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鸣谦︱奥登与OED：大诗人与大词典的故事
马鸣谦
2018-03-17 10:27
1963年8月，诗人路易斯·麦卡尼斯去约克郡作岩洞探险，为广播剧《从波洛克来的人们》收集音效，于荒野遇暴风雨，至赫特福德郡家中才换下湿衣服，结果由支气管炎发展成病毒性肺炎，9月3日病故。奥登曾为意外去世的这位挚友写了一首题为《创作的洞穴》的悼念诗（后收入《关于屋舍》单行本诗集，收入选集时是组诗《栖居地的感恩》的第三首）。这首诗描述的场所是书房，里面有一句话：
词典（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
在奥登来说，词典特指十三卷的OED,《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好东西还需备上两套，一套放在纽约，一套放在奥地利基希施泰腾，外出旅行时，还要随身携带一卷。作为一个出了名的词典爱读者，1963年，他曾宣称，如果被放逐到一个无人荒岛，他会选择带上一本"好词典"作为荒岛读物，而不会带任何一本文学名著，因为词典与它的读者的关系是绝对被动的，你可以有无数种合理的读法。
当《巴黎评论》的迈克尔·纽曼访问奥登的纽约寓所时，发现"黑洞洞的前起居室里，书籍垒得高高的；平时不开灯，除非他要在装着手稿的很多箱子里翻找东西，或是要去查阅《牛津英语词典》，这才会跑进去一会儿"。
购置了基希施泰腾乡间小舍后，奥登在二楼整出了一间工作室，里面除放置一张书桌和一台打字机外，就只有堆在地上的书籍了。有位朋友注意到，奥登没有为书桌配凳子，每当需要伏案写点什么的时候，他都直接把放在最显眼位置的那十几卷OED搬到书桌前，"像个还没长大的孩子般"坐在上面。《奥登传》的作者汉弗莱·卡彭特曾对奥地利寓所的书房有过一番描绘，他也观察到了奥登对OED的喜爱：
走上一段外置楼梯，就是奥登的阁楼工作室，奥登总是会很得意地将来访者邀请上来参观……空落落的，只有一堆堆摞地的书（没有书架），靠窗有一处高起的平台，上面摆着一张写字桌，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奥登用来敲出他的书评、文章或是诗作的打字稿。工作室里最显眼的是一套牛津英语词典，缺少的一卷放在楼下；有个朋友发现，奥登坐在桌边时总会用它垫在椅面上——仿佛他还是一个玩迷你儿童家具的个头矮小的半大孩子。
当他1972年回到牛津时，在基督学院的住所中的那套OED差不多已被翻烂了，曾考虑买一套新版的来代替。
牛津的"编舟记"
2009年，英国作家、记者西蒙·温切斯特的一部书名为"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The Story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非虚构作品同时出现了两个中译本：一本是商务版《万物之要义——〈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记》，另一本是译文版的《OED的故事》。选题撞车这件事引发了我国知名的译本质检员乔纳森同志的兴趣，写出了题为"一个语言的伟大梦想：评《OED的故事》及《万物之要义》"的专文，还对两个译本做了一个比对和评价；有兴趣的读者可移步一看。
在我看来，奥登对OED的痴迷，正是维多利亚时代人文精神在他身心的一个自然延续。要知道，奥登生于1907年，距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刚过去六年，而在一战爆发前，英国仍处在这个帝国鼎盛时代的脉动之中。
OED的诞生，来自一群对语言文字着魔并自动负有使命感的人，1857年11月5日这一天，英国语言学会的会员达成一致意见：应该有一部新的英语词典；一年后通过了正式决议，宣布这将是一部"按历史原则编纂的新英语词典"。学会为OED确定了编纂的原则：
OED要描述英语的全部词汇：每一个词，每一个细微的差别，每一处意义、拼法、读音上的差异，每一个词源演变的转折，每一位英语作家可供阐释词义的引语。就是说，在解释词语时，要考虑它的生成、发展与变化，在提供例证引文时，例句前应写明引文出处的年份、作者及页码。
要为每一个词找出它的来源出处，这是何其宏大的野心！为达成这个目标，需要进行大量的语言素材收集，也需要大量的志愿者的参与。
学会的发起人R. C. 特兰奇由于被任命为威斯敏斯特主持牧师，将项目的主持权交予了OED首任编辑赫伯特·柯勒律治，但年轻的柯勒律治接手没几年就因肺结核死去；脾性古怪的弗里德里克·弗尼瓦尔接手了这个岗位，他虽然缺乏管理众多志愿者的条理性，但成立了"早期英语文本学会"和"乔叟学会"，做了大量的基础文本的准备工作。
1878年，弗尼瓦尔终于物色到一位有力的继承者——詹姆斯·默里。默里少年时因家境贫寒，不得不中途辍学，之后做过教师、银行职员等很多职业，但他对语言学习却极有天赋，1869年他成为语言学会的会员，此后出版的《苏格兰南部乡村方言》使他在语言学学术圈获得了声誉。经弗尼瓦尔推荐，牛津大学出版社认可由默里来继续推进整个计划，次年正式签订了一份正式的委托协议，这时距学会的决议已过去了二十年，而要再过五十年，OED首版才能大功告成。
1891年，默里访问了因战争创伤的精神因素过失杀人的前美国军医威廉·切斯特·迈纳。自得知OED招募引语志愿者的消息后，被关在布德罗莫精神病院的迈纳为词典辛勤工作了二十一年，为OED贡献了大量的优质引语。1899年，默里曾如此赞赏迈纳对词典的巨大贡献："他一人提供的引文已足够让我们可以轻松地完成近四个世纪的用例。"
《OED的故事》的作者西蒙·温切斯特另有一部精彩的非虚构作品《教授与疯子》，就描述了默里和迈纳携手合作的故事。
1915年，默里去世，他完成了字母 A–D、H–K、O–P和T的部分, 接近了首版OED工作量的一半。1923年，第三位主编亨利·布拉德利去世，完成了字母E–G、L–M、S–Sh、St和W–We的部分。此后，OED交棒到两位助理编辑的手中：威廉·克雷吉负责N、Q–R、 Si–Sq、U–V和Wo–WyBy，克雷吉后来移居美国在大学任教；第四位主编是查尔斯·塔尔布特·奥尼恩斯，1914年起他开始编辑剩余的Su–Sz、Wh–Wo和X–Z，他患有严重的口吃症，但人很长寿，1965年去世，活了九十二岁。
可以一提的是，1919年，后来以创作《魔戒》三部曲闻名于世的J. R. R. 托尔金，战后退伍返校时也加入过OED担任词典编纂助手，威廉·克雷吉正是他的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导师。托尔金负责研究从Waggle到Warlock的词源。此后在1949年，他写有一部中世纪喜剧寓言《哈莫的农夫吉列斯》，曾以"奥克森津的四位智者"戏仿了OED的同仁，以表敬意。1969年，在编OED《补编》第二卷时，第五任主编罗伯特·伯奇菲尔德曾把hobbit（"霍比特人"）词条的草稿寄给托尔金征求意见，托尔金在次年9月详细地给予了回复。
1928年，这部新词典的首版终于问世。从语言学会发出倡议开始，至此已过了七十一年，历经六任主编，超过一千三百名志愿阅读者加入，最后成就了十二卷巨册的杰构，温切斯特为我们提供了这部词典的具体数据：原定的词典全文篇幅在七千页以内，最终OED第一版超出一倍多，达到了一万五千四百九十页，共四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五个词条，一百八十二万七千三百零六条引语；原定的编纂时限是十年以内，结果前后延续了五十四年；原定的项目资金是九千英镑，结果花了整整二十万英镑。
它最初被称为《新英语词典》（New English Dictionary），但此后它的首字母缩写更为世人所熟知——OED。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这些为语言疯魔的人前赴后继地完成了，乔治·斯坦纳曾对他们表示过好奇，他在一篇书评里问道："维多利亚时代那些腹笥甚广的学问家，莫非他们需要的睡眠时间比我们少？"
这一年，奥登二十一岁，正好从牛津基督学院毕业。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他两手第一次触碰到这部词典时的感受。对这名正处在创作起步期的年轻诗人而言，OED所产生的影响既内在而又深远：一条呈现英语语言历史流变的大河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与他的同时代人相比，他或已蒙受了某种命定的感召。
第五任主编伯奇菲尔德
和OED首位编辑詹姆斯·穆雷一样，伯奇菲尔德同样出身卑微。1923年1月，他出生在新西兰旺阿努伊，二战前入读了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学院；战时他中断学业加入了皇家新西兰炮兵部队，两年服役期间一直驻在意大利。在的里雅斯特，他偶然读到了弗雷德里克·博德莫的《语言的编织术》一书，这引发了他对词源学的兴趣。退役后他回到了惠灵顿，1948年完成了硕士学位, 该年获得了罗德奖学金赴英国，1951年从牛津莫德林学院毕业。在莫德林，他的导师正是OED的第四任主编奥尼恩斯；伯奇菲尔德在编辑中世纪教义宣导长诗《奥姆伦书》时，J. R. R. 托尔金则是他的督导老师。
1953年，伯奇菲尔德获得奥登母校基督学院的讲师教席。1957年，他的个人生涯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向：OED的主编奥尼恩斯这年已八十四岁，于是将他推荐给了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OED项目的丹·达文。伯奇菲尔德在担任学术职位的同时担任了OED《补编》的主编，一直到1986年。
《补编》预期要在七年完成，实际上却花费了二十九年。这段时间里，《补编》扩增为四卷，A-G卷1972年出版，H-N卷1976年出版，O-Scz卷1982年出版，Se-Z卷1986年出版。整部OED词典变成了十六卷，若将首版《补编》算入，已是十七卷的规模了。
伯奇菲尔德重建了投寄词语引文资料的志愿读者网络，希望OED《补编》能涵摄现代英语语言诸多新的变化，从增长迅速的科技领域到大众文化以及通俗口语，同时也将使用英语地区的语言发展考虑在内，除英国本土以外，还收入了包括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和加勒比地区的很多语汇。
伯奇菲尔德逝世于2004年7月，克里斯托弗 ·霍特利在《卫报》刊发的讣告文中，赞扬他"激发了关于我们的语言的讨论和对话……他的工作，使得OED各个分卷在一个喧嚣多变的时代中继续得以滋养扩充"。
伯奇菲尔德的助手中，有一位也须一提：朱利安·巴恩斯。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在莫德林学院修现代语言，1968年毕业后曾为OED《补编》工作了三年。此后他转去《新政治家》等刊物媒体担任评论员和文学编辑。1982年，他写出了小说《福楼拜的鹦鹉》，2011年以小说《终结的感觉》获布克文学奖。
奥登与伯奇菲尔德
在伯奇菲尔德接手OED主编一职的前一年，奥登返回了英国，在母校牛津担任了诗歌教授（一直到1961年）。因为牛津的共同背景，更因为OED的关系，两人很快熟络了起来。
据伯奇菲尔德说，奥登曾几次催促他往《补编》里插入几个特别的词语："有一次，他强迫我在disinterested这个词条后面添了一句：'现在可以确定与uninterested同义'。"
伯奇菲尔德照做了，但后来吐槽说这是个不确当的用法。（disinterested的这个含义已收录在OED中。第一条引文来自玄学派诗人邓恩， 但标记为废弃词。克雷吉和奥尼恩斯在1933年版OED《补编》里移除了废弃词的标记，为它增添了三段1928年的引文，但未加评论。伯奇菲尔德也加了三个引文，标记为"常被视为一种不确当的用法"，很明显，他不太赞同奥登的意见。）
另一次，伯奇菲尔德正安静地坐在基督学院的房间里埋头工作，突然，门被推开了，奥登兴高采烈地跑了进来，手里抓着从打字机上扯下来的一张纸，坚持要让伯奇菲尔德将他刚写成的一首诗里的某个晦涩词重新收入OED里。1988年，在牛津的某次历史语言学会议上，伯奇菲尔德重提了这节故事——他的观点是："奥登不是一名学者，常常弄不清楚那些词汇的真实含义。"（引文来源是亨利·斯威特学会1998年的会议记录）
尽管对奥登的语言学学识有所保留，伯奇菲尔德仍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记录诗人所用的词汇。因为新版《补编》的编辑团队为更新补充所需的语言资料，已制定了一个著名的"阅读计划"，会留意跟踪一些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奥登的诗歌创作注重修辞和用字，他自己又在牛津受学和任教，当然获得了OED的高度关注。
1959年2月，任OED编辑两年后，伯奇菲尔德曾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说，为奥登所做的那些阅读很有价值。他甚至还为奥登编制了一个收录索引。结果，OED《补编》不经意间为奥登的语言试验做了一份平行的记录（虽然记录得并不完整，也并不前后一致）。
《OED补编》中的奥登
奥登在1971年11月7日的《观察家报彩色增刊》上曾表露过自己对OED的痴迷："我的诸多夙愿之一，就是出版新书时用到的一个新词被收录进OED, 而且是作为第一人。那时我有两个可选项，我在给J. R. 阿克利的自传写书评时都用上了。"
何止两条啊，据统计（拜电脑检索便利所赐），《补编》中统共收录了奥登的七百六十六处引文！（其中有些来自他与衣修伍德、卡尔曼和麦卡尼斯共同创作的作品）。虽然在这些引文中，他并非是在公开出版物中的首次使用者，大部分情况下，他的用法只是将意义稍作了改变或扩展。有一百十条引文可以理解为是他的新造词，其中的六十个是带有连字符的复合词，譬如"angel-vampire"或"swan-delighting"，以及出现在OED字母排序表中的其他的"angel-"和"swan-"复合词；还有二十二条引文都有副标题，也即是说，奥登给一个已经存在的词增添了新的含义；有二十八个条目，奥登被明确认定为新造词的第一人，出现在引文条目的最前列。他被收录进OED的各个引文条目中，时间最早的是"eutectic"（原意为"共熔合金"），引文时间标记为1926年，出自刊于《牛津诗歌》的那首《托马斯的收场白》；最晚近的一条引文是"orneriness"，采自1973年2月22日《听众》杂志对他的访谈。
被收入OED的这些词汇透露了诗人的兴趣所在与秘密喜好，也为我们了解他的诗文创作的风格提供了不小的帮助。这些词汇包括：日常词汇或短语，有些是美国用法（奥登1939后移居美国）：如allotment, clambake, climate of opinion, cocktail shaker, coffee等；俗语或俚语词（很多词的出处是美国）：比如attaboy, biggie, hooey, orneriness, bot （ bottom这个词的口语缩写，须指出的是，为首的引文实例出自《尤利西斯》："Spank your bare bot right well, miss, with the hair-brush"）；古典学术词汇：比如acedia, agape, agora, ascesis, deus absconditus等；科技类词汇：比如cerebrotonic, cyclotron, entropic, eutectic, monadnock, nano-second, peneplain等；与艺术有关的欧洲语外来词，比如acte, gratuit, cabaletta，coloratura, contrapposto, déraciné, épatant, Geheimrat等；方言词（这类词汇很难在各类词典中找到对应的注解出处，翻译时常常令我烦恼不已）：比如baltering，作动词用的faffle（在奥登使用前仅限于地方方言才使用），mim, oxter, padge, soodling, slubber, sottering等；不常用的词汇，很有文学性或很个人化的表达，常常是深奥的学术习语：比如apotropaically, baldachined, boojum, canophilia, dedolan等。在这组词汇中，orgulous （意为"高傲的"，等同于proud, haughty）是很有趣的一个。OED首版收录了这个词，引文来自马洛里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骚赛和司各特也使用过，利顿爵士和《星期六评论》又再次使用了这个词。但伯奇菲尔德发现，在奥登长诗《新年书简》用这个词前，布鲁姆斯伯利文人圈的作家早就用过了：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383页、伍尔夫在《奥兰多》第一幕第46页。
在《补编》中，伯奇菲尔德记录了奥登的十一个罕用语（hapax legomena），也就是说，它们仅被一位作者使用过一次：
Enumer
ingressant,
Dispersuade
metalogue
Motted
Neotene
Rassenschander（伯奇菲尔德注解说这是德语词rassenschande的错误用法）
Sordume
tart
vert
Solificatio
最后一个词出自奥登的诗《梅拉克斯与穆林》：当时我是借助查阅了OED网站，看到了相关资料，才寻得了这个词的合理释义：
辞典里有个魔鬼
专等着那些即使心灰意冷
仍在吹响喇叭的人，
以贬义的噪音，令他们空虚的自我
充满匮乏感。
但愿无人搭理的真理
会将我的青年时期
引向你已到达之处，
而你睿智的平静会为我祝福，
它向你周边的生命投射出
一种沉着的温度、
一种遍及宇宙的热忱友爱……
伯奇菲尔德在OED中将这个词释意为"如同阳光般散发出的温暖……一个以solific为构形基础编造出来的拉丁词语"。"solific"是收录进OED的一个拉丁语词汇，本意是"阳光的普照"，在OED首版中，它有三段例证引文，分别标记年份是1559年、1650年和1678年。在译文处理时，结合上下文关系及韵律上的考量，我将它译成了"温度"。
奥登还被看作下列新词的第一个使用者：
Butch
Disneyesque
entropic
Mosleyite
numéro
pot-holed
shagged
soggily
spitzy
tugged-at
Wooster
……
OED列出的上述词例中，有一些奥登似乎并非是第一个使用者（比如说pot-holed和shagged）；但因为《补编》的编辑们一直在认真阅读奥登的作品，所以，比之其他材料来源，他们更可能是在奥登这里读到了这些词的用法的较早实例。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奥登在牛津享受到了一点优先和便利。
在《补编》中，伯奇菲尔德为方言词baltering 和soodling加了引文，这两个词都来自奥登的诗《天狼星下》（"The baltering torrent Shrunk to a soodling thread"，翻滚的山洪变作了/缓缓流淌的细流）。奥登所用的baltering 这个词是OED 这个条目的唯一的最近实例，再往上一个引文的日期是在1500年，被标记为"一个孤立的近期实例"；soodling这个词条的引文，列示了1821年的约翰·克莱尔和1854年的方言词汇表，标记为"诗歌用语和罕用语"。
奥登最为著名的OED引文如下：第一个使用了"queer"这个词的贬义用法，第一个在出版物中用"ponce"这个粗俗词来指称娘娘腔的同性恋者；给"agent"这个词增添了"特工"和"间谍"的含义；用"dedicated"这个词（原意为"专注的"），来形容一个人"对自己的信仰或艺术观念或完整人格的忠诚与奉献精神"；为"shagged"这个词（原意为"表面粗糙的"）这个词增添了"疲倦的，精疲力尽"的含义；"stud"这个词（原意为"种马"）被他用来描述一个人"在展示男子气的性感气质"；更为奇特的是，他第一个在英语出版物中使用了来自法语的超现实主义术语"objet trouvé"（意为"随机发现物"）；他还第一个使用了"What's yours?"，作为邀人饮下一轮酒的说辞。
奥登还对很多科技术语、地质学术语作了比喻性用法。除了上面提到的"eutectic"，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endurance test"（意为"疲劳试验"）、"flow sheet"（意为"流程图"）、 "fertile crescent"（意为"新月沃土"，指中东的阿拉伯世界），以及"hanging valley"（意为"悬谷"）。
不过，OED里有一个条目被归到了另一个奥登的名下，名字却不是威斯坦·休。"peruke-maker"条目引用的是T. Auden (1905) ："Brought up at Manchester as a barber and peruke-maker, he adopted the Jacobite principles"（在曼彻斯特长大成人，成了理发师和假发制作匠，他接受了詹姆斯党人的信条）——看上去也像是奥登习惯使用的贺拉斯式的口吻。
然而，伯奇菲尔德对奥登用词的处理会有些前后不一致，一首诗里有些词被采纳了，而另一些却没有。比如说《栖居地的感恩》组诗第十首《今晚七点半（致M. F. K. 费希尔）》。奥登在诗中讨论了理想餐会的规模，暗示六个人是最佳方案。
For authentic
Comity the gathering should be small
And unpublic:
At mass-banquets where flosculent speeches are made
In some hired hall
We think of ourselves or nothing. Christ's cenacle
Seated a baker's dozen, King Arthur's rundle
The same, but to-day, when one's host may well be his own
Chef, servitor and scullion,
When the cost of space can double in a decade,
Even that holy Zodiac number is
Too large a frequency for us:
In fact, six lenient semble sieges,
None of them perilous,
Is now a Perfect
Social Number.
出于真正的礼让精神
聚会的人数不多太多
且要不为人知：
那些群体性的宴会会租用某个大厅，
发表辞藻华丽的演讲
我们只想着自己或就一无所思。基督的餐室里
坐着十三个人，阿瑟王的圆桌也是一样，
可是今天，当你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你自己的
厨师、侍者和厨房打杂的佣人，
当十年里租金的价格会翻个番
即便神圣的黄道十二宫数字
对我们来说也过于频繁：
事实上，六个看着很柔软的空位
一点也不危险，
现在正是一个完美的
社会保险号码。
伯奇菲尔德更新了OED首版"siege"这个词的条目，将Siege Perilous解释为"阿瑟王圆桌的空位，此位必须空出，只有命定得到圣杯的骑士落座才没有危险"。这条解释非常有用；rundle这个词的年代最近的引文日期是在1680年，指"圆形的某种物体"；对semble这个词（意同like, similar），他也更新了OED首版该词条日期标于1584年的引文，还加上了奥登的用法实例；但lenient这个词，奥登似乎并未指向OED所认可的词源学含义，而近乎soft。很遗憾，我在译这首诗时，尚没有读到相关资料，因此有错译之处（这里顺便做了一点修正）。希望在今后的改版中能及时予以改换（以加下划线的地方为准），也希读者见谅。
至此，我打算下第一个结论了，那就是：奥登是二十世纪被收入OED条目最多一位作家（诗人）。实例数据会说话，而且很有说服力。
那么，奥登所用的这些古奥偏怪的词语，有多少是阅读OED的所得呢？答案就不得而知了。考虑到奥登对OED的出奇的嗜好，我们的确可以进行合理的想象：某个时候，他或是在翻读OED时碰巧翻到了某个词，或是突然记起来自己曾在词典里读到过。结果，这些词就被奥登重新打捞上来，使用了，复活了，此后又被OED的编辑们收入了《补编》中。
词语就像语言世界里在不同水流层游动的鱼，而作家和词典，共同影响（甚至左右了）了它们的浮沉的命运。
任教于伦敦大学的小说家托比·里特在他那篇名为"从'怠惰'到'时代精神'：奥登与OED第二版"文章里曾发问道："奥登先生会变成OED机构和我们的语言中的一个幽灵，只要这两者中任何一个能存在下去的话。我认为需要为此举办某种庆祝仪式。你的意见如何？"
要我说，我觉得OED应该与奥登文学遗产基金会（The W. H. Auden Society）联合主办这个仪式。你觉得呢？
奥登作品被OED引用的频率
这个统计也很有意思。它折映出了关于奥登创作及生平的一些不易察觉的征象。引文条数，也提示了奥登不同写作时期的文化姿态和语言观念。
《焦虑年代》是奥登作品单行本中OED引文数量最多的一部，共六十四条（这首结合了诗、散文、评论的跨文体作品我没有翻译，一是不符合《诗选》的选材体例标准，二也是因为其高度复杂性）；紧接其后的是《暂且如此》和《祈祷时辰》组诗，各五十八条；《染匠之手》五十七条，《演说家》五十六条；1930年的《诗选》有三十条，有十五条来自《在我的年少岁月中……》这首；有十四条来自他与切斯特·卡尔曼合译的《魔笛》，后者大多数采自《幕间演说》；而"幕间演说"（metalogue）这个词，也作为奥登的一个新造词被收入了OED，此后渐渐变得通用了。中期和晚期的诗作也被收入了不少引文条目：《阿喀琉斯之盾》有十七条；《向克莱奥致敬》有二十一条；《栖居地的感恩》组诗有三十四条，《没有墙的城市》有九条。
奥登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几乎被完全忽略了：《谕教子书》仅被收录了一条 (是 "tardy"这个形容词被用作了动词；《谢谢你，雾》则颗粒无收；奥登晚期选集中那些极有条理的演讲稿则完全被忽略了；而像《糟糕的一夜》这首（副标题"一次词汇练习"），也许因为奥登过于热切地要在OED引文里占据一个位置，同样也被忽略了。在这首诗里，他如做填空游戏一般，往里面塞入了很多取自OED的冷僻词（毫无疑问可以断定），脱离了上下文，常人几乎无法理解：hirple, blouts, pirries, stolchy, glunch, sloomy, snudge, snoachy, scaddle（这首没有被奥登文学遗产管理人门德尔松教授选入现代文库版《奥登诗选》，故而我没有译出）。
很明显，OED中的奥登引文频繁出现在他的中后期作品中，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自然是他的思想转向和创作风格的变化。奥登移居美国后重新皈依了英国国教（他本来就出身在一个牧师兼医生的家庭），还曾在诗作中自命为"大西洋的小歌德"，以文明的诊断和观照作为己任。与他早期的作品相比较，他在包括写作主题、作品风格和词语选择的三个向度上，都顺应了自己思想的脉流，呈现出显著变化的特征。说是复古倾向也好，趋于保守的文化姿态也好，总之，他是有意汇入了历史语言的漫长川流中，以回溯、再现或新创的方式，来记录和判断他自身所处的时代。
1972年8月（他去世的前一年），《巴黎评论》的采访人迈克尔·纽曼曾如此探问他："我想知道，哪个在世的作家，您认为担当了我们英语语言的完整性的首席保护者……？"
猜猜奥登是怎么回答的？
"嗨，是我，当然了！"答案就在这里。
他就是有这么一股当仁不让的勇气和信心。而且，他还真的做到了。
OED对奥登诗歌的影响
奥登在谈话和诗作中，一直习惯使用大量来自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的术语，以及从OED中觅得的稀有发现物。类似glabrous、sordes、callipygous、peptonised这样的词能令他心情愉悦，却会让面对他的听众/读者蒙了一头雾水。他在牛津基督学院的一个同学曾如此回忆，"我不太明白威斯坦在说什么"，尽管如此，因为"威斯坦说话时令人惊异的方式，他肯定在说某种重要的事"。汉弗莱·卡彭特在《奥登传》中，也描绘过奥登这个特点，当他还是基督学院的学生时，曾使尽浑身解数地调动词汇来描摹他的同龄人。
奥登的作品（尤其是中后期诗作）中，出现了大量深奥难解的词语，它们中的很多须得借助了词典的帮助才能得到索解——有时是方言词典，但经常用到的是绝对是OED。他平时没事就会翻读它，从中寻找如意称手的词汇。因此，我的第二个结论就是：奥登可以说是受到词典（OED）深度影响的一个现代作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曾有人指出他用词古奥晦涩，他自己是这么辩解的："这些词就在辞典里；我从来没有随口编造。"
奥登对OED的痴迷发端于他的青年时代，或许也与他早年对地质学的喜爱（另一项痴迷）存在了某种联系：他的早期诗作中常会密集地出现很多地质学名词（补充一个题外话，奥登的哥哥约翰·比克内尔·奥登就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而在地质学和语言文学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需要通过发掘过往的地层/语源，才能发现其构造的性质与含义。
关于OED对奥登创作的影响，批评家们有时会不留情面地谈论，带一点贬损意味。
比如弗兰克·克莫德在评论奥登1972年出版的诗集《谕教子书》时，就曾指出过："有时你会发现两个博学的怪胎凑到了一起，eutrophied和eucatastrophe结成了一对，而obtemper和obumbrate凑到了一块儿。诗人在那个早晨看上去好像只是在翻词典。"
丹尼斯·多诺霍也以同样的讥刺语调为那部诗集写了篇书评，标题是"失败之作"：
……奥登先生，在近些年里常与词典为伍并以此为乐，这一点众所周知，也部分被认可。我猜想，他认为它们是某种纯诗，包含了数千个未经人手染污的词汇；由于这个原因，现在，那些古老的废弃词变得非凡无比，在等待着被一位沉迷个中趣味的诗人重新唤醒……
对某种语言来源的过度的依赖，或许会造成对写作风格的潜移默化的损害。作为中文译者，我觉得指出奥登诗作（尤其是中后期作品）中的这个矛盾之处，是冷静、平衡而又合情合理的。这个思考，同样也适用于汉语的写作。
| Evernote helps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and get organized effortlessly. Download Evernote. |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