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哪种倾向更糟糕，是右倾（布哈林及其团伙）呢，还是左倾（托洛茨基及其团伙）？斯大林厉声说：“它们都更糟！”可悲的是，这句话恰恰标志了我们的困境：在我们面对政治的选择或必须站队的时候，哪怕不是那么糟糕的那一种，经常，我们不得不给出的回答也是，“它们都更糟！”当然，这不是说，可选的两极都一样。在具体的情景中，我们应该，比如说，有条件地支持法国的黄背心抗议，或与自由派达成战略协定以阻挡基要主义对我们的自由的威胁（比如说，在基要主义者想限制堕胎权或追求更加公然的种族主义的政治的时候）。但这么说的意思是，大媒体迫使我们做出的大部分选择都是虚假的选择——它们的功能正是模糊真正的选择。在这里，应当吸取的可悲的教育是：如果说冲突中的一方不好的话，那么，另一方不必然就是好的。
让我们以今天委内瑞拉的处境为例：选马杜罗还是瓜伊多？它们都更糟，尽管不是在同一个意义上说。马杜罗“更糟”，是因为他的统治使委内瑞拉陷入了彻底的经济失败，使多数人口生活在赤贫之中，这个失败，不能单纯归咎于内敌和外患的破坏。记住这点就足够了，马杜罗的政权对社会主义的理念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个主题的各种变种——“你想要社会主义吗？看看委内瑞拉吧……”不过，瓜伊多也同样“更糟”：在他真上台那天，无疑我们将见证的，是一场美国策划的，准备充分的政变，而不是什么民众自主的起义（而这，确切来说正是在马杜罗和瓜伊多这两个“都更糟”的二选一中缺失的，“更好”的第三项）。
我们也不应该回避把同样的逻辑，也应用于民粹主义者和作为西方民主国家之特征的建制自由派之间的斗争。就美国政治而言，这意味着，回答“谁更糟糕，川普还是克林顿（或现在的佩洛西）？”这个问题，而我们的回答也应该是：他们都更糟！川普当然“更糟”：他是“有钱人的社会主义”的代理人，他正在系统地破坏公民政治生活的规范，取消少数的权利，忽视我们的环境面临的威胁。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民主党的建制也“更糟”：我们不应该忘记，为川普的民粹主义敞开空间的，正是民主党建制内在的失败。因此，打败川普的第一步，是对民主党的建制进行激进的批判。为什么川普和其他民粹主义者能利用普通人的恐惧和悲伤？因为这些人感觉自己遭到了当权者的背叛。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除其他方面外，这意味着，尽管听起来很下流，但左翼不应该害怕从川普那里学习。川普是怎样操作的？许多清晰的分析指出，尽管（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没有违反明确的法律或规则，但他把这个事实，即，这些法律和规则依赖丰富的，不成文的常规与习俗的构造（这个构造告诉我们如何应用明确的法律和规则）这个事实利用到了极致，并且，他野蛮地无视了这些不成文的准则。这个操作的最近（并且直到现在，也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川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的批评者都被他应用这一措施的方式给震惊了，因为显然，紧急状态意在应对像战争威胁或自然灾害那样的巨大灾难，但川普却用它来建造边界，以在一个想象出来的威胁面前保护美国领土。不过，批判这个举措的，不只是民主党人。一些右翼也为这个事实而感到惊恐，那就是，川普的这个做法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未来的左翼-民主党总统也以，比如说，全球变暖为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那可怎么办？我的看法是，左翼的总统就应该做点像这样的事情，来让完全超常的措施合法化。全球变暖还真是一个（不只是国家的）紧急状态。不管你宣布还是不宣布，我们都处在紧急状态之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更加复杂的例子：是要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还是要肯定（“反-欧洲中心的”）特殊认同。在这个选择中，同样，两个选项都更糟。为什么呢？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关于犹太人在犹太会所集合，公开宣布他们的失败的笑话。首先，一位强大的拉比说：“上帝啊，宽恕我，我什么也不是，不值得你关注！”在他之后，一个富有的商人说：“上帝啊，宽恕我，我什么也不是，没有价值！”接着，一个贫穷的普通犹太人上前说：“上帝啊，宽恕我，我也什么也不是……”于是富商悄悄地对拉比说：“这个可悲的家伙，他以为他是谁啊，竟敢说他什么也不是？”
这个笑话中有一个深刻的洞见：“变得什么也不是”要求至高的，否定的努力，需要人把自己从对特定决定因素的网络的“浸入”中撕扯出来。这样的，萨特式的主体向空无、虚无的上升，不是真正拉康的（或黑格尔的）立场：拉康会解释，何以为做到这点，你不得不在特定的，起到“连虚无都不如（少于无）”的功能的要素中寻找支持——他把这个要素称作objet a，欲望的对象-原因。让我们来举一个政治的例子。政治正确对肯定白男的特殊认同（认为这是压迫他者的模型）的禁止，尽管把自己呈现为对白男的罪行的招供，却又给了白男一个核心的位置：这个对肯定自己的特殊认同的禁止，使他们变成了普世的-中性的媒介，变成了这样的场所：从这里，我们才可以触及关于他者受到的压迫的真理。这也就是为什么白人自由派如此乐于沉溺在自我鞭笞之中：他们的这个活动的真实目的，不是帮助他者，而在于他们的自我指控引发的那种Lustgewinn，即那种认为他们自己在道德上优越于他人的快感。对白人认同的自我否定的问题，不在于它走过头了，而在于它走的还不够远：虽然它阐明的内容看起来是激进的，但它的阐明的立场却依然是一个有特权的普世性的立场。所以，是，他们宣称自己“什么也不是”，但这个对一个（特殊的）某物的放弃，却是靠他们的道德优越感的剩余-快感(surplus-enjoyment)来维持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上面引用过的那个犹太笑话的场景又出现了：在比如说，一个黑人说“我什么也不是！”的时候，一个白佬偷偷对他的（白人）邻居说：“这家伙以为他是谁啊，竟敢说自己什么也不是？”但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轻易地，从想象过渡到现实。大约十年前，在纽约的一次以政治正确的左翼为主的圆桌讨论上，我还记得“批判思想家”中的几个大佬，一个接一个地进行自我鞭笞，把我们的邪恶怪到犹太-基督教传统头上，严厉地指责“欧洲中心主义”，等等。接着，出人意料地，一个黑人活动家加入了讨论，也对黑人穆斯林运动的一些局限做出了一些批判的评论。听到这个，白人“批判思想家”迅速交换了恼怒的目光，这里面的信息差不多就是“这个家伙以为他是谁啊，竟敢说自己什么也不是？”……
这则轶事清晰地表露了虚假的左翼-自由派“反种族主义者”的问题。秉持着他们支持认同政治的激情，他们也都支持黑人社群保持和强化自己的文化认同的努力。他们担心黑人社群会失去他们特定的认同，而被白人的范畴定义的全球宇宙给淹没——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是先天地处在从属地位上的。不过，白人自由派“反种族主义者”支持黑人认同的理由，则更隐晦：他们真正恐惧的，是黑人会丢掉他们的特殊认同，接受“什么也不是”，并表述他们自己的，不同于霸权的白人文化和政治强加的那种普世性的普世性。这个选项其实才是“更好”的选项，从这个选项来看，一开始的两个选项（自由派的普世主义，或边缘的特殊认同）都“更糟”。马尔科姆·X以一种范例的方式看到了这点：与寻找特殊的黑人的根与认同相反，他接受了X（族群根源的缺乏），把X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宣告一种不同于白人强加的那种普世性的普世性的机会。
下面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甚至更成问题的，“两个都更糟”的例子。几周前，一个视频片断在网上爆火。它展示了华盛顿林肯纪念堂附近一个充满张力的场景：一边，是土著人民的游行，一位年长的美国土著男子稳定地打着鼓，唱着一首敦促参与游行的人要在殖民主义的蹂躏（包括警察的残暴，穷人的医保问题和气候变化对保留地的恶劣影响）面前“保持坚强”。他身边是一群大多是白人的青少年男孩，他们中的一些人戴着“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帽子；其中一个一直带着假笑的男孩，离那位鼓手的脸，只有一步之遥。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人是谁了：那个美国土著是内森·菲利普斯，一个奥马哈老人，是土著权利运动的老兵；那个假笑的男孩是尼克·桑德曼，一所天主教高中的一名学生。
关于这个对抗的视频火得名副其实：它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困境提供了一个浓缩的索引。不出所料，自由派对这个视频的反应，主要集中在尼克傲慢的假笑上，他们在假笑中看到了另类右翼的种族主义的纯粹的表达，认为他不只是在嘲笑反对我们遭受的不义的抗议，也在嘲笑少数文化的本真的展示。我完全支持这种看法：对我来说，尼克的假笑代表了最糟糕的那种美国主义，所以在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个人是为尼克的脸部表情而感到恶心的，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忘不掉这个表情的那种无知野蛮的自满。（现在尼克正在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声称，他只是试图缓和紧张罢了：“我不是有意对抗议者做鬼脸的。我笑是因为我想让他知道，我不会愤怒……”这个反驳之荒谬让人喘不过气：如果他的假笑表达的是善意的话，那么，那是世界上最傲慢、最自以为是的善意了，类似于试图控制自己不听话的孩子的父亲的善意。）
不过——这是我身为哲学家的职业的变态——我觉得有必要对对立的一方进行批判的考察。就像媒体报道的那样，菲利普不只是美国土著抗议运动的老兵，也是一名越战老兵，这意味着，对他来说，保持自己本真的文化根源，对他参与现代最高效的军事机器（美国军队）这件事情来说构成了障碍。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假设，他对美国土著文化的持续“浸入”，尽管无疑是真诚的，却也甚至使他对战争的参与变得更加容易的。类似的，“本真的”传统文化使有效地参与最残忍的现代战争变得可能的例子还有很多。（根据一些信息来源，菲利普斯实际上从来没在越南服过役。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把自己呈现为越南老兵这个做法，使他对美军的军事行动的认同变得甚至更强了：参战不是他觉得后悔的事情，而近乎于一种信仰的宣告。）
每个熟悉日本近代禅宗的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日本进行野蛮军事扩张的那个时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多数佛教建制，是主动地支持战事的，他们甚至还为这些战事提供了理由。比如说，在嬉皮时代以禅宗的终极推广者的身份而著称的铃木大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写过一系列的这样的文本，在文本中，他试图证明，何以禅宗顿悟的经验，会使士兵变得更加高效。如果你意识到你并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而世界不过是一支短暂的现象之舞的时候，杀戮就变得容易得多了。用铃木大拙自己的话来说，在士兵用刀攻击敌人的时候，“杀人的实际上不是他，而是那把刀本身。他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欲望，但敌人出现了，使他成为了受害者。这情况就好像是，刀自动发挥了它正义的功能，那也是慈悲的功能。”
这么说的意思是，用残酷的（对某些人来说，无疑是“麻木不仁的”）方式来说，尽管我完全同情和支持菲利普斯，但我却无条件地想要肯定我这么想的权利：我认为，搞这样的“本真”仪式是愚蠢、低效、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不过，当然，我们也应该与像桑德曼那样的人斗争，但主要不是通过伴着仪式性的吟唱打鼓——我们对这样的表演的迟钝的节奏的“浸入”如果能起到什么效果的话，那也是使我们的批判的理性思考变得无效，而在今天，我们比以往更需要的，就是批判的理性思考。为与军事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必变成泛灵论者。
幸运的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选择，都是这种两个选项都更糟的选择。在过去一个月里，全世界的儿童都在抗议我们（大人）对生态危险的无知。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支持他们，并拒绝所有说儿童“不理解情景之复杂”等等的主张。最令人恶心的反动，就是比利时政客的那种反动了：与罢课相反，孩子们应该待在学校里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怎样像他们的长辈（正在教他们的那些人）那样毁灭拥有未来的机会吗？
是，儿童“看不到复杂性”，也即，何以我们的政客绝望地试图冲淡我们的困境之急迫的复杂性。他们看起来是唯一严肃（在这里的意思也是：逐字地认真）看待科学家们反复告诉我们的事实的人了。2019年1月，一个国际科学家团队提出一种“据说能够在确保食物生产的可持续性，以减少对地球的进一步破坏的同时，促进健康”的饮食方案。“这个‘地球健康饮食方案’的基础，是使对红肉和糖的消费减半，并增加水果、植物和坚果的摄入”。[1]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种对我们的整个食物生产和分配的激进的重新组织。那么，怎样做到这点呢？“报告指出五个确保人们能够改变自己的饮食，与此同时又不至于对地球造成伤害的策略：(1)激励人们吃得更健康，(2)改变全球生产促进作物的多样性，(3)以可持续的方式强化农业，(4)更加严格地管制对海洋和土地的治理，和(5)减少对食物的浪费。”好吧，但再一次地，怎样实现这点呢？难道这点——我们需要一个有协调这些措施的权力的，强大的全球代理——还不明确吗？这样的代理是不是指向我们一度称为“共产主义”的那个东西？对于其他对我们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的问题来说不也一样吗？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同样的全球代理来解决移民和难民爆炸性增长的问题，和数字对我们的生活的控制的问题？
尽管大人是清楚这些的，但他们还是要加上那个常见的“但是……”这个但是使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认识做出行动。儿童就知道这点。唯一真正“复杂的”东西，只是皇帝的新衣。儿童看到的只是，皇帝什么也没穿，他们会要求我们根据他们和我们都知道的情况，来做出行动。
注释：
[1]https://edition.cnn.com/2019/01/16/health/new-diet-to-save-lives-and-planet-health-study-int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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