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精神Psychoanalysi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精神Psychoanalysi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作者：伊利·扎列茨基（Eli Zaretsky，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译者：陈荣钢

引用：Zaretsky, E. (2008),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Constellations, 15: 366-381.

《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已经问世一个多世纪，但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融入现代社会和文化历史的广泛研究并不久远。弗洛伊德的生平有着如此之大的魅力，以至于周遭的历史景观都笼罩在他的阴影中。直到他去世几十年后，历史景观才从他的阴影中走到曙光下。

将精神分析历史化的重大尝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在弗洛伊德的语境中，古典自由主义衰落，群众政治和大众文化兴起。这一年，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出版了《世纪末的维也纳：弗洛伊德、克里姆特、勋伯格和现代主义的诞生》（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始。我自己的著作《灵魂的秘密》（Secrets of the Soul）也是来自这个开端。

休斯克把精神分析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框架下，这样做没有错。精神分析在1899年闪亮登场，它以惊人的速度进入美式大众文化，在年轻人、时髦女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以及广告创作者和产业心理学家中引起了广泛的迷恋，也对“二战”后的福利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精神分析在乌托邦层面获得复兴，在第二次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历史中占据核心地位。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精神分析与20世纪文化之间联系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可以说，在精神分析中，我们遭遇了20世纪的文化精神，直到20世纪70年代。

因此，精神分析的历史定位问题可能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05年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存在相似之处。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喜欢把资本主义的心理和文化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事实，但是，韦伯和他的同时代人在面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时，则把心理和文化视为需要阐释的问题。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将资本主义的“形式”（尤其是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的“精神”（Geist）区分开来。他将现代经济秩序描述为一个意义的“巨大宇宙”（tremendous cosmos），从而把资本主义精神演变的关键时刻单拎出来。这个时刻，便是16世纪到17世纪新教改革的时刻，是诸如节俭、纪律和自我否定等资产阶级美德的起源。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关乎理性的、有条理的生活计划，致力于世俗的事务，这种“天职”（Beruf）的观念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沉淀至关重要，它源于对救赎的渴望。理性、有条不紊的自我组织一直是新兴商业和工业秩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它失去了宗教生活的支持。

当韦伯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先验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不再需要“精神”。他说，这种世俗的禁欲主义已经成功地改造了世界，从铁笼子里飞了出来。“胜利的资本主义”建立在“机械的基础上”。然而，自韦伯著述以来，其他人认为资本主义还是需要一种“精神”，它永远无法为自己辩护，比如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芙·夏皮罗（Eve Chiapello）的论述。

在本文中，我将在此基础上论证，精神分析带来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变化。我们将这种变化与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起来，也就是与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兴起联系起来——当韦伯写下他的名著时，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

为了提出这个论点，我将借鉴韦伯的另一个观点，一个几乎没有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出现的观点，即“魅力”（charisma，或译作“感召力”）的观点。韦伯认为，即使是像资本主义崛起这样巨大的社会转型也不能仅仅用客观因素来解释。它们无一例外地关乎魅力对意义的影响，这些个体通过新目标、新想法来激励他们的追随者。

这种对意义的重新定位既不反映也不导致客观的社会变化，而是社会变化的催化剂。魅力可能体现为个体和教派的热情，也可能在制度中被常规化，但无论如何，它都确保社会变革的愿景和合法性能够根植于个体的内在层面，而不必停留在利益或强制力的层面。韦伯认为，早期的加尔文主义者和清教徒有一种魅力，激发起至关重要的内部转变。没有这些转变资本主义就不会腾飞，或者至少会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出现。

因为魅力会影响家庭，所以魅力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尤为重要。韦伯认为，通常情况下，魅力面向日常而平凡的经济生活，因此也面向家庭。因此，耶稣和佛陀（早期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敦促他们的追随者离开家人，建立一个真正的精神共同体。相比之下，17世纪的清教徒“圣徒”将家庭重新定义为具有魅力意义的场所，使日常劳动神圣化，并赋予其“宗教—道德”特征。

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几个世纪里，当家庭还是经济发展引擎的时候，这种对魅力的重新定义培养了以家庭为基础的美德，比如节俭、勤奋和纪律。几个世纪后，卫理公会（Methodism，循道宗）的复兴和觉醒达到了该目的。卫理公会受到英国和美国产业工人阶级的拥护，它不仅是一种“麻醉剂”，而且还是一种“个人转变”的载体，鼓励人们保持清醒，重视家庭责任，从而促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家庭魅力的重新定位在社会经济转型中至关重要。

我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垂直整合、官僚组织公司的兴起、大众消费）也关乎工作和家庭魅力的重新定位，这种调整即使没有宗教改革那么强烈，也可以与之媲美。男人和女人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出于工具性或经济性的原因，而在20世纪，他们也没有为了市场而成为消费者。相反，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家庭和社区道德，放弃了自我否定和节俭的取向，转向我所谓“个人生活”（personal life）的新取向，进入了大众消费的、性化的（sexualized）“梦幻世界”。我将论证，精神分析是这种转变的“加尔文主义”。但是，加尔文主义将家庭中的世俗劳动神圣化，弗洛伊德则敦促他的追随者抛弃他们的“家庭”（幼年时期的古早形象），这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发展更真实的、更个人的关系。

我分四个部分来阐述这一论点，每一部分都集中分析历史的一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大规模生产的早期阶段，精神分析还像一个教派，以一种强烈的魅力表达了当时对“个人生活”的新渴望。第二个阶段包括战时时期（1919-1939），这时的精神分析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与新兴大众媒体（电影和广播）融为一体并被其传播。因此，这个阶段的精神分析催生了大众消费的乌托邦式个性意识形态。

第三个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精神分析被纳入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框架，用韦伯的话说，成为“这个世界的伦理理性计划”，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家庭生活提供我称之为“成熟伦理学”（maturity ethic）的东西。最后，在第四个阶段，大约从1965年到1974年，新左派和妇女运动向“成熟伦理学”和福利国家发起进攻，同时利用精神分析与许多新的潮流（如福柯的理论和解构主义），迎接后福特主义和基于网络的资本主义精神。半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经历了韦伯式的魅力、常规化和扩散的循环，尽管即使在它的衰退期，它也继续引发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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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首先引用博尔坦斯基和夏皮罗对19世纪资产阶级的描述：“他们拥有土地、工厂和女人，扎根于财产，痴迷于保存他们的商品，无休止地关心再生产、剥削和积累。因而，他们注定要深谋远虑，近乎痴迷地追求着生产本身。”由于大多数财产并不植根于土地，而仅仅是小规模财产，因此家庭成为小规模财产的中心。家庭也是这个控制体系的中心。家庭不仅组织日常生活，还组织着血统、继承和婚姻。父权和父权关系在商品和产业中得到复制，并处于公共生活的中心。韦伯这个市民阶层写道，清教的经济责任原本“就像一顶轻便的斗篷，可以随时扔到一边”，但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斗篷“变成了铁笼”。

当韦伯写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他认为，成功改造了世界的宗教禁欲主义已经从铁笼中飞了出来。他在自己的心理危机期间写下这本书，他从未放弃某种新鲜的禁欲主义，一种新的“向内”转向。

其实，韦伯对新教伦理的疲惫感以及他想要逃离铁笼的渴望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市场、铁路、轮船、大众报刊和大众讲座等新兴传播形式，再加上雇佣劳动的出现，都让“年轻人从当地社区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土地的奴役，扎根于家庭，从而逃离村庄、贫民区和传统的个体依赖形式。”正是在我们通常称之为“现代主义”（modernism）或“现代性”（modernity）的意识中，精神分析（韦伯渴望的新禁欲主义）获得了它的特殊地位。我相信，精神分析表达了摆脱19世纪资本主义精神的渴望。在《灵魂的秘密》中，我将这种渴望称为“个人生活”。

我所说的“个人生活”，是指在家庭、社会和社会分工中拥有与自己位置不同的身份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有“个人生活”的潜力是人类生活的普遍面向，但这不是我心中的意思。相反，我的意思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学基础上，“个人生活”指的是一种具有历史特征的单一性和内在性的经验。

从历史维度看，家庭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因此，个体的身份认同感植根于他或她在家庭中的位置。然而，从19世纪开始，有偿工作与家庭（身体和情感）的分离，亦即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催生了新形式的隐私、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

起初，这些都是与市场的非个体世界相对应的家庭经验。后来，它们与个人生活的潜力和目标联系在一起，这种个人生活与家庭截然不同，甚至与家庭无关。在20世纪初（也是精神分析学诞生之时），这一目标体现在“新女性”、“独立女性”、公开同性恋身份那里，也体现在年轻人从对商业的专注转向“性实验”、波西米亚和艺术现代主义的过程中。个人身份成为个人的一个问题和一个目标，而不是他们在家庭或社区中因其地位而赋予他们的东西。精神分析是一种个人生活新渴望的理论和实践，它最初的历史目的是陌生化（defamilialization），将个人从最初根植于家庭的无意识权威中解放出来。

精神分析是一种个人生活的理论和实践，这体现在无意识（unconscious）和性欲（sexuality，或译作“性征”）的标志性概念中，这两个概念在精神分析成型之初就存在。这都不是新概念，但弗洛伊德把全新的含义赋予了它们。

弗洛伊德用无意识阐明了新经验，也呼应了波德莱尔（Baudelaire）笔下的游荡者（Flâneur）形象。这样的人不再被父母、宗教、国籍乃至性别的社会关系定义。因此，1899年出版的《梦的解析》的主题是一个“沉睡的个体”，一个与现实社会世界完全分离的人。由于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所有的刺激都来自内部。个人的任何想法都不会被直接记录下来，无论这个想法最初产生于童年还是来自“白天的残影”（即日常印象）。相反，个人的想法会被溶解，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进行内部重组，从而赋予它独特的、偶然的意义。就这样，个体和周遭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概念。

传统的心理治疗师能够调动内部和外部的象征（symbols）。相比之下，在精神分析中，外部共同体和内部心理世界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没有同构性。共同体世界由集体象征组成，比如上帝，心理内部的能指（signifier）却是私人的。在学习阐释私人世界时，现代的男女们不可避免地与集体保持距离。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写道，精神分析让个人从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中“免于痛苦”，同时鼓励他们“更坚定地与他们的内心深处联系起来”。

精神分析对性欲的阐述方式也有调整，转向一个独特的、个人的、内在的心理世界。在博尔坦斯基和夏皮罗描述的19世纪世界中，性欲主要通过家庭关系来组织。精神分析出现在一个道德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人们纷纷摒弃了资产阶级以家庭为中心的道德。

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Trotsky）在流亡前一直暗中支持俄罗斯的精神分析；以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为代表的伦敦同性恋世界开创了家庭之外的性生活理念；新女性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表达了女性的希望，要超越“生活中的偶然关系，比如母亲、妻子、姐妹、女儿”，转而关心她所谓的“每个人灵魂的个性（individuality，或译作“个体性”）”。

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从强调“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的遗传图式开始，但很快就放弃了它。相反，他认为理解心理生活所必需的区别不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区别，而是性欲和压抑之间的区别。他将性别或对象选择与性区分开来，声称精神分析的前提是承认每个人“在行使爱的能力时都有一种特殊的个性”，并且这种“特殊个性”是性冲动的基础。尽管弗洛伊德使用了男性代词“他”，但精神分析对两性都有影响。早先关于女性角色的辩论主要围绕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是相同还是不同的问题，但精神分析赋予了一种新的认知，最主要的规范既不是相同也不是差异，而是个性。

因此，在精神分析早期，这门学科似乎编纂了一套“后维多利亚时代”的直觉，在那之前，这些直觉一直是艺术家、性少数、少数族裔和哲学家的专利。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一种魅力从洛杉矶延伸到俄罗斯（俄罗斯出版的弗洛伊德译本数量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而到了20年代，这种魅力延伸到印度、墨西哥、中国和日本。

精神分析对两性都有吸引力，甚至可以说，最大的读者是女性。精神分析的魅力被读者深刻地感知和体验。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的自传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阅读和讨论弗洛伊德的情感基调。斯蒂芬斯写道：“1911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首次向我们介绍了人的思想如何被无意识的压抑所扭曲。在梅布尔·道奇（Mabel Dodge）的格林威治村沙龙里，没有比关于弗洛伊德及其影响的谈话更温暖、更平静、更引人深思的了。”

最重要的是，在精神分析历史的第一阶段，精神分析指出了一条走出铁笼的道路，这种观点与精神分析将“性欲”置于心理学中心的做法有关。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性欲是“进入最非理性从而也是最真实生命内核的大门，任何理性的努力都永远无法触及。”

总而言之，即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全面、更系统、更综合，它也同时放松了经济上的邪恶，使两性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轻松，并增强了个人的主体性意识（即使最初主要是针对某些阶层）。作为一个有魅力的“教派”，精神分析以最直接、最个人的形式表达了新的主体性意识。弗洛伊德承认，精神分析的关键思想（比如本能和无意识）并不是它的原创。他写道，精神分析的与众不同之处不是它的思想内容，而是它坚持认为这些思想“触及每一个人，并迫使他（或她）对这些思想抱持某种态度”。正是因为精神分析将个体从社会的强制力和要求中解放出来，转向那些来自自我的强制力和要求，因此它在资本主义新精神的出现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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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谈谈精神分析史上的第二个时代，这个时代大约在1919年至1945年间。在这个时期，人们在著名的福特主义中遭遇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资本主义精神。这里的关键不再是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而是管理者。管理者领导着一个大型的、等级森严的、官僚化的公司或企业，经理往往是一名工程师，或者至少是与工程师密切合作的人，他们对科学规划和效率更感兴趣，目的是生产廉价的大众消费品，而不是眼前的短期利润。

大公司的崛起带来了与资本主义崛起相类似的变化。早些时候，生产力取决于生产劳动时间的增加，现在则取决于技术、新兴工作场所的组织形式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平民公立学校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作用不可或缺，研究型大学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即使在装配线上，在最初的科学管理浪潮之后，工人也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在20世纪之前，消费品的生产数量只够再生产劳动力，而现在的目标是扩大消费，而不是限制消费。

伴随这些变化的是一场以精神分析为核心的心理学革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精神分析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纳粹主义崛起的阴影下发展，它摆脱了早期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精神分析成为一种关于侵略、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和抵抗的理论。

然而，精神分析与大公司的时代有一种亲和力，就像加尔文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样。这种亲和力的基础在于，精神分析构成了对加尔文主义的内在批判。在这个时期，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的旧精神）不仅已经过时，而且已经失灵。

我们回顾一下，在韦伯的描述中，加尔文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做出了三项贡献。首先，它促成了后者的禁欲主义精神。韦伯推断，所谓“自然”，就是就是为了满足需求而工作。资本主义颠覆了这种关系，它延迟需求的满足，以增加资本。加尔文主义有助于证明这种反转的合理性。加尔文主义的宗教根源也解释了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层属性——强迫性。如果男人和女人要坚持从事不令人满意的繁重职业，他们就必须相信他们被某种超然的、深不可测的权威召唤着，也就是“上帝”。最后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对于释放韦伯所谓的“获取性本能”（acquisitive instinct）至关重要。

首先，精神分析是对加尔文主义的内在批判，这种做法有助于将资本主义新精神具体化。精神分析把本能生活的普遍性揭示出来，包括口欲、肛欲、露淫癖、自恋、阳具崇拜、观看的性快感、虐待狂、受虐狂，这样既限定了禁欲主义，也让禁欲主义复杂化。第二，与韦伯描述的强迫性和不可抗拒的精神相比，精神分析让人们关心一个新问题——多少压抑是必要的，多少是不必要的？第三点也许最重要。精神分析不仅解放了“获取性”，而且解放了普遍的“攻击性本能”，将其从超我（superego）中救赎出来，也就是说，从道德的虚伪中救赎出来。因此，加尔文主义激发了一个恶性循环，每一次道德努力都会产生更深的不足感，从而产生攻击性和进一步的道德努力。精神分析从根本上试图打破这个循环。

这三个转变有助于解释精神分析在大公司成为主导经济形式的时代为何具有大众吸引力。20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被媒体化了。它的强烈魅力被投射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强大新媒体中，并帮助其转型，如广播、新闻摄影和电影。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反思了精神分析的作用，他写道，精神分析提供了“一个以性欲为基础的、高贵的‘野人’新神话”。小说家韦斯特（Nathaniel West）把弗洛伊德称作“现代布尔芬奇”（“modern Bulfinch”），意思是他写了这个时代的寓言。

精神分析的大规模传播同时使新的心理学思维方式民主化和平民化。“弗洛伊德主义”越来越成为一般心理学思维的术语，它不仅反映而且帮助构建起一个新的对象——个人经验。“口交”、“肛交”、“阴茎”、“阳具”、“无意识”、“心理”、“驱力”、“冲突”、“神经症”、“癔病”、“恋父情结”、“理想自我”、“自恋”、“抑制”、“自我”、“本我”和“超我”等等词汇被引入英语，并且被深刻地重新定义。精神分析对其他语言的影响也能列出类似的清单。精神分析总是鼓励人们把他们所经历的大部分事情看作他们自己内部产生的东西，从而促进了内部发展的过程，这成为“进步”的唯一可靠基础。

因此，精神分析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因为它与新教伦理有着密切的、甚至是隐秘的联系，而且从广义上说，它建立在新的群众基础之上，即个人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对与新资本主义精神相关的个人生活做出了三项贡献。首先，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自治（autonomy，或译作“自主权”）概念。早期的自治概念并不具有个体意义。例如，对于康德来说，自治意味着行使理性，以发现普遍有效的道德律的自由。相比之下，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自治意味着个体探索“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自由。

这种转变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在大公司时代，每个人都害怕从众，这种恐惧在卓别林（Charles Chaplin）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6）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 ）等标志性作品中都有体现。这种话语的普遍性表明了，人们尊重个体自治而非道德自治的新理想。

此外，精神分析帮助个体重新定位到一种全新的、更个性化的家庭生活理想，其中包括男女之间更高层次的亲密关系，包括性的亲密关系。有些人把这称为“新的异性恋”。这一变化也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有关。由于家庭完全失去了早期的职能，不再是基于财产所有权的生产单位，因此精神分析为家庭注入了新的意义，成为个人生活的舞台。个体不再觉得是财产和等级制度整体系统的一部分，精神分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感觉，根据这种感觉，个性植根于一个人的童年，并在婚姻和父母身份中表现出来。因此，精神分析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一次转变，它最初是一个陌生化的媒介，如今开始获得一个“再熟悉化”（refamilializing）的角色。

最后，精神分析为一种新的身份感铺平道路，这种身份感最终植根于个人生活的经验之中，它使旧的社会阶层话题变得过时。这并不是说精神分析没有影响到生产劳动的心理学，直接影响到“人际关系”等领域，并间接影响到生产劳动。然而，精神分析最强烈的影响体现在经济之外的生活中。精神分析的前提是把个人看作无穷无尽的欲望，而不是欲望的满足。因此，在一个不断谋求消费扩张的时代，精神分析必不可少。就这样，精神分析革新了广告业，从解决可感知的需求转向解决无意识的愿望。也因此，精神分析改变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从一种生产模式转变为一种分配和消费的模式。

总结一下我对这一阶段精神分析的描述。韦伯把加尔文主义从其他所有宗教改革的教派和教会中单拎出来，因为只有加尔文主义支撑着韦伯所谓的“深层精神隔离”。在提到宿命时，韦伯写道：“对于宗教改革时代的人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永恒救赎，是他不得不独自行走的道路，以迎接永恒的宿命。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帮助他。”精神分析的核心再现了这种精神上的孑然独立。与加尔文主义一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精神分析只有一件重要的事——不是世俗的成功，不是感官的满足，不是“自尊”，而是一个人的灵魂状态。这使精神分析在当时的文化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对加尔文主义的内在批判，精神分析颠覆了传统的、基于宗教的假设，这些假设与家庭生活、性欲和职业道德有关。正如17世纪的资本主义依赖于家庭生活的神圣化，正如19世纪的工业化依赖一种新的工作纪律一样，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也依赖类似的主体性转变载体。精神分析是这些载体中最有效的一种，它触发了内在的、具有魅力的动机，最终将家庭从一个受传统约束和以生产为导向的单位转变为表达个性的载体。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精神分析史上的第三个时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60年代之间的岁月。

3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写精神分析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现在我想换个角度，描述资本主义对精神分析的影响。从一开始，精神分析就被分为两种冲动。一方面，精神分析被吸收到20世纪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主流机构中，比如研究型大学和“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的职业；另一方面，精神分析被推向一种“宗派主义”（sectarianism），也就是希望守护以弗洛伊德为中心、原型加尔文主义、最终也许是摩西主义的核心。

这两种冲动都有危险。吸收会破坏精神分析的独特特征，宗派主义会保留它的身份，但代价是使它处于边缘地位。直到20世纪30年代，精神分析一直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然而，从30年代开始，精神分析在欧洲大陆被摧毁，它的遗民逃到了英国和美国，平衡的天平便发生了倾斜。用韦伯的话说，精神分析与社会服务行业、医学和福利国家等正常化机构（normalizing agencies）产生着紧密的联系。

这第三个阶段的根源在于罗斯福新政（New Deal）和法国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在这一时期，与“母亲”的关系开始主导分析理论。“自我”、“性欲”和“个体”让位于“对象”、“母亲”和“群体”。分析师们发展出一种新的“关系”观点，认为自我负有伦理责任。与其说伦理责任遵守普遍的道德规范，不如说是履行对特定他人的具体义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英国，旧的“元心理学”（本我、自我、超我）崩溃了。在这场可怕战争的冲击下，元心理学被临床和理论上对依恋、损失和悲痛的关注所取代。

战后，精神分析成为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也就是大规模、有组织、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在1945年至1975年间的繁荣发展。这种本质上保守的精神分析被送回欧洲大陆，或多或少是“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一部分。

就像早期的加尔文教派栽培了16世纪的殖民地探险队、学校和镇政府以及慈善基金会的人员一样，精神分析在福利国家的时代也被制度化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外科医生办公室下令向军队中的每一位医生教授精神分析的基本原理。当医生无法满足治疗需求时，新成立的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科社会工作专业就填补了缺口。战后精神病学通过转向精神分析而摆脱了自身的监管形象。身为医院的部门主管，分析师改变了咨询、检测、福利、教育、人事和法律，尤其产生了青少年、家庭关系以及犯罪学的新分支。宗教成为心理咨询的中心。学校发生了变化。医学本身从对特定疾病的狭隘治疗转向对疾病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方面的管理。

精神分析塑造了那个时期由公司组织的福利国家核心思想。自由根植于私人领域，这种观念贯穿于这一时期许多重要著作。例如，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的《极端情况下的个人和集体行为》（Individual and Mass Behavior in Extreme Situations）认为，第一批纳粹集中营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为守卫不会退让。同样，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将极权主义对私人领域的入侵与单纯的暴政区分开来。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的《奴隶制》（Slavery）则将奴隶私人空间（例如花园）的缺失描述为美国种族主义的祸根。

但精神分析对私人领域的强调也转化为对公共领域“成熟”（maturity）的新概念。因此，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敦促罗斯福不要“歇斯底里”地回答反战抗议，而是以精神分析学家为榜样，通过拒绝回应他们来“去证实”反对者的神经质。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认为，如果美国保持坚定、不冲动，那么苏联就会瓦解于它自己内部的偏执狂倾向。“成熟”并不限于男人。在1956年的电影《一袭灰衣万缕情》（Man with the Grey Flannel Suit）中，女主角接纳了丈夫在战争中的私生子，从而象征着美国战后对意大利的责任。

这些例子表明，精神分析代表着一种新的“责任”和“成人”伦理，据说这与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日渐成熟的角色有关，但也匹配了当时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创造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大众消费社会。用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话说，一个成熟的人能“容忍差异”，“谨慎而有条理地评价他人，做公正的判断，谨慎地行动，有信仰，会愤慨”。

因此，战后的精神分析体现了吸收（制度化）和边缘化（宗派主义）的辩证关系。通过对私人生活的强调，精神分析成为冷战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成为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正常化项目的组成部分——即使这一时期的精神分析成为恐同症、厌女症和保守主义的源头，它仍然保留了对个体自治的关注。精神分析挑战了将同性恋定义为犯罪的做法，却将同性恋重新定义为一种“疾病”，加剧了罪恶感，也没法缓解恐惧。此外，精神分析在理论上认可女性的性行为，但在实践中却把“女性气质”、“母亲”和“阴道高潮”当作反对女性的武器。

精神分析声称“高于”政治的制高点，它与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CIA）积极合作，为冷战提供支持。尽管亚历山大·米切尔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等分析师和丸山真男（Masao Murayama）等受分析影响的政治理论家试图利用精神分析来理解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但没有用同样的方法分析美国的民族主义和冷战偏执狂。精神分析不仅没有为此类目标提供帮助，反而促进了德国和日本的冷战秩序，并明确宽恕了麦卡锡主义。

然而，即使精神分析被吸收到冷战时期的福利国家中，它仍然保留了与魅力和反制度的联系，部分是通过“与开国元勋密切联系的光环”，部分是通过它与艺术和宗教的关系，但尤其是通过与性爱的关联，“进入最非理性的生活核心，从而进入生活的真正核心”。20世纪50年代，分析师利用这些关联将异性恋家庭重新神圣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分析师们调用了他们始终无法控制的“魅力”。到了60年代，源于精神分析的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反对遵从道德律）热潮超越了异性恋家庭和福利国家的界限。在魅力的推动下，精神分析成为个人生活日益理性化的中心。

4

新的科学理论、治疗方法和民间心理学的出现，挑战了精神分析对自我反思的关切。新左派和妇女运动拒绝“成熟伦理学”，也有效地破坏了精神分析的制度魅力。这些都在意料之中。针对60年代出现的“后精神分析”世界，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篇论文，但在这篇论文中还有最后一点要说明——对精神分析的攻击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进一步变异。

1965年至1975年这段时期，人们见证了福特主义的终结，也见证了一种新的“后福特主义”精神的出现——去中心化、以服务为导向、以网络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就像大规模生产本身的兴起一样，后福特主义也带来了家庭性质的变化，包括向双职工家庭的转变，已婚妇女和母亲工作的合法化，以及“非典型”家庭生活形式污名化的结束（特别是同性恋）。

因为精神分析在战后家庭制度中是如此不可或缺，而且因为任何新制度都必须纳入对个人生活的新见解，所以在精神分析得到正面阐述之前，后福特主义文化不可能出现。在任何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对精神分析的拒绝都无法与20世纪早期对精神分析的接受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在向双职工家庭过渡之前，由分析师定义个人生活意义的权威必须结束。新左派和早期妇女运动充当了这场大结局的“先头部队”。

新左派对弗洛伊德的兴趣源于他对企业激励制度的批判。新左派拒绝所谓的“战争—福利国家”（“warfare-welfare state”），也拒绝福特主义的“高贵的野蛮人神话”（内部心理生活可以与一个人的社会文化身份截然不同）。精神分析开始挑战古典精神分析所依赖的私人（内在心理）和公共（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划分，并转向诺曼·布朗（Norman O. Brown）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他们将神秘主义者、艺术家和同性恋者（也就是那些传统家庭之外的人）描述为社会变革的先锋。这些都是对弗洛伊德进行新的、乌托邦式解读的社会基础。

其实，一直存在两个弗洛伊德，一个是保守的制度化实用主义者，另一个是乌托邦革命者。到了1968年，改革弗洛伊德、超越弗洛伊德、使弗洛伊德历史化或回归弗洛伊德的呼声，在以医学为导向的分析师们的耳朵里都听不见了。就像宗教史一样，人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成为反传统主义者，深入自我，寻求更深层、更真实的真理，另一种是向外谋求改革的道德和集体行动。早期的新左派走的是反传统路线，他们追求另类的生活方式、毒品、音乐、性行为和神圣化的社区或公社。然而，从1968年左右开始，随着新左派和早期妇女运动在社会、政治和人际关系方面重新定义那些对弗洛伊德来说是内心和家庭的问题（性行为、性别、身份），向外改革的道德和集体行动战胜了反传统主义。

精神分析在三个时刻面对着尖锐的挑战。首先，精神分析声称要研究“持久的、独特的个体人格”，而一系列新的“关系”或“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理论和实践则坚持认为，这种东西从来就不存在。精神分析对个体的关注导致了对疯狂、偏执和女性的污名化，但在60年代，污名化被重新理解为一种标签。此外，“关系革命”坚持认为，心理治疗应该包括“开放的”、具有社会意识的个体之间的真实交流，而不是让个体服从于一个所谓的匿名权威。新的“关系”理论除了具有有益的政治和治疗意义外，还有助于为一个开放的、不确定的、变化的网络、块茎的（rhizomorphic）环境和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ed）流动的世界铺平道路。个人内心生活的观念被摒弃，转而强调灵活性、社会性和对差异的敏感性。

第二，精神分析学家对自恋持批判态度。继弗洛伊德之后，自恋被视为不成熟的、依赖他人意见的标志。这种批判有助于证明“分析师永远正确”的立场，而在晚期福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自恋经常拿来和自治进行对比。相比之下，60年代的思想家和社会运动接受了一种新的“表现力文化”。在精神分析领域，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蔑视弗洛伊德对自恋的批判，指责分析师总说“勇敢地面对真相”和“健康而成熟的道德”，并认为自恋已经取代性欲成为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在治疗中，对自恋的体认也有助于促进向后工业社会“密集人际环境”的转变，这种环境产生的是关系（“网络”）而不是事物，在这种环境中，形象、个性和人际交往技能具有最高的商业价值，而不是自治和知识。

第三，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家庭革命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顶峰。斯波克（Benjamin Spock）在20世纪40年代停止了精神分析实践，因为他对一位“强烈的女权主义”病人感到不安，她“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激烈地反对着每一项解释”。在斯波克刚接触病人的时候，家庭制度仍然假定有一个全职母亲。然而，到了60年代，传统家庭背景之外的生活（例如单身人士和双职工家庭的生活）已经变得很普遍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纽约的分析师告诉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二十年来，他一再发现自己“不得不将弗洛伊德的女性理论叠加在我病人的精神生活上”，而他不再愿意这样做。他为一位女性治疗了两年，以解决“她真正的问题”——对她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不满足于只做一名家庭主妇：“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教课。我不能把这位家庭主妇梦境中的强大渴望用’阴茎嫉妒’来解释。我告诉她：’我不能分析这个梦，但你必须做些什么。’”

第二波女权主义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内部理论转化为社会压迫理论。随着妇女运动带来女性意识的提升，官方不再鼓励“个人化的阐释”。心理分析中被禁止、被搁置的东西成为特权。恋母情结被重新阐释为一种“权力心理学”。“阴茎嫉妒”实际上成了“权力嫉妒”的同义词。

总的来说，上述三点变化可以被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加尔文主义或“精神分析”推动的新兴后福特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我们把韦伯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精神与20世纪最后三十年出现的新资本主义精神进行对比，我们可以认为，精神分析让禁欲主义变成了消费主义，强迫性变成了灵活性，虚伪变成了自恋。

让我总结一下。我认为，精神分析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加尔文主义。我的意思是，它让个体有机会将个体意义赋予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如果没有它，这种变革将仅仅是实用主义的、社会学的或经济的产物。在弗洛伊德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试图发展一种新的历史观，强调深刻剧变的作用，对传统、性格和文化产生持久的影响。精神分析就是这样一个时刻。用韦伯的话来说，历史“改变了轨道”。在我看来，现在理解精神分析那一刻的长期影响还为时过早。就像加尔文主义一样，它可能预示着一种更高形式的社会组织，或者另一方面，它可能预示着越来越多的反律法主义，在这种主义中，共同利益的观念永远遥不可及。

不管怎样，我希望这篇论文阐明了精神分析史上最显着的特征，也就是它的自我悖论特征。几乎从一开始，精神分析就被认为是人类解放的强大力量，最终却变成了一种退化的“伪科学”，生存地位岌岌可危。我们意识到，精神分析一方面表达了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批判性解放愿望，而另一方面，这些愿望在经第二次工业革命修正后的资本主义精神中得到了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