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葛兰西，1926年11月）
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
葛兰西
（1926年11月）
感谢 葛兰东 录入
译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1921-1926）》1978年英文版第2卷第441-462页
来源：《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226-251页
说明：这是葛兰西1926年11月被捕后，在他罗马寓所发现的一篇未写完的论文，他认为历来解决南方问题的方法是把土地分配给小农，这是不现实的。农民问题在意大利既是南方问题，又是梵蒂冈问题，因此要使农民摆脱传统的影响，必须在农民中先发展革命分子，在农村中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还要取代资产阶级和教士对农民的知识领导，只有这样才能说服农民跟着党走，使他们具有同党一致的共同目标。 ——编者
这些评论最初是由“乌林斯比埃吉尔”在9月18日《国家季刊》杂志上发表一篇论南方问题的文章和编者在它前面加的滑稽可笑的按语引起来的。“乌林斯比埃吉尔”向他的读者介绍了吉多·道尔索最近出版的《南方革命》一书（皮埃罗·戈贝提出版社，都灵1925年版），并且提到了作者对我们党在南方问题上的立场所作的评价。《国家季刊》的编辑（自称是“完全熟悉南方问题全貌[原文如此]的一帮年轻人”）在按语中对赞扬共产党任何“功绩”的观点提出了集体抗议。果然不错：《国家季刊》一类的年轻人总是到处在报上发表偏激的见解和强烈的抗议而未遭到反驳。于是，这帮“年轻人”又说了下面这段话：“我们没有忘记都灵共产党人的迷人方案总是将大庄园分给农村无产阶级。这种方案同关于南方问题的任何正确的现实主义的远见是背道而驰的。”既然《国家季刊》“年轻”作者唯一“迷人”的东西是冒失、轻浮和浅薄，这里就有必要澄清事实。
“迷人方案”完全是捏造。《国家季刊》的“年轻人”胆敢如此放肆，唠叨不休，歪曲真相，确实低估了很有知识的读者。实际上，1920年1月在《新秩序》第3期上有一段话已经概述了都灵共产党人的观点：
北方资产阶级征服了意大利南方和各个岛屿，使它们沦为受剥削的殖民地；北方无产阶级在摆脱资本主义奴役以后，将解放受北方银行和寄生性工业奴役的南方农民群众。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新生不应当寄托在生荒地和贫瘠地的分配上，而应寄托在同工业无产阶级的团结上。至于农民，也需要团结，并且“注意”保证土地所有权不从经济上再产生资本主义；保证意大利南方和这些岛屿不变成资本主义反革命军事基地。无产阶级通过实行工人对工业的监督，将使工业为农民生产农业机器、衣服鞋袜和电气照明设备，并且防止工业和银行剥削农民，不使他们沦为保险金库的奴隶。通过推翻工厂贵族、粉碎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机器和建立工人国家（它迫使资本家服从有效的劳动法），工人们将砸碎使农民禁锢在贫穷和失望之中的一切锁链。通过建立工人专政和接管工业和银行，无产阶级将运用国家官吏的巨大权力来支持农民反对地主、抗御天灾和克服贫穷的斗争。无产阶级将为农民提供贷款，成立合作社，保证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并且完成开垦和灌溉的公共工程。无产阶级要做这一切，因为增加农业生产对它有利；争取和保持同农民的团结对它有利；工业生产顺利进行符合它的利益，这将促进城市和乡村、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和睦友爱关系。
那段话是1920年1月写的。7年过去了，我们在政治上也增长了7岁。今天，某些概念可能会表述得更好一些。紧接在夺取国家权力之后的这个时期，是以纯粹的工人监督工业为特征的，可以而且应当同以后的各个时期有更明显的区别。但在这里要指出的重要问题是：都灵共产党人的基本概念不在于分配大庄园这个“迷人方案”，而是（更确切地说）北方工人和南方农民的政治联盟，将资产阶级从国家政权中驱逐出去。而且，正是都灵共产党人（虽然他们支持分配土地，服从两个阶级的团结行动）对机械地分配大庄园的“神奇”幻想提出过警告。我们在1月3日的同一篇文章中看到：“贫农占有生荒地或贫瘠地能获得什么呢？没有机器、劳动场所，没有膳宿设备，没有信贷帮助农民渡过收割前的难关，没有合作社机构收购农产品（要是这个农民早在收获季节以前未在他这块生荒地的壮实灌木上，或者在野生无花果病树上上吊的话！）和帮他摆脱高利贷者的魔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贫农占有土地能获得什么呢？”
我们仍然赞成很现实的办法，绝不同意给农民土地的“迷人”方案。但是，我们要使农民在工业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两个联盟阶级总的革命行动。《国家季刊》作者说这个“迷人方案”是都灵共产党人的发明，完全是捏造。这说明他们对新闻缺乏严肃态度，甚至缺乏农村药房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审慎态度（这也是重要的政治因素，它们会产生相应的后果）。
在无产阶级阵营中，都灵共产党人有一个无可否认的“功绩”：他们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南方问题，要工人先锋队注意，并且确定它是革命无产阶级全国政策基本问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实际上有助于阐明南方问题，使它摆脱模糊的和唯理智论者的所谓“最具体的”阶段，促使它进入一个新阶段。都灵和米兰的革命工人取代吉斯蒂诺·弗尔土纳托[1]、加埃唐诺·萨耳韦米尼[2]、欧仁尼奥·阿齐蒙蒂和阿尔托罗·拉布里奥拉[3]之流（这里只提《国家季刊》“年轻人”敬爱的最初几个倡导人的名字）而变成了南方问题的拥护者。
[1]吉斯蒂诺·弗尔土纳托(1848-1932),作家，讨论意大利南方问题的先驱者之一。1880年，当选众议员；他几次拒绝参加政府工作。他对社会问题有浓厚兴趣，尤其是南方问题。他认为南方问题既是地域和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他在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南方和意大利国家》（1911年）等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1932年7月23日，他在那不勒斯逝世。——编者
[2]加埃唐诺·萨耳韦米尼（1873-1957），意大利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和南方主义者。早年参加社会党，1911年因不满于社会党改良主义领导人不重视南方问题而脱离社会党，自办《团结》报鼓吹自己的主张。他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知名人士之一，1925年，他流亡国外，1934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并支持当时在波士顿反法西斯组织办的评论刊物《逆流》，为它撰写关于反法西斯的文章，并写了许多关于意大利中世纪的历史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意大利；1957年6月在索伦托逝世。——编者
[3]阿尔托罗·拉布里奥拉（1873-1959），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早期革命工团主义派的领袖。1913年，当选众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焦利蒂政府中一度担任劳动部长，参加改良主义统一社会党。他参加过反墨索里尼的亚文丁议会；1927年，他流亡法国；1937年，在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时，他回意大利。他赞成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但不参与法西斯的政治，1946年，他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并被任命为共和国参议员。1959年6月21日，他在那不勒斯逝世。——编者
都灵共产党人具体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当无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一个能动员劳动群众大多数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制度时，它能够成为实行领导和统治的阶级。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意大利现存的实际阶级关系中要成功地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但是意大利的农民问题是由历史决定的；它不是“一般的农民和土地问题”。在意大利，由于特殊的传统和历史的特殊发展，农民问题有南方问题和教廷问题这两种典型的特殊形式。因此，争取农民群众大多数，从社会观点来看，对无产阶级就意味着把这两个问题都看作自己的问题，了解它们所提出的种种阶级要求，并将这些要求写入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时期的纲领，使它们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
都灵共产党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改变无产阶级本身的政治立场和一般思想，因为无产阶级在全部国家生活中是一种全国性要素，它不自觉地受到资产阶级的教育及其报纸和传统的影响。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宣传家在北方群众中想方设法传播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南方是锁链，它阻挠着意大利的社会发展，使它不能获得更快的进步；南方人从生物学上看，生来就注定是劣等人，半野蛮人或纯野蛮人；南方落后，错误不在资本主义制度或任何其他历史原因，而在于使南方人懒惰、低能、犯罪和野蛮的自然环境。只有偶然诞生的几个伟大的天才，像在干燥不毛的沙漠中长出的几棵孤零零的棕榈树那样，才缓和一下这种残酷的命运。社会党是在北方无产阶级中大量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社会党对形成所谓实证学派作家集团——费里[1]、塞尔吉、尼塞福罗、奥兰诺[2]及其少数追随者——的“南方主义”作品都加以赞美。这些作家采用论文、故事、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随感录和回忆录等多种形式反复宣扬单纯的克制思想。（注：疑似译文有误，英文版为”reiterated one single refrain,应翻译为“反复宣扬这个不断重复的说辞”）“科学”又一次被用来欺压不幸者和被剥削者，不过，这次它披上了社会主义外衣，自称为无产阶级科学。
[1]恩里科·费里（1856-1929），意大利社会党人。1884至1925年，在博洛尼亚、比萨、罗马的大学中担任过刑法学教授；1884年至1885年，由于替200名被拘捕的农民进行诉讼上的辩护而声名大振；1886年，当选众议员；1919年和1921年两度当选众议员；1903年至1908年，主编《前进报》；1908年他辞去编辑职务，去拉丁美洲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任政府刑法改革委员会主席；1921年，他主编的新刑法法典问世。1926年，他投靠墨索里尼政权，为马特奥提事件辩护，谴责社会主义；1929年4月12日，他被任命为参议员不久，在罗马逝世。——编者
[2]保罗·奥兰诺（1875-1945），法西斯主义新闻记者和学者，1903年为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撰稿；1919年以后，他加入法西斯党；1921年和1924年，当选众议员；1924年和1925年任意大利法西斯党机关报《意大利人民报》编辑；后来曾任佩鲁贾大学新闻学教授和校长；1938年，他是反犹太人运动的主将；1939年，被任命为参议员；1945年，他在帕杜拉集中营逝世。——编者
都灵共产党人坚决反对这种思想。正是在都灵本地，许多退伍军人回忆和描写南方和各岛屿的“土匪”的作品对人民大众的传统和观点产生了最强大的影响。他们采用许多切实有效的形式坚决加以反对，取得了具有最伟大历史意义的具体成果。他们正是在都灵发现了将来解决南方问题的最初形式。
此外，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都灵发生的一个事件就可能相当于共产党人在战后时期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和宣传。1914年，皮拉尔德·盖伊逝世，都灵第四区空缺，当时提出了补选一个新候选人的问题。社会党支部的一个小组——其中包括后来《新秩序》杂志的几名编辑——想推选加埃唐诺·萨耳韦米尼。当时，萨耳韦米尼是南方农民群众最激进的发言人。他在社会党外确实正在发动一个强大的反对社会党的运动。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因为他的主张和职责在南方劳动群众中不但引起了对屠拉梯、特雷维斯和达拉贡纳等个人的敌视，而且引起了对整个工业无产阶级的敌视。（皇家卫队在1919、1920、1921和1922年枪击工人的许多子弹就是用排印萨耳韦米文章的铅字铸造的。）尽管这样，都灵小组还要提名萨耳韦米尼，曾由奥塔费奥·帕斯托里同志去佛罗伦萨争取他同意当候选人，并向他本人说明意义。
“都灵工人要为阿普利亚农民选一名代表。他们知道，莫尔费塔和比通托的农民绝大多数在1913年大选中都赞成萨耳韦米尼。但是焦利蒂政府施加行政压力，并且雇佣打手和使用警察暴力，使阿普利亚农民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都灵工人并不要求萨耳韦米尼做任何保证。既不要求他对社会党和纲领作出保证，也不要求他对社会党议会党团的纪律作出保证。一旦当选，萨耳韦米尼将对阿普利亚农民而不是对都灵工人负责，后者将按照他们自己的原则进行竞选活动，决不受萨耳韦米尼政治活动的约束。”
萨耳韦米尼尽管对这个提议动心，甚至感动（在那些日子里还没有一个人说共产党“背信弃义”，因为它的态度诚恳而又真实），但是，他表示不同意。他提议应由墨索里尼当候选人，并且答应在选举运动中来都灵支持社会党。事实上他主持过两次盛大集会，一次是在劳动协会，另一次是在宪法广场。他在那里向广大听众讲话。他们将他看成南方农民的代表，热烈鼓掌欢迎，因为南方农民比北方无产阶级遭受了更可恨和更野蛮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事件中可能采用的方法，当时由于只能取决于萨耳韦米尼，所以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它被共产党人在战后继承下来，并且加以应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最有意义和有代表性的事实。
1919年，“新撒丁”协会成立，这是后来成为撒丁行动党的前身。“新撒丁”的宗旨是将所有撒丁人（本岛和大陆的撒丁岛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能对政府施加有效压力的地区集团，要它保证履行大战期间对士兵许下的诺言。大陆的“新撒丁”组织者是一位教授，叫比埃特罗·纽尔拉，社会党党员，现在可能是“年轻人”集团的一个成员，每周在《国家季刊》杂志上提出一些新颖的见解来进行探讨。这个协会的参加者有律师、教员和公务员（他们的热情是由获得徽章、头衔和小奖章的每一个新机会引起的）。对于生活在皮埃蒙特的撒丁人来说，在都灵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名单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参加者的地位很低微，没有明显的资格。有的是非熟练工人，有的是领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有的在过去当过卡宾枪手、狱警和边防战士而现在做着各种小买卖。所有这些人想起他们会见乡亲和听见乡音的情景就非常激动。亲友的情谊，往事的回忆，痛苦和希望，千丝万缕，紧连着他们同家乡的关系。他们渴望回归故乡，但想回到一个更加富裕、兴旺的故乡，能够谋生活命，哪怕苦一点也愿意。
撒丁共产党人（准确地说，是8名党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向会议主席提出了自己的决议案，并且要求允许他们作一个副报告。但是，官方的报告词藻动人，像是各地小教堂中精雕细刻的维纳斯和丘比特；而那些参加争论的人在回顾过去的忧患和缅怀浴血战斗的撒丁团时则声泪俱下，热衷于宣扬撒丁全体健儿结成一个统一集团的思想，荒谬绝伦，狂热无比。在所有这一切以后，要顺利地“抛出”这个副报告是非常困难的。最乐观的估计是，即使不受私刑拷打，但在“群众义愤”的救助以后，至少也要到警察总署去走一趟。可是，这个副报告尽管令人异常震惊，大家实际上都在聚精会神细听。话音一停，马上就得出了很鲜明的革命结论。你们来自撒丁的穷人究竟是赞成同这个岛上害得你们倾家荡产和充当本地资本剥削的监工的豪绅结成集团？还是赞成同大陆上想要消灭一切剥削形式和解放所有被压迫者的革命工人结成集团？两者必居其一。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面临着这个困难的抉择。大会通过分组表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边是一小撮衣冠楚楚的豪绅、戴大礼帽的官吏和有专门职业的人，他们又气又怕，脸色铁青，还有一队装束整齐的40多名警察。另一边全是穷人，其中有些妇女穿着赴宴的盛装，围聚在共产党人的小房间四周。一小时以后，在劳动协会里成立了“撒丁社会主义教育社”，共有256名会员。“新撒丁”的成立则无限延期，它实际上再也没有召开过成立大会。
这就是在萨萨里旅（几乎全是本地人组成）士兵中从事活动的政治基础。萨萨里旅曾参与镇压都灵1917年8月的起义运动。人们深信，这个旅永远不会对工人亲善，因为每一次镇压行动积下了深仇。群众方面的仇恨也会转向镇压他们的重要工具，士兵方面则怀念被起义者打死的士兵。这个旅受到一群贵妇和豪绅的欢迎。他们向士兵献花，送雪茄烟和水果。在第一批宣传文章中收入了萨萨里皮革工人写的一篇报道，它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士兵的心理状态：“我走近第10街区的一个营地（在最初几天，撒丁士兵在这些街区宿营，就像是在一个被占领的城市），同一个年轻农民谈话。由于我同他一样，是萨萨里人，他热情地欢迎我。‘你到都灵来干什么？’‘我们来镇压这些罢工的豪绅。’‘但那些罢工的不是豪绅，而是工人，他们是穷人。’‘这里的人都是绅士：传硬领衬衫，打着领带，每天挣30里拉。穷人我熟悉，我知道他们怎样穿戴。真的，在萨萨里有许多穷人；我们种地人都是穷人，每天只挣一个半里拉。’‘但是我也是工人，同样是穷人。’‘你是穷人，因为你是撒丁人。’‘那么，如果我同别人一起参加罢工，你也向我开枪吗？’这个士兵想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搭在我肩上说：‘喂，要是你同别人一起罢工，你就留在家里吧！’”
这就是这个旅的绝大多数士兵的态度。这个旅只有几个伊格莱西亚斯矿区的矿工。可是，几个月以后，在7月20—21日大罢工前夕，这个旅还是调离了都灵。老兵退役，部队分成三部分：1/3调到奥斯塔，1/3调到的里雅斯特，另外1/3调到罗马。这个旅是在晚上开拔的，事先没有通知。在车站上没有穿漂亮衣服的人群欢送他们。他们唱歌，虽然仍唱战歌，但不再像他们到达时那样纵情高歌了。
这些事件没有结果吗？恰恰相反，已经有了成果，今天仍然存在人民群众心中并且在继续起作用。它们使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的头脑一下子明白过来，记忆犹新，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档案资料已经散佚，由于怕可能遭到逮捕和招来麻烦，我们自己也销毁了许多文件。但是我们能回想几十封，实际上是几百封从撒丁寄到都灵《前进报》编辑部的信件。信经常是集体写的，由萨萨里旅全体退休军人在一个特定的村子里签名。我们坚持的政治观念通过各种不受控制和难于控制的渠道广泛地传播开去。撒丁行动党的成立从一开始就受了这种政治观念的强烈影响，关于这些具有丰富内容和重要意义的事件是不难回想起来的。这种活动有据可查的最后一次反响出现在1922年。当时，卡利阿里军团的300名卡宾枪手被派往都灵，抱着同萨萨里旅一样的目的。我们在《新秩序》编辑部收到了一份由大多数卡宾枪手签名的原则声明。它全面地响应了我们在南方问题上的立场，这是我们的主张正确的铁证。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自己应当采取这种对它具有政治效果的主张。如果群众自己对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和采取的办法不深信无疑，就不可能有群众的行动。无产阶级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实行统治的阶级，必须肃清所有残存在自己身上的行会主义的影响和工团主义的偏见与成见。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除了需要克服行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别以外，为了赢得农民和城市各行业中一些半无产阶级的信任和同意，甚至在行业排他主义消失以后，还必须克服仍能存在于工人阶级内部的某些偏见和战胜利己主义的某些表现形式。金属加工工人、细木工人和建筑工人等必须作为无产者，而不再作为金属加工工人、细木工人和建筑工人等进行思考；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再进一步。他们作为工人，必须作为阶级的成员进行思考。这个阶级的目标是领导农民和知识分子。只有在这些社会阶层的大多数支持它和跟它走的时候，它才能成为一个争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阶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领导阶级。而这些阶层（它们在意大利代表人口的大多数）仍然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能够使这个国家抵抗无产阶级的进攻，削弱它的力量。
关于南方问题的内容所发生的争论，说明无产阶级已经理解了这些任务。有两件事应该回想一下：一件发生在都灵；另一件发生在勒佐艾米利亚。后者是改良主义、行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保护主义的著名堡垒，“南方主义者”曾将它作为主要范例在南方农民中进行宣传。
在占领工厂以后，菲亚特董事会建议工人应当把公司当合作社来经营。当然，改良主义者是赞成的。工业危机正在逼近；失业的幽灵折磨着工人的家庭。如果菲亚特成为一个合作社，熟练工人，特别是那些确信自己会被解雇的政治上最积极的工人，他们的工作可能得到某种保证。共产党人所领导的社会党支部有力地干预了这个问题，他们对工人说：
“一个像菲亚特这样的大公司，工人不能把它像一个合作社那样来接管，除非他们决定加入今日统治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体制。菲亚特董事会的这项提议是焦利蒂整治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目的何在呢？资产阶级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不再能进行和平的统治了。1894年西西里农民暴动和1898年米兰起义是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决定性实验。在那1890年至1900年血腥的10年以后，资产阶级被迫放弃那种过分排他、过分暴虐和直接的专政，因为南方农民和北方工人已同时举行反对它的起义，尽管还没有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
“在新的世纪中，统治阶级开始推行一种阶级联盟（阶级政治集团）的新政策，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它必须选择：要么实行一种农村民主，即同南方农民结成联盟，执行自由贸易、普选权、行政分权和廉价工业品的政策；要么组成资本家-工人的工业集团，没有普选权，设立海关关卡，保持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农民，特别是统治南方和这些岛屿上的农民的体现），而对工资和工会自由则采取改良主义的政策。它选择了后者，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焦利蒂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化身，社会党成了焦利蒂政策的工具。
“如果你们仔细观察，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中最严重的危机是发生在1900年至1910年的10年期间。群众自发地反抗改良主义领袖的政策。工团主义产生了：这是工人阶级表示反对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主张同农民，首先是同南方农民结成联盟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是本能的，初步的，原始的，但是是很健康的。准确地说，工团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代表南方农民领导无产阶级的一种软弱的尝试。谁构成意大利工团主义的领导核心？它的思想实质是什么？工团主义的领导核心几乎是清一色的南方人：拉布里奥拉、莱奥尼、龙戈巴尔迪和奥兰诺。工团主义的思想实质是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比传统的自由主义更有活力、更有进取心和战斗性。如果你们仔细观察，工团主义的一系列危机和工团主义的领袖们逐渐走向资产阶级阵营是围绕着两个主题发生的。这两个主题是移民出境和自由贸易，它们同南方注意都有紧密联系。移民出境现象使恩里科·科拉迪尼[1]产生了‘无产阶级民族’的思想；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看来，利比亚的战争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本家和富豪统治的世界进攻的开始。整个工团主义者集团转向民族主义。的确，民族主义政党本来就是由准工团主义知识分子（莫尼切利、福尔吉斯-达万扎蒂[2]和马拉维利亚[3]）组成的。拉布里奥拉写的《十年历史》（从1900到1910年的10年）一书是反对焦利蒂和主张南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最典型的特殊表现。
[1]恩里科·科拉迪尼（1865-1931），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1910年，他是意大利民族主义联盟的创建人之一；1923年3月，该组织同法西斯党合并后，他成为众议员和制定国家计划的18人委员会的委员；后来被任命为参议员。1931年12月11日在佛罗伦萨逝世。——编者
[2]罗贝尔托·福尔吉斯-达万扎蒂（1880-1936），法西斯主义政客和宣传家。1910年协助创建意大利民族主义联盟以前是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1907年至1914年，任米兰《晚邮报》驻罗马记着；1911年以后，他是《国家思想报》编辑之一；1919以后，他在促使“意大利民族主义联盟”同法西斯党结盟起了主要作用。1923年3月，两党合并后，他一度担任法西斯党书记之一；1933至1936年，他推出的一套无线电节目“政权大事录”，使他在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期赢得最有成果的宣传家之一的名声。——编者
[3]莫里齐奥·马拉维利亚（1878-1955)，法西斯官员。他起先是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民族主义者。意大利民族主义联盟成立后，当选中央委员，1923年，该组织同法西斯党合并，他是公约的签署者之一。他担任过《国家思想报》社长和《论坛报》副社长。1939年至1955年，他被任命为参议员。1955年，在罗马逝世。——编者
“在这10年中，资本主义得到了加强和发展，它的一部分活动进入了波河流域的农业。
“这10年的最大特征是波河流域农业工人的群众性罢工。在北方农民中发生了大动荡：出现了深刻的阶级分化（根据1911年人口普查数字，农场工人（无地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50%）。与此相适应，各种政治派别和精神观念都重新实行改造。基督教民主和墨索里尼主义是这个时期两个最明显的产物。罗马尼阿是这两种新活动的地区性熔炉；农场工人似乎成了社会上政治斗争的主角。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机关报（如在切泽纳出版的《行动报》是加埃唐诺·萨耳韦米尼的《团结》报的地方版。墨索里尼主编的《前进报》缓慢地但无疑地变成了工团主义和南方主义作者的讲坛。像范切洛、兰齐洛[1]、潘南乔[2]和契科提这些人则成了该报经常的撰稿人。萨耳韦米尼本人并不隐讳他对墨索里尼的同情，后者还成了普雷佐里尼《呼声》报的宠儿。大家记得，当墨索里尼离开《前进报》和社会党时，这帮工团主义者和南方主义者实际上团结在他的周围。
“在革命阵营中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反应是1914年6月的‘红色周’：罗马尼阿和马尔凯两地是‘红色周’的震源。而在资产阶级政治领域，最值得注意的反应则是金蒂洛尼协定[3]。社会党由于波河流域农村运动的缘故，在1910年以后已恢复不妥协的策略。由焦利蒂支持和代表的工业集团已经失去号召力。焦利蒂改弦易辙，用资产阶级同天主教的联盟来代替资产阶级同工人的联盟，因为天主教代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农民群众。作为这个联盟的结局，索尼诺的保守党完全垮台了，只在南意大利剩下一个追随安东尼奥·萨朗德腊的小组织。
[1]阿戈斯蒂洛·兰齐洛（1886-1952），法西斯主义时事评论家。1918至1922年法西斯主义形成时期，他分析大战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和需要新的政治形式，颇有号召力。他担任过法西斯最高权力机构18人委员会委员，但他主要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发表较开放性的多元合作主义的理论。1952年3月13日，他在米兰逝世。——编者
[2]塞尔吉奥·潘南乔（1886-1944），法西斯主义理论家。1927年，担任罗马大学政治系教授、法西斯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对于法西斯理论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他的主要理论是关于极权主义、民粹主义、分散行政权等概念。他的理论不同于艾尔弗雷多·罗柯关于法西斯合作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和采用强制手段的观点。1944年10月8日，他在罗马逝世。——编者。
[3]1913年，焦利蒂同金蒂洛尼伯爵（“天主教选举联盟”的主席）缔结了金蒂洛尼协定，规定在那年大选中，天主教的选票支持政府的候选人，以制止社会党人的进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在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一系列最重要的演变过程。萨朗德腊和尼提是政府中最早的两个南方领袖（当然，暂且不提克里斯比[1]这种西西里人，他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专政最有力的代表）。他们企图实现工业资产阶级-南方地主的计划。萨朗德腊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而尼提则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政府中的这两个领袖都受到《晚邮报》即受到伦巴第纺织工业的有力支持。）萨朗德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试图用国家组织的技术力量来支持南方，即用体现资产阶级新政治方针的新人员来代替焦利蒂国家的全体人员。你们记得《新闻报》发起（特别是在1917-1918年）焦利蒂分子和社会党人紧密合作防止国家‘阿普利亚化’的运动。《新闻报》进行的这个运动是由弗朗切斯科·契科提领导的，它实际上表明焦利蒂同改良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协议。这不是一个小问题。焦利蒂分子在他们的顽抗中竟超过了大资产阶级对一个政党所允许的限度，甚至举行反对爱国主义和失败主义的示威运动，这是大家记忆犹新的。
[1]弗朗切斯科·克里斯比（1819-1901），19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1837年毕业于巴勒莫大学法律系；1861年，他当选众议员；1876年，当选众议院议长；他两度组阁，第一次是1887年至1891年，第二次是1893至1896年。他在执政期间提出不少改革措施，如扩大普选，改革公共保健，整顿监狱和警察局，实行较大的城镇由当地民众选举市长和镇长，组织大量慈善机关等。1901年8月12日，他在那不勒斯逝世。——编者
“今天，焦利蒂再一次执政，大资产阶级再一次对他表示信任，这是由于它在人民群众的激烈运动面前惊慌失措的结果。焦利蒂要制服都灵工人，他在劳工总同盟，即在社团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支持下打败过他们两次：一次是在去年4月罢工的时候，另一次是在占领工厂期间。他现在认为他能将都灵工人束缚在资产阶级国家体制内。如果菲亚特公司的技术工人接受董事会的提议，实际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目前的工业股票会变成债券。换句话说，不管证券交易额怎样，合作社必须按规定的债息付给债券持有人。菲亚特公司将割断同仍由资产阶级掌握的信贷机构的各种联系，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趣只是由它任意摆布工人。技术工人将不得不受国家的约束，因为它将通过工人阶级代表的活动，即通过工人阶级政党对政府各项政策的服从来“帮助工人”。这就是焦利蒂全力实施的计划。都灵无产阶级将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只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附属品存在下去。社团主义将取得胜利。而无产阶级将失去作为领导者和指导者的地位和作用。它将作为特权者出现在穷苦工人群众面前。它将作为像资产阶级一样的剥削者出现在农民面前，因为资产阶级（按它一贯的所作所为）将对农民群众把工人阶级的特权核心描述他们不幸和穷困的唯一原因。”
菲亚特公司的技术工人几乎一致接受了我们的观点，拒绝了董事会的提议。但是光有这种实验是不够的。都灵无产阶级在自己一系列行动中表明，它的政治成熟程度和能力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工厂中的技术人员和白领工人在1919年能改善自己的条件，只是由于有工人支持他们。厂主为了抑制技术人员的战斗性，建议工人应当由自己通过选举来确定班组和车间的新领工。工人拒绝了这项建议，尽管他们同作为老板经常镇压和迫害工人的工具的技术人员有许多分歧。当时报界正在进行一个狂热的孤立技术人员的运动，突出他们每月高达7000里拉的高工资。技术工人也支持壮工的鼓动。正因如此，后者实现了他们的要求。在工厂内部取消了技术程度较高工种的工人对技术程度较低工种的工人的一切特权和剥削形式。无产阶级先锋队通过这些活动赢得了作为社会先锋队的地位。这就是共产党在都灵获得发展的基础。但在都灵以外呢？我们特别想了解都灵以外的问题，确切地说，是想了解勒佐艾米利亚，那里是改良主义和社团主义最集中的地方。
勒佐艾米利亚经常是“南方主义者”的目标。卡米洛·普拉姆利尼[1]有一句话：“意大利是由北方佬和南方脏人组成的”。这可以看成是在南方人中散布极端仇恨北方工人的思想的露骨表现。在勒佐艾米利亚产生了一个像菲亚特公司一样的问题：一个大工厂作为合作企业转入工人手中。勒佐改良主义者非常热衷于这个方案，并在他们的报刊上和会议上大事吹嘘。一个都灵共产党人[2]到了勒佐，在一个工厂会议上发言，将北方和南方之间的问题做了全面归纳，因而出现了“奇迹”：绝大多数工人反对改良主义的共同立场。这说明改良主义者并不代表勒佐工人的意志，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的消极情绪和其他反面观点。他们由于在自己的队伍中明显地集中了具有某种专业才能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成功地确立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从而阻碍了发展和组织革命潮流的工作。但是，有了能干的革命者，就足以挫败他们，表明勒佐工人是勇敢的战士，而不是政府豢养的猪猡。
[1]卡米洛·普拉姆波利尼（1859-1930）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之一，曾任该党机关报《正义》报主编，一直到1925年该报被查封为止。——编者
[2]指乌姆贝尔托·特拉契尼。
1921年4月，5000革命工人被菲亚特公司暂时解雇，工人委员会被取消，实际工资减少。勒佐的情况可能也大致相同。换句话说，工人被击败了。但是，他们作出的牺牲毫无价值吗？我们不这样认为。其实，我们肯定它绝不会毫无价值，尽管很难列举许多大的群众事件来证明这些行动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无论如何，就农民而论，这种例证通常是难找的，几乎就不可能找到。至于南方农民，那就更难了。
南方，可以说是一个发生社会分化的地方。构成人口绝大多数数的农民本身没有内聚力（当然，也有例外，如阿普利亚、撒丁岛、西西里岛，就是一副具有南方结构特征的大油画）。南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农业集团，由3个社会阶层构成：一盘散沙的广大农民群众；农村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地主和大知识分子。南方农民处在长期的骚乱中。但是，他们不能作为一个整体集中表达自己的意向和要求。中层知识分子是从农民地区吸收推动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的力量。归根到底，政治领域的大地主和思想领域的大知识分子成了支配全部复杂现象的中心。当然，正是在思想领域，集中制最有效和最明确。因此，吉斯蒂诺·弗尔土纳托和贝奈戴托·柯罗齐市南方制度的两名卫道士，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意大利反动派的两个主要人物。
南方知识分子在意大利国民生活中是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社会阶层之一。人们只要想到国家官吏的3/5强是南方人，就会对此深信不疑。现在，为了了解南方知识分子的特殊心理状态，必须记住某些真实材料。
1、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式知识分子在主要以农民和手艺工人为基础的社会里是组织因素。为了组织国家，组织贸易，统治阶级培养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分子。工业需要的是新型知识分子：技术组织者和实用科学专家。在经济力量已经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并且达到了囊括大部分国民活动的程度的社会里，第二类知识分子占了优势，他们具有遵守秩序和知识修养的一切特征。另一方面，在农业还起相当作用，甚至占优势的国家里，老式知识分子仍占统治地位，他们向国家提供大批工作人员。在地方上，乡村和农村小镇也是这样，他们在农民和行政机关之间通常是起着调剂的作用。在意大利南部，这类知识分子也占支配地位，显出了他们的一切特征。他们在农民面前是民主派。摇身一变，就成了逢迎大地主和政府的反动派，玩弄政治，贪污腐化，老奸巨猾。人们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阶层的特征，就不能了解南方各政党的传统特色。
2、南方的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南方仍很重要的农业资产阶级阶层。换句话说，中小地主不是农民，他们不种地，以当农民为耻。但是，他们想从自己占有的一小块土地上——通过出租或对分制——榨取钱财来过体面的生活，送儿子上大学或神学院，并为女儿筹办嫁妆，因为他们要嫁给国家的军官或文职官员。出身于这个阶层的的知识分子生来就极端鄙视劳动农民，把他们看成劳动机器，榨干以后就用过剩的劳动力取代他们。这种知识分子还承袭了一种祖传的本能感觉：对农民及其破坏性的暴力行为怕得发狂。因此，他们极端伪善，对欺骗和摆布农民群众的权术非常精通。
3、教士属于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集团，因此必须注意整个南方教士同北方教士的区别。北方神父一般是手艺人或农民的儿子，有平民的同情感，同农民群众有更多的联系。他在道德上比南方神父更正确，后者经常半明半暗同女人姘居。因此，从社会观点来看，他起着更完满的精神作用，因为他在指导家庭的全部活动。北方教会同国家分离，教会财产被没收的情况比南方更严重，因为那里（注：指南方）的教区和修道院拥有或者重新积聚了大量的不动产和动产。南方农民眼中的神父是：1、土地行政官，农民在地租问题上同他发生冲突；2、高利贷者，他索取最高的利息并且运用宗教手段来确保收租或取息；3、一种凡欲（女人和金钱）俱全的人，因此，从宗教观点来看，无人相信他能秉公处事。忏悔只能起最小的指导作用。可见，南方农民不是神父的农民，虽然从不信异教的意义上说，他们常常是很迷信的。总之，这一切说明为什么人民党（除了西西里某些地区以外）在南方没有多大地位或者控制任何系统的机构和群众组织。“神父是圣坛上的神父，他在外面同任何凡人一模一样”，这种流行的俗语概述了农民对神父的态度。
大地主束缚南方农民是通过知识分子实现的。农民运动甚至在形式意义（即能选出农民出身的农民干部，能记述和积累运动内部分化和进展的资料），只要不采取独立自主的群众组织形式，就总是以在国家的普通联系机构——公社、省、国民议会——中得到一个席位而告终。这个过程是通过各个地方党派的组成和分裂而实现的，而这些党派的全体成员都是受大地主及其代理人萨朗德腊、奥兰多和迪契萨罗之流操纵的知识分子。
这次大战看来造成了退伍军人运动，把一种新因素引入了这类组织。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官吏在这类组织中形成了一个更紧密团结的、在某种程度上同大地主对抗的互助集团。它存在的事件不长，阿门多拉设想的“全国工会”只是它的最后的残余。它由于反对过法西斯主义，所以还能有点像幻影似地存在下来。可是，在南方缺乏民主知识分子有形组织的任何传统，甚至连这种集团也必须加以强调和注意。因为，它在整个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可能由涓涓细流变成浊浪滚滚的急流。
撒丁是退伍军人运动显出更鲜明的形象的唯一地区，它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更健全的社会机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撒丁，大地主阶级的人数很少，不起作用，他们没有大陆南方的古代文化传统和行政管理传统。农民和牧民从下层施加的压力，不会遇到更高的大地主社会阶层的拼命反抗。充当领导的知识分子现在感受到这种压力的全部分量，于是采取比“全国工会”更有力的进一步措施。
西西里岛的形势有异常的特征，它同撒丁和南方都不一样。那里的大地主比大陆南方的要坚强和果断得多。此外，那里的工业和商业有一定的发展（西西里岛是整个南方最富饶的地区，也是意大利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上层阶级非常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在国家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且使人们感觉到它的势力。西西里岛和皮埃蒙特是从1870年以来起过卓越作用的两个地区。西西里岛的人民群众比南方的进步，但是，他们的进步采取了一种典型的西西里方式。那里存在着群众性的西西里的社会主义，它继承了西西里特有的全部传统，并有所发展。在1922年国民议会的52名代表中，差不多有20名是从该岛选出来的。
我们已经说过，大地主束缚南方农民是通过知识分子实现的。这种类型的团体在大陆南方和西西里岛分布最广。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农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它所起的作用是作为北方资本主义和大银行的中间人和监督者。它的唯一目的是保持现状。它没有知识分子头面人物，没有纲领，没有改良和进步的动力。如果说，有人提出过一种什么主张或纲领，它们也是起源于南方以外的地方，是出自保守的农业政治家（特别是在托斯卡纳），而他们在议会中是同南方农业集团的保守派勾结一起的。不多的几个明智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中包括索尼诺和弗兰凯蒂，将南方问题作为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来，并且拟订了一个解决它的国家计划。
索尼诺和弗兰凯蒂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强调要在南意大利造成一个经济上独立和发挥“舆论”作用（当时的说法）的中间阶层。它一方面要限制地主的残酷和横行霸道的行为，另一方面要缓和贫农的暴动主义。索尼诺和弗兰凯蒂对南方流行第一国际时期的巴枯宁主义的思想怕得要死。这种恐惧使他们犯了许多往往是荒唐的错误。例如，在他们出版的一本书中，曾举出卡拉布里亚一个村子里的一家普通酒店或餐馆[1]（我凭记忆引用），招牌叫做“罢工者”（Scioperanti)，用这件事来证明国际主义的思想流传很广，根深蒂固。如果真是这样（作者是正直的知识分子，事情一定是真的），人们只要回想一下在南方有无数阿尔巴尼亚侨民，skipetari(阿尔巴尼亚语注：结合上下文，应为“阿尔巴尼亚人”）一词已被多种方言歪曲，说得稀奇古怪，（例如，威尼斯共和国的某些文件把“S’ciopetà”[2]说成军事队列），这件事就能做出更明确的解释。事实上，不是巴枯宁理论在南方流传很广，而是那里的局势可能为巴枯宁提供了他的理论。显然，穷苦的南方农民在巴枯宁的大脑中构思“彻底破坏”论以前，早就在考虑发动一次“大叛乱”了。
[1]意大利文是trattoria。
[2]阿尔巴尼亚文S’ciopetà的原意是“协同攻击”。
索尼诺和弗兰凯蒂甚至从来没有着手实行过他们的政府计划，而且也无法实行。由于北方和南方在国民经济和国家组织的这种关系，几乎不可能产生一个经济性的广泛的中等阶级（指产生一个广泛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现行的财政和关税制度，使拥有股份的资本家不愿将他们的利润变成当地的新资本。因为他们不是当地人，从而使当地不能实现任何资本积累和储蓄积累。在20世纪向国外大规模移民和从美国寄回第一笔巨额外汇的时候，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洋洋得意地高呼：索尼诺的梦想要实现了！南方在进行一场悄悄的革命。它将逐渐稳妥地改变国家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但是国家进行了干预，这场悄悄的革命刚刚开始就被扼杀了。政府发行了一种保证付息的公债。于是，侨民及其家庭从悄悄革命的代理人变成了为国家资助北方寄生工业提供财政手段的代理人。民主界人士的弗朗切斯科·尼提形式上处在南方农业集团之外，看起来是索尼诺纲领的有力实现者；但事实上他是北方资本主义迅速取得南方最后一笔储金的最优秀的代理人。贴现银行[1]吸收的千百万里拉几乎全部来自南方，因为意大利贴现银行的40万债权人绝大多数是南方储户。
[1]意大利文是banca di sconto
除了农业集团以外，在南方还有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在进行活动。它实际上一直在弥补农业集团发生的裂痕，以免变得太危险，从而引起大分裂。吉斯蒂诺·弗尔土纳托和贝奈戴托·柯罗齐是这个知识分子集团的代表人，因此他们可以算是全半岛最活跃的反动分子。
我们已经说过，南意大利正在发生社会大分化。这种说法不仅对农民适用，对知识分子也适用。在南方，少数人或一些大知识分子除了拥有巨额财产以外，还掌握着积累起来的大量文化知识，但是，那里却不存在任何中等文化团体。这种情况过去存在，并且还将继续存在，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南方有拉特尔泽出版社和一种《批判》杂志，还有几所专科院校和若干学者文化团体，但是没有中小型的杂志。南方中等知识分子集团也不可能在各地组织各种出版社。那些试图离开农业集团和用激进方式提出南方问题的南方人——在各地聚集起来——受到了在南方外地出版的许多评论刊物的欢迎。的确，人们可以说，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中等知识分子在本世纪所表现的一切文化上的首创精神都具有南方主义特征，因为南方知识分子的各种报刊，如佛罗伦萨知识分子集团的《呼声》和《团结》等报刊、基督教民主党人在切泽纳创办的《行动报》、由博雷利出版并由艾米利亚和米兰的青年自由主义者在博洛尼亚创办的《祖国》或在米兰创办的《行动报》、最后还有戈贝提[1]主办的《自由主义革命》，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皮埃罗·戈贝提（1901-1926）意大利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反法西斯主义者。他曾为葛兰西办的《新秩序》写文学批评。他受葛兰西的思想影响，持坚定反法西斯主义立场。马特奥提事件后，戈贝提要求墨索里尼辞职，并支持亚文丁派，于是戈贝提成了法西斯党徒的攻击目标，1925年9月，他遭到法西斯党徒野蛮殴打，1926年2月15日在巴黎医治无效逝世。——编者
具有首创精神的最高的政治文化统治者是吉斯蒂诺·弗尔土纳托和贝奈戴托·柯罗齐。他们比固执的农业集团看的更广，主张南方问题的提出，不能超越某种限度，不能变成革命问题。一些文化知识最高的人是在南方传统领域中出现的。但是他们同欧洲文化，从而同世界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们才华出众，足以满足南方知识青年最真诚的代表的知识需要，安抚他们反抗现状的强烈冲动；指导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沿着一条传统平静的中间道路前进。所谓新基督教徒或喀尔文派教徒不懂得，由于现代文化条件而不可能进行任何群众性的宗教改革，在意大利历史上唯一可能的一次改革是由于贝奈戴托·柯罗齐哲学而发生的。思想的方向和方法已经发生变化，一个新的世界观已经形成，它超越了天主教和其他任何一种神秘的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奈戴托·柯罗齐履行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民族”职能。他使南方激进的知识分子离开农民群众，不得不接受民族的和欧洲的文化；并且通过这种文化使民族资产阶级，因而使农业集团同他们联合起来。
《新秩序》和都灵共产党人，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同我们上面提到的知识形成有关系，因而也受到吉斯蒂诺·弗尔土纳托或贝奈戴托·柯罗齐的知识的影响，可是，他们同时标志着同传统的彻底决裂和新发展的开始，这一发展已经取得成果，并将继续取得成果。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提出城市无产阶级是现代意大利历史的领导者，也就提出了南方问题。他们在无产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某些阶层之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因而能够改变（即使不是全部改变，至少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它们的精神面貌。
如果仔细考虑一下，皮埃罗·戈贝提算是一位主要人物。戈贝提不是共产党人，他也许永远不会成为共产党人。但是他已经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决不会再从这方面进行抽象的思考。我们在同戈贝提一起办报的工作中，曾使他接触一个他过去只从书本公式中才了解的现存世界。他的最显著特征是非常理智和忠实，没有任何虚夸和庸俗的习气。因此，他深信用一套传统方法来观察和思考无产阶级，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
同无产阶级世界进行这些接触对戈贝提产生了什么结果呢？这些接触是我们不愿讨论或发挥的一种观念的源泉和促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观念同工团主义和知识分子工团主义者的思想方法有关。自由主义原则在这个观念中由个别现象被说成大量现象，个别人一生的美德和威望变成了阶级的品质，被设想为近似集体的个人特征。这种概念往往使同意它的知识分子光好想入非非，评头论足；使他们好像比赛中的裁判员或主持奖惩的裁决者，陷入令人讨厌的愚蠢境地。事实上，戈贝提避免了这种命运。他表现为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文化组织者。他在上一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工人一定不要忽视或者估计不足。他挖了一条堑壕，使那些在1919年、1920年和1921年认为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会胜过资产阶级的正直诚挚的知识分子集团没有从那里退却。
人们到处都说：戈贝提是一个伪装的共产党人，即使不是共产党党员，至少也是《新秩序》共产党人集团的代理人，在这样说的人当中，有些人诚实可靠，有些人则非常狡诈，不能相信。这种笨拙的谣言甚至不屑一驳。戈贝提这个人物和以他为代表的运动是意大利新的历史潮流自发的产物。它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在于此。党内同志有时指责我们没有对《自由主义革命》这种思潮进行斗争。的确，这种无冲突的状态似乎证明在我们同戈贝提之间存在一种马基雅维利式（正如人们经常说的）的有机关系。我们不能反对戈贝提，因为，他发展和代表了一种运动，至少就其主要原则来说，它不应当受到反对。
不懂这一点，就是不懂知识分子问题及其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戈贝提为我们起着联系人的作用：1、联系在资本主义各技术领域中产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1919年至1920年采取左的立场，拥护无产阶级专政；2、联系许多南方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更复杂的联系，将北方无产阶级引入南方问题（吉多·道尔索是这些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从而提出了内涵与传统领域不同的南方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自由主义革命》运动呢？也许由于它不是由彻底接受我们的纲领和思想的纯粹共产党人组成的？对他们不能这样要求，因为如果这样做，在政治上和历史上就是荒谬的。
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本性和所起的历史作用，发展很慢，比其他任何社会集团慢得多。他们代表民族的整个文化传统，力求重新综述整个民族历史的一切成就。特别是对出身于农民阶层的老式知识分子更可以这样说。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可能全体同整个过去决裂而使自己完全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意识范畴，那是荒谬的。这对大批知识分子来讲是荒谬的，也许对很多知识分子个人来讲也是荒谬的，尽管他们在作出或者想要作出一切令人敬佩的努力。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大批知识分子，而不是个别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某些知识分子个别地接受它的纲领和思想，同无产阶级融为一体，自觉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非常重要，很有益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组织方面现在很软弱。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在大批知识分子中发生分裂，发生一种具有历史特征的组织上的分裂，同样是很重要和很有益的。因为要建立一个左倾的群众机构，照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来说，就是建立一个倾向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机构。
无产阶级同农民群众的联盟需要这个机构。无产阶级同南方农民群众的联盟更需要这个机构。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不断地使大批贫农群众加入这种独立的自治机构，就能消灭南方的农业集团。但是，它在完成这个必要任务时取得成就的大小，还要取决于它摧毁这个善于灵活而又顽强抵抗的知识分子集团的能力，即取决于它摧毁这个农业集团武器库的能力。无产阶级的这项任务在皮埃罗·戈贝提的帮助下已经接近完成。同时，我们认为，死者的朋友即使没有他的领导，也将继续他所从事的工作。这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但很值得南方和北方的知识分子（出人意外，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多）作出各种牺牲（甚至像戈贝提那样牺牲生命），因为，他们已经懂得，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全国需要的和代表将来的两种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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