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pad: 托尼·朱特：作为左翼人士到底意味着什么？

托尼·朱特：作为左翼人士到底意味着什么？

原创： Evan Goldstein 东方历史评论今天

撰文：Evan R. Goldstein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原编者按：二十年多来，托尼·朱特是各种主流思想期刊上经常出现的名字，在英美世界的智识生活中，他是一个无法被绕过的人物。但这位英国历史学家2009年10月在纽约大学的演讲令许多人感到震撼。坐在电动轮椅上的朱特缓缓驶上舞台，他的脸上戴着呼吸装置。他向听众解释自己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渐冻症"），这是一种最终会破坏一个人移动、呼吸能力的致命疾病。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朱特谈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没有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是朱特的最后一次演讲。一个月后，朱特在他的公寓接受了《高等教育年鉴》的一位编辑的采访，他说话声音非常微弱，需要借助麦克风才能让人听清他的话。采访持续了两小时，整个过程中身体一直处于明显不适状态的朱特谈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即将来临的死亡。思想是学术界的货币，《年鉴评论》（The Chronicle Review，《高等教育年鉴》评论版）多年来致力于为读者讲述这些思想背后的人。本文是一位不仅面对自己毕生工作，也直面死亡的学者肖像。托尼·朱特于2010年8月去世。

200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晚上，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出现在格林威治村的纽约大学史葛柏艺术表演中心的舞台上。"我要先斗胆跟各位说几句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坐在电动轮椅上的朱特这样说道，他身上裹着黑色毯子，戴着Bi-Pap呼吸装置。"如你们所见，"他缓慢而困难地说着话，声音沙哑，"我的身体从脖子以下都瘫痪了，还需要借助我脸上这个看起来很荒谬的管子呼吸。"在这场演讲一年多前，朱特被诊断出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这种病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渐冻症"，这种致命疾病会逐渐破坏一个人移动、呼吸、吞咽和说话的能力。

2005年，仅仅四年前，这位纽约大学的欧洲历史教授出版了《战后欧洲史》，他也因此书的出版而达到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这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重生为主题的书籍受到了很高评价。它被选入普利策奖决选名单和《纽约时报》十大好书榜单。学术界之外，朱特在和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吵以及左派内部的争吵中成为一名声名卓著的政论家和令人敬畏的"斗士"。他最受公众所知的可能是他对以色列所持的严厉批评立场，他也是"一国方案"最知名的倡导者——所谓"一国方案"是指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存的国家，以此来解决巴以之间的冲突，他的这一立场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

朱特10月的这次演讲是雷马克研究所举办的年度演讲中的一场。雷马克研究所是朱特于1995年创建的跨学科中心，旨在促进美国与欧洲相互的理解。朱特的朋友、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认为，这次演讲是朱特的"回顾演讲"，朱特"终生都在思考作为左翼人士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场演讲给了他对自己思索的一生进行反思的机会。

这是朱特第一次坐在轮椅上对公众发言。之后他淡淡地表示，"我知道自己看起来像彻底的废人。"当坐在电动轮椅上的朱特驶上台后，整个剧院随之笼上了一层紧张的气氛，在座的700多人顿时安静下来。朱特觉得以他当时的状况，如果要用准备好的稿子演讲会过于费事，于是决定完全脱稿演讲。他能保证自己的注意力不分散吗？他能否完全不顾自己难以抑制的口渴，无法消除的瘙痒和肌肉酸痛？

他开始拿自己开玩笑，他称自己是"脸上套着塑料容器的四肢瘫痪者"，并且承诺不会使用过于夸张的手势。人们的紧张情绪稍稍有所缓和以后，他开始阐述自己演讲的主题："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朱特呼吁人们关注美国和欧洲对效率、财富、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的崇拜。他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在一代奥地利思想家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是商业理论家彼得·德鲁克，经济学家哈耶克、米塞斯和约瑟夫·熊彼特以及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目睹了自由主义的崩溃和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他们得出结论，捍卫自由主义的最佳方式是让政府远离经济生活。"如果能将政府挡在安全距离以外，如果不准政治家（无论他们怎么用心良苦）规划、操纵或指挥民众的事务，那么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分子都将无法产生影响力。"朱特在演讲中说道。公共责任已经被彻底交由私营部门承担。朱特警告说，美国人和欧洲人（程度稍弱）已经忘记了如何对经济选择进行政治的、道德的思考，他那脆弱的、带有英国口音的声音越来越大。放弃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就——美国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大社会计划"（the Great Society）和欧洲的福利国家——"是对我们的前人的背叛，也是对后人的背叛。"

在这场持续近两个小时的演讲里，朱特谈到了自己长期关注的几个主题：知识分子和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对于过去的20世纪，美国人和欧洲人既不理解，也没有能从中吸取教训（朱特曾经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遗忘时代"）。在演讲的最后，他说了这样一段务实的话："说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类似的东西）代表着未来，代表我们为自己绘制的理想世界会让人很快意，但是这种说法会误导别人。"他仔细地吐出每一个词。 "它甚至不能代表理想的过去。但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选择之中，社会民主主义比其他的选择都好。"

演讲结束后，全场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历史学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当时也在场，他说："演讲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思考能力——不但毫无减弱，而且在很多方面无与伦比——与身体之间的巨大反差令我感到震惊。但是五分钟后，我就忘记了他身体上与正常人的差异，注意力完全被他的讲话以及他想表达的内容的价值所吸引。"沃林补充道，"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感动的场面之一。"

大约一个月后，我在朱特的公寓里和他见面。他的公寓在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的一个砖砌高楼的高层，他和他夫人、舞蹈评论家珍妮弗·霍曼斯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生活在一起。门上的标志写着访客需要洗手。朱特的护工是一个年轻男子，他默默地领着我走在一尘不染的木地板上，穿过宽敞的公寓来到摆满书籍的书房，朱特正坐在轮椅上等我，头靠在一个棕褐色的枕头上，手放在膝盖上，光着的双脚有些浮肿。61岁的他头发剪得很短，胡子灰白。他穿着褐红色T恤和法兰绒裤子，戴着圆形眼镜。他的左耳佩戴着一个无线麦克风。我们之间虽然只隔了几英尺，那位护工还是打开了麦克风的电源开关，朱特微弱的声音突然从附近的扬声器中传出。

"80年来，各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了很多，而我们这代人看到了这种投入减少了。我们正在抛弃过去的努力、想法和宏图。"很显然，说话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但这不妨碍他雄辩地表达观点。他的眼睛被迫承担起表达"肢体语言"的功能，表现力惊人；当他兴奋起来的时候，他的眉头会耸得很高，眼睛张得很大，比如在他谈起下面这个话题便是如此："面对一些非常好的问题，20世纪广为流行的某意识形态给出了有很大缺陷的回答。在这个很有缺陷的回答被抛弃以后，我们却也忘记了那些好问题。我想让人们重新考虑这些好问题。"

我问他演讲结束后感觉如何。"我很高兴，"朱特简单地回答。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劝他放弃在演讲中讨论社会民主主义，而是选择谈谈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我考虑过他们的建议，"朱特说，"但我对这种病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可我对社会民主主义是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表达的，而且以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下来谈，也可能会多多少少影响人们对疾病的理解。他深吸一口气。 "本来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当然就去做了，而且要在目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好，让人们尽快不再因为同情肯定我。"

朱特出生于一个属于中下阶层的犹太家庭，家里的长辈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反对者。他们住在伦敦东区，历史上这个区域就是犹太人的聚集区。"一种低烈度、不粗暴、文化层面上的反犹主义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是完全被接受的，"朱特回忆道。朱特的父母担心自己十几岁的儿子缺乏社交能力，1963年，他们把朱特送到以色列，参加由一个基布兹组织的夏令营。朱特在那时候成为了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我是一个理想的皈依者，"他说。他后来成了左翼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者，甚至还在巴黎举行的一场大型犹太复国主义会议上发表了主题演讲。（朱特当时吸烟，但他还是在演讲中借机谴责犹太青少年吸烟是一种"偏离常轨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67年，在"六日战争"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朱特自愿为部署在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国防军提供翻译服务。他惊讶地发现，许多与他一起工作的以色列年轻军官都是"反阿拉伯的右翼暴徒"；另外一些人则"只是配了枪的傻蛋。"当时的他认识到，以色列"已经从一个有些狭隘的拓荒社会变成为一个相当自鸣得意、优越感十足、好战的国家。"

对以色列幻灭的朱特回到了英格兰。他在高中最后一年已经被剑桥大学提前录取。之后，他又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他在巴黎认识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女英雄、颇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她的研究方法将抽象分析与对历史环境非常密切的关注结合在一起，既不是政治科学，也不是历史，但它把两个学科里最好的部分结合在了一起，"朱特说。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与德国出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学家乔治·利希泰姆（George Lichtheim）建立了通信联系。"他极为杰出，同时也非常抑郁，"朱特回忆道。"他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在题材、风格和方法上对我有很大影响。" 朱特把自己的文集《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献给了克里格尔和利希泰姆。

朱特的第一本书《法国社会党的重建》（La Reconstruction du Parti Socialiste：1921-1926）详细分析了法国社会党与共产主义的决裂，1976年该书在法国出版。三年后，剑桥大学出版出版了他的《普罗旺斯1871-1914的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的起源研究》（Socialism in Provence, 1871-1914: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French Left），在此书中，朱特细致分析了普罗旺斯低地农民在遭受经济上的打击之后加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因。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左派：法国劳工和政治研究，1830-1981》（Marxism and the French Left: Studies in Labour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30-1981，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出版）一书中得到了更全面的处理。这些早期作品让作为优秀的年轻政治史家的朱特为人所知。1987年，他离开牛津大学前往纽约大学历史系任教。

朱特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左翼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中，他认为左翼阵营中的许多人没有真诚地看待共产主义。"一直以来，托尼对极端左翼对苏联表现出的某种盲目很熟悉，"桑内特说。带着对这个问题的关切，朱特写出了《未竟的往昔》，在这本书里，他不留情面地剖析了几位左翼名人——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罗马天主教哲学家埃马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Esprit杂志的创始人）等等，并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的鲁莽和天真导致其亲苏。《纽约时报书评》的封面上评论称赞这本书为"一项坦率而极具摧毁性的研究"。众多赞誉纷至杳来。（1998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二十世纪》是《未竟的往昔》的姊妹篇，朱特在这本书里描绘了法国政治生活中完全相反的传统：反对共产主义的、完全独立的传统）。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认为，1989年的一系列革命之后，新一代的英美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过渡泛滥保持警惕态度，开始重新审视法国左派的知识遗产，《未竟的往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这样的反思当时正在法国展开，但里拉表示，"在美国学院里，仍然存在着对福柯和德里达的盲目崇拜。"

朱特听闻《泰晤士报》对他作品的评论时正在法国旅行。"等我回到纽约以后，我成了讲台和电视台的明星，"他回忆道，几分钟前，他叫来护工帮助他调整在轮椅上的坐姿。（他的身体显然很不适，但朱特还是对于不得不暂时中止访谈表达了歉意。）"突然间"，他继续说道，"我成了研究知识分子的专家。"到当年年底，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各大刊物也纷纷向他约稿。

"我并不想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朱特坚称，尽管他承认人们可能无法相信这一点。他说，自己年轻时很满足于成为一位领着高薪，在精英大学任教的教授："我喜欢教学，喜欢坐在扶椅上，拿着一杯葡萄酒，点着香烟读书。"

在被引诱进入公共领域之后，朱特成为了一名言辞犀利的论辩家而为人所知。且举他2006年发表在《伦敦书评》的一篇题为"对布什有用的白痴们"（"Bush's Useful Idiots"）的文章为例，他在文中批评了让·贝斯克·埃尔希奇（Jean Bethke Elshtain），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和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等知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朱特认为他们默许了乔治·W·布什的"灾难性对外政策"。朱特写道："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广受尊敬，因为他们努力做到独立思考，而不是为了服务于什么人去思考。知识分子不应该自鸣得意地设想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更不应该自信地去宣扬并且为战争寻找理由。他们应该致力于让人们不安于现状，首先就要让自己不安于现状。"作为对朱特这篇文章的回应，耶鲁大学法学和政治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哥伦比亚新闻与社会学教授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起草了一份宣言，一些知名学者在这份宣言上签名，宣言中称朱特的说法为"踩在高跷上的胡言乱语"。他们指出，每个在宣言上签名的人都"反对伊拉克战争，都认为这是一场非法且不明智的战争，它破坏了美国的道德形象"。

在其他一些出版物发表的文章中，朱特言辞的锐利程度不减：他称研究冷战史的约翰·路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对共产主义学说所做的"简略描述""笨拙、有些令人尴尬"；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那种装腔作势、帮他赢得普利策奖的虔诚都是精心设计好的，以此来检验文化教养一般的读者政治上的接受程度"；他批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老共产党人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拒绝正视邪恶"。去年，朱特赢得了奥威尔奖，该奖每年颁发一次，专门表彰那些能够在写作中达到乔治·奥威尔所期望的"将政治写作变成艺术"的作者。在获奖词中，朱特被称赞为一名"公共议题论战好手"。

2002年初，当时的朱特刚做完癌症放射治疗，在家中休养的他"对以色列无法做出正确的事情感到越来越担心"。那年5月，《纽约书评》发表了他关于巴以冲突的第一个重要声明（《此路不通》，收入《事实改变之后》——译者注）。他认为，解决巴以问题的办法显而易见：建立两个国家，拆除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的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无法拥有原先居住地的权利。朱特指责以色列需要为当前的血腥僵局负责，并将其行动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发动的殖民战争中的行为相提并论。他在文章中指出，到了1958年，法国政策给自己造成的危害已经超过了其对阿尔及利亚人造成的损害。他认为以色列目前也处于同样可怕的困境。

朱特所做的历史类比引发了尖锐的反驳。"如果以色列与殖民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政府相似，那么以色列及其作为立国宗旨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不是和法国的帝国主义一样都不合法？"政治作家保罗·伯曼（Paul Berman）这样问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几个月后，朱特修正了自己的立场。 "如今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个 '不可思议'的选择，"他在《纽约书评》发表的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这样宣称（《另求他途》，收入《事实改变之后》——译者注）。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两国方案""可能已经无从实现"，一个不那么坏的选择是将以色列从一个犹太国变成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 "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朱特写道，"以色列目前的行为不仅对以色列自身有害，今天的以色列还害了整个犹太民族。"

《一国还是两国：解决以巴冲突之道》（ One State, Two States: Resolving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作者、本·古里安大学历史学教授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认为，朱特的文章将"一国方案""直截了当地置于国际议程之上，动静不小"。《前进日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称此文"不啻一枚射向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弹"。几周之内，《纽约书评》编辑部收到了超过1000封信。《杂拌》（Salmagundi）的编辑、常年观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罗伯特·博伊尔斯（Robert Boyers）说，朱特是中东问题的一位重要评论者。如果像朱特所说的那样，随着他的朋友、文学评论家爱德华·赛义德2003年的逝世，美国国内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讨论出现了"非常大的空白"，那么填补这个空白的人正是朱特自己。

和同样主张"一国方案"的赛义德一样，朱特也成了众矢之的。《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的一篇专栏文章指责他"讨好那些赞同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人"。布朗大学研究欧洲历史的教授奥默尔·巴托夫（Omer Bartov）认为"两族共存"的想法很"荒谬"；《异议》（Dissent）杂志的联合编辑沃尔泽嘲笑朱特的想法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对于压制恐怖组织，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这些实际工作于事无补"。斯蒂芬·季波斯坦（Steven J. Zipperstein）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犹太文化和历史的教授，也是和朱特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密友，他抨击这篇文章为"众多呼吁犹太人自我毁灭的声音中的一个（也许还是最愚蠢的那个） "。

最尖锐的批评是，朱特对"一国方案"的支持让人想到他在《未竟的往昔》中谴责的那种鲁莽、不切实际地对待思想观念的方式。 "我也希望每个人都是认同世界主义的康德主义者，希望我们能建立起来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全球民主制度，"《定居者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意义之争》（The Settlers and the Struggle Over the Meaning of Zionism，即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加迪·陶布（Gadi Taub）说， "但是现实是，这两个民族（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正是因为缺乏民族独立而受到了严重伤害。"在陶布看来，那种认为建立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是适应中东现状的提议，正是属于"知识分子有时为了自己的良知所做出的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之事， '一国方案'如果被采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将永远处于内战状态。"

朱特的公众形象如今与他针对以色列发表的看法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我的名字，"他若无其事地说。"你会立马看到我这篇讨论一国方案的文章。"他又接着说："对外界来说，我是一个疯狂的、自我憎恶的犹太左翼分子。"玩笑归玩笑，朱特对自己成为反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代言人这点感到不太舒服。"我不会称自己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一些公开的反犹主义者使用反犹太复国主义作为自己的掩护，"他解释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白人民族主义者大卫·杜克（David Duke）——就对他表示支持，这引起了更多人对朱特的指责，批评者认为他给种族主义者提供了智力上的掩护。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说，尽管有这样的"恶意诽谤"，"托尼却只是变得更加直言不讳。"

有人还试图阻止朱特发表见解。2006年10月，因为接到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和美国犹太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的投诉，朱特原本要在波兰领事馆发表的一场演讲突然被取消。随后，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将朱特置于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争吵的中心。法国、英国和波兰的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纽约观察家报》（The New York Observer）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便是"处于论战中心的朱特"，文章中引用了朱特谴责反诽谤联盟领导人亚伯拉罕·H·福克斯曼（Abraham H. Foxman）和其他一些美国犹太组织领导者的话，他称这些人是"反自由主义、谎话连篇的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超过100位知名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同意朱特的观点）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谴责围绕朱特演讲被取消一事的"威慑气氛"。

"托尼在争议中变得更加强大，"理查德·桑内特说。我把桑内特这句话念给朱特听，他听到这句话一下愣住了。"理查德有点淘气了，"他这样说道，脸上没有笑容。他承认自己"一直在言辞上尖刻"，但他并非为了制造争议。在这次访问的第二天，朱特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里写道："我讨厌曝光、名人、名气以及恶名，所有这些都与公共争议有关。但公平地说，一直以来我都很坦率地表达我的观点，从来没有因为从众的需要或者礼数上的考虑而隐藏我的想法。但是，直到那次波兰领事馆发生的糟糕事件之前，我从来没有引起过争议——在封闭的小小学术界之外，没有人知道我，我写的学术论辩文章也没有引起什么很大的关注。"

然而其实朱特曾经在学界引起过一次争论。1979年，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朱特在《历史研讨会》（History Workshop）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里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社会史研究方法。他写道，那种转向身份和女性主义历史的后现代主义思路"被胡乱套用在社会史上，导致整个学科研究水平下滑"。（他告诉我，这篇文章让他险些得不到终身教职。）到了80年代初，他对这个社会史领域的不满已经变成一种严重的不适。大约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流亡在伦敦的捷克异议人士扬·卡万（Jan Kavan），后来扬·卡万担任了捷克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和副总理。通过扬·卡万和其他人，当时已经搬到牛津的朱特对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更广泛的东欧地区产生了兴趣。他买了一本自学捷克语的书，每天晚上学习两个小时，他还在大学里上语言课程。到了80年代中期，他的捷克语已经很流利了。1985年，他和一些人去了布拉格，组织此次行程的是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和扬·胡斯教育基金会（Jan Hus Educational Foundation）。以牛津大学为中心的扬·胡斯教育基金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下出版物和其他秘密文化活动。在那次行程中，朱特偷偷带了很多违禁书籍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还在私人公寓里对着拥挤的听众讲课。之后他又去了布拉格很多次。他是在那里才恢复了对欧洲政治和历史的热情。

朱特说自己1987年刚到纽约大学时"有一种感觉：如果你有好想法，他们会让你去实现这些想法"。1995年，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以"非常诱人"的条件向他伸出橄榄枝，当时在认真考虑芝加哥大学提出的条件的朱特向纽约大学提出建议，建立雷马克研究中心，他希望有了这个研究中心以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能够得到促进。急于留下朱特的纽约大学同意了他的建议。朱特告诉校方，"给我10年时间，我会给你们一个闻名世界的研究所。"根据沃林的说法，朱特的确做到了；自成立以来，雷马克研究所通过举行各种会议、工作坊和研究项目，让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持续不断地进行对话。"如果你是一位研究现代政治和历史的欧洲学者，而你又想在美国成名，那么在雷马克研究所的经历对你就非常重要，"沃林说。身为雷马克研究所委员会成员的弗里茨·斯特恩补充说，"托尼把雷马克研究所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国际中心。"研究所的声誉与朱特的声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着积极和消极影响。（在朱特公开表达对巴以两族共存一国的未来更认可以后，雷马克研究所委员会中两位成员便辞去了职务。）

然而，在朱特心目中，他的"最伟大成就"是他的《战后欧洲史》。1945年的欧洲满目疮痍。1939年至1945年间，大约有3650万欧洲人死亡。幸存的下来的人大多数缺少食物或者没有住所；德国有40％的房屋被摧毁，英国有30％，法国有20％。但在之后的60年里，朱特写道，欧洲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典范"，其社会模式——免费或接近免费的医疗保健，提前退休，健全的社会和公共服务——被视为"所有国家都应该效仿的模范"。

《战后欧洲史》讲述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整本书的组织显得雄心勃勃，整个欧洲——西欧和东欧——战后的历史被整合到一个概念框架中。这本书不是一本平心静气的常规学术作品。在序言中，朱特将自己的方法描述为对欧洲并不遥远的过去所做的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解读"。"用一个本不该具有贬义色彩的词来形容，"《战后欧洲史》是一本"观点鲜明的作品"。朱特要表达的、在900页的篇幅里被详尽阐明的要旨是：欧洲通过忘记过去重塑了自己。"在二战刚结束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故意歪曲记忆（mis-memory）和遗忘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欧洲的重建便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还有很多事要忘记：通敌，种族灭绝，极度贫困。

被翻译成19种语言的《战后欧洲史》被批评家视为一本杰作。"一本非凡的书"，哈佛大学英语教授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在《纽约客》中表示。"写作很生动；本书所涵盖的内容广度着实非凡，而且小国和大国都写到了；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很睿智。"根据牛津政治理论家艾伦·瑞恩（Alan Ryan）的说法，《战后欧洲史》的"节奏有如惊悚片，涉及的内容之广像一本百科全书"。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克日什托夫·米哈尔斯基（Krzysztof Michalski）说："托尼是不多的几位对东欧抱着一种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兴趣的一流西方知识分子之一"。

到去年二月，朱特的手动不了了。"我原以为这对我会是一场灾难，"他平淡地回忆道。没有了双手，他应该怎么写作？他发现，教了一辈子书，而且往往是在没有笔记的情况下口述完整的句子和段落，他已经有很好的出声思考的能力。他现在可以"在做一点准备的情况下，"口述"一篇文章或一封行文缜密的电子邮件。"如今无法再在黄色信笺簿上随手记下各种想法，他于是自学了耶鲁历史学家史景迁在其1984年出版的书《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中描述的精心构思的记忆法。朱特学着16世纪的中国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那样，想象自己的脑中有可以存储自己各种想法、思绪的建筑。这个记忆法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想象自己进入一个大房子；左转，进入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书架和桌子；把一段段记忆存放在书架和桌子上，直到房间装满。然后继续沿着大厅走到另一个房间里。要找回你的记忆，回想一场演讲的内容或一篇文章的内容和结构，你便重新进入这个建筑物，重走之前的路，这样你存在那里的记忆应该会被激活。

"这个方法有效，"朱特说。他告诉我，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思维变得更敏锐。他把自己的情况比之于听力特别敏锐的盲人或视力非常好的聋人。 "我以前在理论上知道，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许多感官能力，那么没有被剥夺的那些能力会变得更强，"他说。"但是真的实际去体会这个过程还是感觉很奇怪。"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道："我已经61岁了，不再像51岁时那么敏锐。但去年那些我能做的事情，今年我可以做得更好。"

他不久前签了一份图书合同，他计划将自己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系列讲座扩展成一本小册子（即《沉疴遍地》——译者注），他希望这本小册子不久之后能够出版。"我的精力很旺盛，"他说。他的同事和朋友不太愿意对他越来越糟糕的身体情况做太多评论，他们想要保护朱特的心情可以理解。（"你别写他的病情或者他不久于人世，"我们的谈话刚开始，桑内特便这样说道，他的这句话更像是命令而非请求。）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患者自确诊日起，平均寿命只有2到5年。

每天到睡眠时间，护工把朱特从轮椅上抱到有围栏的床上，然后让他保持平躺姿势，摘下他的眼镜，在那之后，陪伴他的只有他的思绪。近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回忆自己的幼年和青年岁月——一个脾气暴躁小学德语教练的魅力，60年代中期剑桥处于变动中的文化氛围，火车上令人舒适的孤独感。在他的朋友、牛津大学欧洲研究系教授提摩西·加顿·艾什的鼓励下，他将这些"过往的小插曲"写成了一系列自传文章（即《记忆小屋》——译者注）。

在最近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动人的文章中，朱特直接谈到了他得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之后的生活。他在文中写道，"即使当一个人遭遇一次持续时间很短的危机，那种无助感也会令人感到屈辱——想象或回想一下，如果你摔倒或者因为别的原因需要得到陌生人身体上的帮助。然后再想象一下，如果这种给你带来羞辱的无助将一直存在下去——得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相当于被判了无期徒刑，你的心情会如何（我们也会轻描淡写地顺带讲，得了这种病相当于被判了死刑，但实际上死倒是一种解脱）。"

夜幕悄然降临，我在离开他的公寓之前问他，为什么决定用这样个人化的笔法写自己的病。他停顿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不带任何戏剧性或自怜的口吻说道："这种病像一座牢笼，你会不时产生一种不顾一切的愿望，想要冲出这座监牢，告诉人们在牢里是什么感觉。" 朱特又深吸了一口气。"得了这种病就好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不但没有假释，而且监狱每周都会缩小六英寸，我知道将来的某个时刻我会被它压死，但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Evan R. Goldstein是《年鉴评论》（The Chronicle Review）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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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8, 2018

托尼·朱特：作为左翼人士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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