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興：「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

 黃進興：「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 | 新書薦讀《學人側影》
                                                                                                                                                                 

《學人側影》收入黃進興院士近年來為「因緣所遇的學人」所作的多篇速寫：從「惠我良多的飽學的師長」——余英時、齊邦媛、蕭啟慶；到「歷數十年情誼的老朋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王德威、葛兆光；及桑代爾（Michael Sandel）、阿多格（Francois Hartog）、島田虔次、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與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等声名遐迩的國際學人；乃至王冕、王國維等思想史上頗具爭議的人物。寥寥數筆，「捕捉若干所見所聞」，道出各人性格與學問的吉光片羽，勾勒了一幅學界名宿的生動群像。
研究中國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西方史學理論。曾著《優入聖域》、《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從理學到倫理學》、《皇帝、儒生與孔廟》等書。
尤擅散文寫作。嘗以「吳詠慧」為名，出版《哈佛瑣記》，風靡兩岸三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子，餘音不輟。

今天我們推送的文章《師門六年記：1977–1983》收錄於黃進興院士的書中。
文章中，作者回憶了他的老師余英時，以及自己早年的讀書生活，記述了他從「批余小將」開始，如何逐漸「窺見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師門六年記：1977–1983

頭回看到余英時老師是1975年2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二十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後來因緣際會到哈佛大學念了六年書，才算真正接觸了余老師。我能夠進哈佛大學完全得力於他的推薦。1976 年，我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紐約的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恰巧就是我。之前，申請哈佛的研究計劃，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系不大對頭，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有次到台灣做演講，我在台下聆聽，卻不明就裏。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大學還沒有開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於是我就搭了灰狗巴士，先抵紐約，再轉去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對我後來的治學是個轉捩點。
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現在回想那次談話，不禁會臉紅：主要針對陳寅恪等名家而發。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放言：「讀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裏的資訊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可是讀者初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並無法預知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覺得這個初生之犢，連史學大家都敢胡亂批評，當然知道是很膚淺的。但余先生十分包容，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我那時尚未遞出申請，就知曉可以進哈佛大學了，不禁喜形於色，難掩內心的興奮。
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供出實情。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這七個月裏，我便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了解他的學問，也有不少收穫。
但我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一時無法親炙教誨。
哈佛大學的六年讀書生涯，是我夢寐以求的快樂時光。以前在台灣大學讀書時，無法早起，經常日正當中才去課堂；遲到或曠課乃是常事。而到了哈佛大學，早上五、六點每每就自然起床，醒來便士氣昂揚，想直奔課堂，目睹列聖列賢的光彩。又性喜逛書店，嗜書如癡，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見藏書堆到天花板，就說：「幸好波士頓沒有地震，不然那麼多書倒下來，準把你壓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係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起了變化，跟兩位老師有絕大的關係。其中一位是比較思想史的大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那時我的西方思想史題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這樣的底子，做西方的學術當然很好，但是在西方不乏有人可以做得更好，將來恐難脫穎而出。為什麼不回去做中國學問？一般做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你這般西學的底子，有不同的眼光和訓練，說不定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當時聽了有些洩氣，好像史華慈看輕了我之前西學的努力。後來心情沉澱之後，也覺得不無道理。又去請教余英時教授，方才定案。其實余先生由哈佛大學轉任耶魯大學，並沒有正式教過我，我讀書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師楊聯陞（1914–1990）教授。可是我上楊教授的課只有第一堂和最後一堂。第二堂去的時候，教室空無一人，我覺得奇怪，怎麼請假也不講。後來從系裏知道，那時他的精神不佳。
史華慈先生說：「既然你問學有這樣的轉變，得在中國學方面多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顯然不知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我則喜出望外，順理成章接受了他的好意。當晚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之後，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我和同學康樂（1950–2007）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鋪，醒來再聊，下午才走。
康樂原本就讀耶魯，為人熱情而有理想，對政治獨有見解，常跟余先生做台灣輿情分析。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余先生在耶魯時，恰值創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每回一有新作，他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充當主要批評者，雞蛋裏挑骨頭。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在學問上指導我們，生活也幫了很多忙。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我內心由衷地感激。
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紮實的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彌補舊學的不足。在哈佛，史華慈雖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可是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與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卻是余英時先生給的。他的設計頗有深意，刻意找一個冷門的題目，令我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可以參考，唯一的只有太老師錢穆（1895–1990）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穆堂」（1673–1750）。所以我只有把李紱的文集一本一本地翻閱，歸納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論文寫得相當順利，大概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初稿。當然並非個人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學識淵博的老師做指引。每寫完一章就呈請余先生過目，看是不是「在正確的軌道上」（on the right track）進行，而不是胡扯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繼續寫下去。此外，史華慈教授對內容也有所批評與指點。猶記得他曾笑，我論文寫了大半，主角「李紱」還未粉墨登場，彷彿故佈疑雲的偵探小說。後來論文完成之際，史華慈教授卻難掩失望之情，似乎覺得偌多我在哈佛所浸潤的西學，毫不見蹤影，無從發揮。臨別之時，諄諄告誡有朝一日，應將中、西學問融為一爐。
但拙作整體而言，關鍵的還是余英時先生的指導。畢業數年之後，酌加增訂，幸運地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接納出版，這起碼對得起師門了。
近來大陸有人要研究李紱，想翻譯這本書。我說：日本也有學者寫李紱，但自己還未取閱，應該可以參考。我想日本學者或有不同的見解吧！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罕有人注意，相對隱晦。他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的哲學反映了當時什麼具體的狀況，並不容易；而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和政治的氛圍。
我求學時，哈佛大師雲集，遊學於各名師之間，雖其樂融融，但如前所述，實際上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的教益獨多。記得有次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我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前面表達己見，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我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年輕時，曾經有一段時間身體並不太好；一向很崇拜人道主義者─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夢想去非洲當無國界醫生。余英時先生聽了說：「你的身體這麼差，不要增加人家的負擔就很不錯了。」方才有所醒悟。後來，機緣巧合之下，我練起了羅漢功，身體大有起色。四十歲以後身體才慢慢變好。我太太說，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載都躺在病床上。學問做得很辛苦，練了羅漢功，沒想到身體就好了，總算度過了人生最辛苦的階段。
1982 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本來交上去了就可以畢業，但系上秘書告訴我明年的獎學金已批示下來，為了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我又將論文取回。其實，我的獎學金都是史華慈老師一手的「傑作」。他常怕我挨餓，有次竟然問：「有沒有食物吃？」為了讓我一心向學，他安排了令我無憂無慮的獎學金。其他同學似不明就裏，只看到我整天閒蕩，逛書店、到外系聽課，不必帶學生、當助教，有點奇怪。
那年余老師復推薦我申請到國際朱子學會論文發表的機會，不意增長了不少見識。那一次大會值得大筆特書：大陸甫開放，代表團裏包括李澤厚、任繼愈（1916–2009）等著名學者，最引人注目的則是馮友蘭（1895–1990）。但在幾天的會議裏，大陸代表卻刻意與他區隔，在餐桌上他與女兒兩位孤零零地用餐，不明緣故的我，心裏很不忍。余老師、陳榮捷（1901–1994）老先生偶爾會過去跟他寒暄兩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團陣容龐大，不容小覷，居中漢學泰斗島田虔次（1917–2000）教授更絕少出席國際會議。由於他念過天津中學，中文甚佳，居間常有請益的機會，有回他言道，雖與余教授的學術論點不盡相同，卻不能不推崇他是當今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這個評斷，迄今記憶猶新。
畢業返台不久，有天同門康樂突攜來一幅余老師的題字，說要給我留念。由於自認是書法的白癡，從不敢奢想老師的墨寶，不意竟有此意外的禮物。之後，每當夜深人靜獨處書房之時，遂常與這幅字兩相對顧，細細咀嚼其中寓意。余老師藉龔定庵（龔自珍，1792–1841）的詩，這樣寫道：「霜毫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
另外，鮮為人知地，余老師在耶魯任教期間，對台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甚為關切；他且一度為美麗島事件（1979 年12 月10日）投書《紐約時報》，替黨外仗義直言。有趣的是，當時代表國府立場反駁他的卻是日後當上台灣總統的馬英九先生。
該時余老師為台灣作育不少人才，他臨別哈佛之際，除了收了我，還有洪金富、丁友兩位同學。在耶魯時，更收了康樂、陳弱水、周婉窈等台灣的留學生。他認為有必要為台灣培養一些讀書種子。這些人後來回到台灣也各自在學術教育界堅守崗位，不負所望。開放之後，他復積極栽培大陸年輕學子，為中華文化做薪火相傳的工作，此是後話了。

初刊於2009 年12 月，2019 年7 月增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