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的回应

 中东欧的回应( 卡尔·埃默森/文， 陈琛/译，任一鸣/校）

从深入某些报告的角度（应当承认，这一立场并不可靠）来看，中东欧地区似乎是个完美的研究个例。这个地区聚集的小国寡民们，不是以将军们的名字、而是以诗人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街道广场（因为他们能够取得的军事胜利太少了）。长期以来，这方寸土地上的一个个小国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弥补了其模糊的政治身份及自主权的不足，它们的文学也在体制化中获益。1835年，首个俄罗斯文学大学教授席位在俄罗斯设立，那时，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仍然在世（这比英美国家在本国知名学府设立英美文学教授席位要早数十年），这仿佛应合了所谓传统越短愈急于获得认可的倒置原则。

不仅如此，中东欧地区本身具备了“比较”的条件。在东欧的小镇上，人们通常讲着好几种地方语言，一代人常常会历经两三个帝国，多数居民为混血儿，身上有着几国的血统（有段著名的故事讲的是弗朗茨·卡夫卡和雅洛斯拉夫·哈谢克都爱去一家布拉格酒吧，卡夫卡在楼上喝着咖啡，哈谢克在楼下饮着啤酒，一个用德语写作，一个用捷克语写作，两人都懂这两门语言，他们总在楼梯处相遇并彼此问候）。流放、移置、多语种、杂语性、自我陌生感及由此引发的嘲讽品味、频繁越界以及缺少一个属于自己的宁静、有机并同质的中心：巴赫金理论中所有这些关于展开真正对话的特性和先决条件的思想，早已在中欧地区遍布开来。

二十年前，这一地区还被束缚在“华沙条约”下的伪同质性中。1984年，当时人们还远不能预料到未来的苏联解体，米兰·昆德拉曾就中欧的悲剧写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文中他提到，中欧原本以“在最小地区具备了最大多样性”而闻名，而这一优势却被一个以“在最大地区聚集了最小多样性”为理想的苏联侵吞荡平。1989年苏联解体、中欧地区解放后，这一荡平对文学研究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例如，人们发现，莫斯科政府对其东西各国殖民地的政策,是让它们把“原住民作家”的作品大量译成帝国的俄语，但却并不赞助这些附属国家文学作品之间的互译，如将保加利亚语译为哈萨克语、将拉脱维亚语译为匈牙利语、将波兰语译为斯洛伐克语（这里，东德是个特例，因为东德也是一个拥有一门帝国语言的国家，它主动征集了来自“少数”民族的译本）。1999年春，当我们最有造诣的东欧文化人文学者与东欧各语种的资深翻译家迈克尔·亨利·海姆决定召开会议并为新独立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专业翻译人员创建一个网站时，却极度震惊地发现大家对彼此国家的文学作品了解甚少。这片土地上的文学与其政治遭遇极其相似——或者说，更符合共产党的阴谋逻辑。各个附属国如车轮辐条，交汇于中央莫斯科并由其策划驱动，却因结构所限而彼此之间无法互相交流。

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片土地上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茨拉夫·哈维尔、亚当·米奇尼克、乔基·孔拉德）取得了胜利。一时间似乎有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剧作家主席，身体力行反对政治的、有文化修养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中欧也就此取得了东西方都为之艳羡的开明进步。然而到了2002年，情况又有所不同了。曾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并融入了我们的文化理论、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我们对企业资本主义和美国霸权帝国主义的批评之中的政治敏感度，并没有如我们所料想的那样得到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哈维尔赞成以美国为首的对伊拉克的入侵；米尼奇克同意与小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者为伍打击恐怖主义、重建中东地区。昆德拉认为，强权总是书写着“历史”，并因此总有其不道德的内容，昆德拉笔下对大国反感的中欧到哪里去了？在西方的学术抗议主流中，这些新近得到关注的中欧语言文学并不比其当初身陷压抑的苏联阵营时更为可塑或可靠。其思想家与政治人物们对我们的理论不再有所贡献，他们也不再以此为己任。

至于后帝国时代的俄罗斯，政治阵营分化与审查制度的终结自然为比较文学研究创造了大量崭新的体系可能性。在经历了将我们最新的哲学家和语汇引进辞书的振奋之后——目前，这一工作几乎已完成，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俄罗斯便开始发行了有关后现代主义（及其死亡）的光面教科书——各大刊物上关于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未来形态的论争,以及对非俄罗斯语言文学的比较研究及跨学科研究应保持怎样的开放度的论争,备受瞩目。自然，俄罗斯的问题与中欧的问题不同。在崭新的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存亡攸关的不是本国语言的正统性或是本国文学历史、传统及文化名人得到弘扬的机会（毕竟，整个世界都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俄罗斯学者们所竭力争取的是以先前被禁的福柯、德里达、布朗修、波德里亚、瓦尔特·本雅明、保罗·德曼等思想家的思想阐释种种文化现象的权力——即在俄罗斯刊物上进行捆绑研究,这种研究在西方国家研究机构的英语和比较文学部门早已展开且为人所熟知：即通过某一“跨国的”、跨越的理论将不同国别的文学进行并置（从而也进行了比较）。在俄罗斯，自1991年8月废除国家审查制度以来，合法从事这一研究已成为现实；如今争论的焦点更加集中于这种重新定位的恰当性，甚至合宜性。因为既然这些欧洲哲学家在俄罗斯也已是家喻户晓，俄罗斯文化便有可能失去其二百年来所享誉的“责任感文学”创立者的独特地位——这种“责任感文学”将诗人置于为人类利益奋斗的前沿，激流勇进。传统上，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从来都不是为了供人消遣娱乐，而是要将人引向自由与救赎。如今随意的文字却太过轻松，既不神圣也不规范，更多的是平庸聒噪，只是一味地想要吸引市场关注，这一发现使得老一辈的评论家们的理想幻灭了。察觉到文学世界里“责任感文学”的逐步丧失，悲叹于这种文学面临着被西方众多空洞虚无的相对主义理论取而代之的威胁，俄罗斯人的抵制情绪十分激烈。在俄罗斯寻求其后共产主义的身份时，这场介于“日常生活派”（他们认为文学可以是日常的、琐碎的和令人愉悦的）与“卓越派”（他们认为所有称得上是俄罗斯文学的作品都应让读者有所触动）之间的奇特论争是值得关注的。

可想而知，“俄罗斯卓越派”的立场一如既往地遭到了中欧人的抵制与嘲讽。捷克人米兰·昆德拉与波兰人塔伏乌什·孔维茨基——两人都是坚定的厌俄派——曾在20世纪80年代就这方面大展辩才。俄国的苦难与我们有何相干？我们这些中欧的西方人为什么要在这一霸权国家的祭祀仪式前鞠躬（并认同其文风）？昆德拉在他1984年的那篇《中欧的悲剧》文章中，援引了卡齐米尔兹·布朗迪斯与安娜·阿赫玛托娃之间的一次对话，其中，阿赫玛托娃这位俄罗斯著名诗人严厉地驳斥了波兰作家布朗迪斯，认为他不该有抱怨，因为他还没有体验过牢狱岁月。对此，中欧人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只不过是俄罗斯人的矫揉造作与夸张的自怜罢了：这些俄罗斯人一路“牺牲”着拥有了世界史上最为辽阔疆域的帝国，却指望着我们中欧人因此而尊重他们。这一冲突便是这一地区“比较文学”（更确切地说，是比较苦难）的原初面貌。

以上便是我对这些后共产主义文化中比较文学研究争论现状的感受，我远距离地观察着这些文化并在课堂教学中讲授着这些文化（常常是关于其翻译的教学）。从这一角度出发，本届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报告中有两点引人注目：首先，这一地区在欧洲比较文学项目起始概念化的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竟是这么的小。1877年，雨果·梅尔兹·德·鲁米尼茨——如果比较文学领域有一个响当当的中欧人名字的话，那便非雨果·梅尔兹·德·鲁米尼茨莫属——在关于比较文学《当前任务》的文章中，“规定了文学研究的十门基础语言”。其中包括了冰岛语和荷兰语——却没有一门斯拉夫语言。如果从“哈布斯堡家族”来看，这份名单就更为奇怪了；毕竟，奥匈帝国包括了相当多的以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等语言为母语的人口。这些语言真的就那么不显眼、难以感知吗？

2003年12月，当报告的初稿在圣地亚哥美国语言学会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座谈会上公布时，大卫·丹穆若什回应了我的这一看法，他提示道，雨果·梅尔兹·德·鲁米尼茨之所以没有将俄语纳入他的语言名单，是因为在他看来，俄罗斯帝国政府的审查制度破坏了俄语文学的诚信度，因此，研究俄语文学将无异于与暴政合谋。听了这番话，我不禁想到，这又是一个多么可悲的政治埋没创造力的例子啊！因为事实恰恰相反：自由、安全和繁荣的文化产生出大量琐碎的、享乐主义的商业作品；而悲剧的、受困的和不自由的文化却产生出道德高尚的文学（至于这些文学作品能否在当地出版发行则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开始忆起了所有那些讲授中东地区文化的人都想要忘却的噩梦：例如，直到19世纪，语言学家还认为所有的斯拉夫语言，都只是一门基本语言（俄语）的不同方言，只不过字母系统规约不同而已；抑或是哈布斯堡王朝在统治克罗地亚北部地区期间，因为匈牙利语、奥地利语和意大利语等前皇朝语言的存在而无法拟定一门官方语言时，竟最终决定以拉丁文作为官方语言（看来在萨格勒布，克罗地亚语尚且称不上是一门备选语言）。如今这一极其丰富的斯拉夫语种又没有一门能列入比较文学的基本语言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非洲文化研究者、伊斯兰教徒、日本学学者以及那些研究古代世界文化的其他专家学者们所受到的伤害，这些古代文化直到近期才在小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欧洲版世界地图上消失。对于这些学科我抱有强烈的同情之心，它们每一步缓慢的进展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报告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俄罗斯与中欧文学理论在阐释“比较的思考方式”中起到的突出作用。打破可见性壁垒的不是语言自身，也不是其经典文学作品（卓著的可翻译的“俄罗斯小说巨著”除外），而是一系列手段、方法和基本原理（如“文学性”），这些不计单个作品细节、通过总结所有文学作品共性而设计出的一整套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使得文学作品可比、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在这方面，19世纪的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其作品刚被译出）和20世纪的维克托·日尔蒙斯基，同俄国形式主义者及布拉格结构主义者一样，是公认的领军人物。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结构主义因其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已构想出了巴黎在七八十年代赖以重新整合的思想而出名。其原因是一个有趣的文化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加林·蒂哈诺夫（生于保加利亚，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在他的一系列文章里，清楚地列出了以下几个原因：这些知识分子的居无定所及三语能力，在东西方的流放或自我流放，生于热爱文学的国度、却总是身处数种文化而不能融入任何一种。于是便有了中欧式思维的丰富的原动力：中欧人是世界性的、永无安宁的无家可归者，具有天然的翻译与凝聚能力。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比较文学学者对中欧地区的焦虑与苏源熙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报告中所列举的对欧美研究机构的焦虑相同？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就翻译地位的变化而言（伴随着文字媒体让位于视觉媒体、细读不再流行、英语日益成为国际通用语言，翻译的重要性正在降低），我们应该首先承认这主要是美国的问题，而我们则将成为其受益人。因为美国人经常面临着学习其他语言时先天不足、起步较晚或是不太自然的尴尬局面，而中东欧人（与其芬兰、丹麦和荷兰的同伴一样）却是伴随着三四门语言成长起来的。但后共产主义时代中东欧的比较文学领域是否也感受到了类似于我们的“相关性战争”、我们的文化研究以及后文化研究所带来的压力？答案当然为是，尽管其实际内容会有所不同（例如，俄罗斯的“文化学”便无关政治，富于哲学思辨，而传统意义上文化研究则具有党派性质，颇为激进）。性别问题仍将得到区别对待，这是由于南斯拉夫曾受到土耳其的影响而形成了基本文化差异，也是因为对在公共场所讨论“私人生活”的态度在整体上更为放松、更少受制于标准——性征、老龄化、残障、丑陋、凌乱的草坪或是不可能的姻亲，这些“私生活”话题变得很普通，不需要遮遮掩掩。同时，东欧也遭遇着网络一体化与谷歌化——有些地区太过偏远或贫穷，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图书馆或畅通的马路，以至于电子邮件和网络是当地居民的唯一联系方式，较之我们，他们更依赖于这些资源（共产主义政权倒台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内，比较文学系与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收到了大批来自偏远小镇的富有才气的年轻人的入学申请，这些小镇是如此的偏僻——在旧政权统治下，它们是被封闭和隔离的，竟不曾出现在任何地图之上）。

然而，在接近报告结尾处的一句话使我怔住了，这句颇带政治性的话便是“生活中大多数美好的事物都无效率可言”。对任何一个后共产主义的东欧人讲这句话，他们都会赞同：美国式做法成为我们这么多国家的艺术效仿的标准之后，其最糟糕的后果便是使我们快速行动起来，必须要完成我们所从事的研究项目。但艺术却本应使我们放慢脚步、不慌不忙进行思考的。因此，艺术被市场、速度、权力、消费主义、瞬间满足以及即时消耗等企业价值所同化，这是对艺术的亵渎、是一场灾难。使艺术适应商业生活的迅疾步伐及企业价值，以使其“相互关联”，便是失去了艺术之本意。

诚然，中东欧国家的人们没有谁会真正希望回到灾难性的虚假的共产主义市场，但同时他们也不相信艺术能扭转乾坤。不过，艺术必须为我们提供一些在这个商业时代我们能够赖以喘息的空间。所有艺术，就像每一次真正的比较实践，都需要做出长期的投入；艺术不会即刻生成，因为艺术代表着一种近似值，一种无法尽善尽美的翻译，一种永不止息的奋斗。企业或大众文化不鼓励追求——对前途未卜之事的追求。这里，在这个更为“低效的”想象领域，中东欧人不断抵制着西方模式的成功艺术（尽管他们对先锋艺术也有贡献）。麻木的商业主义迅速使人乏味，政治化、对抗性的艺术面临着万丈深渊，更有生命力的是那些充满思辨、感情饱满和富于幽默感的艺术交流模式。

因此，现执教于埃默里大学的俄罗斯裔文化哲学家米哈伊尔·爱泼斯坦最为雄辩地倡导应该以“身份政治”作为自由资产阶级大学语言文化院系的机构原则，进行一场全面的重新评估，他的倡导并非偶然。20世纪90年代后期，爱泼斯坦在他的几篇文章里介绍了“跨文化”的概念。他要求我们最终不仅要抛弃老一套的“可接受的”政治二元论（东方世界对西方世界），还应停止对那些大型汇聚性研究项目的追求，如文化杂交化和全球化。他建议我们重新思考多数与少数的真正含义。在西方，我们应抛开既有的无可非议的“少数”观念——黑人、女性、拉美裔、双性恋者等等——就像我们已不得不抛开政治二元论一样。我们应开始换着从“多样化的多数”的角度思考：以疾病、灵感、爱情、创造力、苦难、缺失及其他超越了个人身份的状态进行分类。爱泼斯坦认为，这是因为使我们汇聚的事物远比使我们分裂的事物要多。人们应像过去寻找冲突与抗争一样全身心地致力于寻找共同经历，并尝试以恰当的超越性范畴为之命名。如果说传统（现在已经过时）的人文学科发源于文艺复兴，“去人文学科”（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那么今天，凭借体系崩溃之后产生的冷静头脑，我们走向“超人文学科”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究竟什么是超人文学科？在近期（2004）一篇题为《未问的问题：巴赫金将如何作评》的文章中，爱泼斯坦谈论道，“人文学科创新中的后模式”（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依赖于其之前的事物，实际上是自我拆台的。此外，爱泼斯坦还同大部分的俄罗斯文化学家和许多中欧理论工作者一样认为，权力在任何授权行为中，均被过高评价为既是限定因素又是操纵者。通常权力的运用是弊大于利的。这里，作为权力的替代物，爱泼斯坦推荐了一个新范畴——“潜在可能性”。我认为爱泼斯坦所谓的“潜在可能性”将会是未来比较文学院系的核心。

但爱泼斯坦的“潜在可能性”究竟是指什么？是教学法和生理学影响深远的陈腐，促使爱泼斯坦写出了这些充满前瞻性奇思异想的文章。我们这些教授会中的成员在成为教学经验丰富、享有终身职位的教授时，已经年迈。回首研究过去，不仅令人感到此举理所当然，更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因为没有不断进步的科学，人文学科也就没有“突破性”的发明。过去值得信赖，可以溯本，此外，过去也在渴盼着公正评价（这对我们这一代尤为重要）。研究过去是去阐释它，使过去的初始问题或未决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历史将会重演，但这绝不是说历史细节会重复。同时，每一年我们招收的学生都越来越年轻，对他们而言，我们的真实经历都只是历史或传闻。只有他们经历的事实才会吸引他们的注意。这无论是从心理学还是生理学上来讲都很符合逻辑，这些年龄只是我们三分之一的人自然而然地对潜在的未来比对过去的错误更有兴趣。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长者（爱泼斯坦是其中之一）能为我们提供可轻松思考未来的道德范畴和创造性工具，使我们避免错误、融会贯通（在《未问的问题》中他用“交译”代替了翻译，文形代替了文本），又没有丝毫商业行话的迹象，也没有标志着宏大共产主义经历的狂热乌托邦腔调。

中东欧人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思维方式的丰富储备。他们见惯了种种丑陋行为，自命不凡的意识形态或某某主义在他们看来十分荒谬。他们（我们现在可将俄罗斯人纳入其中）早已习惯了丢失。对我们西方世界的胜利及抗议方式，他们看得很透，因而无动于衷。这种状态激励着他们对所有事物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姿态，而不是一味认同，所以他们能够赞同一种强大的“潜在可能性”。现在是我们开始向他们学习的时候了。

[注]哈布斯堡家族：欧洲历史上支系繁多的德意志封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