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明兴衰考：成也地理，败也交通 | 检书
先读
宫崎："中国人养成了一种容易混淆理想和现实的习惯，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中国人总是会在理念上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皇帝统治四海。基于此，中国人试图对这种世界中心的形式本身加以维持，这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变得封闭和排外。"
撰文▼ 优游（检书作者）
宫崎市定算是日本治东洋史的大家，最近在中国颇为流行，许多出版社都纷纷推出他的著作，在读书界也引发许多热议。其《亚洲史概说》原是作为教材而写，初次出版时间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虽然以后多次再版，但宫崎氏在再版中却认为无须改写。一是对其结论有着相当的自信，二是这么多年来，确实也没有任何出土的考古证据及其研究成果可以推翻其结论。由此可见，历史研究著作与历史一样，恐怕是最有生命力的。
宫崎氏研究重点在中国，此书虽是亚洲全史，但中国历史仍是该书的重要内容。但宫崎市定对中国历史的观照，是将其放入到一个更大背景之中，且去除其中心的位置，让读者看到，中华文明并非是孤立发展起来的，整个文明世界都在交互影响着发展。很明显，中华文明受到西亚文明的影响尤多。
宫崎在书中举出了彩陶这一考古证明。彩陶分布基本上遍及整个欧亚大陆，其基本的制作工艺与花纹图形，均无大的差异。这正是东西方交通往来的结果。目前已知最早的彩陶是在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西亚。中国渑池半坡仰韶亦有出土，年代最古的也仅是六七千年之前。宫崎认为，中国华北与东北的彩陶均是外来，原因就在于，中国从很早时期起就存在形状独特的鬲形陶器，与彩陶的形状及制作大异其趣，属于完全不同的制陶系统。北大教授苏秉琦先生亦称，鬲的独特形状在国外找不到相似器物，应是中国所独创。但其传播似乎不如彩陶。
宫崎先生在书中指出，西亚地区虽然在较晚时期才引入新石器文化，但从印度输入原始农耕文明之后，却很快超越其他地区。其实，这也缘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整个西亚，扼守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既有大河冲积出来的肥沃平原，也临颇便航行的地中海与波斯湾，有温和气候丰盛物产，还有渔获之利交通之便。在这里诞生的文明，也由于其处于三个大陆的中心地带，适于向各个地区传播，从地中海沿岸到欧洲大陆，从中亚、印度次大陆到东亚。
当我们注视着世界地图之时，我们总是感叹于欧亚大陆之辽阔，认为在远古时代人们的交往一定相当困难，很难有着远距离的交流。但众多的考古发现却总是让我们惊讶不已。张骞赴大夏之时，即见邛竹蜀布，由印度商人转贾而来；前述更早的彩陶，也遍布欧亚两大洲。古代各文明之间的交流，远较我们所想像的要繁荣得多。古人虽然缺乏今人便利的交通工具，但却以时间换取空间，漫长的时间总会弥合距离的遥远。而只有在各个文明的不断交流之中，文明才会逐渐地相互促进，向前演绎精进。
宫崎在书中指出，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往来，到了中世的唐代，变得越来越热闹。从中国出发，有南北水陆两路。一是从中国出发，以中亚、波斯，通往西方；二是海路，从东海、南海，经过东南亚，到印度洋，从波斯湾和红海，到达地中海。这两条大道是东西方之间的主要交流干道，其实也是近代之前整个世界的主要交通干线。他进一步指出，"在南、北两大海陆道路之间，存在着许多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支线。这样的支线主要有三条，自西向东分别是：从中亚出发，南下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的路线；从中国西南部出发，穿过缅甸抵达印度洋的缅甸路线；沿着中国海岸线，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路线。"两条交通干线及其支线，几乎将当时世界所有主要文明都连接在一起。整个世界的历史，也就沿着这两条干线而展开。沿线各个民族的文化觉醒，实际上也是受到了交通线上繁忙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刺激。而交通干线的存废与兴衰，也导致着文明的强盛与衰亡。
起源于伊朗高原上的雅利安民族集团，就是沿着这条陆上干线，朝着南北各自迁徙，从印度次大陆到整个欧陆。而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也是沿着此路线直抵恒河流域。当他瞭望着印度大地之时，却无奈于火热的气候，只得班师而回。在红海沿岸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在受到这一交通线的刺激后，才开始产生民族意识。由此，伊斯兰教势力称霸西亚，改变着世界的格局。而十字军的东征，表面来看是宗教相争的因素，其实根源却也在于这条至关重要交通线的争夺。宫崎认为，阿拉伯势力兴起与连年战争，等于是扼住了欧洲世界对于东西方交流的需求。"世界规模的交通路线一旦被长期阻断，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虽然收复圣地是其殷切的愿望，但由于战争所导致的东西方贸易路线的受阻，使他们难以从印度进口香料、调味料等必需品。"
当然，这条交通干线影响最为显著的，就属奥斯曼帝国了。奥斯曼帝国为何兴又为何衰？与通常条分缕析地列出众多因素不同，宫崎市定的结论简单却令人印象深刻：交通。奥斯曼帝国兴盛于绝佳的地理位置，扼欧亚两洲交通之要道；其衰亡也缘于东西新海路的兴起，陆上交通亦另辟其径，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终归沉寂。宫崎在书中感慨到："奥斯曼帝国彻底变成了被世界交通体系及其发展进步所抛弃的孤岛，孤独地横陈于世，逐渐被东亚和欧洲遗忘。"
大英帝国则是个反例。经过光荣革命的英国，奠定了制度的基础。尤其是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在工业、科技及军事领域，率先进入了现代。这是英国在近世几个世纪中称霸的主要基础，但英国能在全球扩张，与其独特的对于全球交通的眼光有关。宫崎在书中称，"近世欧洲的扩张给亚洲带来的最大变化，可以概括为交通线的变化。"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较绕道好望角缩短了8000海里，进一步接近了印度以及亚洲与英国的距离，印度与英国之间的结合也更加紧密。英国在此之前，看到红海交通的重要性，于是在运河开通之前就抢占了亚丁，可以扼守红海的出口。莱佛士爵士更是独具眼光，看到了马来半岛的重要性，于是在其南端的新加坡建立了殖民地。由此，从运河到亚丁，从斯里兰卡到新加坡再到香港，这些战略性港口要地，尽数落入大英帝国之手。作者由此喟叹："这样一来，只要连接英国占有的各个港口，东西方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便可以呈现在我们眼前。"大英帝国的繁盛，与这样的交通战略布局，不得不说有很大的关系。
回看中国，文明亦是深受地理位置与交通的影响。中国是东西方两大交通线的起点，而隋唐之时大运河的开通，不但连接了中国的南北方，同时也将这海陆交通线在中国境内连接起来。这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内部的经济与社会，"运河所贯穿的地区是肥沃的平原，有着丰富的物产，运河沿线的所到之处都建起了繁华的都市。由此，中国的经济中心就逐渐向运河附近转移，与此同时，政治中心也被牵引到运河一线。"明朝的海禁，其实已经将海洋这条交通线废掉了，而此时的陆上交通线，其时也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始与新的陆上交通线的开拓，已经趋于荒废。明朝更是重修长城，其疆域也是沿着那条著名的交通线，但却止于嘉裕关。封闭的明帝国，衰颓之相毕露。明末清初，海禁有所放松，而欧洲对美洲的殖民正当其时，白银经过马尼拉与澳门这条海上交通线，得以大量输入中国。受此刺激，中国产业亦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此后废除海禁，将广州港作为中国唯一与外国贸易之港，促成了广州的繁荣，却加剧了中国本已北轻南重的经济形势。加之白银此时大量流出，中国经济开始萧条。"以南方为中心的革命运动由此勃发，清朝的统治也由此出现破绽。"
中国和西欧，一个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一个处于西端。一个面对着太平洋，一个面对着大西洋。这两者均是文明传播的尽头，也是文明迸发出璀璨之花的地方。但仔细观察地图，却又能发现两者之间的不同。欧洲可以通过地中海以及小亚细亚与西亚血脉相连。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蒙古高原、阿尔泰山脉与青藏高原，将中国与外界隔绝开来。只有前述的两条交通线，如同脐带一般，将这个文明的体外子宫与母体相连。文明的种子输入到这里，在肥沃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得到滋养，并在很少外来文明的冲击之下发展壮大。
这是中华文明之福，也是中华文明之祸。这样的地理位置，让中华文明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演进之路，也让中华文明缺乏与强大文明的大规模交流与对抗。用宫崎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养成了一种容易混淆理想和现实的习惯，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中国人总是会在理念上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皇帝统治四海。基于此，中国人试图对这种世界中心的形式本身加以维持，这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变得封闭和排外。"直至近代，当西方从海路叩关中国时，可谓摧枯拉朽。而这条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干线，早被中国官府自己封锁和遗忘。可进化到坚船利炮的欧洲人，已经不惧任何地理的阻隔了。
当然，宫崎市定在《亚洲史概说》一书中，有些落入埃尔斯沃思·亨廷顿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但至少在人类的交通工具和信息通讯得到飞速发展之前，地理位置与交通便利，确实对于人类的文明兴起与衰落，有着致命的影响。
有趣的是，宫崎市定先生在最后论述中国与日本近世命运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自古以来，统治阶级内部一直秉承着冠绝世界的奢侈的生活方式。基于这种奢侈的生活状态，中国的统治阶级在接触到欧洲文化的时候，未能从中感受到丝毫的吸引力。"大概算是脱离了整体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另一角度来解读中日不同的走向。陈列于此，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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