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何以"不死"？

伯林何以"不死"？

原创： 王前  

一

四月初的东京，樱花盛放，正是赏花好时节。以赛亚·伯林的编辑兼著作权受托人亨利·哈代偕夫人如期而至，这是他们初次访日。

暌违四年，哈代和太太还是老样子，举止言谈，英伦风范。他们到达当晚，我在银座附近的一家日式餐厅为客洗尘。东京湾繁灯如星，畅叙间，哈代忽问我，日本文化是否属耻感文化，看得出，他们对这次旅行准备得细致又充分。计划中，除了冲绳不去，北至北海道，西至大阪京都，还想去访日本海一侧的胜地，似乎要将东瀛看尽。饭后散步，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二位没有露出丝毫倦色，或许因为，伯林曾经来过。

之所以跟哈代有交集，是因为伯林书信集。

那是2004年的事了。一天，我在亚马逊预订的伯林书信集第一卷到手，翻开后，看到有篇启事，哈代写的。大意是，他正在编辑伯林的书信，已知尚有大量散佚在世界各地，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和详细信息，后面附有邮箱地址。我一下想起丸山真男。

除了伯林，我也研究日本战后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丸山真男，所以知道丸山跟伯林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相识的好友；伯林1970年代末访问日本，丸山是主要策划者，还亲自陪同参观游览；丸山晚年为一家著名学术出版社推荐新书时提到伯林著作，说不管什么问题到了伯林手上都被他处理得很有趣，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伯林书信集面市的时候，丸山的书信集恰好也陆续出版了，我在里面发现他数次提及伯林，有一处还引用了很长一段伯林写给他的信，是谈访日的情形。看到哈代的启示，我给他发了封邮件，没过几分钟就收到回信，说他不知道伯林还有书信在日本，于是我就想试试帮点小忙。

第二天，我跟东京女子大学图书馆内的丸山文库联系，说明了情况。文库工作人员告诉我，信件整理刚开始不久，无法马上找到伯林的，借出更是不现实，只能耐心等待。于是，我成了哈代在日本的眼睛，专门留意那些中国和日本关于伯林研究的资讯。平日里读书看到跟伯林有关的内容，我会扫描发给他，中日学者写的论文摘要，我也会译成英文发给他。他略作修改会发表在伯林网站上，这无意中让我学到更高阶英文写作的技巧。

哈代本人的英文写作清晰漂亮，他为伯林著作撰写的编者序，每一篇前言都是极佳的essay，如青橄榄般耐嚼，读后齿颊生香。有一次，他还帮忙润色了我为参加伯林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一夕完成。

书信集每隔几年出版一本，眼看着第四本也将付梓，我有点着急了。2014年的一天，我去东京女子大学听一位很喜欢的德国文学专家的讲座，顺道去了丸山文库。年轻的研究员们听明来意，热情地说，资料已经大致分类完毕，可以帮忙调——距离我第一次跟哈代联系，十年过去了。

几天后，收到丸山文库的邮件：文库保存的所有伯林书信都已找全，可以凭哈代的委托书来取。又过几天，我捧着哈代的委托书去了丸山文库，第一次看到伯林的亲笔信，长短一共七封。望着他签名的手迹，我一阵恍惚。

这些信件复印后，经EMS到了哈代手里，经他挑选，伯林访日回去后写给丸山的那封长信被收入书信集第四卷，也就是丸山在写给别人的书信里摘译过的那封。信写得颇为动人，有访日观感，也有对友朋谢忱，情真意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原文，那真是英文书信写作的典范。

二

伯林的终生挚友莫里斯·鲍拉（Maurice Bowra，1898-1971）出生于中国九江，是二十世纪最卓越的西方古典学家之一，做过牛津大学副校长。他曾这样描述伯林："他像我们的上帝和苏格拉底一样，没有出版很多东西，但他思考和讲了很多，对我们的时代有巨大影响。（Though like Our Lord and Socrates he does not publish much, he thinks and says a great deal and has had an enormous influence on our times.）"。鲍拉去世的时候，伯林的确没有出版多少东西，除了最早的《马克思传》以外，就是《自由四论》和一些写俄国文人思想家的零碎文字。他的《马克思传》虽然颇为著名，至今还在重印，但他的好友、哲学家布莱恩·麦基说，那是轻量级著作。当然，真正了解伯林的如鲍拉那样的大师，自然明白好友的分量；远在大西洋彼岸的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深知这位朋友的才华，初次见面后就在给友人的信里对伯林赞不绝口。可是，在"publish or perish （发表还是发臭）"被奉为圭臬的年代，著作少是硬伤，缺乏代表作也会让人看轻，哪怕当过英国学士院院长封过爵。据传记作者叶礼庭说，伯林生前很长时间里为自己没有masterpiece耿耿于怀。

1970年代初，一位年轻人走进了伯林的圈子，此后，伯林寡作的情形慢慢开始改变，他就是当时在牛津大学读博士的亨利·哈代。哈代七八岁开始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大学期间专攻古典文学和心理学，具有纯正的人文学术修养；重回牛津读研究生，在伯林的另一位终生挚友汉普夏尔（Stuart Hampshire）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十年前，哈代回忆初识伯林（当时是沃尔福森学院院长）的情形：

我是1972年到沃尔福森学院读哲学研究生的。我刚到不久就跟伯林聊过天，通常是在师生公用的公共休息室。他常坐在那里，主要是午饭后，跟所有去那儿的人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因为我是哲学专业，很自然对他写的东西感兴趣，尽管那时我刚入学，对他本人和作品一无所知。于是我求教于那些比我早进学院，比我了解他的人。他们推荐我读《自由四论》，是1969年出版的，也就是我重返大学三年前。我在一个假日读了那本书，发现它极其吸引我，在很多方面感动了我，从那时起我便成了"伯林粉"（Berlinophile）——当然不是毫无批判的。而在此之前就喜欢他这个人，跟他聊天非常有意思。我很难夸张跟他聊天给我带来的巨大影响。他对我说，他接触过的那些天才们点燃了他的心灵，如果这是一个标准，那么他就是天才。他让知性世界变得富有生气，重要，令人兴奋，而且充满乐趣。对我来说这是很新颖的，让我觉得好高兴，是我回牛津读研之前无法预见的。他定义了一个知识人要尽可能让思想变得有趣，这也部分回答了一些人的问题：为何他受到那样的尊崇。我觉得没有人比斯泰尔夫人（Madame de Stael）评价卢梭更精准了："他没有说什么新的东西，但他把每一样东西都点燃了。"我要套用一下斯泰尔夫人的话来描述伯林，不同之处在于：跟卢梭相比，伯林还说了一些新的东西。

哈代毕业后担任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一边从事正业———比如负责著名的The Past Masters丛书（现改名Very Short Introdutions丛书，译林出版社已引进），剑桥学派三剑客之一昆廷·斯金纳的《马基雅维利》就是他组的稿—— 一边为伯林编书，如七十年代末开始出版的四本选集《概念与范畴》《个人印象》《反潮流》和《俄国思想家》（与俄国思想史专家艾琳·凯莉合编）。到了八十年代末，哈代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有调整，令他萌生另寻出路的想法，此时伯林正好重新写遗嘱，问哈代是否愿意做他的著作权受托人。于是，哈代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成为伯林著作的专职编辑。他向伯林建议，对所有手稿文件做个统计，看看他究竟可以做些什么。一看之下，他吃了一惊：发现了一座富矿。在位于牛津大学附近的伯林家中，他找到了大量的伯林手稿和以前发表过的文章，从阁楼到地下室，到处都有伯林的文字。而作者本人已经忘记它们的存在，好像写完就完事了。于是哈代建议，马上开始工作，趁还能向伯林请教。从此，他的后半生就完全跟编辑伯林的著作结合在一起了。

效率极高的哈代没多久就整理出版了《扭曲的人性质材》《北方的博士》和《现实感》。伯林去世后，哈代依旧不停工作，接连出版了《浪漫主义的根源》《自由及其背叛》和《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等，不断给"伯林粉"们以惊喜，让人们知道，曾经被揶揄凭借"会说"而被封爵的伯林其实写过很多东西，绝非只有几篇人物素描的轻量级学者，或空头哲学家。有论者看到已经安息在牛津大学附近墓园里的伯林不断有新著问世，写了篇有趣的长文《大师不死》（Old Polymaths never die），说伯林跟他的老朋友、史学大家Hugh Trevor-Roper一样，拥有"势不可挡的思想遗产"（unstoppable legacies）。而这种幸运，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都遇到了有学识有能力的知音，甘作嫁衣裳。

哈代还重新编辑了一些伯林的旧作，如把《北方的博士》跟《维科与赫尔德》合并成一册《启蒙的三个批评者》，增加了注释，使文本更加完整可信。

若论编辑工程哪一宗最为浩大，我想应该是三年前出版完毕的书信集。这四大本书信集堪称二十世纪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一个小小缩影。因为伯林交际甚广，上至总统女王，下至无名青年，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他跟很多人都有通信。有人说，伯林是二十世纪最好的书信写作者之一，也有人说，书信集是伯林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这四大本书信集的出版，无疑凝聚了哈代及其合作者的巨大心血。

编完书信集，哈代约25年的伯林专属编辑生涯也大体告一段落。两年多前，他从牛津大学沃尔福森学院退休，跟太太一起住在利物浦附近的海边城市，用他自己的话说，"仍像从前那样努力工作"。近些年，哈代渐为中国的伯林读者所知，读伯林著作的人无不受益于他，研究伯林的学者无不感谢他。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青年已年近古稀，可看上去，他至少年轻十岁。

三

东京学界以一场聚餐会欢迎哈代。日本一些专治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学者济济一堂，地点正是邀请伯林来访的国际交流基金会所在地，这个基金会还邀请过雷蒙·阿隆等人访日。

有位学者带来了哈代编辑的那本The Book of Isaiah，指着里面前华盛顿邮报女老板Katharine Graham在伯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说，前两天刚看完电影The Post，没想到在哈代编辑的书里读到了她写伯林的文章。哈代说，她与伯林是好友，Graham访问英国，有时就住在牛津的伯林家。

四年前的三月，哈代为我指点过伯林的家。门口挂了块铭牌，上面写着：思想史家、功勋章获得者以赛亚·伯林1956年至1997年居住于此。彼时已是人去楼空，伯林夫人那年98岁高龄，据说住在伦敦，房子托管；5个月后，她过世了。那天也巧，刚好有人进去，大门开着，我征得管理员的同意，向内眺望，竟一眼没有看到房屋，可见面积之大。伯林就是在这座豪宅里接待过各路名流，包括Graham、去年刚去世的法国思想家托多罗夫，当然还有阿赫玛托娃。

有位年轻学者问哈代，为何伯林不怎么提二战时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事。哈代说，伯林当时并不太清楚发生的事情，是战后才了解的。后来他不太提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考量：因为从前犹太人被纳粹屠杀过，所以现在犹太人就有资格那样对付巴勒斯坦人——他不想为这种因果关系加任何料。

有位年长的学者是研究英国哲学的名家，他问哈代：半生为伯林编辑著作，有没有不赞同伯林的地方。哈代沉吟片刻说，他在宗教问题方面跟伯林有不同看法——我们知道伯林并不是宗教徒，但是据说晚年常去犹太教堂，有段时间还跟也是犹太人的法哲学大家哈特一起去。作为无神论者的哈代就觉得，伯林在这方面思想与行动有不一致之处。伯林虽然不相信犹太教的信条，但热衷于甚至是急切地去参加犹太教的仪式和活动，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保持犹太人文化一体性（cultural identity）的重要手段。在哈代看来，这种观点在知性上和道德上都是无法接受的；这种宗教观印证了马克思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鸦片意味着奴役，而非解放。

席间还谈到，伯林的文体受俄文影响很大。记得伯林去世不久，我听过一个BBC的悼念节目，伯林的一位好友说，有一次跟伯林通电话，突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后来才反应过来伯林在说俄语。虽然伯林11岁时就移民英国，但俄国文化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不仅是语言上的，更是思想上的。伯林思想上的英雄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小穆勒，而是写过那本伟大自传《往事与随想》的赫尔岑。在理解伯林的思想时，他的俄国背景是无法忽略的，而哈代在学生时代学过俄文，他称之为"一个令人欢欣的巧合"。

哈代酷爱古典音乐，学生时代就会谱曲，2003年出版过《少年音乐曲集》（Tunes:Collected Musical Juvenilia）。古典文学、哲学、心理学、音乐……各种学养的加持，令他在智识上不输任何专门研究伯林的学者，而他更多一份用心。

四

在东京期间，哈代夫妇基本上自由活动，只在去镰仓附近的江之岛时，考虑到行程远，我陪同了半天。位于相模湾的江之岛地方不大，景致却妙。岛上有神社，鲜花处处开，海鸟不断从头顶飞过，平添生趣。哈代说，喜欢海滨之城。漫行在春日里，我们边走边聊，多有逸事。

著名评论家Franke Kermode当年主编Fontana Modern Masters丛书，哈代曾经向他推荐伯林，可他认为伯林分量不够。后来他看到哈代编辑的那么多的伯林著作，有点后悔了，改口说可以收进丛书，可那会儿，写伯林的书已经花落别家。我有不少Kermode的著作，也读过一些他的文章和访谈，非常佩服他的学问见识，这样的硕学大家如此评论伯林，也就不难理解有关于伯林的各种酷评了——现在的一些年轻后生动辄将前辈评得一文不值，或是用完人的尺子去量，而忽略了那些人在他们的年代做到那样的程度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好在有哈代，让伯林得以"著作俱在"，仁者见仁，可以继续争辩。

四年前，就在伯林担任过首任院长的沃尔福森学院，我参加了"伯林与启蒙研讨会"。会上，包括齐切利政治社会思想教授沃尔德隆在内的大多数发言者都向伯林开炮，令我颇感意外。后来一想，齐唱赞歌反而奇怪，思想的生命力本来就在于反思和批判。记得牛津大学名誉教授里德（以研究歌德、席勒和托马斯·曼著称的大学者）在总结那场研讨会时说，伯林是位重要哲人，虽然多有批评，但是值得认真对待。

离开东京的前一晚，哈代夫妇欲往著名的书店街神保町去看浮世绘，我代为指路。哈代耐心地帮太太打开一个个装有浮世绘的抽屉，轻声细语共挑选，那场景，分明也可以入画。当晚在一家很居家的日式料理店用餐，话题依然不离伯林。

不久前，跟哈代对谈过的日本年轻学者蛭田圭告诉我，指导过哈代博士论文的汉普夏尔看完叶礼庭写的伯林传记后说，那不是他所知的伯林。我听了不免一惊，于是向哈代求证。哈代说，汉普夏尔从年轻时就跟伯林交往，一起讨论哲学，是终生挚友，对他的了解自然跟叶礼庭不太一样。二战时，汉普夏尔也跟伯林一样，临时中止学术，做过情报工作，还随盟军一起占领柏林，审问过纳粹，不是一个只待在书斋和教室里的哲学家。战后重返大学，仍是与伯林交往最密切的分析哲学家。伯林去世后，他发表的悼文非常感人。哈代说在编《个人印象》时，本想约请汉普夏尔撰写导言，可惜没能如愿。

如今汉普夏尔也离世十多年了。托尼·朱特说雷蒙·阿隆和萨特、列维-斯特劳斯他们堪称"黄金世代"（golden generation)，伯林、哈特（被誉为牛津的双星子座）和汉普夏尔他们那一代又何尝不是"天才成群结队地来"？

哈代告诉我，今秋他写伯林的著作将要面世，书名已定为In Search of Isaiah Berlin: A literary Adventure，书的封面也已设计完毕。

"伯林有你做他的编辑，真是太幸运了。" 我说。

"那是我的幸运，可以为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编书。他的一生，完全可以拍成电影。"哈代由衷道。

"在跟伯林合作的那些年里，你觉得跟他合作顺利吗？"我问。

"伯林很配合我的工作。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也很热情，都为编辑提供种种方便。但也有困难，就是伯林很多时候不愿意出版自己的著作，这也许是那一代学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吧——不是那么急着要出版，总想修改到满意了再说，或者就是不太重视自己写过的东西。比如我最早编辑的那本《概念与范畴》，书已经编好了，伯林说不想出了，我只好搬救兵，找来伯纳德·威廉姆斯（伯林挚友，著名哲学家），请他劝说伯林改主意。威廉姆斯跟伯林在许多方面有共同观点，伯林很信任他，也很尊重他的意见。最后威廉姆斯建议去掉一篇，其它全部保留。"

多亏威廉姆斯，我们今天才能读到伯林用力于分析哲学那段时期的著作。虽然作为分析哲学家，伯林也许不是破冰者，但他是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哲学方面并非毫无建树。

我又问："记得你说过，伯林的思想在今天越发显示其重要性，很想听听阐释。在特朗普当选后，我在电邮里跟你讨论过，他的当选简直推翻了我学到的关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知识，而你回答说不仅没有否定，反而给那些政治哲学增添了一个极佳的例子。你也说到，伯林若地下有知，肯定也会大吃一惊的。"

"你知道，伯林相信思想的力量。他自己的思想就常常跟主流相左，我认为他的思想在今天愈发显得有意义。今天，全球化大势之下，移民不断增加，人们似乎更密切地关联在一起，但这其中并没有凝聚，民族差异反而越来越明显，社会越来越分裂。这些现象所内涵的多元文化问题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宽容问题，都是伯林曾经阐述过的。

"伯林所说的价值多元论，就是说承认植根于我们生命最深处的价值观多元到无法简化（irreducibly multiple），彼此可能冲突并且无法解决，除非付出悲剧性的代价。伯林的这个观点告诉我们，由价值的多元性带来的问题是植根于人性内部的，提醒每一个政治权威和每个人都要面对他所揭示的无法解决的冲突。

"现在伊斯兰激进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就是典型的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对立。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想伯林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和攻击性民族主义都是被一些错误而强大的观念驱动的。那些观念也许是粗暴的，也没有经过很好的梳理，但是颇有力量。它们源自无知与偏见，等等。这些需要用所有可能的教育手段来回应：我们的敌人的敌人是知识。

"有句名言说：自由的代价是永远的警惕。在今天，保卫自由和复杂性这个任务不会变得更轻松和不再紧迫。这些也适用于我们反击所有知识上有害的东西。我们天性上容易受意识形态的错误和操纵的影响，而面对这些问题时，伯林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向导。"

"你在一次访谈里说过，伯林还有不少手稿。很多中国读者都想知道，伯林还会不会有新书出版？" 向哈代夫妇举杯后，我最后问。

"是还有不少手稿，不过主要的都已经出版了。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是他早期哲学方面的著述，主要是一些讲义和手稿，不是完整的文章，但显示了跟他后来的思想史研究的连贯性，也有很多学人对此有兴趣，这些会陆续发表在伯林网站上。另一个就是关于文化史方面的文章，包括他在五十年代早期为大英百科全书年鉴写的三篇长文，显示了他的兴趣和阅读的广博，对了解二十世纪也很有意义。再有就是尚未结集、伯林自己也没有出版过的文章，这部分基本上都收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出的伯林著作里了。"

当晚回家，我立刻预定了哈代的新书，有近三百页。亚马逊网站上已有介绍，研究过伯林的约翰·格雷写了新书推荐词。格雷说，任何想了解伯林这位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人，都绕不开这本书，这是哈代为后来者准备的重要文献。

今 日 作 者

王前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副教授，专攻政治哲学和思想史。在日本出版《中国是如何阅读西方思想的？》，合著《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现代中国与市民社会》等。

本文刊于《289艺术风尚》2018/5-6月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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