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 | 美國《古代中國》期刊的學術成果 （1989~1993）
古文字微刊 2018-05-10
作者 夏含夷
《劍橋中國史》主編 Denis Twitchett 在該通史第一輯——《秦漢史》的序裡說明，《劍橋中國史》之所以從秦漢時期開始而略掉先秦時代，是因爲在六十年代，當他和劍橋大學出版社開始籌備此一史學主題時，中國先秦史學正在一種過渡階段當中。經過四十年的考古學發展之後，學術界已經大大地承認，先秦時代的傳統史學觀念需要基本的改正。可是據Twitchett 說，當時的西方漢學界還缺乏學者能夠利用此種新的考古資料來重新寫這個階段的歷史。因此，劍橋大學出版社只好臨時將之放棄，而從秦漢大帝國開始。（好消息：又過了幾乎三十年，劍橋大學出版社終於要將這段極爲重要的歷史補上，現正籌備由Michael Loewe（魯惟一）和Edward Shaughnessy（夏含夷）合編一部《劍橋中國古代史》，將由張光直（K.C.Chang）、David N.Keightley（吉德煒）、Robert Bagley（貝格立）、William Boltz（鮑則岳）、Edward Shaughnessy（夏含夷）、Jessica Rawson、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羅泰）、許悼雲（Cho-yun Hsu）、David S.Nivison（倪德衛）、Donald Harper（夏德安）、MarkLewis（陸威儀）、巫鴻（Wu Hung）、Nicola di Cosmo（狄宇宙）和 Michael Loewe 合寫，預計於1997年出版【小編案：1999年已出版】。）
到了1986年《劍橋中國史》第一輯《秦漢史》出版以後，西方漢學界的情形與六十年代相較已大不相同，專攻先秦史的學者已經普遍地利用最近出土的史料來重新考慮先秦史。這個轉變最明顯的證據之一可由《古代中國》Early China這本學術年刊顯現。《古代中國》是在1975年創刊，當時由David N. Keightley（吉德煒）擔任主編，以中國先秦（由新石器時代起）和兩漢爲主題，內容包括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文學、藝術學、科技學等不同學科，創刊至今幾近二十年的歷史，普獲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在西方漢學界已是一本有相當權威的學術刊物。以下介紹最近五年來《古代中國》（即第14輯到第18輯）所發表的研究成果給《漢學研究通訊》的讀者。
《古代中國》每輯都分成三大部份，即論文、評論和資料，偶或有學術論壇。近五年來《古代中國》共發表了22篇論文，從先秦兩漢史的新石器時代良渚玉器到東漢時代道德觀念，幾乎每一研究課題均包括。大體來說，以論文內容劃分可分成三大類，戰國秦漢簡牘帛書研究、兩周傳統文獻研究及其他文化史的研究，每一類均約佔論文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下即依此三類別分別來介紹：
一、戰國秦漢簡牘帛書研究
正如同臺灣的上古史學界，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所出土的戰國秦漢簡牘和帛書引起了西方漢學家的研究興趣，《古代中國》大量地刊登這類的研究成果。從大家熟悉的馬王堆《老子》起到最近才出土的包山楚簡，幾乎在每一輯的《古代中國》裡都有很精采的論文出現，以下將有關這方面的論文列出，並概略介紹各篇的內容和結論。
1.1 李零（Li Ling），《楚占卜竹簡之格式》（"Formulaic Structure of Chu Divinatory Bamboo Slips")，Early China 15（1990），71-86。
1.2 胡平生（Hu Pingsheng），《阜陽漢簡〈年表〉整理札記》（"Some Note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Bamboo 'Annals' Found at Fuyang"），Early China 14（1989），1-25。
1.3 Yumiko Blanford，《〈戰國縱橫家書〉校勘記——兼論判定最接近古本之異文的方法》（"A Textual Approach to 'Zhanguo Zonghengjia Shu' : Methods of Determining the Proximate Original Word among Variants")，Early China 16（1991），187-208。
1.4 Rudolf G.Wagner，《論王弼之〈老子〉》（"The Wang Bi Recension of the Laozi"），Early China 14（1989），27-54。
1.5 Karen Turner（高道蘊），《〈經法〉的法律理論》（"Theory of Law in the Ching-fa"），Early China 14（1989），55-76。
1.6 R.P.Peerenboom（皮文瑞），《論〈鶡冠子〉》（"Heguanzi and Huang-Lao Thought"），Early China 16（1991）169-186。
1.7 李零（Li Ling）和Keith McMahon（馬克夢），《馬王堆房中書的內容和術語》（"The Contents and Terminology of the Mawangdui Texts on the Arts of the Bedchamber"），Early China 17（1992），145-186。
1.8 Anne Behnke Kinney，《就中國古代的法律政策和家庭制度來看棄嬰》（"Infant Abandonment in Early China"），Early China 18（1993），107-138。
李零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敎授，近十年以來他對先秦史的研究成果既精采又廣博。他的《楚占卜竹簡之格式》是針對近年來湖北省的望山、天星觀以及包山等遺址所出土的占卜竹簡。這些數量可觀的竹簡顯然均是楚國遺物，寫作年代約在公元前350-300之間。在此文中，李零建議這批占卜資料應分成兩類：一類爲"初占"，一類爲"習占"。"初占"的內容較爲充實，通常由五個部分組成：前辭、第一命辭、第一占辭、第二命辭、第二占辭。李敎授對這五部分的占卜術語均作了詳細說明。此外，還討論了某些相關的問題，諸如第二命辭應該是"禱辭"或是"貞辭"、貞卜本身的語句是疑問句或是陳述句、以及"習占"的性質等。
胡平生是中國文物局古文獻整理組的研究員，曽經負責安徽省阜陽市的漢墓發掘工作。阜陽漢簡《年表》編成於公元前165年，比司馬遷的《史記》諸表至少早六、七十年。據胡平生研究指出，始於西周共和行政前後、迄止於秦始皇的《年表》可能包括兩種不同體例的表：一種按年經國緯、橫填事實方式製成，一種記諸侯在位年數。儘管《年表》因嚴重殘破而無法復原，但仍能爲若干歷史問題（諸如戰國時代東周、西周、"今王"、"今公"等）提供有用的資料。最後，胡先生的結論認爲《年表》似不能與《秦記》系統相合，或許是利用秦以外別國史記。
Yumiko Blanford是美國加州洛杉磯的Occidental大學敎授，《〈戰國縱橫家書〉校勘記》是她以馬王堆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史料寫成的博士論文的理論核心。她提供的方法是爲了解決某一古籍在不同版本間文句的出入現象，以確定哪一版本的文句與原本最爲接近。她說異文可歸納爲四種：字形不同、辭意不同、増刪奪衍導致的差異以及行文中語序之不同。Blanford敎授認爲字形之寫法不同沒有太大的意義，沒有深入討論的必要。對於辭意上的不同，她指出校勘工作上的普遍現象是，較難理解的詞彙往往比較易理解的詞彙更爲接近本來面貌，有時候會被誤爲方言詞。關於增刪奪衍，假如某一版本中有系統的增刪或更改某些特定的詞彙，也可據此來判定哪一版本更爲接近原本。最後，她還指出當不同版本中之語序不同而造成意義上的差別，且版本之間的淵源關係也不清楚時，那麼就必須要對該段落的內容及其上下文間作詳細的考察才能下結論。
Rudolf Wagner是德國Heidelberg大學敎授，對於王弼《老子注》已經發表了幾篇非常精采的文章。在這篇《論王弼之〈老子〉》裡，他指出王弼《老子注》中所引錄的《老子》與現今王弼《老子注》中之《老子》有些出入，但王弼注所引錄的《老子》是與若干《老子》古本（諸如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傅奕和范應元之《老子》）相符的。王弼《老子注》中有79條直接或間接引錄《老子》而與王弼《老子注》傳本的《老子》有異。反而，王弼《老子注》原本與傅奕和范應元的古本關係密切，與馬王堆帛書本更是。Wagner敎授指出，王弼《老子注》傳本中與王弼注不符之處是取於河上公的《老子》本。因此，他結論謂：王弼《老子注》傳本沒有真實價值，應該由傅奕和范應元兩古本以及馬王堆帛書本來取代。
Karen Turner是美國Holy Cross大學敎授，幾年以來一直在研究中國古代法律史。在此篇《〈經法〉的法律理論》中，她討論了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四遺書中的《經法》，指出它的內容牽渉到某些法律理論的問題。Turner敎授特別強調《經法》裡"法"和"道"的關係，以此作爲一種法律或準則，藉以指導君主如何使用高壓政治才是合法的。她認爲這恆定普遍法的概念是統治者所發明的，比上古聖王所用過的"古法"更爲實用。Turner敎授這篇文章還對《經法》的法與早期西方普遍法的理論作了比較，認爲在中西兩方的早期文明中，法律的內容及其終極目的儘管都不相同，可是都不如基於抽象觀念的普遍法對帝國統治那樣實用。
也是研究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所謂《黃老四經》遺書的R.P.Peerenboom先生，在他《論〈鶡冠子〉》一文中論述《鶡冠子》是一種折衷諸家學說駁雜之古籍，成書年代當可定在戰國晚期到漢代之間。《鶡冠子》雖然一直被看作與道家黃老思想有關，可是在馬王堆《黃老四經》出現之前，學術界沒有注意到它。Peerenboom先生這篇文章則認爲《鶡冠子》在許多章節中，包含了黃老思想，最爲明顯的就是信奉基本自然主義及自然法則。
馬王堆帛書的內容極其豐富，除了上面所列出的比較正統的文獻（如《老子》、《戰國縱橫家書》或者遺書如《黃老四經》之外，還有幾部"養身"的書。《馬王堆房中文書的內容和術語》是北京大學李零敎授對馬王堆所出土的七種房中書的綜合研究。李敎授認爲，在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發展中，房中術是一個涉及技術史、思想史、社會史的複雜問題。過去，中國學者葉德輝曾捜集整理過這方面的資料，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也做過綜合研究，但是他們都未能見到七十年代出土的房中文獻。透過對這些房中文獻的研究及將它們與晚期資料做對比，李敎授論證中國古代房中術，從術語系統到技術要領（如"九淺一深之法"、"還精補腦之術"、"多御少女而莫數泄精"是一種非常連貫的，從兩千多年前一直到明代很少改變的傳統。）
有了房中術當然就會有產子，可是，有些父母並無能力或是不願意養育他們所生的子女。Anne Behnke Kinney 是Virginia大學的敎授，近年來正進行漢代的婦女與兒童問題研究。在《就中國古代的法律政策和家庭制度來看棄嬰》一文裡，她討論了中國古代社會中常見的棄嬰現象。Kinney敎授指出：根據秦漢兩朝的律令，棄嬰行爲很可能是非法的，可是漢代的社會輿論很少論及此事，似乎採取一種包容的態度。此文重點在考察棄嬰行爲給中國古代法律、禮節、倫理及政策所帶來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二、上古傳統文獻研究
無疑地，在現代中國上古文化史學中，考古學佔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出土的文物和文字資料可作爲非常寶貴的研究對象。但是要注意，在我們對這樣新史料好奇的時候，不應忽略傳統文獻的研究價值。在這一方面，《古代中國》對西方漢學界作了積極的貢獻。在《古代中國》刊登的論文中有相當多的一部份，是利用考古資料或以新知識再思考傳統文獻的本來面貌及其歷史意旨。以下簡單地介紹有關這方面的論文：
2.1 Edward L. Shaughnessy（夏含夷），《周公居東與中國政治思想中君臣對立辯論的開端》（"The Duke of Zhou's Retirement in the East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Minister—Monarch Debate in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Early China 18（1993），41—72。
2.2 Paul L-M Serruys（司禮義），《〈詩經〉語言研究：語尾助詞"矣"》（"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hih-Ching：I，'The Final Particle Yi"），Early China 16，（1991），81—168。
2.3 Erik W. Maeder，《一些關於〈墨子·十論〉成書過程的設想》（"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reChapters' of the Mozi "），Early China 17（1992），27—82。
2.4 Stephen L.Field，《式盤、"宇宙結構儀"與〈楚辭·天問〉》（"Cosmos，Cosmograph，and the Inquiring Poet"），Early China 17（1992），83—110。
2.5 Deborah Porter（裴碧蘭），《〈穆天子傳〉中的"崑崙山"之文學作用》（"The Literary Function of K'un—Lun Mountain in the MuTien-tzu Chuan"），Early China 18（1993），73—106。
2.6 William H. Nienhauser，Jr.（倪豪士），《〈循吏列傳〉之再考察》（"A Reexamination of 'The Biographies of the Reasonable Officials'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Early China 16（1991），209—234。
Edward Shaughnessy（夏含夷）是芝加哥大學敎授，近年來一直從事西周時代文化史研究。在《周公居東與中國政治思想中君臣對立辯論的開端》一文指出，儘管中國古今史學家，大多把西周初期的周公視爲賢相的象徵，可是傳統典範中對周公亦不乏微辭。例如，不少文獻中記載了周公"居東"一事，似乎意味他曾被流放過。此文即以此爲出發點，重新對《尚書》中的《召誥》和《君奭》兩篇加以考查。夏敎授以爲這兩篇的內容，實是反映了一次辯論中的兩個相互對立的政治立場。《君奭》是周公對召公所做的解釋與申訴，宣揚了一種臣重君輕的政治立論。反之，《召誥》乃是召公對周公的勸戒，召公毫不動搖地堅持作爲"天子"之統治特權。周公與召公之間的這場辯論似乎是召公占了上風而告結束：在這兩篇誥辭做了之後，周公先是還政於成王，不久即流奔居東，在西周政治舞臺上不再起作用。
司禮義神父是華盛頓州立大學名譽敎授，畢生從事中國古代語文研究。《〈詩經〉語文研究》是他幾十年來對《詩經》語文研究的結晶。在《語尾助詞"矣"》這一部份，他對"矣"的用法作語言學/語文學上一種系統的說明。文章首先簡明地綜述了中國、日本以及西方學者對"矣"之特定功能的不適當看法，諸如"矣"爲語尾感歎詞、"矣"爲時間標記等錯誤看法。司禮義神父認爲"矣"的基本意義是表示命令或祈使。伴隨上下文之內容不同，"矣"可以轉換爲一種"謂語性"或"陳述性"意味之標記，可以表示從屬性的讓步或條件分句，也可以在疑問或反詰短句中起某種特殊作用。這篇文章最主要的貢獻是：司禮義神父用了一定篇幅來論證，爲什麼對某些特定詞彙應該採用新的譯法，而對某些特定之字形應作新的解讀。
Erik W. Maeder是瑞士Lausanne大學講師。在《一些關於〈墨子·十論〉成書過程的設想》一文裡，他首先承認前輩學者對《墨子•十論》是早期墨家三個各自獨立發展的學派存留下來的文字結集這種看法，然後再進一步利用在同一著作中，引人注目的相互獨立的文字共存的事實，來描述這些學派的形成過程。在對《十論》中某些文句的重複出現考查時，Maeder博士指出《十論》很可能不是墨子本人的原著。他還推論這三個明顯不同的文本是在《墨子》成書晚期，也就是大約在秦漢之際，未加鑑別地收入進來的。
Stephen Field是美國德州Trinity大學敎授。在《式盤、"宇宙結構儀"與〈楚辭·天問〉》中論證《楚辭·天問》之"天式從橫"一文實指貞卜者所用的式盤，也就是一種用來判定地平線之下諸星座位置的宇宙模型，作者稱之爲"宇宙結構儀"。這篇文章分析了詩行所在之段落，並指出詩人怎樣用式盤來解釋宇宙。文章也指出《天問》其它的詩行中亦有可能渉及類似的儀器。例如，關於"圜則九重"一詞，Field敎授認爲所謂"圜"者是指宇宙，而"九重"則是指其多層次的三維空間。因此，像式盤一樣，"圜則"也是一種宇宙模型，而相繼的詩行以描述其組成部份作爲手段，來描繪宇宙之運行。
Deborah Porter是美國Utah大學敎授，原來是研究明清文學而最近又轉到先秦文學的研究。在她作《〈穆天子傳〉中的"崑崙山"之文學作用》裡，她對前人多以爲《穆天子傳》中崑崙即指今之綿延於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境內的崑崙山脈提出疑問。Porter敎授以爲《穆天子傳》中的諸多關鍵地名皆原於周朝以前的宇宙天體神話，並以爲這宇宙天體神話本身亦不過是天文現象在文學中的反映，因而只有把這些神話放置在天文學中，加以考查才能做正確的詮釋。在對《穆天子傳》中的神話與宇宙天文之間的緊密關係進行詳細剖析之後，此文最後一部份並以爲王西征所及，其形成與演變之過程，唯有從文學角度去觀察才能得其真諦。因此，《穆天子傳》裡的敘述純粹爲象徵性的故事。
William Nienhauser是美國Wisconsin大學敎授，近年來正在翻譯《史記》。在《〈循吏列傳〉之再考察》一文裡，他指出過去許多學者視《史記•循吏列傳》爲一篇僞作。Nienhauser敎授擬針對這些學者的質疑，並對《循吏列傳》以及作爲他姊妹篇的《酷吏列傳》重新加以考察。《循吏列傳》的敘述結構和史料之詳實性都與《酷吏列傳》相去甚遠，而這些差異確實顯示出前者的許多不足之處。可是，以爲《史記》的某一篇章中因爲存在瑕疵或誆誤之處，則必出於後人之手，這種觀念本身就值得商榷。針對《循吏列傳》的全部問題，作者提出另一種可能的解答：在這一卷中，司馬遷基本上移錄了漢皇室檔案中前人所撰有關循吏的史料。
三、其他文化史上的研究成果
西方漢學界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各研究領域都已經有了很好的研究成果，上古文化史亦不例外。除了以上關於文字和文獻資料兩方面較集中的研究範圍之外，《古代中國》還發表了不少不易歸類的學術論文。多半也以考古資料爲啓始點，可是所用的學術方法或所得的結論往往牽渉其他的證據和問題。以下依照研究課題的時間順序簡單地介紹這些論文：
3.1 孫志新（Sun Zhixin），《良渚文化的發現與良渚玉器的若干問題》（"The Liangzhu Culture: Its Discovery and Its Jades"），Early China 18（1993），1-40。
3.2 RobertL. Thorp（杜朴），《二里頭與夏文化探索》("Erlitou and the Search for the Xia"），Early China 16（1991），1-38。
3.3 EdwinG. Pulleyblank（蒲立本），《干支作爲音符及其在曆法上的應用》("The Ganzhi as Phonogram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Calendar")，Early China 16（1991），39-80。
3.4 Robert Eno（伊若白），《商人宗敎信仰中的"帝"是否真爲一至上之神？("Wasthere a High God Ti in Shang Religion?")，Early China 15（1990），1-26。
3.5 Victor H. Mair（梅維恒），《古代漢語巫、古代波斯語magus和英文'Magician'》("OldSinitic *mЧag, Old Persian magus and English 'Magician'"），Early China 15（1990），27-47。
3.6 William E. Savage，《典範、形象與孔子的君子》("Archetypes, Model Emulation, and the Confucian Gentleman")，Early China 17（1992），1-26。
3.7 Bany B. Blakeley（蒲百瑞），《從公元前701 年的蒲騷之戰看春秋早期楚都的地望》("On the Location of the Chu Capital in Early Chunqiu Times in Lightof the Handong Campaign of 701 B.C.") ，Early China 15 （1990），49-70。
3.8 巫鴻（Wu Hung），《禮儀中之美術：再思"馬王堆"》("Art in a Ritual Context: Rethinking Mawangdui")，Early China 17（1992），111-144。
孫志新是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與考古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小編按：現爲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中國藝術部主任】，博士論文題目是良渚文化的玉器。他著《良渚文化的發現與良渚玉器的若干問題》是對杭州附近的良渚鎮自1936年以來所出土的文物及其學術認識，做一種總合性的介紹。孫先生指出了六十年代末，碳十四數據證實了這是一支非常古老的文化，推翻了中國農業起源於黃河流域，而僅在歷史時期才擴展到長江下沿海地帶的傳播論觀點。
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在一系列重大良渚遺址發現了豪華奢侈的墓葬，隨葬品中形狀各異、花紋繁縟、製作精美的大量玉器引起了廣泛的學術關注。孫氏此文第一部分回顧良渚考古的歷史，第二部分討論關於良渚玉器的材料來源、玉璧和玉器型的起源，以及於良渚玉器和商代玉器的關係等問題。
Robert Thorp是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敎授，畢生從事中國考古學研究。"二里頭與夏文化探索"一文統觀近年來刊出的有關夏文化考古的學術論文和報告，徵引及分析已發表的二里頭遺址資料，並對這一引起爭議的課題中所蘊涵較爲廣泛的問題做了探討。文章特別注意到二里頭遺址中的某些特點，諸如佈局、建築特徵、墓葬及作爲權勢象徵的手工藝品（即青銅容器及玉器）。
此外，Thorp敎授也討論了一系列與此相關的方法上或理論上的問題，諸如文化與次文化、斷代分期、文化接續、發展階段、族屬以及朝代等。最後他認爲在二里頭遺址發掘報告正式發表之前，我們還不應該斷定夏朝歷史的真實性。
Edwin Pulley blank是加拿大BritishColumbia大學的名譽敎授，幾十年來一直從事中國古代音韻學研究。Pulleyblank敎授的《干支作爲音符及其在曆法上的應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三種相互關聯但又各自獨立的觀點：
（1）爲修正他本人曾經提出來的漢語上古音系理論。這個理論的假設是：全部音系僅有/ ə /與/a/兩個韻母元音以及十八個韻尾輔音，計爲唇音-p、-m、舌尖音-t、-n、-l、-s、舌根音-k、- ŋ、-ч、顎音-kj、-gj、-j、圓唇軟顎音-kw、-gw、-w以及準圓唇軟顎音-kч、-ŋч、-ч（可見於現在福州方言）。
（2）爲另一經過修正的理論，認爲十天干十二地支最初發明時都只不過是音符，其功能在於給上古音系處於韻頭位置之輔音命名時，每一干支音節韻頭中之輔音均與被命名之輔音相對應。韻首輔音除了多包含四個摩擦音x-、-xj-、xw-、xч之外，其餘均同於上面所構擬的韻尾輔音。
（3）爲假設，對天干用於曆法的解釋是假定挑選天干時，首先盡量選擇那些與數一到數十具有相同韻首輔音的符號，而餘下的十二個一系列則被視爲用作補充的符號。
Robert Eno是美國Indiana大學敎授，1990年所出版的《儒者之創天論》（見5.5）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他在這篇《商人宗敎信仰中的"帝"是否真爲一至上之身？》開頭即指出：把殷墟卜辭中的"帝"字解釋成商王朝宗敎中最有權威的至上之神，已被研究甲骨文的學者視爲理所當然的事。Eno敎授承認，對於晚於西周立國百年後的文獻來說，這種解釋是無可厚非的。可是，他亦指出甲骨文中有相當多的證據顯示卜辭中"帝"的未必指一至上之神。
"帝"實際上可有三種含義：一爲一團體性的稱謂；二爲一含有指代意味的詞，泛指商人所信奉的諸神之一，但卻不明言其名；三爲一尊敬的稱謂，特指商王的父考。據卜辭用例和帝之假借字的用法，Eno氏就考證了帝字的本義蓋爲"父考"，字形或像祭祖之壇，或像先祖之偶像。他最後推論，假如至上神的概念非商時已有，則很可能起源於以天爲中心的原始周族的宗敎，或有可能是隨著周克商後周族宗敎的普及化才演變出來的。
Victor Mair是美國Pennsylvania大學敎授，研究範圍非常廣泛，近年來開始對中西文化交流非常有興趣。他在《古代中國》第十五輯上的論文是從1980年在周原發現的兩個蚌雕的具有高加索人特徵的小型頭像上所得的啓發，對西周早期東西方接觸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出土的兩個人頭像之一在頭頂部刻有一甲骨字形"
"，即今之"巫"字，意思爲掌管宗敎儀式的人。Mair敎授不同意將巫解釋成英文的shaman，而建議譯作mage，則意義更爲準確。他提出多種證據來支持這個新譯法，其中包括巫字的上古音構擬，即*mЧag，與古波斯文magus（Magianism的來源）有直接關係。
"，即今之"巫"字，意思爲掌管宗敎儀式的人。Mair敎授不同意將巫解釋成英文的shaman，而建議譯作mage，則意義更爲準確。他提出多種證據來支持這個新譯法，其中包括巫字的上古音構擬，即*mЧag，與古波斯文magus（Magianism的來源）有直接關係。William Savage 是Michigan大學博士，他的《典範、形象與孔子的君子》是他博士論文的總結。他指出在《論語》裡，典範化的"君子"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在孔子之前有很多形成這一理想化君子之因素已經出現了。文章裡列舉一些見於西周金文、《詩經》和《尚書》中的這種形象。關於典範人物所行所爲和典範人物之傚仿，Savage博士特別論及文王的形象及其"德"，並作結說這些原來僅用來溢美王室和貴族之盡善盡美的頌諛之辭，逐漸擴大其使用範圍，繼而演變成一種新的人類價值定義，而且可以施用於一切人。
Barry Blakeley是美國Seton Hall大學敎授，從事春秋史研究已有二十多年，最近特對楚國的歷史地理問題作了幾篇文章，所著《從公元前701年的蒲騷之戰看春秋早期楚都的地望》是其中之一。這篇文章主要討論楚武王時代，楚國核心地區究竟位在何處。Blakeley敎授先指出在傳統的輿地學中，居主尊地位的是所謂"南說"，也就是丹陽和郢都位於鄂西南的沿江地區。但近年來許多學者不斷提出新見，有人認爲丹陽應位於豫西南的丹水流域，有人則置丹陽於湖北中西部的南漳或宜城地區，並且還有人論證郢都也應位於宜城一帶。無論對這個問題持著什麼看法，都會援引楚武王時軍事行動作爲證據，而Blakeley敎授的這個討論的結論是，無論該時楚國的國都是在丹陽還是在郢，公元前701年楚的出發地很可能在今南漳宜城一帶。
巫鴻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敎授，最近十年以來對中國上古藝術史有許多很重要貢獻。3.8—文則重新考察了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著名帛畫。巫敎授認爲不應該把此畫作爲一件單獨藝品，或對照零散文獻推斷其內容，而揭示其墓內葬具的關係、葬墓的結構和象徵意義以及葬墓形成的禮儀過程。他還根據古代禮書來否定把此畫看成是招魂昇天工具的流行觀念。他認爲此畫實際是墓葬中心的"柩"之一部分。幾層飾有保護死者和昇仙題材的畫棺圍繞著柩，而棺又位於象徵死者住宅的"槨"內。
巫敎授認爲帛畫的含意和功能，必須在這個建築及禮儀的雙重環境中加以考察推定，並進而提出馬王堆帛畫和整個墓葬並不反映對死後世界的系統完整的觀念。此墓因而有別於以前或以後的墓葬，反映了中國早期宗敎及美術的一個過渡時期。
四、論壇
除了單篇文章以外，《古代中國》偶爾會刊登學術論壇，以一或兩篇可論之處較多的文章當作討論的對象，發表文章之前再請幾位專家在同輯上發表意見。最近五年以來，《古代中國》曾登過兩次這樣的論壇，第一次是第14輯（1989）上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爲問句的討論，第二次是第15輯（1990）上關於天文資料與夏代年代問題討論。
第一次論壇是以裘錫圭（Qiu Xigui）的《關於殷墟卜辭是否問句的考察》（"An Examination of Whether the Charges in Shang Oracle-BoneInscriptions are Questions"）和David Nivison（倪德衛）的《問"問"》
（"The 'Question' Question"）爲討論對象。北京大學中文系敎授裘錫圭指出，甲骨學者長期以來把殷虛卜辭的命辭（提出所要占卜事情的話）一律看作問句，可是七十年代以來，不少中國以外的甲骨學者提出了命辭都不是或基本上都不是問句的新看法。命辭究竟是不是問句，對甲骨學、古代占卜的研究以及古漢語語法的研究來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裘敎授考察了大量殷虛卜辭，認爲目前能夠確定的是問句的命辭，主要是早期卜辭中那些帶句末語氣詞"抑"和"執"的選擇問句式命辭以及帶"抑"的是非問句式命辭。被許多人看作反覆問句的"V-不-V"（如"雨不雨"）和"V-不"式卜辭，實際上是由命辭和驗辭或用辭組成的。目前能夠確定不是問句的命辭主要是一部分複句式命辭，如"今者王勿比望乘伐下危，弗其受有祐"、"壬勿田，其雨"等，這些卜辭從語義上看不可能是問句。
《"國際商文明學術會議"論文討論紀要 》，Early China，Supplement 1（1986）
Stanford大學名譽敎授David Nivison接著此文指出我們應該區別貞人的言語和在占卜之禮中的行爲。他的行爲不一定都是在求取消息，而即使他的確在求取消息，他的言語也不一定都是在問話。Nivison敎授基本上提出兩條證據來支持這個說法；①師組卜辭裡既然已經出現問句式的句末語氣詞，當其他卜辭不用這種語法時，他就不是在寫問句；②當一條刻辭中的兩個句子（如命辭和驗辭）在形式上無差異，我們就不應該採取不同的語法來理解它們。
討論裘錫圭和Nivison兩位敎授的兩篇文章一共有七名甲骨文專家，即南京大學的范毓周、香港中文學的饒宗頤、California大學的David Keightley（吉德煒）、臺灣利氏學社的Jean Lefeuvre（雷煥章）神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和王宇信以及Chicago大學的Edward Shaughnessy（夏含夷）。裘錫圭和Nivison兩位敎授亦作了答覆。於此無法總述討論的細點，可是大致上范毓周和王宇信兩位先生堅持甲骨文命辭都是問句的傳統說法，西方學者都不以爲然，而饒宗頤、李學勤站在兩者之間，可是似乎基本上同意命辭不是問句的新說法。
八十年代的美國商周史學上出現許多論文利用《竹書紀年》和天文學來構擬古代年代。從事這種研究工作的學者當中David S. Nivison（倪德衛）爲最著名。《古代中國》第15輯乃以Nivison和Kevin D. Pang合寫的《天文學證據與〈竹書紀年〉夏朝初期的紀年》（"Astronomical Evidence for the Bamboo Annals' Chronicle of Early Xia"）作爲論壇的討論對象。
Nivison和Pang此文首先根據《今本竹書記年》記載，以爲舜選擇禹作爲他的繼承人這件禪讓事件，發生於舜在位的第十四年，又根據David Pankenier（班大爲）的說法把這一事件定在公元前1953年，亦即爲引人注目的五星聚合現象發生之年。其次，作者採用Pang氏發現公元前1876年10月16日曾有日食發生，這恰好與《左傳·昭公17 年》和《竹書紀年》夏記仲康五年的日食記載相合。最後根據Nivison的推測，西周王室只有在服喪期滿後，亦即在新王踐阼兩年之後才改用新王年曆，作爲假定夏代亦應有類似的兩年喪滿才改用新王年曆的制度。
班大爲《商和西周的天象和定年》，Early China 7（1981-82）
參加這次論壇有四位天文學史專家，即臺灣清華大學的黃一農、New York的John S. Major、Lehigh大學的David Pankenier以及南京紫金山天文臺的張培堬。Nivison和Pang二氏又合寫了一篇幅很長的答覆。參與討論者多不接受此文的結論，可是論壇參與者詳細地討論這種研究方法的長短，對歷史學家所關心的上古年代學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
五、書評
像其他學術刊物一樣，《古代中國》也刊登了書評，但《古代中國》上的書評並不必受到篇幅的限制。其實，第18 輯載有長到八十七頁的書評（見5.3）。由於無篇幅的限制，寫書評的學者可以深入的討論最引起學術界注目的書。由於此篇文章只是介紹性的報告，有一定篇幅的限制，下面只能列出書評及書名（以內容的年代早晚爲序）：
5.1 DavidN. Keightley（吉德煒），《英國收藏的甲骨》（"Oracle-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Early China 14，173-182，論李學勤、齊文心和艾蘭（Sarah Allan）作《英國所藏甲骨》（北京：中華書局，1985）。
5.2 EdwardL. Shaughnessy（夏含夷），《西周文明的評論》（"Western Zhou Civilization: A Review Article"），Early China 15，197-205，論Cho-yun Hsu（許倬雲）和Katheryn Linduff（林嘉琳）作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3 Lotharvon Falkenhausen（羅泰），《西周研究中的問題》（"Issues in Western Zhou Studies: A Review Article"） Early China 18，139-226，論Jessica Rawson作Western Zhou Bronze Vessel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以及Edward L.Shaughnessy作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5.4 CharlesHartman（蔡涵墨），《比興的象徵》（"Images of Allegory"），Early China 14，183-200，論Pauline Yu（余寶琳）作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87）。
5.5 Henry Rosemont（羅思文），《跳舞的儒禮師》（"The Dancing Ru-Li Masters"）， Early China 17， 187-194，論 Robert Eno作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 Philosophy and the Defense of Ritual Mastery（Albany: SUNYPress, 1990）。
5.6 RobertEno（伊若白），《爲了寫儒家經學史》（"Towards a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al Studies"），Early China 17，195-214，論John Henderson作Scripture, Canon and Commentary: 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論Steven vanZoeren（范佐伦）作Poetry and Personality: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91）。
5.7 Gary Arbuckle，《關於〈春秋繁露〉新譯本的幾點看法》（"Some Remarks on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Chunqiu Fanlu"） Early China 17，215-238，論Robert Gassmann（高思曼）作Tung Chung-shu Ch'un-chiu Fan-lu. Üppiger Tau des Frühling-und-Herbst Klassikers: Ubersetzung und Annotation der Kapitel eins bis sechs（Bern: PeterLang, 1988）。
5.8 Patricia Berger，《太一信仰的武梁祠》（"An Ideology of One; The Offering Shrine of Wu Liang"），Early China 15, 225-235，論巫鴻（Wu Hung）作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89）。
5.9 Michael Nylan（戴梅可），《對漢代藝術裡的風格、買主與儒家理想的理解問題》（"Style, Patronage and Confucian Ideals in Han Dynasty Art: Problemsin Interpretation"），Early China18, 227-248，論Martin Powers（包华石）作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Press, 1991）。
5.10 Sophia-Karin Psarras，《危險的神話》（"Perilous Myths"），Early China 17，239-245，論Thomas Barfield作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Cambridge,Mass. : Basil Blackwell, 1989）。
六、資料
最後，《古代中國》每輯還有篇幅相當長的"資料"部分，資料分成三個內容。
第一內容是翻譯亞洲各國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報告，諸如《古代中國》第14和15兩輯都翻譯過當年日本《史學雜誌》上先秦和兩漢的年終報告，第18輯同樣地翻譯了南韓國《歷史學報》的三年報告，第14、15、16輯各翻譯臺灣《漢學研究通訊》上有關專論（諸如杜正勝著《五年以來臺灣地區上古史研究》、姚榮松作同樣語言學研究概況和林慶彰作經學概況）。除這些翻譯之外，第17輯還登了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羅泰）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刊物的總合目録"（"Serials on Chinese Archaeology Publish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 A Bibliographic Survey"），介紹了中國大陸的130多種地方性的考古學刊物。
第二個內容是介紹當年美國全國對中國上古文化史作的博士論文之提要。
第三個內容是當年發表的西文論文目錄，目錄分別載有中國先秦兩漢文化史上的"考古學和藝術學"、"歷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思想史學"、"科技史學"等分類，是相當齊全的目錄。
自從《古代中國》建立以來，能夠即時地報告中國上古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的這種"資料"部分一直都受到讀者的歡迎，最近五年以來更是起了資料報導性的作用。
中國上古史儘管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可是並不是一門凝止的學科。中國大陸年年都有極其重要的考古發現，所出土的文物不但本身成爲新的研究對象，並且常常使學者們對千年以來已有的資料重新加以思考。這樣看來，說先秦兩漢文化史是中國史學上最新的、最活潑的一個節段並不爲過。《古代中國》能夠反映西方學術界在這門學科上的工作同樣也是很新的、很活潑的學術刊物，最近五年以來所發表的研究成果相當可觀。
本文原載於台灣《漢學研究通訊》51-52期（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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