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书是紧密相连的
埃德蒙·怀特回顾了早年的阅读体验，发现那些时光总是与性有关。
图片来源：Sophie Bassouls / Sygma / Getty
对我来说，阅读和写作总是和性联系在一起的。八年级的每一个下午，我都会在学校图书馆坐一个小时。对面是我的朋友，他又高又瘦，脸上有雀斑，顶着一头棕色的卷发。他看上去精致又苍白，像是生病了一样。他就像是那种会用冷霜除掉唇毛和眉毛的演员。
每天下午两点，他会从体育场来到图书馆。他踢了一小时足球却没有洗澡，这反而更吸引我。他毫无歉意地冒着汗，就像一株散发着苦味的药草。我们俩总是坐在图书馆长桌的两边假装看书。过不了多久，十四岁的我们就会把腿缠在一起。他是那种人气很高的运动型男孩，同时也很擅长数学。他和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关系稳定，在舞会上黏在一起的样子就像是游泳时溺水一样。
坐在图书馆"阅读"的时候，我们的腿靠在一起，既紧张又放松。我能感受到他大腿四头肌的抽动，也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药草味道越来越浓厚。我会从椅子上滑下去，用膝盖碰他的裆部，但他会马上躲开。也许他是担心其他人会看到我们，也许他有自己的界限。就像女孩子会允许别人摸她们腰部以上，腰部以下却不行，似乎她们身上贴着交通标志，绿色代表同意，黄色代表警戒，红色代表停止。丹尼大部分时候都给我绿灯或黄灯，毫不浪费时间就让我们小腿互相交缠。我觉得他并不想让我们这样的关系有任何进一步发展，他喜欢这样的感觉，但很清楚这是不被允许的。
直到现在我还会想起那样的午后，阳光从半掩着的黄色窗口投射进来，木桌对面是丹尼藏在书本后面苍白冒汗的脸，透露着运动后的疲惫但仍然保持着兴致。还有那种味道，像很多呛人的香水一样吸引人，却不那么让人反胃。而书本的存在让整幅图景变得更完整。丹尼的眼神保持着正常的节奏和移动方向，就好像他真的在认真看书一样。偶尔他会伸手调整一下裤子，同时没有血色的嘴唇会牵动出一个微笑，摆出一副洞悉一切的样子。但他从来不会直接看着我，我们都在假装看书。
假装看书却没有真正看进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铅字在我们眼前变得模糊。我的意识总会重回到第一句话，试图迅速地理解其意，像是被拽出战场的拖船。直到丹尼触碰到我，这艘船才会重获自由，漂浮然后沉没。我会重头开始，用指尖点着每个字，在心里默念着每个音节。但丹尼会再靠近一点，更用劲一点，我的船会随之再一次沉没。我当时在读一本无聊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不经心地用亮黄色标出几个段落。更急迫的问题是，我应该跟着丹尼去厕所吗？还是这样会吓到他，反而毁了一切？
在年少时如饥似渴的那几年，书是我最好的伙伴。我是个书虫，辗转在公共图书馆一叠一叠的书中。我会带一本书在厕所隔间里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从门缝里偷窥刚进来的人，分析隔壁的鞋子来判断对方能不能接受我的调情。漂白剂、卫生用品和厕所的味道是我"巡航"（男同性恋用来形容寻找——通常是在公共场所——性伙伴的俚语）的陪伴，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也许阅读是我为自己浪费在厕所的那些时间的一种补偿，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喜欢上了历史、语言学和哲学。行为心理学家认为，固定的日程是一种带有随机性质的再巩固，就像鸽子并不是每啄三下或七下就会得到食物，而是完全随机的。这就是巡航，像老虎机一样会给出随机的奖励。只要我再看一本书，我就能吃到三颗樱桃，能变苗条，就会有微笑的年轻运动员走进图书馆的厕所。
我在公厕里诱惑陌生人并不只是为了好玩。父亲不支持我阅读，尤其是夏天，他指望着我在湖边小屋给他做农活。阅读意味着懒惰，而懒惰就等于娘炮。我父母离婚了，但我母亲（她是个心理学家）却愉快地向父亲汇报我"不正当的选择"。我求母亲不要把我的秘密告诉父亲，她答应了我，却仍然向父亲告了密。他没和我提起过这件事，却给我安排了更多清扫松针的活。在他看来，治疗同性恋的方法就是做更多农活。
那段时间，我的性幻想总是和专制暴政联系在一起，似乎那个娘炮在被泼了太多次沙子之后，终于变成了一个真正强大的男人。我幻想掌控整个国家、大陆，甚至整个世界。我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将军。我开始写彼得大帝的传记，照着标准的传记格式一页页学习。我求父母把我送去印第安纳州的柯尔沃军事学院（Culver Military Academy），他们同意了，不过只把我送去了一个暑假。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同性恋男孩一样，我崇拜运动员，却觉得运动本身是无聊的。我喜欢水手、军人、飞行员，却开始厌恶行军、吐口水和在遍布灰尘和昆虫的田地里行走。我没有一点时间阅读。六周之后，我开始发烧，喉咙发炎，我母亲不得不开车从芝加哥来接我去医院。我征服世界的梦想就这么结束了。
回家之后，我开始坐地铁在埃文斯顿（Evanston）和芝加哥市中心往返，因为我在一个艺术影院和狭窄昂贵的咖啡馆之间发现了一家不错的书店。书店坐落在鲁石街（Rush Street）上，这里正是夜总会区的中心地带，挤满了面泛潮红的吵闹酒鬼。无论我是直男还是同性恋，我都没到能进酒吧的年龄，但没有人能阻止我在书店看书。被书围绕的感觉就像是回家一样，而且我会因此性致勃发。
书店老板是一位冷漠的德州人，脸上长着痘。我经常和他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聊到外衣包裹下的身体冒着汗，脚也站得酸痛不已。我为他着迷，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我有吸引力，也因为我知道他是同性恋。我告诉他，我想找个有钱的老头做情人，他回答我："这样的人都会找同类，为什么一个富翁会喜欢上你这样的小白脸？"他的书店点亮了我的视野，那时候的书店还不卖可爱的咖啡杯和毛绒玩具，只有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约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浮士德博士》的英文译本。没有旅行指导，没有星座指南。在上世纪50年代，上流文化的界限确实很高。
学习如何做一个同性恋就相当于学习如何接受文化的熏陶。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大多数内容了，但那时的我有着绝佳的记忆力：我记得书名、出版社名、歌剧及其歌手的名字。我从来不是一个有条理有方法的读者。我没有读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只读了《尼各马可伦理学》和《诗学》。有时我觉得我在上鸡尾酒舞会的入门课程，我想要做到彬彬有礼，而不是饱读诗书。那时候，穿着紧身裤的芭蕾男演员的黑白照片就是我的性幻想来源。
我一直在阅读，也一直在写作。读寄宿学校的时候我就写了一本关于同性恋的小说（我的小说处女作《塔上的窗》，男主角因为被女孩拒绝而转而喜欢同性），也写了一本关于色情狂的小说（我的第二本小说《莫丽根女士》）。第二部作品让我的同班同学总是窃笑，当我大声读其中几个片段时，老师也会摇摇头，似乎刚被烫到一样。他们的震惊和笑声让我感到愤怒。我笔下的色情狂是一种严肃的心理状态，而他们却觉得这只是色情作品。我写作并不是为了诽谤别人，也不是为了激发谁的性致。《莫丽根女士》实际上讲的是一位中年的中西部中产阶级女性在被丈夫抛弃后，和危险的、甚至有杀人倾向的陌生人上床。那时在我看来，被拒绝总是和不能控制的性欲联系在一起。因为我母亲是心理学家，所以我总是想用一种更"科学"的方法来写性，这已经成为我的母题。
大多数对我的作品的评论都非常慷慨。比如《男孩故事》（A Boy's Own Story），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男孩背叛了自己的老师，老师本是他的朋友，两人也上过床。评论家们称其为男孩踏入成年世界的第一步，好像这样的行为是独立和成熟的标志。背叛就是成熟吗？难以想象这些评论家经历过什么。
后来，在自传《我的生活》（My Lives）中，我写到了"我的主人"。他是最后一个让我心碎的男人。当他偶尔能够摆脱掌控欲极强的情人时，他会来和我上床。有时他穿着T恤和运动短裤来找我，安静迅速地向我展示他的身体。我会给他付一点钱，以为这样就会让他回来找我。他确实照做了，直到他爱上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控制狂（就像我们以前总说的，"今天的交易就是明天的竞争"）。他不再和我见面，这让我彻底崩溃。二十岁时，我为了发疯的吉姆而哭，四十岁时为了不爱我的基斯而哭。现在我六十多岁，还是经常哭，在火车上，甚至在我的学生面前。我忠诚认真地用笔描绘了我的主人，我甚至大声把这一章读给他听，以求他的认可，他也总是会照做。只不过后来，他觉得我是在"利用"他，但那时已为时太晚，我的书已经出版。这是另一种复仇，另一种背叛。
但作家本人才是笑到最后的人，即使他是在拿自己开玩笑，他仍然掌控着局势。他选择哪些细节能写出来，哪些不能；他可以选择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勇敢诚实的人，还是一个引人崇拜的性标志。如果作家和他的作品之间有一种联系，那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联也在不断变化，这是作家必须要注意的。可能是因为散文失去了韵味就会变得乏味，可能是因为写作永远是一种微妙好胜的风格制品，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内心的不纯洁总会在纸上展现出来。
性和文学。有一次，我叫床的声音吵到楼上的房东太太在凌晨三点来敲门抱怨，而我机智的室友说我只是在堆书。第二天我给房东太太送去一束花，卡片上写着："抱歉吵到您，事已经办完了。"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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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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