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

​​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被认为目的在于发起“文字狱”，或者借修书来统战汉族知识分子，进而归顺和服务朝廷。美国汉学家盖博坚在研究《四库全书》的编纂缘起及其过程后发现，该项目一直存在着汉族知识分子与朝廷之间的良性互动，甚至是自愿和热情地参与……

作者丨[美]盖博坚

最近，美国汉学家盖博坚的《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该书是海外汉学界罕有的关于《四库全书》研究专著，从中也能反映出乾隆朝的政治史和学术史等方面的历史面貌，出版后获得了1989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

盖博坚是华盛顿大学历史和东亚研究教授，曾任中国研究项目和历史系主任。代表性著作有《清代督抚及行省》和《皇帝的四库》，他还主编了《中国法治标准》论文集，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史，尤其是清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书评。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在京都、北京和台北等地从事研究，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台北中央研究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高校讲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学术与权力紧密结合的文化形态，文官制度的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形塑起着重要的影响。故而，历代统治者都对文化充满着警惕之心，不仅有着屡见不鲜的文字狱存在，还对学术文化的义理阐释保持着细密的关注。由于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历代统治者都对文化既保持着警惕之心，也保持着敬畏之心。

在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的皇帝都曾发起过全国性的图书采集和编纂运动。其中，以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最为有名。同样都有着皇帝身影在背后参与，但《四库全书》的编纂运动更被后世诟病为“文字狱”项目，在晚清民国至今的著述中经常看到此类史论。

在《皇帝的四库》中，盖博坚并没有否定“文字狱”与《四库全书》编纂存在着密切关系，但他更关注皇帝、官员与士人之间的政治与学术博弈。在他的研究中，汉族知识分子积极发挥学术优势，主动参与《四库全书》遗书搜集、校勘和编辑等活动；满族官员主要担任管理之职。满汉官员形成了某种分工，并促成了《四库全书》的顺利开展。此外，本书通过对比“汉学家”和“宋学家”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之“提要”，充分肯定了两家各自之优长，尤其肯定了“汉学家”的“考据”方法所具有的现代性，打破了以往认为“乾嘉考据”学派暮气沉沉的观点。

在他看来，“《四库全书》为汉族学者提供了收集和评论自己思想遗产，并巩固其观念的机会”，当然，“知识分子必须遵照统治者行事，并且遵守一定的禁忌”。下文节选自《皇帝的四库》，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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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冬，乾隆皇帝发起了《四库全书》编纂项目。为此，他命令地方官员搜寻、汇报和抄写其辖区内各藏书楼所藏珍稀图书，并呈送北京。与此同时，乾隆皇帝要求私人藏书家自愿将其藏书呈送北京。1773年3月，朝廷在北京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以接收各地上呈的图书，以及评估图书的内容。因此，该项目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最终有七百名纂修者、校勘者和誊抄者参与此事，其中包括了不少当时的政界和学界要员，经过二十二年的编辑和校勘方形成最终成果。

其成果体现在一部含一万零六百八十种图书的目录之中，该目录将图书分为四类（经、史、子、集）。其成果还体现在一部含三千五百九十三种图书、共三万六千余卷的大型丛书之中。此编纂过程也存在一个黑暗面：朝廷在1770年代晚期和1780年代早期发起的图书审查运动。据称，该运动共销毁了两千四百种图书，另外四百到五百种图书被朝廷责令修改。毋庸置疑，《四库全书》具有重大的文献学意义。但在某种程度上，《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涉及的图书采集、修订、审查过程的意义更大。这对了解《四库全书》的编纂时代，以及该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更具有启发意义。

这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华帝国知识分子在政府中充当的角色”问题，该角色是大量中国文人从事创造活动的基础。以往许多具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研究，都涉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但是尚未形成定论。在中国，人们经常用观念、特权和制度等复杂的网络系统来定义学者的角色。尽管整个帝制时期的中国思想家及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家，都将中国视为一个权力与学术紧密结合的国度，但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中国、日本学者，还是西方学者，他们都没能勾勒出中国政府对学术和文献享有的特权，也没有探究过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和文献的态度。中国历代官方发起的图书采集和审查活动，最为清晰地揭示了这种特权和态度。比如说，知识分子和统治者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共同定义了皇权的本质，并探索了皇权的限度。

该定义和探索过程，则是发生在中国特有的制度体系之下的。在中国，从理论上来说，唯一合理的统治术便是德治，而德治的特征及其运行机制又是被儒家经典定义，并通过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注疏而得以阐发的。对儒家经典的管理，以及对儒家经典进行修改的特权，是昭示某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因此，与儒家经典相关的管理机构在中国统治机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且远远超过了西方。相应地，这些机构的发展历史，也更能揭示中国政治发展的驱动力。中国官僚精英不仅参与了保存经典的活动，而且在评论经典时，他们还尤其强调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在政策制定中所需要考虑的文本先例和历史先例问题，皇帝所充当的创造者、仲裁者或者学术圣人的多重角色问题。

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对中国考试制度、翰林院以及礼部的研究，存在着明显不足。因此，我们对传统社会的印象也不够准确。我们往往认为，中国是被集权的独裁者及其追随者控制着的，而他们不可能与那些理想主义者和常以隐士身份存在的儒者，通过协商形成共识。如果以上研究不足可以被弥补，那么，中国儒家帝国体系下的政治生活的本质和特征，将会变得更加清晰。

帝国学术机构不仅是政府理念的反映，也同时影响着政府理念本身。诸如思想与言论自由，以及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概念，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西方人很难想象，在一个统治者身影无处不在的社会，其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将会以什么形式呈现。确实，这已经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的障碍。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也经历过真正的学术发展、活跃和变化的历史。中国学者对人性的一致理解，以及中国政府的专制，阻碍了历史学家寻找其中所蕴含的变化和带有争论性的因素。我虽然认可“思想和言论自由是理想秩序的必要特征”这一观点，但是，在下文中，我将主要试图论证“在儒家政府框架中，创造和争议仍然是可能的”这一观点。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这部书将考察“中国学者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具体来说，该书将考察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该时期不仅是帝国实力空前雄厚之期，也是王朝命运的转折期。现代历史学家还未对该转变做全方位的研究，但是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一些最突出的表现：中国政治与社会统治者的态度变化和道德堕落。乾隆时期的统治集团自信到几近傲慢。但是在几十年之内，清朝统治集团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新统治团体牢骚满腹，他们的作品中充斥着帝国衰败和昏暗的景象。

有关乾隆朝晚期的一个重大争议是“乾隆朝晚期到底应当被视为清朝盛世的最后几年，还是应当被看作清朝衰败的开端”。这是不是“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小阳春”：满人通过谨慎地使用汉族统治政策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富裕与和谐的时代？还是说，它是一个衰败的时代：繁华的表面下是腐败和堕落的真实？很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当时君主、官僚和社会文化精英对待彼此的态度、他们对朝廷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传统国家既定目标的态度。

君主制背后所要实现的目标可能是最难揣摩的，因为尽管乾隆朝是世界历史上产生过最多文字作品的朝代，然而这些文本之后的那个统治者却依旧像谜一样令人难以捉摸。无论是在沿着大运河南下并将帝国旗帜插在东南部的时候，还是在吹嘘并追忆自己为开疆拓土而创下“十全武功”的时候，还是在指挥学者从事大量有关其统治目标、方法、思想基础研究的时候，乾隆皇帝似乎只关注君主政权本身的形象。那么，这个自大、做作，且又逍遥自在的君主，对国家制度和思想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也许这部分取决于他如何系统化和美化汉族精英与满族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当时社会精英对政府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许多学者已经研究过“精英的道德和态度取向的转变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作用”这个问题。但是，很少有人关注18世纪的精英。这些精英与其19世纪的继承者一样，对清朝统治的成败肯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8世纪那些曾经作为地主、藏书家、座师和门生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其生活的时代和统治他们的政体的呢？18世纪的精英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观：一种流行于朝廷官员之间，另一种则流行于首都以外的精英世界。他们都有自己的倾向和视角。对于科举考试而言，那些朝廷官员有一个相同点：朝廷官员多数都曾用他们生命的头二十五年来学习科举考试内容，并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评估他人的成就。

到了18世纪，参加科举考试所需要的技巧是有限的，但是考生们不得不对这些技巧极其精通，部分人几乎到达了着迷的境界。由于人口的增加，17、18世纪的科举考试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且考试筛选机制日益完善，这促使应试人员和考官都开始关注科举考试过程中极为微小的细节。朝廷官员还有另一个关注点，那就是在正式场合进行优雅的文学创作的能力。翰林院就是许多激烈竞争的开展地。“翰林院”的字面意思是“羽毛的森林”，且该机构的非官方称呼“词垣”更为人所知。最后一点就是，所有朝廷官员都必须（至少在口头上）认同宋人对经典的阐释，尤其是要认同朱熹（1130—1200）和他的追随者的注释。朝廷曾不断资助翻印这些作品，并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科举考试的基础。

盖博坚（Kent Guy），华盛顿大学历史和东亚研究教授，曾任中国研究项目和历史系主任。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士学位、东亚地区研究硕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历史和东亚语言博士学位。代表性著作是《清代督抚及行省》和《皇帝的四库》，他还主编了《中国法治标准》论文集，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史，尤其是清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书评。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在京都、北京和台北等地从事研究，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台北中央研究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高校讲学。

相反，18世纪政府之外的知识分子之间流行着一种批判和怀疑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通过研究儒家经典和历史体现出来的。长期以来被视作神圣文本的儒家经典受到了挑战。学者对难以理解的章节进行了深入阐释，同时也对经书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错误进行了鉴别和修订。宋代零散的、教条化的评价被抛弃了，人们转而支持东汉时期经学家那种偏向语言学的精密阐释，比如说郑玄（127—200）的研究。

对于这种学风的起源，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在这样一个受教育人数不断增长而官缺数基本保持不变的时代，对儒家经典文本本身的兴趣，可能成为朝廷之外或政府底层知识分子展示自身才华的一个新途径。经济和人口因素或许可以解释“新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如何演化的”这个问题，但是却很难解释学者所提出的一些其他设想。余英时最近提出，乾隆朝知识分子之所以变得急功近利，除了一些外部因素外，可能还有一些内部因素。具体来说，他提出，学者们在为一些抽象的理论寻找文本支撑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儒家理性主义的重要性。艾尔曼重新构造了清朝知识分子从理学到朴学的发展过程，以及促成这一转化的社会和思想力量。

近来诸多相关学术研究都认为，那些选择与满族统治者合作的学者与那些拒绝合作的学者是不同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怀疑、妒忌和指责的不可逾越的隔阂。这貌似已成为一个可靠的理论，但是该假设并没有被充分论证。本书提供的不少证据表明，该理论必须被修正：尽管18世纪科举考试竞争异常激烈，且满族统治十分严苛，但这个时代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繁华与安全的景象。这一图景如此美好，以至于朝廷内外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远古的理想社会状态似乎已经实现了。虽然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有些令人失望，因为该理想是在外族统治下实现的。《四库全书》的编撰历史提供了很多相关例子：各学术派系成功地借助皇帝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学者和官僚之间虽偶有矛盾，却尚能和谐相处；为了使皇帝认可各自提出的理论，不同学派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毫无疑问，18世纪中国的学者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也许我们应把重点放在那些克服了的矛盾上，而不是放在那些不可调和的冲突上。

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这部为皇家图书收藏而编写的作品，证明了一个学术圈子，即以朱筠和戴震为中心的北京学术圈的成功。该学术圈中的学者利用皇帝的图书编纂计划，来实现自己的追求。《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撰写活动，不仅为他们的文本考证活动提供了基础，也为他们进一步阐发学术观点提供了平台。进一步来说，《四库全书总目》所展示的知识分子的目标和诉求，正是戴震、朱筠及其追随者的诉求。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中国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都在践行这一目标。直到19世纪中期，在国内外压力下，中国学者的关注中心才转移到其他问题上。事实上，在朱氏观点占据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宋学家”的学者的回应。朱筠的追随者和“宋学家”之间的争论，没有超过政府对学术的支持范畴，因为“宋学家”与他们的对手一样，都渴望得到君主的认可。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18世纪知识分子来说十分重要的一些问题上，即对经典文本、抽象的理念、历史哲学事实之间关系的认识。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盛世带来的机遇，以再造远古的真理呢？被人称作“中国文艺复兴的经验先导”的朱筠以及他的弟子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文本考证来完成该目标；他们的宋学对手则主张重申传统道德原则及思想形式。这场持续到19世纪的汉、宋学之争，被认为源于删减和修改《四库全书总目》。

从学者和政府在《四库全书》项目中的许多亲密合作来看，学界也许需要对传统上被称作“乾隆文字狱”的图书审查运动，进行重新考查。当下有关该图书审查运动的研究者多将它视作满族统治者的预谋；他们认为，满族统治者此预谋的目标是加强对汉人及其思想的统治。那么，被卷入“文字狱”的汉人情况如何呢？或者说，在清中期这个似乎毫无危机的繁华盛世，皇帝为什么会如此敏感，并在汉族精英阶层中开展这一运动呢？档案资料揭示了部分原因。乾隆皇帝试图美化他以及清朝前期统治者的功绩，或者试图抹去历史文献中所载满汉之间的不愉快冲突。但是这两点都让汉族精英不得不参与这项活动，因为他们看到了解决满汉宿怨的新机制。我们必须认识到，精英和皇帝在这场图书审查运动中发挥了不同作用：敏感的满族统治者发起了这场运动；当诸多汉族精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被卷入其中时，这场运动呈现了恶性发展的势头。

在《四库全书》编撰以及接下来的文字审查运动中，汉族精英和满族统治者实现了合作，虽然偶尔也伴随着冲突。本研究就是为了探究该项目参与者的不同动机、其动机实现的途径，以及该项目对18世纪中国的影响。

学者与国家的互动只是18世纪历史的一部分。可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士绅知识分子是清王朝的支柱。但是，为了完整呈现18世纪晚期的图景，为了丰富我们对19世纪中国或同时期任何欧洲国家的认识，提供一小部分参考资料，许多研究还有待继续补充。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和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一样重要，这些假设将有助于我们继续探索并理解当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