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学传薪︱郭永秉谈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

盛韵

2019-02-10 10:17 来源：澎湃新闻

所谓“绝学”，指的是既面临失传危险、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又事关文化积淀、民族记忆与历史传承的学问。如果这些濒临断绝的学问真的失传，将使我们丢失大量古代中国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进而失去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能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不管是与国际接轨的深入程度，还是传承绝学的资源、能力，中国学界都有了长足进步。《上海书评》推出“绝学传薪”访谈系列，请四位在不同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学者，呈现他们的学术理解和学术成果。相信通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些或将成为“绝学”的学问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

郭永秉生于1980年，学生时代就爱“坐冷板凳”“钻故纸堆”，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古文字、古音韵、古史课，他学得津津有味。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来复旦，对郭永秉来说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还要称心如意，从此以后他就在“冷门绝学”的坑里越钻越深。对郭永秉来说，做学问最叫人欢喜的，就是那份与师友切磋的“穷开心”。

在甲骨文发现以前，传统的金石学是怎样的？古文字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要对传统的金石学进行哪些改造？哪些传统的观念遭到了摒弃？

郭永秉：因为我们很熟悉了，所以请允许我先说一句题外话。我想先说明的是，我做这个“绝学传薪”的访谈人之一是很不够格的，我在这个领域做的工作很微小，很多人也知道我在古文字学方面不是科班出身，并不具有代表性，说实话我的问学路数也与很多古文字学者不大一样。所以我确实没有资格代表古文字学这一个行当来发言，这决不是我谦虚。承蒙《上海书评》的美意，这里也只能是谈一些个人的体会而已，表述不妥的地方还是要请专家指正。

你的这第一个问题就不好回答。我感觉金石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传统、同一的面貌我也不敢说，应该有它的一个发展流变过程。虽然历史上对前代的金石文字（特别是金文）的研究在西汉甚至更早就有萌芽，但作为一个成规模有体系的“学”而言，大家都公认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需要有成批量的材料、成批量的学者和成批量的著录研究著作的出现，宋代之前没有这样的规模。内藤湖南说，宋代史料研究最发达的是金石之学。很多人都把金石学看成是宋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但如从金石学本位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可能还有更广一些的价值。朱剑心的《金石学》概括金石学有“考订（证经、订史、补佚、考字）”“文章（渊源、体制、工拙）”“艺术（书、画、雕刻）”三个方面的价值，可能对此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侧重，但大致我觉得传统金石学的意义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宋代金石研究也有许多穿凿附会的考证，但宋人在史学方面对金石文字作出严谨考证的例子太多了，譬如傅斯年先生就说过，读了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以魏受禅碑对《后汉书》《三国志》魏受禅记录的考订，就知道北宋人史学分析到了这个地步才能有《唐书》《通鉴》这类著作，王国维则特揭欧阳修、赵明诚、黄伯思、洪适的石刻考订成绩加以表彰。清人当然在这方面更加推而广之，更加严密精深。史学和史料分析的进步，与金石学的展开、发达是互相促进的。但我们也不能说金石学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从宋人开始的金石研究理念也有突破纯史学、文献研究框架的地方。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的金石学，跟实用的关联极为明显，吕大临的《考古图》是另一个典型，不但著录带文字的青铜器，也著录没有文字的器物，器物在图像、铭文摹刻本及释文、考证之外，还附记得器地点、藏家，以及高、深、径、容等器物校量信息。当然不敢说，吕氏编纂时就有了类似现代考古学的理念，也许这些信息在他看来更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当时实用的礼乐制度建设的，但客观上他是注意到了这些信息的重要性。好像除了器物重量信息之外，能想到的常规著录项，他基本上都想到了，他的理念是超前于同时代和很多后来的金石学家的。所以王国维说“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是很恰切的评价。

过去的古文字学，自然是包含在金石学范畴内的，比如与《考古图》相配还有《考古图释文》，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编，有点类似于现在有些古文字著录著作后附的文字编。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传入的背景下，古文字学逐渐地从当中脱离出来，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序》已经有所谓“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的说法，把器物本身的研究跟文字研究分开来了。从大的趋势来说，古文字学成为现代学科，自然跟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发达及语言学对传统古文字研究的改造有关，不过我认为还是要充分估计一些关键性人物的出现对古文字学的建立与转型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人，古文字学的成立或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比如孙诒让、王国维、唐兰这些学者，他们都是非常关键性的人物。从他们开始，一方面“穿凿纰谬”逐渐注意到应被避免，讲求研究的科学严密性和审慎性，另一方面，研究的视野开始放大，注重探索规律性、理论性的东西，这一点无论在古文字本身的考释方面还是利用古文字谈文史领域的其他问题方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跳脱传统金石学传统面貌方面，应该认识到他们这些人所作的巨大贡献。比如举王国维的例子的话，关于古文的性质、时代的认定，应该承认他是在清人吴大澂等研究基础上做的进一步研究，但他基于此而对东周时代东西方文字系统的划分和籀文、古文分属不同系统的看法，却是清代金石学家看不出来或者说不清楚的，这深刻地影响到后来对战国文字区系划分和文化、历史的认知模式。这个“东西土之别”的模式倒不是说它无懈可击、一定符合当时实际，但确实是一个框架性的解释和构建，对后来很多其他领域的认识和研究都是有影响的，就好比古代历史研究中的很多著名命题一样的，你可以赞同或质疑它，但是绕不开它。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傅斯年讲的“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东西”本身的重要性。历史上金元统治者占领了多出铜器的中原、关中地区之后，金石学就开始走向衰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学者没了研究的资料，必然走向衰竭，当然这种衰落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这里不多说。我记得仇鹿鸣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谈中古石刻研究如何超越传统金石学，他提到为什么石刻资料没有被王国维等人列入所谓的“四大发现”，他认为主要是石刻不像甲骨、汉简这些材料那么重要、填补空白，用中古石刻文字做出的成果也没有甲骨、汉简研究那么突出而令人瞩目。古文字学能跳出传统金石研究的范式，拜材料所赐的因素应该讲确实是比较大的，清后期以来逐渐受到重视或者新出土的战国玺印陶文、商代甲骨、西陲汉简，一波波地推动了古文字学的革命性升级。而与这些领域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恐怕还得数罗振玉、王国维，而以王氏贡献尤巨。重要的人和重要的物的际遇，加上学术理念的变革，使得古文字学在晚清以来面貌一新。

古文字学在二十世纪以来，有很大的发展和转型，名家辈出，这个不用我多讲。我这里想特别提到的是，朱德熙先生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把古文字考释研究的逻辑性、科学性提升了一个境界，他的文章从不随随便便兴致所至，也不东拉西扯上天入地、洋洋洒洒离题万里，完全扬弃了文人气和书袋感，他强调要考释关键性的文字，所以从这一点上我总感到他好像是彻底把古文字学跟传统金石学脱钩的一个人。有一个细节，以前金石古文字学家，多喜舞文弄墨、吟诗刻字，搜集拓片、施以题跋，但自朱先生、李学勤先生、裘锡圭先生以下，这种风气除了岭南之外的古文字学者似乎就慢慢淡漠了（大概个别例外也有，如何琳仪先生），古文字学人收藏金石文物的风气也渐渐稀少、至少不上台面了；甚至你可以注意，像唐兰先生、张政烺先生这种古书底子那么好的人，他们后来连文言写作也都主动放弃了，朱先生更是从四十年代进入学界便以典范精确的白话写作，绝不沾染文言旧习，李先生、裘先生他们有没有文言写作的经验我都不知道。这当然有近代尤其是建国以来文人传统逐渐断裂的大背景，但是就古文字这个行业本身来讲，我个人觉得跟杰出学者引领的导向可能是有关系的，比如于省吾先生晚年曾像小学生那样专门去学习白话写作，因为他本来确实不写白话文。学术语言的变革对现代古文字研究的重塑，好像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不排除当中可能促发了学术研究思维和范式的内在变化。而且你很难简单断定这种变化是好还是不好，但是这是一个客观的趋向，一种剧烈的变革大概必然对旧传统带来全面涤荡，但也许以后有些有价值的东西还会渐渐回来，这都不好说。我最近注意到，陈尚君先生从他的角度概括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面貌有：四部之学、繁体字的运用、文言文的写作、中国传统学说的种种表达手段和方法、学说的气象和通融以及传统学说所应该具有的当代科学精神等。所以新旧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界限及优劣，有的时候真不是那么容易说清的，都还可以在学术发展过程当中调整的。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受朱先生的影响最大，并且在战国文字及战国文字之外的领域作出很重要的发展和推进。朱先生、裘先生他们是语言学家，说他们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改造了古文字考释、型范了现代古文字学研究，大概是不为过的。李学勤先生则曾从他甲骨文分期、青铜器研究的得失，反复强调重视考古学的方法和成果是不同于以往金石学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切身的经验之谈。吸收相关学术方法来促进古文字研究进步的这些事实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人们常说建国后地不爱宝，郭店、马王堆、银雀山等地出土大量简帛文献，还有上博简、清华简等文物市场出现的文献，它们对既知的古代书写系统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冲击？

郭永秉：从书写系统来讲的话，是提供了很多新知的。比如说，我们真正看到了秦简，也就是秦人的毛笔文字，上次裘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里面提到了他跟张政烺先生在睡虎地秦简出土后，打赌到底是秦简还是汉简的趣事，说的就是这段历史。今天当然有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秦简，不稀奇了，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是令人兴奋的一个大发现，而且它印证了文字学家对早期隶书的一些判断。

第二是大量的战国时代楚地简册文字出现，彻底更新了对战国文字面貌的认识。早期的战国文字研究，对象无非是青铜器铭文、玺印货币陶器文字之类的特殊载体的文字，虽然研究成果很多，有的也很重要，但是跟楚简大量出土发表以后的战国文字研究，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新材料出现对于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推动。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等先生对望山楚简、曾侯乙墓竹简和铜器铭文等材料的考释工作，是在郭店简等书籍类简册问世之前完成的，这些高水平、严谨准确的工作为后来简册书籍的考释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基本的知识结构（九十年代包山简的考释研究当然也可包含在里面）。而且这些实用性的文字资料通常与传世文献不太能对读，所以能做到这样高的水平，今天回过去看仍然值得叹服。因此，在九十年代末，郭店简材料经由裘锡圭先生审定公布，战国书籍的阅读和研究进入了学术视域，好像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虽然后来学者对郭店简的整理工作也有不少商补，但这个工作可以说自晋代汲冢竹书整理之后，也是“千七百年来未有”的，这次大规模整理战国书籍的起点确实是相当之高的。楚地简册出土地域广泛，时代涵盖也比较宽，能让我们看到战国楚地文字书写系统的比较成体系的面貌，所以今天的战国文字研究者，如果不掌握战国简，可以说是不能想象的一件事情。

第三像汉初、汉武帝前后、东汉的简册文字，也是在1970年代以来逐渐丰富认识的，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的形成发展，结合其他的文字资料，我们现在能谈得更加清楚了。汉字形成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书体与结构不同步发展的现象，似乎是值得留意的，现在看起来汉字往往是书体外观容易变而字形结构比较顽固，比如八分的笔法、体势，从一些出土资料看，在西汉前期可能就已比较成熟，可是结构上还是得到昭帝宣帝以后才完成从古隶甚至小篆的蜕变。我们对字体的划分判断，到底是用前者还是以后者作为主要标准，有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选择。汉代文字资料与中古以下的写本文字关系至为密切，我看中古段的一些学者谈中古文字的论著，往往好讲某某是俗字俗写，但其实如熟悉汉代文字，就会知道这不是什么俗字，就是本来写法的延续，有些字形也不需要那么繁琐的论证，揭源头即明。我很期望写本学研究不要人为地将简帛研究排斥在外、自设学科壁垒，无论从外在形制格式还是从内容文字而言，它们从学理上本来就应该合在一起的。

整理研究简帛材料中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分享吗？

郭永秉：也许没有太多可以跟一般读者引起共鸣的有意思的故事分享，我们做的就是“穷开心”的事情。以前读裘先生回忆朱德熙先生的文章和自述文章，都提到他跟朱先生合写文章中的一些细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合著文章考释战国文字的“官”，裘先生说是他们当时各自注意到了一些对方没有注意到的情况，是可以互相发明印证的例子，所以最后合起来成文。人的阅读、认识总有盲区，独学无友就很难避免个人的局限性，所以学术上有诤友、畏友非常重要。这几年跟我的同事讨论学术问题、合写文章，好像就有类似的体会。尤其是前年邬可晶跟我合写考释战国玺印及楚简“原”字的那篇文章，从问题的发现到解决，就是两人各自注意到一些现象和文字形体，在微信讨论中直接撞出来的。我记得当时他提示给我三晋印中一个关键字形证据，说楚简里面的那些字是不是直接可以联系起来，我立刻就感到一个悬疑的问题解决了，所有资料都读通了，当时实在是兴奋，类似的经验其实还有不少。这种学术切磋讨论到发明过程中的乐趣，外人可能很难体会。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些决不起眼但还算认真的微小工作，除了裘先生当年对朱先生讲的“穷开心”之外，确实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郭永秉：如果要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感到在整理研究出土文献方面，裘锡圭先生在古典学重建中提出的传世和出土文献之间趋同、立异尺度的把握，还是需要再三体会。我们往往会被简单的相似误导，也往往会被表面性的差异误导，怎样努力把阅读初始那种直觉的兴奋、瞬间的联想沉淀下来，理性分析思考、多方设想可能性之后，再做合理结论，这可能是避免古文字和古典学研究单线思维、一元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这个访谈系列是叫“绝学传薪”，不过事实上现在从事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的人数，如果加上研究生在内的话，已经相当不少，尤其是比起满文、中亚死语言那些研究而言。若仔细分析一下的话，我们的认识水平、研究水准与研究人数相比，好像并不是正相关的，如果允许我直言不讳，我想大概要思考如何努力避免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过快进入泡沫化、内卷化，真正提高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核心研究能力与水平，这可能才是这门学问真正避免“学绝”的关键，比起是不是要引入一些时髦的技术、新名词而言，这一点可能重要而切实得多。

以前听我一个做骨科的医生朋友说，医学院校大量地培养了对于外科理论了如指掌的学生，但这些人去医院实习，一旦送来一个开放性损伤的病人需要做最简单的清创缝合，这些学生往往都会笨手笨脚甚至束手无策。听起来有点不可想象，但我当时就非常有同感，我们现在培养的古文字学或古典文献学的博士，做了一本本厚厚的十几甚至几十万字的论文，但“说得一口好菜”是没用的，真正能实际做文本释读整理工作的人，会占多少比例？如果在基本的释读整理材料的能力和基本戒律上不注意对学生的培养训练，一定会制约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学术研究整体水准的提升。古文字研究的基础工作是认字，但认字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读懂文本、利用资料。这几十年来，随着资料电子化程度、检索能力的提升，随着认出的字越来越多，从业人员阅读出土文本乃至传世古籍的整体能力，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我觉得是可以反思的一个问题。阅读整理文本，最终是要靠人而不是机器来完成的，因为文本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机器看的，我们面临的主要不是科技手段的问题，而是如何去与古人真切对话的问题，恐怕不能因为趋赶时髦而忽视了对综合语文能力本身的培育。我感到近年这方面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了，这跟我们培养学生、做研究、设立项目的导向是有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我们确实被材料、项目牵着鼻子走，技术化套路化的倾向太过于严重。

还有就是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及成果，似乎还没有很认真地与其他学科对接共享，导致比如史学、哲学等领域研究者没有办法充分利用或者索性不用，这可能也是需要改变的现状。另外，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中的态度问题，也需要提及。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不可避免与生俱来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比如刚刚提到的过于以出土资料为本位，某种程度上传统的根底比较差，易走极端、偏离事实真相，眼界狭窄等等，这是需要反思、批评的。但是矫枉过正也容易偏失，比如特意摆出“预流”对立面的姿态，而非出于追求事实的态度来质疑、批驳和研究，这就往往导致失去对话的基础，这也是可悲的。

跟古文字研究的硕果累累相比，上古音的研究好像进展十分有限，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郭永秉：这可能是一种普遍的误解，上古音的研究在近几十年来的进展是很大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重要的研究成果迭出，无论在声母还是韵母方面，现在的很多认识早已与王力先生为代表的音韵学家的古音系统有了很大不同，这已经是古文字研究者不应不认真面对的事实。这方面的情况不能缕述，而且我也不是专业从事者，没有资格多谈。我推荐感兴趣的人读一下最近张富海先生在《岭南学报》复刊第十期上发表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题目是“谐声假借的原则及复杂性”，此文对声母韵母音近相谐的原则有明确的概括，也对不合原则的例外有解释，指出应当彻底摒弃双声假借、“一声之转”这类缺乏科学性的说法。复旦中文系的硕士生施瑞峰有一篇文章，好像也刚刚在《出土文献》上正式发表，他对古文字释读中错误使用非同时性谐声假借资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提到的这些原则和前提，我认为都是比较重要的。

我感到目前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对音韵学的新进展了解接受还很不够，甚至有不少人对之尚有若明若暗的拒斥心态，这种态度导致的流弊，就是讲谐声假借失去基本的尺度——也许是形声的错误分析认定，也许是一转再转、无所不通（比如某韵部的一个字可以被同时通转成另外三个不同韵部的字之类），也许是分析过于保守、失去合理解释的可能性。古文字学研究中的这种傲慢、封闭心态一定是会起到阻碍作用的。古文字研究的科学客观性，应该敢于用古音研究的结论去检证，而不是消极回避，甚至视若无睹。

西方汉学界研究早期中国的学者对出土文献性质的看法以及释读方法往往与中国学者大相径庭，你怎么看待这些差异？

郭永秉：西方学者可能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一些比较切近或者认同中国学者的看法及方法的，但确实相当大一部分西方汉学家与中国学界在出土文献研究领域有比较大的分歧。歧见完全是正常的，没有不同才是不正常的，尤其是学术传统那么不同的中国和西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在批评之前须认真了解对方的研究思路，知道对方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出于站队式的捍卫心理。

举个例子，柯马丁先生从《诗经》异文的角度推测文本存在以记忆和口传形式传播的可能性，虽然我认为从他所举的异文的现象不足以说明口传的必然存在，但从《诗经》的诗歌形态本身来说，不能不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安大简《诗经》虽然还没有完全发表，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文章和相关信息来看，《诗经》文本在战国到汉代间确实发生相当严重的、特异的歧变，有些看起来好像并非转抄复制中产生的问题，将对《诗经》文本的授受、传写过程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引发我们反思《诗经》授受中口传的重要性如何估计。但是，我想说的是柯马丁先生所设想的记忆和口传形式传播的可能性，能否推广到早期中国所有的文献的传播模式当中，恐怕就值得怀疑了，比如《书》《礼》及史类文献，恐怕与《诗》的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异文绝不是口传的一个灵丹妙药式的解释突破口。这些年古文字字词关系的研究非常深入，音同音近包括声旁相同的异文，很多只是当时个人用字习惯不同的偶然现象，比如金文同一篇中往往就有用字不同的现象，简帛中类似情况就更多了，在文本复制转抄过程当中产生与底本不同的用字是完全正常且有规律可寻的，决不能一概解释为是因为听写中发生的歧异。我们得承认抄手是有一定文化的（虽然可能有高低之别），在复制文本的过程中，应该允许因为默念誊抄而改变文字书写的情况出现，如作为读者身份所作的抄写，这种改变那就更容易发生。此外，上博简、清华简中的一些儒家文献、历史文献的文本，忠实、认真地进行复制的现象，确实是可以得到证明的，这个已有多位学者谈过。现在看到的很多战国文本，存在着保留底本地域和时代特色、与通常文字书写有别的重要现象，这更加说明中国古代典籍抄写复制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而不是通过口传能够解释的。所以很多问题可能需要具体分析，用统一的模式、尤其是使用具有西方认识背景的理论去解释中国的问题，大概会显示出很多明显的弊端。

很多西方汉学家强调早期文献的跨文明比较研究，你对西方的早期写本研究有没有涉猎？其中有无可以借鉴之处？

郭永秉：很惭愧，这方面我了解不多，所知连皮毛都谈不上。但有余力的情况下，也读一些相关的译介论著，比如我们学校古籍所苏杰先生在中西古典学特别是校勘学的沟通方面做了巨大贡献，翻译了大量的论著，他自己也有相关著述，我没有全都读过，但是就我读过的部分而言受益很多。比如他翻译的《抄工与学者》是一本很好的书，我觉得值得我们研究中国古典学的人看一看。我阅读的总体印象是感到，西方古典学（包括后来的《圣经》研究）有非常强大的文本批判鉴别传统，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的古典学做这方面的工作，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其实可能远超过我们。西方人对文本内容的真实性审核，研究其中的附益、伪窜，对文本的校勘，是一种出于理性传统的前赴后继的工作，发展出了一套理论，总结了很多规律，是很值得中国古典学去借鉴的。我们应该放弃因中国语言文字不曾断裂而产生的盲目自大心态，其实西方的古典教养和语言本身也没有完全断裂，这种优越感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还在于做出多少实在的成果能够与整个学界对话。

与西方写本鉴别传统相比较，中国古典研究似乎在某些方面相对较弱。唐宋以前的古典学家对古典内容真伪的问题似乎主流是以“信”为主，司马迁做《史记》时，对传说时代的不经材料虽还略有审辨，但实际上还很不充分，一直到像欧阳修那样，直陈稷、契为帝喾高辛氏之子的说法在世系上完全错谬不可信的批判精神，可以说是我们古代传统中的空谷足音；对文献的性质、时代的判定，也往往体现出崇古、附会倾向，似乎讲得越早越好，比较缺乏一种与文本歧变的自然潮流逆势对抗的批判精神；校勘家的工作也是以经学家对经学文本的整理为主，罕见西方的独立古典学者进行独立的思考和校勘，校勘整理记录的科学系统性也有待重估。同样是经，甚至是宗教经典，读过巴特·埃尔曼的《错引耶稣》这本书就会知道，哪怕是《新约》这样神圣的经典，哪怕作为教徒的学者也是可以提出认真质疑的。这本书往往会让人联想到中国古典学、中国写本的情况，是很有启发性的一部书。比如从文本错讹方面来说，我印象很深的是，《新约》希腊文本抄写过程中缩写符号的误读，因同一个单位的字结尾的跳读造成的错误，注记混入正文等，都与简牍帛书及传世古书里发生的那些错讹十分近似。有些规律和讨论可能也是有普遍意义和借鉴价值的，比如越能解释其他异文为何存在的就越可能是原文的原则，对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抄写传统的差异以及识字率的估计，关于经文抄写受到口传事迹的影响的讨论等，这些东西如果能有同时深入掌握东西方古代写本的学者细加整理比较、总结归纳，阐发基于语言文字本身特性而引致的异同，一定是写本学上很有意义的成果。

埃尔曼此书，也曾引发我的一些思考，譬如说，文本更动的“意图”是不是真的可以推测并坐实的？文本的无意更动和有意修改之间如果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我们究竟如何去评价与单纯技术性错误有区别的误读，以及抄工、阅读者对文本产生的影响？比如像《错引耶稣》所举的，KURIW（主）的缩写形式KW（有上划线）被抄写者认为是KAIRW（时间）的缩写，由“服事主”变成了“服事时间”，这显然是有阅读能力的抄写者在工作中具有创造性的变化。在文本流传确立的过程中，是这种并非出自学者的、却又实实在在的渐变比较重要，还是从信仰及宗派观点等立场出发的人为突变来得更重要呢？抄写者的疏忽之讹，是否一定更容易将文本改得简单易解而不是相反？……再结合我们自己的古典学文本，很多问题似乎就更值得思考了。我记得我们古籍所陈正宏先生曾经在一位法国的写本学者的讲座总结中提到，中国学者不应该以“中国古典文献学”名目自限，文献学不分中外，应该要对世界上所有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大致意思如此，可能不是很精确），我非常赞同他的见解。但惭愧的是我没有努力去学习补充自己的知识，今天也谈不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来，十分抱歉耽误你和读者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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