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春秋

一、前言
「孔子作春秋」一事，一直是学术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孟子》、《史记》俱肯定《春秋》为孔子所作，自古以来的经学家也深信不疑。至唐代刘知几开始怀疑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其后宋代王安石、刘克庄，明代徐学谟等亦有疑意。[1]五四运动后，《春秋》并非孔子所作或所修的问题才正式被学者提出讨论。
所见的史料相同，只因解读的差异，导致不同的结论，因此，本文以意见不同的两位学者观点为讨论对象：一是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2]，主张《春秋》非孔子所作或所修；一是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第二章第二节〈《春秋》的作者问题〉，持孔子修《春秋》的说法。透过两位学者对史料的解读，以看出彼此的差异，并对其论点提出讨论，以厘清孔子作《春秋》的疑点。
二、沈玉成反驳杨伯峻之说法
沈玉成主张孔子修《春秋》的理由中，第四点意见是针对「对已有的学术成果中怀疑或否定孔子与《春秋》关系的意见」（页35）所进行的讨论，所列四点意见中，虽未明言是何人的观点，但前两项显然是对杨伯峻的说法有不同的看法，兹分别叙述如下：
（一）《论语》无一字提及《春秋》
杨伯峻认为：
《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们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页11）
孔子曾在《论语》中提到《诗》、《书》、礼、乐、《易》等，唯独未见《春秋》，杨氏以此否定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沈玉成则以《论语》一书的性质及秦汉典籍中孔子事蹟未见于《论语》为例，说明杨氏说法犹可商榷：
《论语》是一部记载以孔子为主兼及门人语录的书，并不是孔子的传记。不见于记载的言行不等于没有发生过这些言行。最简单的例子，秦汉典籍所记有关孔子的言行，就有许多逸出《论语》的范围，任何学者都没有不加分辨地一概斥之为伪。那么，《论语》中没有提到《春秋》就不能成为否定孔子和《春秋》有关的铁证。（页35）
杨氏仅以《论语》未载而否定，证据显得较为薄弱。相反地，沈玉成的推断合乎情理，具说服力。
（二）「述而不作」的问题
    杨伯峻认为孔子「作」《春秋》与己说相违背：
《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页10）
如果在相信《孟子》的记载为真的前提下来讨论，则孟子之说确实与〈述而篇〉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一则的宗旨相违。沈玉成认为这是对述、作两字的误解，他把「述」、「作」、「编」归为同一意思予以说明：
《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论衡·对作》：「或曰圣人作，贤者述，以贤而作者非也。……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这虽然是司马迁和王充的谦辞，但可以看出汉人所因袭「作」和「述」的概念。《论语》的「述而不作」，也不妨这样理解，所谓「述」，其含义相当于今人所说的「编」。所以，如果说孔子对《春秋》做过或大或小的编订，和「述而不作」全无矛盾。（页36）
沈氏的解释恐怕未能解决「述而不作」的问题。从沈氏所引汉人对「作」和「述」的概念来看，「述」和「作」是有严格的区分：司马迁只敢言自己的著作仅是「述」，王充更明指只有圣人才可以「作」，贤者只能「述」不能「作」。沈氏引用汉人的例证，不但未能厘清杨氏的质疑，反而证明「述」与「作」确实是不同的概念，无法为自己的立论补足证据。含糊地将「述而不作」理解成「编」，以说明其间「全无矛盾」，论理过程不够严谨，况且并未解决杨氏的疑问。
刘宝楠《论语正义》于此则之下「正义曰」有云：
《説文》云：「述，循也。」「作，起也。」述是循旧，作是创始。《礼·中庸》记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议礼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为之。故《中庸》又云：「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注》：「今孔子谓其时明孔子无位，不敢作礼乐，而但可述之也。」[3]
孔子在春秋时代「有德而无位」，只可述之而不能作。如以汉人的标准，只有圣人才可以「作」，以孔子在汉代的地位而言，说其作《春秋》，应无可厚非。孟子推崇孔子学说，将其与圣人同列，说其作《春秋》，以表达敬仰之意，其心态应可理解。孔子之前也有许多圣人言行值得效法，孔子言「述而不作」是因当时礼制的规定，抑或是谦逊不敢自比为圣人之列，都可再议。沈玉成在「述而不作」的问题上，未能提供合理的解释。
三、沈玉成主张「孔子作《春秋》」之理由再商榷
沈玉成主张孔子修《春秋》的理由有四项，除了末一项是反驳前人的说法，前三项则是其研究的心得，然其中仍有疑义，值得再加以讨论，且其所引用的史料，与杨氏重複，也有不同的解读，因此一併讨论，以厘清若干疑点：
（一）孔子作《春秋》的说法见于《孟子》、《公羊传》、《史记》
沈氏认为孟子上距孔子之卒仅一百多年，故孟子说孔子作《春秋》的说法是有根据；所引用《公羊传》原文最晚写定于汉初，其授受源流和《孟子》不同而所记相同[4]，可互相补正。而《史记》关于「因史记作《春秋》」的说法则来自《孟子》。这些典籍都认为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可信。
1.关于《孟子》的记载
《孟子·滕文公下》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维《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这段文字交待孔子作《春秋》的背景、事实及效用，是赞成作《春秋》的有力证据，孟子更将孔子成《春秋》一事，与禹、周公同列圣人之徒。但是此处仅呈现当时的乱象，并无「明褒贬，别善恶」的寓意在其中。在《孟子·离娄下》则仅说明：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此处「《春秋》作」之「作」当为「兴起」之意，但是《春秋》所指为何？是泛指下列的各国史书，抑或是专指孔子所作得《春秋》？尚待商榷。末三句以「其……则……」的句型以说明《春秋》的内容，「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看不出孔子有作《春秋》？若相信孔子作《春秋》，可解读成《春秋》之义法，若否定者，则此段文字只说取「其义」，未明言孔子取义的用途为何？故无法成为孔子作《春秋》的有力证据。至于「其事则齐桓、晋文」，也有学者考证今本《春秋》所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蹟偏少，不合乎孟子所言[5]，则《孟子·离娄下》所言似乎不能做为孔子作《春秋》的有力证据。
2.关于《公羊传》的记载
沈玉成引用两段《公羊传》的记载，斩钉截铁的认定「《公羊传》则毫不含糊地提出《春秋》为孔子所作或所修。」（页29）以《公羊传》昭十二年为例：
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子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辞则丘有罪焉耳！」
尤其是孔子的一段话，「说明《公羊传》认定《春秋》是孔子所作或所修。」（页29）但是，若否定孔子作《春秋》，亦可解读成当时已有一部《春秋》，孔子也亲眼看到。姑且不论「伯于阳」的问题，杨伯峻认为：
据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亲见其事，鲁史有误而不改。那么，明知史文有误而不订正，孔子到底，修了《春秋》没有？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沿旧史文么？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春秋不告不书义〉曾经问：「策书参错，孔子何以不订正之？」（页14）
杨氏以孔子无法订正史文之误而认定未作《春秋》。另《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解「西狩获麟」记：
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
文中仅陈述《春秋》记载的时间起迄，并无明显作《春秋》之意。
3.《史记》的记载
《史记》是明确记载孔子作《春秋》的始末且交待相当仔细，〈孔子世家〉云：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则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几乎把《春秋》所有的讨论均纳入，由动机，进而「因史记作春秋」，寓有褒贬之意于其中，并以《春秋》教导弟子。在〈匈奴列传〉、〈儒林列传〉也有「孔氏著《春秋》」、「因史记作春秋」等语。〈太史公自序〉云：
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对于何时作《春秋》亦约略提及。然而，在年表的记载就有差异，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三代世表〉曰：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以上两处均言「次《春秋》」而非「作《春秋》」，则「次」是否为「编定次序」而没有写入孔子自己的意见，而「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才是真正的作《春秋》。此外，孔子何时作《春秋》，在《史记》里就有不同的时间：一是上述〈孔子世家〉所引文是记在「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见麟」一事之后；二是〈十二诸侯年表序〉所云「西观周室」之后；三是〈太史公自序〉所云担任鲁司寇及「厄陈蔡」之时，这正是《史记》在记载孔子作《春秋》的时间上，自相矛盾之处。
从以上沈玉成所罗列的《孟子》、《公羊传》的说法，很难证明孔子作《春秋》，《史记》虽详实，但已是晚出的资料，非先秦典籍原貌，也加入不少汉人的观点。
（二）非儒家学派对《春秋》的记载
沈玉成举出儒家对立面的《庄子》和《韩非子》，以证明孔子和《春秋》修撰有关的迹象。
1.《庄子》的记载
《庄子·齐物论》云：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
杨伯峻认为圣人指的是孔丘，庄子「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即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页10）沈玉成认为「这里的『春秋』当是『百国春秋』的『春秋』，意即史籍，而且《庄子》中的『圣人』多数不指孔子，所以这一条材料不能用做论据。」（页32）虽然解读不同，可是均没有论及作《春秋》一事。《庄子·天运》云：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治」而非「作」，所以，沈玉成的这条证据不够具说服力。
2.《韩非子》的记载
《韩非子·内储说上》云：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
此段文字主要是说明时令不正，沈玉成认为「鲁哀公向孔子提出这样的问题，不难窥见孔子和《春秋》之间存在某种关系。」（页33）哀公与仲尼一问一答，仅言《春秋》所记之内容，未言作《春秋》之事，姚曼波认为：
所引《春秋》文句同于《春秋经》僖公三十三年：「陨霜不杀草」，只相差个别字（古人引文未必严格按照原文）。既然在孔子生前，鲁哀公已看到的，自然不可能是孔子所修《春秋》。因为私修《春秋》是违法行为，孔子不可能把自己私修的《春秋》给鲁哀公看。[6]
姚氏持否定态度，且又牵涉私人是否修史的情形。
沈氏以《庄子》、《韩非子》少数例证，仅能说明孔子当时有《春秋》一书，但不能证明作《春秋》一事。
（三）《不修春秋》与《礼记·坊记》的记载
沈氏以《不修春秋》的存在以肯定孔子修《春秋》的可能性，《公羊传》庄七年记载：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文中的「君子」必须是孔子，经过修了以后，才有今本《春秋》：「星陨如雨」四个字。杨伯峻于此段《公羊传》引文也解读成：「《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脩《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记载的原本《春秋》。孔丘曾经脩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页9）杨氏于此处似乎认同孔子修《春秋》，与其论点相左。另有《礼记·坊记》的两则记载，也说明了《鲁春秋》经过加工的痕迹：
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
取妻不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沈玉成与今本《春秋》比对的结果，沈氏以为「《春秋》经过笔削即今天所谓修订、编定的证据，如上所述各点，都比较可靠，至于这个笔削者，孔子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人物。」（页35）其所下的结论似乎太快速，缺乏论辩的过程。
四、尚待厘清的问题
（一）《左传》「君子曰」的问题
《左传》成十四年记载：
九月，侨如以夫人归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此处「君子曰」与「圣人」是否同为孔子？《左传》昭三十一年记载：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沈氏以孔子「这样的自称自赞和他一贯的谦逊平易就很不合拍。」（页29）因而怀疑这两段文字颇有后人窜入的嫌疑。因《左传》的「君子曰」是不易解决的问题，动辄以窜入为理由，仍无法释疑。
（二）孔子作《春秋》于何时？
如前面《史记》所述，若孔子作《春秋》是早在西观周室，或周游列国，厄于陈蔡之际，实有充裕的时间蒐集资料，完成一万六千馀言的《春秋》，但是若花费长久时间准备，孔子自己不会透露出丝毫讯息吗？若是自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引发其「因史记作春秋」的动机，则孔子死于两年后的哀公十六年，「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杨伯峻，页10）张以仁先生认为孔子以鲁史为据，非凭空捏造；文字不多，不到两万字；书写情形非想像的艰难，这三点理由[7]，反驳杨伯峻的说法，认为孔子在两年内完成《春秋》是不成问题。
（三）今本《春秋》与先秦之春秋的差别？
今本《春秋》与孔子时代所见之《春秋》、鲁之春秋，甚至孔子所作之《春秋》，彼此之间有何关连，史料上所呈现的是何种《春秋》，均可一一检视，以厘清各种《春秋》所造成的迷惑。
五、结语
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众说纷纭，学者各自解读现有的史料，竟然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解释，杨伯峻和沈玉成均以研究《春秋左氏传》而知名，对于史料有时也有过于武断的推论。沈氏之书晚出，在反驳杨氏之议论上，对于「《论语》无一字提及《春秋》的推理具说服力；于孔子「述而不作」的问题，未能厘清「述」、「作」的差别，无法解决杨氏的疑问。
沈玉成所主张的「孔子作《春秋》」的三项理由，证据也显薄弱：孔子作《春秋》的说法见于《孟子》、《公羊传》、《史记》，但是有力的证据仅《孟子·滕文公篇》，《史记》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庄子》、《韩非子》的例证仅能说明当时有《春秋》一书，无法证明孔子作《春秋》一事；至于《不修春秋》和《礼记·坊记》说明《鲁春秋》经过笔削，但此人是否就是孔子，可再议。
《左传》是最早提到修《春秋》的问题，但也必须解决「君子曰」、「圣人」究指何人？方可进一步探讨孔子是否修《春秋》；孔子作《春秋》的时间，也是争论未休；今本《春秋》和先秦之春秋有何差异？均是极为複杂的。透过本文，可呈现学者的某些思考盲点，以及想当然尔的结论，缺乏有力的证据以支持其推论过程，这也是往后学术研究宜避免的缺失。
引用书目
沈玉成、刘宁著：《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台北：汉京文化公司，1987年9月
〔清〕刘宝楠、刘恭冕撰：《论语正义》，台北：世界书局，1992年4月
姚曼波著：《《春秋》考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张以仁：《春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93年3月初版二刷
[1] 见沈玉成、刘宁著：《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页30—31。
[2]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台北：汉京文化公司，1987年9月），页7—18。
[3] 〔清〕刘宝楠、刘恭冕撰：《论语正义》（台北：世界书局，1992年4月），页135。
[4]  相传孟子是传自子思，《公羊传》是子夏所传。
[5] 见姚曼波著：《《春秋》考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页43—44。
[6] 见姚曼波著：《《春秋》考论》，页53。
[7] 见张以仁先生：〈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收录于氏著《春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93年3月初版二刷），页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