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尼采 著
陈涛 周辉荣 译 刘北成 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序
"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歌德的这句话，正像是他山之玉(ceterum censeo),完全可以立于我关于历史有无价值的思考的前沿。我将说明为什么不能"加快"行动的教训、松懈了行动之缰的知识，为什么历史作为昂贵而多余 的知识奢侈品，事实上是必须——用歌德的话来说——"痛恨"的。因为我们仍处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中，而多余品乃是必需品之敌。我们的确需要历史，但我 们的需求完全不同于那些知识花园中的疲乏的闲人。不管他们会如何高傲地鄙视我们粗鄙平淡的需求，情况都是如此。换言之，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而不 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便宜之计，或是为一种自私的生活和一种怯懦或卑鄙的行动开脱。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但若超出 某一定点去评价历史研究，就会使生活受到残害和贬损。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显著的症结已经要求我们必须用实际经验进行检验，尽管这样做是很艰难的。
我已经试着描述一种经常困扰我的感情。我将它公开，以向它发泄。这也许会使得有人向我揭示他也有这种感情，并告诉我，我对这种感情还感受得不够纯 粹，不够根本，也就没能用对实际经验的充分肯定来将它表达出来。少数人也许会这么说，但大多数人会告诉我这是一种墮落的、反常的、可怕的和完全非法的感 情，并告诉我，我表现出自己不配于那场在最近的两代德国人中尤为强劲的伟大运动。
我将不惜任何代价而冒险描述我的感情。这么做完全出于礼节，因为我将给予充分的机会对这样一个"运动"加以称赞。而我自己将得到一个比礼节更有价值的好处——通过我的批评，达到一个关于我们时代的正确观点。
这些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正试图将确实让我们这个时代引以为荣的东西——其历史文化——描绘为我们这一时代的错误和缺陷。这是因为我相 信，我们都正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但即使它是一种美德，歌德的断言也可能是对的，即，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时， 也不自觉地发展了我们的错误。而很显然，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能毁灭一个民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忍不住要发言，但我首先要解除我的顾虑，为此我承 认产生那些令人困扰的感情的体验大都是来自我自身一来自其他来源的都只是为了比较起见；承认我之所以只感受到这样的"不合时宜"的体验，是因为我更像是古 老时代比如希腊时代的孩子，而不像是这个时代的儿童。鉴于我的职业是一个古典学者，我必须承认这些。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不合时宜"，古典学术对我们的时 代还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虽然它与我们的时代相背，但我们仍可希望，为了未来某一时代的利益，它对我们的时代仍有影响。
一
想想在那边吃草的那些牲口：它们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 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人们在看到它们时，无不遗憾，因为即使是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也对兽类的幸福感到嫉妒。他只是希望能像兽类一样毫无厌 烦和痛苦地生活。但这全都是徒劳，因为他不会和兽类交换位置。他也许会问那动物："为什么你只是看着我，而不同我谈谈你的幸福呢？"那动物想回答说："因 为我总是忘了我要说什么。"可它就连这句回答也忘了，因此就沉默不语，只留下人独自迷惑不已。
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真是奇怪：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一时 刻，前后两渺茫的那一时刻，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的一个时刻的平静。书页不断从时间之书上掉下来，飘忽远去——可它突然又飘回人的怀中，于是他说： "我记得……"然后就嫉妒那兽类。兽类总是立刻忘记，并看着每一时刻真正逝去，沉入到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消失。曽类是非历史地活着的。因为它"进人"到 现在，就像一个数字一样，不留下任何引人好奇的剩余。它不会隐藏，它不掩盖任何东西；在毎一个时刻，它看起来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也就不可能不诚实。但人总 是在抵抗着伟大而又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那重负压着他，压弯了他的双肩。他背负着一个他有理由抛弃的、黑暗而看不见的包袱去旅行，他非常高兴地在与同伴 的谈话中抛弃了它——以激起他们的嫉妒。就像想到一个失去的天堂一样，看到一群牲口在吃草，或者近一点，看到一个还没有什么过去可抛弃的小孩在过去与未来 之墙之间，在盲目的幸福中玩耍着，这让他伤感。然而他的玩耍必被打断，他很快就会从他小小的遗忘之国中被召唤出来。然后他就学会了解"很久很久以前"这句 话。这个"芝麻开门"的咒语给人类带来了战争、痛苦和疲惫，并提醒人们他们生存的真实状态——一个从未变成现在时的未完成时。当死亡最终带来了久盼的遗忘 时，它也将生命和存在一同消灭了。而且它在这样一种知识上打上了封印，即认为"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 存活的事物。
如果幸福和对新幸福的追求使得生存意志在任何意义上都保持生命力，那也许就没有什么哲学比犬儒学派(Cynic)的哲学含有更多的真理了。因为兽 类的幸福，就如同犬儒学派的幸福一样，是犬儒学派的真理的明证。最微小的快乐，只要它是连续不断并令人幸福的，就会远胜于哪怕更为强烈的快乐。那强烈的快 乐出现于一个片段、一阵狂想以及一个在无聊、欲求和贫困之间的疯狂间歇之中。但不管是最微小的幸福还是最强烈的幸福，它总有一样东西是让它成为幸福的：那 就是遗忘力，或者用更学术性的话来说，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非历史"的能力。一个人，若是不能在此刻的门槛之上将自己遗忘并忘记过去，不能像个胜利女神一 样立于一个单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和眩晕，他就永远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更糟的是，他也永远不会使别人快乐。最极端的例子是那种没有一点遗忘力、注定在各处都 看到"演变"的人。这样的人不再相信自己或相信自身的存在。他看到所有事物都在永恒不断地飞逝，并在演变之川中迷失了他自己。最后，就像赫拉克利特那个有 逻辑头脑的信徒一样，他连手指头都不敢举一下了。遗忘也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性，就好像每个有机体的生命并不只是和光明相连，同样也同黑暗相连一样。一个人 若想去历史地感受每一事物，那他就如同一个强迫自己不睡觉的人，或是一头必须不停反刍才能生存的动物一样。因此，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动物就 是这样。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或者把我的结论说得更好一点，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 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
如果不想让对过去的回忆成为当代的掘墓人，就要确定上述这一程度和回忆的限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 力"(plastic power)有多么巨大。我是指那种明确地改变自身的力量，那种将过去的、陌生的东西与身边的、现在的东西融为一体的力量，那种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 破碎模型的力量。有些人的这种力量是如此之弱，以至于单单一件痛苦的经历、稍稍一点轻微的疼痛，常常是一桩小小的不平之事，就会如毒刀一划，撕裂了他们的 灵魂。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因最大的不幸，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恶行而感到丝毫伤痛，以至于在这些不幸和恶行之中——至少是在它们之后不久，处之泰然，问 心无愧。一个人的内在天性之根越深，他就能越好地吸收过去。而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天性却会因缺乏对历史感的限制而生长过快而有害。无论过去与自身多么不相 容，这种天性都会将过去同化和消化，并把它转变为活力。这样的一种天性会忘掉它所不能征服的东西。它的眼界完全封闭，又没有什么东西来提醒它在另一边仍有 人类、激情、理论和目标。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一个生命，它只有在一定范围之内才能健康、强壮和多产，如果它不能给自己划出一个范围，或是太自私了而不能 为他人的见解放弃自己的见解，它就会夭折。快乐、良心、对未来的信心、愉快的行为——所有这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有赖于一条将可见清晰的东 西与模糊阴暗的东西区分开来的界线而存在。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这 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人的历史知识和感觉范围也许都很有限，他的视野如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一样窄，他的判断不准确，他的经验被错误地认为是新颖的，然 而尽管有所有这些不确和错误，他仍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健康和活力向前站着，让所有看到他的人感到高兴。然而另一个远具有更强判断力、更多学识的人，与前者相 比，却会失败。因为他视野的界线在不断更改，而且他无法为了一种意志或欲望的正当行动而从他那精致的真理与正义之网中挣脱出来。我们看到兽类，它们绝对是 "非历史"的，并有着最窄的视野，但它们却有着某种幸福，并至少是毫无造作和倦怠地生活着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 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因为它为每一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非历史的感觉就像是周围的空气，这空气可以独自创造生命，而且如 果空气消失，生命自身也将消失。的确，人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首先在其思考、比较、区分和结论之中压抑了非历史的因素，并以凭借古为今用的能力让一种清晰 而突然的光亮射穿这些迷雾。然而过量的历史又使他再次衰退，没有了非历史的面纱，他再也没有勇气开始。如果人不是被笼罩在非历史的尘雾之中，他又能做得了 什么呢？或者，抛开这些比喻，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想象有一个男子被一种激情——不管是为了一个女子还是一条理论——所左右和驱使。他的世界大大改变了， 他对他身后的每件事物都视而不见，尽管他对它们的颜色、光泽和音乐从未如此亲近地感受过，而且他似乎是用五种感官同时来把握它们，但新的声音还是被蒙住了 而毫无意义。他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变得更糟糕了，还有很多东西是他无法再作出价值判断的，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它们。他感到迷惑，那些陌生的词语和观点已玩弄 了他这么久，以至于他的回忆只是不停地绕着一个圈跑，但又太虚弱、太疲倦，而一步也迈不出去。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无法防御的，它狭隘，对过去不存感激，对危 险视而不见，对警告充耳不闻，成为黑夜与遗忘的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涡。然而这种彻头彻尾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状况不仅仅是世上不公正的行为的摇篮， 也是每一个公正和可以被认为公正的行为的摇篮。艺术家作画，将军打胜仗，民族获得自由，无不是在极其"非历史的"状态下奋斗过、企盼过。如果一位行动者， 用歌德的话来说，没有良心，他也就没有知识。他忘记大多数事情，以做成一件事。对于被他甩在身后的事物来说，他是不公正的。他只认识到一项法则——未来事 物的法则。因此他无限热爱他的工作，超过了那工作所应该被爱的程度。而最好的作品就在如此一种热爱的迷狂中产生，以至于不管它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有多么 大，它们肯定是不值得他那么热爱的。
如果有谁能使这种每一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其中的非历史空气消散，并且此后还能呼吸，他也许就能达到一种"超历史的"意识立场，尼布尔 (Niebuhr）曾将它描述为历史研究的可能结果。"历史，"他说，"如果详尽地研究，就会有益于这样一个目的：人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自己所持的并逼迫 别人也应该采取的看待事物的那些方式的偶然性。——这里我说的是逼迫，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方式的意识异常强烈。——而这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灵魂没 有意识到的。任何人，如果不能在其不同应用中把握住这一观念，他就会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灵魂，后者能够读到特定方式中的更深感情。"这样的一个立场可以被 称为是"超历史的"，因为处于这种立
*尼布尔，德意志历史学家(1776—1831)。——译者注
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因为他将会认识到，在行动者的灵魂之中，作为每个行动发生的条件而存在着的盲目与不公。从 此，他将不再把历史看得太严肃，并学会回答如何生活和为何生活的问题——对所有环境的所有人，无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无论1世纪还是19世纪，都有这个 问题。任何人，只要问问他的朋友，是否愿将过去10年或20年重过一次，他就会很容易看到，他的朋友中谁是生而为"非历史的立场"。他们都会回答说不愿 意，但会为他们的回答给出不同的理由。有些人会说，能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将来20年会更美。他们就是被大卫•休谟用讽刺的语气提到的那些人：
希望从生活的残渣中求取，
第一轮轻快的奔跑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我们将称他们为"历史的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山 峰背后。他们相信，存在的意义将在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清晰。他们回首过去，只是为了了解现在，并刺激他们对将来的渴求。他们不知道，尽管他们完全生活在历 史中，他们的历史教育并非服务于纯粹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仍是多么的非历史。
我们已听到了那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但它还有另一个回答：也是"不"，但理由不同。这是那些不认为进化中有拯救的、"超历史的"人所回答的"不"。对于他们而言，世界在每一刻都是完整的，实现了其目标的。将来10年怎么会教给我们过去10年所没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呢？
这教训的目的是幸福还是听从，是美德还是惩罚，这些超历史的人们都没有达成一致。但在反对只用历史的方式来看待过去时，他们都认为过去和现在合而 为一，万变不离其宗。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包含着各种永存不朽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类型的画面。正如几百种不同的语言都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不变的和基本的需 求，因而了解这些需求的人不能从不同语言中学到什么新东西一样，"超历史的"哲学家也是从内心来看待民族和个人的历史。他对象形文字的原意有着一种神圣的 洞察力，而且甚至逐渐对不断在他面前展开的那些字母都要感到厌倦了。无尽的事件匆匆而过，怎么会不带来腻烦、过饱和厌恶呢？因此，我们之中最大胆的人也许 会最终准备发自内心地和吉亚科默•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一起说："没有什么活着的东西值得汝痛苦，而世界不值一叹。我们的存在只是痛苦和厌倦，而世界只是泥土一别无他物。平静些吧。"
*莱奥帕尔迪，意大利诗人、学者(1798—1837)。——译者注
但我们将不理睬这些超历史的人们的厌恶和智慧。我们更希望今天在我们的愚昧之中是过得愉快的。并且我们作为向前迈进而又尊重世界历程的积极的人， 享受一种快乐的生活。我们对历史的评价也许只是一个西方的偏见，但让我们至少在这个偏见里前行几步，而不是静静地站在原地。只要我们能更好地学会将历史作 为研究生活的一种方式！只要我们确信比超历史的人有着更多的生活，我们将乐于承认他们有着更高的智慧。因为那样的话，在生活面前，我们的愚昧比他们的智慧 有着一个更为伟大的前途。为了把生活与智慧之间的对抗说得更明白些，下面我像通常那样，作一个简短的小结。
一个被完全理解了并被归纳成一种知识的历史现象，对于知道它的那个人来说，是死的。因为他已发现了它的疯狂、它的不公、它的盲目热情，尤其是作为 它力量源泉的鄙俗和黑暗的历史视野。对于已认识到这种力量的人来说，它已经苍白无力了，而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人来说，也许还没有变得苍白无力。
历史若被看成是一种纯知识，并被允许来左右智力，那它对于人们而言，就是最终平衡生活收支的东西。只有循着一个强大、散发着活力的影响力，比如一 个新的文化体系，历史研究对未来才是有利的——因此，只能是它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而不是它自身来引导和控制其他力量。
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权力，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这是影响到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因为，由于过量的历史，生活会残损退化，而且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退化。
二
正如人们清楚地了解过量的历史会伤害生活一样，也应该清楚地了解生活的确需要历史为之服务这个事实，这将在后文得到证明。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 是必需的，这表现在三方面：分别与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主义和虔敬、他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有关。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了三种历史要是它们能被区分开来 的话——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
对于拥有行动和力量的人，历史尤为必要。他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战斗，因而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他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这些。在这个意义上， 历史对于席勒是必需的。因为正如歌德所说，我们的时代是如此邪恶，以至于诗人在活着的人当中见不到对他有益的天性。当波里比阿(Polybius）*称政 治史为治国的真正准备时，他想到的是积极的人。正是这位伟大的老师，通过提醒我们别人所受过的苦来告诉我们如何坚定不移地去忍受逆运。任何学会了认识历史 这一意义的人，肯定都不愿看到好奇的游客和辛劳的捕虫者爬上伟大的远古金字塔。他不愿碰到从过去之画廊中匆匆走过、去寻求一种新消遣的闲散之人，他自己是 到这里来寻求榜样和鼓励的。为避免被那些虚弱而没有希望的闲人和那些表面上很活跃而其实只是一种神经质的人所打扰，他向后看，喘口气，以坚持向目标前进。 他的目标是追求幸福，也许不是他自己的幸福，而往往是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幸福。他不愿无所事事，并以历史作武器来抵抗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名声，他 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那意味着他有希望在历史之庙中拥有一个神龛，那时就可能轮到他成为子孙后代的安慰者和顾问了。因为他的原则就是：曾经扩展了"人"之 概念并给予它一个更好的内容的东西必会为了同一任务而存在。个别战斗中的伟大时刻形成了一条锁链，一条贯穿各时代的人类的大道。那些已逝去时刻的最高点仍 然伟大，仍然为人类而存在。这是人类的信仰中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在对"纪念的"历史的需求之中得以表达。
但是围绕着永远留住伟大事物这一要求却是最残酷
波里比阿，希腊人，历史学家(公元前76—公元4)。——译者注
的战斗，而其他每一个生命都喊不。"拿走纪念物"就是其口号。沉闷的习俗以其鄙陋来填满世界的每一部分，并在环绕着所有伟大事物的浓雾之中升起， 挡住它通往不朽之路，蒙住它的眼睛，并窒息它的呼吸。而那不朽之路要通过可朽的大脑！通过那些生病而短命的兽类的大脑！那些兽类常升到表面以呼吸，艰难地 寻求一小块空间以逃避毁灭。因为它们只有一个愿望：为了活命而不惜任何代价。谁会幻想着它们会有什么"纪念的历史"，会有那独自使伟大事物生生不息的艰难 的火炬接力赛跑？然而总有一些清醒的人，他们因凝视过去的伟大而力量倍增、充满幸福，似乎人类生活是一件高贵的事，而这棵痛苦的树所结出的最甜美的果实便 是这样一种知识：即，曾有一种人，他坚定而自豪地走过这世界。还有一种人，他有着怜悯和慈爱；另外一种人，他在沉思中生活。但这三种人都在其身后留下了一 个真理——对生活思考得最少的人，他的生活是最美好的。一般人带着一种悲剧性的认真态度贪婪地抓住这一短暂的时光，但这三种人在通往纪念的历史和不朽之路 上，知道应该如何以一种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微笑，至少是一种高傲的蔑视来迎接它。他们面带嘲讽走进坟墓——为什么他们要被埋葬呢？不过是因为那些曾被他们一 直看作是糟粕、垃圾和虚荣的东西。这些东西，在被他们嘲弄许久以后，现在跌回到它真正的归宿——忘川——中去了。有一种东西将会活着，即他们内心的符号手 册、珍稀的闪光、行为和创造，因为子孙后代不能没有它。在这个精神升华的形式之中，名声对于我们的自我主义是比最甜的糖块还要甜的东西。用叔本华的话说， 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及对一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对现代人来说，这种对过去的"纪念性"思索、这种对稀世之物和经典之物的沉思有什么用呢？伟大的事物存在过，因此也就是可能的，也就能再次成为可 能。获得这种知识是有用的。他在前进途中受到鼓舞，因为无论他是否追求那不可能的东西，他在脆弱时产生的怀疑已被赶到一边去了。假设有人相信，只消不到一 百个在新的精神之中成长起来的、办事效率高而有成效的人，就能给现存德国教育模式以致命一击，只要他记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是在另一群这样的一百个人 的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他就能从中汲取力量。
然而尽管我们的的确确希望从一个榜样中学到些东西，我们却会发现这种对比是多么的含糊和难以把握！如果这一榜样是要给我们以力量，那么我们就必须 忽视许多差异，将过去的特性塞人一个普遍的公式之中，为了统一将所有棱角折断。当然，只有在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之下，从前可能的东西才会再次成为可能。其理 论称，当天体再次处于同样的位置之时，地球上的事件就会被惟妙惟肖地复制一次。因此，当各星宿呈现出某种关系时，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和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就 会策划一个阴谋来谋杀恺撒，而另一个不同结合又显示着另一次哥伦布发现美洲。只有当地球总是在第五幕之后再次开始演出，而且隔一定时间，同样的动机间的相 互作用、同样的"救场神仙"（deus ex machina)、同样的灾难肯定会再次发生，行动者才能够在纪念的历史之中去寻找完整的、原始的真理，才会看到每件事实一开始都是完全独特的。这大概不 太可能，除非天文学家又变成了占星术士。到那时，纪念的历史永不能拥有完全的真理，它将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和谐，它将总是削弱动机和 时机的差异。其目的就是不讲原因，只讲结果——即，作为效仿的榜样，"纪念的历史"尽量远离原因。我们就可以远不是夸张地称之为"其自身结果"的集合，而 不是"对所有时代产生影响的事件"的集合。在大众纪念中广受推崇的战争或宗教大事就是这样的一些"其自身结果"。正是这些东西不让野心沉睡，并如护身符一 样躺在大胆的心灵之上——而不是真正历史的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若是正确理解的话，只不过证明没有什么完全相似的东西会再次从命运和未来之骰盒中抛出。
只有在历史给一种强大精神以伟大的推动之中才可以发现它的灵魂，只要历史过去主要是当作一个模仿的榜样来用，它就总有被稍稍改动、略加修饰和近于 虚构的危险。有时候一个"纪念的"过去和一个虚构的浪漫故事之间并没有什么可能的区别，因为相同的行动动机既可来自一个世界，也可来自另一个世界。如果这 种纵览过去的纪念的方法支配了其他的方法——怀古的和批判的方法——那过去自身就要遭受委屈了。整个过去都被遗忘、被轻视，它的全部领域如一条黑暗而连绵 的河流一样流走，只有几个色彩斑斓的事实之岛升到水面上来。在看得见的极少几个图像之中，总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就像毕达哥拉斯的信徒献给他的金蔷薇果一 样。纪念的历史靠错误的类推而存在。它用充满诱惑的对比怂恿勇敢的人做轻率的事，热心的人做狂热的事。设想这样的历史存在于一个有天分的利己主义者或是一 个有创见的无赖手中以及头脑中，那么，王国将被推翻，君主将被谋杀，战争和革命就会爆发，"其自身结果"——换句话说，没有充足原因的结果——就会增加。 不管强有力的行动者是好是坏，纪念的历史对他们的伤害如此之大，如果那些虚弱和消极的人将纪念的历史作为自己的仆人——或者主人，又会怎么样呢！
举个最简单、最普遍的例子来说，纪念的历史为那些非艺术或半艺术的天性提供剑和盾，这些天性将用这些武器来反对它们的世仇——那些伟大的艺术精 神，而只有那些艺术精神才能从那历史中学到该如何生活的唯一真正教训，并在其高贵的行动中体现出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围绕着伟大过去的被人一知半解的纪念 物，那些崇拜偶像的——也是真心实意的——舞蹈阻碍了那些艺术精神的道路，使他们的自由空气黯然失色。"看，那才是真正的艺术，"我们似乎听到有人说， "当今那些心比天高的小人物又有什么用呢？"那舞蹈着的人群显然垄断了"高雅品位"，因为与从不插手工作的、单纯的旁观者相比，创造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就好像坐在安乐椅上的政客总比实干的政治家有着更多的智慧和远见一样。但如果民主选举和以人数取胜的习惯被转移到艺术王国之中，如果艺术家要在那些审美的 浅薄之士面前为自己辩护，你就可以断定他会被定罪，尽管，或者不如说是因为，他的法官已依照官方的定义庄严宣告了"纪念的艺术"，即"对所有时代都产生了 影响的艺术"的准则。在他们看来，艺术不需要天分，也不需要历史权威，因为艺术是当代的，而不是"纪念性"的。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艺术会被艺术所杀害： 纪念性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复制，其权威性已经在过去之中得到了确定。他们做艺术鉴赏家，主要因为他们想扼杀艺术；他们假装是医生，而实际意图是想玩玩毒药。 他们将他们的口味发展到颠倒是非的程度，这样他们就能为自己不断拒绝向他们提供的营养丰富的艺术食品找到一个理由。因为他们不希望出现伟大的东西，他们的 办法就是说："看，伟大的东西已经在这里了！"而事实上，正如他们不关心即将出现的伟大事物一样，他们也不关心已有的伟大事物。他们的生活就是证明。纪念 的历史是他们的伪装，在这层伪装之下，他们将对现有权力和伟大事物的憎恶装扮成对过去的极端崇拜。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真实意义被装扮成它的对立面。不管 他们希望与否，他们的所做所为似乎表明他们的座右铭是"让死者埋葬——生者。"
三种历史中的每一种都只有在一定环境和气候中才能生长旺盛，否则它就会长成一株毒草。如果一个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的历史 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能够对传统的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做一个怀古的历史家来利用过去；而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 以任何代价抛弃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的历史"，即判断和批判的历史。还有很多由错误和草率的种植造成的害处：不必成为批评家的批评家，没有敬意的怀 古者，知道伟大的东西却无法得到它的人，都是长成野草的植株——它们从原来生长的土壤中被拔出，因而腐坏了。
三
其次，历史对于那些有着保守和虔敬天性的人是必需的。这种人满怀热爱和信任，回望他存在的源头，他通过历史向生活致谢，他小心地保存着从远古时期 遗留下来的东西，并为他的后来人复制出他的成长条件，他就是这样为生活服务的。在他的灵魂之中，拥有祖先家具的意义改变了，因为那家具也如此地拥有他的灵 魂。所有微小和有限的东西、陈腐和过时的东西，都从怀古者保守而虔敬的灵魂之中获得了自己的价值和不可侵犯性，那灵魂迁人其中，并筑起一个秘密的小巢。他 把城镇的历史变成为他自己的历史，他把那些城墙、城门、市政厅、集市看作是他年轻时的一本带插图的日记，并在其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全部——他的力量、勤奋、 渴望、理性、错误以及蠢事。"过去人们可以住在这里，"他说，"现在人们也可以住在这里——将来仍可以接着住。因为我们是坚韧的居民，不会在夜晚被人连根 拔起。"通过他说的"我们"，他纵览了过去了不起的个人生活，并认同那房屋、家庭和城市的精神。远隔着迷蒙而纷乱的几百年，他像欢迎自己的灵魂一样欢迎他 的民族的灵魂。他的天分和他的美德存在于这样的感觉和预测能力之中，他能察觉即将消逝的痕迹，他能够本能地正确阅读草草写就的过去，并立刻识别其羊皮纸 ——而且是涂写多次的羊皮纸。歌德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站在埃尔温•冯•斯坦巴赫(Erwin von Steinbach)的纪念碑之前，他感情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他们之间的历史云层，他头一次看到"出自于坚强、粗糙的德意志灵魂"的德意志作品。这就是文艺 复兴时的意大利人所走过的道路，这就是在其诗歌中重新唤起的那古代意大利天才，用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话说，"以便对远古的抒情诗作一个绝妙的回应"的精神。然而这种虔敬的怀古精神最伟大的价值在于一种愉快和满足的朴素情感，这种 感情加进了一个民族或是个人乏味、粗糙甚至痛苦的生活环境。尼布尔承认，他能够与一群有某种历史的自由农民一起在荒野之上愉快地生活，而绝不会感到有对艺 术的需要。把那些不太有天分的种族和民族固定于其祖先的家园和习俗之中，防止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东西而背井离乡却只发现了挣扎和竞争——历史还能比这更好 地为生活服务吗？把人们束缚在同样的伙伴和环境之中，束缚在日常的劳作之中，束缚在他们光秃秃的山腰之中的这种影响力看起来自私且不可理喻，但这种不可理 喻是正常的，并对社会有益。凡是已清楚地认识到了那些迁徙和冒险的小小愿望——也许是在所有民族之中存在的愿望——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结局的人，或是已看 到了—个早已丧失信心而听凭世界主义蠢蠢欲动，听凭对新奇无止境地追求的民族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一种树冠紧抱树根的感觉，一种因知道 个人成长不仅是主观随意的、也是一种过去的遗产及其花果而产生的幸福感，不仅为现在辩护，而且为现在戴上桂冠——这就是我们今天愿称为真正的历史感的东 西。
这些并不是能够将历史变为纯科学的最有利的条件。而且，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如同我们在纪念的历史中看到的那样，当历史为生活服务并被生活目标所指 引时，过去本身也受到影响。换个比喻来说，树冠看不到树根，却能够感觉到它。这种感觉的伟大之处是以可见的树枝的伟大和力量来衡量的。在这里树的感觉也许 错了，但相对整个森林来说，这种感觉更加错误！它只是在森林阻碍或帮助了它的时候——而不是其他时候，才知道并感觉到森林的存在。一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 国家的怀古感的范围也总是很有限的，很多东西完全没有引起注意；其他的东西则只被孤立地看待，就像是通过一台显微镜观看似的。没有什么衡量标准，每样东西 都被给予同等的重要性，因此任何东西也就都有了太多的重要性，因为过去的事物从没有被从其真实的角度来看待或是获得它们正当的价值。这种价值和角度是随着 回望过去的个人或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里就总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即所有远古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同等尊贵的，而每一个没有这种敬古之意的人，比如一种新的精神，就会被当成敌人而遭屏 弃。希腊人自己就允许古老的造型艺术风格和更自由更伟大的造型艺术风格并存，并且在后来不仅是容忍了尖鼻冷嘴的风格，还将之作为鉴赏的一个原则。如果一个 民族的判断力就这样僵化了，而且，历史对过去生活的服务只是为了毁掉更深更高的生活；如果历史感不再是保存生活，而是将它变为木乃伊，那么树就会从上至下 不正常地枯死，最后树根自身也枯萎了。从不再给予现在的新鲜生活以灵魂和灵感的那一刻开始，怀古的历史就退化了。虔敬之泉干涸了。可尽管没有了虔敬，养成 的习惯依然存在，并顺从地绕着它自己的中心旋转。我们看到了一幕可怕的景象，疯狂的收集者在所有过去的尘土堆中寻寻觅觅，他呼吸着发霉的空气，怀古的习惯 会将他内心真正的精神需要，一种相当大的天分，降格为一种对一切古老东西的单纯的、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他常常陷得很深，以致对任何食物都感到满意，并贪婪 地吞咽着一切从书目单上掉下来的残渣。
即使这种退化没有发生，即使怀古的历史独自植根于其上并对生活带来好处的基础也没有枯萎，但只要怀古的历史太过强大，侵入了其他方法的领域，仍然 会有足够的危险。它只懂得如何保存生活，而不懂如何创造生活，因此总是低估了现在的成长，而不像纪念的历史那样对其有某种直觉。这样它就阻碍了采取新行动 的强烈冲动，并麻痹行动者。而那行动者之作为行动者，是必须经常怀有虔敬或其他感情的。已经陈旧的事实总带有一种要求，就是使自己永垂不朽。因为当一个人 思考这样一件古老事实的生命史时，看到几代人所给予它的如此之多的尊敬时——不管它是一种风俗、一个宗教教义，还是一个政治原则——他都会觉得，用一件新 的事实来取代它，用一个新的虔敬来取代汇集起来的古老虔敬，乃是一件自高自大，甚至是不敬的事。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除去上述两种方式，人们多么需要看待过去的第三种方式，即"批判的"方式。它也是为生活服务的。为了生活，人们必须要有力量 去打破过去，同时运用过去。他必须把过去带到裁判的法庭之上，无情地审问它，并最终给它定罪。每一个过去都是值得定罪的，这是世事的一项法则，因为世间之 事总是包含了大量人类的权力和人类的弱点。这里坐在审判席上的不是公正，宣读判决的不是仁慈，而只是生命自身，是那欲壑难填的、朦胧的驱动力。它的宣判总 是毫不留情，总是毫不公正，就好像它从来不是来源于知识之清泉一样。然而若是公正女神亲自来宣判的话，结果也大体一样。"因为产生出来的每一样东西都应当 被毁灭，所以如果什么都不产生，那就更好了。"能够生活，并忘记生活和不公正一直就是融为一体的，这需要巨大的力量。路德本人就说过，世界得以建成，只是 由于上帝的疏忽；他做梦也没想到过大炮，否则他就决不会创造世界。有时需要遗忘的生活同样也需要毁灭，因为一旦某事物的不公正性日益明显——比如说，垄 断、等级、王朝——它就应该崩解。严格地审査它的过去，把刀架在它的根部，把所有的"虔敬"都无情地践踏在脚下，这个过程总是很危险的，甚至对生活也是危 险的。而那些以这种方式通过裁判和消灭过去来为生活服务的人或时代，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别人或别的时代都是危险的。因为既然我们只不过是先辈的产物， 我们也就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产物，我们无法摆脱这一锁链。尽管我们谴责这些错误，并认为我们已摆脱了这些错误，我们却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我们来自它 们。充其量，它将导致在我们与生俱来的、遗传的天性和我们的知识之间，在一个严格的新戒律和一个古老的传统之间，产生冲突；我们将养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一种新的直觉、一种第二天性，它们使先前的生活方式、直觉和天性凋零。企图由果推因地造出一个可能是我们源头的过去，用以反对的确是我们源头的那个过去 ——这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企图。因为难以找到一个否定过去的限度，而且第二天性一般都弱于第一天性。我们总是一知道什么好就停下来，而不去做，因为我们也知 道什么更好，却做不到。战斗者处处臝得这种胜利，这胜利给那些战斗者、那些为了生活而运用批判的历史的人带去一种久违的安慰。这安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即 这个"第一天性"曾经也是一个第二天性，而每一个征途上的"第二天性"也会变成一个第一天性。
四
这就是历史如何能服务于生活。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了解，不管这种了解根据他的目标、力量和需求，是通过纪念的、怀古的，还是批判 的历史而取得的。这种需要不是那些只旁观生活的单纯的思考者的需要，也不是少数渴望知识且只对知识感到满足的人的需要，它总是生活目标的一个参考，并处于 其绝对的统治和指导之下。这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与历史之间的天然联系。饥渴是它的源泉，需求是它的准则，内在的可塑力则规定了它的限度。只有 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所有这些都如真理本身一样简单，并且对任何不忙于"历史推论"的人 来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现在让我们很快地扫视一下我们的时代吧！我们惊愕地飞回来。生活与历史之间联系的清晰性、自然性和纯粹性都已消失了，而现在我们又是在怎样的一种 夸张与矛盾的迷茫之中看到了这个问题！究竟是我们这些看到了问题的人的罪过呢，还是生活和历史真的改变了它们的联系，而且有一颗不祥之星已在它们之间升起 了呢？其他人也许会证明是我们看错了，但我只是说出我们相信确是我们看到的东西。确有这样的一颗星，一颗明亮高贵的星，而那联系也真的被改变了——因科 学，以及因为要求历史变为科学而改变。生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有关过去的知识不再是它的奴仆，界限被推翻了，每样事物都冲破了它的限制，事件的明显联系变 得模糊了，而通过事件的无法衡量的整个过程，这种模糊又伸展开来。没有哪一代人看过这样一出由"宇宙进化的科学"——历史——所上演的全景喜剧。历史以其 危险而大胆的箴言——为真理而牺牲生命(Fiat veritas, pereat vita)——演出了这出喜剧。
让我来描绘一幅现代人灵魂之中精神事件的图景。历史知识从一个永不枯竭的源头向他流来，奇怪的片断汇聚到一起，记忆敞开了它所有的大门，却总敞得 不够宽。他的天性忙于接纳所有外来的客人，给他们以荣誉，使之各就各位，可这些客人却彼此争斗。如果他想避免毁灭，采取暴力手段似乎是必需的。逐渐适应这 种反常的、狂暴的家庭生活，就变为第二天性，尽管这个第二天性与第一天性相比，毫无疑问要更加软弱、更加不安、更加彻底地不健全。现代人在自身体内装了一 大堆无法消化的.不时撞到一起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就好像童话故事中讲的那样。这种撞击显示了这些现代人最显著的特征——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内心事务的对 抗，以及与内心世界无关的外部世界的对抗》远古的民族就没有这种情况。知识若是在并不饥饿，甚至是在违背人的愿望的情况下被过量吸收，就会对改变外在的生 活毫无影响，而只是隐藏在现代人混乱的内在世界之中，现代人以一种奇怪的自豪称这个世界为"真正的个性"。他说，他有物质，只是需要形式。但这是一个极其 非现实的有生命事物的内在矛盾。因此，我们的现代文化就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因为若没有那种对抗，它就不能被理解。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而 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一种关于文化的各种思想和感情的综合，从它这里我们得不出任何关于它的方向的决断。它在可见的行动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动力往往只 是一种习俗、一种东施效颦，甚至是一种沐猴而冠。人可能会感到就像是一条吞下了一整只兔子的蛇，静静地躺在阳光下，避免任何非绝对必需的行动。"内在的生 活"现在是唯一关系到教育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希望教育不会因太难消化而失败。试想一个希腊人遇见此事，他会发现对于现代人而言，"教育"和"历史 教育"看起来是一码事，区别仅在于其中一个词长一点罢了。如果他说起他自己的理论，即一个人不学任何历史，也可以受很好的教育，人们就会摇头，以为他们听 错了。希腊人，其过去仍在我们身边的这个著名民族，在它力量的鼎盛时期培养出了很强的"非历史感"。如果当今时代一个典型的小孩被某种魔法送到那个世界中 去，他很可能会发现希腊人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一发现会使现代文化所严加保守的秘密暴露给世人并遭到耻笑。因为我们这些现代人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 我们只是通过用一些外来的风俗、艺术、哲学、宗教和科学将自己填得满满的，以致都要溢出来了，才变得值得一看。我们是一些会走路的百科全书，一个误入我们 时代的古希腊人很可能会这样称呼我们。但一本百科全书的价值只在于其内部、其内容，而不在于其外面，写在封面或包装上的东西。因此整个现代文化在本质上就 晕内在的，图书装订者有时在封面上印上这样的字："供外部野蛮人使用的内部文化手册"。内部与外部的对抗使得外部更加野蛮，就好像当一个粗野民族的外在成 长只是发展了其原始的内在需要时自然而然会出现的那种情形一样。因为自然能有什么手段来从外部抑制一种太过强大的勃勃生机呢？只有一个手段：尽可能少地受 它影响，把它放到一边，一有机会就把它根除。因此我们就习惯于不再严肃地看待任何真正的东西，我们养成虚弱的个性，真实和永久的东西在这一个性上没有留下 什么痕迹。人们对外部的事物最终变得更不关心和更宽容起来，而物质与形式之间的巨大裂缝也会加宽，直到人们对野蛮不再有任何感觉时为止。但愿人们的记忆不 断被激活，并且不断有能被整齐地装在他们记忆之柜中的、将要加以了解的新事物流出来！我认为，与这种野蛮相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公正地被描述为"这个民 族生活每一外在表达之艺术风格的统一体"。一定不能把这误解为只是野蛮主义和"精美的风格"之间的对抗问题。一个能被称作是有文化的民族必须是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有生命的统一体，而不是被可怜地分割为物质和形式。如果有人想促进一个民族的文化，让他先试着促进这个较高级的统一体，并为了一种真正的教育而致力 于摧毁现代教育体系吧！让他敢于去思考，一个民族如何才能恢复它被历史破坏了的健康，如何才能光荣地恢复它的本能。
我将只谈今天的德国人，他们不得不比其他民族更多地受软弱的个性以及物质与形式的对抗之苦。"形式"对我们通常意味着习俗、伪装或是造作，即使没 人痛恨它，也绝不会有人热爱它。我们对"习俗"这个词及其所指的事情都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惧。这种恐惧将德国人从法国学校中赶出来，因为他希望变得更自 然一些，因此也就更德国化一些。但看起来他用他的"因此"得到了一个错误的结论。首先，他从他的习俗学校中逃了出来，并沿着他喜欢的任何道路往前走。最终 他开始以一种草率的方式自愿模仿起他先前曾痛苦而又经常是成功地模仿过的东西。因此现在这个懒家伙就生活在其实并不正确的法国习俗之下了：他走路的姿势显 示出了这种习俗，他的言谈和穿着、他的总的生活方式也显示出了这种习俗。他相信自己正在回归自然，但他只是随心所欲，追逐舒适，而尽可能减少自制量。到任 何-个德国小镇上走走，你就会看到其习俗只不过是外国民族特性的消极一面。每样东西都平淡无奇、破旧不堪、质量低劣而模仿走样了。每个人都依着他自己的美 好意愿——这是个既不强大也不严肃的意愿——而奉行那些由对舒适生活的广泛追求和普遍向往提出的法则。德国把轻而易举设计出来、简捷快速制作出来的服装从 国外借用过来，进行拙劣模仿，并把它当成是对德国时尚的重大贡献。这个民族嘲讽地拒绝了对形式的感觉——因为他们有"物质感"，他们以对"内在的东西"的 崇拜而闻名。
但在他们的"内在的东西"之中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危险：内部的物质是无法从外面看到的，因此也许有一天会借机消失。而就像没人注意到它先前的存在 一样，也没人会注意到它的消失。有人也许会认为德意志民族离这个危险还远着呢，但外国人还是有理由来指责我们的内在生活软弱无力、组织涣散，因而不能为它 自己提供一个形式和外在的表达。也许在极少的情况下，它显得很精于容纳、严肃认真而又强大有力，可能比其他民族的内在生活还要丰富，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仍 是虚弱的，就好像它所有美丽的线没有被系成一个强大的结。外在的行动并不是内在生活的自我表现，而只是单一的一根线为了显示自己代表着整体而作的无力和粗 浅的尝试。因此不能凭借任意某个行为来判断德国人，因为这个人也许在这个行为之后还和此前一样完全稀里糊涂。显然，他必须由现在从他的书里所表达出来的他 的思想和感情来衡量。但愿这些书不会让人怀疑，那著名的内在生活是否仍呆在它不可接近的神龛里！有一天它也许会消失，而只在身后留下外部生活——带有它低 俗的骄傲和徒然的谄媚——来标志德国人。可怕的想法！——可怕得如同内在生活仍然坐在那里，涂着油彩，抹着脂粉，披着伪装，变成了一个女演员或是别的什么 更糟的东西一样；可怕得如同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的舞台经验似乎已教会了他这位静观者像从前一样站在人群一旁一样。"我们通过理论来感 觉，"他说，"我们几乎不再知道我们的同代人如何表达他们的感情，我们让他们作出现在已不可能作出的手势。莎士比亚把我们这些现代人宠坏了。"
这只是个别的例子也许我们太急于假定它的广泛适用性了。可如果这种普遍化在我们眼前得以证实，那将是多么可怕！那么在下面这句话中就将有些失望的调子了："我们德国人通过理论来感觉，我们都被历史宠坏了。"——这句话将从根本上断绝任何一个未来的民族文
*格里尔帕策，奥地利剧作家(1791—1872）。——译者注
化的希望。因为每一个那样的希望都是来自于对德国人感情的真实性和直接性的信任，来自于对一种还未失去光泽的内在生活的信任。当我们的希望或是信 任之泉水变得浑浊，而内在的品质学会了搔首弄姿、跳舞，以及如何使用化妆品，学会了"用抽象术语的恰当思考"来表达自己，并逐渐失去了它自己时，我们的希 望或是信任又在哪里呢？而一个伟大的、多产的灵魂又怎么能够存在于一个不能确定其内在统一体，而且被分成了受过教育和没受教育的人的国家中呢？那些受过教 育的人，他们的内在生活被迫偏离教育的真正道路，而那些没受教育的人，他们的内在生活则是完全无法接近的。我说，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自己感情的统一体，并 且知道，自称是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要求取得对国家艺术精神之控制权的那一部分人，其感情是虚假而伪善的时，这个伟大而多产的灵魂怎么能够存在呢？ 在每一个地方，个别人的判断力和品位也许会比其他人要高一些好一些，但这于事无补。一个人若是只能对一部分人讲话，而不再同他的整个民族产生共鸣，这对他 而言是一种折磨。尽管在他心里充满了对所有人的柔情，他宁愿现在就埋葬他的宝藏，因为他厌恶某一个阶级的粗俗的恩惠。民族的本能不能再去中途欢迎他；他们 充满渴望地向他伸出手来，但这是没有用的。对禁令日益仇视，对由所谓文化导致的障碍发动攻击，对那些毁灭他、贬低他，不让他做一个活着的人、一个生命之源 的东西像法官一样进行谴责，除此之外，他还能干什么呢？他深刻地洞察命运，以换取对创造和帮助的神圣需要，并带着看破红尘的智慧，以一个孤独哲学家的身份 结束他的一生。这是最痛苦的喜剧，看到它的人将会感到一种神圣的义务并暗自想道："必须要有帮助，必须恢复一个民族的天性和灵魂之中的高级统一，必须让外 部和内部之间的裂缝在需要之锤下再次消失。"可他能依赖什么呢？除了他的知识之外，他还剩下些什么呢？他希望用他那广泛的知识发言，用双手将它无偿地送 出，从而培养起对某种需要的感情。也许有一天，强有力的行动会从强有力的需要中产生出来。为了使我就需要和知识所举的这个例子确定无疑，我的陈述必须立足 于下面一点，即，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最高意义上的德意志统一体，而远非政治联合，它是在形式与物质内在生活与习俗之间的对抗被消灭之后的德意志精神和生活的 统一体。
五
过量的历史看起来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并在五个方面产生危害。首先，强调了内与外的对照，而削弱了个性。第二，这个时代开始幻想它比其他任何时 代都拥有更多最珍贵的美德和公正。第三，民族的本能遭到挫折，个体的成熟和整体的成熟都一样受到阻碍。第四，我们开始信仰人类的古老时代，认为我们是后来 的幸存者，只是些追随者，这种信仰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害的。最后，某个时代会达到一个对自身反讽的危险状态，并在狡猾的自我主义行动理论成熟起来、伤害并最 终摧毁这种生命力时，这一时代达到一个更加危险的、犬儒主义的状态。
先看第一点：现代人正苦于个性的弱化。当一个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开始思考他脚下的世界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罗马人了。他在拥入罗马的大批外国人中迷失 了他自己，并在来自世界性的艺术、崇拜和道德的狂欢节中堕落。对于现代人，情况也一样。现代历史艺术家不断在他眼前展开一幅世界全景图，他变成了一个浮躁 的、一知半解的参观者，以至于即便是伟大的战争和革命对他也只能有片刻的影响。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就已经变成了千万份印刷品。并很快就会被用来作为刺激那 些历史美食家们已经疲惫的胃口的最新菜肴。不管再怎么有力地弹奏，一个饱满有力的和弦看起来还是不可能拖长。转瞬之间，它就再次消逝于历史软弱无力的回声 之中。用伦理学的话来讲，一个人从不能成功地停留于某一高度。你的行为是突发的巨响，而不是一长串隆隆的雷声。一个人也许能将一件最伟大和最了不起的事做 得十分完美，可它也必然走向毁灭，没有尊崇也没有歌颂。因为当你用历史的帐蓬遮盖你的行为时，艺术就离你而去了。一个希望在一瞬间理解所有东西的人，本应 该通过长期奋斗去领悟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和崇高的东西，这样的人，只有在席勒关于"有理性的人之理性"的警句的意义之上，才能被称为是聪明人。有某样东 西，小孩能看见，他却看不见，小孩能听见，他却听不见。这种东西才是所有事情中最为重要的。因为成人不能理解这种东西，所以说他的理解力比小孩的理解力还 要幼稚，比简单本身还要简单，尽管他羊皮纸似的面容之上有着许多聪明的皱纹，他的手指在解结时灵巧伶俐。他已经失去或破坏了他的本能。当他的理解力让他失 望，他的道路穿过沙漠时，他不再信任那"神兽"，而信马由缰。他的个性动摇了，他对其不再有任何自信，它沉人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了。这个内心世界在这里 只意味着它所学过东西的杂乱无章的状态，而且由于只是一些无法面向生活的教条，这个内心世界总也没有外在的自我表达。再看远些，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对本能 的遗弃如何将人变成了一些阴影和抽象概念，没人敢于表现个性，而是戴上面具，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博学之士、一个诗人或是一个政治家。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得不做一件严肃的事，而不只是演一出木偶剧，他就去拿起这些面具——因为这些面具看起来都十分严肃——他会发现他手中只是一 些破布和彩色的饰带。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而应该大声喊道："脱去你们的外套，还你本来面目吧！"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严肃之人，不能再是一位堂•吉诃德， 因为除了攻击假象的现实之外，他还有更好的事要做。但他必须始终敏锐地注视四周，并向所有蒙面人大喊："站住！谁在那儿？"然后撕下他脸上的面具。那么， 看看结果吧！一个人也许会认为历史最重要的是鼓励人们要诚实，哪怕只是做一些诚实的傻瓜——这曾经是它的影响，但现在再也不是这样了。历史教育和统一的公 民长礼服同时占据了优势。人们还从没有如此大声地谈起"自由个性"，我们却已看不到个性了(更别提自由个性)，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穿着制服的人，他们焦躁地 把衣领拉过耳朵。个性撤回到它的藏身之处去了，从外面再也看不见它，这使人怀疑无果之因是否可能。或者，以一群宦臣来保护世界的历史后宫是否必要呢？我们 完全可以了解他们冷漠的原因。他们的任务难道不是像要监视历史，以确定除了其他历史外，没有出现什么东西，尤其是可能变成历史的行为？难道不是像要阻止个 性"自由"，也就是，在言行上都对他们自己和他人真诚？只有通过这种真诚，现代人的内在需要和不幸才会为人所知，艺术和宗教才会取代可悲的惯俗和伪装的矫 饰而成为真正的援助者，培植出一种符合真正需要的普遍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像现存的"自由教育"那样，教会人们如何就这些需要擻谎，因此把自己也变成一个会 行走的谎话。
在这样一个受"自由教育"之苦的时代，哲学这门最诫挚的科学、这个神圣的赤裸的女神必须生存于多么不自然、多么虛伪而毫无价值的环境之中！在这样 一个强制与表面服从的世界之中，她只能是孤独的漫游者独吟的主题，或是任何一个猎人无意中的捕获物，是房间中黑暗的秘密，或是大学里老人和孩子们的日常话 题。没有人敢于彻底践行哲学法则，没有人怀着那种一心一意的刚强信仰哲学地生活。这种信仰曾迫使一个古代人——不管他在哪里，做过什么，一旦宣誓忠于斯多 葛(Stoa)，就表现得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一切现代的哲学行为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的现代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学术幻 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如果哲学要超出一种用行动表达的私人知识的话，它在历史教育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要是现代 人有勇气和有决心，而且不再是即使满腔仇恨也足不出户，那他就会抛弃哲学。现在，他满足于谦虚地掩盖哲学的裸体。当然，人们哲学地思考、写作、出版、说话 和教学——他们被允许做这么多事。不过，这只是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在那里，只允许一件事，而其他事都不可能，这些都是历史教育的秩序。有人也许要 问："这些到底是人类呢，还是只是一些思考、写作和说话的机器呢？"歌德谈到莎士比亚时说："没有人比他更轻视服装的对错了。他十分了解，所有人的内在服 装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听说他把罗马人刻画得很精彩，我却不这么认为。他笔下的罗马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英国人。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从头到脚都是人，罗马人的长 袍也挺合他们的身。"我很怀疑，将我们今天文学中和国家中的英雄、官员和政治家描绘成罗马人，这可能吗？我肯定这不可能。因为他们都不是人，而只是具有人 形的纲要，是被具体了的抽象。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性格，那它们也沉得如此之深，以致再也不能升起而为人所知了。如果他们是人，那他们只是对生理学家来说是 人，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是些别的东西，不是人，不是"兽或神"，而是文明演进的历史图片。而且只是一些图片和文明，它们是没有什么确定物质的形式——很 不幸，是糟糕的形式，而且是一模一样的。这样，我的论点就可以理解和值得考虑了："只有强壮的个性才能承受历史，弱者会被它消灭。"当感情没有强大到用自 己来衡量过去时，历史就会让它们感到不安。一个不再敢于相信他自己的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向历史讨教"现在他应当如何感觉"，他就会不知不觉因自己的怯懦而 变成了一个演员，并扮演着一个角色，或通常是很多角色——因此他演得十分糟糕、十分肤浅。渐渐地，这个人和他的各种历史对象之间的联系全都停止了》我们看 到喧闹的小人物们用罗马人来衡量自己，就好像他们很像罗马人似的。他们在希腊诗篇的残简之中挖掘，似乎这些是供他们解剖的尸体(corpora)——而且 和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的身体(corpora)—样无足轻重(vilia)。试想一个人正在研究德谟克里特，有一个问题总在我的舌端，为什么偏偏是德谟克里 特呢？为什么不是赫拉克利特、或斐洛(Philo)、或培根、或笛卡儿呢？而且，为什么是一个哲学家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诗人或演说家呢？尤其，为什么是一 个希腊人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人或土耳其人呢？难道历史不够宽大，而让你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嬉戏而不会变得可笑吗？但是，如同我说过的，他们是一群宦臣， 而对宦臣而言，一个女子与另一个女子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一个女子而已，是"女子本身"，永远无法接近。而历史本身对那些实际上自身永远不能创造历史的人而 言，总是十分"客观的"，那他们研究些什么就无所谓了。既然永恒的阴性总也不能"拉你们向上"，那你们就把它往下拉向你；既然你们自己是中性的，那你们就 把历史也看作是中性的吧。但是为了不会让人把我将历史比喻成永恒阴性看得太严肃，我会立刻说，相反，我是将它比喻成永恒阳性。我只再说一句，就是对于那些 接受了彻底的"历史训练"的人而言，不管是哪一个比喻，肯定都无所谓。因为他们自己就非男非女，甚至也不是阴阳人，而是纯粹中性，或者用更哲学的话来说， 是永恒的客观。
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大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对它再有什么影响了。—些既真且善的东西也许会在行动、诗歌 或是音乐之中得以成就，但当时的空洞文化却会越过这一作品而询问作者的历史。如果作者曾经创作出某些东西，我们的历史学家就会清晰地描述出他的过去和可能 会有的将来，他会把这个作者与其他人放到一起并加以比较，然后通过分析区别出他的材料和处理方法；他会高明地对作者作出总结，并对他的将来道路提出一些泛 泛的建议。人们也许会创作出最惊人的作品，而那群历史中性人就会随时呆在他们的位置上，准备用他们长长的望远镜对其作者作一番考察。人们立刻会听到对作品 的反响，但它总是以"批评"的形式出现。虽然就在片刻之前，批评者还从未梦想过出现这一作品的可能性。这作品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影响，而只是得到批评。而这 批评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孕育出另一个批评而已。因此我们开始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众多批评者都是影响力的标志，而只有极少的批评者或没有批评者， 则是失败的标志。事实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哪怕是在产生这样一种"影响"时也是如此。人们一会儿谈谈一个新事物，一会儿又谈谈另一个新事物，而同时他们 仍做着一贯所做的事。我们的批评者们所受的历史训练使他们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一种对生活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他们把他们的吸墨纸放在最黑的字迹 上，将他们厚厚的刷子刷过最优美的图案。他们把这叫作"改正"——如此而已。他们批评的笔从不停止飞舞，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不是驱使笔， 而是被笔驱使。在漫溢无尽的批评之中，在对自主的渴求之中，在罗马人所谓的无能(impotentia)之中，现代人个性的弱点展露无遗。
六
但是离开这些弱者吧，让我们看看现代人受到盛赞的强项，让我们提出这个痛苦的问题：他是否因历史"客观性"而有权称自己比其他时代的人更强大与更 公正呢？这种客观性是否真的可源自一个更高意义上的对正义的需要之中？或者，作为的确是其他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它是否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源自正义，而实 际上却导向一个偏向现代人的不健康的偏见呢？苏格拉底认为，假想一个人具有一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接近疯狂的行为。这样一种假想显然比与之相反 的对一项绝对恶行的疯狂迷恋还要危险。因为对绝对恶行的疯狂迷恋还有治愈办法，而另一个则会让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一天天变坏，也就一天天不公正。
没有人比一个具有正义感和正义力的人更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因为最崇高和最珍稀的美德在其中融合而消隐，就像海纳百川一样。那个应邀坐在审判席上的 公正之人在手握正义天平时不再颤抖，他不动声色地在与自己相对的那一边加上砝码，当天平起落时，他的眼睛一点也不花，当他宣读判决时，他的声音既不生硬， 也不中断。要是他是一个冰冷的知识魔鬼，他就会向四周散布一种可怕的、超凡的、冰冷的庄严气氛，让我们害怕，而不是尊敬。然而他是一个人，而且已试着从一 种草率的疑惑上升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肯定，从一种少见的宽宏大量上升到了一种最少见的——正义的美德，他从一开始就变得更像是那个没有生命的魔鬼，而不像是 一个可怜的人。最重要的，他必须为自己的人性而赎罪，让他自己的天性在一个不可能的美德的岩石之上悲惨地摔个粉碎。所有这些都把他作为人类中最受尊敬的榜 样而置于一个孤高的境地。因为他的目标是真理，不是以冰冷无用的知识形式出现的真理，而是依法律进行制裁的法官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 将所有私有财产的界石都搬走的神圣权力。总而言之，是作为整个世界的法庭的真理，而不是作为某一个猎人偶然的捕获物的真理。对真理的寻求经常受到不加思考 的赞扬，但只有当寻求真理者有着诚挚的、无条件的正义意志时，这种寻求才有某种伟大之处。真理原来只根植于正义，可在这种寻求的过程之中，一大堆各种各样 根本与真理无关的动机掺杂了进来，比如说，好奇、无聊、嫉妒、虚荣或是消遣。这样，世界看起来似乎充满了"为真理服务"的人，而正义的美德却很少出现，也 就更少为人所知，而且几乎从来都遭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一大堆虚假美德却总在大张旗鼓地涌入。
极少有人是真的为真理服务，就如同只有极少数人对正义有着纯粹的意志一样，而在这些人之中，又更少有人能有力量做一个公正的人。光有意志是不够 的。只有要求正义的冲动而没有裁判的能力，这是人类之所以遭受最大痛苦的原因。因此，普遍的善行所能要求的也只能是尽可能将这种能力的种子广泛撒播。这 样，狂热者就能与真正的裁判者分开，盲目的要求就能与清醒的能力分开，可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培植出一种进行裁判的能力。因此当有人向人们讲起真理和正义 时，人们总是会被这样一个疑惑所困扰：对他们讲话的这个人究竟是个狂热者呢，还是位裁判者？我们应当原谅他们总是特别友善地对待那些"真理的仆人"。那些 "真理的仆人"既没有进行裁判的意志，也没有进行裁判的权力，而承担起了寻找"与结果无关的纯知识"的任务。这种知识，简单说，就是那种毫无用途的知识。 有很多真理，它们并不重要，有很多问题，它们并不需要通过奋斗才能解决，更不用说牺牲了。在这样一个冷漠的安全领域之中，一个人可以非常成功地变成一个冰 冷的"知识魔鬼"。然而——如果我们发现一大群博学的研究者在一个对他们特别有利的时代变成了这样一群魔鬼，那么很不幸，通常说来这个时代可能缺少一种伟 大而强大的正义感，这种所谓推动真理的、最高贵的动力。
想一想现在这个时代的历史大师：他是他所处的时代之中最公正的人吗？的确，他自己已经发展得如此的细致和敏感，以致"人类没有什么东西他不熟 悉"。相隔遥远的时代和人群在他和谐的竖琴声中走到了一起。他变成了一种被动的乐器，他的音乐声引起了同类乐器的回响，直到某个时代的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 这种回响，它们共同演奏着一个轻柔的和弦。然而我认为人们听到的只是原来的历史音符的泛音，它那粗暴有力的音质已经无法从这些又尖又细的共振中辨别出来 了。原来的音符歌唱着行动、需要和恐惧，而那泛音却让我们进入一种萎靡的半睡眠状态，这就好像是用两支长笛来为那些梦幻中的抽鸦片的人演奏英雄交响曲一 样。现在我们可以判断，这些专家以何种姿态面对现代人对更高更纯的正义之概念的要求了。这种美德从来都不是悦耳的，它从来都没什么吸引力，它粗糙刺耳。比 较而言，在美德之梯上，慷慨处于很低的位置，而慷慨正是几位少有的历史学家的特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只是尽可能变宽容。换句话说，对不能解释的问题，他 们就放弃，他们屈尊地改正和修饰过去正是基于一个不言自明的假定，即，如果对过去的叙述毫不粗粝，毫不公开表达憎恶，那么新手们就会将过去看作是正义的。 但只有超强的力量才能真正作出判断。软弱的东西如果不想假装强大并将正义变成一个女演员的话，它就必须容忍。然而还剩下一群可怕的历史学家——聪明、严 厉、诚实，然而心胸狭窄——他们有着做到公正的"良好意愿"，却令人可怜地相信着自己那些其实全部是错误的实际判断。由于同样的原因，一般陪审团的判决也 几乎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排除所有那些伪装的自我主义者，为了他们自己的阴谋诡计而假装采取公正态度的帮派分子的话，要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历史天才是多么困难 呀！我们同样也排除那些轻率的家伙，他们以这样一种天真的信仰来书写历史，即，认为公正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流行的见解之中，而用那一时代的精神来写历史就 是做到了公正——这种信仰在所有的宗教中都能找到，而且在宗教中是相当适用的。用现存的普遍观念去衡量过去的观念和行为就被这些单纯的人称为"客观"。他 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切真理的准则：他们的工作就是改变过去，以使之适合于现在的一切琐碎事物。而他们认为所有不把这些流行观念当作准则的历史著述都是"主观 的"。
难道在对"客观"一词的最高解释之中不可能隐藏着一种幻觉吗？我们把这个词理解为历史学家的某种立场，即历史学家对动机和结果的过程看得太清楚， 以至于这一过程对他本人的个性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想到了这样一个有关超脱个人关注的美学现象：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或惊涛骇浪之中，画家只看到这些画面， 而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于是我们也要求历史学家具有同样的艺术家的眼光和沉浸于其对象之中的状态。但如果说物体对这样一个人展现的画面确实展现了事物的真相 的话，那就只是一种迷信，除非人们能指望物体在这些时刻能用自己的行动在一种完全被动的媒介上为自己画像或照相。
但这将是一个神话，而且是一个坏的神话。人们忘记了，这个时刻其实是艺术家创作的有力而勃发的时刻，是其"构思"的最高形式，这种构思的结果将是 一幅艺术的真实画面，而非历史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地思考历史就是戏剧家的工作了：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想到一起，将各种因素编织成一个单一整体，并 首先假定，如果各个物体之间还不存在统一性的话，就必须将统一性注入其中。因此人们掩饰和压制着过去，并表现出他对艺术的冲动——而不是对真实性或是公正 的冲动。客观与公正互不相干。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历史作品，其中不含一丝平常事实，却宣称应被称作是拥有最高程度的客观性。格里尔帕策更是远甚于此，他甚 至说："历史不是别的，它只是这样一种方式：人的精神以这种方式去理解在他看来模糊不清的事情，将只有天知道有些什么联系的事物联系到一起，用可以理解的 东西代替那不可理解的东西；将他自己的因果观念置入外在世界之中，而这个世界也许只有从内部才能被解释；在也许有成千上万个小小原因在真正起作用的地方假 设其中存在着偶然性。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别需要，因此，千千万万的倾向跑到了一起，或直或弯，或平行或交叉，或向前或向后，或互相帮助或互相阻碍。它们 有着偶然性的各种表象，而且，与所有自然的影响力不同，它们还使得人们无法画出历史事件发展的任何必然普遍轨迹。"但由于这样一个"必然"乃是这种所谓的 看待亊物的"客观"方式的结果，因此就必须弄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个假定被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教条加以采纳，它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形式。席勒在谈到历史 学家时，对这一假定的真正主观性质说得十分清楚^"一件接一件的事情开始离开盲目的偶然性和无规则的自由，而充当一个和谐整体中的一员——这个整体当然只 是在被描述时才显现出来。"但是对于一位著名的历史大师所说的那介于赘语和谬论之间的天真语句，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看起来所有的人类行为和冲动都服从 于物质世界的进程。这一进程的发展难以察觉、强大有力且无法抗拒。"在这样的语句之中，人们再也找不到在明显谬误形式下掩藏的智慧。就像歌德笔下的园丁所 说的"人们或许可以勉强大自然，但不可能逼迫大自然"那样，或者像是斯威夫特笔下集市上杂耍的告示中说的"你在这里能看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它更大的大象" 那样。人类行为和世界进程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对立呢？在我看来，这样的历史学家在一开始进行概括时就变得不再有什么指导意义，他们的弱点通过其含糊不清而表 现出来。在其他学科中，概括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其中包含了定律。但如果历史学家的这类概括要被确定为定律的话，历史学家的辛劳就白费了。因为在去除含糊不 清和难以理解的部分之后，剩下的真理不过是最普通的常识。它只需最起码的经验就可以学会。但是为了这一点常识而麻烦所有的民族，并在其上花费数年艰苦的工 作，就好像是从已知结果中已能推出定律，而此后很久人们还在反复地做着一个又一个的科学实验，而这种实验的荒唐泛滥一直就是泽尔纳(Zoellner）* 以来所有自然科学的祸根，如果一出戏剧的价值仅仅在于其最后一幕的话，那么戏剧本身就会是通往这一目标的一条漫长、曲折而又艰辛的道路。我希望历史的全部 意义不在于一些一般的命题之中，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花和果。相反，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将通俗的曲调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象征，通过展示出其中包含有怎样 的一个深刻有力而美丽的世界，在一个很可能十分平庸的主题之上，创造出不同凡响的变奏曲。
但这首先需要一种伟大的艺术才能，一种从某一高度出发的创造性眼光，对经验数据的热心研究，对一种既定类型——客观性的自由阐发，不过这种客观性 事实上是作为一种积极性质的客观性。客观性常常只是一个词而已。我们没有艺术家那种被内心火焰点燃的静静的凝视，我们只有一种假装的镇静，就如同冷漠的超 脱可能
*泽尔纳，德国天体物理学家(1834-1882)。——译者注
掩藏着道德感情的缺乏。在某些情况下，琐碎的思想，太沉闷而看起来并不平静客观的日常智慧，就代表了一种艺术情形，即主观方面在其中已沉没不见。 所有不能激发感情的事物都得到赞许，而最枯燥的词语才是正确的词语。他们甚至把一个根本没有受到过去某一特殊时刻影响的人作为描述这一时刻的合适人选。这 就是希腊人与古典学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他们彼此毫不相关——而这就被称为"客观"！特意制造的、假定有效的超脱氛围，这种超脱被假定为肤浅的动机猎取者的 谨慎方法。在探讨最高和最稀少的事情时，这种氛围是最叫人恼火的，而且正是历史学家的虚荣驱使他采取了这种漠然的态度。他可以被用来证明这样一个定理， 即，一个人的虚荣心是与他才智的缺乏相对应的。不，还是诚实些吧！不要自称具有艺术家的实力，那才是真正的客观性。如果你不是为那个可怕的职业而生，就不 要试图去做到公正。好像每个时代的任务就是要对它之前的每一件事做到公正似的！各时各代从来没有权利去做它之前的各时各代的裁判者，这个艰巨的任务只会降 临到他们之中的极少数人身上。谁逼着你去做裁判？如果这只是你的愿望——你就必须首先证明你能够做到公正。作为裁判，你必须比那些将被裁判的事物站得更 高，可实际上，你只是比它晚一点来到世间而已。最后入席的客人当然就该坐最后的位置。你想坐上座吗？那就做点伟大而重要的事——那么上座也许就是为你而准 备的，尽管你的确是最后一个到的。
你只能用现在最强有力的东西来解释过去，只有通过用尽你所拥有的最高贵的品质，你才会发现过去之中什么是最伟大的，是最值得了解和保存的。物以类 聚！否则你就会将过去降低到你自已的水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源于一个非凡心灵的历史。看着这个灵魂被迫说一些普遍的东西和重复一些已为人所知的东西，你就 会了解这个灵魂的品质。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能够将已知的东西融入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东西之中，并极其简单而又极其深刻地宣称这一普遍法则，以至简单化于 深刻，深刻化于简单。没有人可以既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艺术家，而同时又是一个浅薄之士。那些筛选、融合各种材料的史学工作者永远成不了伟大的历史学 家，但我们不可以因此而轻视他们，我们更不可以将他们与伟大历史学家们相混淆，因为他们是一些必需的泥瓦匠和为师傅服务的学徒，就好像法国人过去常谈到 "梯也尔先生的历史学家"（historiens de M.Thiers)那样。德国人可不会像法国人这么坦率。这些工作者会逐渐变得极其博学，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永远也成不了大师。非常博学和非常浅 薄在同一人身上总是结合得相当好的。
因此，历史是要由有经验有性格的人来写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比别人经历过更伟大和更髙尚的事，他就不能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过去的语言总 是神谕性的，只有当你了解现在并创造未来时，你才能了解它。我们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德尔斐(Delphi)神谕异常广泛的影响力，即，德尔斐的祭司 对过去的了解十分准确。同样地，只有正在创造未来的人才有权利去裁判过去。当你在眼前设置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时，你同时也就控制了分析的欲望，而这种分析会 将现在变成对你而言的一片沙漠，并且将所有其余的东西、所有平静地生长和成熟都变得不可能。让你自己笼罩在一个伟大的、无所不包的希望之中，并不断奋斗， 把你自己作为一面镜子，以便未来可以在其中照见它自己，并且忘掉你是个追随者这一迷信。你有足够的东西需要思考，并在思考之中发现未来的生活。但不要让历 史将达到未来生活的方式和工具展示给你。如果你让自己倒退到伟人们的历史中去生活，你就会在其中发现一种要变得成熟的强烈要求，并离开你的时代所提供的摧 残性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在不允许你变得成熟之中看到了它自己的收益，即，趁你还没有成熟之时，它可以使用和支配你，如果你想读些传记的话，别去找那些 标有"某某先生及其时代"的传记，而要找那些扉页上印着"一个反抗时代的斗士"的传记。用普鲁塔克的著作来款待你的灵魂，在你相信他所写的那些英雄时，也 要敢于相信你自己。一百个这样的人——受到与当今教育方式相反的教育、熟悉了英雄事迹、并变得成熟的人——就足以将这个时代喧嚣虚伪的教育永远埋葬。
七
这种毫无节制的历史感，如果被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就会彻底毁掉未来，因为它摧毁了幻想，并夺走了现存事物所赖以生活其中的仅有的空气。历史的公 正，哪怕是用一颗纯洁的心谨慎地实行，也会是一种可怕的美德。因为它总是破坏和毁掉活生生的东西一一它的判断总是意味着毁灭。如果在历史的冲动背后没有建 设性的冲动，如果清除垃圾不只是为了留出空地，好让有希望有生命的未来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如果只有公正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创造性的本能就会被消耗和阻遏。 比如，如果必须以纯粹公正的力量将一种宗教变成一种历史知识，并且彻底地对它进行一番科学研究，那它最后就被完全摧毁了，因为历史的审核将如此众多的错误 荒谬、残暴冷酷的东西带到人们眼前，以致产生虔诚幻想的条件都七零八落了，而一件事物只能在虔诚的幻想中才能存活。因为只有通过爱和在爱的幻觉的阴影之 中，只有怀着对完美和正直的无条件信仰，人类才有创造力。任何事物，如果它迫使一个人不再有无条件的爱，那它就切断了这个人的力量之根，他必会枯萎而蒙 羞。艺术有着与历史相反的效果；也许只有在历史转变为一件纯粹的艺术作品时，它才能保持本能或是激起本能。这样的历史会与我们这个时代分析的趋势和非艺术 的趋势完全相反，甚至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如果历史只进行破坏而没有建设的冲动，从长远来看，它终将使它的工具厌倦生活。因为这样的人毁掉了幻想，而"谁 毁掉对自己和他人的幻想，谁就会受到终极的暴君——自然——的惩罚"。在某一段时间内，一个人可以像从事其他研究那样从事历史研究，而这将是完全无害的。 最近的神学似乎已经极其天真地与历史结为伙伴了，并且即使是现在也几乎没有发觉它已经不经意地将自己与伏尔泰的"打倒一切"（the Voltairian Ecrasez)联系在一起了。人们不必从那里指望任何新的、有力的建设性冲动，它扪也许已经把所谓的新教联盟当成了一种新宗教的摇篮，而法学家霍尔岑多 夫(Holtzendorf)，即那本极其可疑地叫做《新教圣经》的书的编者，就成了它的施洗约翰。黑格尔哲学也许会使这种天真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这 种哲学还在某些迂腐的头脑中翻腾——通过这种哲学，人们能够辨别出"基督教理念"及其各种不完美的"显灵"，并说服自己，正是"这种理念的自我运动"一直 在以越来越纯洁的形式表现自己。这些形式最后变成是最纯洁、最透明、事实上在现在的"俗世中的自由神学家"（theologus liberalis vulgaris)的头脑之中几乎看不见的形式了。但是听着这种纯洁的基督教讲述它对早先不纯洁的基督教的想法，那些未入教的听众往往会得到这样一个印 象，即,这番谈话完全不是关于基督教的，而是关于……——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发现基督教被"本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们"描绘成是一种宣称"在所有真 正的宗教和其他一些几乎是不可能的宗教之中发现它自己"的宗教，如果"真正的教堂"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变成一种液体，没有固定的外形，其各个部分没 有固定的地方，每件东西都只是被平和地焊接在一起"——我再问一遍，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基督教已经被历史处理得失去本性了——这种历史处理的最完全的形式即意味着"公正的"处理——直到它被变成纯知识并在这一变化过程之中被毁掉。这 一点可以在每一件有生命的东西中观察到。因为当有生命的东西被完全解剖了时，它就失去了生命，而当历史的解剖一开始，它就要生活在苦恼和剧痛之中了。有些 人相信德国音乐在彻底改变德国人的天性方面有着拯救力量。在诸如莫扎特和贝多芬这样的人开始被溅上传记的博学泥土并被迫在历史批评的拷问台上回答上千个询 问的时候，他们怒斥这种对我们的文化的特别不公正对待。当人们将他们好奇的眼睛转移到生命和艺术的细枝末节处，并在本该是学会生活而忘掉问题的地方寻觅知 识的问题时，对于任何其生命影响力还未被耗尽的事物来讲，这难道不是夭折，或至少也是残害吗？如果让几个这样的现代传记作者来考虑一下基督教或是路德改革 的起源，他们严肃而实际的调查将足以使人们不可能进行任何精神上的"远距离行动"，就好像最小的动物只要将橡子吃光就能阻止最强大的橡树的生长。所有活的 东西都需要一种氛围，一层神秘的薄雾围绕在它们四周。如果那层面纱被取走了，如果一种宗教、一种艺术或一个天才被迫像一颗没有大气层的星星一样旋转，那么 如果我们看到它变得坚硬贫瘠，并很快枯萎，就不必感到惊奇。正如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在《工匠歌手》中所说，对于所有伟大的事物都是这样，"没有点幻想是永远也不会成功的"。
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如果要变得成熟，就需要这样一层幻想的面纱，这样一层保护云。可现在有些人憎恶变得成熟，因为他们尊敬历史甚于尊敬生活。 他们在胜利之中大喊"现在科学要开始统治生活了"。这也许可能，但一个被这样统治着的生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那不是那种真正的生活，而且与从前那种不是由 科学而是由本能和有力的幻想所指导的生活相比，它的未来前
*汉斯•萨克斯，德意志诗人，作曲家(1494-1576)。——译者注
途更没指望。但现在不是能产生出成熟、警惕与和谐的个性的时代，而是进行也许是对国家最有用的工作的时代。人们将按照时代的需要来被塑造，这样他 们也许很快就会在这部机器之中各就各位。他们必须在变得成熟之前，在"共同利益"的工厂里工作，或者还不如说是为了阻止他们变得成熟。因为成熟会成为一种 奢侈品，它会从"劳工市场"上拉走大量的力量。有些鸟被人弄瞎了，这样它们就会唱得更好听。我认为今天的人并不比他们的祖先唱得更好听，尽管我确信他们很 早就被弄瞎了。不过，人们是用过于明亮、过于突然和过于耀眼的光这种邪恶的手段来将他们弄瞎的。青年人被踢着走过整个历史，男孩们对战争、外交和经济都还 一无所知，人们却认为他们该开始学习政治史了。我们这些现代人匆匆跑过艺术画廊，匆匆去听音乐会，也如同这些青年人匆匆跑过历史一样。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件 事与另一件事不同，并说出其不同的"效果"。而逐渐丧失奇怪和惊讶的感情并最终对任何事物都感到高兴的这种能力就被称为历史感和历史文化。涌流到年轻人灵 魂之上的各种影响力是如此奇怪和如此巨大，以致装傻是他躲避的惟一办法。在每一个有着一种更敏锐更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地方，我们也会发现另一种感情一厌恶。 年轻人已无家可归，他对所有的观念、所有的道德都感到怀疑，他知道，"每个时代各不相同，而你是什么，并不重要"。在一种强烈的漠然之中，他任由一个又一 个的意见从他身边擦过，并了解了荷尔德林那些话的含义。荷尔德林在阅读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关于希腊哲学家的生活和学说的著作时说："我在这里同样也看到了在我身上经常发生的事，那就是，人类思想和制度的变化与耗费远比在人们 习惯上称为惟一现实的世界之中降临的命运更为悲惨。"不，这样的历史研究令人迷惑，令人沮丧，它对年轻人不仅不是必需的，就像希腊人所展示的那样，而且是 最危险的，就像现代人所展示的那样。想想学习历史的学生，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表现出所继承的倦怠，他有进行创造性工作的"方法"，有"正确的观念"，他的指 端具有大师的气派，他把过去一小段孤立的时期标出来用作牺牲品。他聪明地运用着他的方法并产生出了某种东西，或者用更得意的词语来说，"创造"出了某种东 西。他变成了"真理的仆人"和伟大历史领域中的统治者。如果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已经具备了他们所说的成熟，那他现在就过于成熟了。你只需摇一摇他，智慧 就会哗啦哗啦地落入你怀中。可这智慧已经腐烂了，每一个苹果上都长了虫。相信我，如果人们在科学的工厂中工作，而且必须在他们真正成熟之前让自己有用，那 科学就给糟蹋了，就好像过早受雇的奴隶一样。我很抱歉，在谈到这种也许有人认为与经济沾不上一点关系的情况时，我采用了关于奴隶主和工头的普遍术语。但 是，在描述新一代的学者们时，"工厂"、"劳工市场"、"拍卖奴隶"、"实际用途"这些词，以及所有利己主义修饰词都不知不觉地到了我的嘴边。成功的平庸 趋于变得更加平庸，科学趋于变得更加"有用"。我们现代的学者们只是在一个课题上很聪明，在其他方面，至少他们不像老派学者那样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为 自己争荣誉争利益，似乎国家和公众意见必定是要让新币与旧币等值似的。搬运工彼此之间订立了一个行业协定，一致认为天才是多余的，因为每个搬运工都被重新 称为是天才。这样，很可能稍后的某个时代会发现他们的大厦只是搬运到一起，而不是建筑而成的。对那些将现代对战争和牺牲的呼吁——"分工！看齐！"一整天 挂在嘴上的人，我们可以严厉地说："如果你们想尽可能快地发展科学的进步，你们最终只会尽可能快地毁掉了它。就好像你如果让母鸡下太多的蛋，它就会精疲力 竭一样。"在过去十年中，科学的发展已经达到惊人的速度，但想想那些学者们，那些疲乏的母鸡，他们肯定不是些"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 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可尽管有关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比以前更小。这一切的自然结果就是受人欢迎的科学的"普及化"（或不如说是其女性化或幼稚 化)，是裁科学之衣料以适"一般公众"之身材的邪恶习惯。歌德在其中看到了这种对科学的滥用，并宣布科学只应当通过一种"更高贵的行动理想"的方式来影响 外部世界。老一代的学者们有很好的理由来将这种对科学的滥用看作是一种压抑的负担；而现代的学者们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来欢迎它。因为若是除去他们那一丁点 知识不看，他们本身就是"一般公众"的一部分，而"一般公众"的需要也就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只需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使他们的小小王国能成功地向公众的 好奇心开放。这种宽大的行为就被称为是"学者谦逊地屈尊与人民为伍"，而事实上他只是"屈尊"与他自己为伍，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学者，而只是一个平民。提升 到一个民族这一概念的高度，你就会了解人类，你永远也得不到一个足够高贵和崇高的概念。你如果对民族想得太多，你就会同情他们，并害怕把你的历史硝酸拿给 他们做提神的饮料。可你实际上为他们想得很少，因为你不敢为他们的将来作出任何一点合理的努力。你的所作所为就好像一个实用的悲观主义者，那些感到大难临 头却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漠不关心、毫不在意的人。"只要地球为我们而继续存在就行，即使它不能永远存在，那也没什么关系。"这样，他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具有 讽刺意味的存在。
八
这看起来也许是很矛盾的，尽管事实上并不矛盾，那就是我应该将一种"讽刺性的自我意识"归因于一个通常诚实而吵嚷地自夸其历史训练的时代，并应该 看到在它附近盘旋着一个疑问，即事实上它没有什么可自豪的，而且附近还有一个担心，害怕因历史知识而高兴的时代也许很快就要过去了。歌德在他对牛顿的著名 研究中，也展现了一个相似的人性之谜：他在他内心的深处一或者不如说是在髙处一发现了一种"对他自身错误的烦恼感情"，就好像他常常意识到，自己对将在下 一个时刻消失的事物有着更透彻的洞察。这使得他对自己的本性有了某种讽剌性的看法。人们会发现，更伟大和更健全的"历史的人"意识到了这样一种信念之中的 所有迷信和荒谬，这个信念，即一个民族的教育有必要像现在这样具有极端历史性。而最强大的国家，即在行动和影响力上最强大的国家，则是以不同方式生存的， 其年轻人也是用不同方法来训练的。这种知识使他们的想法转向了怀疑。这些怀疑者说："荒谬和迷信适合我们自己这样的人，我们是一个更快乐和更强大的树干上 长出来的最后枯萎的新芽。并且，荒谬和迷信应验了赫西奥德(Hesiod）*的预言，即有一天人类会一出生就已是满头灰发，而当这种迹象一出现，宙斯就会 毁掉那一代。"历史文化真的是一种遗传的灰色，而那些自幼便有其印记的人必定本能地信赖人类的老年。回顾过去和计算总账，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在历史文化 之中寻求安慰，这些工作是属于老年的。然而人类十分顽固而坚持，且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对一千年或是十万年的时间从过去到未来作出一番总结。也就是说，人类历 史绝不可能被一个极其微小的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两千年的时间——即34代每代60年的时间——怎么就能让我们说其开始是青年时期，其结束是"人类的 老年"呢？这种相信人类正在迅速退化的、令人颓废的思想难道不正是掩盖了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我们正不安地等待着末日审判这一套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神学 观念的误解吗？这种对历史裁判日益增长的需要难道不是给了我们一个穿着新装的观念，就好像我们的时代是最新的有可能的时
*赫西奥德，古希腊史诗诗人(公元前8世纪)。——译者注
代，并要求对过去作出一个普遍的裁判，而这种裁判是基督徒从未指望从人类那里得到而只能从"人子"那里得到的裁判？"人皆有死"（meraentomori)既告诫了人类，也告诫了个人，它是一根永远让人痛苦不已的毒刺，是中世纪知识和意识的王冠。
稍晚一点的一种相反的说法，"人皆须生"（memento vivere),则说得有点胆怯，底气不足，几乎有点不诚实。因为人类仍然恪守着"人皆有死"，并通过对历史的普遍需要将它表现出来。科学也许可以随心所 欲地扑扇着它的翅膀，它却从未能获得自由的空气。一种深深的无望的感觉保留了下来，并涂上了历史的颜色，这种历史的颜色使得所有高等教育都黯淡无光，垂头 丧气。一种认为人一生的时间之中最后一小时最重要的宗教，一种预言了世俗生命的终结并判决一切生物都生活在一出悲剧的第五幕的宗教，也许能唤起人类最敏锐 和最高贵的力量，但它却是一切新生物、一切大胆尝试或自由渴望的敌人。它反对所有进军未知领域的行动，因为它自己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生命或希望。它只是勉 强让新芽破土而出，而在对自己有利之时便让其枯萎："新芽也许会让生活误入歧途，并给生活一个错误的价值。"佛罗伦萨人在萨沃纳洛拉 (Savonarola)**的规劝的影响下对图画，手稿、面具和镜子搞了一次著名的大毁灭，基督教则会对
*萨沃纳洛拉，意大利基督教改革家(1452—1498)。——译者注
所有引诱进一步努力和标榜"人皆须生"标准的文化做同样的事。而如果它不能釆取直接的方式作为主力上阵，它还是可以通过与历史文化的联合达到它的 目标——尽管这种联合通常没有得到历史文化的默许。并且，它口中一边说着，一边耸耸肩便将每个新生事物拒之门外，并让我们更加感到我们是迟到者和追随者， 总而言之，感到我们是生来就有灰白头发的人们。认为一切过去的行动都是无价值的，认为世界已成熟到可以作出判断——这些深入严肃的思考已经被削减为那种怀 疑的意识，即，既然要做什么更好的事已经是太迟了，那么不管怎样，了解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总是好的。历史感让它的仆人变得被动又怀旧。只有在遗忘的时刻，在 历史感静止之时，患着历史狂热症的人才会有所行动。尽管行动之后，他只是再次分析他自己的行动(这就使得这一行动不会再有进一步的结果)，并最后为了历史 的目的而将它放到解剖台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活在中世纪，而历史仍然是一种伪装的神学，就好像没有学问的普通人在看到博学之士时所怀有的那种敬畏之情 通过教士的作用而流传下来一样。人们原来拿给教堂的东西，现在他们把它们拿给科学，只不过是规模小了一点。而给予毕竟是教堂的工作，而不是现代精神的工 作。这种现代精神除了有一些好的品质之外还有点吝啬，在慷慨这一美德方面做得不是太好。
这些话也许让人不太好接受，同样不太好接受的还有我将历史的泛滥追溯到中世纪的"人皆有死"以及基督教心中对世俗生活的所有未来都不抱希望。但你 应当经常试着用一种更好的解释来取代我这个犹豫不决的解释。因为历史文化的起源，以及历史文化对一个新时代的精神和一种"现代意识"的极其强烈的抗拒的起 源，其自身必须首先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来了解，历史必须解决历史的问题，科学必须将它的毒刺指向它自己。这个三重的"必须"是"新精神"的命令，如果它真的 要包含一些崭新、强大、有活力、有创造的东西的话，就该如此。或者说难道我们德国人——且不说拉丁语系的民族——就真的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而必须永远只做 所有更高层次文化的追随者吗？威廉•瓦克纳格尔(Wilhelm Wackernagel)*的话很值得我们考虑一番："我们德国人是一个'追随者'的民族，我们所有较高的科学，甚至我们的信仰，都只是古代世界的继承 物。甚至那些反对它的人也在不断呼吸着古典文化的不朽精神和基督教的不朽精神。而如果有谁将这两种因素从围绕着人类灵魂的生命空气中分离出去，那就不会剩 下多少可以让一个精神生命继续生存的东西。"即使我们满足于我们追随古人的职业，即使我们决定要急切而兴奋地接受这一职业，并在我们的急切中表现出我们的 高度特权——我们还是不得不问，做一个正在消逝的古人的学生是否就是我们永
*瓦克纳格尔，瑞士比较语言学家(1853—1938)。——译者注
恒的命运？有时候我们可以将目标定得更髙更远，而在我们祝贺自己将我们心中亚历山大文化的次要精神提升到如此了不起的富有成果的地位——通过我们 的"普遍历史"——之后，我们也许会在眼前定下一个更高的、这个亚历山大世界之外并高于它的奋斗目标，以作为我们更高贵的奖赏，并勇敢地在古希腊世界中找 到我们的原型。在古希腊世界，一切都伟大、自然而富有人性。可就是在那儿，我们发现了一种真正非历史文化的真相——而且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是正因为如此， 这种文化也是一种不可言喻的丰富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如果我们德国人只是些追随者的话，能做这样一种文化的嫡系继承人和追随者，那就是再伟大、再骄傲不过 了。
然而必须加上这一点：想到我们是些追随者，这经常是一种折磨，但它对个人、对民族同样也能产生出对未来的希望——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将自己看作 是了不起的古典力量的继承人和追随者，并在其中看到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动力，就会如此。但不要做一个强大的树干上迟结的苦果，像收藏家和掘墓人一样对树干 再施一个凄凉生活的咒语。这样的迟到者的确过着一种讽刺性的生活。毁灭始终蹑手蹑脚地跟在他们迟疑的生活脚步后面。在为过去而欢庆时，他们在毁灭面前发 抖。他们只是些活生生的记忆，而他们关于自己的记忆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来继承。这样他们就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想法之中，认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不公正，而且 任何未来生活都无法重新纠正这种不公正。
假设这些怀古者，这些迟到者，要将他们痛苦的、讽刺性的谦虚转变为某种无耻，假设我们听到他们大声说："这个种族已到达它的顶点了，因为它已经第 一次自觉地表现了它自己。"我们就会看到一出喜剧。在这出喜剧之中，某种非常有名的哲学的隐含意义将会为了德国文化的利益而展现它自己。我相信，在本世纪 德国文化的进展中，没有哪一个危险的转折点能比这种黑格尔哲学巨大且依然存在的影响力更为危险。不管怎样，相信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的迟到者，这是有害的、 贬抑的。但如果这种信仰只是将车轮巧妙地一转，便把我们的迟到者变成了神，变成过去一切创造活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把他意识到的悲哀当作是世界历史的完 成，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信仰必定显得可怕而且具有毁灭性。这样的一种观点使得德国人习惯于谈论一种"世界进程"，并把他们自己的时代看作是这一进程的必 然结果。这种观点还用历史取代了其他精神力量、艺术和宗教的主宰地位。因为它是"认识了自己的观念"，是"各民族精神的辩证法"，是"世界的裁判所"。
这种用黑格尔的方式来理解的历史被轻蔑地称为上帝逗留地球——尽管上帝是被历史首先创造出来的。不管怎样，这个上帝在黑格尔的头脑里变得清晰透明 和易于理解，并经过了所有辩证法的可能步骤而能够自我表现。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在他自己在柏林生活的那段时间之中，世界进程也进人了最高和最终的阶 段。他本应该说，在他之后的每一样东西都只应当看作是伟大的历史回旋曲的尾音——或者不妨说，它们只是多余的东西。他没有这么说过，这样他就向被他彻底改 变了的一代灌输了对"历史力量"的崇拜，这种崇拜实际上将每一个时刻都变成了纯粹对成功的惊叹，变成了对我们现已发现的、有特征的实用词语"改变自我以适 应环境"的一种偶像崇拜。而曾经学会了在历史的力量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人最终会像中国的木偶一样，对每一种力量都唯唯诺诺，不管这种力量是一个政 府，一种公众意见，还是一个大多数意见。这种力量牵动着拉绳，他的四肢才正确地作出动作。如果每一个成功的到来都有一种"合理的必然性"，且每一个事件都 显示出了逻辑或是"理念"的胜利，那么一赶快下跪，对成功之梯上的每一步都顶礼膜拜！你说再没有活着的神话了？宗教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看看信仰历史力量的 这种宗教，看看那些理念神话的教士，还有他们伤痕累累的膝盖！难道所有的美德不都追随着新的信仰吗？如果一个历史的人将他自己变成一面所有客观现实的"客 观"镜子，难道我们不应称之为无私吗？宣布放弃天上地下所有的力量，只为了去崇敬力量自身，这难道不是慷慨吗？将力量之天平常握手中，并观察哪一个更强更 重，这难道不是公正吗？这样思考历史是一所多好的训练礼貌的学校呀！客观地对待每一件事物，为什么都不恼不爱，对什么都理解一这会让人变得温和柔顺。即使 一个在这所学校中长大的人公开地表现出他的愤怒，人们也会一样高兴，因为人们知道这只是艺术意义上的憎恶与景仰，它其实是无恨无爱。
我对这种美德与神话结合的想法是多么过时！但不管人们会怎么嘲笑它们，也必须把它们提出来。我甚至要说，历史总是教给我们"从前曾经这样",而道 德总是教给我们："不应该这样，或者本不应该这样。"因此历史就变成了一个现实中不道德的概要。可如果一个人将历史看作是对现实中不道德的裁判，那他就大 错特错了。一个像拉斐尔(Raphael)这样的人不得不在36岁时死去，这个事实伤害了道德。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死的。如果你将历史作为事实的辩护者而向 它求助，你就会说："他已经说出了每一样他内心想说的东西，即使活得再长点，他也只能创造出一种相似的美，而不是一种新鲜的美。"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 将成功、事实作为你的偶像，你就会变成一个为魔鬼辩护的人，而事实总是很沉闷，总是更像一头头小牛犊，而不是一位神。你的无知帮助你为历史辩护，正因为你 并不知道像拉斐尔这样的人的天性是什么样的，所以当你想到这个天性曾经存在过，而它再也不能存在了时，你也就不觉得愤怒了。近来有些人试图告诉我们，歌德 活了82岁，是活得过长了，可我仍很愿意用整车整车新鲜的现代生命时光来交换歌德"活得过长"的时光中的两年，这样我就可以像歌德一样与埃克曼 (Eckermann)交谈，而避免现在这些先生们所进行的"现代"的谈话了。和那些伟大的死者比起来，有权生活的活人太少了！大多数的人活着，那些少数 人却死了，这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错误，是"从前即如此"这堵空白的墙对"本不该如此"这一道德判断的反叛。对，反叛道德判断！你可 以随心所欲地谈起某种美德——谈起公正、勇气、慷慨，谈起智慧和人类的同情心——你会发现，具有美德的人总会起来反对事实的盲目力量，反对事实的残暴统 治，并服从一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不是易变的历史法则。他总是逆着历史的潮流劈波斩浪，要么将自己的情欲作为自己一生中最直接的野蛮事实而与它斗争，要么在 自己周围的闪亮的谎言之网中训练自己的诚实。如果历史只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情欲和错误的体系"，那么人们阅读历史就要像歌德希望人们读《维特》那样一就好 像它在对人喊道："做个男子汉，别学我！"不过，幸运的是，历史还为我们保留了对那些伟大的"反历史的斗士"的记忆。"反历史"，也就是反对盲目的现实力 量。同样幸运的是，由于颂扬了某些人身上真正的历史本质，历史给自己带上了镣铐。那些人为了能更高兴和更骄傲地跟随着"必须是这样"，很少用"因此就是这 样"来困扰自己。不要把他们这一代拉向坟墓，而应该造起一个新坟——这就是一直驱使他们前进的动力。即使他们出生较晚，仍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让他们忘了这 一点——而后代们也只会知道他们是些"先到者"。
九
或许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这样的"先到者"？它的历史感是如此之强，又表现得如此的宽广无边，未来时代就是仅仅看这一点，也会将它推为"先到者" ——如果就未来文化的意义而言，还有什么未来时代的话。但这里却有一个重大的疑问，与现代人的骄傲并肩而立的，是他对自己的嘲讽，是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生活 在一种历史的气氛——或者说——昏暗的气氛之中，是他害怕不能保留自己年轻的希望和力量。到处都有人走向犬儒主义，并按犬儒主义的规则来解释历史进程， 不，是整个世界的进化过程，认为这个进程只是为现代人做铺垫："你现在所看到的情形是大势所趋，人类就得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什么样子，没有人可以 违反这种必然性。"无法继续保持调侃心态的人跑向犬儒主义以求庇护。过去的十年将自己最辉煌的发明之一赠送给他了，这就是为这种犬儒主义准备的一个完美周 全的说法：他按照他这个时代的时尚，不加思考地称自己的生活方式为"自己的个性彻底屈服于世界进程"。个性和世界进程！蛆虫的世界进程和个性！希望人们永 远不要听到"世界、世界、世界"这个词，这个一切夸张的夸张，我们只应该用一种得体的语气谈到"人、人、人"！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继承者？是基督教的继承 者？所有这些对犬儒主义来说都不算什么，但是"世界进程的继承者"，这一世界进程的最终目标，这一所有宇宙之谜的意义和谜底，这一知识之树上最成熟的果实 ——它才是我所称的正直高贵的思想。每一时代先行者都因此才得以闻名于世，尽管他们也许是最后到的。就算是在梦中，历史的想象也从没有走得如此之远，因为 现在人类的历史只是动植物历史的继续。宇宙历史学家甚至在大海的最深处，在鱼类的黏液中找到了自己的痕迹。他惊讶地面对着人类已走过的漫长道路，现代人居 然能这样看世界，在这个更大的奇迹面前，他的目光迷乱了。他骄傲地站在世界过程的金字塔上，当他将自己知识的最后一块石头砌上去时，他似乎在对整个倾听着 的大自然大声喊道："我们到达了顶峰，我们就是顶峰，我们是大自然的最终完成！"
哦，你这过分骄傲的19世纪的欧洲人，你莫不是疯了么？你的知识并未使大自然最终完成，它只是杀死了你自己的天性！用你行动之力的深度量一量你所 学知识的高度。你攀缘着知识的阳光直上天堂——但同样也陷入混沌。你行动的方式会毁了你，大地从你脚下溜向无人知晓的地方，你的生命无所寄居，只有一些蜘 蛛网，而你知识的每一击都会将那些蜘蛛网撕得支离破碎。不过关于这一点不再说什么严重的话了，因为它还是有着比较令人愉快的一面的。
如果看到所有的根基都在疯狂无意识的毁灭中分崩离析，并溶于流淌不息的演变之川，如果看到一切创造都被现代人、被这世界之网中的大蜘蛛织进了历史 之网，那些道德家、艺术家、圣人、还有政治家都会大伤脑筋的。我们自己却可以高兴一下，就像我们在哲学滑稽表演者闪亮的魔镜之中看到了这一切。那样，在这 位表演者的头脑中，这个时代已经达到了一种对自我的讽刺性的意识，用歌德的话说，甚至达到了一个邪恶的程度。黑格尔曾经说过："当精神重新开始时，我们这 些哲学家就要出场了。"我们的时代的确重新开始过——变成了讽刺。结果，看！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就出场了，连同他那著名的无意识哲学，或者说得更清楚些，他的无意识讽刺哲学。我们很少读到过比哈特曼的书更为好笑的作品、更大的哲 学玩笑。任何人，如果哈特曼的书没有将"演变"全部教给他，没有将他整个打扫
*哈特曼，德国玄学哲学家(1842—1906)。——译者注
并装饰一番的话，那他自己就快变成过去的一个遗迹。世界进程的始终，从意识的最初振动到它最后跃入虚无，连同为它制定的我们这一代的任务——都是 来自那个灵感的聪明之泉，来自无意识。它在启示录的光芒中闪烁，要模仿一种对待生活的诚心的严肃，就好像这是一套严肃的哲学，而不是一个天大的玩笑——这 样一个体系显示出其创造者是一切时代中第一位的哲学表演者。那么让我们在他的祭坛上供奉，向一种正宗万灵药的发明者奉上一缕卷发，就像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所说的那样。因为要抵抗历史文化的泛滥，还有什么药能比哈特曼对世界史的滑稽展示更有效呢？
如果我们想用最简洁的语言说出，哈特曼想从他那烟雾缭绕的无意识的讽刺之鼎中真正告诉我们些什么的话，那就会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即使人们会对这种 生存完全厌倦的话，我们的时代也只能保持现状。我热烈地相信他是对的。时代可怕的僵化，鬼魂骨头不安的嘎嘎声，这些现象被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天真地作为所有事实中最美丽的事实向我们提了出来——哈特曼对这些现象作了辩护，不仅从过去、从起因（ex causis efficientibus)的角度，而且从未来、从结局(ex causa finali)的角度来作出辩护。这个滑头让光线从世界末日照射到
*施莱尔马赫，普鲁士神学家(1768—1834)。——译者注
**大卫•施特劳斯，德国哲学家(1808—1874)。——译者注
我们的时代，他觉得这个时代挺好——对他来说是如此，因为他想感受生活的全部晦涩，对于那些希望世界末日尽快来到的人也是如此。的确，哈特曼将人 类正在接近的、生命的老年称为"人类的老年"，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种幸运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中只有一种成功的平庸，在这种状态之中艺术是"柏林金融家 的晚间消遣"，而且，"时代不再需要什么天才，或者因为这相当于把珍珠丢在猪面前，或者因为时代已经越过了需要天才的阶段，而发展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阶 段"——社会进化的另一阶段，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每个工人都"过着舒适的生活，较少的工作时间给他留下足够的空闲以培养智力"。你这个滑头中的滑头，你正好 说出了当今人类的渴望，但你也知道，由于这种对麻木的平庸而进行的智力培养，将会有怎样的一个厌恶幽灵在人类老年的尽头出现。看到这种情形太让人痛惜，但 它还会变得更加让人痛惜。"显然，反基督者正张开双臂。"但情况必须这样，因为我们毕竟是在正路上了——即我们厌恶一切生存。"那么，就遵循着世界进程大 胆前进吧！就像上帝的葡萄园中的那些工人一样，因为只有遵循这一进程才能得到救赎！"
上帝的葡萄园！进程！得到救赎！谁没有在这其中看出和听到，那只知道"演变"这个词的历史文化，是如何故意滑稽地模仿它自己，并通过它怪诞的面具 说出一些对它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话来呢？那个滑头向葡萄园里的工人们喊出这话，其用意何在呢？他们要借着什么"工作"而奋勇向前昵？或者，再问一个问题，受 过历史教育的世界进程的狂热者，他必须做点什么——现在他正在演变之海中游泳和沉浸——以使他能在收获厌恶时节采摘到这个葡萄园中甜美的葡萄呢？他没有别 的事可做，只是像他原来那样继续生活，爱他曾爱，恨他曾恨，看他总看的报纸。对他而言，惟一的罪恶就是过得和原来不一样。我们十分清楚地得知他曾如何生 活，那著名的印有大字体句子的一页前所未有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对于那一页，所有我们现代有点文化的乌合之众都陷入了盲目的狂喜之中，因为他们相信他们 在那一页上读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那辩护理由还有着一圈启示录的光环。因为无意识的滑稽表演者已经要求他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世界的救赎，使 自己的个性完全屈服于世界进程"。或者再说得明白些——"获取生活意志被宣布为走上正路的第一步。因为只有通过向生活及其悲伤完全投降，而不是怯懦的个人 克制和隐退，我们才能为世界进程做点什么。……否定个人意志的努力既无用又愚蠢，甚至比自杀还愚蠢。……有思想的读者不用进一步解释就能明白，一种实用的 哲学将会如何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而这样的一种哲学经不起任何与生活的分裂，只能与生活完全调和。"
有思想的读者会明白！那么确实有人会误解哈特曼的！而哈特曼会被误解，这是个多妙的玩笑呀！今天的德国人为什么要变得格外敏锐呢？一个勇敢的英国 人没有找到"感知的细腻"，因而敢于说："看起来在德国人的思想中确有某种倾斜的东西，有某种迟钝、笨拙和不幸的东西。"那位伟大的德国模仿者能对此提出 反驳吗？按照他所说的，我们正在接近"人类完全清醒地创造自身历史这一理想的状态"。但显然我们还远没有达到那种也许是更为理想的状态，即，人类可以完全 清醒地阅读哈特曼的书。如果我们一旦达到了那种状态，任何人在说出"世界进程"这个词时都将免不了面带嘲笑。因为他会记得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那时的人 用那种"德国精神"的全部诚实，用歌德所说的"猫头鹰那样怪异的严肃"来倾听哈特曼虚假的福音，并吸收它、攻击它、尊崇它、引申它并把它教条化。但世界必 须前进，理想的状态不是做梦就能得到，而只能靠战斗和努力得到。只有通过愉悦才能从沉闷、猫头鹰式的严肃之路通往救赎之路。如果我们明智地远离有关世界进 程的一切建构，甚至远离有关人类历史的一切建构，这个时代才会到来——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不再去看那些庸众，而是去看那些在苍白的演变之川上搭成一座桥的 个人。他们也许不是连续出现的，但作为同时代的人，他们的存在超越时代。感谢历史允许这样一群人存在，他们的生活组成了叔本华所谈到的"天才共和国"。一 个巨人穿过时间的荒原向另一个巨人呼唤，这种崇高的精神谈话在继续，而未被那些在他们之间爬来爬去的、放任喧闹的侏儒们所打断。历史的任务就是在两者之间 做调停人，甚至提供产生出伟大人物的动力和力量。人类的目标最后只能在它的最高榜样之中实现。
我们的低级的喜剧演员也用他精彩的辩证法就这一点发表了他的意见，就如同钦慕这种辩证法的人不令人钦慕一样，他的辩证法也是不真实的。"进化的观 念不能忍受我们让世界进程在过去无限延长。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每一个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进化肯定都应该发生过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哦，滑头！），所以我们 不能再让这一过程在将来无限延长，这两者都会将进化的概念提升为一种纯粹的理想(又是滑头！），并且会让世界进程变得像达纳登姐妹的漏筒(the sieve of the Danaides)*一样。逻辑对非逻辑的完全胜利(哦，你这十足的滑头！）必须与世界末日，与世界进程的终点同时到来。"不，你这个清楚、傲慢的幽灵， 只要非逻辑还像它现在这样进行着统治——只要，比如说，人们在如此低沉的赞同声中还能像你那样谈论世界进程——那世界末日还远着呢。因为在这个地球上还有 太多快乐，很多幻想之花还在这里开放——就像你的同时代人对你的幻想一样。我们还没有成熟，不可以把我们扔到你的虚无中去，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还会有一个更 灿烂的时代。那时人们会开始明白你，明
*达纳登姐妹，希腊神话人物，因杀死她们的丈夫被罚用漏筒打水。——译者注
白你这个被误解的无意识的家伙！但尽管那样，如果厌恶还是会登上王位，正如你曾向你的读者们预言过的那样，如果你对现在和未来的描绘都是正确的 ——而且没有人像你那样厌恶地蔑视它们——那么，我就准备和大多数人一起按照你所规定的形式大喊道：下礼拜六晚上12点整，世界将四分五裂。我们的判决就 这样定下来了：从明天开始，时间不再存在，《泰晤士报》不再出版。也许这只是徒劳，我们的判决也无效。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有时间做一个美妙的实验：拿一架 天平，在一端放上哈特曼的"无意识"，另一端放上他的"世界进程"。有些人相信它们是等重的，因为每一端都有一个邪恶的词——以及一个十足的笑话。
人们一旦明白了哈特曼关于世界进程的那些话，就只会将它当作是一个笑话。事实上，现在正是应该用讽刺和憎恶的大军上前去进攻过量的"历史感"的时 候，进攻不惜以生命和现在为代价而滥爱这个世界进程的行为，进攻盲目混淆各个视角的行为。首先看到了世界进程的可笑，并由于自己的外表格外严肃，而成功地 让其他人更加强烈地看到了这种可笑，这将是无意识哲学家的功劳。我们暂时不必为"世界"和"人类"的存在伤神，不如我们就此开个很好的玩笑。因为小小蛆虫 的狂妄自大乃是地球上最令人捧腹的逗笑之事。问问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人，你存在的目的何在。如果没有人能告诉你，那么就试着在你面前制定一个崇高的目的， 由果推因地解释你存在的意义。撞死在石头上！除了不惜伟大的生命(animae magnae prodigus)，在伟大而不可为的事情上撞得粉身碎骨，我不知道生命还有什么更好的目标。"演变"终将结束，一切观念、类型和物种都在变迁，人兽之间 并无根本差异(我认为这种观念是真实但致命的)如果我们拥有这样一些学说，如果我们用普通而疯狂的方式将这些学说塞入一个民族的下一代中去，那么，假若那 个民族沉溺于它那可怜的自我主义的小小浅滩，并在自我追逐中僵化，人们也不必感到惊讶。首先，它会摔成碎片而不再是一个民族。个人主义体系、剪除异己的秘 密社团、以及类似的功利主义的创造物也许会取代它而出现在未来的舞台上。我们是否要继续为这些创造物工作并从庸众的立场出发来书写历史，继续在历史中寻找 由庸众的需要而推断出的法则——社会中最低下的粘土层和陶土层的行动法则？庸众似乎只在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作为从磨损的雕版上印到劣质纸上的伟大人 物的复印件；其次，作为伟大人物的映衬物；最后，作为他们的工具。至于其余的，就让魔鬼和统计数字将它们带走吧！统计数字怎么能够证明历史中有法则呢？法 则？是的，它们也许能证明庸众是多么普通，多么千篇一律得令人厌恶。我们是否应将愚蠢、模仿、热爱和饥饿的结果称为——定律呢？我们也许会承认这一点，但 我们也能肯定下面这一点——只要历史中存在法则，这法则就是毫无价值的，而历史也就毫无价值了。所有历史中，价值最小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将伟大的群众运 动看作是过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将那些伟大人物只看作是这些运动最明显的表现——溪流上可见的泡沬。因此庸众必须制造出伟大人物，而混乱必须产生出秩 序。最后，颂歌自然就献给了无处不有的混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触动庸众的每件东西都被称为"伟大"，且它们变成了人们所说的"历史力量"。但这不是十足的 故意混淆质与量吗？如果粗俗的暴民们找到了某种观念，比如说，某种宗教观念，他们经过数世纪去艰苦地维护它，他们对这一观念感到满意，这时，也只有这时， 他们才会发现，这种观念的创造者原来是一个伟人。最高级最高尚的人对庸众完全没有影响力。很幸运，基督教的历史结果，它的"历史力量"、韧性以及延续性都 不能证明其创建者的伟大，它们只会成为一项反对他的证明。因为在他和基督教的历史性胜利之间还有一个黑暗沉重的激情与错误的包袱重压，还有对权力和荣誉的 贪求，还有罗马帝国的摧毁力。由此，基督教就有了它的俗世品位和俗世基础，从而使得它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延续。伟大并不需要依靠胜利取得，狄摩西尼 (Demosthenes）*就很伟大。但他没有胜利。基督教最纯粹、最高尚的信徒们往往不是促进了、而是怀疑和妨
*狄摩西尼，古希腊政治家(公元前384—前322)，曾领导雅典进行反马其顿侵略的斗争。——译者注
碍了基督教对世界的影响和它所谓的"历史力量"。因为他们习惯于站在世界之外，而几乎不关心"基督教观念的进程"，因此他们通常不为历史所知，他 们的名字也无从可考了。用基督教的话来说，魔鬼是世界的君主，是进程与结果的主宰，他是所有"历史力量"背后的力量。而这种情形会一直保持下去，不管现在 对于那些习惯于将这种力量和结局神圣化的耳朵来说，它是多么刺耳。世界已经能熟练地重新给事物命名，甚至给魔鬼施洗，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好像人 们就要发现，个人、集团或公众的自我主义一直都是"历史运动"的杠杆。而他们一点也没有被这个发现所困扰，反而宣布："自我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神。"由于 心中有这个新信仰，他们开始有意创造自我主义的未来史，尽管那必将是一个聪明的自我主义，一个允许有某种限制，以便站得更稳的自我主义——这个自我主义为 辨别出愚蠢的自我主义而去研究历史。他们的研究告诉他们，在一切未来的自我主义体系之中，国家有了一个特殊任务：它将成为所有聪明的自我主义的保护神，要 用它所有的军队和警力来保护它们，不让其他类自我主义发起暴动袭击它们。在将历史——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介绍到劳动阶级中去时，也存在同样的观 念。那些劳动阶级因愚蠢而变得危险。因为人们十分清楚，一个历史文化的微粒就能破坏粗暴、盲目的本能和欲望，或是让其服务于聪明的自我主义。事实上他们正 和爱德华•冯•哈特曼一起开始想要"关注一下自己俗世之家的未来，并让自己在这个家里感到舒适"。哈特曼将这种生活称为"人类的壮年"，这是暗讽现在所称 的"壮年"——就好像其中只包含了我们清醒的自私自利者似的。同样，他也预言了在这个阶段之后将有一个白须老年人的时代——这显然又是在讽刺我们的趋炎附 势的老人们。因为他代表那种成熟的谨慎发言，而老年人正是以这种谨慎来"看待他们过去生活中的所有激情，了解他们似曾奋斗过的目标的虚幻性"。不，一个狡 猾而且有着历史教养的自我主义的壮年，只相当于一个毫无尊严、死缠着生命不放的老年。在那里——
一切的最后一幕
结束这奇怪的、波澜起伏的历史的，
是第二次幼稚和纯粹的遗忘，
没有牙，没有眼，没有味觉，什么都没有。
不管我们的生活和文化的危险是来自于这些毫无趣味、掉光牙齿的老人，还是来自哈特曼所说的"人"，我们都有权拼命保护我们的青年不受这二者的危 害，并且永不疲倦地从这些虚伪的预言家那里拯救未来。但是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那就是人们故意帮助、鼓励和利用历史感的最差 变种，而当今时代正饱受其苦。
然而他们用这种最差变种来对付青年人，以使其变成他们如此渴望的、成熟的"壮年的自我主义"。他们用它神奇的光辉来击败年轻人天生的反感，当这种 光辉照耀他们时，也就使他们失去男子气了。不错，我们太清楚了，历史将会得到何种优势，它会怎样将年轻、激情、勇气、无私和热爱的强大本能完全根除，怎样 冷却它自己的正义感，怎样以相反的欲望来粉碎、压抑它要缓慢成熟的欲望——这个相反的欲望即是想要尽快生产、成熟、有用，并且它对所有诚实和坦白的感情怀 有病态的怀疑。它甚至能骗取青年最美好的特权，就是以充分的自信培植一个伟大思想并让它成长成一个更伟大的思想的那种力量。我们已经看到，通过不再允许一 个人非历史地感觉和行动，过量的历史已经做到了那一切。因为历史在不断改变他的眼界并清除他周围的空气，他从一个无边无际的眼界退回到他自己内心，退回到 那个小小的自我主义的圈圈之中，在那里他必定干枯凋零。他有可能达到聪明境界，却永远也达不到智慧境界。他让人们讨论他，他总是在计算事实，与事实磋商， 他从不热衷于什么，而只是眨着眼，知道如何在他人的利害得失中寻找他自己或是他的党派的利益。他忘掉一切无用的谦逊，一点一点地变成哈特曼所说的"人"或 "白须老人"。而那就是他们所想要他变成的样子，那就是现代犬儒主义要求"个性完全屈服于世界进程"的意义——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为了世界的救赎，正像冯 •哈特曼那个滑头告诉我们的那样，尽管救赎很难成为这些人有意识的目标，但将世界从这些"人"和"白须老人"手中拯救出来，才是对世界更好的拯救。因为到 那时，青年的统治就将来临。
十
在这个青年的王国，我能够高呼陆地！陆地！这一切够了，足够了，黑暗、陌生的大海上的疯狂航行，无休无止的寻觅和无休无止的失望！终于看到岸了。 不管它是什么，我们都必须在那里登陆。再差的避难所也好过重新颠簸于一种无边的怀疑主义那无望的波浪之中。让我们紧紧抓住这片陆地吧！我们以后会找到更好 的港口，让我们的后来者航行得更容易一些。
航行危险而剌激。我们最初曾以一种安静的沉思状态看着我们的船出海，现在我们距那种状态是多么遥远！在寻找历史的危险时，我们已发现自己格外受这 种危险的威胁。我们带着忧愁的印记，它是由过量的历史一车车带给现代人的，而我将不否认，我这篇论文展示了一个软弱个性的现代表现，这个软弱个性存在于其 过分的批评、其人性的不成熟之中，存在于从讽刺到犬儒主义、从傲慢到怀疑主义的不断变换之中。然而我信赖那种激发力，它代替天才来引导我的船；我信赖青 年，他们强迫我反抗现代的历史教育，强迫人必须首先学会生活，并只将历史服务于他已学会的那种生活，从而将我引上正路。人们必须变得年轻以后才能理解这种 反抗。鉴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早生华发，即使他们也能理解这种反抗的原因，他们也很难变得足够年轻。我举一个例子来帮助说明，在德国，不到一个世纪以前，一 种被称为"诗意"的天生本能在一些年轻人身上觉醒了。我们是否就认为在这以前的世世代代就没有谈论过艺术，不管艺术对他们来讲曾确是多么陌生、多么不自然 呢？我们知道，与此正相反，他们曾用尽全力思考、撰写和争论过它——用"文字、文字、文字"。给予这些文字以生命并不意味着造字者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仍然活着，因为如吉本(Gibbon)所说，如果世界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它需要很长时间，那么要在德国这个"逐渐之国"中毁掉一种错误观 念，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尽管需要更长的时间。不管怎样，现在也许比一个世纪以前要多一百人知道什么是诗歌；下个世纪也许会再多一百人同时又了解到什么是 文化，了解到德国人仍然没有文化，不管他们会多么骄傲地谈到它。在这些人看来，德国人对他们文化的普遍满意是愚蠢而难以置信的，就如同在我们看来，盛赞戈 特舍德(Gottsched）*的古典主义和将拉姆勒(Ramler)誉为德国的品达罗斯(Pindar)**也是十分愚蠢和难以置信的一样。他们也许会 认为这种"文化"只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而且是一种错误而肤浅的知识。错误而肤浅，因为德国人忍受着生活与知识的矛盾，而看不到真正有教养的民族所有的 特性——即文化只能从生活中生长、开放。但文化只是被德国人当作纸花戴着，或者是像蛋糕上的一层糖衣，因此也就永远是一个无用的谎话。
而德国年轻人的教育就开始于这个错误而毫无结果的文化观念。其目的，坦白地说，不是要培养出受过各种教育的人，而是要培养出教授、搞科学的人，他 们希望能尽快利用历史，并站在一边以清楚观察生活。其结果，哪怕从一个残酷的实用角度而言，都只是培养出受过历史和审美训练的腓力士人 (Philistine),是对关于教堂、国家和艺术的旧识新知喋喋不休的人，是能接受一千个印象的感觉中枢，是不知真正的饥渴究竟为何物的永不知足的 胃。一种有着这样的目标和结果的教育是违背自然的。但只有还没完全没入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一点，只有年轻人才能感受到，因为年轻人还有一种天生本能，而 那种教育首先就要打破这一本能。但如果轮
*戈特舍德，德意志戏剧家(1700—1766)。——译者注
**品达罗斯，古希腊诗人(公元前518/522—约前438)。——译者注
到某个人来突破那种教育，那么在叫到他时，他必须得到青年的帮助，必须让判断力那清晰的光芒照在无意识的奋斗之上，并将这种奋斗带人一个完全的、溢于言表的有意识的境地。他怎么能达到这样一个奇怪的目的呢？
这个目的主要是通过打破一个迷信，即认为这种教育是必需的迷信来达到的。人们认为，除了我们这个麻烦的现实，没有其他可能。浏览一下最近十年关于 院校高等教育的文献，你就会惊讶而痛苦地发现，尽管其中有许多犹疑和激烈的争执，可所有改革的建议是多么的相似，你会看到他们是多么盲目地都将"受过教育 的人"(我们所说的)作为这一体系必需和合理的基础。于是就有了这个干巴巴的原则：青年人的教育必须从关于文化的知识开始——它甚至都不是从关于生活的知 识开始，也就更不会从生活及其生活方式开始了。人们以历史知识的形式将这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去，这就意味着他的大脑中会充满了一大堆观 念，这些观念还都是从过去的时代和民族那里得来的二手货，而不是从接触生活中直接得来的。他希望亲自去体验一些事情，去感受一个紧织密结的、活生生的经验 体系在自己内心不断成长，但他的欲望却在假货的海洋之中被淹没了、眩晕了。似乎他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对远古时代，世就是最伟大的时代之中最高级和最高贵的 经验作出一个总结。而且，同样疯狂的方式将我们的年轻艺术家带到画廊之中，而不是带往某位大师的工作室，尤其是仅有的大师——大自然的那个工作室。就好像 一个人只要匆匆跑过历史，他就能发现过去各时代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他们的个人生活观似的！因为作为生活的结果，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彻底勤奋学习和刻苦练 习的手艺——如果我们不希望生活中只是些低能者和饶舌者的话！
柏拉图认为他的新社会(理想国)中的第一代人必须在一个"强大的谎话"的帮助下才能成长，要教育孩子们相信他们曾经在地下躺着做了很长时间的梦， 在那里，大自然的妙手将他们捏造成形。想反抗过去、想反抗神的工作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得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自然法则：生来就是哲学家的人，体内有金子，生 来就是战士的人，体内只有银子；而生来就是工匠的人，体内则只有铁和铜。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既然这些金属不可能相融，因此这些阶级也就永不可能相混。相信 这种安排的永恒真理性(aeterna veritas)是新教育和新国家的基础。因此现代德国人也相信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文化的永恒真理性。然而一旦强大的德国谎话被这个事实所反对——即德国 人没有文化，因为他无法在他所受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文化，这种信仰将会失败——就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会失败一样。他希望得到花朵，而不要根和茎，因此 他的希望落空了。这就是朴素的真理，率直而讨厌的真理，但却是强大的真理。
但是我们的第一代必须在这个"强大的真理"中成长，也必须遭受其苦。因为第一代必须用它来教育自己，以从旧天性、旧方式中得到生活的新天性和新方 式，哪怕这违反了他们自己的天性。这样他们或许能对自己说，上帝让我和自己保持距离，即与被注入到我身上的个性保持距离，用一句古老的西班牙谚语来说，上 帝保佑我防范我自己(defienda me Dios de mi)。他们必须将这个真理作为一种苦味的特效药一点一滴地品尝。这一代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压制自己，以对自己的天性作出判断，也许他对他所处的时代更容易 作出这个判断："我们得不到教导，不，我们太腐朽了，不能生活，不能真诚质朴地去看、去听、去理解那些使我们亲近自然的东西。我们甚至还没有为文化打好基 础，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能确信我们内心有一个诚挚的生活。"我们倒下来，摔成了碎片；我们的整个存在被半机械地分成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我们内心撒满了观 念，好似撒满了龙牙，并产出一窝小龙，我们饱受文字的弊病之苦，对任何没有盖上其特殊文字之戳的感情都不敢相信。尽管我是这样一个死去的、但内部仍奇怪地 运动着的、文字和观念的织物，我也许仍有权说"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虽然不是"我生故我思"（vivo ergo cogito)。只许我空洞地"存在"（esse)，而不是葱郁地"生活"（vivere)，—种起码的感觉告诉我，我是一个思考着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生 存着的生命，我绝不是"生物"，而至多是一个"思考者"(cogital)。"给我生命，我会很快就从中为你创造出一个文化。"——这将是新一代中每个人 的呼声，他们也会凭着这个呼声互相认识，但谁会给他们这个生命呢？
没有神也没有人能给他们这个生命——只有他们自己的青年人能给他们。给青年人以自由，你就也给了生命以自由。因为生命只是被藏在一个监狱里，它既没有枯萎，也没有死亡——问问你们内心深处的自我！
可这个得到了自由的生命却生着病，它必须接受治疗。它遭受着种种病痛的折磨，而不仅仅是锁链的记忆带给它的痛苦，它遭受着我曾讲过的那种弊病—— 历史的弊病——的折磨。过量的历史已经损害了生命的可塑力，它再也不知道该怎样将过去作为取得力量和营养的一种方式加以利用，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然而， 如果年轻人没有一种洞察一切的天赋的话，就没有人能看出它是一种疾病，也没有人能看出我们已失去了一个健康的乐园。但同样这些年轻人，同样有着健康本能的 年轻人，他们已猜到了如何能再次获得这个乐园，他们知道治疗历史的弊病和过量的历史的神奇草药。可这些草药叫什么名字呢？
毫不奇怪，它们被称为毒药——历史的解药是那些"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提到这些名字，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追查，并且快要得出结论了。
我用"非历史"一词来指一种力量、一种艺术，它忘掉过去，并在自己周围划出一个有限的视野。我又认为，那样一种力量是"超历史"的，它将目光从演 变进程之上转移到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之上——转到艺术和宗教之上。科学——是科学让我们谈到了"毒药"——在那些力量中看到了相反的力量； 因为科学认为，只有一种看待事物的眼光是真实的、正确的，因而也就是科学的。那种眼光将某些东西看作是完成的、历史的，而不是正在持续的、永恒的。科学极 其敌视创造出永恒的力量——艺术和宗教，因为它痛恨遗忘，遗忘是知识的死亡，它试图去掉视野的一切界限，而将人扔到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中去，一种明亮的知 识——演变——在大海的波涛上闪闪发光。
但愿他们能在那里生活！正如同一次雪崩使市镇倒塌而变得荒凉，人们心怀恐惧地在那里暂时建立起自己的房屋一样，如果由科学引发的、观念的雪崩使人 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对稳定和永恒事物的信念，那么生活也会崩溃，变得脆弱而萎靡不振。应该是生活统治知识呢，还是知识统治生活？这两者哪一个更重 要，哪一个是决定性的力量呢？不容置疑，生活更高，生活是统治力量。因为毁灭了生活的知识最终也将自行毁灭，知识以生活为前提，因此，就像每个生物都要维 持自己的生存一样，知识对于维持生活也有同样的兴趣。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看守、留意科学。在科学的卷册旁边，有一套生活的保健法，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历史压制生活的自然解药，它们就是治疗历史病的方法。这种解药也许会让我们这些患了这种病的人感到一点痛苦，但这并不能证 明我们选择的治疗方法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看到了年轻人的任务，他们组成了第一代战士和屠龙者，他们将带来一种更美好更快乐的人性和文化，但他们自己顶多能看一眼那片幸福美妙的乐 土。这些年轻人将既受疾病之苦，又受解药之苦。然而他们相信力量和健康，他们可以自夸，比起他们的祖先今天的文化人和白须老人们，他们拥有一种更接近伟大 自然的天性。但他们的任务是从根本上动摇现在关于"健康"和"文化"的概念，并建立起对这一堆洛可可式的观念的痛恨与轻蔑。年轻人力量与健康的最明显的标 记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用从今天文字与观念的制造厂中找出什么观念和党派标语来标明自己的存在，而只是在时机到来时凭着自己体内那种行动和战斗、分裂 和破坏的力量，凭着一种对生活的最高情感，高呼自己的信念。你也许会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文化——可年轻人怎么会把它看成是一种责骂呢？你也许会说他们 乳臭未干，肆无忌惮——可他们还不够老，也不够聪明，所以不愿顺从。他们完全不需要一套现成的文化，他们只需享受年轻人的一切权利——以及安慰，尤其是勇 敢且不加思考的诚实的权利，以及一个鼓舞人心的希望的安慰。
我知道，这样一些有希望的生命能够从内心理解所有这些真理，并通过自己的体验将它们变为一套为自己所用的学说。而同时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看到的 只是一排蒙着的碟子，这些碟子也许看上去是空的——直到有一天，他们惊讶地发现，碟子是满的，而所有的观念、冲动和激情都堆在这些真理之中，这些真理是不 可能被长时间蒙住的。我把那些怀疑者留给时间，时间将说明一切。最后我将转向那一大群有希望的人，用一个寓言来告诉他们以何种方式和路线才能从历史病以及 他们自己的历史之病中得以拯救。这个寓言能使他们再次恢复健康，并足以重新研究历史，且在生活的指导之下用这个三重的方式——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方式 来利用过去。刚开始时，他们会比现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更无知，因为他们将不会学那么多东西，也没有任何欲望去发现哪怕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特别希望了解 的东西——事实上，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看来，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他们缺乏科学知识，他们对所有优秀、著名的东西漠不关心，拒不接受。但在治疗结束时，他们 又再次成为了人，而不再是人类的影子了。这很重要。希望仍在，而你们这些抱有希望的人，难道你们没有在心里开怀大笑吗？
我们怎么才能达到那个目标呢？你也许会这么问。德尔斐的神在你开始漂泊时就向你喊出了他的启示："了解你自己。"这是个难解的格言，因为神"不告诉你什么，也不向你隐瞒什么，它只是指点迷津"，就像赫拉克利特说的。可他指向何处呢？
在某些时代，希腊人处于一种类似的危险之中，即，他们要被过去和外来的东西压倒了，要撞死在"历史"的岩石上了。他们从来就没有骄倣且一成不变地 生活。在很长时间内，他们的"文化"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闪族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还有埃及的——他们的宗教则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就 好像德国现在的文化和宗教是一切外来民族和古老时代的一番垂死挣扎一样。可希腊文化并不只是一种机械的统一体，这多亏了德尔斐的那句启示。希腊人听取了阿 波罗的意见，并反思他们自身，他们真正的需要，而不去管那些虚假的需要。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堆混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 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由于听从了那个神谕，他们经过苦战，增加并丰富了自己继承到的珍宝，而且，他们成了将来所有文化民族的祖先和模 范。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听这个寓言。—个人必须通过"反思"自己真正的需要来整理好自己内心的那堆杂物，他需要用自己性格中所有的诚实、所有的坚定和 真诚来帮助自己对付那些二手的思想、二手的知识、二手的行动，然后，他才会明白，文化不仅仅是"生活的装饰"——也就是对生活的掩藏和扭曲，因为所有的装 饰都会掩盖被装饰的东西。由此，他就会发现，与罗马的文化观念相反，在希腊的文化观念里，文化是一种新的、更美好的事物，没有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没有习俗 和伪装，而是思想与意志、生活与表象的一个统一体。他还会从他自己的体验中明白，希腊人是凭着道德个性上的一种更伟大的力量才成为胜利者的，而每一样走向 真诚的东西都是向真正的文化前进，不管这种真诚将如何伤害到当今倍受尊崇的教育理想，它甚至有一种力量，足以粉碎纯粹装饰性文化的整个体系。
译自：
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 by Friedrich Nietzsche.
特别参考：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Bobbs-Morill Company, Inc., Indianapolis, New York, 1949, 1957.
尼采 著
陈涛 周辉荣 译 刘北成 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序
"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歌德的这句话，正像是他山之玉(ceterum censeo),完全可以立于我关于历史有无价值的思考的前沿。我将说明为什么不能"加快"行动的教训、松懈了行动之缰的知识，为什么历史作为昂贵而多余 的知识奢侈品，事实上是必须——用歌德的话来说——"痛恨"的。因为我们仍处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中，而多余品乃是必需品之敌。我们的确需要历史，但我 们的需求完全不同于那些知识花园中的疲乏的闲人。不管他们会如何高傲地鄙视我们粗鄙平淡的需求，情况都是如此。换言之，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而不 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便宜之计，或是为一种自私的生活和一种怯懦或卑鄙的行动开脱。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但若超出 某一定点去评价历史研究，就会使生活受到残害和贬损。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显著的症结已经要求我们必须用实际经验进行检验，尽管这样做是很艰难的。
我已经试着描述一种经常困扰我的感情。我将它公开，以向它发泄。这也许会使得有人向我揭示他也有这种感情，并告诉我，我对这种感情还感受得不够纯 粹，不够根本，也就没能用对实际经验的充分肯定来将它表达出来。少数人也许会这么说，但大多数人会告诉我这是一种墮落的、反常的、可怕的和完全非法的感 情，并告诉我，我表现出自己不配于那场在最近的两代德国人中尤为强劲的伟大运动。
我将不惜任何代价而冒险描述我的感情。这么做完全出于礼节，因为我将给予充分的机会对这样一个"运动"加以称赞。而我自己将得到一个比礼节更有价值的好处——通过我的批评，达到一个关于我们时代的正确观点。
这些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正试图将确实让我们这个时代引以为荣的东西——其历史文化——描绘为我们这一时代的错误和缺陷。这是因为我相 信，我们都正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但即使它是一种美德，歌德的断言也可能是对的，即，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时， 也不自觉地发展了我们的错误。而很显然，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能毁灭一个民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忍不住要发言，但我首先要解除我的顾虑，为此我承 认产生那些令人困扰的感情的体验大都是来自我自身一来自其他来源的都只是为了比较起见；承认我之所以只感受到这样的"不合时宜"的体验，是因为我更像是古 老时代比如希腊时代的孩子，而不像是这个时代的儿童。鉴于我的职业是一个古典学者，我必须承认这些。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不合时宜"，古典学术对我们的时 代还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虽然它与我们的时代相背，但我们仍可希望，为了未来某一时代的利益，它对我们的时代仍有影响。
一
想想在那边吃草的那些牲口：它们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 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人们在看到它们时，无不遗憾，因为即使是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也对兽类的幸福感到嫉妒。他只是希望能像兽类一样毫无厌 烦和痛苦地生活。但这全都是徒劳，因为他不会和兽类交换位置。他也许会问那动物："为什么你只是看着我，而不同我谈谈你的幸福呢？"那动物想回答说："因 为我总是忘了我要说什么。"可它就连这句回答也忘了，因此就沉默不语，只留下人独自迷惑不已。
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真是奇怪：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一时 刻，前后两渺茫的那一时刻，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的一个时刻的平静。书页不断从时间之书上掉下来，飘忽远去——可它突然又飘回人的怀中，于是他说： "我记得……"然后就嫉妒那兽类。兽类总是立刻忘记，并看着每一时刻真正逝去，沉入到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消失。曽类是非历史地活着的。因为它"进人"到 现在，就像一个数字一样，不留下任何引人好奇的剩余。它不会隐藏，它不掩盖任何东西；在毎一个时刻，它看起来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也就不可能不诚实。但人总 是在抵抗着伟大而又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那重负压着他，压弯了他的双肩。他背负着一个他有理由抛弃的、黑暗而看不见的包袱去旅行，他非常高兴地在与同伴 的谈话中抛弃了它——以激起他们的嫉妒。就像想到一个失去的天堂一样，看到一群牲口在吃草，或者近一点，看到一个还没有什么过去可抛弃的小孩在过去与未来 之墙之间，在盲目的幸福中玩耍着，这让他伤感。然而他的玩耍必被打断，他很快就会从他小小的遗忘之国中被召唤出来。然后他就学会了解"很久很久以前"这句 话。这个"芝麻开门"的咒语给人类带来了战争、痛苦和疲惫，并提醒人们他们生存的真实状态——一个从未变成现在时的未完成时。当死亡最终带来了久盼的遗忘 时，它也将生命和存在一同消灭了。而且它在这样一种知识上打上了封印，即认为"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 存活的事物。
如果幸福和对新幸福的追求使得生存意志在任何意义上都保持生命力，那也许就没有什么哲学比犬儒学派(Cynic)的哲学含有更多的真理了。因为兽 类的幸福，就如同犬儒学派的幸福一样，是犬儒学派的真理的明证。最微小的快乐，只要它是连续不断并令人幸福的，就会远胜于哪怕更为强烈的快乐。那强烈的快 乐出现于一个片段、一阵狂想以及一个在无聊、欲求和贫困之间的疯狂间歇之中。但不管是最微小的幸福还是最强烈的幸福，它总有一样东西是让它成为幸福的：那 就是遗忘力，或者用更学术性的话来说，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非历史"的能力。一个人，若是不能在此刻的门槛之上将自己遗忘并忘记过去，不能像个胜利女神一 样立于一个单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和眩晕，他就永远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更糟的是，他也永远不会使别人快乐。最极端的例子是那种没有一点遗忘力、注定在各处都 看到"演变"的人。这样的人不再相信自己或相信自身的存在。他看到所有事物都在永恒不断地飞逝，并在演变之川中迷失了他自己。最后，就像赫拉克利特那个有 逻辑头脑的信徒一样，他连手指头都不敢举一下了。遗忘也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性，就好像每个有机体的生命并不只是和光明相连，同样也同黑暗相连一样。一个人 若想去历史地感受每一事物，那他就如同一个强迫自己不睡觉的人，或是一头必须不停反刍才能生存的动物一样。因此，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动物就 是这样。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或者把我的结论说得更好一点，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 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
如果不想让对过去的回忆成为当代的掘墓人，就要确定上述这一程度和回忆的限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 力"(plastic power)有多么巨大。我是指那种明确地改变自身的力量，那种将过去的、陌生的东西与身边的、现在的东西融为一体的力量，那种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 破碎模型的力量。有些人的这种力量是如此之弱，以至于单单一件痛苦的经历、稍稍一点轻微的疼痛，常常是一桩小小的不平之事，就会如毒刀一划，撕裂了他们的 灵魂。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因最大的不幸，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恶行而感到丝毫伤痛，以至于在这些不幸和恶行之中——至少是在它们之后不久，处之泰然，问 心无愧。一个人的内在天性之根越深，他就能越好地吸收过去。而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天性却会因缺乏对历史感的限制而生长过快而有害。无论过去与自身多么不相 容，这种天性都会将过去同化和消化，并把它转变为活力。这样的一种天性会忘掉它所不能征服的东西。它的眼界完全封闭，又没有什么东西来提醒它在另一边仍有 人类、激情、理论和目标。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一个生命，它只有在一定范围之内才能健康、强壮和多产，如果它不能给自己划出一个范围，或是太自私了而不能 为他人的见解放弃自己的见解，它就会夭折。快乐、良心、对未来的信心、愉快的行为——所有这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有赖于一条将可见清晰的东 西与模糊阴暗的东西区分开来的界线而存在。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这 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人的历史知识和感觉范围也许都很有限，他的视野如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一样窄，他的判断不准确，他的经验被错误地认为是新颖的，然 而尽管有所有这些不确和错误，他仍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健康和活力向前站着，让所有看到他的人感到高兴。然而另一个远具有更强判断力、更多学识的人，与前者相 比，却会失败。因为他视野的界线在不断更改，而且他无法为了一种意志或欲望的正当行动而从他那精致的真理与正义之网中挣脱出来。我们看到兽类，它们绝对是 "非历史"的，并有着最窄的视野，但它们却有着某种幸福，并至少是毫无造作和倦怠地生活着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 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因为它为每一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非历史的感觉就像是周围的空气，这空气可以独自创造生命，而且如 果空气消失，生命自身也将消失。的确，人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首先在其思考、比较、区分和结论之中压抑了非历史的因素，并以凭借古为今用的能力让一种清晰 而突然的光亮射穿这些迷雾。然而过量的历史又使他再次衰退，没有了非历史的面纱，他再也没有勇气开始。如果人不是被笼罩在非历史的尘雾之中，他又能做得了 什么呢？或者，抛开这些比喻，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想象有一个男子被一种激情——不管是为了一个女子还是一条理论——所左右和驱使。他的世界大大改变了， 他对他身后的每件事物都视而不见，尽管他对它们的颜色、光泽和音乐从未如此亲近地感受过，而且他似乎是用五种感官同时来把握它们，但新的声音还是被蒙住了 而毫无意义。他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变得更糟糕了，还有很多东西是他无法再作出价值判断的，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它们。他感到迷惑，那些陌生的词语和观点已玩弄 了他这么久，以至于他的回忆只是不停地绕着一个圈跑，但又太虚弱、太疲倦，而一步也迈不出去。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无法防御的，它狭隘，对过去不存感激，对危 险视而不见，对警告充耳不闻，成为黑夜与遗忘的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涡。然而这种彻头彻尾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状况不仅仅是世上不公正的行为的摇篮， 也是每一个公正和可以被认为公正的行为的摇篮。艺术家作画，将军打胜仗，民族获得自由，无不是在极其"非历史的"状态下奋斗过、企盼过。如果一位行动者， 用歌德的话来说，没有良心，他也就没有知识。他忘记大多数事情，以做成一件事。对于被他甩在身后的事物来说，他是不公正的。他只认识到一项法则——未来事 物的法则。因此他无限热爱他的工作，超过了那工作所应该被爱的程度。而最好的作品就在如此一种热爱的迷狂中产生，以至于不管它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有多么 大，它们肯定是不值得他那么热爱的。
如果有谁能使这种每一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其中的非历史空气消散，并且此后还能呼吸，他也许就能达到一种"超历史的"意识立场，尼布尔 (Niebuhr）曾将它描述为历史研究的可能结果。"历史，"他说，"如果详尽地研究，就会有益于这样一个目的：人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自己所持的并逼迫 别人也应该采取的看待事物的那些方式的偶然性。——这里我说的是逼迫，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方式的意识异常强烈。——而这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灵魂没 有意识到的。任何人，如果不能在其不同应用中把握住这一观念，他就会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灵魂，后者能够读到特定方式中的更深感情。"这样的一个立场可以被 称为是"超历史的"，因为处于这种立
*尼布尔，德意志历史学家(1776—1831)。——译者注
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因为他将会认识到，在行动者的灵魂之中，作为每个行动发生的条件而存在着的盲目与不公。从 此，他将不再把历史看得太严肃，并学会回答如何生活和为何生活的问题——对所有环境的所有人，无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无论1世纪还是19世纪，都有这个 问题。任何人，只要问问他的朋友，是否愿将过去10年或20年重过一次，他就会很容易看到，他的朋友中谁是生而为"非历史的立场"。他们都会回答说不愿 意，但会为他们的回答给出不同的理由。有些人会说，能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将来20年会更美。他们就是被大卫•休谟用讽刺的语气提到的那些人：
希望从生活的残渣中求取，
第一轮轻快的奔跑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我们将称他们为"历史的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山 峰背后。他们相信，存在的意义将在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清晰。他们回首过去，只是为了了解现在，并刺激他们对将来的渴求。他们不知道，尽管他们完全生活在历 史中，他们的历史教育并非服务于纯粹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仍是多么的非历史。
我们已听到了那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但它还有另一个回答：也是"不"，但理由不同。这是那些不认为进化中有拯救的、"超历史的"人所回答的"不"。对于他们而言，世界在每一刻都是完整的，实现了其目标的。将来10年怎么会教给我们过去10年所没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呢？
这教训的目的是幸福还是听从，是美德还是惩罚，这些超历史的人们都没有达成一致。但在反对只用历史的方式来看待过去时，他们都认为过去和现在合而 为一，万变不离其宗。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包含着各种永存不朽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类型的画面。正如几百种不同的语言都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不变的和基本的需 求，因而了解这些需求的人不能从不同语言中学到什么新东西一样，"超历史的"哲学家也是从内心来看待民族和个人的历史。他对象形文字的原意有着一种神圣的 洞察力，而且甚至逐渐对不断在他面前展开的那些字母都要感到厌倦了。无尽的事件匆匆而过，怎么会不带来腻烦、过饱和厌恶呢？因此，我们之中最大胆的人也许 会最终准备发自内心地和吉亚科默•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一起说："没有什么活着的东西值得汝痛苦，而世界不值一叹。我们的存在只是痛苦和厌倦，而世界只是泥土一别无他物。平静些吧。"
*莱奥帕尔迪，意大利诗人、学者(1798—1837)。——译者注
但我们将不理睬这些超历史的人们的厌恶和智慧。我们更希望今天在我们的愚昧之中是过得愉快的。并且我们作为向前迈进而又尊重世界历程的积极的人， 享受一种快乐的生活。我们对历史的评价也许只是一个西方的偏见，但让我们至少在这个偏见里前行几步，而不是静静地站在原地。只要我们能更好地学会将历史作 为研究生活的一种方式！只要我们确信比超历史的人有着更多的生活，我们将乐于承认他们有着更高的智慧。因为那样的话，在生活面前，我们的愚昧比他们的智慧 有着一个更为伟大的前途。为了把生活与智慧之间的对抗说得更明白些，下面我像通常那样，作一个简短的小结。
一个被完全理解了并被归纳成一种知识的历史现象，对于知道它的那个人来说，是死的。因为他已发现了它的疯狂、它的不公、它的盲目热情，尤其是作为 它力量源泉的鄙俗和黑暗的历史视野。对于已认识到这种力量的人来说，它已经苍白无力了，而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人来说，也许还没有变得苍白无力。
历史若被看成是一种纯知识，并被允许来左右智力，那它对于人们而言，就是最终平衡生活收支的东西。只有循着一个强大、散发着活力的影响力，比如一 个新的文化体系，历史研究对未来才是有利的——因此，只能是它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而不是它自身来引导和控制其他力量。
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权力，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这是影响到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因为，由于过量的历史，生活会残损退化，而且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退化。
二
正如人们清楚地了解过量的历史会伤害生活一样，也应该清楚地了解生活的确需要历史为之服务这个事实，这将在后文得到证明。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 是必需的，这表现在三方面：分别与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主义和虔敬、他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有关。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了三种历史要是它们能被区分开来 的话——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
对于拥有行动和力量的人，历史尤为必要。他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战斗，因而需要榜样、教师和安慰者。他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这些。在这个意义上， 历史对于席勒是必需的。因为正如歌德所说，我们的时代是如此邪恶，以至于诗人在活着的人当中见不到对他有益的天性。当波里比阿(Polybius）*称政 治史为治国的真正准备时，他想到的是积极的人。正是这位伟大的老师，通过提醒我们别人所受过的苦来告诉我们如何坚定不移地去忍受逆运。任何学会了认识历史 这一意义的人，肯定都不愿看到好奇的游客和辛劳的捕虫者爬上伟大的远古金字塔。他不愿碰到从过去之画廊中匆匆走过、去寻求一种新消遣的闲散之人，他自己是 到这里来寻求榜样和鼓励的。为避免被那些虚弱而没有希望的闲人和那些表面上很活跃而其实只是一种神经质的人所打扰，他向后看，喘口气，以坚持向目标前进。 他的目标是追求幸福，也许不是他自己的幸福，而往往是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幸福。他不愿无所事事，并以历史作武器来抵抗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名声，他 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那意味着他有希望在历史之庙中拥有一个神龛，那时就可能轮到他成为子孙后代的安慰者和顾问了。因为他的原则就是：曾经扩展了"人"之 概念并给予它一个更好的内容的东西必会为了同一任务而存在。个别战斗中的伟大时刻形成了一条锁链，一条贯穿各时代的人类的大道。那些已逝去时刻的最高点仍 然伟大，仍然为人类而存在。这是人类的信仰中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在对"纪念的"历史的需求之中得以表达。
但是围绕着永远留住伟大事物这一要求却是最残酷
波里比阿，希腊人，历史学家(公元前76—公元4)。——译者注
的战斗，而其他每一个生命都喊不。"拿走纪念物"就是其口号。沉闷的习俗以其鄙陋来填满世界的每一部分，并在环绕着所有伟大事物的浓雾之中升起， 挡住它通往不朽之路，蒙住它的眼睛，并窒息它的呼吸。而那不朽之路要通过可朽的大脑！通过那些生病而短命的兽类的大脑！那些兽类常升到表面以呼吸，艰难地 寻求一小块空间以逃避毁灭。因为它们只有一个愿望：为了活命而不惜任何代价。谁会幻想着它们会有什么"纪念的历史"，会有那独自使伟大事物生生不息的艰难 的火炬接力赛跑？然而总有一些清醒的人，他们因凝视过去的伟大而力量倍增、充满幸福，似乎人类生活是一件高贵的事，而这棵痛苦的树所结出的最甜美的果实便 是这样一种知识：即，曾有一种人，他坚定而自豪地走过这世界。还有一种人，他有着怜悯和慈爱；另外一种人，他在沉思中生活。但这三种人都在其身后留下了一 个真理——对生活思考得最少的人，他的生活是最美好的。一般人带着一种悲剧性的认真态度贪婪地抓住这一短暂的时光，但这三种人在通往纪念的历史和不朽之路 上，知道应该如何以一种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微笑，至少是一种高傲的蔑视来迎接它。他们面带嘲讽走进坟墓——为什么他们要被埋葬呢？不过是因为那些曾被他们一 直看作是糟粕、垃圾和虚荣的东西。这些东西，在被他们嘲弄许久以后，现在跌回到它真正的归宿——忘川——中去了。有一种东西将会活着，即他们内心的符号手 册、珍稀的闪光、行为和创造，因为子孙后代不能没有它。在这个精神升华的形式之中，名声对于我们的自我主义是比最甜的糖块还要甜的东西。用叔本华的话说， 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及对一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对现代人来说，这种对过去的"纪念性"思索、这种对稀世之物和经典之物的沉思有什么用呢？伟大的事物存在过，因此也就是可能的，也就能再次成为可 能。获得这种知识是有用的。他在前进途中受到鼓舞，因为无论他是否追求那不可能的东西，他在脆弱时产生的怀疑已被赶到一边去了。假设有人相信，只消不到一 百个在新的精神之中成长起来的、办事效率高而有成效的人，就能给现存德国教育模式以致命一击，只要他记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是在另一群这样的一百个人 的肩膀上建立起来的，他就能从中汲取力量。
然而尽管我们的的确确希望从一个榜样中学到些东西，我们却会发现这种对比是多么的含糊和难以把握！如果这一榜样是要给我们以力量，那么我们就必须 忽视许多差异，将过去的特性塞人一个普遍的公式之中，为了统一将所有棱角折断。当然，只有在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之下，从前可能的东西才会再次成为可能。其理 论称，当天体再次处于同样的位置之时，地球上的事件就会被惟妙惟肖地复制一次。因此，当各星宿呈现出某种关系时，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和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就 会策划一个阴谋来谋杀恺撒，而另一个不同结合又显示着另一次哥伦布发现美洲。只有当地球总是在第五幕之后再次开始演出，而且隔一定时间，同样的动机间的相 互作用、同样的"救场神仙"（deus ex machina)、同样的灾难肯定会再次发生，行动者才能够在纪念的历史之中去寻找完整的、原始的真理，才会看到每件事实一开始都是完全独特的。这大概不 太可能，除非天文学家又变成了占星术士。到那时，纪念的历史永不能拥有完全的真理，它将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和谐，它将总是削弱动机和 时机的差异。其目的就是不讲原因，只讲结果——即，作为效仿的榜样，"纪念的历史"尽量远离原因。我们就可以远不是夸张地称之为"其自身结果"的集合，而 不是"对所有时代产生影响的事件"的集合。在大众纪念中广受推崇的战争或宗教大事就是这样的一些"其自身结果"。正是这些东西不让野心沉睡，并如护身符一 样躺在大胆的心灵之上——而不是真正历史的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若是正确理解的话，只不过证明没有什么完全相似的东西会再次从命运和未来之骰盒中抛出。
只有在历史给一种强大精神以伟大的推动之中才可以发现它的灵魂，只要历史过去主要是当作一个模仿的榜样来用，它就总有被稍稍改动、略加修饰和近于 虚构的危险。有时候一个"纪念的"过去和一个虚构的浪漫故事之间并没有什么可能的区别，因为相同的行动动机既可来自一个世界，也可来自另一个世界。如果这 种纵览过去的纪念的方法支配了其他的方法——怀古的和批判的方法——那过去自身就要遭受委屈了。整个过去都被遗忘、被轻视，它的全部领域如一条黑暗而连绵 的河流一样流走，只有几个色彩斑斓的事实之岛升到水面上来。在看得见的极少几个图像之中，总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就像毕达哥拉斯的信徒献给他的金蔷薇果一 样。纪念的历史靠错误的类推而存在。它用充满诱惑的对比怂恿勇敢的人做轻率的事，热心的人做狂热的事。设想这样的历史存在于一个有天分的利己主义者或是一 个有创见的无赖手中以及头脑中，那么，王国将被推翻，君主将被谋杀，战争和革命就会爆发，"其自身结果"——换句话说，没有充足原因的结果——就会增加。 不管强有力的行动者是好是坏，纪念的历史对他们的伤害如此之大，如果那些虚弱和消极的人将纪念的历史作为自己的仆人——或者主人，又会怎么样呢！
举个最简单、最普遍的例子来说，纪念的历史为那些非艺术或半艺术的天性提供剑和盾，这些天性将用这些武器来反对它们的世仇——那些伟大的艺术精 神，而只有那些艺术精神才能从那历史中学到该如何生活的唯一真正教训，并在其高贵的行动中体现出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围绕着伟大过去的被人一知半解的纪念 物，那些崇拜偶像的——也是真心实意的——舞蹈阻碍了那些艺术精神的道路，使他们的自由空气黯然失色。"看，那才是真正的艺术，"我们似乎听到有人说， "当今那些心比天高的小人物又有什么用呢？"那舞蹈着的人群显然垄断了"高雅品位"，因为与从不插手工作的、单纯的旁观者相比，创造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就好像坐在安乐椅上的政客总比实干的政治家有着更多的智慧和远见一样。但如果民主选举和以人数取胜的习惯被转移到艺术王国之中，如果艺术家要在那些审美的 浅薄之士面前为自己辩护，你就可以断定他会被定罪，尽管，或者不如说是因为，他的法官已依照官方的定义庄严宣告了"纪念的艺术"，即"对所有时代都产生了 影响的艺术"的准则。在他们看来，艺术不需要天分，也不需要历史权威，因为艺术是当代的，而不是"纪念性"的。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艺术会被艺术所杀害： 纪念性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复制，其权威性已经在过去之中得到了确定。他们做艺术鉴赏家，主要因为他们想扼杀艺术；他们假装是医生，而实际意图是想玩玩毒药。 他们将他们的口味发展到颠倒是非的程度，这样他们就能为自己不断拒绝向他们提供的营养丰富的艺术食品找到一个理由。因为他们不希望出现伟大的东西，他们的 办法就是说："看，伟大的东西已经在这里了！"而事实上，正如他们不关心即将出现的伟大事物一样，他们也不关心已有的伟大事物。他们的生活就是证明。纪念 的历史是他们的伪装，在这层伪装之下，他们将对现有权力和伟大事物的憎恶装扮成对过去的极端崇拜。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真实意义被装扮成它的对立面。不管 他们希望与否，他们的所做所为似乎表明他们的座右铭是"让死者埋葬——生者。"
三种历史中的每一种都只有在一定环境和气候中才能生长旺盛，否则它就会长成一株毒草。如果一个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的历史 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能够对传统的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做一个怀古的历史家来利用过去；而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 以任何代价抛弃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的历史"，即判断和批判的历史。还有很多由错误和草率的种植造成的害处：不必成为批评家的批评家，没有敬意的怀 古者，知道伟大的东西却无法得到它的人，都是长成野草的植株——它们从原来生长的土壤中被拔出，因而腐坏了。
三
其次，历史对于那些有着保守和虔敬天性的人是必需的。这种人满怀热爱和信任，回望他存在的源头，他通过历史向生活致谢，他小心地保存着从远古时期 遗留下来的东西，并为他的后来人复制出他的成长条件，他就是这样为生活服务的。在他的灵魂之中，拥有祖先家具的意义改变了，因为那家具也如此地拥有他的灵 魂。所有微小和有限的东西、陈腐和过时的东西，都从怀古者保守而虔敬的灵魂之中获得了自己的价值和不可侵犯性，那灵魂迁人其中，并筑起一个秘密的小巢。他 把城镇的历史变成为他自己的历史，他把那些城墙、城门、市政厅、集市看作是他年轻时的一本带插图的日记，并在其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全部——他的力量、勤奋、 渴望、理性、错误以及蠢事。"过去人们可以住在这里，"他说，"现在人们也可以住在这里——将来仍可以接着住。因为我们是坚韧的居民，不会在夜晚被人连根 拔起。"通过他说的"我们"，他纵览了过去了不起的个人生活，并认同那房屋、家庭和城市的精神。远隔着迷蒙而纷乱的几百年，他像欢迎自己的灵魂一样欢迎他 的民族的灵魂。他的天分和他的美德存在于这样的感觉和预测能力之中，他能察觉即将消逝的痕迹，他能够本能地正确阅读草草写就的过去，并立刻识别其羊皮纸 ——而且是涂写多次的羊皮纸。歌德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站在埃尔温•冯•斯坦巴赫(Erwin von Steinbach)的纪念碑之前，他感情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他们之间的历史云层，他头一次看到"出自于坚强、粗糙的德意志灵魂"的德意志作品。这就是文艺 复兴时的意大利人所走过的道路，这就是在其诗歌中重新唤起的那古代意大利天才，用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话说，"以便对远古的抒情诗作一个绝妙的回应"的精神。然而这种虔敬的怀古精神最伟大的价值在于一种愉快和满足的朴素情感，这种 感情加进了一个民族或是个人乏味、粗糙甚至痛苦的生活环境。尼布尔承认，他能够与一群有某种历史的自由农民一起在荒野之上愉快地生活，而绝不会感到有对艺 术的需要。把那些不太有天分的种族和民族固定于其祖先的家园和习俗之中，防止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东西而背井离乡却只发现了挣扎和竞争——历史还能比这更好 地为生活服务吗？把人们束缚在同样的伙伴和环境之中，束缚在日常的劳作之中，束缚在他们光秃秃的山腰之中的这种影响力看起来自私且不可理喻，但这种不可理 喻是正常的，并对社会有益。凡是已清楚地认识到了那些迁徙和冒险的小小愿望——也许是在所有民族之中存在的愿望——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结局的人，或是已看 到了—个早已丧失信心而听凭世界主义蠢蠢欲动，听凭对新奇无止境地追求的民族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一种树冠紧抱树根的感觉，一种因知道 个人成长不仅是主观随意的、也是一种过去的遗产及其花果而产生的幸福感，不仅为现在辩护，而且为现在戴上桂冠——这就是我们今天愿称为真正的历史感的东 西。
这些并不是能够将历史变为纯科学的最有利的条件。而且，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如同我们在纪念的历史中看到的那样，当历史为生活服务并被生活目标所指 引时，过去本身也受到影响。换个比喻来说，树冠看不到树根，却能够感觉到它。这种感觉的伟大之处是以可见的树枝的伟大和力量来衡量的。在这里树的感觉也许 错了，但相对整个森林来说，这种感觉更加错误！它只是在森林阻碍或帮助了它的时候——而不是其他时候，才知道并感觉到森林的存在。一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 国家的怀古感的范围也总是很有限的，很多东西完全没有引起注意；其他的东西则只被孤立地看待，就像是通过一台显微镜观看似的。没有什么衡量标准，每样东西 都被给予同等的重要性，因此任何东西也就都有了太多的重要性，因为过去的事物从没有被从其真实的角度来看待或是获得它们正当的价值。这种价值和角度是随着 回望过去的个人或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里就总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即所有远古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同等尊贵的，而每一个没有这种敬古之意的人，比如一种新的精神，就会被当成敌人而遭屏 弃。希腊人自己就允许古老的造型艺术风格和更自由更伟大的造型艺术风格并存，并且在后来不仅是容忍了尖鼻冷嘴的风格，还将之作为鉴赏的一个原则。如果一个 民族的判断力就这样僵化了，而且，历史对过去生活的服务只是为了毁掉更深更高的生活；如果历史感不再是保存生活，而是将它变为木乃伊，那么树就会从上至下 不正常地枯死，最后树根自身也枯萎了。从不再给予现在的新鲜生活以灵魂和灵感的那一刻开始，怀古的历史就退化了。虔敬之泉干涸了。可尽管没有了虔敬，养成 的习惯依然存在，并顺从地绕着它自己的中心旋转。我们看到了一幕可怕的景象，疯狂的收集者在所有过去的尘土堆中寻寻觅觅，他呼吸着发霉的空气，怀古的习惯 会将他内心真正的精神需要，一种相当大的天分，降格为一种对一切古老东西的单纯的、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他常常陷得很深，以致对任何食物都感到满意，并贪婪 地吞咽着一切从书目单上掉下来的残渣。
即使这种退化没有发生，即使怀古的历史独自植根于其上并对生活带来好处的基础也没有枯萎，但只要怀古的历史太过强大，侵入了其他方法的领域，仍然 会有足够的危险。它只懂得如何保存生活，而不懂如何创造生活，因此总是低估了现在的成长，而不像纪念的历史那样对其有某种直觉。这样它就阻碍了采取新行动 的强烈冲动，并麻痹行动者。而那行动者之作为行动者，是必须经常怀有虔敬或其他感情的。已经陈旧的事实总带有一种要求，就是使自己永垂不朽。因为当一个人 思考这样一件古老事实的生命史时，看到几代人所给予它的如此之多的尊敬时——不管它是一种风俗、一个宗教教义，还是一个政治原则——他都会觉得，用一件新 的事实来取代它，用一个新的虔敬来取代汇集起来的古老虔敬，乃是一件自高自大，甚至是不敬的事。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除去上述两种方式，人们多么需要看待过去的第三种方式，即"批判的"方式。它也是为生活服务的。为了生活，人们必须要有力量 去打破过去，同时运用过去。他必须把过去带到裁判的法庭之上，无情地审问它，并最终给它定罪。每一个过去都是值得定罪的，这是世事的一项法则，因为世间之 事总是包含了大量人类的权力和人类的弱点。这里坐在审判席上的不是公正，宣读判决的不是仁慈，而只是生命自身，是那欲壑难填的、朦胧的驱动力。它的宣判总 是毫不留情，总是毫不公正，就好像它从来不是来源于知识之清泉一样。然而若是公正女神亲自来宣判的话，结果也大体一样。"因为产生出来的每一样东西都应当 被毁灭，所以如果什么都不产生，那就更好了。"能够生活，并忘记生活和不公正一直就是融为一体的，这需要巨大的力量。路德本人就说过，世界得以建成，只是 由于上帝的疏忽；他做梦也没想到过大炮，否则他就决不会创造世界。有时需要遗忘的生活同样也需要毁灭，因为一旦某事物的不公正性日益明显——比如说，垄 断、等级、王朝——它就应该崩解。严格地审査它的过去，把刀架在它的根部，把所有的"虔敬"都无情地践踏在脚下，这个过程总是很危险的，甚至对生活也是危 险的。而那些以这种方式通过裁判和消灭过去来为生活服务的人或时代，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别人或别的时代都是危险的。因为既然我们只不过是先辈的产物， 我们也就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产物，我们无法摆脱这一锁链。尽管我们谴责这些错误，并认为我们已摆脱了这些错误，我们却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我们来自它 们。充其量，它将导致在我们与生俱来的、遗传的天性和我们的知识之间，在一个严格的新戒律和一个古老的传统之间，产生冲突；我们将养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一种新的直觉、一种第二天性，它们使先前的生活方式、直觉和天性凋零。企图由果推因地造出一个可能是我们源头的过去，用以反对的确是我们源头的那个过去 ——这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企图。因为难以找到一个否定过去的限度，而且第二天性一般都弱于第一天性。我们总是一知道什么好就停下来，而不去做，因为我们也知 道什么更好，却做不到。战斗者处处臝得这种胜利，这胜利给那些战斗者、那些为了生活而运用批判的历史的人带去一种久违的安慰。这安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即 这个"第一天性"曾经也是一个第二天性，而每一个征途上的"第二天性"也会变成一个第一天性。
四
这就是历史如何能服务于生活。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了解，不管这种了解根据他的目标、力量和需求，是通过纪念的、怀古的，还是批判 的历史而取得的。这种需要不是那些只旁观生活的单纯的思考者的需要，也不是少数渴望知识且只对知识感到满足的人的需要，它总是生活目标的一个参考，并处于 其绝对的统治和指导之下。这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与历史之间的天然联系。饥渴是它的源泉，需求是它的准则，内在的可塑力则规定了它的限度。只有 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所有这些都如真理本身一样简单，并且对任何不忙于"历史推论"的人 来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现在让我们很快地扫视一下我们的时代吧！我们惊愕地飞回来。生活与历史之间联系的清晰性、自然性和纯粹性都已消失了，而现在我们又是在怎样的一种 夸张与矛盾的迷茫之中看到了这个问题！究竟是我们这些看到了问题的人的罪过呢，还是生活和历史真的改变了它们的联系，而且有一颗不祥之星已在它们之间升起 了呢？其他人也许会证明是我们看错了，但我只是说出我们相信确是我们看到的东西。确有这样的一颗星，一颗明亮高贵的星，而那联系也真的被改变了——因科 学，以及因为要求历史变为科学而改变。生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有关过去的知识不再是它的奴仆，界限被推翻了，每样事物都冲破了它的限制，事件的明显联系变 得模糊了，而通过事件的无法衡量的整个过程，这种模糊又伸展开来。没有哪一代人看过这样一出由"宇宙进化的科学"——历史——所上演的全景喜剧。历史以其 危险而大胆的箴言——为真理而牺牲生命(Fiat veritas, pereat vita)——演出了这出喜剧。
让我来描绘一幅现代人灵魂之中精神事件的图景。历史知识从一个永不枯竭的源头向他流来，奇怪的片断汇聚到一起，记忆敞开了它所有的大门，却总敞得 不够宽。他的天性忙于接纳所有外来的客人，给他们以荣誉，使之各就各位，可这些客人却彼此争斗。如果他想避免毁灭，采取暴力手段似乎是必需的。逐渐适应这 种反常的、狂暴的家庭生活，就变为第二天性，尽管这个第二天性与第一天性相比，毫无疑问要更加软弱、更加不安、更加彻底地不健全。现代人在自身体内装了一 大堆无法消化的.不时撞到一起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就好像童话故事中讲的那样。这种撞击显示了这些现代人最显著的特征——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内心事务的对 抗，以及与内心世界无关的外部世界的对抗》远古的民族就没有这种情况。知识若是在并不饥饿，甚至是在违背人的愿望的情况下被过量吸收，就会对改变外在的生 活毫无影响，而只是隐藏在现代人混乱的内在世界之中，现代人以一种奇怪的自豪称这个世界为"真正的个性"。他说，他有物质，只是需要形式。但这是一个极其 非现实的有生命事物的内在矛盾。因此，我们的现代文化就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因为若没有那种对抗，它就不能被理解。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而 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一种关于文化的各种思想和感情的综合，从它这里我们得不出任何关于它的方向的决断。它在可见的行动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动力往往只 是一种习俗、一种东施效颦，甚至是一种沐猴而冠。人可能会感到就像是一条吞下了一整只兔子的蛇，静静地躺在阳光下，避免任何非绝对必需的行动。"内在的生 活"现在是唯一关系到教育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希望教育不会因太难消化而失败。试想一个希腊人遇见此事，他会发现对于现代人而言，"教育"和"历史 教育"看起来是一码事，区别仅在于其中一个词长一点罢了。如果他说起他自己的理论，即一个人不学任何历史，也可以受很好的教育，人们就会摇头，以为他们听 错了。希腊人，其过去仍在我们身边的这个著名民族，在它力量的鼎盛时期培养出了很强的"非历史感"。如果当今时代一个典型的小孩被某种魔法送到那个世界中 去，他很可能会发现希腊人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一发现会使现代文化所严加保守的秘密暴露给世人并遭到耻笑。因为我们这些现代人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 我们只是通过用一些外来的风俗、艺术、哲学、宗教和科学将自己填得满满的，以致都要溢出来了，才变得值得一看。我们是一些会走路的百科全书，一个误入我们 时代的古希腊人很可能会这样称呼我们。但一本百科全书的价值只在于其内部、其内容，而不在于其外面，写在封面或包装上的东西。因此整个现代文化在本质上就 晕内在的，图书装订者有时在封面上印上这样的字："供外部野蛮人使用的内部文化手册"。内部与外部的对抗使得外部更加野蛮，就好像当一个粗野民族的外在成 长只是发展了其原始的内在需要时自然而然会出现的那种情形一样。因为自然能有什么手段来从外部抑制一种太过强大的勃勃生机呢？只有一个手段：尽可能少地受 它影响，把它放到一边，一有机会就把它根除。因此我们就习惯于不再严肃地看待任何真正的东西，我们养成虚弱的个性，真实和永久的东西在这一个性上没有留下 什么痕迹。人们对外部的事物最终变得更不关心和更宽容起来，而物质与形式之间的巨大裂缝也会加宽，直到人们对野蛮不再有任何感觉时为止。但愿人们的记忆不 断被激活，并且不断有能被整齐地装在他们记忆之柜中的、将要加以了解的新事物流出来！我认为，与这种野蛮相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公正地被描述为"这个民 族生活每一外在表达之艺术风格的统一体"。一定不能把这误解为只是野蛮主义和"精美的风格"之间的对抗问题。一个能被称作是有文化的民族必须是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有生命的统一体，而不是被可怜地分割为物质和形式。如果有人想促进一个民族的文化，让他先试着促进这个较高级的统一体，并为了一种真正的教育而致力 于摧毁现代教育体系吧！让他敢于去思考，一个民族如何才能恢复它被历史破坏了的健康，如何才能光荣地恢复它的本能。
我将只谈今天的德国人，他们不得不比其他民族更多地受软弱的个性以及物质与形式的对抗之苦。"形式"对我们通常意味着习俗、伪装或是造作，即使没 人痛恨它，也绝不会有人热爱它。我们对"习俗"这个词及其所指的事情都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惧。这种恐惧将德国人从法国学校中赶出来，因为他希望变得更自 然一些，因此也就更德国化一些。但看起来他用他的"因此"得到了一个错误的结论。首先，他从他的习俗学校中逃了出来，并沿着他喜欢的任何道路往前走。最终 他开始以一种草率的方式自愿模仿起他先前曾痛苦而又经常是成功地模仿过的东西。因此现在这个懒家伙就生活在其实并不正确的法国习俗之下了：他走路的姿势显 示出了这种习俗，他的言谈和穿着、他的总的生活方式也显示出了这种习俗。他相信自己正在回归自然，但他只是随心所欲，追逐舒适，而尽可能减少自制量。到任 何-个德国小镇上走走，你就会看到其习俗只不过是外国民族特性的消极一面。每样东西都平淡无奇、破旧不堪、质量低劣而模仿走样了。每个人都依着他自己的美 好意愿——这是个既不强大也不严肃的意愿——而奉行那些由对舒适生活的广泛追求和普遍向往提出的法则。德国把轻而易举设计出来、简捷快速制作出来的服装从 国外借用过来，进行拙劣模仿，并把它当成是对德国时尚的重大贡献。这个民族嘲讽地拒绝了对形式的感觉——因为他们有"物质感"，他们以对"内在的东西"的 崇拜而闻名。
但在他们的"内在的东西"之中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危险：内部的物质是无法从外面看到的，因此也许有一天会借机消失。而就像没人注意到它先前的存在 一样，也没人会注意到它的消失。有人也许会认为德意志民族离这个危险还远着呢，但外国人还是有理由来指责我们的内在生活软弱无力、组织涣散，因而不能为它 自己提供一个形式和外在的表达。也许在极少的情况下，它显得很精于容纳、严肃认真而又强大有力，可能比其他民族的内在生活还要丰富，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仍 是虚弱的，就好像它所有美丽的线没有被系成一个强大的结。外在的行动并不是内在生活的自我表现，而只是单一的一根线为了显示自己代表着整体而作的无力和粗 浅的尝试。因此不能凭借任意某个行为来判断德国人，因为这个人也许在这个行为之后还和此前一样完全稀里糊涂。显然，他必须由现在从他的书里所表达出来的他 的思想和感情来衡量。但愿这些书不会让人怀疑，那著名的内在生活是否仍呆在它不可接近的神龛里！有一天它也许会消失，而只在身后留下外部生活——带有它低 俗的骄傲和徒然的谄媚——来标志德国人。可怕的想法！——可怕得如同内在生活仍然坐在那里，涂着油彩，抹着脂粉，披着伪装，变成了一个女演员或是别的什么 更糟的东西一样；可怕得如同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的舞台经验似乎已教会了他这位静观者像从前一样站在人群一旁一样。"我们通过理论来感 觉，"他说，"我们几乎不再知道我们的同代人如何表达他们的感情，我们让他们作出现在已不可能作出的手势。莎士比亚把我们这些现代人宠坏了。"
这只是个别的例子也许我们太急于假定它的广泛适用性了。可如果这种普遍化在我们眼前得以证实，那将是多么可怕！那么在下面这句话中就将有些失望的调子了："我们德国人通过理论来感觉，我们都被历史宠坏了。"——这句话将从根本上断绝任何一个未来的民族文
*格里尔帕策，奥地利剧作家(1791—1872）。——译者注
化的希望。因为每一个那样的希望都是来自于对德国人感情的真实性和直接性的信任，来自于对一种还未失去光泽的内在生活的信任。当我们的希望或是信 任之泉水变得浑浊，而内在的品质学会了搔首弄姿、跳舞，以及如何使用化妆品，学会了"用抽象术语的恰当思考"来表达自己，并逐渐失去了它自己时，我们的希 望或是信任又在哪里呢？而一个伟大的、多产的灵魂又怎么能够存在于一个不能确定其内在统一体，而且被分成了受过教育和没受教育的人的国家中呢？那些受过教 育的人，他们的内在生活被迫偏离教育的真正道路，而那些没受教育的人，他们的内在生活则是完全无法接近的。我说，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自己感情的统一体，并 且知道，自称是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要求取得对国家艺术精神之控制权的那一部分人，其感情是虚假而伪善的时，这个伟大而多产的灵魂怎么能够存在呢？ 在每一个地方，个别人的判断力和品位也许会比其他人要高一些好一些，但这于事无补。一个人若是只能对一部分人讲话，而不再同他的整个民族产生共鸣，这对他 而言是一种折磨。尽管在他心里充满了对所有人的柔情，他宁愿现在就埋葬他的宝藏，因为他厌恶某一个阶级的粗俗的恩惠。民族的本能不能再去中途欢迎他；他们 充满渴望地向他伸出手来，但这是没有用的。对禁令日益仇视，对由所谓文化导致的障碍发动攻击，对那些毁灭他、贬低他，不让他做一个活着的人、一个生命之源 的东西像法官一样进行谴责，除此之外，他还能干什么呢？他深刻地洞察命运，以换取对创造和帮助的神圣需要，并带着看破红尘的智慧，以一个孤独哲学家的身份 结束他的一生。这是最痛苦的喜剧，看到它的人将会感到一种神圣的义务并暗自想道："必须要有帮助，必须恢复一个民族的天性和灵魂之中的高级统一，必须让外 部和内部之间的裂缝在需要之锤下再次消失。"可他能依赖什么呢？除了他的知识之外，他还剩下些什么呢？他希望用他那广泛的知识发言，用双手将它无偿地送 出，从而培养起对某种需要的感情。也许有一天，强有力的行动会从强有力的需要中产生出来。为了使我就需要和知识所举的这个例子确定无疑，我的陈述必须立足 于下面一点，即，我们努力的目标是最高意义上的德意志统一体，而远非政治联合，它是在形式与物质内在生活与习俗之间的对抗被消灭之后的德意志精神和生活的 统一体。
五
过量的历史看起来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并在五个方面产生危害。首先，强调了内与外的对照，而削弱了个性。第二，这个时代开始幻想它比其他任何时 代都拥有更多最珍贵的美德和公正。第三，民族的本能遭到挫折，个体的成熟和整体的成熟都一样受到阻碍。第四，我们开始信仰人类的古老时代，认为我们是后来 的幸存者，只是些追随者，这种信仰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害的。最后，某个时代会达到一个对自身反讽的危险状态，并在狡猾的自我主义行动理论成熟起来、伤害并最 终摧毁这种生命力时，这一时代达到一个更加危险的、犬儒主义的状态。
先看第一点：现代人正苦于个性的弱化。当一个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开始思考他脚下的世界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罗马人了。他在拥入罗马的大批外国人中迷失 了他自己，并在来自世界性的艺术、崇拜和道德的狂欢节中堕落。对于现代人，情况也一样。现代历史艺术家不断在他眼前展开一幅世界全景图，他变成了一个浮躁 的、一知半解的参观者，以至于即便是伟大的战争和革命对他也只能有片刻的影响。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就已经变成了千万份印刷品。并很快就会被用来作为刺激那 些历史美食家们已经疲惫的胃口的最新菜肴。不管再怎么有力地弹奏，一个饱满有力的和弦看起来还是不可能拖长。转瞬之间，它就再次消逝于历史软弱无力的回声 之中。用伦理学的话来讲，一个人从不能成功地停留于某一高度。你的行为是突发的巨响，而不是一长串隆隆的雷声。一个人也许能将一件最伟大和最了不起的事做 得十分完美，可它也必然走向毁灭，没有尊崇也没有歌颂。因为当你用历史的帐蓬遮盖你的行为时，艺术就离你而去了。一个希望在一瞬间理解所有东西的人，本应 该通过长期奋斗去领悟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和崇高的东西，这样的人，只有在席勒关于"有理性的人之理性"的警句的意义之上，才能被称为是聪明人。有某样东 西，小孩能看见，他却看不见，小孩能听见，他却听不见。这种东西才是所有事情中最为重要的。因为成人不能理解这种东西，所以说他的理解力比小孩的理解力还 要幼稚，比简单本身还要简单，尽管他羊皮纸似的面容之上有着许多聪明的皱纹，他的手指在解结时灵巧伶俐。他已经失去或破坏了他的本能。当他的理解力让他失 望，他的道路穿过沙漠时，他不再信任那"神兽"，而信马由缰。他的个性动摇了，他对其不再有任何自信，它沉人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了。这个内心世界在这里 只意味着它所学过东西的杂乱无章的状态，而且由于只是一些无法面向生活的教条，这个内心世界总也没有外在的自我表达。再看远些，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对本能 的遗弃如何将人变成了一些阴影和抽象概念，没人敢于表现个性，而是戴上面具，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博学之士、一个诗人或是一个政治家。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得不做一件严肃的事，而不只是演一出木偶剧，他就去拿起这些面具——因为这些面具看起来都十分严肃——他会发现他手中只是一 些破布和彩色的饰带。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而应该大声喊道："脱去你们的外套，还你本来面目吧！"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严肃之人，不能再是一位堂•吉诃德， 因为除了攻击假象的现实之外，他还有更好的事要做。但他必须始终敏锐地注视四周，并向所有蒙面人大喊："站住！谁在那儿？"然后撕下他脸上的面具。那么， 看看结果吧！一个人也许会认为历史最重要的是鼓励人们要诚实，哪怕只是做一些诚实的傻瓜——这曾经是它的影响，但现在再也不是这样了。历史教育和统一的公 民长礼服同时占据了优势。人们还从没有如此大声地谈起"自由个性"，我们却已看不到个性了(更别提自由个性)，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穿着制服的人，他们焦躁地 把衣领拉过耳朵。个性撤回到它的藏身之处去了，从外面再也看不见它，这使人怀疑无果之因是否可能。或者，以一群宦臣来保护世界的历史后宫是否必要呢？我们 完全可以了解他们冷漠的原因。他们的任务难道不是像要监视历史，以确定除了其他历史外，没有出现什么东西，尤其是可能变成历史的行为？难道不是像要阻止个 性"自由"，也就是，在言行上都对他们自己和他人真诚？只有通过这种真诚，现代人的内在需要和不幸才会为人所知，艺术和宗教才会取代可悲的惯俗和伪装的矫 饰而成为真正的援助者，培植出一种符合真正需要的普遍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像现存的"自由教育"那样，教会人们如何就这些需要擻谎，因此把自己也变成一个会 行走的谎话。
在这样一个受"自由教育"之苦的时代，哲学这门最诫挚的科学、这个神圣的赤裸的女神必须生存于多么不自然、多么虛伪而毫无价值的环境之中！在这样 一个强制与表面服从的世界之中，她只能是孤独的漫游者独吟的主题，或是任何一个猎人无意中的捕获物，是房间中黑暗的秘密，或是大学里老人和孩子们的日常话 题。没有人敢于彻底践行哲学法则，没有人怀着那种一心一意的刚强信仰哲学地生活。这种信仰曾迫使一个古代人——不管他在哪里，做过什么，一旦宣誓忠于斯多 葛(Stoa)，就表现得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一切现代的哲学行为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的现代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学术幻 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如果哲学要超出一种用行动表达的私人知识的话，它在历史教育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要是现代 人有勇气和有决心，而且不再是即使满腔仇恨也足不出户，那他就会抛弃哲学。现在，他满足于谦虚地掩盖哲学的裸体。当然，人们哲学地思考、写作、出版、说话 和教学——他们被允许做这么多事。不过，这只是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在那里，只允许一件事，而其他事都不可能，这些都是历史教育的秩序。有人也许要 问："这些到底是人类呢，还是只是一些思考、写作和说话的机器呢？"歌德谈到莎士比亚时说："没有人比他更轻视服装的对错了。他十分了解，所有人的内在服 装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听说他把罗马人刻画得很精彩，我却不这么认为。他笔下的罗马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英国人。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从头到脚都是人，罗马人的长 袍也挺合他们的身。"我很怀疑，将我们今天文学中和国家中的英雄、官员和政治家描绘成罗马人，这可能吗？我肯定这不可能。因为他们都不是人，而只是具有人 形的纲要，是被具体了的抽象。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性格，那它们也沉得如此之深，以致再也不能升起而为人所知了。如果他们是人，那他们只是对生理学家来说是 人，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是些别的东西，不是人，不是"兽或神"，而是文明演进的历史图片。而且只是一些图片和文明，它们是没有什么确定物质的形式——很 不幸，是糟糕的形式，而且是一模一样的。这样，我的论点就可以理解和值得考虑了："只有强壮的个性才能承受历史，弱者会被它消灭。"当感情没有强大到用自 己来衡量过去时，历史就会让它们感到不安。一个不再敢于相信他自己的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向历史讨教"现在他应当如何感觉"，他就会不知不觉因自己的怯懦而 变成了一个演员，并扮演着一个角色，或通常是很多角色——因此他演得十分糟糕、十分肤浅。渐渐地，这个人和他的各种历史对象之间的联系全都停止了》我们看 到喧闹的小人物们用罗马人来衡量自己，就好像他们很像罗马人似的。他们在希腊诗篇的残简之中挖掘，似乎这些是供他们解剖的尸体(corpora)——而且 和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的身体(corpora)—样无足轻重(vilia)。试想一个人正在研究德谟克里特，有一个问题总在我的舌端，为什么偏偏是德谟克里 特呢？为什么不是赫拉克利特、或斐洛(Philo)、或培根、或笛卡儿呢？而且，为什么是一个哲学家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诗人或演说家呢？尤其，为什么是一 个希腊人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人或土耳其人呢？难道历史不够宽大，而让你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嬉戏而不会变得可笑吗？但是，如同我说过的，他们是一群宦臣， 而对宦臣而言，一个女子与另一个女子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一个女子而已，是"女子本身"，永远无法接近。而历史本身对那些实际上自身永远不能创造历史的人而 言，总是十分"客观的"，那他们研究些什么就无所谓了。既然永恒的阴性总也不能"拉你们向上"，那你们就把它往下拉向你；既然你们自己是中性的，那你们就 把历史也看作是中性的吧。但是为了不会让人把我将历史比喻成永恒阴性看得太严肃，我会立刻说，相反，我是将它比喻成永恒阳性。我只再说一句，就是对于那些 接受了彻底的"历史训练"的人而言，不管是哪一个比喻，肯定都无所谓。因为他们自己就非男非女，甚至也不是阴阳人，而是纯粹中性，或者用更哲学的话来说， 是永恒的客观。
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大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对它再有什么影响了。—些既真且善的东西也许会在行动、诗歌 或是音乐之中得以成就，但当时的空洞文化却会越过这一作品而询问作者的历史。如果作者曾经创作出某些东西，我们的历史学家就会清晰地描述出他的过去和可能 会有的将来，他会把这个作者与其他人放到一起并加以比较，然后通过分析区别出他的材料和处理方法；他会高明地对作者作出总结，并对他的将来道路提出一些泛 泛的建议。人们也许会创作出最惊人的作品，而那群历史中性人就会随时呆在他们的位置上，准备用他们长长的望远镜对其作者作一番考察。人们立刻会听到对作品 的反响，但它总是以"批评"的形式出现。虽然就在片刻之前，批评者还从未梦想过出现这一作品的可能性。这作品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影响，而只是得到批评。而这 批评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孕育出另一个批评而已。因此我们开始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众多批评者都是影响力的标志，而只有极少的批评者或没有批评者， 则是失败的标志。事实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哪怕是在产生这样一种"影响"时也是如此。人们一会儿谈谈一个新事物，一会儿又谈谈另一个新事物，而同时他们 仍做着一贯所做的事。我们的批评者们所受的历史训练使他们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一种对生活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他们把他们的吸墨纸放在最黑的字迹 上，将他们厚厚的刷子刷过最优美的图案。他们把这叫作"改正"——如此而已。他们批评的笔从不停止飞舞，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不是驱使笔， 而是被笔驱使。在漫溢无尽的批评之中，在对自主的渴求之中，在罗马人所谓的无能(impotentia)之中，现代人个性的弱点展露无遗。
六
但是离开这些弱者吧，让我们看看现代人受到盛赞的强项，让我们提出这个痛苦的问题：他是否因历史"客观性"而有权称自己比其他时代的人更强大与更 公正呢？这种客观性是否真的可源自一个更高意义上的对正义的需要之中？或者，作为的确是其他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它是否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源自正义，而实 际上却导向一个偏向现代人的不健康的偏见呢？苏格拉底认为，假想一个人具有一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接近疯狂的行为。这样一种假想显然比与之相反 的对一项绝对恶行的疯狂迷恋还要危险。因为对绝对恶行的疯狂迷恋还有治愈办法，而另一个则会让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一天天变坏，也就一天天不公正。
没有人比一个具有正义感和正义力的人更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因为最崇高和最珍稀的美德在其中融合而消隐，就像海纳百川一样。那个应邀坐在审判席上的 公正之人在手握正义天平时不再颤抖，他不动声色地在与自己相对的那一边加上砝码，当天平起落时，他的眼睛一点也不花，当他宣读判决时，他的声音既不生硬， 也不中断。要是他是一个冰冷的知识魔鬼，他就会向四周散布一种可怕的、超凡的、冰冷的庄严气氛，让我们害怕，而不是尊敬。然而他是一个人，而且已试着从一 种草率的疑惑上升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肯定，从一种少见的宽宏大量上升到了一种最少见的——正义的美德，他从一开始就变得更像是那个没有生命的魔鬼，而不像是 一个可怜的人。最重要的，他必须为自己的人性而赎罪，让他自己的天性在一个不可能的美德的岩石之上悲惨地摔个粉碎。所有这些都把他作为人类中最受尊敬的榜 样而置于一个孤高的境地。因为他的目标是真理，不是以冰冷无用的知识形式出现的真理，而是依法律进行制裁的法官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 将所有私有财产的界石都搬走的神圣权力。总而言之，是作为整个世界的法庭的真理，而不是作为某一个猎人偶然的捕获物的真理。对真理的寻求经常受到不加思考 的赞扬，但只有当寻求真理者有着诚挚的、无条件的正义意志时，这种寻求才有某种伟大之处。真理原来只根植于正义，可在这种寻求的过程之中，一大堆各种各样 根本与真理无关的动机掺杂了进来，比如说，好奇、无聊、嫉妒、虚荣或是消遣。这样，世界看起来似乎充满了"为真理服务"的人，而正义的美德却很少出现，也 就更少为人所知，而且几乎从来都遭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一大堆虚假美德却总在大张旗鼓地涌入。
极少有人是真的为真理服务，就如同只有极少数人对正义有着纯粹的意志一样，而在这些人之中，又更少有人能有力量做一个公正的人。光有意志是不够 的。只有要求正义的冲动而没有裁判的能力，这是人类之所以遭受最大痛苦的原因。因此，普遍的善行所能要求的也只能是尽可能将这种能力的种子广泛撒播。这 样，狂热者就能与真正的裁判者分开，盲目的要求就能与清醒的能力分开，可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培植出一种进行裁判的能力。因此当有人向人们讲起真理和正义 时，人们总是会被这样一个疑惑所困扰：对他们讲话的这个人究竟是个狂热者呢，还是位裁判者？我们应当原谅他们总是特别友善地对待那些"真理的仆人"。那些 "真理的仆人"既没有进行裁判的意志，也没有进行裁判的权力，而承担起了寻找"与结果无关的纯知识"的任务。这种知识，简单说，就是那种毫无用途的知识。 有很多真理，它们并不重要，有很多问题，它们并不需要通过奋斗才能解决，更不用说牺牲了。在这样一个冷漠的安全领域之中，一个人可以非常成功地变成一个冰 冷的"知识魔鬼"。然而——如果我们发现一大群博学的研究者在一个对他们特别有利的时代变成了这样一群魔鬼，那么很不幸，通常说来这个时代可能缺少一种伟 大而强大的正义感，这种所谓推动真理的、最高贵的动力。
想一想现在这个时代的历史大师：他是他所处的时代之中最公正的人吗？的确，他自己已经发展得如此的细致和敏感，以致"人类没有什么东西他不熟 悉"。相隔遥远的时代和人群在他和谐的竖琴声中走到了一起。他变成了一种被动的乐器，他的音乐声引起了同类乐器的回响，直到某个时代的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 这种回响，它们共同演奏着一个轻柔的和弦。然而我认为人们听到的只是原来的历史音符的泛音，它那粗暴有力的音质已经无法从这些又尖又细的共振中辨别出来 了。原来的音符歌唱着行动、需要和恐惧，而那泛音却让我们进入一种萎靡的半睡眠状态，这就好像是用两支长笛来为那些梦幻中的抽鸦片的人演奏英雄交响曲一 样。现在我们可以判断，这些专家以何种姿态面对现代人对更高更纯的正义之概念的要求了。这种美德从来都不是悦耳的，它从来都没什么吸引力，它粗糙刺耳。比 较而言，在美德之梯上，慷慨处于很低的位置，而慷慨正是几位少有的历史学家的特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只是尽可能变宽容。换句话说，对不能解释的问题，他 们就放弃，他们屈尊地改正和修饰过去正是基于一个不言自明的假定，即，如果对过去的叙述毫不粗粝，毫不公开表达憎恶，那么新手们就会将过去看作是正义的。 但只有超强的力量才能真正作出判断。软弱的东西如果不想假装强大并将正义变成一个女演员的话，它就必须容忍。然而还剩下一群可怕的历史学家——聪明、严 厉、诚实，然而心胸狭窄——他们有着做到公正的"良好意愿"，却令人可怜地相信着自己那些其实全部是错误的实际判断。由于同样的原因，一般陪审团的判决也 几乎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排除所有那些伪装的自我主义者，为了他们自己的阴谋诡计而假装采取公正态度的帮派分子的话，要想找到一个真正的历史天才是多么困难 呀！我们同样也排除那些轻率的家伙，他们以这样一种天真的信仰来书写历史，即，认为公正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流行的见解之中，而用那一时代的精神来写历史就 是做到了公正——这种信仰在所有的宗教中都能找到，而且在宗教中是相当适用的。用现存的普遍观念去衡量过去的观念和行为就被这些单纯的人称为"客观"。他 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切真理的准则：他们的工作就是改变过去，以使之适合于现在的一切琐碎事物。而他们认为所有不把这些流行观念当作准则的历史著述都是"主观 的"。
难道在对"客观"一词的最高解释之中不可能隐藏着一种幻觉吗？我们把这个词理解为历史学家的某种立场，即历史学家对动机和结果的过程看得太清楚， 以至于这一过程对他本人的个性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想到了这样一个有关超脱个人关注的美学现象：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或惊涛骇浪之中，画家只看到这些画面， 而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于是我们也要求历史学家具有同样的艺术家的眼光和沉浸于其对象之中的状态。但如果说物体对这样一个人展现的画面确实展现了事物的真相 的话，那就只是一种迷信，除非人们能指望物体在这些时刻能用自己的行动在一种完全被动的媒介上为自己画像或照相。
但这将是一个神话，而且是一个坏的神话。人们忘记了，这个时刻其实是艺术家创作的有力而勃发的时刻，是其"构思"的最高形式，这种构思的结果将是 一幅艺术的真实画面，而非历史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地思考历史就是戏剧家的工作了：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想到一起，将各种因素编织成一个单一整体，并 首先假定，如果各个物体之间还不存在统一性的话，就必须将统一性注入其中。因此人们掩饰和压制着过去，并表现出他对艺术的冲动——而不是对真实性或是公正 的冲动。客观与公正互不相干。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历史作品，其中不含一丝平常事实，却宣称应被称作是拥有最高程度的客观性。格里尔帕策更是远甚于此，他甚 至说："历史不是别的，它只是这样一种方式：人的精神以这种方式去理解在他看来模糊不清的事情，将只有天知道有些什么联系的事物联系到一起，用可以理解的 东西代替那不可理解的东西；将他自己的因果观念置入外在世界之中，而这个世界也许只有从内部才能被解释；在也许有成千上万个小小原因在真正起作用的地方假 设其中存在着偶然性。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别需要，因此，千千万万的倾向跑到了一起，或直或弯，或平行或交叉，或向前或向后，或互相帮助或互相阻碍。它们 有着偶然性的各种表象，而且，与所有自然的影响力不同，它们还使得人们无法画出历史事件发展的任何必然普遍轨迹。"但由于这样一个"必然"乃是这种所谓的 看待亊物的"客观"方式的结果，因此就必须弄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如果这个假定被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教条加以采纳，它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形式。席勒在谈到历史 学家时，对这一假定的真正主观性质说得十分清楚^"一件接一件的事情开始离开盲目的偶然性和无规则的自由，而充当一个和谐整体中的一员——这个整体当然只 是在被描述时才显现出来。"但是对于一位著名的历史大师所说的那介于赘语和谬论之间的天真语句，人们又将作何感想呢？"看起来所有的人类行为和冲动都服从 于物质世界的进程。这一进程的发展难以察觉、强大有力且无法抗拒。"在这样的语句之中，人们再也找不到在明显谬误形式下掩藏的智慧。就像歌德笔下的园丁所 说的"人们或许可以勉强大自然，但不可能逼迫大自然"那样，或者像是斯威夫特笔下集市上杂耍的告示中说的"你在这里能看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它更大的大象" 那样。人类行为和世界进程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对立呢？在我看来，这样的历史学家在一开始进行概括时就变得不再有什么指导意义，他们的弱点通过其含糊不清而表 现出来。在其他学科中，概括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其中包含了定律。但如果历史学家的这类概括要被确定为定律的话，历史学家的辛劳就白费了。因为在去除含糊不 清和难以理解的部分之后，剩下的真理不过是最普通的常识。它只需最起码的经验就可以学会。但是为了这一点常识而麻烦所有的民族，并在其上花费数年艰苦的工 作，就好像是从已知结果中已能推出定律，而此后很久人们还在反复地做着一个又一个的科学实验，而这种实验的荒唐泛滥一直就是泽尔纳(Zoellner）* 以来所有自然科学的祸根，如果一出戏剧的价值仅仅在于其最后一幕的话，那么戏剧本身就会是通往这一目标的一条漫长、曲折而又艰辛的道路。我希望历史的全部 意义不在于一些一般的命题之中，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花和果。相反，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将通俗的曲调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象征，通过展示出其中包含有怎样 的一个深刻有力而美丽的世界，在一个很可能十分平庸的主题之上，创造出不同凡响的变奏曲。
但这首先需要一种伟大的艺术才能，一种从某一高度出发的创造性眼光，对经验数据的热心研究，对一种既定类型——客观性的自由阐发，不过这种客观性 事实上是作为一种积极性质的客观性。客观性常常只是一个词而已。我们没有艺术家那种被内心火焰点燃的静静的凝视，我们只有一种假装的镇静，就如同冷漠的超 脱可能
*泽尔纳，德国天体物理学家(1834-1882)。——译者注
掩藏着道德感情的缺乏。在某些情况下，琐碎的思想，太沉闷而看起来并不平静客观的日常智慧，就代表了一种艺术情形，即主观方面在其中已沉没不见。 所有不能激发感情的事物都得到赞许，而最枯燥的词语才是正确的词语。他们甚至把一个根本没有受到过去某一特殊时刻影响的人作为描述这一时刻的合适人选。这 就是希腊人与古典学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他们彼此毫不相关——而这就被称为"客观"！特意制造的、假定有效的超脱氛围，这种超脱被假定为肤浅的动机猎取者的 谨慎方法。在探讨最高和最稀少的事情时，这种氛围是最叫人恼火的，而且正是历史学家的虚荣驱使他采取了这种漠然的态度。他可以被用来证明这样一个定理， 即，一个人的虚荣心是与他才智的缺乏相对应的。不，还是诚实些吧！不要自称具有艺术家的实力，那才是真正的客观性。如果你不是为那个可怕的职业而生，就不 要试图去做到公正。好像每个时代的任务就是要对它之前的每一件事做到公正似的！各时各代从来没有权利去做它之前的各时各代的裁判者，这个艰巨的任务只会降 临到他们之中的极少数人身上。谁逼着你去做裁判？如果这只是你的愿望——你就必须首先证明你能够做到公正。作为裁判，你必须比那些将被裁判的事物站得更 高，可实际上，你只是比它晚一点来到世间而已。最后入席的客人当然就该坐最后的位置。你想坐上座吗？那就做点伟大而重要的事——那么上座也许就是为你而准 备的，尽管你的确是最后一个到的。
你只能用现在最强有力的东西来解释过去，只有通过用尽你所拥有的最高贵的品质，你才会发现过去之中什么是最伟大的，是最值得了解和保存的。物以类 聚！否则你就会将过去降低到你自已的水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源于一个非凡心灵的历史。看着这个灵魂被迫说一些普遍的东西和重复一些已为人所知的东西，你就 会了解这个灵魂的品质。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能够将已知的东西融入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东西之中，并极其简单而又极其深刻地宣称这一普遍法则，以至简单化于 深刻，深刻化于简单。没有人可以既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艺术家，而同时又是一个浅薄之士。那些筛选、融合各种材料的史学工作者永远成不了伟大的历史学 家，但我们不可以因此而轻视他们，我们更不可以将他们与伟大历史学家们相混淆，因为他们是一些必需的泥瓦匠和为师傅服务的学徒，就好像法国人过去常谈到 "梯也尔先生的历史学家"（historiens de M.Thiers)那样。德国人可不会像法国人这么坦率。这些工作者会逐渐变得极其博学，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永远也成不了大师。非常博学和非常浅 薄在同一人身上总是结合得相当好的。
因此，历史是要由有经验有性格的人来写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比别人经历过更伟大和更髙尚的事，他就不能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过去的语言总 是神谕性的，只有当你了解现在并创造未来时，你才能了解它。我们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德尔斐(Delphi)神谕异常广泛的影响力，即，德尔斐的祭司 对过去的了解十分准确。同样地，只有正在创造未来的人才有权利去裁判过去。当你在眼前设置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时，你同时也就控制了分析的欲望，而这种分析会 将现在变成对你而言的一片沙漠，并且将所有其余的东西、所有平静地生长和成熟都变得不可能。让你自己笼罩在一个伟大的、无所不包的希望之中，并不断奋斗， 把你自己作为一面镜子，以便未来可以在其中照见它自己，并且忘掉你是个追随者这一迷信。你有足够的东西需要思考，并在思考之中发现未来的生活。但不要让历 史将达到未来生活的方式和工具展示给你。如果你让自己倒退到伟人们的历史中去生活，你就会在其中发现一种要变得成熟的强烈要求，并离开你的时代所提供的摧 残性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在不允许你变得成熟之中看到了它自己的收益，即，趁你还没有成熟之时，它可以使用和支配你，如果你想读些传记的话，别去找那些 标有"某某先生及其时代"的传记，而要找那些扉页上印着"一个反抗时代的斗士"的传记。用普鲁塔克的著作来款待你的灵魂，在你相信他所写的那些英雄时，也 要敢于相信你自己。一百个这样的人——受到与当今教育方式相反的教育、熟悉了英雄事迹、并变得成熟的人——就足以将这个时代喧嚣虚伪的教育永远埋葬。
七
这种毫无节制的历史感，如果被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就会彻底毁掉未来，因为它摧毁了幻想，并夺走了现存事物所赖以生活其中的仅有的空气。历史的公 正，哪怕是用一颗纯洁的心谨慎地实行，也会是一种可怕的美德。因为它总是破坏和毁掉活生生的东西一一它的判断总是意味着毁灭。如果在历史的冲动背后没有建 设性的冲动，如果清除垃圾不只是为了留出空地，好让有希望有生命的未来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如果只有公正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创造性的本能就会被消耗和阻遏。 比如，如果必须以纯粹公正的力量将一种宗教变成一种历史知识，并且彻底地对它进行一番科学研究，那它最后就被完全摧毁了，因为历史的审核将如此众多的错误 荒谬、残暴冷酷的东西带到人们眼前，以致产生虔诚幻想的条件都七零八落了，而一件事物只能在虔诚的幻想中才能存活。因为只有通过爱和在爱的幻觉的阴影之 中，只有怀着对完美和正直的无条件信仰，人类才有创造力。任何事物，如果它迫使一个人不再有无条件的爱，那它就切断了这个人的力量之根，他必会枯萎而蒙 羞。艺术有着与历史相反的效果；也许只有在历史转变为一件纯粹的艺术作品时，它才能保持本能或是激起本能。这样的历史会与我们这个时代分析的趋势和非艺术 的趋势完全相反，甚至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如果历史只进行破坏而没有建设的冲动，从长远来看，它终将使它的工具厌倦生活。因为这样的人毁掉了幻想，而"谁 毁掉对自己和他人的幻想，谁就会受到终极的暴君——自然——的惩罚"。在某一段时间内，一个人可以像从事其他研究那样从事历史研究，而这将是完全无害的。 最近的神学似乎已经极其天真地与历史结为伙伴了，并且即使是现在也几乎没有发觉它已经不经意地将自己与伏尔泰的"打倒一切"（the Voltairian Ecrasez)联系在一起了。人们不必从那里指望任何新的、有力的建设性冲动，它扪也许已经把所谓的新教联盟当成了一种新宗教的摇篮，而法学家霍尔岑多 夫(Holtzendorf)，即那本极其可疑地叫做《新教圣经》的书的编者，就成了它的施洗约翰。黑格尔哲学也许会使这种天真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这 种哲学还在某些迂腐的头脑中翻腾——通过这种哲学，人们能够辨别出"基督教理念"及其各种不完美的"显灵"，并说服自己，正是"这种理念的自我运动"一直 在以越来越纯洁的形式表现自己。这些形式最后变成是最纯洁、最透明、事实上在现在的"俗世中的自由神学家"（theologus liberalis vulgaris)的头脑之中几乎看不见的形式了。但是听着这种纯洁的基督教讲述它对早先不纯洁的基督教的想法，那些未入教的听众往往会得到这样一个印 象，即,这番谈话完全不是关于基督教的，而是关于……——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发现基督教被"本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们"描绘成是一种宣称"在所有真 正的宗教和其他一些几乎是不可能的宗教之中发现它自己"的宗教，如果"真正的教堂"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变成一种液体，没有固定的外形，其各个部分没 有固定的地方，每件东西都只是被平和地焊接在一起"——我再问一遍，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基督教已经被历史处理得失去本性了——这种历史处理的最完全的形式即意味着"公正的"处理——直到它被变成纯知识并在这一变化过程之中被毁掉。这 一点可以在每一件有生命的东西中观察到。因为当有生命的东西被完全解剖了时，它就失去了生命，而当历史的解剖一开始，它就要生活在苦恼和剧痛之中了。有些 人相信德国音乐在彻底改变德国人的天性方面有着拯救力量。在诸如莫扎特和贝多芬这样的人开始被溅上传记的博学泥土并被迫在历史批评的拷问台上回答上千个询 问的时候，他们怒斥这种对我们的文化的特别不公正对待。当人们将他们好奇的眼睛转移到生命和艺术的细枝末节处，并在本该是学会生活而忘掉问题的地方寻觅知 识的问题时，对于任何其生命影响力还未被耗尽的事物来讲，这难道不是夭折，或至少也是残害吗？如果让几个这样的现代传记作者来考虑一下基督教或是路德改革 的起源，他们严肃而实际的调查将足以使人们不可能进行任何精神上的"远距离行动"，就好像最小的动物只要将橡子吃光就能阻止最强大的橡树的生长。所有活的 东西都需要一种氛围，一层神秘的薄雾围绕在它们四周。如果那层面纱被取走了，如果一种宗教、一种艺术或一个天才被迫像一颗没有大气层的星星一样旋转，那么 如果我们看到它变得坚硬贫瘠，并很快枯萎，就不必感到惊奇。正如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在《工匠歌手》中所说，对于所有伟大的事物都是这样，"没有点幻想是永远也不会成功的"。
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如果要变得成熟，就需要这样一层幻想的面纱，这样一层保护云。可现在有些人憎恶变得成熟，因为他们尊敬历史甚于尊敬生活。 他们在胜利之中大喊"现在科学要开始统治生活了"。这也许可能，但一个被这样统治着的生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那不是那种真正的生活，而且与从前那种不是由 科学而是由本能和有力的幻想所指导的生活相比，它的未来前
*汉斯•萨克斯，德意志诗人，作曲家(1494-1576)。——译者注
途更没指望。但现在不是能产生出成熟、警惕与和谐的个性的时代，而是进行也许是对国家最有用的工作的时代。人们将按照时代的需要来被塑造，这样他 们也许很快就会在这部机器之中各就各位。他们必须在变得成熟之前，在"共同利益"的工厂里工作，或者还不如说是为了阻止他们变得成熟。因为成熟会成为一种 奢侈品，它会从"劳工市场"上拉走大量的力量。有些鸟被人弄瞎了，这样它们就会唱得更好听。我认为今天的人并不比他们的祖先唱得更好听，尽管我确信他们很 早就被弄瞎了。不过，人们是用过于明亮、过于突然和过于耀眼的光这种邪恶的手段来将他们弄瞎的。青年人被踢着走过整个历史，男孩们对战争、外交和经济都还 一无所知，人们却认为他们该开始学习政治史了。我们这些现代人匆匆跑过艺术画廊，匆匆去听音乐会，也如同这些青年人匆匆跑过历史一样。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件 事与另一件事不同，并说出其不同的"效果"。而逐渐丧失奇怪和惊讶的感情并最终对任何事物都感到高兴的这种能力就被称为历史感和历史文化。涌流到年轻人灵 魂之上的各种影响力是如此奇怪和如此巨大，以致装傻是他躲避的惟一办法。在每一个有着一种更敏锐更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地方，我们也会发现另一种感情一厌恶。 年轻人已无家可归，他对所有的观念、所有的道德都感到怀疑，他知道，"每个时代各不相同，而你是什么，并不重要"。在一种强烈的漠然之中，他任由一个又一 个的意见从他身边擦过，并了解了荷尔德林那些话的含义。荷尔德林在阅读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关于希腊哲学家的生活和学说的著作时说："我在这里同样也看到了在我身上经常发生的事，那就是，人类思想和制度的变化与耗费远比在人们 习惯上称为惟一现实的世界之中降临的命运更为悲惨。"不，这样的历史研究令人迷惑，令人沮丧，它对年轻人不仅不是必需的，就像希腊人所展示的那样，而且是 最危险的，就像现代人所展示的那样。想想学习历史的学生，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表现出所继承的倦怠，他有进行创造性工作的"方法"，有"正确的观念"，他的指 端具有大师的气派，他把过去一小段孤立的时期标出来用作牺牲品。他聪明地运用着他的方法并产生出了某种东西，或者用更得意的词语来说，"创造"出了某种东 西。他变成了"真理的仆人"和伟大历史领域中的统治者。如果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已经具备了他们所说的成熟，那他现在就过于成熟了。你只需摇一摇他，智慧 就会哗啦哗啦地落入你怀中。可这智慧已经腐烂了，每一个苹果上都长了虫。相信我，如果人们在科学的工厂中工作，而且必须在他们真正成熟之前让自己有用，那 科学就给糟蹋了，就好像过早受雇的奴隶一样。我很抱歉，在谈到这种也许有人认为与经济沾不上一点关系的情况时，我采用了关于奴隶主和工头的普遍术语。但 是，在描述新一代的学者们时，"工厂"、"劳工市场"、"拍卖奴隶"、"实际用途"这些词，以及所有利己主义修饰词都不知不觉地到了我的嘴边。成功的平庸 趋于变得更加平庸，科学趋于变得更加"有用"。我们现代的学者们只是在一个课题上很聪明，在其他方面，至少他们不像老派学者那样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为 自己争荣誉争利益，似乎国家和公众意见必定是要让新币与旧币等值似的。搬运工彼此之间订立了一个行业协定，一致认为天才是多余的，因为每个搬运工都被重新 称为是天才。这样，很可能稍后的某个时代会发现他们的大厦只是搬运到一起，而不是建筑而成的。对那些将现代对战争和牺牲的呼吁——"分工！看齐！"一整天 挂在嘴上的人，我们可以严厉地说："如果你们想尽可能快地发展科学的进步，你们最终只会尽可能快地毁掉了它。就好像你如果让母鸡下太多的蛋，它就会精疲力 竭一样。"在过去十年中，科学的发展已经达到惊人的速度，但想想那些学者们，那些疲乏的母鸡，他们肯定不是些"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 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可尽管有关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比以前更小。这一切的自然结果就是受人欢迎的科学的"普及化"（或不如说是其女性化或幼稚 化)，是裁科学之衣料以适"一般公众"之身材的邪恶习惯。歌德在其中看到了这种对科学的滥用，并宣布科学只应当通过一种"更高贵的行动理想"的方式来影响 外部世界。老一代的学者们有很好的理由来将这种对科学的滥用看作是一种压抑的负担；而现代的学者们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来欢迎它。因为若是除去他们那一丁点 知识不看，他们本身就是"一般公众"的一部分，而"一般公众"的需要也就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只需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使他们的小小王国能成功地向公众的 好奇心开放。这种宽大的行为就被称为是"学者谦逊地屈尊与人民为伍"，而事实上他只是"屈尊"与他自己为伍，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学者，而只是一个平民。提升 到一个民族这一概念的高度，你就会了解人类，你永远也得不到一个足够高贵和崇高的概念。你如果对民族想得太多，你就会同情他们，并害怕把你的历史硝酸拿给 他们做提神的饮料。可你实际上为他们想得很少，因为你不敢为他们的将来作出任何一点合理的努力。你的所作所为就好像一个实用的悲观主义者，那些感到大难临 头却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漠不关心、毫不在意的人。"只要地球为我们而继续存在就行，即使它不能永远存在，那也没什么关系。"这样，他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具有 讽刺意味的存在。
八
这看起来也许是很矛盾的，尽管事实上并不矛盾，那就是我应该将一种"讽刺性的自我意识"归因于一个通常诚实而吵嚷地自夸其历史训练的时代，并应该 看到在它附近盘旋着一个疑问，即事实上它没有什么可自豪的，而且附近还有一个担心，害怕因历史知识而高兴的时代也许很快就要过去了。歌德在他对牛顿的著名 研究中，也展现了一个相似的人性之谜：他在他内心的深处一或者不如说是在髙处一发现了一种"对他自身错误的烦恼感情"，就好像他常常意识到，自己对将在下 一个时刻消失的事物有着更透彻的洞察。这使得他对自己的本性有了某种讽剌性的看法。人们会发现，更伟大和更健全的"历史的人"意识到了这样一种信念之中的 所有迷信和荒谬，这个信念，即一个民族的教育有必要像现在这样具有极端历史性。而最强大的国家，即在行动和影响力上最强大的国家，则是以不同方式生存的， 其年轻人也是用不同方法来训练的。这种知识使他们的想法转向了怀疑。这些怀疑者说："荒谬和迷信适合我们自己这样的人，我们是一个更快乐和更强大的树干上 长出来的最后枯萎的新芽。并且，荒谬和迷信应验了赫西奥德(Hesiod）*的预言，即有一天人类会一出生就已是满头灰发，而当这种迹象一出现，宙斯就会 毁掉那一代。"历史文化真的是一种遗传的灰色，而那些自幼便有其印记的人必定本能地信赖人类的老年。回顾过去和计算总账，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在历史文化 之中寻求安慰，这些工作是属于老年的。然而人类十分顽固而坚持，且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对一千年或是十万年的时间从过去到未来作出一番总结。也就是说，人类历 史绝不可能被一个极其微小的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两千年的时间——即34代每代60年的时间——怎么就能让我们说其开始是青年时期，其结束是"人类的 老年"呢？这种相信人类正在迅速退化的、令人颓废的思想难道不正是掩盖了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我们正不安地等待着末日审判这一套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神学 观念的误解吗？这种对历史裁判日益增长的需要难道不是给了我们一个穿着新装的观念，就好像我们的时代是最新的有可能的时
*赫西奥德，古希腊史诗诗人(公元前8世纪)。——译者注
代，并要求对过去作出一个普遍的裁判，而这种裁判是基督徒从未指望从人类那里得到而只能从"人子"那里得到的裁判？"人皆有死"（meraentomori)既告诫了人类，也告诫了个人，它是一根永远让人痛苦不已的毒刺，是中世纪知识和意识的王冠。
稍晚一点的一种相反的说法，"人皆须生"（memento vivere),则说得有点胆怯，底气不足，几乎有点不诚实。因为人类仍然恪守着"人皆有死"，并通过对历史的普遍需要将它表现出来。科学也许可以随心所 欲地扑扇着它的翅膀，它却从未能获得自由的空气。一种深深的无望的感觉保留了下来，并涂上了历史的颜色，这种历史的颜色使得所有高等教育都黯淡无光，垂头 丧气。一种认为人一生的时间之中最后一小时最重要的宗教，一种预言了世俗生命的终结并判决一切生物都生活在一出悲剧的第五幕的宗教，也许能唤起人类最敏锐 和最高贵的力量，但它却是一切新生物、一切大胆尝试或自由渴望的敌人。它反对所有进军未知领域的行动，因为它自己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生命或希望。它只是勉 强让新芽破土而出，而在对自己有利之时便让其枯萎："新芽也许会让生活误入歧途，并给生活一个错误的价值。"佛罗伦萨人在萨沃纳洛拉 (Savonarola)**的规劝的影响下对图画，手稿、面具和镜子搞了一次著名的大毁灭，基督教则会对
*萨沃纳洛拉，意大利基督教改革家(1452—1498)。——译者注
所有引诱进一步努力和标榜"人皆须生"标准的文化做同样的事。而如果它不能釆取直接的方式作为主力上阵，它还是可以通过与历史文化的联合达到它的 目标——尽管这种联合通常没有得到历史文化的默许。并且，它口中一边说着，一边耸耸肩便将每个新生事物拒之门外，并让我们更加感到我们是迟到者和追随者， 总而言之，感到我们是生来就有灰白头发的人们。认为一切过去的行动都是无价值的，认为世界已成熟到可以作出判断——这些深入严肃的思考已经被削减为那种怀 疑的意识，即，既然要做什么更好的事已经是太迟了，那么不管怎样，了解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总是好的。历史感让它的仆人变得被动又怀旧。只有在遗忘的时刻，在 历史感静止之时，患着历史狂热症的人才会有所行动。尽管行动之后，他只是再次分析他自己的行动(这就使得这一行动不会再有进一步的结果)，并最后为了历史 的目的而将它放到解剖台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活在中世纪，而历史仍然是一种伪装的神学，就好像没有学问的普通人在看到博学之士时所怀有的那种敬畏之情 通过教士的作用而流传下来一样。人们原来拿给教堂的东西，现在他们把它们拿给科学，只不过是规模小了一点。而给予毕竟是教堂的工作，而不是现代精神的工 作。这种现代精神除了有一些好的品质之外还有点吝啬，在慷慨这一美德方面做得不是太好。
这些话也许让人不太好接受，同样不太好接受的还有我将历史的泛滥追溯到中世纪的"人皆有死"以及基督教心中对世俗生活的所有未来都不抱希望。但你 应当经常试着用一种更好的解释来取代我这个犹豫不决的解释。因为历史文化的起源，以及历史文化对一个新时代的精神和一种"现代意识"的极其强烈的抗拒的起 源，其自身必须首先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来了解，历史必须解决历史的问题，科学必须将它的毒刺指向它自己。这个三重的"必须"是"新精神"的命令，如果它真的 要包含一些崭新、强大、有活力、有创造的东西的话，就该如此。或者说难道我们德国人——且不说拉丁语系的民族——就真的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而必须永远只做 所有更高层次文化的追随者吗？威廉•瓦克纳格尔(Wilhelm Wackernagel)*的话很值得我们考虑一番："我们德国人是一个'追随者'的民族，我们所有较高的科学，甚至我们的信仰，都只是古代世界的继承 物。甚至那些反对它的人也在不断呼吸着古典文化的不朽精神和基督教的不朽精神。而如果有谁将这两种因素从围绕着人类灵魂的生命空气中分离出去，那就不会剩 下多少可以让一个精神生命继续生存的东西。"即使我们满足于我们追随古人的职业，即使我们决定要急切而兴奋地接受这一职业，并在我们的急切中表现出我们的 高度特权——我们还是不得不问，做一个正在消逝的古人的学生是否就是我们永
*瓦克纳格尔，瑞士比较语言学家(1853—1938)。——译者注
恒的命运？有时候我们可以将目标定得更髙更远，而在我们祝贺自己将我们心中亚历山大文化的次要精神提升到如此了不起的富有成果的地位——通过我们 的"普遍历史"——之后，我们也许会在眼前定下一个更高的、这个亚历山大世界之外并高于它的奋斗目标，以作为我们更高贵的奖赏，并勇敢地在古希腊世界中找 到我们的原型。在古希腊世界，一切都伟大、自然而富有人性。可就是在那儿，我们发现了一种真正非历史文化的真相——而且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是正因为如此， 这种文化也是一种不可言喻的丰富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如果我们德国人只是些追随者的话，能做这样一种文化的嫡系继承人和追随者，那就是再伟大、再骄傲不过 了。
然而必须加上这一点：想到我们是些追随者，这经常是一种折磨，但它对个人、对民族同样也能产生出对未来的希望——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将自己看作 是了不起的古典力量的继承人和追随者，并在其中看到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动力，就会如此。但不要做一个强大的树干上迟结的苦果，像收藏家和掘墓人一样对树干 再施一个凄凉生活的咒语。这样的迟到者的确过着一种讽刺性的生活。毁灭始终蹑手蹑脚地跟在他们迟疑的生活脚步后面。在为过去而欢庆时，他们在毁灭面前发 抖。他们只是些活生生的记忆，而他们关于自己的记忆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来继承。这样他们就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想法之中，认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不公正，而且 任何未来生活都无法重新纠正这种不公正。
假设这些怀古者，这些迟到者，要将他们痛苦的、讽刺性的谦虚转变为某种无耻，假设我们听到他们大声说："这个种族已到达它的顶点了，因为它已经第 一次自觉地表现了它自己。"我们就会看到一出喜剧。在这出喜剧之中，某种非常有名的哲学的隐含意义将会为了德国文化的利益而展现它自己。我相信，在本世纪 德国文化的进展中，没有哪一个危险的转折点能比这种黑格尔哲学巨大且依然存在的影响力更为危险。不管怎样，相信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的迟到者，这是有害的、 贬抑的。但如果这种信仰只是将车轮巧妙地一转，便把我们的迟到者变成了神，变成过去一切创造活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把他意识到的悲哀当作是世界历史的完 成，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信仰必定显得可怕而且具有毁灭性。这样的一种观点使得德国人习惯于谈论一种"世界进程"，并把他们自己的时代看作是这一进程的必 然结果。这种观点还用历史取代了其他精神力量、艺术和宗教的主宰地位。因为它是"认识了自己的观念"，是"各民族精神的辩证法"，是"世界的裁判所"。
这种用黑格尔的方式来理解的历史被轻蔑地称为上帝逗留地球——尽管上帝是被历史首先创造出来的。不管怎样，这个上帝在黑格尔的头脑里变得清晰透明 和易于理解，并经过了所有辩证法的可能步骤而能够自我表现。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在他自己在柏林生活的那段时间之中，世界进程也进人了最高和最终的阶 段。他本应该说，在他之后的每一样东西都只应当看作是伟大的历史回旋曲的尾音——或者不妨说，它们只是多余的东西。他没有这么说过，这样他就向被他彻底改 变了的一代灌输了对"历史力量"的崇拜，这种崇拜实际上将每一个时刻都变成了纯粹对成功的惊叹，变成了对我们现已发现的、有特征的实用词语"改变自我以适 应环境"的一种偶像崇拜。而曾经学会了在历史的力量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人最终会像中国的木偶一样，对每一种力量都唯唯诺诺，不管这种力量是一个政 府，一种公众意见，还是一个大多数意见。这种力量牵动着拉绳，他的四肢才正确地作出动作。如果每一个成功的到来都有一种"合理的必然性"，且每一个事件都 显示出了逻辑或是"理念"的胜利，那么一赶快下跪，对成功之梯上的每一步都顶礼膜拜！你说再没有活着的神话了？宗教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看看信仰历史力量的 这种宗教，看看那些理念神话的教士，还有他们伤痕累累的膝盖！难道所有的美德不都追随着新的信仰吗？如果一个历史的人将他自己变成一面所有客观现实的"客 观"镜子，难道我们不应称之为无私吗？宣布放弃天上地下所有的力量，只为了去崇敬力量自身，这难道不是慷慨吗？将力量之天平常握手中，并观察哪一个更强更 重，这难道不是公正吗？这样思考历史是一所多好的训练礼貌的学校呀！客观地对待每一件事物，为什么都不恼不爱，对什么都理解一这会让人变得温和柔顺。即使 一个在这所学校中长大的人公开地表现出他的愤怒，人们也会一样高兴，因为人们知道这只是艺术意义上的憎恶与景仰，它其实是无恨无爱。
我对这种美德与神话结合的想法是多么过时！但不管人们会怎么嘲笑它们，也必须把它们提出来。我甚至要说，历史总是教给我们"从前曾经这样",而道 德总是教给我们："不应该这样，或者本不应该这样。"因此历史就变成了一个现实中不道德的概要。可如果一个人将历史看作是对现实中不道德的裁判，那他就大 错特错了。一个像拉斐尔(Raphael)这样的人不得不在36岁时死去，这个事实伤害了道德。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死的。如果你将历史作为事实的辩护者而向 它求助，你就会说："他已经说出了每一样他内心想说的东西，即使活得再长点，他也只能创造出一种相似的美，而不是一种新鲜的美。"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 将成功、事实作为你的偶像，你就会变成一个为魔鬼辩护的人，而事实总是很沉闷，总是更像一头头小牛犊，而不是一位神。你的无知帮助你为历史辩护，正因为你 并不知道像拉斐尔这样的人的天性是什么样的，所以当你想到这个天性曾经存在过，而它再也不能存在了时，你也就不觉得愤怒了。近来有些人试图告诉我们，歌德 活了82岁，是活得过长了，可我仍很愿意用整车整车新鲜的现代生命时光来交换歌德"活得过长"的时光中的两年，这样我就可以像歌德一样与埃克曼 (Eckermann)交谈，而避免现在这些先生们所进行的"现代"的谈话了。和那些伟大的死者比起来，有权生活的活人太少了！大多数的人活着，那些少数 人却死了，这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错误，是"从前即如此"这堵空白的墙对"本不该如此"这一道德判断的反叛。对，反叛道德判断！你可 以随心所欲地谈起某种美德——谈起公正、勇气、慷慨，谈起智慧和人类的同情心——你会发现，具有美德的人总会起来反对事实的盲目力量，反对事实的残暴统 治，并服从一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不是易变的历史法则。他总是逆着历史的潮流劈波斩浪，要么将自己的情欲作为自己一生中最直接的野蛮事实而与它斗争，要么在 自己周围的闪亮的谎言之网中训练自己的诚实。如果历史只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情欲和错误的体系"，那么人们阅读历史就要像歌德希望人们读《维特》那样一就好 像它在对人喊道："做个男子汉，别学我！"不过，幸运的是，历史还为我们保留了对那些伟大的"反历史的斗士"的记忆。"反历史"，也就是反对盲目的现实力 量。同样幸运的是，由于颂扬了某些人身上真正的历史本质，历史给自己带上了镣铐。那些人为了能更高兴和更骄傲地跟随着"必须是这样"，很少用"因此就是这 样"来困扰自己。不要把他们这一代拉向坟墓，而应该造起一个新坟——这就是一直驱使他们前进的动力。即使他们出生较晚，仍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让他们忘了这 一点——而后代们也只会知道他们是些"先到者"。
九
或许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这样的"先到者"？它的历史感是如此之强，又表现得如此的宽广无边，未来时代就是仅仅看这一点，也会将它推为"先到者" ——如果就未来文化的意义而言，还有什么未来时代的话。但这里却有一个重大的疑问，与现代人的骄傲并肩而立的，是他对自己的嘲讽，是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生活 在一种历史的气氛——或者说——昏暗的气氛之中，是他害怕不能保留自己年轻的希望和力量。到处都有人走向犬儒主义，并按犬儒主义的规则来解释历史进程， 不，是整个世界的进化过程，认为这个进程只是为现代人做铺垫："你现在所看到的情形是大势所趋，人类就得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什么样子，没有人可以 违反这种必然性。"无法继续保持调侃心态的人跑向犬儒主义以求庇护。过去的十年将自己最辉煌的发明之一赠送给他了，这就是为这种犬儒主义准备的一个完美周 全的说法：他按照他这个时代的时尚，不加思考地称自己的生活方式为"自己的个性彻底屈服于世界进程"。个性和世界进程！蛆虫的世界进程和个性！希望人们永 远不要听到"世界、世界、世界"这个词，这个一切夸张的夸张，我们只应该用一种得体的语气谈到"人、人、人"！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继承者？是基督教的继承 者？所有这些对犬儒主义来说都不算什么，但是"世界进程的继承者"，这一世界进程的最终目标，这一所有宇宙之谜的意义和谜底，这一知识之树上最成熟的果实 ——它才是我所称的正直高贵的思想。每一时代先行者都因此才得以闻名于世，尽管他们也许是最后到的。就算是在梦中，历史的想象也从没有走得如此之远，因为 现在人类的历史只是动植物历史的继续。宇宙历史学家甚至在大海的最深处，在鱼类的黏液中找到了自己的痕迹。他惊讶地面对着人类已走过的漫长道路，现代人居 然能这样看世界，在这个更大的奇迹面前，他的目光迷乱了。他骄傲地站在世界过程的金字塔上，当他将自己知识的最后一块石头砌上去时，他似乎在对整个倾听着 的大自然大声喊道："我们到达了顶峰，我们就是顶峰，我们是大自然的最终完成！"
哦，你这过分骄傲的19世纪的欧洲人，你莫不是疯了么？你的知识并未使大自然最终完成，它只是杀死了你自己的天性！用你行动之力的深度量一量你所 学知识的高度。你攀缘着知识的阳光直上天堂——但同样也陷入混沌。你行动的方式会毁了你，大地从你脚下溜向无人知晓的地方，你的生命无所寄居，只有一些蜘 蛛网，而你知识的每一击都会将那些蜘蛛网撕得支离破碎。不过关于这一点不再说什么严重的话了，因为它还是有着比较令人愉快的一面的。
如果看到所有的根基都在疯狂无意识的毁灭中分崩离析，并溶于流淌不息的演变之川，如果看到一切创造都被现代人、被这世界之网中的大蜘蛛织进了历史 之网，那些道德家、艺术家、圣人、还有政治家都会大伤脑筋的。我们自己却可以高兴一下，就像我们在哲学滑稽表演者闪亮的魔镜之中看到了这一切。那样，在这 位表演者的头脑中，这个时代已经达到了一种对自我的讽刺性的意识，用歌德的话说，甚至达到了一个邪恶的程度。黑格尔曾经说过："当精神重新开始时，我们这 些哲学家就要出场了。"我们的时代的确重新开始过——变成了讽刺。结果，看！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就出场了，连同他那著名的无意识哲学，或者说得更清楚些，他的无意识讽刺哲学。我们很少读到过比哈特曼的书更为好笑的作品、更大的哲 学玩笑。任何人，如果哈特曼的书没有将"演变"全部教给他，没有将他整个打扫
*哈特曼，德国玄学哲学家(1842—1906)。——译者注
并装饰一番的话，那他自己就快变成过去的一个遗迹。世界进程的始终，从意识的最初振动到它最后跃入虚无，连同为它制定的我们这一代的任务——都是 来自那个灵感的聪明之泉，来自无意识。它在启示录的光芒中闪烁，要模仿一种对待生活的诚心的严肃，就好像这是一套严肃的哲学，而不是一个天大的玩笑——这 样一个体系显示出其创造者是一切时代中第一位的哲学表演者。那么让我们在他的祭坛上供奉，向一种正宗万灵药的发明者奉上一缕卷发，就像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所说的那样。因为要抵抗历史文化的泛滥，还有什么药能比哈特曼对世界史的滑稽展示更有效呢？
如果我们想用最简洁的语言说出，哈特曼想从他那烟雾缭绕的无意识的讽刺之鼎中真正告诉我们些什么的话，那就会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即使人们会对这种 生存完全厌倦的话，我们的时代也只能保持现状。我热烈地相信他是对的。时代可怕的僵化，鬼魂骨头不安的嘎嘎声，这些现象被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天真地作为所有事实中最美丽的事实向我们提了出来——哈特曼对这些现象作了辩护，不仅从过去、从起因（ex causis efficientibus)的角度，而且从未来、从结局(ex causa finali)的角度来作出辩护。这个滑头让光线从世界末日照射到
*施莱尔马赫，普鲁士神学家(1768—1834)。——译者注
**大卫•施特劳斯，德国哲学家(1808—1874)。——译者注
我们的时代，他觉得这个时代挺好——对他来说是如此，因为他想感受生活的全部晦涩，对于那些希望世界末日尽快来到的人也是如此。的确，哈特曼将人 类正在接近的、生命的老年称为"人类的老年"，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种幸运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中只有一种成功的平庸，在这种状态之中艺术是"柏林金融家 的晚间消遣"，而且，"时代不再需要什么天才，或者因为这相当于把珍珠丢在猪面前，或者因为时代已经越过了需要天才的阶段，而发展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阶 段"——社会进化的另一阶段，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每个工人都"过着舒适的生活，较少的工作时间给他留下足够的空闲以培养智力"。你这个滑头中的滑头，你正好 说出了当今人类的渴望，但你也知道，由于这种对麻木的平庸而进行的智力培养，将会有怎样的一个厌恶幽灵在人类老年的尽头出现。看到这种情形太让人痛惜，但 它还会变得更加让人痛惜。"显然，反基督者正张开双臂。"但情况必须这样，因为我们毕竟是在正路上了——即我们厌恶一切生存。"那么，就遵循着世界进程大 胆前进吧！就像上帝的葡萄园中的那些工人一样，因为只有遵循这一进程才能得到救赎！"
上帝的葡萄园！进程！得到救赎！谁没有在这其中看出和听到，那只知道"演变"这个词的历史文化，是如何故意滑稽地模仿它自己，并通过它怪诞的面具 说出一些对它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话来呢？那个滑头向葡萄园里的工人们喊出这话，其用意何在呢？他们要借着什么"工作"而奋勇向前昵？或者，再问一个问题，受 过历史教育的世界进程的狂热者，他必须做点什么——现在他正在演变之海中游泳和沉浸——以使他能在收获厌恶时节采摘到这个葡萄园中甜美的葡萄呢？他没有别 的事可做，只是像他原来那样继续生活，爱他曾爱，恨他曾恨，看他总看的报纸。对他而言，惟一的罪恶就是过得和原来不一样。我们十分清楚地得知他曾如何生 活，那著名的印有大字体句子的一页前所未有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对于那一页，所有我们现代有点文化的乌合之众都陷入了盲目的狂喜之中，因为他们相信他们 在那一页上读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那辩护理由还有着一圈启示录的光环。因为无意识的滑稽表演者已经要求他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世界的救赎，使 自己的个性完全屈服于世界进程"。或者再说得明白些——"获取生活意志被宣布为走上正路的第一步。因为只有通过向生活及其悲伤完全投降，而不是怯懦的个人 克制和隐退，我们才能为世界进程做点什么。……否定个人意志的努力既无用又愚蠢，甚至比自杀还愚蠢。……有思想的读者不用进一步解释就能明白，一种实用的 哲学将会如何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而这样的一种哲学经不起任何与生活的分裂，只能与生活完全调和。"
有思想的读者会明白！那么确实有人会误解哈特曼的！而哈特曼会被误解，这是个多妙的玩笑呀！今天的德国人为什么要变得格外敏锐呢？一个勇敢的英国 人没有找到"感知的细腻"，因而敢于说："看起来在德国人的思想中确有某种倾斜的东西，有某种迟钝、笨拙和不幸的东西。"那位伟大的德国模仿者能对此提出 反驳吗？按照他所说的，我们正在接近"人类完全清醒地创造自身历史这一理想的状态"。但显然我们还远没有达到那种也许是更为理想的状态，即，人类可以完全 清醒地阅读哈特曼的书。如果我们一旦达到了那种状态，任何人在说出"世界进程"这个词时都将免不了面带嘲笑。因为他会记得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那时的人 用那种"德国精神"的全部诚实，用歌德所说的"猫头鹰那样怪异的严肃"来倾听哈特曼虚假的福音，并吸收它、攻击它、尊崇它、引申它并把它教条化。但世界必 须前进，理想的状态不是做梦就能得到，而只能靠战斗和努力得到。只有通过愉悦才能从沉闷、猫头鹰式的严肃之路通往救赎之路。如果我们明智地远离有关世界进 程的一切建构，甚至远离有关人类历史的一切建构，这个时代才会到来——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不再去看那些庸众，而是去看那些在苍白的演变之川上搭成一座桥的 个人。他们也许不是连续出现的，但作为同时代的人，他们的存在超越时代。感谢历史允许这样一群人存在，他们的生活组成了叔本华所谈到的"天才共和国"。一 个巨人穿过时间的荒原向另一个巨人呼唤，这种崇高的精神谈话在继续，而未被那些在他们之间爬来爬去的、放任喧闹的侏儒们所打断。历史的任务就是在两者之间 做调停人，甚至提供产生出伟大人物的动力和力量。人类的目标最后只能在它的最高榜样之中实现。
我们的低级的喜剧演员也用他精彩的辩证法就这一点发表了他的意见，就如同钦慕这种辩证法的人不令人钦慕一样，他的辩证法也是不真实的。"进化的观 念不能忍受我们让世界进程在过去无限延长。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每一个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进化肯定都应该发生过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哦，滑头！），所以我们 不能再让这一过程在将来无限延长，这两者都会将进化的概念提升为一种纯粹的理想(又是滑头！），并且会让世界进程变得像达纳登姐妹的漏筒(the sieve of the Danaides)*一样。逻辑对非逻辑的完全胜利(哦，你这十足的滑头！）必须与世界末日，与世界进程的终点同时到来。"不，你这个清楚、傲慢的幽灵， 只要非逻辑还像它现在这样进行着统治——只要，比如说，人们在如此低沉的赞同声中还能像你那样谈论世界进程——那世界末日还远着呢。因为在这个地球上还有 太多快乐，很多幻想之花还在这里开放——就像你的同时代人对你的幻想一样。我们还没有成熟，不可以把我们扔到你的虚无中去，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还会有一个更 灿烂的时代。那时人们会开始明白你，明
*达纳登姐妹，希腊神话人物，因杀死她们的丈夫被罚用漏筒打水。——译者注
白你这个被误解的无意识的家伙！但尽管那样，如果厌恶还是会登上王位，正如你曾向你的读者们预言过的那样，如果你对现在和未来的描绘都是正确的 ——而且没有人像你那样厌恶地蔑视它们——那么，我就准备和大多数人一起按照你所规定的形式大喊道：下礼拜六晚上12点整，世界将四分五裂。我们的判决就 这样定下来了：从明天开始，时间不再存在，《泰晤士报》不再出版。也许这只是徒劳，我们的判决也无效。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有时间做一个美妙的实验：拿一架 天平，在一端放上哈特曼的"无意识"，另一端放上他的"世界进程"。有些人相信它们是等重的，因为每一端都有一个邪恶的词——以及一个十足的笑话。
人们一旦明白了哈特曼关于世界进程的那些话，就只会将它当作是一个笑话。事实上，现在正是应该用讽刺和憎恶的大军上前去进攻过量的"历史感"的时 候，进攻不惜以生命和现在为代价而滥爱这个世界进程的行为，进攻盲目混淆各个视角的行为。首先看到了世界进程的可笑，并由于自己的外表格外严肃，而成功地 让其他人更加强烈地看到了这种可笑，这将是无意识哲学家的功劳。我们暂时不必为"世界"和"人类"的存在伤神，不如我们就此开个很好的玩笑。因为小小蛆虫 的狂妄自大乃是地球上最令人捧腹的逗笑之事。问问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人，你存在的目的何在。如果没有人能告诉你，那么就试着在你面前制定一个崇高的目的， 由果推因地解释你存在的意义。撞死在石头上！除了不惜伟大的生命(animae magnae prodigus)，在伟大而不可为的事情上撞得粉身碎骨，我不知道生命还有什么更好的目标。"演变"终将结束，一切观念、类型和物种都在变迁，人兽之间 并无根本差异(我认为这种观念是真实但致命的)如果我们拥有这样一些学说，如果我们用普通而疯狂的方式将这些学说塞入一个民族的下一代中去，那么，假若那 个民族沉溺于它那可怜的自我主义的小小浅滩，并在自我追逐中僵化，人们也不必感到惊讶。首先，它会摔成碎片而不再是一个民族。个人主义体系、剪除异己的秘 密社团、以及类似的功利主义的创造物也许会取代它而出现在未来的舞台上。我们是否要继续为这些创造物工作并从庸众的立场出发来书写历史，继续在历史中寻找 由庸众的需要而推断出的法则——社会中最低下的粘土层和陶土层的行动法则？庸众似乎只在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作为从磨损的雕版上印到劣质纸上的伟大人 物的复印件；其次，作为伟大人物的映衬物；最后，作为他们的工具。至于其余的，就让魔鬼和统计数字将它们带走吧！统计数字怎么能够证明历史中有法则呢？法 则？是的，它们也许能证明庸众是多么普通，多么千篇一律得令人厌恶。我们是否应将愚蠢、模仿、热爱和饥饿的结果称为——定律呢？我们也许会承认这一点，但 我们也能肯定下面这一点——只要历史中存在法则，这法则就是毫无价值的，而历史也就毫无价值了。所有历史中，价值最小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将伟大的群众运 动看作是过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将那些伟大人物只看作是这些运动最明显的表现——溪流上可见的泡沬。因此庸众必须制造出伟大人物，而混乱必须产生出秩 序。最后，颂歌自然就献给了无处不有的混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触动庸众的每件东西都被称为"伟大"，且它们变成了人们所说的"历史力量"。但这不是十足的 故意混淆质与量吗？如果粗俗的暴民们找到了某种观念，比如说，某种宗教观念，他们经过数世纪去艰苦地维护它，他们对这一观念感到满意，这时，也只有这时， 他们才会发现，这种观念的创造者原来是一个伟人。最高级最高尚的人对庸众完全没有影响力。很幸运，基督教的历史结果，它的"历史力量"、韧性以及延续性都 不能证明其创建者的伟大，它们只会成为一项反对他的证明。因为在他和基督教的历史性胜利之间还有一个黑暗沉重的激情与错误的包袱重压，还有对权力和荣誉的 贪求，还有罗马帝国的摧毁力。由此，基督教就有了它的俗世品位和俗世基础，从而使得它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延续。伟大并不需要依靠胜利取得，狄摩西尼 (Demosthenes）*就很伟大。但他没有胜利。基督教最纯粹、最高尚的信徒们往往不是促进了、而是怀疑和妨
*狄摩西尼，古希腊政治家(公元前384—前322)，曾领导雅典进行反马其顿侵略的斗争。——译者注
碍了基督教对世界的影响和它所谓的"历史力量"。因为他们习惯于站在世界之外，而几乎不关心"基督教观念的进程"，因此他们通常不为历史所知，他 们的名字也无从可考了。用基督教的话来说，魔鬼是世界的君主，是进程与结果的主宰，他是所有"历史力量"背后的力量。而这种情形会一直保持下去，不管现在 对于那些习惯于将这种力量和结局神圣化的耳朵来说，它是多么刺耳。世界已经能熟练地重新给事物命名，甚至给魔鬼施洗，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好像人 们就要发现，个人、集团或公众的自我主义一直都是"历史运动"的杠杆。而他们一点也没有被这个发现所困扰，反而宣布："自我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神。"由于 心中有这个新信仰，他们开始有意创造自我主义的未来史，尽管那必将是一个聪明的自我主义，一个允许有某种限制，以便站得更稳的自我主义——这个自我主义为 辨别出愚蠢的自我主义而去研究历史。他们的研究告诉他们，在一切未来的自我主义体系之中，国家有了一个特殊任务：它将成为所有聪明的自我主义的保护神，要 用它所有的军队和警力来保护它们，不让其他类自我主义发起暴动袭击它们。在将历史——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介绍到劳动阶级中去时，也存在同样的观 念。那些劳动阶级因愚蠢而变得危险。因为人们十分清楚，一个历史文化的微粒就能破坏粗暴、盲目的本能和欲望，或是让其服务于聪明的自我主义。事实上他们正 和爱德华•冯•哈特曼一起开始想要"关注一下自己俗世之家的未来，并让自己在这个家里感到舒适"。哈特曼将这种生活称为"人类的壮年"，这是暗讽现在所称 的"壮年"——就好像其中只包含了我们清醒的自私自利者似的。同样，他也预言了在这个阶段之后将有一个白须老年人的时代——这显然又是在讽刺我们的趋炎附 势的老人们。因为他代表那种成熟的谨慎发言，而老年人正是以这种谨慎来"看待他们过去生活中的所有激情，了解他们似曾奋斗过的目标的虚幻性"。不，一个狡 猾而且有着历史教养的自我主义的壮年，只相当于一个毫无尊严、死缠着生命不放的老年。在那里——
一切的最后一幕
结束这奇怪的、波澜起伏的历史的，
是第二次幼稚和纯粹的遗忘，
没有牙，没有眼，没有味觉，什么都没有。
不管我们的生活和文化的危险是来自于这些毫无趣味、掉光牙齿的老人，还是来自哈特曼所说的"人"，我们都有权拼命保护我们的青年不受这二者的危 害，并且永不疲倦地从这些虚伪的预言家那里拯救未来。但是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那就是人们故意帮助、鼓励和利用历史感的最差 变种，而当今时代正饱受其苦。
然而他们用这种最差变种来对付青年人，以使其变成他们如此渴望的、成熟的"壮年的自我主义"。他们用它神奇的光辉来击败年轻人天生的反感，当这种 光辉照耀他们时，也就使他们失去男子气了。不错，我们太清楚了，历史将会得到何种优势，它会怎样将年轻、激情、勇气、无私和热爱的强大本能完全根除，怎样 冷却它自己的正义感，怎样以相反的欲望来粉碎、压抑它要缓慢成熟的欲望——这个相反的欲望即是想要尽快生产、成熟、有用，并且它对所有诚实和坦白的感情怀 有病态的怀疑。它甚至能骗取青年最美好的特权，就是以充分的自信培植一个伟大思想并让它成长成一个更伟大的思想的那种力量。我们已经看到，通过不再允许一 个人非历史地感觉和行动，过量的历史已经做到了那一切。因为历史在不断改变他的眼界并清除他周围的空气，他从一个无边无际的眼界退回到他自己内心，退回到 那个小小的自我主义的圈圈之中，在那里他必定干枯凋零。他有可能达到聪明境界，却永远也达不到智慧境界。他让人们讨论他，他总是在计算事实，与事实磋商， 他从不热衷于什么，而只是眨着眼，知道如何在他人的利害得失中寻找他自己或是他的党派的利益。他忘掉一切无用的谦逊，一点一点地变成哈特曼所说的"人"或 "白须老人"。而那就是他们所想要他变成的样子，那就是现代犬儒主义要求"个性完全屈服于世界进程"的意义——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为了世界的救赎，正像冯 •哈特曼那个滑头告诉我们的那样，尽管救赎很难成为这些人有意识的目标，但将世界从这些"人"和"白须老人"手中拯救出来，才是对世界更好的拯救。因为到 那时，青年的统治就将来临。
十
在这个青年的王国，我能够高呼陆地！陆地！这一切够了，足够了，黑暗、陌生的大海上的疯狂航行，无休无止的寻觅和无休无止的失望！终于看到岸了。 不管它是什么，我们都必须在那里登陆。再差的避难所也好过重新颠簸于一种无边的怀疑主义那无望的波浪之中。让我们紧紧抓住这片陆地吧！我们以后会找到更好 的港口，让我们的后来者航行得更容易一些。
航行危险而剌激。我们最初曾以一种安静的沉思状态看着我们的船出海，现在我们距那种状态是多么遥远！在寻找历史的危险时，我们已发现自己格外受这 种危险的威胁。我们带着忧愁的印记，它是由过量的历史一车车带给现代人的，而我将不否认，我这篇论文展示了一个软弱个性的现代表现，这个软弱个性存在于其 过分的批评、其人性的不成熟之中，存在于从讽刺到犬儒主义、从傲慢到怀疑主义的不断变换之中。然而我信赖那种激发力，它代替天才来引导我的船；我信赖青 年，他们强迫我反抗现代的历史教育，强迫人必须首先学会生活，并只将历史服务于他已学会的那种生活，从而将我引上正路。人们必须变得年轻以后才能理解这种 反抗。鉴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早生华发，即使他们也能理解这种反抗的原因，他们也很难变得足够年轻。我举一个例子来帮助说明，在德国，不到一个世纪以前，一 种被称为"诗意"的天生本能在一些年轻人身上觉醒了。我们是否就认为在这以前的世世代代就没有谈论过艺术，不管艺术对他们来讲曾确是多么陌生、多么不自然 呢？我们知道，与此正相反，他们曾用尽全力思考、撰写和争论过它——用"文字、文字、文字"。给予这些文字以生命并不意味着造字者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仍然活着，因为如吉本(Gibbon)所说，如果世界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它需要很长时间，那么要在德国这个"逐渐之国"中毁掉一种错误观 念，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尽管需要更长的时间。不管怎样，现在也许比一个世纪以前要多一百人知道什么是诗歌；下个世纪也许会再多一百人同时又了解到什么是 文化，了解到德国人仍然没有文化，不管他们会多么骄傲地谈到它。在这些人看来，德国人对他们文化的普遍满意是愚蠢而难以置信的，就如同在我们看来，盛赞戈 特舍德(Gottsched）*的古典主义和将拉姆勒(Ramler)誉为德国的品达罗斯(Pindar)**也是十分愚蠢和难以置信的一样。他们也许会 认为这种"文化"只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而且是一种错误而肤浅的知识。错误而肤浅，因为德国人忍受着生活与知识的矛盾，而看不到真正有教养的民族所有的 特性——即文化只能从生活中生长、开放。但文化只是被德国人当作纸花戴着，或者是像蛋糕上的一层糖衣，因此也就永远是一个无用的谎话。
而德国年轻人的教育就开始于这个错误而毫无结果的文化观念。其目的，坦白地说，不是要培养出受过各种教育的人，而是要培养出教授、搞科学的人，他 们希望能尽快利用历史，并站在一边以清楚观察生活。其结果，哪怕从一个残酷的实用角度而言，都只是培养出受过历史和审美训练的腓力士人 (Philistine),是对关于教堂、国家和艺术的旧识新知喋喋不休的人，是能接受一千个印象的感觉中枢，是不知真正的饥渴究竟为何物的永不知足的 胃。一种有着这样的目标和结果的教育是违背自然的。但只有还没完全没入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一点，只有年轻人才能感受到，因为年轻人还有一种天生本能，而 那种教育首先就要打破这一本能。但如果轮
*戈特舍德，德意志戏剧家(1700—1766)。——译者注
**品达罗斯，古希腊诗人(公元前518/522—约前438)。——译者注
到某个人来突破那种教育，那么在叫到他时，他必须得到青年的帮助，必须让判断力那清晰的光芒照在无意识的奋斗之上，并将这种奋斗带人一个完全的、溢于言表的有意识的境地。他怎么能达到这样一个奇怪的目的呢？
这个目的主要是通过打破一个迷信，即认为这种教育是必需的迷信来达到的。人们认为，除了我们这个麻烦的现实，没有其他可能。浏览一下最近十年关于 院校高等教育的文献，你就会惊讶而痛苦地发现，尽管其中有许多犹疑和激烈的争执，可所有改革的建议是多么的相似，你会看到他们是多么盲目地都将"受过教育 的人"(我们所说的)作为这一体系必需和合理的基础。于是就有了这个干巴巴的原则：青年人的教育必须从关于文化的知识开始——它甚至都不是从关于生活的知 识开始，也就更不会从生活及其生活方式开始了。人们以历史知识的形式将这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去，这就意味着他的大脑中会充满了一大堆观 念，这些观念还都是从过去的时代和民族那里得来的二手货，而不是从接触生活中直接得来的。他希望亲自去体验一些事情，去感受一个紧织密结的、活生生的经验 体系在自己内心不断成长，但他的欲望却在假货的海洋之中被淹没了、眩晕了。似乎他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对远古时代，世就是最伟大的时代之中最高级和最高贵的 经验作出一个总结。而且，同样疯狂的方式将我们的年轻艺术家带到画廊之中，而不是带往某位大师的工作室，尤其是仅有的大师——大自然的那个工作室。就好像 一个人只要匆匆跑过历史，他就能发现过去各时代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他们的个人生活观似的！因为作为生活的结果，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彻底勤奋学习和刻苦练 习的手艺——如果我们不希望生活中只是些低能者和饶舌者的话！
柏拉图认为他的新社会(理想国)中的第一代人必须在一个"强大的谎话"的帮助下才能成长，要教育孩子们相信他们曾经在地下躺着做了很长时间的梦， 在那里，大自然的妙手将他们捏造成形。想反抗过去、想反抗神的工作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得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自然法则：生来就是哲学家的人，体内有金子，生 来就是战士的人，体内只有银子；而生来就是工匠的人，体内则只有铁和铜。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既然这些金属不可能相融，因此这些阶级也就永不可能相混。相信 这种安排的永恒真理性(aeterna veritas)是新教育和新国家的基础。因此现代德国人也相信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文化的永恒真理性。然而一旦强大的德国谎话被这个事实所反对——即德国 人没有文化，因为他无法在他所受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文化，这种信仰将会失败——就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会失败一样。他希望得到花朵，而不要根和茎，因此 他的希望落空了。这就是朴素的真理，率直而讨厌的真理，但却是强大的真理。
但是我们的第一代必须在这个"强大的真理"中成长，也必须遭受其苦。因为第一代必须用它来教育自己，以从旧天性、旧方式中得到生活的新天性和新方 式，哪怕这违反了他们自己的天性。这样他们或许能对自己说，上帝让我和自己保持距离，即与被注入到我身上的个性保持距离，用一句古老的西班牙谚语来说，上 帝保佑我防范我自己(defienda me Dios de mi)。他们必须将这个真理作为一种苦味的特效药一点一滴地品尝。这一代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压制自己，以对自己的天性作出判断，也许他对他所处的时代更容易 作出这个判断："我们得不到教导，不，我们太腐朽了，不能生活，不能真诚质朴地去看、去听、去理解那些使我们亲近自然的东西。我们甚至还没有为文化打好基 础，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能确信我们内心有一个诚挚的生活。"我们倒下来，摔成了碎片；我们的整个存在被半机械地分成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我们内心撒满了观 念，好似撒满了龙牙，并产出一窝小龙，我们饱受文字的弊病之苦，对任何没有盖上其特殊文字之戳的感情都不敢相信。尽管我是这样一个死去的、但内部仍奇怪地 运动着的、文字和观念的织物，我也许仍有权说"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虽然不是"我生故我思"（vivo ergo cogito)。只许我空洞地"存在"（esse)，而不是葱郁地"生活"（vivere)，—种起码的感觉告诉我，我是一个思考着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生 存着的生命，我绝不是"生物"，而至多是一个"思考者"(cogital)。"给我生命，我会很快就从中为你创造出一个文化。"——这将是新一代中每个人 的呼声，他们也会凭着这个呼声互相认识，但谁会给他们这个生命呢？
没有神也没有人能给他们这个生命——只有他们自己的青年人能给他们。给青年人以自由，你就也给了生命以自由。因为生命只是被藏在一个监狱里，它既没有枯萎，也没有死亡——问问你们内心深处的自我！
可这个得到了自由的生命却生着病，它必须接受治疗。它遭受着种种病痛的折磨，而不仅仅是锁链的记忆带给它的痛苦，它遭受着我曾讲过的那种弊病—— 历史的弊病——的折磨。过量的历史已经损害了生命的可塑力，它再也不知道该怎样将过去作为取得力量和营养的一种方式加以利用，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然而， 如果年轻人没有一种洞察一切的天赋的话，就没有人能看出它是一种疾病，也没有人能看出我们已失去了一个健康的乐园。但同样这些年轻人，同样有着健康本能的 年轻人，他们已猜到了如何能再次获得这个乐园，他们知道治疗历史的弊病和过量的历史的神奇草药。可这些草药叫什么名字呢？
毫不奇怪，它们被称为毒药——历史的解药是那些"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提到这些名字，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追查，并且快要得出结论了。
我用"非历史"一词来指一种力量、一种艺术，它忘掉过去，并在自己周围划出一个有限的视野。我又认为，那样一种力量是"超历史"的，它将目光从演 变进程之上转移到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之上——转到艺术和宗教之上。科学——是科学让我们谈到了"毒药"——在那些力量中看到了相反的力量； 因为科学认为，只有一种看待事物的眼光是真实的、正确的，因而也就是科学的。那种眼光将某些东西看作是完成的、历史的，而不是正在持续的、永恒的。科学极 其敌视创造出永恒的力量——艺术和宗教，因为它痛恨遗忘，遗忘是知识的死亡，它试图去掉视野的一切界限，而将人扔到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中去，一种明亮的知 识——演变——在大海的波涛上闪闪发光。
但愿他们能在那里生活！正如同一次雪崩使市镇倒塌而变得荒凉，人们心怀恐惧地在那里暂时建立起自己的房屋一样，如果由科学引发的、观念的雪崩使人 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对稳定和永恒事物的信念，那么生活也会崩溃，变得脆弱而萎靡不振。应该是生活统治知识呢，还是知识统治生活？这两者哪一个更重 要，哪一个是决定性的力量呢？不容置疑，生活更高，生活是统治力量。因为毁灭了生活的知识最终也将自行毁灭，知识以生活为前提，因此，就像每个生物都要维 持自己的生存一样，知识对于维持生活也有同样的兴趣。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看守、留意科学。在科学的卷册旁边，有一套生活的保健法，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 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历史压制生活的自然解药，它们就是治疗历史病的方法。这种解药也许会让我们这些患了这种病的人感到一点痛苦，但这并不能证 明我们选择的治疗方法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看到了年轻人的任务，他们组成了第一代战士和屠龙者，他们将带来一种更美好更快乐的人性和文化，但他们自己顶多能看一眼那片幸福美妙的乐 土。这些年轻人将既受疾病之苦，又受解药之苦。然而他们相信力量和健康，他们可以自夸，比起他们的祖先今天的文化人和白须老人们，他们拥有一种更接近伟大 自然的天性。但他们的任务是从根本上动摇现在关于"健康"和"文化"的概念，并建立起对这一堆洛可可式的观念的痛恨与轻蔑。年轻人力量与健康的最明显的标 记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用从今天文字与观念的制造厂中找出什么观念和党派标语来标明自己的存在，而只是在时机到来时凭着自己体内那种行动和战斗、分裂 和破坏的力量，凭着一种对生活的最高情感，高呼自己的信念。你也许会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文化——可年轻人怎么会把它看成是一种责骂呢？你也许会说他们 乳臭未干，肆无忌惮——可他们还不够老，也不够聪明，所以不愿顺从。他们完全不需要一套现成的文化，他们只需享受年轻人的一切权利——以及安慰，尤其是勇 敢且不加思考的诚实的权利，以及一个鼓舞人心的希望的安慰。
我知道，这样一些有希望的生命能够从内心理解所有这些真理，并通过自己的体验将它们变为一套为自己所用的学说。而同时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看到的 只是一排蒙着的碟子，这些碟子也许看上去是空的——直到有一天，他们惊讶地发现，碟子是满的，而所有的观念、冲动和激情都堆在这些真理之中，这些真理是不 可能被长时间蒙住的。我把那些怀疑者留给时间，时间将说明一切。最后我将转向那一大群有希望的人，用一个寓言来告诉他们以何种方式和路线才能从历史病以及 他们自己的历史之病中得以拯救。这个寓言能使他们再次恢复健康，并足以重新研究历史，且在生活的指导之下用这个三重的方式——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方式 来利用过去。刚开始时，他们会比现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更无知，因为他们将不会学那么多东西，也没有任何欲望去发现哪怕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特别希望了解 的东西——事实上，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看来，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他们缺乏科学知识，他们对所有优秀、著名的东西漠不关心，拒不接受。但在治疗结束时，他们 又再次成为了人，而不再是人类的影子了。这很重要。希望仍在，而你们这些抱有希望的人，难道你们没有在心里开怀大笑吗？
我们怎么才能达到那个目标呢？你也许会这么问。德尔斐的神在你开始漂泊时就向你喊出了他的启示："了解你自己。"这是个难解的格言，因为神"不告诉你什么，也不向你隐瞒什么，它只是指点迷津"，就像赫拉克利特说的。可他指向何处呢？
在某些时代，希腊人处于一种类似的危险之中，即，他们要被过去和外来的东西压倒了，要撞死在"历史"的岩石上了。他们从来就没有骄倣且一成不变地 生活。在很长时间内，他们的"文化"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闪族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还有埃及的——他们的宗教则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就 好像德国现在的文化和宗教是一切外来民族和古老时代的一番垂死挣扎一样。可希腊文化并不只是一种机械的统一体，这多亏了德尔斐的那句启示。希腊人听取了阿 波罗的意见，并反思他们自身，他们真正的需要，而不去管那些虚假的需要。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堆混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 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由于听从了那个神谕，他们经过苦战，增加并丰富了自己继承到的珍宝，而且，他们成了将来所有文化民族的祖先和模 范。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听这个寓言。—个人必须通过"反思"自己真正的需要来整理好自己内心的那堆杂物，他需要用自己性格中所有的诚实、所有的坚定和 真诚来帮助自己对付那些二手的思想、二手的知识、二手的行动，然后，他才会明白，文化不仅仅是"生活的装饰"——也就是对生活的掩藏和扭曲，因为所有的装 饰都会掩盖被装饰的东西。由此，他就会发现，与罗马的文化观念相反，在希腊的文化观念里，文化是一种新的、更美好的事物，没有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没有习俗 和伪装，而是思想与意志、生活与表象的一个统一体。他还会从他自己的体验中明白，希腊人是凭着道德个性上的一种更伟大的力量才成为胜利者的，而每一样走向 真诚的东西都是向真正的文化前进，不管这种真诚将如何伤害到当今倍受尊崇的教育理想，它甚至有一种力量，足以粉碎纯粹装饰性文化的整个体系。
译自：
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 by Friedrich Nietzsche.
特别参考：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Bobbs-Morill Company, Inc., Indianapolis, New York, 1949,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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