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之死

休谟之死
文 | 徐志国
（《读书》2019年11期新刊）

一七七六年夏天，休谟在爱丁堡他的新居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在爱丁堡的朋友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友人而痛惜。亚当·斯密因需要照顾生病的母亲而不能守在休谟身边，但是他与休谟以及负责照顾休谟的医生和家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斯密除了关心这位即将失去的最亲密的朋友之外，还承担着协助休谟完成其自传的使命。休谟的去世不只牵动着亲人和朋友的神经，遍布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休谟的敌人也在此时屏住了呼吸，关注着这个享有盛名的宗教怀疑主义者会以一种怎样的心境离开世界。



为什么休谟之死会引起人们如此密切的关注？这诚然是因为休谟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力，正如对休谟持有偏见的托马斯 ·杰弗逊感叹休谟的《英国史》在北美殖民地的影响力：“这一本书（《英国史》）削弱英国宪政的自由原则的力量超过最伟大的军队。”不过，休谟之死受到关注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位著名的无神论者走向生命终点，休谟的表现本身就有着宗教哲学上的价值，因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可以拿休谟的表现来证明各自的立场。休谟一生不喜欢争论，对反对派的狂怒处之泰然，只是遵循经验主义的原则表达他对世界的理解、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是以平静、乐观，甚至幽默的方式离世的，这在客观上对他宗教观点上的敌人 ——宗教正统论者构成了冲击。这种冲击是如此有力，以至于他的敌人在失望之余变得有些气急败坏，对已故的休谟发动了更猛烈的诋毁。作为休谟最亲密的朋友，斯密也因为负责向公众介绍休谟去世的情况，经受了他一生中的最大责难。

要理解围绕休谟之死所发生的各种故事需要我们从休谟的人生理想——做一个成功的“文人”（Man of letters）说起。我们常常称休谟为一个哲学家，实际上自年轻时开始，休谟的梦想不是做一个学院派的哲学家，而是一个以学习和交流为志业的“文人”。在启蒙时代 ，“文人”这词包含着探索普遍知识（general learning）和进行思想交流的双重含义。文人与学院派哲学家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的兴趣主要在于认识和阐明有关现实世界的“真理”，文人的欲求则更为广泛，一个文人不仅希望探究世界的普遍知识，而且还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引领公共话语，获得现实的影响力，改变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看法。



在休谟的心中，虽然阐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构成的原理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被人们接受，同样也是一种失败。当他发现他所构想的具有 “划时代 ”革命性的著作《人性论》由于过于“深奥”，无法在公众中引起反响时，就果断地放弃了这一成果，称之为 “年轻时代不成熟的作品”。休谟认为这本书的错误不在内容，而在表达方式，于是对其中的认识论和道德论部分进行了改写，以一种公众更易于接受的明快式语言加以表达。人们发现休谟在政治哲学方面有很深刻的思想，但是休谟从来没有写出一本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或霍布斯的《利维坦》一样的政治理论著作，他的政治论著是由一些短小精悍的时政论文构成的，论文之间缺乏直接的相互联系，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要探究休谟的政治哲学，只有将他的《人性论》《英国史》以及他的宗教著作和这些政治论文结合起来思考才能一窥其中的奥秘。休谟不但没有一部完全系统的政治理论著作，他甚至没有像斯密和卢梭等人那样有一个完整的政治理论著作的规划。休谟的这种做法并非缘于他的疏忽或懒散，而在于十分关注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被公众接受、如何才能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实质的影响。基于《人性论》的失败，他认为深奥的、纯粹解剖式的著作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休谟选择做一个文人与他从小所生活的家庭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休谟一七一一年出生于一个贵族之家，刚出生父亲就去世了。他和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虽然家庭背景较好，可是根据当时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度，父亲留下的绝大部分财产都由哥哥来继承，休谟只能获得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休谟只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生活的来源。休谟在学生时代就发现，自己内心占统治地位的激情是对文学的热爱，对其他任何职业都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厌恶，立志要将一生献给文学，并努力训练自己的文学才能。休谟有着强烈的自信心，他不愿意像霍布斯和洛克等哲学家所做的那样，为获得生活来源而依赖或服务于某一个大人物。为了在有限的财产支持下写作《人性论》，年轻的休谟移居到法国一个生活成本不高的小城——拉福来舍，并且严格自律，以极其节俭的方式维持独立的生活。斯密曾讲过休谟年轻时省钱的一个例子。休谟常到一家小酒馆吃饭，但他从来不给侍者小费。不过侍者并不生气，因为休谟总能将他们逗得哈哈大笑。斯密强调休谟的“这种节俭，不是基于贪财，而是出于对独立的热爱”，即使在生活最严苛的时候也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仁慈与慷慨。中年之后，休谟的《政治论文选》，特别是《英国史》等著作的成功使他获得了大量版税收入，生活变得宽裕乃至富裕。休谟自豪地说他从书商中获得的版税收入 “大大超过了英格兰以前所知的任何一位作家”。

经济上的独立只是休谟成为一个精神自主的文人的必要条件。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文人还要保持思想的客观中立，不能依附于任何党派和流行的思想体系，只能从社会的公共利益出发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面对外界的批判和压力时，无所畏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英国史》中，休谟自豪地宣称 “在所有的历史学家当中，唯有我既不在乎当时的权力、利益和权威，又不在乎大众偏见的叫喊”，最能够以一个中立的身份来评判各派的主张。令休谟没有想到的是，《英国史》最早出版的一卷——从詹姆士一世继位到查理一世被杀——受到了各方面的猛烈攻击。尤其是辉格党攻击他竟胆敢 “给查理一世和斯特福德伯爵一洒同情之泪 ”。考虑到辉格党在国家和思想领域所处的主导地位，休谟对辉格党的批判必然会触怒社会中大量有权势的人物，但休谟不为所动，在他后来对斯图亚特王朝两卷的一百多处的修订中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判断，每一次都更为偏向托利党人的立场。



休谟选择做一个文人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也与他的哲学认识论有关。在休谟看来，人类的行为是受 “信念”统治的，若想推动社会进步，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影响和改变人们的 “信念”。为了推动社会秩序的进步，必须要改变人们错误的公共意见——休谟称之为迷信，他让人们认识到何为真正的公共利益。休谟认为，一个脱离实践和社交，只关注抽象的理论构建的学者缺乏对社会的影响能力，无法引导公众信念的改变。休谟发现历史著作是一种传达观念、引起人们关注的有效途径，于是在完成一些短小精悍的政治论著之后，就开始六卷本的《英国史》的写作。休谟也十分重视作品的可读性，在去世前长达十多年的时光中，他除了偶尔受邀从事一些行政事务之外，主要的工作就是修订他已经出版的著作。有趣的是，休谟并不认为这种修订工作很枯燥，而是和写作本身一样充满乐趣。在朋友中间，休谟有着强烈的幽默感，很善于通过巧妙的方式处理与他人观点的分歧。

休谟将各种迷信看成他一生最大的敌人，他相信迷信对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人们的幸福是有害的。在各种迷信当中，休谟又将关于宗教的迷信看成最具破坏性的一种。宗教派系具有强烈的原则性，使得家庭、社会政治分裂成为互不相容的群体，在人们之间最难实现相互妥协。休谟对宗教的批判包括对宗教的社会学批判和认识论批判。在《宗教的自然史》当中，休谟探讨了宗教的起源，认为它本质是一种迷信，起源于原始人对外界环境的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作为一种迷信，宗教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有害的，特别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一神教，它比西方古代的多神教更具压迫性，更容易在人们之间造成分裂。休谟说：“坦白地说每一种宗教在道德上都是有害的。”关于宗教的认识论批判，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这本书，以及 “论自杀”“论神迹”“论灵魂不朽”等论文当中，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对宇宙设计论、正统宗教论等有关上帝存在的论证进行了批判，认为它们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休谟对上帝存在的怀疑和对宗教的道德与政治批判自然会引发正统派的围剿。英国一六八八年的宪政体制虽然在政治上确立起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不过这并不能保证人们在社会领域宽容多元的价值观念。在启蒙运动时期的苏格兰，政治和宗教事务主要掌握在苏格兰长老会手中，虽然出现了威廉 ·罗伯特森（Willian Roberterson）、亚历山大 ·卡莱尔（Alexander Carlyle）、休·布莱尔、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为代表的一些温和派成员，但是持宗教正统主张的苏格兰大众党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就社会氛围来说，人们普遍对无神论者有着深深的敌意。休谟曾先后申请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大学的教职，都因为他的无神论倾向而没有成功。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连作为朋友和老师的哈奇森都不认为休谟是合适的人选。在宗教的正统派看来，宗教是人类道德的基础，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道德上必定是一个恶棍，一个无神论者没有资格成为大学中的道德哲学教授。宗教正统派学者、哈伯丁大学教授詹姆斯 ·贝蒂（James Beattie）强烈批评休谟哲学，他认为休谟对宗教的攻击是在试图“推翻这仅有的人类幸福的基础”。休谟毫不退缩，他相信人类的道德并不需要宗教作为基础，一个无神论者可以是一个有着高尚美德的人。休谟对自己一生的辩护，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荣誉，更是在启蒙思想的战场中捍卫内心的哲学信念。

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休谟对疾病和死神的态度是现实的和积极的。他对病情采取积极治疗的态度，直至去世前一年还寻求各种方式治疗。他到伦敦找医生看病，并且到巴斯（Bath）温泉小镇尝试用洗浴来治疗。当休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着手准备自己的后事。为了让世人了解自己，休谟写了一个简短的自传（“My own life”），简要介绍自己的一生。他将一生概括为 “热爱文名 ”和“性格乐观 ”，除了自陈获得经济独立和具有乐观的性情之外，几乎没有夸赞自己，更多的是著作的失败。为了避免被他人说成是追求虚荣，他的自传主要涉及他的学术生活，并声明他的这些说法都很容易得到证明。在宗教正统派看来，当一个人走向死亡时，将会面临上帝的审判，不虔敬者必然会在神的面前瑟瑟发抖，对自己一生的行为表示忏悔。休谟十分清楚这些人在他死后一定会采取各种方式来攻击自己，他以经验的、可证明的方式向世人描述自己的真实生活—这种生活，休谟认为可以经受住最严格的道德检验。

作为休谟最亲密的朋友，斯密是一个比休谟更为内敛和谨慎的人。斯密更期待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他曾劝说休谟不要因为卢梭的攻击就公开自己和卢梭的往来信件，理由是这会打破休谟所拥有的平静生活。就其本意来说，斯密不想与宗教正统派直接冲突，无论在《道德情操论》还是在《国富论》中他都没有正面表达自己的宗教观点。斯密甚至没有答应休谟的一再请求，在休谟死后出版他的《自然宗教对话录》。然而，作为休谟的密友，斯密理解休谟一生的雄心与渴望，知道休谟在死后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非难和攻击。为了维护这位密友的荣誉，斯密觉得有责任向世人介绍休谟在去世前的想法和行为，请求休谟允许他完成其自传的补充部分。斯密对休谟去世的描述写于他给休谟的出版商兼朋友威廉 ·斯特拉恩的一封长信。在休谟去世后，此信与休谟自传合成一个小册子很快公开出版。


休谟去世三年以后，斯密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一封我认为是完全无害的、关于我们刚辞世的朋友休谟的信件，带给我比我所写的《国富论》对整个英国商业体系的攻击更多十倍的狂暴攻击。”宗教正统派对休谟和斯密的攻击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恐惧，休谟用他的一生证明了美德并不需要以宗教为前提。塞缪尔 ·杰克逊 ·普莱特（Samuel Jackson Pratt）在《对休谟的生活和著作表示抱歉》中写道：“大卫 ·休谟死了。正统派的支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这一事件动摇。”休谟就这样在朋友的眷恋和敌人的嘲讽攻击中去世了。回顾休谟的一生，可以说休谟完全实现了他年轻时代就确立的做一个 “文人 ”的梦想。终其一生，休谟从未对自己在思想上的发现和创见有所怀疑，但他十分渴望自己的著作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因此在自传中不断地强调自己著作的不成功。按照休谟的描述，他的《人性论》“出版时就死掉了 ”，《人类理智探原》“完全被忽视了 ”，《道德原则研究》“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关注和看到 ”，《宗教的自然史》出场 “更加昏暗 ”，《英国史》第一卷被 “斥责、不赞同甚至是嫌恶的叫喊声充斥 ”，而关于都铎王朝的两卷的 “叫喊声 ”“几乎等同于对关于斯图亚特历史的反对 ”。《英国史》中关于早期英国的两卷 “只是被容忍，或者取得了可容忍的成功 ”。在休谟的观念中，只有他的《政治论文选》和《英国史》关于斯图亚特历史的第二卷一经出版就获得了人们的接受。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就会发现休谟对自己著作的出版惨状的描述有一些夸张。正像丹尼斯 ·拉斯姆森（Dennis Rasmussen）所问的：“如果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如此不成功，他为什么变得那样的富有和著名？”詹姆斯 ·哈瑞斯（James Harris）也同样持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休谟的著作实际上都取得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作家所梦寐以求的成功，他年轻时作为一个 “Man of letters”的理想完全实现了。

纵观休谟的一生，他是一个能够给自己也给他人带来快乐的人，他的个性独立、温和、乐观，很容易与人相处，能够感受友谊。休谟还是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依靠版税的收入获得了经济独立，并以一位哲学家的身份启蒙人们的思想观念。休谟赢得了朋友的爱和尊重，与斯密的友谊更是他一生幸福的重要构成之一。虽然休谟在思想上有很多敌人，但是他不曾被这些狂暴批判扰乱心境。他坚信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因此能够以一种无比坦然和安宁的心境离开这个他所享受的世界。
（Dennis Rasmussen，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David Hume, Adam Smith, and the Friendship that Shaped Modern Though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James Harris，Hume：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