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約的末日—保羅的普世主義 (Part1-3)

編按︰回顧過去，聖保羅（St. Paul）從沒有離開過神學家、聖經學者和哲學家的注視。上世紀七十年代，桑達斯（E. P. Sanders）及「New Perspective」浪潮，將保羅重置初世紀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教語境，為保羅研究打開缺口。另一方面， 阿甘本（Agamben）、齊澤克（Žižek）、巴迪烏（Badiou）等大哲亦紛紛回歸保羅，他們如其他無神論者一樣，並不相信保羅就耶穌復活的宣 稱；然而，保羅對復活的思考和回應卻成為重要資源，助他們重思普世真理、主體、法、政治、時間、差異、救贖、身體等課題。

2012年4月，實現會社舉辦了「末日四月」的系列活動。本文整理自陳錦輝於其中一次討論會的講話。他從三段保羅書信的斷片出發，加上巴迪烏於《聖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中的思考，嘗試勾勒保羅與今日政治處境的關連——遙隔二千年，聖保羅如何成為我們的同代人？

輝︰陳錦輝

Part I 引論：

輝：

通常講這些題目，在座會有兩種人：因為有關聖保羅（Saint Paul），所以會有些基督徒。但因為是從阿蘭‧巴迪烏（Alain  Badiou）[1]的觀點說起，所以又會有些左翼朋友。這裡有無神論者，又有恆常上教會的基督徒，因此我接著說的話可能未能滿足兩邊的人。另外，我今天不是特別想說有關耶穌復活的問題，同時也不準備去處理或辯論這些到底有沒有發生過。

Daniel、毛淳宇找我談「末日」這課題，我覺得可以藉聖保羅與及巴迪烏對普世真理（universal  truth）的討論去思考。那麼在進入保羅的書信之前，我想先介紹兩本書，一本是巴迪烏的，第二本是齊澤克（Slavoj Zizek）[2]的。

我高度推薦巴迪烏這本《聖保羅》[3]。 第一因為在他眾多著作中，這本算是比較容易看。第二，雖然不是神學家、聖經學者或基督徒寫的書，但作為基督徒，你會發現它依然很有說服力。而細心看，除了 「復活」是否真實的問題外──巴迪烏不會說是真的啦──其中詮釋的保羅與很多聖經學家所說的保羅其實很吻合。這本書相當值一看。

巴迪烏詮釋的是個很現世的保羅。巴迪烏閱讀保羅書信時，刻意跳過某部份，或就算碰及也表明不重要，那就是保羅的終末論（eschatology）。 這個字有時亦會翻譯作末世論。「eschaton」這希臘文，就是解盡頭（the end），終結的意思。我明白巴迪烏為甚麼不處理這部分，因為他不相信人的肉身──物理（physical）的身體──會在未來復活。他不相信耶穌會再回 來──即所謂的耶穌再臨（second coming），所以他沒有這面向的討論。但如果你要明白保羅眾多書信說甚麼，就不能完全拋棄「復活」這個面向。

另外，我亦想提一提齊澤克。他也時常處理基督教的問題，為此寫過三本著作：《On Belief》，《The Puppet and the Dwarf》、《The Fragile Absolute》。他也是另一個熱衷回歸基督精神的無神論哲學家。他很熱衷一樣正正是巴迪烏較少提及的事，就是末日。

今日弔詭的是，在資本主義最成熟的時候，卻是我們討論末日最多的年代。齊澤克有不少書與神學家對話。看看今次的「延伸閱讀」，會發現齊澤克與一位神 哲學家John Milbank ──著名的「本源正統派」（Radical Othodoxy）——對話的書《Paul's New Moment》，也是要處理保羅。最後篇章就是他們一起探討末日、天啟的個問題。

先不說Milbank，齊澤克指出今日有三種末日觀。第一種是隨著科技發展，以至科技全面框架、統攝著世界而出現的非人（inhuman）／後人 （post-human）想像，一種瘋狂、放肆的變化所帶來的末日處境。很多科幻片都帶有這種未日觀。第二種末日觀是新紀元（New Age）的末日觀，見於西方社會對所謂東方各種宗教精神的狂熱，譬如修禪、冥想、素食。新紀元是個多神論的世界，有精靈、神靈的末日觀。第三種末日觀是一 種由美國福音基要派帶頭的末日觀，很多上教會的基督徒時常聽到。雖然他們未必同意全部細節，但大致同意末日將至、上帝會回來、信徒「被提」[4]等等。

最有趣的是他如何議論這三種末日觀。齊澤克覺得第三種是最恐怖的。但他這樣說並不是要貶低，反而是支持它，因為只有第三種是合理的。特別是要進入政 治實踐，令社會變好一點，瓦解今日資本主義和科技帶來的末日，那只有第三種末日觀是可行的。所以齊澤克認為，不要以為這是來自狂熱的、非理性的基督徒的想 法就放棄它；反而應該挪用這種基要派基督徒的末日觀去重新思考。

恕我囉嗦的說了很長的引言。大家都知道齊澤克和巴迪烏在哲學界是很好的朋友和辯論對象。如果我們把齊澤克所講的末日與巴迪烏講的普世性連結，或許可以見到很多豐富的延伸。

Part II 保羅是我們的同代人？

今日講保羅其中一個困難，就是很少人認真讀過保羅所有書信。今日主要會看三段保羅書信的斷片，討論兩個我覺得與末日有關的主題。它們並不是一些很宏 大或教會很重視的主題。不過它們與末日相關，亦是近來重返保羅思想浪潮的中心。第一個主題是保羅書信的不合時宜（untimeliness）。如果你上教 會，你不會覺得保羅不合時宜；但如果我們想想保羅身處的時代，初世紀希羅文化和猶太教重疊的那個時代，保羅就相當不合時宜。阿甘本（Giorgio Agamben）[5]是另外一個書寫保羅的哲學家，他曾經寫過一本《What Is an Apparatus》，裡面有一篇〈甚麼是當代〉（What Is the Contemporary）。今日這批哲學家說保羅是二十一世紀的同代人（contemporary），但相隔二千年又怎麼會是同代呢？為甚麼我們還要讀他的書信呢？阿甘本在〈甚麼是當代〉裡面是這樣解釋「當代」的觀念：

"…it is like being on time for an appointment that one cannot but miss…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the appointment that is in question in contemporariness does not simply take place in chronological time: it is something that, working within chronological time, urges, presses, and transforms it. And this urgency is the untimeliness, the anachronism that permits us to grasp our time in the form of a "too soon" that is also a "too late"; of an "already" that is also a "not yet." [6]

當我們仔細思考甚麼是「當代」時，會發現「同／當代」總是不合時宜的：要不就是太早，或是太遲（too soon or too late），總不在合宜的時刻（right moment），而且他們說的東西總是已經發生但又未發生（already but not yet）。我們可以如何理解這種矛盾呢？

大家或者聽過教會的終末論其實就是一種已經發生但又未發生（already-not-yet）的終末論。我們用中文很難思考這種關係，但希臘文卻有動詞時態去處理，就是what will have been。我們可以如何想像這東西呢？

Part III 卡在兩個世界中間的「不合時宜」

以下是第一段想和大家看的保羅書信文本。其實十三封保羅書信的主題和對話的對象都不同，不能把它們當成是很完整的神學著作那樣看，因為他寫的時候不 是這樣寫的；他寫的時候是一封一封信寫的。今日我們相信他不只寫了十三封信，但遺留下來的卻只有這十三封。我們今天要看的是哥林多後書裡其中一段，是這篇 書信裡面一個高峰：第五章16-19節：

From now on, therefore, we regard no one from a human point of view; even though we once knew Christ from a human point of view, we know him no longer in that way. So if anyone is in Christ, there is a new creation: everything old has passed away; see, everything has become new! All this is from God, who reconciled us to himself through Christ, and has given us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that is, in Christ God was reconciling the world to himself, not counting their trespasses against them, and entrusting the message of reconciliation to us. （NRSV譯本）

如果你上教會，受一百年前的中文譯本「和合本」影響，一般都會將中間一節譯成：「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而現代譯本就傾向將「新造的 人」譯成「新的創造」（new creation）。我不去詳細說不同的翻譯了，也不去說是新的人還是新的創造，在此先留個註腳。

今天基督徒讀這段會覺得很熟悉。但如果你活在第一世紀的小亞細亞地中海一帶，很弔詭地，你會發現事情正好相反——所有事物都是舊的狀態，沒有任何東 西變成新的。歷史學家告訴我們，那時的巴勒斯坦到小亞細亞、到希臘、到西歐的羅馬帝國領土，就只有一個社會現實（social fact）：就是所有由羅馬帝國創造出來的事物的秩序。那當然是一個政治秩序，也是一個社會經濟宗教的秩序。保羅的身分有點古怪，他是一個羅馬公民，但同 時也是一個猶太人，所以他身處兩個世界觀，有兩種論述／話語：一個是希羅的世界觀，一個是猶太的世界觀，重疊在他身上。因此這番話同時對應了兩個世界。

猶太人的世界就是，用保羅的說法，相信徵兆（sign），相信神蹟（miracle），或用巴迪烏的說法，他們相信一個例外的神 （Exceptional God），這是個例外法則（Law of Exception）的世界；希臘人的世界則服膺於整體法則（Law of Totality）。兩者是相反的，猶太人覺得會有個絕對的神來打救我們；希臘人則覺得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宇宙這個世界就是所有。我們要做的就是要通過話 語去找回、展現出這個整體的秩序。所以你可以說希臘的世界和猶太的世界剛剛好是互相配對的：一個就告訴你是全部，一個就告訴你是例外。保羅剛好卡在兩者中 間，或說是這兩個世界的重疊。

這裡我想再處理多一樣東西：保羅講「新的創造」，是甚麼意思呢？是不是物理、肉身世界的創造呢？還是指向一個全新的思考方式（mindset）呢？ 他到底在講甚麼呢？巴迪烏認為不是物理的（physical），不是生物的（biological）的，他覺得在保羅書信中，無論是肉身的復活還是死亡都 指向思想（thought）層面的。不過，如果你看創世記就會發現，在猶太人的世界觀裡，創造是用言語來進行的。所以話語和物理世界，或說一個象徵性的世 界和一個實體的世界，在猶太人的觀念裡不是分得那麼清楚，因為這個世界就是神用話語去創造出來的。所以這個新創造是指所有東西。你可以說是指人那個主體 （subject），但你也可以說是我們身處的具體世界，以至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裡的所有價值和整個話語體系。

保羅說「在彌賽亞／基督裡面」（in Christ）時，舊的就被轉化成新的，就有一個新的創造。這裡就有一個「不合時宜」、「已經發生但又未發生」(already but not yet)的問題。這個新的創造已經發生了，因為他覺得耶穌，或彌賽亞，已經身體復活了。但如果回到經驗的層面，其實在初世紀，保羅那一代人，根本看不到任 何事物的改變。他們仍然活在各自的世界觀。猶太人依然在等待上帝拯救他們脫離羅馬帝國的殖民管治，但他們怎麼等也未等到。如果你是希臘或羅馬人的話，你也 看不見世界有甚麼新的東西出現，因為世界就是一個整體。無論是政治上、哲學上或宇宙論上，所有東西都是一種整體。這個就是一種不合時宜。

(待續)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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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 蘭·巴迪烏（Alain Badiou，1937-），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受過數學和心理學的訓練，關注哲學、政治及現實問題，是巴黎高師哲學教授，並任當代法國哲學研究中心主 任。巴迪烏是法國後結構主義之後，挽救哲學及左翼政治的原創性思想家。其著作《存在與事件》發表十年之後開始受到法國人的關注。至21世紀初，無論在法國 還是英美世界，巴迪烏都成為繼齊澤克之後炙手可熱的人物。過去幾十年出版了大量著作，廣泛涉及本體論、數學、美學、文學、政治學、倫理學和性別政治，逐漸 在各領域產生影響。

[2]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斯洛維尼亞哲學家。目前歐美有名的後拉岡心理分析學學者之一。重要著作有《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

[3] 巴迪烏著，陳永國譯《聖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台北：橄欖出版，2011。

[4] 被提（snatch away），某些基督徒認為末日審判前，一些得救的人會被送到天上與基督同在。此想法因為暢銷小說的宣揚而成為其中一種流行的末日想像。

[5] 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義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以其探討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和神聖之人（homo sacer）的著作聞名。

[6] Giorgio Agamben,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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