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影响下，美国图书在中国出版受阻
LIN QIQING, 孟建国
2019年12月27日
上海书店钟书阁。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出版市场。 Wang Gang/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自今年贸易战加剧以来，伍德沃德在2018年撰写的《恐惧：特朗普在白宫》(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是被中国出版监管机构搁置的成百上千本美国图书之一。中国内外的出版商表示，美国图书的发行基本上陷入停滞，将它们与一个渴求阅读的庞大市场隔离开来。
“美国作家和学者在每一个领域都非常重要，”北京的一家私营出版公司的编辑索菲·林(Sophie Lin)说。“这对我们和整个行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说，由于无法获得审批，她的公司已经停止了十几本待审批新书的编辑和翻译，以削减成本。
据《纽约时报》采访的图书编辑和其他出版业人士称，中国出版界谨慎乐观地认为，本月北京与华盛顿之间达成的局部贸易停战将结束这一停滞局面。他们说，在中国庆祝了10月1日的国庆——一个潜伏政治风险、令中国官员如临大敌的活动——之后，已经有一些书获得了批准。
但他们也担心，美国图书可能在未来的打击行动中成为目标。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共产党致力于削弱外国媒体的影响，为中国图书、电影和电视节目腾出空间。甚至在贸易战加剧之前，中国的监管者就对外国图书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由于担心被北京针对，出版业人士不愿公开讨论哪些书被搁置。许多人要求匿名。但是，回顾今年计划出版的书单显示，大量畅销书和学术书籍都未能如期出现。
除了伍德沃德的书以外，还包括戈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73年小说《上帝的孩子》(Child of God)的一个译本；丽莎·哈利迪(Lisa Halliday)的小说处女作《不对称》(Asymmetry)；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的非虚构作品《婚姻的历史》(Marriage: A History)，着眼于人类最亲密的伙伴关系；汉学大家傅高义(Ezra Vogel)的《中国与日本》(China and Japan)，关于两个亚洲巨人之间的动荡历史；以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J·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公共哲学——政治中的道德问题》(Public Philosophy: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的一个新译本，他的在线课程在中国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欢迎。
每本书被推迟发行的原因尚不明了。例如，出版业的一些人在想，伍德沃德的书出版受阻是否与其政治内容有关，而不是因为贸易战。管理图书批准程序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没有回答通过传真发出的问题。
不过出版业的内部人士称，监管机构的审批几乎完全冻结，这导致出版业不愿意购买美国图书在华销售的版权。
北京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安迪·刘(Andy Liu)说：“中国出版商肯定会转移侧重点。”他还说，美国是中国最常选择、利润也最高的图书来源之一。
“出版美国书籍现在是一项高风险业务，”他说。这动摇了“以引入外国图书”为经营业务的根本前提。
中国的审查众所周知，但它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图书市场，包括国际图书。根据国际出版商协会(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的数据，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出版市场，这是一个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并且越来越富裕的国家，人们正在寻找可以津津有味地阅读的东西。
其中甚至有一些让人以为会触犯中共审查者的外国图书，在实体和网络书店中都有售。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年》是一部谴责极权主义的小说，由于被公认是世界文学经典而得到广泛阅读。被极右翼资本主义视为主保圣人的艾茵·兰德(Ayn Rand)的许多著作已译成中文。
2012年，杭州一家书店。沃尔特·艾萨克森撰写的乔布斯传记在中国是畅销书。 Nelson Ching/Bloomberg
美国图书的读者尤其众多。根据国家版权局的数据，2017年，中国买家获得了6千多本美国图书的版权，占所有申报外国图书的三分之一以上。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撰写的有关阿富汗动乱的小说《追风筝的孩子》(The Kite Runner)长年高居中国畅销书榜，由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撰写的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传记也是如此。
但图书编辑和行业主管说，近年来环境变得越来越谨慎。中共宣传部门今年告诉出版商说，获得批准的图书总数将减少，并支持国内作家，宣传党和注入了资本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书籍将受到最多的鼓励。
一些编辑提到了他们为绕开规则而做的努力，例如要求美籍华人作者在名义上改变国籍。一间学术出版社的编辑说，有些作者同意了，但有些则拒绝，坚持认为他们的书“非常美国”，或明显得到了美国机构的资助。
其他国家的作者也被中国外交上的变动影响着。业内人士说，随着北京寻求改善与东京的关系，今年日本图书的审批容易了起来。
长期以来，中国的图书出版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为了获得政府的批准，中国出版商经常删减或更改性或政治内容。
上个月，详细披露了美国政府强大的监视能力的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发布推文说，其自传的中文版中，提及中国审查制度、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等内容的部分已被删除。
2015年，经由作家团体美国笔会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组织，美国12家出版商签署了一份宣言，寻求尽可能减少中国对图书的审查，确保作者充分了解作品受到的改动。
现在，中国的出版商担心他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时代。
北京一家出版商的文学和社会科学编辑丽莎·韩(Lisa Han)说，她一直在运作的一部无关政治的回忆录终于在11月获得批准。通常只需两个星期的过程，用了三个月。
丽莎·韩说，当去年贸易战将影响许多产业的情况变得明朗时，她的公司开始囤积美国图书的出版审批。她说最初那些申请可以顺利得到审批。
“我们部门的图书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美国的，”丽莎·韩说。“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未来。如果实在太困难，我就不做了。”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一些书坛中人觉得，美国图书在中国的放缓发行，意味着双方思想交流的一种令人不安的冻结。尽管两国在经济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两国领导人都公开表示要减少对对方的依赖——并且可能要成为更具敌意的对手。
“鉴于中美两国之间在理解和沟通方面存在的巨大鸿沟，我们有理由担心信息流通的缩窄，”现已改称美国笔会(PEN America)的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诺塞尔(Suzanne Nossel)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孟建国(Paul Mozur)是时报驻上海科技记者。他报道的领域包括亚洲最大的科技公司、网络安全、新兴互联网文化、审查以及亚洲地缘政治与科技的交叉点。他此前在《华尔街日报》供职。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paulmozu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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