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写作老师教的首先不是写作，而是阅读。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忘却玛戈特讲起《包法利夫人》时带给我的震动。我在国内念的是中文系，习惯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作品，玛戈特在第一节研讨课时就开了玩笑："我们都是不愿意去图书馆翻文学理论的人，所以才聚到了这里。"接着，她问出一些我从没想过的问题，比如：所谓的包法利夫人其实有两位，在艾玛之前，有一位离世的包法利夫人，但是当我们读完书，这个第一任太太面目模糊，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记得。
"为什么福楼拜要写她？"玛戈特问我们。
她还举到另一个例子，《呼啸山庄》里，叙事者洛克伍德先生刚来到山庄做了两个梦，第二个梦才梦见了无法得到安息的女主角凯瑟琳，第一个梦我们读完都不记得梦的内容，所以，艾米莉·勃朗特为什么不直接写第二个梦呢？
这是批评家不会在乎的问题，但却是写作者最需要关心的问题，这关乎小说的合理性。举个通俗的例子，倘若我在小说里要写一位买彩票中了大奖的普通人，我不会写他第一次买彩票就中了头彩（虽然生活中这样的事情确实存在），我会写：他数十年来都过着不如意的生活，唯一带给他希望的时刻就是每周四晚吃完饭去街角买一张福利彩票券，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做了许多模糊而幸福的梦。然而，他除了中过两次二十块钱，颗粒无收，最后我再引到这个头彩。这样写，更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也不会让读者从一开始就质疑小说的设定。
作家工作坊里另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我不在乎你们写的故事是不是基于真实的故事，但是你们要写到让我相信。
正是这样，通过玛戈特的点播，我重读大师的作品时就宛如佩戴上一副新的眼镜——世界一下子变得清晰无比。就连重访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都能收获惊喜。我后来自己教课的时候问学生：为什么小姑娘擦亮火柴后看到的第一个幻想是烤鸭？学生都会说，因为她饥寒交迫，是的，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让小说逻辑真正顺畅的是童话开头的这句铺垫： "每个窗子里都透出灯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鸭的香味，因为这是平安夜。"看似一笔带过，却已经为之后超越现实的那一幕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所谓大师，都是笔下的每一处细节经得起检验和推敲的人。好的写作者，要学会检验和推敲这些细节。
说来别人或许不相信，我在艾奥瓦度过的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和玛戈特一起改小说。她不厌其烦地帮我一稿一稿看，任何细枝末节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发表在《格尔尼卡》杂志（Guernica）上的短篇《一个好人》（A Very Good Man）里，本来我写道，"在电视机坏掉的时候，父亲们就掰着两根天线，指向东，指向南，指向西，指向北，试试哪一个方向更吉利"。Margot把"东，南，西，北"一圈，建议改成"学校，医院，工厂，河流"。这个改动太漂亮了。本来该小说的一大问题，就是这个九十年代的中国场景在英语读者眼中太陌生，并因此显得模糊，玛戈特教会我寻找一切机会在语言层面营造切实的地域感。
这样的"魔法"手笔每次和玛戈特见面都会发生。再拿我的一篇刊发于《湾岸》（Gulf Coast）的小说《媒人》（The Matchmaker）举例，因为结局非常激烈，所以我必须给这个主人公搭好下到地狱的台阶。我改了好几次都觉得差了一口气，在我的倒数第二稿，玛戈特在我最后添加的一件主人公的往事上划了个圈，在小说的前半部做了个记号：
"你把这件事插到前面来，故事就通了！"玛戈特在纸面上点了一点。
我一看，是真的！我原先结尾部分的插叙显得目的性太强，很不自然，但是，把它往前挪，不仅掩盖了目的性，还让中段一部分主人公妻子的神秘性格得到了某种隐晦的解释。
玛戈特每次的修改建议最终还是会引我回到阅读，记得那周我们共读的一则短篇讲三位十多岁的少年在其中一人受了重伤之后，没有去到医院，而是去了一家快餐厅，导致这孩子伤重不治。玛戈特启发我说：作者肯定想引到这个"意外"结局，但是要怎么才能让这个意外显得真实可信呢？小说中设计了这辆车的车窗玻璃被山上的落石砸碎，又是寒冬，所以他们越开越冷，最后是那个受伤的少年说，他要找个地方暖暖身子。
"很多时候，我们的小说需要的就是打破这面车窗玻璃。"玛戈特告诉我。
在这样的点点滴滴之中，她教给了我太东西。作家能够进步，凭借的也就是这些点点滴滴。我很希望自己能把这一切都分享出来，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在她这本谈写作的名作《小说运转的秘密》（The Hidden Machinery）由后浪推出了，这是一本美国亚马逊上既叫好又叫座的写作宝典，也是让纽约文学圈的朋友在读了之后对我嫉妒不已的杰作。而今，我很高兴，国内的读者也可以跟随玛戈特上这一堂堂精彩纷呈的大师课。
本文为《小说运转的秘密》推荐序，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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