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手稿告诉你，谷歌如何摧毁阅读

Ryan Szpiech：中世纪手稿告诉你，谷歌如何摧毁阅读

2014-11-04 16:08:05

我来到钟爱的咖啡馆（这里无线网速非常快），坐在我最喜爱的向阳窗边，点上一杯咖啡，一边端着发烫的水杯，一边注视着升腾的水汽逐渐消散。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硬盘容量750G，足够装下三亿份文档，上千亿文字），用谷歌搜索了三个词语。搜索结果出来后（搜索进程由一台谷歌自建服务器和全球五十余万服务器共同执行，不到一秒即可完成。这些服务器每天要处理四十亿次以上的搜索，其中就包括我的这次），我打开了第一条链接。这是葡萄牙科英布拉的一个网站，里面展示了一份未被研究过的、多国语言写就的精品手稿。

点击两下鼠标，即可看到高清图片：这是13世纪的基督教论文“Pugio fidei”（意即“信仰之匕首”）目前已知的十三件抄本或片断之一，由加泰罗尼亚多明我会修道士拉蒙•马蒂（Ramon Martí）作于1278年。这篇长文有三部分，意在依据《圣经》和《圣经》之后的经典（包括《塔木德经》、《米德拉什》、《古兰经》和一些哲学著作）来证明基督教真理。尽管论文内容尖刻而令人生厌，但也有亮点：引言部分不光有拉丁语译文，旁边还有原文对照（大部分是希伯来语，还有一些是阿拉姆语和阿拉伯语）。

和其余大多数“信仰之匕首”的手稿一样，科英布拉这份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左右制作的手稿并非全本，只有文章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第一部分已丢失。不过，它又是为数不多的保留了引用原文的抄本之一。大多数手稿不是压根没有原文，就是原文部分残缺不全。大部分研究“信仰之匕首”的学者依据的是17世纪的两个版本（1651年巴黎版和1687年莱比锡版），这两个版本均由四个残本汇编而成，现已遗失。不久之前，学者开始关注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完整的手稿（可能还是作者亲自写就的）。这份手稿现存于巴黎圣日内维耶图书馆，是唯一保留了全部原文的版本。科英布拉版本在业内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目前尚未出现实质性研究。据我推测，这是因为科英布拉距离马德里和里斯本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手稿收藏中心太远了。在我的电脑屏幕上（15英寸大小，510万像素），一个窗口显示着科英布拉版手稿的图片，一个窗口显示着1687年莱比锡版的可搜索文本。谷歌图书迄今为止已扫描480种语言的3000多万本书籍，莱比锡版“信仰之匕首”便是其中之一。

科英布拉离马德里和里斯本的确有些远，但随着2009年初科英布拉图书馆将全部手稿的高清图片传至网上，供公众免费观看，让这些尘封已久的档案以焕然一新之态出现于世人眼前，这段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复存在了。现在，任何一个像我一样有条件上网的人，都能立即看到这份手稿的图片，查询它的内容和作者信息，还可观赏现存的其他手稿。手稿的实体仍在科英布拉，但它的精神已不再局限于此。它已随着无数其他文档和图片闯出了一片新天地。正如约翰•伯格（John Berger）谈论复制艺术品时所言，“它们已无拘无束。”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准备再版“信仰之匕首”，我今天的工作便是将科英布拉版、巴黎版和印刷版的文本内容进行对照。我的目光在几个窗口间来回移动，通过放大和缩小图片，寻找文本间的不同之处。起初我很专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很快我就分心了。我开始幻想自己坐在科英布拉图书馆里的样子。我的想象中浮现出了身披羊皮纸的动物，以及中世纪抄写员誊抄手稿的模样——手酸眼花，就着昏暗的灯光伏案劳作。我忽然意识到，相比之下自己有多么舒适——手不酸，腰不累——那些让我得以顺利工作的高效工具，开始让我感到不痛快。我暂时放下工作，转而去思索自己为何感到不快。

图书数字化的力量让我能够无视文本的次序、长度和可靠程度，随意从中摘取文字和信息。

我电脑屏幕上的科英布拉版手稿，可以看作一个极佳的范例，引人探讨手稿在网络时代的意义。而这个问题，又让我想到两个不久之前的发明所带来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两个发明在阅读和书写领域所引领的巨变，丝毫不亚于铅字印刷和打印机造成的革命性变化：其一是谷歌图书、古登堡计划等网站推行的图书数字化工作，其二是通过高效的便携电子设备即可对信息进行快速全面的检索。研究科英布拉版手稿还令我思考，人类劳动创作出来的独特造物，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被转换成编码语言的，为什么到了数字时代，我竟能通过数码图像获得近似于观看实物般的感受？它又是如何让我产生这种感受的？

虽然我像许多人一样，喜欢实体手稿而非电脑屏幕上的手稿，并为手稿日薄西山的命运感到惋惜和悲伤，但我此时想做的，不仅仅是奏上一曲挽歌来纪念印刷和手写时代的光辉岁月。我更关注的是，在最新的文本检索和移植条件下，手稿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当然，数字化和搜索功能产生的影响，有点类似于早先图像复制品的诞生，导致人们无限拔高和美化原版作品一样。我得承认，我对手稿的迷恋，就包含一点这种成分。我对手稿的感情甚至在不断加深，因为综合搜索功能已经让我和书籍的关系破裂了。这种破裂体现在我和文本原有的力量对比被彻底倒转，我们之间的互动规模也被无限扩大。它不同于书写或复制技术（包括手抄本、印刷机、摄影甚至早期互联网）发展的初期在读者间造成的关系破裂，而是一种由前所未有的力量造成的破裂：这种力量让我能够无视文本的次序、长度和可靠程度，随意从中摘取文字和信息。

科英布拉版“信仰之匕首”没有受到学界太多关注，不算特别严重的问题。对于研究“信仰之匕首”的抄写与传播的学者而言，科英布拉版手稿是有意义的；从观赏性上讲，它也算得上是同类手稿中的精品：字迹工整，大写的首字母十分醒目，还有红色与蓝色的花体字。然而，对于钻研“信仰之匕首”文本内容的学者来说，这份手稿就没什么诱人之处了。它能提供的内容，巴黎版和莱比锡版（曾于1967年推出影印版，当时我作为学生复印了一份，一直用到谷歌图书推出免费在线版）提供得更多更好。不过，科英布拉版手稿里至少有一处重要细节与其他版本不同，可所有学者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没人发现这个细节，我并不意外，因为它以缺失的形式存在：它是一片空白的部分，静静地躺在手稿的三百多页纸上。在书页上，一列是希伯来原文，一列是拉丁译文，而它们旁边的那片空白，就是缺失的第三列。

这片空白的区域本来写了什么？答案可以从开头的两页寻得。在手稿的前两页里，后面三百多页都是空白的这块地方写着一段未能如愿完成的文本——“信仰之匕首”引用圣经部分的卡斯提尔语译文。第一页的引文来自《列王记上》12.28和《列王记下》17.16-20，都是关于以色列人如何“离弃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另立两个神像”的。科英布拉版手稿本来有个浪漫的计划，将所有圣经引文译成卡斯提尔语，但小试牛刀后便搁浅了。之后的上百页空白虽然是计划落空的产物，却显示了中世纪文本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保罗•祖姆托（Paul Zumthor）所谓的“根基不稳性”（fundamentally unstable），“文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不断改动。”

手稿在屏幕上看起来和在现实中看到似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正文部分（工整的哥特式环形手写体）十分完整，只有一些旁注或细节略显模糊。但即便如此，在电脑屏幕上呈现的数码图像，还是不能和桌上摊开的手抄本实物完全一样。

* * *

“大体而言，”瓦尔特•本雅明提醒我们，“艺术作品从来都是可以复制的。”电子图像除了是一种更新、更高效的复制方式外，还能是什么呢？从这个角度考虑，科英布拉版手稿的数字化，不过是增强版的复印罢了。电子化的科英布拉版手稿只是摄影复制品，而所有手稿的摄影复制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被“冰封”、转化为与原物无关的自由图像。

与图书馆不再有关，与中世纪背景不再有关，它和所有必备的环境都脱离了关系，成了一个，用伯格的话来讲，“转瞬即逝、无处不在、没有实体、谁都可以用却没有价值的免费物品。”手稿的书页是手工制作的，充当书皮材料的动物毛皮是由人猎取的，字是由人写的，笔是由人做的，墨水是由人调的，制成墨水的材料是由人采集的，而经过电子化之后，手稿变为了经编码而成的像素和光点的集合。一系列经过编码的“数位”（这个词本身也是从人身上用来数数的部位引申而来的）——无数的0和1——构成了手稿的图片，无论是图像还是图像里的物体，看上去都不像是组成它们的单位简单集合在一起就能构建出来的样子。但这二者可以互换吗？

将这种编码当作另一种形式的媒介，或许能让人以为，从本雅明的时代到今天，从平板印刷术到流媒体，其实没有本质的变化。然而正如很多人已指出的，直到1990年代后半段，特别是谷歌独家发明了网页排名算法之后，网络革命的重头戏才真正到来。在2004年的一篇评论中，哈米什•麦克雷（Hamish McRae）自信地宣称，“搜索引擎的发明，属于改变世界的重大事件。”人们有能力快速准确地定向检索信息之后，改变的不只是复制与通讯技术的水平，用户与信息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用户不是在数据的海洋中盲目漂浮，而是有能力掌握航船的方向与行程。这种改变是指数级别的，因为它不仅造成了可用信息的飞速膨胀，同时还让每个人都能检索到甚至修改这些信息。

通过关键词搜索到新的信息将书籍被切成薄片，人们为获利而收割了它的五脏六腑。

把这些改变分开来看，或许达不到历史转折点的高度，但合在一起，就会深刻地影响到我们与现实的关系，以及现实对我们的意义。这些改变已经让媒体和通讯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对政治和经济起到了重要影响，甚至颠覆了很多人关于时空的体验。这场革命首先应被看作是数据管理领域的一次突破，而数据管理体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超越了隐私、知识、历史诠释，甚至还超越了对真理的觉察。

这场革命，或许可以用认知神经系统科学家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形容当代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进展时所使用的概念来进行解读：外部记忆，或者说是“外部符号存储”（包括书写、共用的符号系统、刻有文字的纪念碑等等）。唐纳德认为，这种进展是“神话式”知识结构向“理论式”知识结构转变的基础，让人有能力反省自身。唐纳德将电脑技术及数字存储的发展与意识领域的这种进化联系在一起：人类最初用于加深记忆的手段——通过共享外化事物得以实现——现在被人类思维与外部记忆的互动所取代了。大容量的数据存储器，就相当于存储性能更好的“大脑”；快速的数据检索，就相当于迅速而高效的回忆。很久以前，电子存储就让人脑记忆相形见绌了，现在又加上一个远超人类思维的快速检索技术，人脑显得更加逊色了。

谷歌搜索引擎诞生以后，数据存取方面的革命产生的最重要影响，就是文本的电子化了，至少在人文科学领域是如此。我们可以通过乔纳森•罗森（Jonathan Rosen）2000年出版的《塔木德与因特网》（The Talmud and the Internet）中的一个小故事来理解这种改变的本质。有一次，罗森想查找约翰•但恩一句引文的出处，他有模糊的印象，却始终找不到确切的位置。“最后我只好上网找，”他写道，但是“在网上搜索并不比在图书馆查询更有效。我本以为敲两下键盘，就能找着了，谁想到耶鲁电子图书馆里大部分书都没有文本格式。不知怎的，我总是相信世界已经电子化了，而且对此感到恐惧，甚至嘲笑自己杞人忧天，但现在我才发现，世界没能完全电子化，让我多么失望和沮丧。”

当然，现在世界电子化的规模，既非罗森在2000年时描述的状况所能相提并论，也非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或斯文•伯克斯（Sven Birkerts）在更早上十年的情况下所能预见的。尽管这一改变对经济和法律的意义尚未完全显现，我仍然认为，在被最新数字技术引领的人文科学领域，文本的电子化是最具颠覆性的巨变，其改变程度比新媒体在便利性、规模甚至信息扩散方面带来的改变猛烈得多。它真正革命性的地方在于，通过可搜索的文本改变了阅读和书籍的本质。

文本的电子化显然有许多积极影响。每个使用数字资源的学者都尝过它的甜头，在查找关键词的快速而高效的过程中发现意外收获。正如斯蒂芬•列维（Steven Levy）所言：“谷歌让网上最不起眼的东西也能被需要它们的人找到，世界正是因此而被改变。书籍也可以发生这种改变。用户毫不费力就可从网上找到独家真相、独特见解或是刺激的文章，而这些东西原本可能埋没在某个偏远图书馆的积尘书堆里。原来要花上几个月才能完成的搜索任务，现在可能一上午就搞定了。”

前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让-诺埃尔•让纳内（Jean-Noël Jeanneney）在《谷歌与普遍知识的神话》（Google and the Myth of Universal Knowledge ）一书中表示，“敌人很明确：大量的无序信息。从某个方面来讲，文明的历程，就是知识整合所激发的思考遇到的阻力逐渐减少的过程。”书籍的文本内容可以被搜索，从表面上看是大大减弱了那种阻力，但实际上是无限增强了那股力量。

虽然很多人都把这种力量的强化当作是有益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麦克雷宣称谷歌“改变世界”的同一年，谷歌首次公开书籍数字化的计划；仅仅过了一年，也就是2005年，历史学家大卫•A•贝尔（David A. Bell）就在文章“无书的未来”（The Bookless Future）里对文本搜索的“危险”进行了思考：

以这种战略性的、针对性的方式去阅读，会给人一种获得某种权利的感觉。你无需再跟随作者苦心经营的逻辑，直接搜索你想了解的部分就能得偿所愿了。你成了主人，那些已故的作家倒要靠边站。这正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在阅读时，你不应该是主人。信息不同于知识，搜索不同于阅读；毕竟，用心思考书里的逻辑才是学习的正道。

使用谷歌图书时，读者不再怀抱学习的心态，而是以消费者的心态去接触文本，他们清楚自己想找到什么，如果不能第一时间找到，就会选择一个替代品。克里斯汀•罗森（Christine Rosen）在回应贝尔时，将这种阅读方式描述成一种新型泛读法，一种类似于“披沙沥金”的浅阅读。读者在阅读可搜索的文本时，“不会进行深入挖掘……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仅仅是筛掉表层的淤泥，攥住眼前发光的东西，然后宣称自己十分富有。”

这种蜻蜓点水式的读书方法，让阅读过程中不可控制的变量大大减少，虽然阅读速度加快了，但成果却更加有限。这本来可以是件好事——哪有人会抱怨工作效率变高呢——但它在理解上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总是被人忽视。阅读那些通过精确字词搜索得来的文本，不仅仅是阅读一篇完整文章的片段而已。（其实，除了完整文章的片段，我们何曾读过别的东西呢？）由于所有文本都被转化成数据，分类方式就会变得过于细化与严格。于是，读者被限定在预设的筛选条件里，所有书都成了参考书。这种在“读”与“找”之间人为设置的分野，导致了阅读的没落。大卫•莱维（David Levy）在2001年便发出过悲叹，“我们现在太重视信息的搜索与使用了，以至于阅读的其他同等重要的方面越来越被忽视。”

这听上去有点像我们熟悉的一种保守的不满：（柏拉图在《斐德若》里告诉我们）埃及国王塔姆斯指责特修斯（即赫尔墨斯）创造了书写和数字，认为这会摧毁我们的记忆，降低我们的理解力，从那以后，人们就预言技术会让智慧衰落。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评论谷歌时指出，“在15世纪，古登堡印刷技术的出现，引起了人们新一轮咬牙切齿的痛恨，”例子就是那些为印刷术的兴起感到悲痛、认为阅读将遭毒害的人。没有人比本笃会的亚伯特•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逝世于1516年）更坚定了，他在《作者礼赞》（De laude scriptorum）一书中力劝他的同行无视印刷术的诞生，坚守亲自抄写书稿的天职。特里特米乌斯强调，手稿与印刷版书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更持久也更可靠。

但特里特米乌斯说一套做一套，他在1494年印刷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传播学学者克莱•舍吉（Clay Shirky）把这视为“极富启发性的虚伪”，其内涵在于“一项职业往往会提供一种必需的或令人满意的社会功能，并控制这种功能，来看护自己的领域。”我既没打算否认数字媒体的用处，也不想控制读者的习惯，或是加入那些宣称技术会分散我们注意力的浪潮声中（虽然实事求是地讲，我的确认可这种观点）。我只是想建议，既然“书籍”是通过与手稿相比较来定义的，那么手稿的价值——作为来源，作为客体，作为符号——也可以被重新审视，它们的应用也应当随着书籍的改变而与时俱进。

你无需再跟随作者苦心经营的逻辑，直接搜索你想了解的部分就能得偿所愿了。你成了主人，那些已故的作家倒要靠边站。

此外，我眼下探讨的不是屏幕阅读本身，而是潜藏在它背后的幽灵：文本的可搜索性。通过文本搜索进行的针对性阅读，让读者省去了在上下文间跋涉思索的过程，导致读者这方面的能力大不如前，环境也不鼓励读者在这方面努力。这体现了阅读经验中的一种颠覆：图书管理员所谓的“天上掉馅饼”（serendipity）的机会没有了。数字世界里的简化阅读，是主要通过数据进行的阅读，对象是机械的可搜索文本。它以明显的方式鼓励人们对书写及书写的意义浅尝辄止，只关注表面的意义而忽视引申或隐藏的含义，用经过筛选的部分代替完整的内容，让人们习惯于接纳预设的分类系统，而不是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创造性直觉得出自己的看法。对文本含义进行僵化的分类，必定会扼杀人类思维中自由和创造的部分，而正是这些自由和创造的部分，让我得以从阅读中获取智性的提升与审美的愉悦。技术可以带来更庞大、更详尽的数据集合，但它无法模仿出洞察与直觉带来的意外收获。

通过阻止意外和偶然的发生——“意外”正是手稿的一种本质——不仅网络搜索，就连数字模拟本身，也会掩盖手稿的一个重要特性，那就是作为手工制品，它不能被简化至任何单一的层面。如果只是泛泛而读，科英布拉版手稿上那醒目的缺失恐怕永远不会引起注意；它传递的信号是那样明显，但有备而来的读者却完全视而不见。我承认，科英布拉版手稿数字化的头两年，我很少用到它，更多还是靠1687年印刷版的可搜索文本。即便要参考它，我也是根据文本搜索的结果，从一处跳到另一处。直到我偶然发现第一页上的卡斯提尔语译文，并为此感到困惑，我才“看到”原先因过分留意关键词而被我忽视的那些空白区域。阅读谷歌用0和1编码而成的可搜索文本时，我不可能注意到手稿上那独特而意味深长的缺失。

* * *

这个经历迫使我停下脚步，反思自己工作的方法及原因。在我们这个美丽新世界，搜索功能强大，文本被转化成数据，一切都朝便捷方向发展，手稿对我来说有了新的意义，一个哪怕短短十年前都没有过的意义。手稿让我反思了数字世界的阅读中容易被人遗忘的可能性。它们提醒着我，中世纪手稿文化并非建立在信息甚至文本本身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与符号的关系上，在这段关系里，读者永远不是文本的主人。对我而言，手稿的长处是，无论数码图像多么清晰，编码程序多么完善，文本搜索多么强大，它都是与众不同的，历史悠久且更完整。它的不足之处，仅在于电子版的图标很容易从众多相似的标示中被识别，而手稿却无法凭形状或颜色被立刻辨认出来。可以说，手稿由于词语、图像和斑痕以不可预知的方式融为一体而独一无二。正是因为这个鲜活的不确定因素，手稿成了人类认知与思想直觉观念的堡垒。而我相信，这堡垒所守护的事物，在现成信息搭建的世界里正面临威胁。

手稿还帮助我更准确地理解了谷歌图书的诞生所具备而古登堡技术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个影响：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力量倒转。书籍在最初被设计成多份手稿（见证了大多数古籍的排版与字体设计），也被赋予了相同的一些被中世纪阅读环境所推崇的特质：文本里贮藏着智慧、对话中的同道以及与权威传统的神圣关联。我不相信印刷出版会让读者丧失从独有的角度研读文本的能力——无论是从精神、伦理、理性或情感层面上来讲，还是从审美角度来讲。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抱怨与特里特米乌斯因崇拜抄写而抱怨印刷术的诞生大不相同。作为批量生产的文本，印刷版书籍或许大大削减了手稿很多方面的价值，但它依然保留了那些读者必须经过有序的阅读与思索方能理解与使用的部分。印刷术像早期互联网一样促进了文本和图像的传播与复制，但它并没有提供用来“去芜存菁”的魔术子弹。现如今，书籍可以更彻底地任人摆布了——以人类语言史上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而那些珍稀的品质却荡然无存。在谷歌手里，书籍已被切成薄片，内在部分暴露在外。我相信书籍有生命危险，因为人们为获利而收割了它的五脏六腑。

与此同时我还感到，这种粗暴的对待给读者增添了更重的负担。尽管读者至少从印刷术诞生时起就抱怨书太多读不过来，但他们面对不断增加的书籍时，却从未期待过自己能掌控这些资源——甚至在21世纪初都是如此。然而到了现在，书籍忽然变得唾手可得，虽然眼睛阅读的速度不可能更快了。此外，词语堆积而成的大山更令人望而生畏了，因为我们习惯于用工具来对付它们，靠挖掘隧道来穿过它们，而不再是运用头脑去领会它们的高度。容量更大的存储相当于存储性能更好的大脑，更快的检索相当于更好的记忆力，可此二者无法产生批判性反思。我们就像患上天才症候群一样——回忆的本领远超思考的能力。我们对书籍的测定和开采，让它们变得更加庞大和不带感情色彩，更像是帕斯卡尔所恐惧的沉默而无限的空间，而非开普勒所着迷的音乐式和谐领域。

出于这些原因，我珍爱手稿比以往更甚。手稿保留了一种不可测定的东西，并让这种不可测定性成为理解和意义的前提，因此它们的“实用性”越来越低了。由于书籍的内容更容易被获取了，手稿对我的价值反而更加重要，因为手稿有用的部分无法被简化。手稿那多变而混乱的特征，它们的无序与不完美——这些体现了人性的特点，因为见证了中世纪阅读的性质，而变得甚至比过去还有价值。命运、机遇或其他不可抗力所造成的转瞬即逝、残缺不全与支离破碎，均在手稿里得以体现。我们对历史的最新普遍看法更深刻也更狭隘了，从这一新的看法出发，手稿于我有了新的展现，新的意味。

这种新的意义包含了这样一种事实：它体现了一种针对性阅读所无法企及的不可分割性。手稿不能光是用来看——你必须触摸它，感受它的气息，阅读、接受并解读它，才能真正欣赏和理解它。只要愿意与它建立起真正的关系，就可以完全欣赏它，而在这段关系中，它始终会保有一些难以理解的部分。任何复制品，包括最清晰的数字版本，都只能保留手稿真正的动态本质的一幅残像。就像深海生物被迫浮上水面，在强光与低压之下会死亡并分解一样，手稿也只在独特的条件下生存。在它熟悉的环境里，读者无法掌控一切，理解程度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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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互联网还仅仅是个迷人玩具的时候，很多人相信，它会提供以线性经验主义和有序而节制为特征的校订版（critical edition）所不具备的自由与视野。自从查尔斯•福尔哈贝（Charles Faulhaber）预测“通过电脑生产可被计算机处理的校订版，会成为当下文献学实践到21世纪文献学实践之间的关键转变”，关于数字文本编辑的文献便层出不穷，现在已有相当规模。其中最著名的，是伯纳德•塞尔吉里尼（Bernard Cerquiglini）1989年的著作《变化的赞歌》（Éloge de la variante），这本书在最后高度称赞了数字文本：“电脑会通过可对话的多维屏幕来模拟中世纪书写那无限而令人愉悦的流动性，就好像是让读者恢复了不可思议的记忆能力一样。”因为，塞尔吉里尼奇怪地相信，“电脑的铭文是有变化的。”他还声称，中世纪手稿从未也不可能以校订印刷版的形式得到完美呈现。福尔哈贝的预言成真了，数字文本已获得校勘中世纪手稿印刷版的资格。正如弗朗西斯科•斯特拉（Francesco Stella）在《数字文献学与中世纪文本》（Digital Philology and Medieval Texts）中提到的，“手稿给读者提供了多层面的意义和互动的乐趣，印刷版本让分解和重组文本无法实现，但电子版可以恢复这项功能。”

手稿不能光是用来看——你必须触摸它，感受它的气息，阅读、接受并解读它，才能真正欣赏和理解它。

我不这么看。尼尔•波兹曼提醒我们，技术进步不是通过累计获得的，而是通过“浮士德契约”，以某些方面的牺牲作为代价换得的。在书籍可以被搜索的世界，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失衡，前者可以随意使用和虐待后者，而无需以任何形式服从后者的逻辑或限制，同时还暗中破坏了“互动的乐趣”与“多层面的意义”，以“支配”和“单一”取而代之。这样一种阅读方式，没有与文本开启一段对话（甚至一场竞赛），而是完全忽视作者的声音和抄写员的诠释，将读者的意愿凌驾于文本之上。当然，中世纪的读者也会试图以自身力量去影响文本，甚至那些经典作家的作品。约翰•达格奈斯（John Dagenais）提到过，“有时候，中世纪读者会像食腐动物搜寻肉渣一样仔细地梳理文本，不放过任何一个能为自己所用的部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贪婪而无礼，总在做还原式的工作。”然而，中世纪读者这种还原式阅读，无论其阅读对象是文本的片断、选集还是作者自定的文本，都和可搜索文本出现之前的所有阅读方式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种阅读仍属人性化的范畴，读者并无确定的优势，对文本的理解也受到各方面未知因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限制。

有人可能会反驳我道，用于在线咨询的数字化手稿（比如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所使用的）是经过仔细阅读的。这话也许不错。但只有将手稿数字化的人会进行这种缓慢严谨的阅读。手稿数字化以后，就会被人以极高的速度草草掠过并利用，而且只能根据某些人安排好的分类法才能找到。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直是印刷版本的功能，而具有非线性、互动性、超链接结构的在线版本最大的用处，在于提供了更为详尽的校订版。在这种校订版里，版本对照和校订工具没有被更先进、更确定的事物所取代，但是使用起来更方便也更节省。这样一种校订版，是以所有校订版共同的错觉为基础运作的，这种错觉是，以为有了更多的信息和分析就可以更加接近中世纪的原貌。数字版比印刷版更热烈地追求这些错觉，以甚至更高的效率走上了南辕北辙的道路。

正如谷歌图书不但扩大了阅读规模，还将读者变成了搜索者一样，我相信图书数字化的终极目标也不仅仅在于如实地反映纸质书的本来面目，而且要用质量更好的实物图像来取代实物本身。既然凭借文本来研究语言史的文献学（像盲目崇拜一样）创造了“对原貌的渴求”，那么数字文献学便创造出一个幻影或标志来取代原貌本身。《列王记》中对另立神像的禁戒犹在耳边，我选择盲目崇拜软弱的人性造物，而非拜倒于机器的力量之下。

科英布拉版“信仰之匕首”手稿里缺失的第三列被普遍无视，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尽管手稿在文本环境、目的意图和不可重复的历史方面传达了那么多的信息，但是在它的数字版化身里，这些信息被幻影的强势存在所遮蔽了。当我利用闲暇的空档，在咖啡馆里舒舒服服地观看清晰的手稿图片时，我感激数字版本能让我轻易而方便地高效工作。然而，我也提防着一切因我在它面前心满意足而可能出现的危险。我需要警惕，以免自己忘记，科英布拉版手稿那缺失的第三列在明晃晃的数字图像上宛如魔镜一般，讽刺地映现了这样的事实：数字复制品无法还原真实，无法进行控制，也无法带来完全的理解——真是讽刺，数字复制品无法产生的这些影响，恰恰是拉蒙•马蒂在“信仰之匕首”这样的攻击犹太教的文章中所追求的。如果我们观察到了手稿的缺失，它就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并提醒我们，阅读是一种不完美也无法抵达完美的活动，它给我们的最终启示，是它自身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它体现了所有受时间限制的事情的不可预测性——历史、命运、失败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我该不该说呢？——死亡的不可预测性。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说过，“通过和书籍在一起……你会被迫接受命运的法则，并意识到你无力改变宿命……为了成为自由的人，我们同样需要学习与生死相关的事情。”然而，到了书籍可以被搜索的时代，书就成了键盘输入的饲料，和缺乏耐心的人随意搬运的材料了。现在，未遭侵犯的手稿或许最适合让我们意识到那种不可避免的法则。

* * *

我合上笔记本，拿出一本书来读。据谷歌估算，世界上出版过129,864,880册书籍，而谷歌打算在十年内将其全部电子化。如果每本书有七万字——约150页——那么电子化之后将有大约九万亿可搜索的文字。我读了几个字便分心了，因为我注意到邻桌有人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不可能超过140字的信息。Twitter平均每天要增加五亿条这样的信息。我用手机计算器估测了一下，在平均每条信息使用12个字（或者说全天使用六十亿字）的情况下，不出四年，Twitter上的文字总量就会超过有史以来出版的全部书籍的文字总和，而且这些文字都是可以搜索的。（Twitter宣称每天会收到十亿次以上的搜索请求。）

我重新读起书来。读到某句话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前面读到的另一句话。虽然我想不起来那句话的确切位置，但我的心思活跃起来，企图在这两句话之间建立联系。我产生了一种轻微的眩晕感，因为我——通过大脑内千万亿神经突触以某种未知而复杂的方式展开的思考——开始意识到文本的一种架构，但头脑却像在梦境中一般，清晰的瞬间稍纵即逝。我匆忙向前翻书，寻找理解文本更深刻内涵的这把随时可能消失的钥匙。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我来回翻动书页，却找不到我认为自己读过的那句话。机会就这样悄悄溜走了，正如它悄悄来到我头脑中一样。我的思维慢下来了。我停在正在读的那一页上，苦苦思索自己错失的良机。

我隐隐有些懊恼，便将剩下已经变凉的咖啡一饮而尽。彼时已是黄昏将尽，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的落日余晖蒙上了一层通红的色彩（我开始遐想，如果说太阳系已存在约四十亿年，那么——我又计算上了——地球上的落日已出现过万亿次了，而像我一样以人类肉眼观看到的落日，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书在我手里沉甸甸的，我的目光被书页上的一片涂鸦所吸引：一块云彩落雨在啤酒杯里，显然是另一个读者随手画上去的。我空空的胃开始叫唤了，我瞧了一眼空空的杯子，只看到杯底的残沫。我听到了自己的叹息。

突然，我产生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看到空杯子，让我想起手稿缺失的第三列，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可以学习、分析、编纂、列举、复制、模拟和崇拜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内容，但最终引起我们沉思的，却只能是它缺失的部分。这个想法给我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感受：讽刺的是，这种缺失，这种不可被削减的未知，恰恰是细嚼慢咽式阅读所带来的最丰厚的回报，因为它最深不可测，又最为我们所熟悉。同时，它也是最真实的、最人性的、最现实的，令人惊讶而美好。（译者／moneyd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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