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精進，忍終不悔——《佛典語言及傳承》後記辛嶋静志

我行精進，忍終不悔——《佛典語言及傳承》後記辛嶋静志

2017-05-06 辛嶋静志 梵佛研

【转载自中西书局微信公众号】

辛嶋静志

　　萬没想到，能在中國出版我的論文集。把過去二十年來用中外文字寫成的二十篇論佛典語言及文獻學的論文集在一起，題名曰《佛典語言及傳承》。前一半是有關漢譯佛典的論文，後一半是用文獻學來探討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最後一篇是藏文佛經的研究。自開始學習佛教文獻學至今已有三十六載，回頭看三十六年前的情景恍惚昨日，但又覺得是如此漫長。 走上這樣一條學問之路是我自己的選擇。

　　與佛教文獻學的不解之緣始於偶然的漢語學習。大學一年級時看到了一張叫作"霞山會"的團體的布告，參加的大學生每月可得到兩萬日元奬學金，義務是必須上這個團體辦的漢語學校。在奬學金的誘惑下我參加了面試，如願通過考試，在位於東京中心霞關的一幢樓裏的學校學習了兩年漢語。漢語老師是一位以前在僞"滿洲國"呆過的日本老人。當時日中還未建交，在日本幾乎没有中國大陸來的留學生，大學裏選擇漢語作爲第二外語的學生也極少。進大學時我本來打算研究法國文學，所以大一時夜以繼日學習法語，但讀法國文學作品或報紙卻感到法國與自己之間有一條鴻溝，相隔千山萬水，很難產生共鳴。一年半後，我仍繼續學習法語，而同時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興趣卻有增無減。到了應該選擇專業方向的大二時，我很苦惱。正在這時（1977年），印度學佛教學泰斗中村元先生受奬，得到了給予學者的最高榮譽——日本文化勛章，我這才知道印度學佛教學的存在。我出生在一座净土真宗的寺廟——净土真宗的僧侣從其開祖親鸞以來就可以結婚，所以我的祖先至少十八代都在九州同一座寺廟做住持，五百年來天天念經。中村元先生的受奬仿佛在我的腦中划過了一道閃電，使我感到自己身體中流淌着的來自數百年來祖先的血液與佛教學有緣，於是放棄了做一名法國文學（日語裏法國寫作"佛國"，法國文學略爲"佛文"）專家的夢想，轉向學習佛教學及印度學。我學習的對象從法國文學（"佛文"）轉到"佛語"，即梵文及漢語。對於放棄付出那麽多心血的法語，我一直有若干失落感。直到2009年有幸成爲法國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Collége de France）客座教授，并於2012年應邀在法蘭西文學院（Acadè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用法語做了報告，我才覺得終於對自己將近四十年前所做的努力有了一個交代。

　　大三時開始專門學習佛教學、梵文、藏文，同時也學習漢學。我最喜歡而且所受影響最大的是著名漢學家福永光司先生。福永光司先生當時剛從京都大學調到東京大學，教授道教文獻。先生一點也没有大教授的架子，又因爲我們是同鄉，所以常一起喝酒，用鄉音聊天，從天到地，從古到今，無所不談。我剛二十歲，像海綿吸水一樣，吸取先生説的每一句話。在先生的研究班讀《雲笈七籤》等道教典籍時，當時没有《漢語大辭典》等辭典，只能用《佩文韻府》以及幾種"引得"預習，每在課堂上聽先生的解釋都感茅塞頓開。一次冒昧地問先生，爲甚麽知道那麽多，他回答説，"因爲我比你們讀的書多，所以才能站在你們面前"。他教導我要首先打好文獻學基礎，然後再研究哲學、思想史。從那時起我的口號就是"從文獻學（philology）到哲學（philosophy）"。

福永光司

　　福永先生常教導我説，"弟子要從師傅那裏學技術。如果弟子僅原封不動學師傅的思想，那麽師傅的思想到了弟子那裏就會變成六成，到了弟子的弟子那裏就只剩下原來的三成"，總之"要偷技術，没有必要偷哲學"。福永先生在五十歲前就已讀破道教典籍集成《道藏》，所以才能給學生上課時句句有依據，條條有道理。當我説想研究中國佛教時，先生立即告訴我要通讀《大正藏》第三十三卷至第五十二卷。而這一點我至今也未能做到。先生常説，"如果想學某部佛典，研究某部佛典，比如《法華經》、《般若經》或《涅槃經》，首先應把這部經典從頭到尾讀三遍。如果讀完後仍覺得有意思，那就做下去"。先生已去世十餘年，但這一教誨至今仍然指引着我。先生説，"研究中國佛教没有一個系統的方法論，你先去學印度學的研究方法，然後用印度學的方法研究中國佛教吧"，讓我師從東京大學文學部的大家原實先生學習梵文。後來我留學回國後福永先生給我打來電話説，"你該回到中國佛教研究來了"，可我在佛教文獻學這條路上已經走得太遠，已經回不去了……

　　原實先生爲人嚴厲，學術上精益求精，研究班和福永先生的一樣嚴肅認真。從本科三年級到博士課程三年級，我接受了扎實的基本功訓練。研究班上課前，所有學生都徹夜準備梵語文學作品的翻譯，上課時所有學生都繫着領帶，身着西裝。上課鈴聲一響，原實先生就把門插上，所以任何人都不敢遲到。先生讓每一個學生逐次讀準備的梵語翻譯，被叫到的學生都緊張得聲音發顫。在我留學前去原實先生家拜訪時，跟師母説"我們每次上先生的課，前一天都要開夜車"，而師母的話令我大吃一驚，"原實也每次都開夜車"。原來先生就是如此認真對待我們這些學生的。先生總説"讀書不要看單詞"，"要讀句子"，意思是説，一個單詞不是存在於字典中，而是存在於句子中，所以不僅要記住字典中單詞的意思，更要在整篇文章的前後關係中理解它；先生還常教導我們要磨練"語感"，只有多讀，才能得到語感。先生還説，"四十歲以前不要寫論文"！如果在今天，四十歲以前不寫論文就不會有工作。先生還説，"要多讀書，即使現在没有寫的題目，不斷讀下去，就一定自然而然有要寫的內容"。事實果真如此。年輕時絞盡腦汁也寫不出，可是現在我腦子裏有一百多個想寫的題目，每天在寫也寫不完。

原實

　　我讀碩士時，劍橋大學的John Brough教授及澳洲國立大學的狄雍（J. W. de Jong）教授來日本講學。他們都强調漢譯佛典研究的重要性。受他們的影響，我也覺得，從語言方面重新研究漢譯佛典十分有意義。而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不僅需要梵語、印度俗語及中亞語言的知識，而且讀解古代漢語和中古漢語的能力也必不可少。當時，我的教授們都認爲這方面的研究很有價值，但同時卻都勸我不要走这条路，説是"事倍功半"。而當時的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還是下決心走這條路。1979年日中建交。任繼愈教授訪問日本，來東京大學作報告。不久季羡林教授也來東京參加佛教學會議。聽了這兩位代表中國學術界的權威的報告，我心中暗想，將來如果有機會，一定去中國留學。但當時我的首要任務還是要打好印度學的基礎。

　　博士課程第三年，原實先生説，"在我這裏，你已經没甚麽可學的了，你去國外吧"。就這樣，我到了劍橋，由此開始了自1985年到1994年十年的海外求學生活。

　　在劍橋我的指導教授是K. R. Norman先生。Norman先生是巴利語、古代・中世印度口語（潑拉克里特）的權威。在先生的身邊，我學習了巴利語、犍陀羅語、耆那教經典語言等多種語言。從先生那裏學到的本領至今依然起着極大作用。比如，巴利語公認是最接近釋迦牟尼講話的語言，讀巴利語佛典時一般人查巴利語辭典。但我從先生學到的方法是，不查巴利語辭典，而是在把握了發音變化規則的基礎上，推測與巴利語對應的梵語形式。許多人都知道摩耶夫人的故事。摩耶夫人是釋尊的母親。摩耶在巴利語中讀作Māyā。實際上Māyā不是一個固有名詞。梵語mātā相當於英語的mother，在中期印度語中變爲māyā。也就是説，這個詞僅意爲"母親"。此外，比如巴利語中有一詞assa，如果查巴利語辭典，在assa詞條下寫有很多意思。這時先生的做法是，先讓我考慮有可能變爲巴利語assa的梵語單詞。有這種可能的梵語單詞很多，比如asya、aśva、asra、aśra、asmat、aśman、āsya等，這些可能性根本没有出現在巴利語辭典中。考慮這些與巴利語assa對應的梵語單詞，然後根據前後關係，便可從中選擇一個最爲恰當的單詞出來。在劍橋的兩年我所接受的一直就是這樣一種語言訓練。這一語言訓練對我現在的初期漢譯佛典以及犍陀羅語佛典的研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在Norman先生門下學習巴利語、犍陀羅語等印度俗語的知識，以及如何處理印度俗語資料的方法。兩年之後，我自認爲印度學方面已稍有眉目。爲了實現當初自己立下的目標，我想着手漢譯佛典的研究。John Brough教授去世之後，能够理解自己研究目的的人，除了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以外，恐無第二人了。

　　1987年10月1日，我終於來到了北京。當時正值國慶節，北京街道上裝飾着五彩鮮花，我内心興奮不已。從1987年到1991年，我幸運地師從北京大學季羨林先生。1988年蔣忠新老師出版了《民族文化宫圖書館藏〈梵文妙法蓮華經〉寫本：拉丁字母轉寫本》，他送給我一本。我從第二天就開始拿這本書和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及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對照，讀來覺得梵漢之間差異很大，第三天就忽然有了《正法華經》原本的言語是犍陀羅語的想法，而且如果用上面所説的Norman先生的辦法，漢譯本中很多莫名其妙的翻譯就可以解釋通。比如爲甚麽梵文本有口語詞形bhoti （梵文bhavati），而《正法華經》讀爲"佛道"（bodhi）等。如果通過犍陀羅語理解，難題就一下迎刃而解了，因爲在犍陀羅語裏bhoti的發音跟梵語bodhi的發音幾乎没有區别。自1989年秋起，我正式師從季羡林先生攻讀博士學位，題目是《法華經漢譯本與梵藏本對比研究》。先生家裏有一套十二卷《梵文法華經寫本集成》，我寫論文時必不可少。從此兩年間，我幾乎每天在先生書房裏讀書。在這裏，對我的每個幼稚的提問，先生總是認真回答，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绝學傳授給我這個異國青年。每當回想起這兩年的生活，腦海中浮現的都是每天騎車去朗潤園先生家時，路上的湖光塔影、摇曳的翠竹、夏日布滿池塘的荷花。讀書讀累了就冒昧地翻閲先生書架上的書，中文的、英文的、德文的，自然少不了梵文的。有時會身不由己，越過時空，恍惚於古今中外書的世界之中。先生家裏幫忙的阿姨會端過一杯茶，把我拉回現實。我用了兩年時間，於1991年夏天寫完博士論文。離開北京之後又在德國弗賴堡師從封興伯（Oskar von Hinüber）教授學習了三年的印度學。

季羨林

　　就這樣，我遵照福永先生的教誨，一直按照幾位恩師傳授的方法在印度學和中國學之間往來并行。我認爲，無論是當厨師做飯，還是在梨園唱戲，跟隨傑出的師傅至關重要。當然頭腦聰明、出類拔萃的人也有，也可以自學，但肯定會有缺欠的部分，而且這必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在海外留學十年，師從三位權威教授，包括兩位日本的恩師，每一位先生雖然研究方向不同，研究方法相異，但在他們身上有着共通之處，那就是安下心來謙虚面對文獻的做學態度，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模模糊糊，模棱兩可，大概是這個意思，等等，這是我們做學問時不應取的。嚴謹的做學態度和超越辭典中的定義，在前後關係中體會把握詞彙的方法是我從幾位恩師那裏學到的，同時也是我過去、現在和將來研究佛教文獻學的基礎。

　　 "從文獻學到哲學"是我二十歲時福永先生提示給我的方法，也是我畢生的課題。但我不喜歡爲了文獻學的文獻學。正如福永先生所説，人一直都在爲了甚麽而煩惱、憂慮，也一直爲了在精神上克服這些煩惱、憂慮而努力。莊子、老子、釋尊、耶穌是如何克服煩惱的呢？我自己研究佛典，期待自己即使在日常的苦惱之中，也能够離開煩惱的自己一步，客觀地審視自己。因此，我理想的文獻學研究不是爲了文獻學的文獻學。至今發生過許多事情，但我真的覺得能做這樣的學問非常幸運。

　　回想走過的路，覺得走了很多彎路，吃了許多没有必要的苦。福永先生教導我要"做一個世界上最懂佛教文獻的人！即使做不到，也要以此爲目標"！我一直都遵循先生的教誨，讀書直至今日。長達十年的留學歲月，在漫長黑暗的冬夜，没有成果的日子，也曾灰心、苦惱過，但每當這時，總會想起原實先生"即使現在寫不出，也不要急躁，要繼續讀書。只要打牢基礎，一定能寫出論文"的話，先生的話給我勇氣和力量，使我振作、堅持。十年留學結束回到日本後，我以文獻學方法研究佛典。但從幾位先生那裏學到的"從文獻學角度讀佛典，重新勾畫出佛典原貌"的方法很長時間不被同行理解和接受，以至於有時想自己是否選錯了路。孤獨中常想起同樣孤獨中坐冷板凳看書的先生們。他們不在乎金錢和名譽，一心讀書，熱愛學問，是真正的文獻學者（philologist，文獻學者；philo-，熱愛；-logy，學問），在他們身邊學習時，看到了他們孤獨、單純、樸素又不乏快樂的生活。只要想到他們走過的路，我便覺得從容一些，平静一些，又能够以平常心讀書。親耳所聞、親眼所見的先生們的言行引導我遠離世俗，讓我心平氣和地讀書，老老實實地做人。我覺得，做文獻學研究，重要的是不急不躁，安心面對原典。堅持下去便可達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境界。現在，我終於開始慢慢理解先生們的教誨了。 

辛嶋靜志

　　值此論文集出版之際，非常感謝陳金華先生。陳金華先生是我自北大留學以來的摯友，没有他的支持與耐心等待，就没有此書的完成。同時也要感謝復旦大學的孫英剛先生。北京大學博士生吴蔚琳女士翻譯了本書中兩篇英文論文，北京大學博士生張雪杉女士和現東京大學博士後吴娟女士修改了幾篇論文。此外的論文幾乎都是我妻子裘雲青翻譯和修改的。在此一并表示感謝！最後要感謝的是中西書局的李碧妍女士。没有她的嚴謹細緻的校對和耐心，此書就無法如此順利出版。

　　雖然至今我走過來的是一條孤獨的道路，但與能在生活細微中發現快樂、知足少欲的伴侣雲青同行，我感到非常幸福。

 辛嶋静志　　 　

 2014年5月14日　　

——本文爲《佛典語言及傳承》一書之後記，標題爲推文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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