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座"圣城"的失落与重生
1984年，当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感觉它像是一处已被遗忘的蒙尘之地，这座古都曾经遍布寺院和宫殿，毛泽东则发誓要把它改造为一片充斥工厂和烟囱的景观，而且似乎也成功了。煤烟渗进每个窗台，渗进每一层衣服，人们骑着简单的钢铁自行车，或是乘坐喷吐柴油烟雾的公共汽车，在刮着大风的古老街道上穿行。
那个时候，正如现在一样，很难想象这个庞大的城市曾是中华精神世界的神圣中心。但在这个都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中正是如此。
这里不是耶路撒冷、麦加或贝拿勒斯这样的圣城——那些地方，就连土地都是神圣的，令它们成为朝圣者的目的地——然而北京的街道、高墙、寺院、园林和小巷构成了一幅精心编织的挂毯，映衬出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风水，以及圣山与神祇无形的笼罩。它完全是一件艺术作品，是传统中国千年来政教体系的缩影。它曾是中国人信仰的尘俗体现。
二十世纪以来，北京的宇宙观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49年共产党接管这座城市之后。它那宏伟的城墙，大量寺庙，乃至其独特的小巷（或者叫胡同）都遭到损毁，为无神论工业社会的新理想铺路。1980年代带来经济改革和失控的房地产开发，导致残余的旧城区几乎被全部抹去。失落的不仅仅是一座广阔的、占地25平方英里的中世纪城市，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正如世界其他大城市的本土文化亦被我们躁动的时代所淹没。
多年来，我看到了这样一些转变，首先是以学生的身份，然后是记者，现在则是作为作家和老师。像许多爱上这个城市的人一样，我感到沮丧，觉得北京的文化已经失落了。
但是最近几年，我开始认为自己错了。北京的文化并没有死亡，而是在城市的偏僻角落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生。它与过去并不一样，但是仍然充满活力、无比真切——这些生活与信仰的方式同逝去的日子遥相呼应。
如今，定居北京的我在两个地方看到了这种迹象。一处是城市东边的日坛一带，另一处是城市西边一座道观。这些地方看似无关紧要，已被遗忘，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人不断寻求新的价值观和信仰，以支持起他们的后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地方也慢慢显示出新的重要意义。
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住在步行可以到达日坛的范围之内。这座公园位于北京建国门的使馆区，占地50英亩，建于1530年，是皇帝祭祀天地日月的四座神坛之一——另外三座用来祭祀月亮和天地。天坛当然是最有名的，但是日坛能透露更多东西，因为它并不是用来炫耀展示的。
几乎同北京的所有地标一样，这座神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破坏。"文革"从1966年持续到1976年，是一个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时期，当时所有用于宗教祭拜的场所以及许多旧时代的象征都遭到了攻击。日坛主要的石头祭坛是一个直径约20英尺、距离地面约两英尺的平台，被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们砸烂。后来，当这座城市的城墙被拆毁时，残垣瓦砾都被倾倒在这座公园里。
在这段创伤期结束八年之后，我开始了解了这座公园。1984年到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曾经骑自行车到这个地区，因为它已经成为该国的主要使馆区，也是思乡的西方人可以购买巧克力和明信片的少数地方之一。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中国走向对外开放，所以这里建设了大使馆和现代化的公寓楼群，用来容纳各国的外交官和记者。这个地区成了北京的国际枢纽，有着一座"友谊商店"，一家国际俱乐部，还有一个西式酒店，并拥有全市为数不多的一家面包房。我曾来到这里买羊角面包，却在绿树成荫的街头和日坛公园流连忘返。
我记得自己走过公园，当时那座祭坛前不久刚刚重建过，但许多建筑物破旧失修，整个庭院似乎已被遗弃了。有几个北京人偶尔会冒险在原来的石栏那边放风筝，栏杆已经变了颜色，布满裂纹，像是一群沧桑老人。外交官员的孩子们围着祭坛周围低矮的围墙跑来跑去，测试它的声学效果——对着墙低声说话，十几英尺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1994年，我回到中国担任记者，在这里工作了七年，先是为巴尔的摩的《太阳报》(The Sun)，后来是为《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我最终住进一个外交公寓，这个街区变成了我的家。日坛再一次吸引了我。
那时候，公园要收门票，所以里面几乎是空荡荡的，特别是当时北京已经是一个拥挤繁华的城市了。门票只要50美分，但当时中国还是比较穷，人们不愿意在锻炼身体上耗费时间，就是工作、回家、休息而已。公园是特殊情况下才去的。绕着公园走一英里可能只遇见几个人，通常是附近大使馆里的外交官，又或者是搞监视的间谍。
日坛里不仅没什么人，而且看起来很荒凉。那时候，中国的公园里很少有绿草。相反，北京气候干旱，土地干硬，工作人员隔几天就用耙子松土。这种景致有些古怪，但却更给道路两旁的银杏树和柿子树增添了一种庄严之美。
2009年，我以作家和老师的身份回到中国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变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年，政府拥有充裕的资金。除了航空母舰、奥运会和高铁之外，它也把金钱花在建设公园和绿地上。
日坛的春天有了草坪、新的树木和郁金香花坛，夏天则有了天竺葵，竹林在中国这个较为寒冷的地区显得突兀陌生，每年秋天，工人们都要辛苦地把它们捆扎起来，好让它们抵御寒冷。
最好的一件事是——或者是最坏一件事，取决于你是否自私——当局免除了门票。突然之间，这座公园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受到渴望参与活动的居民们欢迎。不像多年前，现在许多中国人都想锻炼，所以现在公园里到处都是慢跑者，他们穿着黑色氨纶运动服，冲过身穿油腻罩衣的餐饮工作者身边。
但是，对绿色空间的需求与中国的另一个趋势产生了冲突：公共区域被出让给富人。正如北京的自行车道已经成为汽车车道，摩托车、电动车在人行道上横行霸道，为中产阶级外送热食，日坛的很大一部分也被分割出来，成了少数富人的福利。
自2000年左右以来，我估计公园大约有15％到20％已被出租给相对高档的餐厅、一家会员制社交俱乐部、一个德国啤酒花园、一个雅痞瑜伽会所、一个奇怪的古董家具店，总是空空荡荡的（感觉好像有什么可疑的腐败阴谋气息）、一家俄罗斯餐厅、还有一些面向俄罗斯商人的批发商店——换言之，一些不属于这个古老公园的商业活动。
在很大一部分面积被让渡给这些来钱快的活动以后，日坛公园缩减为中心地带重建的祭坛、一座小山、一个小湖以及一条主路。由于可以免费进园，空间又有限，这条路现在十分拥挤，有时候就像是一个快速旋转的仓鼠轮，人们出出入入都要自担风险。
但我依然喜爱这个公园。跟着逆时针的人流行进时，我会留意透过垂柳的枝绦隐约可见的摩天大楼，留意湖边练太极的人们，留意不知怎么在动荡中幸存下来的古松。我甚至会倾听从那个配有破烂小火车的脏兮兮的儿童乐园内传出的兴奋尖叫声。
而且，这个公园不仅是通往人们日常生活的一扇窗；对政府而言，它还可以被用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那里拥有一个小型官方博物馆，在里边展览来自被砸烂的祭坛的物件，虽然它们只是仿品。他们还在祭坛周围安装了大大的钢铁栏栅，以展现其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望。此外，那里竖起了一块信息板，用以解释日坛的历史，但绝口不提毛泽东时代的损失。其目的在于：让中国人相信，曾对传统发起攻击的共产党，现在是传统的护佑者。
过去几个月里，这一讯息通过那些称颂传统持家方法的五彩缤纷的宣传海报得到了强化。千百年来的思想家们纷纷登场，他们的著述也被简略介绍了一番。我们在海报上能学到顺从父母意愿、听从其教诲的美德，当然了，还要赡养父母——由于政府曾在数十年间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而且叛逆的年轻一代常常忽视父母，因此推广这些美德成了当务之急。
偶尔，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甚至会有些尴尬地重现古老的仪式。刚刚过去的这个三月，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些退休人员，同时也是业余歌手和业余演奏家——受雇做一场春分庆典的临时演员。大约三十个人，穿上长袍，戴上清代的帽子，然后庄严地向着祭坛行进。在一个敲锣、击钹、擂定音鼓的小乐队伴奏下，他们大步走到一张供桌前，上面摆满了用于献祭的仿制的动物祭品。一名年轻男子扮作皇帝，叩拜并供奉物品，所有程序都严格依照当地文化局专家的指导进行，那些专家仔细研读过关于古时做法的文献。随后，相关视频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流传开去，强化着这样一个流行的看法：昔日正在重来。
重现传统价值观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项重要的国内政策，但在1980年代，任何回归过去之类的事情看上去都不可能发生。我出身于一个相当虔诚的家庭，一度很好奇中国人信奉什么。我并不认为中国人会和我有同样的信仰，也不想要这样，但我觉得他们一定信奉点什么。
当年，这似乎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一个秋日的下午，为了探寻中国的宗教，我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了趟白云观，也就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全国性中心。道教发端于公元二世纪，融合了民间宗教信仰以及老子、庄子等哲学家的教义。白云观始建于13世纪，目前是中国道教协会的总部。
这座道观很美，但当时看上去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由五座供奉各种神明的大殿构成的主轴线，在文革期间基本没有遭到破坏，缭绕的香烟和古老的树木为它增添了一种超越时间的意味。大殿和庭院感觉上类似于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些象征性的礼拜场所，它们更像博物馆，而非某个活生生、正常运转的宗教中心。被共产主义时代的建筑物以及一个喷着烟雾的电厂所环绕的这座道观，和日坛颇为相似——都是旧时代的遗迹。
但过去大约10年间，中国人开始不断探寻生活的意义。在吸纳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外国意识形态长达数十年之后，他们想要知道自己的文化还剩下些什么。白云观之类的寺观以及道教之类的信仰体系，是这种探寻之旅的组成部分。
于是，政府非常精明地大力投资于一些宗教，比如道教（以及佛教和民间宗教——但对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投资较少）。白云观正竭力开发中国的某些传统医学遗产，在道观新装修的一翼开办了诊所。政府还新成立了一个道教学校，以便培训道士。渐渐地，道教开始在中国各地复兴。
走在白云观内，你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价格不菲的费用的确把很多人挡在了外面，但白云观里依然挤满了赶着去上课或正为法事做准备的道士。而且主轴线两侧都新建了成排的庭院，里面伫立着供奉各种神明的神殿。
白云观的主要礼品店值得一去，既是为了找点乐趣，也是为了看看现如今人们会把什么样的道教周边产品带回家。大门内的礼品店里摆满了异乎寻常的产品，比如以太极八卦图案为装饰的钟表，还有手杖、剑乃至道袍——如果你回到家想把自己打扮得仙风道骨的话。它还销售观内某些石碑的拓片，其中包括显示中医所谓人体经络的古怪石碑。
与过去的圣城相比，今天的北京是一个稍微有些失控的城市地区，由高速路和高楼、地铁和郊区构成。古老的宇宙挂毯已经变得破烂不堪。
但在这里，很多地方都有其意义。著有《天安门的群龙：作为圣城的北京》(The Dragons of Tiananmen：Beijing as a Sacred City)一书的城市史学家杰弗瑞·F·迈耶(Jeffrey F. Meyer)指出，中国的都城总是反映着治国思想。当然了，所有的首都都是如此，迈耶还写过一本关于华盛顿的书，阐释其纪念场所背后的理念。
但和有些散乱的开放社会不同——在那样的社会里，官方讯息常常被与之抗衡的声音淹没，至少会被削弱——北京仍然是一个威权国家的都城。北京传递的讯息仍然是这个国家要传递的讯息，或许并非全然如此，但依然可以从中看出端倪。一度鄙视传统的这个国家，现在正扶持传统。因此这座城市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变成一个吸纳来自过去的某些理念的地方，比如孝道、对权威的尊重、传统宗教思想，乃至富人的特权。正如迈耶所说，由始至终，"北京首先是一种理念，然后才是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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