about English extols the language's supposed difficulty and idiosyncrasy. "Crazy English", by an American folk-linguist, Richard Lederer, asks "how is it that your nose can run and your feet can smell?". Bill Bryson's "Mother Tongue: English and How It Got That Way" says that "English is full of booby traps for the unwary foreigner…Imagine being a foreigner and having to learn that in English one tells a lie but the truth."
Such books are usually harmless, if slightly fact-challenged. You tell "a" lie but "the" truth in many languages, partly because many lies exist but truth is rather more definite.
It may be natural to think that your own tongue is complex and mysterious. But English is pretty simple: verbs hardly conjugate; nouns pluralise easily (just add "s", mostly) and there are no genders to remember.
English-speakers appreciate this when they try to learn other languages. A Spanish verb has six present-tense forms, and six each in the preterite, imperfect, future, conditional, subjunctive and two different past subjunctives, for a total of 48 forms. German has three genders, seemingly so random that Mark Twain wondered why "a young lady has no sex, but a turnip has". (Mädchen is neuter, whereas Steckrübe is feminine.)
German has three genders, seemingly so random that Mark Twain wondered why "a young lady has no sex, but a turnip has"
English spelling may be the most idiosyncratic, although French gives it a run for the money with 13 ways to spell the sound "o": o, ot, ots, os, ocs, au, aux, aud, auds, eau, eaux, ho and ö. "Ghoti," as wordsmiths have noted, could be pronounced "fish": gh as in "cough", o as in "women" and ti as in "motion". But spelling is ancillary to a language's real complexity; English is a relatively simple language, absurdly spelled.
Case by case
Perhaps the "hardest" language studied by many Anglophones is Latin. In it, all nouns are marked for case, an ending that tells what function the word has in a sentence (subject, direct object, possessive and so on). There are six cases, and five different patterns for declining verbs into them. This system, and its many exceptions, made for years of classroom torture for many children. But it also gives Latin a flexibility of word order. If the subject is marked as a subject with an ending, it need not come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This ability made many scholars of bygone days admire Latin's majesty — and admire themselves for mastering it. Knowing Latin (and Greek, which presents similar problems) was long the sign of an educated person.
Yet are Latin and Greek truly hard? These two genetic cousins of English, in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are child's play compared with some. Languages tend to get "harder" the farther one moves from English and its relatives. Assessing how languages are tricky for English-speakers gives a guide to how the world's languages differ overall.


Illustration by W. Vasconcelos
Even before learning a word, the foreigner is struck by how differently languages can sound. The uvular r's of French and the fricative, glottal ch's of German (and Scots) are essential to one's imagination of these languages and their speakers.
But sound systems get a lot more difficult than that. Vowels, for example, go far beyond a, e, i, o and u, and sometimes y. Those represent more than five or six sounds in English (consider the a's in father, fate and fat.)
And vowels of European languages vary more widely; think of the umlauted ones of German, or the nasal ones of French, Portuguese and Polish.
Yet much more exotic vowels exist, for example that carry tones: pitch that rises, falls, dips, stays low or high, and so on. Mandarin, the biggest language in the Chinese family, has four tones, so that what sounds just like "ma" in English has four distinct sounds, and meanings.
That is relatively simple compared with other Chinese varieties. Cantonese has six tones, and Min Chinese dialects seven or eight. One tone can also affect neighbouring tones' pronunci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complex rules.
Consonants are more complex. Some (p, t, k, m and n are common) appear in most languages, but consonants can come in a blizzard of varieties known as egressive (air coming from the nose or mouth), ingressive (air coming back in the nose and mouth), ejective (air expelled from the mouth while the breath is blocked by the glottis), pharyngealised (the pharynx constricted), palatised (the tongue raised toward the palate) and more. And languages with hard-to-pronounce consonants cluster in families. Languages in East Asia tend to have tonal vowels, those of the north-eastern Caucasus are known for consonantal complexity: Ubykh has 78 consonant sounds. Austronesian languages, by contrast, may have the simplest sounds of any language family.
The click
Perhaps the most exotic sounds are clicks — technically "non-pulmonic" consonants that do not use the airstream from the lungs for their articulation. The best-known click languages are in southern Africa. Xhosa, widely spoken in South Africa, is known for its clicks. The first sound of the language's name is similar to the click that English-speakers use to urge on a horse.
The leading expert on the !Xóõ developed a lump on his larynx from learning to make their sounds
For sound complexity, one language stands out. !Xóõ, spoken by just a few thousand, mostly in Botswana, has a blistering array of unusual sounds. Its vowels include plain, pharyngealised, strident and breathy, and they carry four tones. It has five basic clicks and 17 accompanying ones. The leading expert on the !Xóõ, Tony Traill, developed a lump on his larynx from learning to make their sounds. Further research showed that adult !Xóõ-speakers had the same lump (children had not developed it yet).
Beyond sound comes the problem of grammar. On this score, some European languages are far harder than are, say, Latin or Greek. Latin's six cases cower in comparison with Estonian's 14, which include inessive, elative, adessive, abessive, and the system is riddled with irregularities and exceptions. Estonian's cousins in the Finno-Ugric language group do much the same. Slavic languages force speakers, when talking about the past, to say whether an action was completed or not. Linguists call this "aspect", and English has it too, for example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 go" and "I am going." And to say "go" requires different Slavic verbs for going by foot, car, plane, boat or other conveyance. For Russians or Poles, the journey does matter more than the destination.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Beyond Europe things grow more complicated. Take gender. Twain's joke about German gender shows that in most languages it often has little to do with physical sex. "Gender" is related to "genre", and means merely a group of nouns lumped together for grammatical purposes. Linguists talk instead of "noun classes", which may have to do with shape or size, or whether the noun is animate, but often rules are hard to see. George Lakoff, a linguist, memorably described a noun class of Dyirbal (spoken in north-eastern Australia) as includin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To the extent that genders are idiosyncratic, they are hard to learn. Bora, spoken in Peru, has more than 350 of them.
Agglutinating languages — that pack many bits of meaning into single words — are a source of fascination for those who do not speak them. Linguists call a single unit of meaning, whether "tree" or "un-", a morpheme, and some languages bind them together obligatorily. The English curiosity "antidisestablishmentarianism" has seven morphemes ("anti", "dis", "establish", "-ment", "-ari""-an" and "-ism"). This is unusual in English, whereas it is common in languages such as Turkish. Turks coin fanciful phrases such as "Çekoslovakyalilastiramadiklarimizdanmissiniz?", meaning "Were you one of those people whom we could not make into a Czechoslovakian?" But Ilker Aytürk, a linguist, offers a real-life example: "Evlerindemisçesine rahattilar". Assuming you have just had guests who made a mess, these two words mean "They were as carefree as if they were in their own house."


Yes we (but not you) can
This proliferation of cases, genders and agglutination, however, represents a multiplication of phenomena that are known in European languages. A truly boggling language is one that requires English speakers to think about things they otherwise ignore entirely. Take "we". In Kwaio, spoken in the Solomon Islands, "we" has two forms: "me and you" and "me and someone else (but not you)". And Kwaio has not just singular and plural, but dual and paucal too. While English gets by with just "we", Kwaio has "we two", "we few" and "we many". Each of these has two forms, one inclusive ("we including you") and one exclusive. It is not hard to imagine social situations that would be more awkward if you were forced to make this distinction explicit.
Berik, a language of New Guinea, also requires words to encode information that no English speaker considers. Verbs have endings, often obligatory, that tell what time of day something happened; telbener means "[he] drinks in the evening". Where verbs take objects, an ending will tell their size: kitobana means "gives three large objects to a man in the sunlight." Some verb-endings even say where the action of the verb takes place relative to the speaker: gwerantena means "to place a large object in a low place nearby". Chindali, a Bantu language, has a similar feature. One cannot say simply that something happened; the verb ending shows whether it happened just now, earlier today, yesterday or before yesterday. The future tense works in the same way.
A fierce debate exists in linguistics between those, such as Noam Chomsky, who think that all languages function roughly the same way in the brain and those who do not. The latter view was propounded by Benjamin Lee Whorf, an American linguist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o argued that different languages condition or constrain the mind's habits of thought.
Whorfianism has been criticised for years, but it has been making a comeback. Lera Boroditsky of Stanford University, for example, points to the Kuuk Thaayorre, aboriginals of northern Australia who have no words for "left" or "right", using instead absolute directions such as "north" and "south-east" (as in "You have an ant on your south-west leg"). Ms Boroditsky says that any Kuuk Thaayorre child knows which way is south-east at any given time, whereas a roomful of Stanford professors, if asked to point south-east quickly, do little better than chance. The standard Kuuk Thayoorre greeting is "where are you going?", with an answer being something like "north-north-east, in the middle distance." Not knowing which direction is which, Ms Boroditsky notes, a Westerner could not get past "hello". Universalists retort that such neo-Whorfians are finding trivial surface features of language: the claim that language truly constricts thinking is still not proven.


Language diversity measured in two very different ways: the number of languages spoken in the country and Greenberg's diversity index, which scores countries on the probability that two citizens will share a mother tongue
And the winner is
With all that in mind, which is the hardest language? On balance The Economist would go for Tuyuca, of the eastern Amazon. It has a sound system with simple consonants and a few nasal vowels, so is not as hard to speak as Ubykh or !Xóõ. Like Turkish, it is heavily agglutinating, so that one word, hóabãsiriga means "I do not know how to write." Like Kwaio, it has two words for "we",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The noun classes (genders) in Tuyuca's language family (including close relatives) have been estimated at between 50 and 140. Some are rare, such as "bark that does not cling closely to a tree", which can be extended to things such as baggy trousers, or wet plywood that has begun to peel apart.
Most fascinating is a feature that would make any journalist tremble. Tuyuca requires verb-endings on statements to show how the speaker knows something. Diga ape-wi means that "the boy played soccer (I know because I saw him)", while diga ape-hiyi means "the boy played soccer (I assume)". English can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but for Tuyuca that is an obligatory ending on the verb. Evidential languages force speakers to think hard about how they learned what they say they know.
Linguists ask precisely how language works in the brain, and examples such as Tuyuca's evidentiality are their raw material. More may be found, as only a few hundred of the world's 6,000 languag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mapped, and new ways will appear for them to be difficult. Yet many are spoken by mere hundreds of people. Fewer than 1,000 people speak Tuyuca. Ubykh died in 1992. Half of today's languages may be gone in a century. Linguists are racing to learn what they can before the forces of modern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 quieten the strangest tongues.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2009 Christmas double issue of The Economist.

We went in search of the world's hardest language
English is pretty simple. Learning to speak Ubykh or !Xóõ presents more of a challenge



A certain genre of books about English extols the language's supposed difficulty and idiosyncrasy. "Crazy English", by an American folk-linguist, Richard Lederer, asks "how is it that your nose can run and your feet can smell?". Bill Bryson's "Mother Tongue: English and How It Got That Way" says that "English is full of booby traps for the unwary foreigner…Imagine being a foreigner and having to learn that in English one tells a lie but the truth."
Such books are usually harmless, if slightly fact-challenged. You tell "a" lie but "the" truth in many languages, partly because many lies exist but truth is rather more definite.
It may be natural to think that your own tongue is complex and mysterious. But English is pretty simple: verbs hardly conjugate; nouns pluralise easily (just add "s", mostly) and there are no genders to remember.
English-speakers appreciate this when they try to learn other languages. A Spanish verb has six present-tense forms, and six each in the preterite, imperfect, future, conditional, subjunctive and two different past subjunctives, for a total of 48 forms. German has three genders, seemingly so random that Mark Twain wondered why "a young lady has no sex, but a turnip has". (Mädchen is neuter, whereas Steckrübe is feminine.)
German has three genders, seemingly so random that Mark Twain wondered why "a young lady has no sex, but a turnip has"
English spelling may be the most idiosyncratic, although French gives it a run for the money with 13 ways to spell the sound "o": o, ot, ots, os, ocs, au, aux, aud, auds, eau, eaux, ho and ö. "Ghoti," as wordsmiths have noted, could be pronounced "fish": gh as in "cough", o as in "women" and ti as in "motion". But spelling is ancillary to a language's real complexity; English is a relatively simple language, absurdly spelled.
Case by case
Perhaps the "hardest" language studied by many Anglophones is Latin. In it, all nouns are marked for case, an ending that tells what function the word has in a sentence (subject, direct object, possessive and so on). There are six cases, and five different patterns for declining verbs into them. This system, and its many exceptions, made for years of classroom torture for many children. But it also gives Latin a flexibility of word order. If the subject is marked as a subject with an ending, it need not come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This ability made many scholars of bygone days admire Latin's majesty — and admire themselves for mastering it. Knowing Latin (and Greek, which presents similar problems) was long the sign of an educated person.
Yet are Latin and Greek truly hard? These two genetic cousins of English, in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are child's play compared with some. Languages tend to get "harder" the farther one moves from English and its relatives. Assessing how languages are tricky for English-speakers gives a guide to how the world's languages differ overall.



Illustration by W. Vasconcelos
Even before learning a word, the foreigner is struck by how differently languages can sound. The uvular r's of French and the fricative, glottal ch's of German (and Scots) are essential to one's imagination of these languages and their speakers.
But sound systems get a lot more difficult than that. Vowels, for example, go far beyond a, e, i, o and u, and sometimes y. Those represent more than five or six sounds in English (consider the a's in father, fate and fat.)
And vowels of European languages vary more widely; think of the umlauted ones of German, or the nasal ones of French, Portuguese and Polish.
Yet much more exotic vowels exist, for example that carry tones: pitch that rises, falls, dips, stays low or high, and so on. Mandarin, the biggest language in the Chinese family, has four tones, so that what sounds just like "ma" in English has four distinct sounds, and meanings.
That is relatively simple compared with other Chinese varieties. Cantonese has six tones, and Min Chinese dialects seven or eight. One tone can also affect neighbouring tones' pronunci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complex rules.
Consonants are more complex. Some (p, t, k, m and n are common) appear in most languages, but consonants can come in a blizzard of varieties known as egressive (air coming from the nose or mouth), ingressive (air coming back in the nose and mouth), ejective (air expelled from the mouth while the breath is blocked by the glottis), pharyngealised (the pharynx constricted), palatised (the tongue raised toward the palate) and more. And languages with hard-to-pronounce consonants cluster in families. Languages in East Asia tend to have tonal vowels, those of the north-eastern Caucasus are known for consonantal complexity: Ubykh has 78 consonant sounds. Austronesian languages, by contrast, may have the simplest sounds of any language family.
The click
Perhaps the most exotic sounds are clicks — technically "non-pulmonic" consonants that do not use the airstream from the lungs for their articulation. The best-known click languages are in southern Africa. Xhosa, widely spoken in South Africa, is known for its clicks. The first sound of the language's name is similar to the click that English-speakers use to urge on a horse.
The leading expert on the !Xóõ developed a lump on his larynx from learning to make their sounds
For sound complexity, one language stands out. !Xóõ, spoken by just a few thousand, mostly in Botswana, has a blistering array of unusual sounds. Its vowels include plain, pharyngealised, strident and breathy, and they carry four tones. It has five basic clicks and 17 accompanying ones. The leading expert on the !Xóõ, Tony Traill, developed a lump on his larynx from learning to make their sounds. Further research showed that adult !Xóõ-speakers had the same lump (children had not developed it yet).
Beyond sound comes the problem of grammar. On this score, some European languages are far harder than are, say, Latin or Greek. Latin's six cases cower in comparison with Estonian's 14, which include inessive, elative, adessive, abessive, and the system is riddled with irregularities and exceptions. Estonian's cousins in the Finno-Ugric language group do much the same. Slavic languages force speakers, when talking about the past, to say whether an action was completed or not. Linguists call this "aspect", and English has it too, for example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 go" and "I am going." And to say "go" requires different Slavic verbs for going by foot, car, plane, boat or other conveyance. For Russians or Poles, the journey does matter more than the destination.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Beyond Europe things grow more complicated. Take gender. Twain's joke about German gender shows that in most languages it often has little to do with physical sex. "Gender" is related to "genre", and means merely a group of nouns lumped together for grammatical purposes. Linguists talk instead of "noun classes", which may have to do with shape or size, or whether the noun is animate, but often rules are hard to see. George Lakoff, a linguist, memorably described a noun class of Dyirbal (spoken in north-eastern Australia) as includin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To the extent that genders are idiosyncratic, they are hard to learn. Bora, spoken in Peru, has more than 350 of them.
Agglutinating languages — that pack many bits of meaning into single words — are a source of fascination for those who do not speak them. Linguists call a single unit of meaning, whether "tree" or "un-", a morpheme, and some languages bind them together obligatorily. The English curiosity "antidisestablishmentarianism" has seven morphemes ("anti", "dis", "establish", "-ment", "-ari""-an" and "-ism"). This is unusual in English, whereas it is common in languages such as Turkish. Turks coin fanciful phrases such as "Çekoslovakyalilastiramadiklarimizdanmissiniz?", meaning "Were you one of those people whom we could not make into a Czechoslovakian?" But Ilker Aytürk, a linguist, offers a real-life example: "Evlerindemisçesine rahattilar". Assuming you have just had guests who made a mess, these two words mean "They were as carefree as if they were in their own house."


Yes we (but not you) can
This proliferation of cases, genders and agglutination, however, represents a multiplication of phenomena that are known in European languages. A truly boggling language is one that requires English speakers to think about things they otherwise ignore entirely. Take "we". In Kwaio, spoken in the Solomon Islands, "we" has two forms: "me and you" and "me and someone else (but not you)". And Kwaio has not just singular and plural, but dual and paucal too. While English gets by with just "we", Kwaio has "we two", "we few" and "we many". Each of these has two forms, one inclusive ("we including you") and one exclusive. It is not hard to imagine social situations that would be more awkward if you were forced to make this distinction explicit.
Berik, a language of New Guinea, also requires words to encode information that no English speaker considers. Verbs have endings, often obligatory, that tell what time of day something happened; telbener means "[he] drinks in the evening". Where verbs take objects, an ending will tell their size: kitobana means "gives three large objects to a man in the sunlight." Some verb-endings even say where the action of the verb takes place relative to the speaker: gwerantena means "to place a large object in a low place nearby". Chindali, a Bantu language, has a similar feature. One cannot say simply that something happened; the verb ending shows whether it happened just now, earlier today, yesterday or before yesterday. The future tense works in the same way.
A fierce debate exists in linguistics between those, such as Noam Chomsky, who think that all languages function roughly the same way in the brain and those who do not. The latter view was propounded by Benjamin Lee Whorf, an American linguist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o argued that different languages condition or constrain the mind's habits of thought.
Whorfianism has been criticised for years, but it has been making a comeback. Lera Boroditsky of Stanford University, for example, points to the Kuuk Thaayorre, aboriginals of northern Australia who have no words for "left" or "right", using instead absolute directions such as "north" and "south-east" (as in "You have an ant on your south-west leg"). Ms Boroditsky says that any Kuuk Thaayorre child knows which way is south-east at any given time, whereas a roomful of Stanford professors, if asked to point south-east quickly, do little better than chance. The standard Kuuk Thayoorre greeting is "where are you going?", with an answer being something like "north-north-east, in the middle distance." Not knowing which direction is which, Ms Boroditsky notes, a Westerner could not get past "hello". Universalists retort that such neo-Whorfians are finding trivial surface features of language: the claim that language truly constricts thinking is still not proven.


Language diversity measured in two very different ways: the number of languages spoken in the country and Greenberg's diversity index, which scores countries on the probability that two citizens will share a mother tongue
And the winner is
With all that in mind, which is the hardest language? On balance The Economist would go for Tuyuca, of the eastern Amazon. It has a sound system with simple consonants and a few nasal vowels, so is not as hard to speak as Ubykh or !Xóõ. Like Turkish, it is heavily agglutinating, so that one word, hóabãsiriga means "I do not know how to write." Like Kwaio, it has two words for "we",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The noun classes (genders) in Tuyuca's language family (including close relatives) have been estimated at between 50 and 140. Some are rare, such as "bark that does not cling closely to a tree", which can be extended to things such as baggy trousers, or wet plywood that has begun to peel apart.
Most fascinating is a feature that would make any journalist tremble. Tuyuca requires verb-endings on statements to show how the speaker knows something. Diga ape-wi means that "the boy played soccer (I know because I saw him)", while diga ape-hiyi means "the boy played soccer (I assume)". English can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but for Tuyuca that is an obligatory ending on the verb. Evidential languages force speakers to think hard about how they learned what they say they know.
Linguists ask precisely how language works in the brain, and examples such as Tuyuca's evidentiality are their raw material. More may be found, as only a few hundred of the world's 6,000 languag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mapped, and new ways will appear for them to be difficult. Yet many are spoken by mere hundreds of people. Fewer than 1,000 people speak Tuyuca. Ubykh died in 1992. Half of today's languages may be gone in a century. Linguists are racing to learn what they can before the forces of modern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 quieten the strangest tongues.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2009 Christmas double issue of The Economist.

韦伯论新闻工作者

韦伯论新闻工作者
黑色镜框 2010-03-30




      新闻工作者和一切民众领袖以及律师（以及艺术家）有着共同的命运，没有固定的社会分类————至少在大陆上是这样，这与英国的状况相反，也不同于从前普鲁士的情形——新闻记者属于贱民阶层中的一支，"社交界"总是按照这类人中品行最差的代表来评价它。因而流行着一些对于新闻工作者及其工作的奇谈怪论。一项真正优秀的新闻作品所需的"才智"，同任何学术成就所需的才智绝对不相上下，特别是由于奉命当下交卷，并且立即生效，这当然是完全不同条件下的创造。这些艰辛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到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要重大的多，平均而言，每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的责任感丝毫不比学者的低，而是更高。这些几乎从未受到赞扬，因为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往往恰恰是那些不负责任的新闻作品及其所产生的可怕后果。说一个精明的新闻工作者一般要比别的人更谨言慎行，没人信。但这是事实。这个职业本身带来的巨大诱惑以及眼下新闻工作的其他条件造成了某些后果，使得公众习惯于以鄙视与可怜的心情交织在一起的心情来看待新闻界。

    但是不论在什么环境下，新闻工作依然是职业政治活动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它不是对什么人都适宜的途径，至少不适合那些性格懦弱的人，尤其是那些只能靠安定的位置维持内心平衡的人。如果说年轻学者的生涯是一场赌博，他至少还要受制于一些身份方面的固定规矩，使他不至于松懈，而新闻记者的生涯，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一场彻底的赌博，他所处的条件，以一种其他情况下十分罕见的方式，考验着他内心的安定自信。职业生涯中经常遇到的艰辛，还不是最糟的事情。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他所面对的特殊困难，是他内心向他发出的要求。经常以貌似平起平坐的身份，出入于这个世界上权势人物的沙龙，大家往往是出于惧怕而对他奉承有加，但他心里始终明白，他身后的大门一关，主人十有八九会向客人们解释自己同这位"报界下流文人"打交道的原因，这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更不轻松的事情是，他必须迅速而令人信服地就这事或那事发表意见，对生活中可以想象到的一切问题，即出现'市场'需求的无论什么事，表明自已的态度，又不能变得极端肤浅，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因自我表白而丧失尊严，这会造成十分可悲的后果。有许多新闻记者变得丧失人性，毫无价值可言，这并不足怪。使人感到吃惊的倒是，尽管有这种种情况，这个团体中居然仍有许多可敬的、真诚的人，这实在不是外人所能轻易想象的。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职业》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起义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起义
原创 2016-12-02 迪迪－于贝尔曼 艺术界LEAP

玛利亚· 柯蔻塔，《蒙太奇》，2016年，16毫米胶片转黑白视频，无声（循环播放），5分钟


《起义》一文的中文及英文版为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先生与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特别授权《艺术界》杂志独家刊登。这篇文章收录于《艺术界》十二月刊即将出版的专题"达达：复始的乱局"中。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我们即将出版的《艺术界》十二月刊。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起义 [i]
Georges Didi-Huberman | Uprisings
 
时间的沉重
 
当我写下这几行字时——二零一六年的三月——大概有一万三千逃离战火的人们在希腊北部的伊多梅尼被拦截下来了，简直可以说是被圈禁。马其顿决议关闭了他们的边境。不过，却正是整个欧洲官方，借由机会主义的声音，尤其缘于他们的领导人的懦弱（仅仅因为一种政治上的懦弱而在或多或短的期限之中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一点历史难道没有教导过我们吗？），而拒绝向这些人们供最低限度的接待——贯彻最起码的伦理姿态,并且执行与之相符的国际法。当我们开始将外来者当作敌人的时候,这些民众的命运会朝向何方？



玛利亚· 柯蔻塔，《伊多梅尼，2016年3月14日》，2016年，彩色有声高清视频，36分钟
 
天空因此是沉重的，或许，这是我们愿意听到的。今天，伊多梅尼在下雨。那些人们，一无所有，在泥泞中用数小时才等来一杯热茶或是一些药物。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以及自治团体们工作到精疲力尽；在这期间，士兵们则平静地警戒着，以确保铁丝网内所有的事物处于原地。然而，许多当地的希腊人自发前来提供援助：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被"紧缩"政策剥夺着，这也是同一个欧洲政府干的，但他们还是倾囊相助了，这显得极为珍贵：关注与接待，一些衣物、药品、食物与微笑，话语及真切的目光。我想，这些希腊人没有忘记他们早期的一位伟大诗人：距今两千五百年左右的埃斯库罗斯。他写下了《乞援女》——一个新近的翻译决定重新将此篇命名为《被放逐的女人们》——，这出悲剧与欧洲的神话建立者直接相关，并讲述了这些来自中东的"黑"女性们是如何在阿尔戈斯得到接待的。虽然依据了款待协议的神圣律法，但还是由于在接待之时所引发的政治与政府管理方面的考量，让这些女性处于了冲突之中。[ii] 伊多梅尼在下雨。一些人想逃跑，寻求避难，但他们不能。天空在他们的头顶异常沉重，泥泞吞噬着他们的脚步，铁丝网会刺破他们胆敢尝试靠近边境的双手。头顶的天空是沉重的，然而我非常清楚脚下的土地上只有同一片天空：我们因此与他们的命运直接相连。当然，我没有去伊多梅尼，我藉由道听途说与介入其中的视觉见证在此写作。况且我写下的这些是一本画册的开篇。不过，我并没有跑题，如果你们能接受这个想法——艺术本身不仅仅拥有一段历史，甚至常常被看作是"历史之眼"。但很可惜，这并不是指艾未未在伊多梅尼当地带着他的白色钢琴与专业摄影团队，去帮助任何人或任何事物——难民们表现得对这场"表演"无动于衷，他们在想着、等待着别的事——在这个让人目瞪口呆的问题面前。我看到这架白钢琴，在密集的帐篷之间显得格外超现实，就像是对我们高尚艺术觉悟的嘲弄象征：白得就像一家画廊的墙那样，它最终不过只是引起了一种反差，这一反差让我们心情更加沉重地发觉，无论在伊多梅尼还是在别处，"黑暗时代"的沉重正悬于我们当代生活的上空。



艾斯法尼亚· 佩尼亚菲耶尔· 洛埃萨，《他们进入了你所凝视的空间：信号灯》，2016年，高清视频


"黑暗时代"。正是通过这个词，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曾在某日向他的同代人们自陈，陈述他作为一个个体所面临的生存环境——被恶与危险包围，被那些流亡的人、逃难的人包围，被持续不断跨国边境、"移民"需要等待数月才能得到一纸签证的人们所包围...... 而相反地，几年之后，汉娜·阿伦特则希望通过同一词汇的表达，提取出关于"人道主义"的如下概念：一种莱辛或是海涅式的伦理——诗与自由思想的伦理——，超脱出所有统治我们的野蛮政治。[iii]
 
黑暗时代。然而，当混沌治世时，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仅仅是简单地等待：反省，承受。我们思量着，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试着让这些过去。最好，是在黑暗中重新将自己的钢琴漆成白色。迫使一切过去——就在不久的将来，因为人是适应性很强的动物——我们不再需要等待什么。期待的前景，短暂的地平线，都将以消失告终，就像所有可见的地平线都会消失于黑暗一样。在那里，混沌的统治是无边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期待。这一切可被称之为向混沌"屈服"（或者更为恰当的，也可称之为对蒙昧主义的顺从）。即一种死亡的冲动：欲望的死亡。本雅明在其1933年撰写的文章《经验与贫乏》中写道："不管在何处，最优秀的灵魂们从很久以前便开始就这些问题形成一个概念（这些棘手的问题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相连）。他们的特征是一方面对自己的时代不再抱有幻想，一方面又毫无保留地对其表示拥护。"[iv]这份诊断在今天依然有效。所有人，或者说几乎是所有人，都知道在黑暗混沌中是无法抱有希望的，除非将我们置于柏拉图洞穴之内，强迫我们观看投射于岩壁上的数十亿个提线木偶在等离子屏幕上的表演。（然而实际上），于黑暗之中、或在这场强迫的木偶戏前不去希望是一回事；而自我归驯于这种不抱有希望的萎靡状态，变得忧郁、犬儒或者虚无，就另当别论了。
 
吉勒斯·卡朗，《反天主教抗议，伦敦德里郡，北爱尔兰》，1969年8月


托起我们的重担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甚至在他还不了解死亡冲动的效力之前——他只有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能明白这一点——就已经在他那本关于梦的伟大著作的结尾部分断言了"欲望的不可毁灭性"。多么美妙的假设！仿佛它就"应该是真的！"欲望的不可毁灭性，这便是驱使我们在完全的混沌中找寻一种"无论如何，（也要寻求）光明"的原因，也正是这点让我们持续如此。如果你在夜幕中的森林里迷失，遥远的星光，窗后的烛光，又或是靠近你身旁的一点点萤火虫之光，对你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如此，时间起义了。二十世纪初，安达卢西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偷了三颗橄榄的吉普赛小偷在昏暗的囚室里发明了一种格调特别的"囚徒歌谣"，名曰"carceleras"，这里面经常唱到，他们的希望可以被在黑暗中燃烧着的烟头点亮：
 
"他们将我投入
不见日光的囚室,
呼喊中，我点亮自己
用我的小小星光照明。"
 
歌声，在这些境况下，就是为渴望、为着向他者倾诉、为了洞穿黑暗、跨越墙壁而准备的康庄大道。微弱的光，当需要它时，它完全能够指引囚徒们通向被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则》中恰好指出的"图像-欲望"或"图像-意愿"，即他明确写到的，能够提供"跨越界线的原型"[v]的那些图像。




加藤翼，《在破坏前破坏它》，2015年，彩色有声视频静帧，4分49秒


"黑暗时代"显得如此黑暗，只是因为它们在迎面撞击我们，封闭了我们的眼睑，遮蔽了我们的目光，就像植入我们身体与思想的边境线。事实上（如果我们退一步看待）它们是灰色的。雨天阴郁的灰色甚至于是铁丝网、兵器或是用在最残酷的监狱中的铅石的暗灰色。黑暗时代是"铅灰时代"。它们不仅阻碍了我们向上看的能力，也因此阻碍了我们欲求的能力，它们异常沉重，压迫着我们的脖颈、头骨，甚至可以说它们截断了我们意愿与思考的能力。因为这一重量或铅石所赋予的形制，"屈服"这一词具有了更明显的意味，甚至变得更加确切。但我们应该理解，只有如此，欲望才彰显其反抗性——欲望在设计用来去除它的空间里幸存了下来——这正贴合了"起义"其词的涵义，以及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姿态。

 
难道不应该，在每个当下的时刻都（尝试）抵抗压在我们身上重重的铅石罩袍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了达成这一愿景而起身反抗吗？更为必要的是，——当这罩袍如此之大，铅石如此之重——难道不应该共同起义吗？复数的"起义"没有唯一的标准：从最微小的抽身姿态到最规模宏大的抗议都可以。所以，在这世界的铅石下，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既是被束缚的泰坦（巨人）也是起舞的孩童，或许还是未来的胜利者。被束缚的泰坦，没错：就像阿特拉斯与他的兄弟普罗米修斯一样，他们曾经起义过，反抗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单边权威，随后败于宙斯，被惩罚，一个要用自己的双肩扛起整个天空的重量（星球惩罚），另一个要被秃鹫啄食肝脏（内脏惩罚）。



何里欧·奥迪塞卡与莱安德罗·卡茨，《潘普洛纳遭遇》，1972年，彩色纸上印刷、卡片


正是如此，泰坦才变为可怜的"罪人"，被奥林匹斯山的律法所惩罚。按照众多起义活动的共同宿命来说，他们失败了，没能在奥林匹斯山掌权。但这就是这则故事的所有教训了吗？当然不是。因为他们"解放"了人类，并赋予了他们——为了分享，变得平等——一部分至关重要的主人般的权力：一种知识（与阿特拉斯相关的是:关于大地与星辰的科学）与一种"技艺"（与普罗米修斯相关的是:操纵火焰）。这之中，泰坦在为了获得权力的"对峙"中失败了，但他们成功地"传递"了一种力量——一种知识与技艺的力量，这是可以无限延续的。而神明当然知道，众神不愿意我们向所有人揭开他们彼此之间共享的秘密：比方说，在黑暗中只需摩擦两块石头就能获得奇迹般的火焰与光明。

 
我们可以想象，这次成功的传递将会制造出新的对峙，将会造成发生在泰坦——人类的盟友，或是与人类混杂为一体的——与奥林匹斯众神之间的对峙。我们可以想象，某一天，泰坦·阿特拉斯唱起了他最后一首"carcelera"，并做出了一个伟大的起义姿态，他肩膀上的重量已经压制他太久了。因此他可以为了善而"喊出他的欲望"——在所有人面前、也为了所有人，于公共空间与历史的时间中展现他的生命与自由冲动。法国大革命曾点燃了整个欧洲的灵魂，二十多年后，弗朗西斯科·戈雅才能为存在于游民无产者中的这种光辉呐喊赋予形式，可以说这介于在命运上必然被重量压垮的搬运工与呼喊反抗的工人之间[vi]——这么做首先是"不为了什么"，也就是说，为了不在这段历史中取得任何决定性，因为这段历史只是向他敞开。这便是同样的姿态，起义的姿态，构成了被问询、被研究的对象。



弗朗西斯科·戈雅，《奇想》，1799年


起义的证据

 
而当马尔塔·吉丽于几个月前向我建议为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策划一个展览时，我已经在这系列问题之中了——只需要简单地做一个蒙太奇，来并置戈雅两幅素描中被相继表现出的姿态与爱森斯坦关于暴动再现的连续思考。[vii]（此篇）《起义的证据》（得以成文），只需要阿特拉斯，这位出现在马德里索菲亚王后博物馆的上一个展览里的英雄，[viii]重新找回他的能量，抛去重负的自由力量——也带着他的失败与忧伤——从他的肩膀上，甩到奥林匹斯众神的脸上。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们尝试聚集起来的这些作品蒙太奇会展现出什么，这之中存在着不匹配，有时是介于我们的期望与这种工作的彻底"行不通"之间（因为一些特殊材料的限制）：我们不能轻易地调来胡安·米罗或西格玛尔·波尔克的大尺幅画作，以及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或杜米埃的《骚乱》......
 
但可能性依然是无限的，那么事实上，仍然可以说起义是一个"无休止的姿态"，不停地重新开始，一种"至上"，——这种至上就像是欲望本身，或是一种（起义的）冲动，一种洛伊德所论述的"自由的驱使"（Freiheitsdrang）。起义的场域是趋向于无尽的。就这层意思来说，这个展览的漫游已被预示——巴塞罗那、蒙特利尔、墨西哥或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将会是一个机遇，我期望藉此展览，来坚定不移地重组或尝试赋予"起义"以新面貌，政治的、历史的或美学的，使这一切得以展开。借由这项研究所带来的愉悦和无休止的前行，我们才得以不断地学习、发现、发明能够催生新情感的蒙太奇，并为思想供新范式。同时也必须在此加上"不安"，它本身也必然是这无休止的前行的一部分——依据尼采与阿比·瓦尔堡的共同教诲，（应该被总结为）"不安的快乐的知识"。[ix]如此这般的这一项目不可能不遭遇原则性的陷阱，甚至是冲突：如果研究永不会止步，为什么（我们）要停留于一个（有限的）展览作品清单面前？这本画册中所供的散论，即使它们看起来很长，并用大量书单武装了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个必须一项勘测（工作）的开始，这一勘测事关与"起义"相关的哲学、历史、政治或美学议题。这便是为什么我们觉得需要在马尔塔·吉丽的帮助下，动员一些不同领域的思想家与学者们——尼克尔·布莱尼、朱迪斯·巴特勒、玛丽-约瑟·孟赞、安东尼奥·奈格里与雅克·朗西埃，这些人将会在一个即将到来的研讨会中添加更多的东西——他们就"起义"这一问题已均有自己的经验和故事。




恩里克·拉米雷斯，《穿过一面墙》，2013年，高清彩色有声视频，5分15秒


一个终极冲突，但不是只有这个，可被如此明确地表达：当（我们）将这一切变为了展览中的"物"，难道不正是背叛了这个如此特殊的"物"？——复数的起义恰恰不是一些"物"，而是一些姿态或是行动。当起义与其自身的能量被挂在"白盒子"的白墙上、置于文化机构的橱窗里时，会变成什么？白色钢琴所能引发的抗议难道不正是在展览本身和它的议题所拉开的距离之间失去了它的效用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一个"美学"项目——因为它首先关乎展示图像，并且大部分图像是艺术品——只能做到"美学化"，就此即"麻痹"了起义的"实践"性及其固有的政治性层面。然而，在建议将这类图像于展览的公共空间中并置之时，我既不谋求建立一种关于暴动的标准图像志（这明显是令其减弱的方法），也不想绘制一幅历史图表、甚至（建构）一种关于过去与当下的起义之跨历史"风格"（这是怎么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杰曼·克鲁利，《舞者乔·米哈伊》，1925年，现代银胶印刷


不如说是要检验这种假设，或者说，更简单地多，检验这个问题："图像"怎能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来为我们解放的"欲望"赋形？同时，"诗意"如何能做到将自身注入进起义的姿态之中，并且（看起来）"就像是起义的姿态"呢？我们需要去回想一下波德莱尔于1848年在《公安报》中写下的话语，或是兰波于1871年在《预见者书信》中写下的诗句，库尔贝或是杜米埃的素描，爱森斯坦或是帕索里尼的影片......我们需要想起一战末尾时那些精彩至极的先锋派话语："达达反抗一切！" 而如今，塞萨洛尼基社会医院在照料那些最贫困、无助、连国家医疗部门都难于照顾到的人们，这家医院2016年的那本朴实的日历恰恰是将米罗的《死刑犯的希望》、"希腊人说不"这样的反对当下紧缩政策的标语与1936年的巴塞罗那女性们建起的路障以及救生员在米蒂利尼海岸向叙利亚难民致意的姿态都并置在了一起。虽然这本日历本身从来不会以"艺术作品"自称，但在今天，（仅就以图像为解放的希望去"赋形"而言），它所起到的作用难道不是与波德莱尔、兰波甚至库尔贝等艺术家的作品所揭示的是同样的东西吗？博尔赫斯的一首诗，名为《正直的人》，（在此）与最近由一名医护志愿者刚刚拍摄的图片相伴：
 
"那个像伏尔泰希望的那样，悉心照料花园的人。
以感恩之心聆听生命乐章的人。
乐于追溯词源的人。
那两个在南方咖啡馆里，下着一盘平淡无奇的棋局的伙计。
琢磨釉色与器型的陶艺人。
完成了一页不错的排版，却对此并不太满意的排字工人。


那对读着三行体圣咏最后一段的男人和女人。
抚摸熟睡的动物的人。
为或试图为自己所受的不义辩护的人。
认为别人更有理的人。
以上所有人，互不相识，却在拯救着世界。"[x]


没有一定的"力量"我们不会起义。但这力量是什么？它又从哪里来？难道不是很明显吗？应当懂得如何赋予这个力量一种形式——以使得这一力量能够自我展现并传递给他者。一种图像的政治人类学难道不应该由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出发去思考吗？——这一事实是，我们反抗的欲望来自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能量，只要这一能量能找到承载它的形式，而形式需要明确自己的来源。只有这样，才有能力创造出新的未来。


文/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翻译/ 吴亚楠
修订/ 贺婧




[i]编者注：本文为乔治·迪迪-于贝尔曼为其所策划的展览"起义"所撰写的前言，展览于2016年10月于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开幕。
[ii]埃斯库罗斯，《乞援女》，由M·马松翻译，美文出版社，巴黎，1921年 (1982年重新编辑出版); 埃斯库罗斯, 《被放逐的女人们》，由I ·波诺翻译，Les Solitaires intempestifs出版社，贝桑松，2013年。
[iii]汉娜·阿伦特，《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们》，1959年，B·卡桑与P·勒维翻译，《政治生活》，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74年（1986年重新编辑），第11-41页。
[iv]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1933年，由普鲁斯翻译，《全集第二卷》，巴黎，伽利马出版社，2000 年，第367页。译者补注解：此段直接翻译自法语，如需更准确的翻译，请参考《经验与贫乏》，王炳钧 / 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v]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则:第三卷,如愿瞬间的图像-意愿》（1938-1959），由F·乌利马特翻译，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91年，第102-142页。
[vi]编者注：这里指的是戈雅的两张素描，分别表现了一位负重的搬运工以及一个正在呼喊反抗的工人。
[vii]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哭泣的人民,武装的人民。历史之眼(第六卷)》，巴黎，午夜出版社，2016年。
[viii]同上，《阿特拉斯。如何将世界扛起？》，由M·D·阿古拉与S·B·丽莉丝翻译，马德里，索菲亚王后博物馆，2010年。
[ix]同上，《阿特拉斯或不安的快乐的知识。历史之眼（第三卷）》，巴黎，午夜出版社，2011年。
[x]译者注：虽然此诗法语翻译由作者选自法译版博尔赫斯全集，但在对比过西语原文与英语译文，及其它版本法语译文后，发现此版本在具体用词上还是在对照本文的上下文语境，故，在一些词语的翻译上优先考虑了可能的作者意图。在此特别感谢寿利雅能够翻译文中的两首短诗。
Copyright ©LEAP. All Rights Reserved. 
LEAP微信独家推送。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如需转载，请联系leap@modernmedia.com.cn
回复零售，查看离你最近的零售商店。
《艺术界》十二月刊 即将全球上市






阅读原文
阅读 403
6
投诉

写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