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书单︱国内外博士硕士眼中的一堆好书

庞博 张琦 刘亚光 王雨舟 Andrew Liu 盛差偲 张烨凯

2019-02-20 10:1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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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常读常新的经典，也有重要的前沿研究。国内外知名高校的硕士生、博士生在2018年都读了哪些好书？他们是如何评价这些书的？

庞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増淵龍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秦漢帝国成立過程の社会史的研究》，弘文堂，1960年；中译本《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战后日本秦汉史学界的研究脉络主要有三：“秦汉帝国形成史论”、“古代帝国崩坏论”和出土文献研究。其中，第一个研究脉络又渊源自三部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増淵龍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と構造》和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然而这三部著作的命运各不相同，西嶋的著作在20世纪末便翻译为中文，以《二十等爵制》的名称为中国学界所周知，被中日学界奉为经典之作；増淵的著作虽在日本学界享有盛誉，但直到2017年，才有中译本问世；木村著作的影响力似乎最为有限，即使在本土，也不太为人所关注。

増淵此书由他相继发表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专题论文组成，主体是50年代的诸论文，后增补了60年代的几篇。全书分别探讨了战国至秦汉“任侠”习俗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秩序；官僚制所形成的国家组织及政治秩序；公田、郡县等专制君主权力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通观全书，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感受：其一，虽是对旧有论文的整理与改写，但逻辑性、体系性极强。这得益于増淵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即氏族制社会崩溃过程中新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形成之原因，及其相互关联。在这一问题意识下，新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便共享了同一个历史背景和人际关系“母体”，进而再讨论这一“母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其二，増淵特别关注所谓的“心”、“情感”、“人际结合关系”，他“重视赋予制度骨骼以血肉的固有社会条件”（籾山明语）的态度与坚持，也是这部著作独特的魅力所在。

张琦（清华大学历史系）

东晋次：《後汉时代の政治と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

在这个政治史还算流行的年代里，不断变化的材料解读方式与层出不穷的新兴理论一再刺激着读者的感官，研究者的目光也反复聚焦于那些富有争议的命题，制造出一个个学术热点。与此情况略显反差的是东汉时期的政治史研究，古代史研究者们谈起这一时代往往沿袭着许多年前豪族、士大夫抑或外戚、宦官、士人等集团论，甚至是“清流”、“浊流”两条不同线路的斗争论说法，面对材料限制，从历史书写的角度也往往只是文本层面的分析，对于深入那个时代的整体的政治社会变化情况，我们的解释极其贫乏。

作为战后日本秦汉史学界“古代帝国崩坏论”这一研究脉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代表著作，东晋次对汉代乡里社会的研究乃是承接增渊龙夫、西嶋定生等对“共同体”的讨论，并重新梳理东汉政坛的不断更迭而产生的不同性格豪族，由此出发，来理解所谓豪族以及清流士大夫的问题，回应了川胜义雄、宇都宫清吉、多田狷介等人对豪族问题的研究，将乡里社会的分裂与上层政治的线路斗争贯通起来，并且注意到儒家思想在东汉政治文化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对此时代的特征与要素作了较为全面的联系，而通过这样一种视角再去理解魏晋察举制度与党锢事件等问题，似乎不必另作概念与材料上的翻新。

刘亚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欲了解中古中国的历史面貌，佛教是绝对绕不开的一环。东汉以来传入的佛教，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形态，更是深入触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而欲了解该时期的佛教生长、发展与变化，译经、地理、谱系及学术是首要学习的知识，从这个角度说，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目前最佳的佛教史著作。

“材料丰富，考证精确”历来是对该书最概括的评价。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此书告诉我们的除了佛教的历史脉络外，更需要我们学习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方法，综合利用僧传、经序、佛教故事、碑刻等材料，条分缕析地进行考证工作。

王雨舟（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

吴展良：《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论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本书是台湾大学历史系吴展良教授关于中国现代学人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的一本重要著作。作者有力地指出，中国现代史研究长期以来的关切点在于中国如何面对西方强势、甚至是优势的文明。在具体研究中，外国学者固有轻视中国的心理，中国学者也带着批判传统、改造现状的心态治史，其所得若非“西学东传史”、“冲击—反应史”即为某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所支配。在此种情形之下，如何真正摆脱柯文所提出的“西方中心主义”窠臼，作者认为应当建构“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从“中国传统的学术性格”、“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两方面入手，分析被研究者的作意与作品内涵。

在本书中，作者选取严复、梁漱溟和傅斯年三人，深入析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基本动力以及面对西方时的基本态度。作者指出，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特质并非限于“追求富强”，而是具有一种深沈的、对现代化核心要素——理性主义的排斥。从实证的研究上来看，无论是引介西方、深入西方学术、文化的第一人——严复，还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梁漱溟，甚或进步派学人——傅斯年都以传统“求道”心态为根本，追寻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和原初生命力。本书不仅仅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极具深刻意义，更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整个中国现代史研究做出反思和创新。如何在全球史的视野中构筑以中国为主体的现代史研究典范，本书可为一借鉴。

Andrew Liu（多伦多大学历史系）

Kate Brown , 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凯特·布朗：《“钚托邦”：核心家庭、原子城市与美苏钚燃料生产的恶果》）

凯特·布朗的《钚托邦》出版后连续斩获学界大奖。难能可贵的是，此书在代表欧美史学冷战研究的最新理论成就的同时，文笔通俗易懂，吸引了不少普通读者。此书讲述的是冷战和同时期崛起的核能产业对20世纪中期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作者视角独到，研究了全世界最早生产钚燃料的两座工业城市，美国的里奇兰市和前苏联的奥泽斯克市。作者发现虽然一般认为美苏代表了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但两座城市惊人地相似。两座城市的报纸、企业和娱乐产业都以国有化形式运营。两地的高薪工人群体享有整齐的街道、漂亮的学校和琳琅满目的商店。

在冷战国家安全的焦虑下，工业城市富丽的消费生活下隐藏的是工厂对军事生产不择手段的追求，对工人和居民生命安全的漠视，和对媒体监督与公共空间的打压。两个城市多年生产带来的核污染远远大于切尔诺比利核事故的污染，同时给数以万计的工人和附近居民带来难以治疗的辐射疾病。更有趣的是，美苏两国的工人和市民都选择放弃民主权利和生命安全来交换富裕的消费生活。

基于两个城市的比较研究，此书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冷战双方是不是真如我们想象的是截然相反的社会？为何美苏都在自己的模范国有工厂背叛了自己宣称的意识形态理想？在国家安全、核能崛起和消费社会兴起的共同背景下，冷战到底如何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甚至生命？读者们在享受这本书犀利而不失风趣的文笔的同时，想必能在了解布朗的个人洞见后，也能对上世纪风云变幻的主义大战有自己的一番看法。

盛差偲（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的作者罗伯特·杰维斯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国际政治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本书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此外，他并有多本著作被翻译为中文。本书1976年在美国出版，2003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并于2015年再版。这本书在国际政治学界，主要是以其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并全面阐述了其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体系而著称。

有一句著名的形容国际政治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然而，在许多国际事务中，这句话缺乏阐释力，政治学界往常所认为的能够左右国际政治走向的诸多因素也未必能够涵盖一切。因此，这本书旨在揭示国际政治的参与者，一个个具体的人的观念，特别是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所产生的错误知觉对于国际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观念以及错误知觉的产生等。全书共有十二章，其中第六章题为“决策者怎样从历史中学习”，主要探讨近现代的国际关系史乃至于相关的决策者的个人经历、体悟等对于国际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尽管这仅是其中一章，但是却占了全书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广博的视野，特别是对于历史的娴熟运用同样是这本书的亮点。

无论古今中外，长期以来，历史都被认为对于指导现实、预测未来有着极大的功用。然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观念得到了有力地反驳：“不管历史对于作决断的教育意义，一开始就假定历史不能提供‘教训’是更安全的，职业历史学者将如同职业医生怀疑他的同事宣扬某种药物能保证即刻的疗效一样，怀疑有人认为历史可以提供‘教训’。过去是极其丰富的，是一个有着无穷无尽的历史事件的知识仓库，足以证明任何事及其反面。”（迈克尔·霍华德，1982）“尽管有许多人，尤其是一些政客，都试图从历史中学到一些教训，但是认真回顾起来，历史本身即显示，这些教训中很少有几个是千真万确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历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差劲的未来事件之预测者。”（理查·伊凡斯，1997）

这本书同样对于从过往历史中不当地汲取经验进而作出不当的决策有着充分的揭露，同时毫不讳言对一些历史上的以及当时所流行的观念的批判。但是，无论这本书中所述的历史上的观念与实践的对错，一方面，这本书至少说明了历史对于现实中的人可能产生的巨大作用——“亲身经历、成年早期的经历、影响个人及其国家的事件，这些都会对一个人后来的知觉倾向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且提示了我们考察历史中的人的行动时，也应当考虑到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以及个人的早期境遇。另一方面，这本书所批判的实质上是对于历史的简单联想与迁移——“决策者不是首先比较诸多历史事件，然后选定对理解目前形势最有帮助的那一个事件进行类比。他们有着知觉倾向，所以就把当前的情景视为与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相似的情景，而没有认真考虑其他可能的模式，也没有分析这样的知觉方式会产生什么结果。”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历史的现实功用，毕竟，无论是作者的这本书还是前面两段直言历史很难发挥实际作用的两份文献所得出的结论，本身都是建立在对于历史上许多错误实践、判断的旁征博引之上的。总而言之，无论是否承认历史可否发挥现实作用，这本书至少翔实地叙述了历史认识在历史中的影响，并提示了历史认识可能在指导实践中产生的误区，这无论是对于历史研究还是现实实践，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张烨凯（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

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乔纳森·I. 伊斯雷尔：《荷兰共和国兴亡史：1477—1806》）

《荷兰共和国兴亡史》是普林斯顿大学欧洲近代史荣休教授乔纳森·伊斯雷尔的作品，在学界享有盛誉，被荷兰黄金时代医学史家哈罗德·J. 库克（Harold J. Cook）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作者以尼德兰起义（Dutch Revolt）与荷兰黄金时代（Dutch Golden Age）为核心，意图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代背景中理解这两个历史现象的演变及其对近代早期低地国家的影响。这部著作主要侧重经济变迁、高层政治斗争、政治与宗教思想论战、外交博弈、军事行动，也兼及群众运动和文化科学艺术发展。伊斯雷尔不仅言简意赅地勾勒了这些因素在三个世纪中的发展历程，也深入浅出地解说了各个因素间、低地国家内外力量间的互动，是传统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融会贯通的大成之作。

对于中国的欧洲近代史学界，这部著作有几个重要论点值得留意：一、尼德兰起义及此后北方联省与南部各省间出现的经济、宗教、政治上的南北分野（为何低地国家此时产生南北裂变？）；二、联省共和国建立后共和派与奥伦治派关于分权集权与宗教意识形态的思想论战和实际政治斗争（我们要如何理解联省共和国迷雾重重的内政体制与斗争？）；三、联省共和国强劲的内生经济动力（它只是海上马车夫吗？）；四、荷兰省与其他各省的博弈与斗争（联省共和国何以俗称“荷兰”？）；五、地处战略要冲的联省共和国在16、17世纪大国争霸中有怎样强劲的战斗力（荷兰共和国真的是“在夹缝中生存”吗？）。这几个问题，是我们认识近代早期低地国家的基础问题。借由这些问题，我们也可更深入地理解近代早期欧陆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对于在海外受训、成长于新文化史和各种史学新浪潮的年轻学者和博士生而言，这部著作是认识老派政治史家治史手法和文学素养的优秀范本，十分有利于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

最后补充对伊斯雷尔的简介。对于国内关心跨国史的学者、读者，伊斯雷尔是极为值得介绍和关注的学者，与约翰·艾略特爵士（Sir John H. Elliott）和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一样成果丰硕，可谓一时瑜亮。他早年以研究尼德兰外贸出道，也深入钻研了近代早期低地国家与西班牙帝国复杂的关系。《荷兰共和国兴亡史》打开了他研究荷兰启蒙运动的窗口，最后形成的荷兰启蒙运动三部曲出版时也洛阳纸贵。他当前是以跨国视角研究思想史的代表学者之一。

Tessa Watt, 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 1550-164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泰莎·沃特：《1550至1640年英格兰的廉价印刷品与民间新教信仰》）

泰莎·沃特这部著作收入“剑桥近代早期不列颠史研究”书系，是英格兰近代书籍史方面的优秀作品。传统观点认为，新教尤其是英格兰清教强调《圣经》文本和清规戒律，对信众的识字率与个人纪律意识要求甚高，对底层民众不具亲和力。作者在罗伯特·斯克里布纳（Robert Scribner）和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为代表的新文化史、书籍史、图像史等浪潮影响下挑战了这一观点。她认为，宗教改革后的英格兰并不是完全排斥民谣、简易图像和折页口袋书等传统民间文化，而是在对它们有一定压制的背景下十分广泛地利用这些交流形式传播新教思想。这一过程中，传统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尤其是图像崇拜也有一些残余得到保留、传承和利用。作者的意旨由两条主线构成：在近代早期英格兰，印刷文字并非一夜之间取代口头与视觉传播，而宗教改革在草根阶层铺开时也不是彻底地切断传统根基；在这两个方面，新旧潮流此时仍处共存阶段，而非一夜间天翻地覆。对中西社会史、书籍史和宗教史感兴趣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值得一阅。

Tim Harris, Rebellion: Britain’s First Stuart Kings, 1567-1642，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蒂姆·哈里斯：《叛乱之由：詹姆斯与查理的三王国之治，1567—1642》）

《叛乱之由》是作者“斯图亚特王朝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由复辟王朝和光荣革命转向不列颠内战前政局发展的探索。本书继承了《复辟王朝：查理二世与英伦三国，1660-1685》（Restoration: Charles II and His Kingdoms, 1660-1685）和《光荣革命：斯图亚特王朝的危机与变革，1685-1720》（Revolution: The Great Crisis of the British Monarchy, 1685-1720）的研究思路，力图在“三王国视角”与较长时段的框架下理解近代早期不列颠王朝治理与政治危机起源的问题。

作者将政治思想、高层政策制定、联统王国地缘政治摩擦、外交博弈、君主个性以及政治文化与公共意见融汇一体，虽篇幅与时间跨度相对较短，分析重心也更偏向于政治文化与公众意见对政策的反馈，却颇有伊斯雷尔《荷兰共和国兴亡史》之风。作者指出，英格兰、爱尔兰与苏格兰的联合统治给中央政府带来了财政与内部意见与矛盾往往连锁反应的掣肘，而詹姆斯六世与一世（James VI and I）相比其子查理一世（Charles I）虽更具统治才能，但二者的政策确实具有延续性。因此，不列颠内战的起源并不能单纯从短期因素或君主个性中找到全部答案。作者认可修正派学者对宗教因素的强调，但也指出财政困顿、政治思想分歧与基层公共意见的重要性。他并不意在撰写一部劳伦斯·斯通《英国革命原因论》式的著作，而在尽可能全面地展示“斯图亚特王朝早期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的深刻根源”。在十分强调“论点明确”的英美学界，这种梳理多重问题而不盖棺定论的做法极有特色。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读者也能通过作者的抽丝剥茧与脚注一窥不列颠内战成因的高度复杂性与英美学界过去三十年在此问题的深厚积累。

蒂姆·哈里斯是布朗大学历史系门罗—古德温—威尔金森欧洲史讲席教授，是目前英美学界17世纪不列颠与爱尔兰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师从思想史家马克·戈尔迪（Mark Goldie），掌握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却也深受彼得·伯克（Peter Burke）、E. P. 汤普森与罗伯特·斯克里布纳等新文化史与社会史家的影响。早年以复辟王朝时期的群众运动、公共意见与意识形态论战出道后，他逐渐成为近代早期英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学者，其出版的若干方法论论文在学界广受赞誉，而著作又以深入浅出、行文流畅、平易近人闻名。目前他正在撰写一部分析不列颠内战与光荣革命性质、以贯通视角、专题分析的方式考察17世纪英伦三岛政治变迁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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